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泰特谈话31毛泽东像谁(3)理解文化大革命要读懂毛泽东

刘泰特谈话31毛泽东像谁(3)理解文化大革命要读懂毛泽东
liutaite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迷雾重重、疑问纷纷的重大历史问题。有一个80后青年问我：文革运动时期，学生不上课，到农村工厂劳动，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更有甚流行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极左思想，成名成家的思想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还发生了“白卷英雄”教育革命的光荣事件，这些都是反知识、反文化的，为什么这样的政治运动，还称之为文化大革命呢？　　
的确，现在的年轻人认为文化大革命很荒唐，不可理喻；不了解中国政治文化国情的外国人，也是很难琢磨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有人把文革运动出现的许多非理性言行，归为毛泽东的个人品质问题，这种看法是感性幼稚的。对于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八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因为一个领袖的品质错误，而轰轰烈烈的改变了历史的政治文化走向，长达八年之久（若不是毛泽东逝世，这一历史将更长），而且毛泽东逝世以后，虽然文化大革命被官方彻底否定，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地位仍然被中国共产党高度肯定。　　
毛泽东晚年，认为自己的一生做了两件事，一是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说，要读懂毛泽东，就必须懂的文化大革命，而要理解文化大革命，又必须读懂毛泽东。简单的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政治文化革命理想的最后表达，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它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理念有很多的相似，甚至是一种传承，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气势磅礴有着它深厚的文化根基。　　
要读懂毛泽东必须从头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必须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要能够经受长期的历史考验，就必须有最卓越的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成为革命的领袖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首先毛泽东确立了马列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而这种信仰和中国古代的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有着本质的相通。在毛泽东之前，康有为、孙中山先后是中国政治思想改革和革命的最重要的领袖，他们也毫无例外的并且十分高举的推崇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因此毛泽东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是对中国古代美好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一种继承方式。可谓继承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他们政治实践的实际结果是大相径庭。　　
大同政治理想的产生已几千年了，康有为、孙中山将之作为奋斗理想，但他们和历史上其他人一样，都是叶公好龙，坐而论道，唯独毛泽东却言行一致的将中国革命的理想等同世界大同，终其一生为之奋斗，做出了破天荒的革命。　　
首先分析毛泽东革命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探讨这一问题，要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的政治革命形势。从世界革命影响来看，资本主义的战争危机导致马列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苏俄取得胜利。这一胜利有这样的政治意义：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在生产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而可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最薄弱的环节发生，这些落后的国家阶级矛盾和斗争表现的更为尖锐。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苏俄更为落后的多，但中国不断恶化的阶级矛盾，广大人民赤贫的经济生活状况，却使中国社会成为一堆极易燃烧的干柴，中国的革命者只要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点燃这堆干柴，大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　　
从国内来看，孙中山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并提出要唤起民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看到中国革命若要获得胜利，取决于广大人民的支持。但是怎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呢？这就要求革命的理论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穷苦人的利益，提出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穷人翻身解放，这就从根本上代表广大工农的利益，从而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因此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既与中国传统的政治理想吻合，又能够唤起广大民众的政治革命意识，赢得最广泛的思想文化认同。孙中山虽然认识到要唤起民众，但他的政治理论排斥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相左，结果他的政治理想实行起来，如同空中楼阁。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运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宣传共产主义革命理想，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很快就成为中国革命的后起之秀，显示出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宝贵价值，相比较其他西方政治理论，其对中国革命的精神鼓动，如鹤立鸡群，威力无比。工人农民被发动起来，全国性的大革命随之起来，革命阵营开始分化。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事变，标志着中国的阶级斗争公开的转化为你死我活的夺取全国政权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虽然暂时失败了，但阶级斗争这把大火，被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点燃了起来。　　
1930年1月5日 ，毛泽东发表了对全中国革命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最艰难的时刻，但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国内外的革命形势，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各个国家在中国争夺利益日益迫切，以及统治阶级相互混战而全国没有统一政权，导致了中国各种社会矛盾迅速的空前激化，造成了中国社会革命的形势比西欧国家更加有利的局面。                     　　
该文写道：“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的确大为削弱，剩下的一点小小的主观力量，若据形式上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它的发展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认识到中国各种深刻的无可挽救的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文章最后毛泽东预言：“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可以认为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思想理论体系形成的一个标志。首先毛泽东更加坚定了中国革命必然性的思想，并且比较了敌我两种力量强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遭遇最严重挫折的时候，却通过辨证的分析，得出了创造性的结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可能性甚至会大大超过具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的西欧国家。其次，毛泽东坚信中国革命的高潮必将再次到来，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并且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毛泽东例举五卅运动，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运动已证明马列主义在中国行之有效，并且是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法宝。第三，毛泽东掌握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方法。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最重要的本质就是正确认识事物的矛盾，而认识事物的矛盾又必须在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水平。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著名的理论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其中矛盾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已贯穿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文当中，毛泽东善于分析矛盾、驾驭矛盾、转化矛盾、引导矛盾的领袖政治才华，在该文中已具有了充分的反映。我在其他文章中曾极力推崇爱因斯坦的“概念是思维的自由创造”的哲学认识方法，毛泽东不为表面现象所困惑，而善于认识中国革命本质的思维风格，和爱因斯坦的认识方法实属一致。　　
毛泽东革命思想理论的建立，对后来战胜敌人更疯狂的更致命的进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934年蒋介石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全面的围剿，红军被迫长征，在这场震惊全世界的生死决战中，红军却不可思议的赢得了革命北上的胜利，毛泽东在回顾这一历史时，充满自豪的作了这样的评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别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2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间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　　
可以认为，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领导，红军长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而如果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毛泽东的思想也不会迅速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具有绝对崇高地位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不仅挽救了党，而且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成为了闻名世界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还强有力的戳穿了蒋介石政权加之中国共产党身上的许多污蔑之词，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泛的基础。　　
毛泽东充分的去认识和宣传长征的深远的革命政治意义，他说道：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领导地位的牢固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超越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挥，从而使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够更加切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长征的胜利，实际上已奠定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这时候已具有两个最重要的胜利条件，第一，具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坚定信仰，这一信仰是红军武装不可战胜的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让马列主义革命思想能够在中国革命中生根开花的就是毛泽东的思想。第二，一批具有坚定信念的共产主义战士，以毛泽东为核心并且紧密的团结在毛泽东的身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正是凭借这两个条件，以少胜多，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反观蒋介石的政治，政治信仰徒有其表，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腐败不堪，面对中国极其复杂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一筹莫展，军队貌似强大，实则是个纸老虎，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1936年和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两次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有两点特别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是，毛泽东问斯诺会不会加入美国共产党，斯诺回答如若我国的人民也遭受同中国人民一样的苦难，一样的被黑暗政治势力压迫，我就会加入共产党去推翻反动的政治统治。毛泽东同斯诺一样，参加共产党和发动革命首先是基于解救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的政治良心。第二，毛泽东在谈话中直言不讳的表达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要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一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二点说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不是一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坚定的价值信仰的追求，毛泽东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目的。理解这点非常重要，这点其实是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把思想钥匙。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道：“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对党的三大法宝进一步补充说明：“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1949年的三大法宝的进一步说明很重要，它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党性，它指出了党性的纯洁是靠自我批评，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正是为了纯洁党性，革命的方式也是靠党的自我斗争，自我纯洁。这一思想后来实际上就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不断继续革命的理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