让一种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读麦家的《风声》

让一种庄严的人生站立起来
谢有顺
很长一段时间来，我对中国当代小说一直存着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我对中国作家还怀着很高的期待，他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理应有新的创造激情；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中国小说仍然普遍沉迷于一己之私，一己之悲欢，而很难从一种小情绪、小格局里走出来，关注更大的母题。文学固然关乎个人，但是，当个人泛滥成千人一面的、公共话语中的个人，当欲望和身体成为新一代作家写作的主题词，小说很可能正在面临着新一轮的精神专制：从过去的被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所奴役，发展到现在的被身体和欲望所奴役——二者的内容虽不一样，但其思想路径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中国小说家需要有一次自我追问：除了写身体的悲欢，我还关注灵魂的衰退吗？除了写私人经验，我还注视“他人的痛苦”吗？除了写欲望的细节，我还承认存在着一种欲望的升华机制吗？也就是说，一个小说家，在一己之私之外，还需要看到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值得关注；除了闺房写作，还需在作品中建立起旷野和荒原意识。假如没有这种健全的精神视野，他写出的小说终归是残缺的。尤其是经过了这十几年的欲望实践之后，中国小说家应该看到，写作的精神气息其实正在发生微妙的流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肯定麦家这几年的小说写作。他的小说，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他那种写法，别的人写不出来——这也是他的写作日益风格化的重要标志。他的小说尽管都是依靠丰盛的想象所写的，但其作品内部却有着坚实的物质感、逻辑性，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王安忆称赞麦家的小说，“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而损失事物的生动性，因为逻辑自有其形象感，就看你如何认识和呈现，麦家就正向着目标一步一步走近——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这是一种准确的评价。从《解密》到《暗算》，再到这部被命名为“《暗算》第二部”的新长篇《风声》，麦家坚持书写一种别人难以想象的密室生活，坚持塑造一种强悍有力、同时具有理想光芒的人格。他在论证这种生活和人格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绵密的叙事耐心和叙事才华，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品质。
麦家小说中这种强大的逻辑性和事实感，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能够风靡大江南北的秘密所在。在一个以虚构和编造为主要生产动力的年代，他这种以实证精神为叙事基础的写作，为读者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牢固的边界。这令我想起李安拍摄完《色，戒》之后，对龙应台说，《色，戒》里的东西，“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一棵一棵种下去的，易先生办公室里那张桌子也是民国时代的桌子，桌上所有的文具，包括一只杯子，都费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的。今日的中国，谁还在用这种笨拙的手法在拍电影？它有意义吗？但龙应台评论到：“李安并非只是在忠实于张爱玲的原著，他是在设法忠实于一段灰飞烟灭的历史。”这样的“抢救历史”的行动，“使得他以‘人类学家’的求证精神和‘历史学家’的精准态度去‘落实’张爱玲的小说，把上世纪四零年代的民国史──包括它的精神面貌和物质生活，像拍纪录片一样写实地纪录下来。他非常自觉，这段民国史，在香港只是看不见的边缘，在大陆早已湮没沉埋，在台湾，逐渐被去除，被遗忘，被抛弃，如果他不做，这一段就可能永远地沉没。他在抢救一段他自己是其中一部分的式微的历史。”（龙应台：《我看〈色，戒〉》）确实，这样的努力是值得尊敬的。比起《色，戒》来，像《无极》、《太阳照常升起》这样的电影在叙事上就显得太过任意、武断、随心所欲了；而《色，戒》是有事实感的，李安拒绝天马行空，他自觉接受物质材料的限制，遵循历史和生活的情理——这正是《色，戒》能够获得成功的重要依据。其实比起电影叙事来，小说界更加忽视物质外壳的建构，特别是在讲述历史的小说中，在器物、世情和生活样貌的书写上漏洞百出，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材料的虚假，细节的浮泛，正在瓦解当代小说的真实感——多数的中国小说，在进入一种历史和家族叙事时，由于缺乏符合历史情境的可信任的材料，他们往往把真的写成了假的，所谓的虚构，也就成了一种语言的造假。虚假导致小说成了无关痛痒的纸上游戏而日益退出公众生活——今日的读者中间，到处都弥漫着一种不信任小说的精神风气。
