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始末(图)

钟如九 (微博)（左）与钟如凤（右）

宜黄事件：政府角色和钟家姐妹的生活现场

在南昌一个偏僻的咖啡馆，我们和钟家姐妹交谈了几乎整整一天。钟家戴眼镜的孩子小九和她的三姐钟如凤，给我讲述了她们在大伯死后被强行带回宜黄那天的故事——手机被没收，披头散发地在宾馆里，等着领导来交涉。这时，突然来了一个县领导，告诉她们：梳洗一下，市领导马上要来和你们谈话。

梳洗一下？钟如凤说，对，好大的官威。

一边是一家身居边缘的普通百姓，一边是能够调动包括公安在内各方资源的强势政府。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呢？

主笔◎王恺 记者◎吴丽玮

从南昌到宜黄，公路越来越坏，这是个典型的国家级贫困县。不过，县城在最近4年一直在忙于城市升级：新城区，城市广场，房地产开发，刚刚建成的两部带电梯的楼房都成为骄傲，而新车站大楼正好也将是县城最高建筑——9层。钟家那幢陈旧的、却是全家人主要财产的3层楼房，按照县领导说法，使得工程“卡脖子”——激烈的冲突便由此而来。

宜黄拆迁事件中的角色们

在医院抢救几天后，大伯竟然就那么死了，钟家人万般无奈下，在自己家里设立了灵堂，门口是一副白纸黑字的对联，“晴天霹雳天上掉大祸，阴曹地府阎王也想哭”，横批是“天怒人怨”。

对联并非出自钟家人手笔，而是集市上一位卖字老人听说他家遭遇后，挥笔而就的。钟家小三正在地上跪拜，边上破旧的小录音机放着哀乐。小三随后带着我们缓慢地上楼，看那天事发的时候，他母亲和大伯，包括自己二姐所在的位置，床单和窗帘上还留着烟火的痕迹，想起了钟如九那天眼睛红了又红时说的话：“我二姐真伟大，她那天身上着火了之后为什么要跳楼？是因为怕烧到身边的我。”

这幢三层楼，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才流浪到此地的家庭的最大财产。有关来到宜黄的年份，家里人都说不出统一的数字，但这房子的落成时间，作为家里的重大节日，每个成员却都有统一的回忆。钟家父母亲、与父亲结拜成兄弟的大伯，带着几个孩子，从安徽流浪到了这里，全家人的谋生方式是烧砖瓦挣钱。四姐钟如翠还记得，那时候周围没有一幢房子，为什么选择这里？一是作为外乡人，故意选择了荒凉地段；二是周围无主荒山多，便于生计。

1999年，奋斗了近20年的钟家终于盖好了这栋三层房子。为了省钱，没有外请劳力，都是自己家人盖房。钟如翠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新家：“那时候我已经20多岁了，第一次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上到二楼，门窗都没有，家里钱用光了，家具什么也没有，因为空荡荡的，一说话就有很大回声。”当时小九还很小，也记得搬新家那天，兴奋得一夜没睡觉。

过了两年才办好土地证，钟家人记得，当时他们按要求办理的是比较贵的国土证而非便宜的集体土地证，但也就因为这个证件，使得钟家在日后的拆迁补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随后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村边缘家庭的奋斗史。钟家兄妹长大成人后纷纷外出打工，母亲带着在家的孩子在路边摆摊。全家人另一温暖的记忆是，2005年前后，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和母亲在南昌客运站附近开设了小餐馆，收入可观，好不容易有了积蓄。结果决策失误，改开了大餐厅。钟如九记得，房租每个月要8000元，母亲每天早上上街买菜，把大堆菜从一楼搬到楼上清洗，二姐一个人在厨房忙碌，有时候累得在锅台边就睡觉了。如九说，二姐不太说话的性格，也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大餐厅经营失败，全家人再次四散，家里7个孩子(因为贫穷，老二和老七生下来就送人)分散在几处，4个女孩子全在南昌打工，如翠做了健身教练；二姐在花店，三姐和九妹在服装店卖服装。虽然没受过很多教育，可几个女孩子在南昌工作，都谦和有礼。如翠解释：“可能还是因为我们是外乡人的缘故，生活得特别小心翼翼。”

在宜黄，他们不惹是生非，与外界也少往来，邻居说：“包括他们家的第三代，都显得特别乖，到哪里都不会乱动。”县城里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利益之争，也都在他们视野之外，如果不是宜黄县的飞速发展，自己家房子当年所在的乱坟岗变成了黄金地段，也许，这家人在县城，还是默默无闻地生存。除了4个女儿都没结婚的事情，成为县里一些无聊的闲谈之外。

与此截然相反，本次拆迁中暴得大名的县委书记邱建国是宜黄本地人，父亲曾任县委领导，他的名声，在宜黄县的一般干部中的确很好，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曾经担任过本地区的驻京办主任，比起一般的县委书记，他有办法去北京要到政策和资金，使他到任后的宜黄迅速转变。