在我看来，这是小说真正面临的悲剧，也是小说影响力日益沦丧的致命因素之一。一种以分享别人的人生经验为主要目的的阅读，一旦被作家苍白的虚构所颠覆，它所昭示的必将是小说的末日。麦家显然想改变这种状况。他试图通过小说实证能力的恢复，通过对真实人格的建立，来重新恢复读者对它的信任。因此，他不滥用虚构的权力，而是把自己的人物放在一个极度封闭的空间里，用坚固的细节、严密的逻辑、迷宫般的叙事来为一种人生敞开丰富的可能性。他写的是敌特工作，是捕风者（密码破译者）的神秘生活，这种生活，因为一般读者不熟悉，本来具有很大的编造空间，然而，麦家主动放弃一个小说家的虚构自由，而是迫使自己跟着人物和事件的情理逻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强大的自我生长能力，因此，真正推动麦家小说向前发展的，不是作者的写作意图，而是洋溢在人性和事件里的那种深刻的情理。
通过这种情理逻辑的严密论证，麦家所建构起来的小说宫殿才获得了坚不可摧的真实感。《风声》尤其如此。一个人在险恶、闭抑的环境里，要将生死攸关的情报传送出去，他（她）如何掩护自己？如何传送情报？如何转败为胜？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如何既坚强如铁又狡猾似蛇？《风声》借由潘教授的讲述、“我”的推理、顾小梦的抗辩、靳老等人的回忆，以及“老鬼”本人潜在的自我陈述，步步为营，小心求证，每一个事实的出现，都可能被另一个事实所推翻，每一种说法的诞生，都可能受到另一种说法的质疑——麦家正是在各种事实和说法的互相驳难中，使人物丰富的内心获得了强有力的塑造。
这也是我欣赏麦家小说的理由之一：他的小说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他笔下的人生是可以站立起来的；他的小说是在为一种有力量的人生、一种雄浑的精神存在作证。
就此而言，我甚至愿意将麦家的写作，看作是当代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如前面所说，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二十世纪以来，小说多写黑暗、绝望和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他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这条写作道路，再加上近年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很多人都觉察到了，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涣散。
《风声》的出现是一个信号。它似乎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尽管令人悲伤，但仍有获救的希望；一种贵重的人格、一种庄严的人生并非已经死灭，而是仍然活跃于广阔的世界之中，问题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使之站立起来。把凡俗的人生和雄浑的人生对接，把渺小的人物置身于理想的悲歌之中，疲软的小说也会由此获得一种重要的、肯定的力量。《风声》中“老鬼”的成功塑造，就为麦家进行一种肯定性的写作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一个叫米格的朋友看完电影《色，戒》后说：“身体从来都不是隐私，理想才是。对那些把理想埋在心底，用身体的湮灭去成全理想却不曾有过一句辩白的人，政客和看客不敢直视，无法理解，也不会去宣扬。国人，是常遗忘的。” 诚哉斯言。“老鬼”式的人生何尝又不是被国人遗忘的？这样的遗忘，映照出的其实是当下文学中触目惊心的精神残缺：没有希望，绝望是没有力量的；没有光，你写的黑暗可能是假的；没有理想，甚至连幻灭的表达也显得空洞而轻飘。因此，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
或许，《风声》和《色，戒》几乎在同一时间登陆中国并不是偶然的，它恰恰暗合了中国文艺的精神转型：在文艺中，在现实中，在一些滚烫的、坚定的身体战争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一种令人尊敬的痛苦、一种庄严高贵的人生；懂得辩识、体认这种人生的民族，才堪称是一个精神已经成人的民族。因此，我乐意把《风声》看作是一个新的、肯定性的文学起点；而写出了《风声》的麦家，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作家，他有权写作。
《风声》（《暗算》二部），麦家著，南海出版公司2007年10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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