2006年，邱建国时任宜黄县长，县城当时没有一幢电梯房，没有国道，甚至没有红绿灯。邱上台后，给县里找来了资金，更关键是给县城定下了发展的轨迹：搞好基础设施，尤其是一些广场、滨河地带的区域建设，县城的房地产才能有发展，土地才能卖出价钱。

这种策略在短时期内使宜黄房地产很迅速地成为支柱行业，这也是钟家所在的偏远地段能够在10年跃升黄金地段的原因。宜黄县房地局拆迁办的一位工作人员反复对我们强调：“钟家应该知足，因为他们家所在地段，不仅在10年前一钱不值，甚至在邱书记上任前都不值钱。”

而本次拆迁中带队的副县长李敏军和房管局局长李晓煌，也都是本县人，前者近年分管城建和房产，有丰富的拆迁经验，后者也不例外。邱建国给县城的干部提的口号是，一周要变成7天用，一天要变成24小时用，简言之就是没休息时间，即使是一般县城办事员都负有招商引资的责任。县委一位领导告诉我们，他甚至过年都在客商家过，作为客商中的大头的房地产商尤其不敢得罪。

说整个宜黄县变成了拆迁大县很夸张，事实上，钟家只是本轮城建被强拆的第二个家庭。不过，宜黄县还是在拆迁中形成了自己的队伍，成立了专门的投资公司负责重大项目建设，而房管局也有专门的7个人组成的拆迁办公室，负责处理拆迁争端。

不过无论是钟家还是别的等待被拆迁的家庭，对拆迁办的人，还有投资公司的人和职权范围都很模糊，在他们看来，他们都是“政府的人”，专门负责拆自己房子的。而拆迁办公室那位工作人员反复向我强调：“我们只是负责解决争端，包括上门解释和调解，当然，最后裁决强迁的也是我们。”

一边是县委书记带领的强大的建设队伍，拆迁工作是其中重要的部分；一边是外来户钟家，他们还不太知道自己家的位置会被选成新车站所在地，避免不了拆迁的命运，对立的局面已经形成，一切在等待和酝酿中。

钟家的恐惧：拆迁中的“软暴力”

县城今年第一家被强制拆迁的邹国宏家现在只剩一堆横七竖八的废墟，堆在河边的原址，他家正是从老县城向新城区过渡的地段，同样是地块狭窄的县城黄金地段。

县里准备建设的戏台“二黄台”，这里的宜黄戏声腔古老，是县里决定发展的文化牌，建设方同样是县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可是邹家房子就堵在河边的路口，按照拆迁办公室的裁决，必拆，否则连建筑材料都运不进去。

在拆钟家前一个月，8月10日，邹国宏家被强制拆迁。那天也是县城的大事，因为事先已经张扬出去，邹家的邻居告诉我们，当天足有上百名围观者。邹家的儿子、媳妇上了二层楼，把房门锁上，儿子拿出了打火机和汽油站在窗口，而家里的妇女们则朝楼下来强拆的人身上泼开水，不知道是开水用完了还是怎么的，僵持局面在围观者们正有点厌倦的时候被打破，本来是预防起火的消防队很迅猛地用云梯爬上了二楼，消防队员一手就把邹家儿子手里的打火机弄飞了，一袋汽油也掉在楼下。

于是邹家的几个人迅速被控制起来，东西转眼被185人组成的庞大队伍搬空，拆迁的推土机转眼而至，整个房子在4分21秒内成为瓦砾堆。邻居的手机上清晰地录下了全部过程，他家的房子紧挨邹家，之所以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害怕邹家拆完轮到他家。他告诉我们，县城里的强制拆迁名单上，他排在第三号。

围观的几百人中，有钟家的老三如奎，如奎告诉我们，他看了非常害怕，浑身发抖。他知道，自己家在面临和邹家一样局面的时候，肯定也是如此结果。不过，他特地回家告诉母亲，千万不能自焚，生命重要。母亲阴沉着脸说，他们太欺负人了，要是这么欺负钟家，她只能一死。

邹家和邻近数家为什么被强制拆迁？很简单，就是和县投资发展公司怎么也谈不拢价格。投资公司说此地将建设防洪堤等基础设施。可是被拆迁者并不相信，他们觉得，此地将作为沿河地块卖给开发商，政府将赚大钱。可是将赚大钱的政府，现在却只肯按照2007年住宅费用的标准来补偿他们，理由是拆迁决定是2007年定下的，现在的房价因素不考虑在内。

不过这只是明面上我们看到的，拆迁办公室的人向我们解释，事实上，邹家拿到的补偿数目不算低，因为在明的补偿条款之外，县政府还有暗补偿，尤其是针对钉子户的暗箱操作，可是不能拿出来说，因为还有前面拆迁的人家盯在那里。和邹家的纠纷，算来算去只有几万元的差距，可就是谈不成，县里于是下了强制拆迁的决定。

我们无法找到邹家人，短短几天，钟家的自焚事件促成了他家的谈判成功，邹国洪的电话始终由他的领导接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