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１９７３：李震之死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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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
一、发生在公安部大院的疑案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一。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南侧、离天安门广场仅咫尺之遥的公安部机关大院，气氛异常。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被发现死于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２１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
由于李震的身份十分敏感，得此噩耗，周恩来至为震惊，当即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等，并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随后的五天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查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李案破案工作，委托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负责，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２３日和２７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１〕
虽得周恩来本人及政治局的高度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专门班子，但在周有生之年，一直未能查清李震的真正死因。到１９７７年３月即周恩来去世年许之后，在未有任何新材料、新证据的情形下，根据新任部长赵苍壁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匆匆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在同年１２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公安部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向会议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２〕
李震是怎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
二、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是位居中共开国将帅之列的１９５５年首次援衔时的解放军少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李震的资料空缺。１９９２年该书发行第二版时补简历如下：李震（１９１４－１９７３）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官教导团，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以上简历是中性的，没有涉及任何评价，惟其最重要的遗漏是：李震还是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另据有关资料，李震于１９４９年２月至１２月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副政委（十二军是三兵团的主力，军长及政委由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十二军进抵重庆，“担负工作队任务”，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由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兼任，李震任重庆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张霖之，中共建国后的煤炭部部长）、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２军奉命离川北上赴朝，李震重返１２军任原职，１９５１年７月，在朝鲜前线升任１２军政委。〔３〕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２军奉命回国，隶属华东军区建制。李震调任尚在朝鲜的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翌年１月，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收旅大地区的苏军防务，李震随部返国。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６２年９月，擢任第二主任（第一主任吴保山少将），１９６４年８月，擢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５年５月后免兼职）。此期间，于１９５８年增补为军区党委常委（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据《将帅名录》简历推算，李震１９３６年从事学生运动时年２２岁，应为大学在校生（沈阳军区的老人记忆中李是清华学生，未能查证）。军队高级干部中，具大学学历者寥寥可数，故此，以“七•七”事变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来说，李震在军队中的升迁十分顺畅，他是当年大军区党委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出身、非红军年代参加革命的常委。沈阳军区的老人回忆说，李为人聪颖灵活，但又不失原则性，政治上有水平，能团结人，在军区大院威望甚高，深得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倚重。〔５〕
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１９６６年，文革潮涌，９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李震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月１４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６〕
文革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的排名顺序是：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汪东兴、刘复之、凌云、于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汪东兴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前任杨尚昆，不仅是中共中央委员，且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高于正部级，故此，汪东兴升任中办主任后，仍保留副部长的名义显然不大合适，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未见有汪的免职通知，我们只能依据谢富治９月１４日的报告，推断汪东兴此前已不是公安部副部长。至于在谢富治报告中未有列名的徐子荣、刘复之、凌云三人，在李震到任前已先后被宣布“边工作边审查”，到９月份，虽然亦没有正式的免职通知，据谢的报告来看也已不被视为在职的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而未有正式的免职、撤职通知者，在所多有，类似情况，不足为奇。
谢富治与李震早在中共建国前后曾共事过一年左右，谢其时任二野三兵团政委，李震是三兵团辖下的十二军副政委，因此，后来有人猜测李震调公安部是否谢富治推荐？不过，猜测归猜测，未有史料证实这一猜测的确切性。
谢富治在文革前已是位高权重，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后接替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初期，更为灸手可热（至于其人的政治品质是否如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所指控般的不堪，笔者则存有疑问）。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７年１月，主持拟定“公安六条”，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同月，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３月，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４月，任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５月，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此外，谢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虽然兼职甚多，谢在此时期对公安部还是抓得很紧的，李震无论在部内或公开场合，都是以谢在公安工作方面的副手、政策执行者的姿态出现，作风低调，言语不多，且未见其有何出位的言论和表现。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后，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李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唯有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填补遗缺。１２月３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四十一人充实公安部。〔７〕
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乾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２月１１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８〕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
公安部机关在军队干部调入成为主导力量后，本身并无实行军管。１９６８年２月７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调入的军队干部。〔９〕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１２６人（以军队４１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２月７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１０１人，逮捕２２人，群众看管７９人，其中包括７个副部长级干部。７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１９６７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１９６８年３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１０〕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１５０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１月１９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１１个厅、局合并为５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１２００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１１〕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五、主持公安部工作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７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３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汪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翌年的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当月７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其中，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２７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１２〕从名单可以窥见，以李震为组长的公安部核心小组，是符合当时“老中青、干军群”“两个“三结合”要求的，原单位老干部以于桑、刘复之为代表，军队干部以李震、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为代表、群众以张其瑞（公安部原十一局一般干部）为代表。至此，我们可以得知，李震调任公安部后，经历了常务副部长（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６８年２月）、部领导小组成员（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７０年６月）、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三个阶段。而在担任了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第三阶段，李震在解放干部、重建队伍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１年２月，主持召开文革后公安系统首次全国性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１３〕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经周恩来同意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由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秘密侦察力量和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通知》，提出恢复文革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侦察队伍和侦察工作，并强调秘密侦察力量和技术侦察手段只准用来对付敌人，绝对禁止用于党内和人民内部。〔１４〕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４日，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关于调整编制、机构的请示报告》称：公安部的人员编制在１９６８年４月干部下放时，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暂定为干部１２６人（包括调来的军队干部４１人），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全国公安会议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就感到过去暂定的编制小了，人手紧了。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实际工作需要，拟将行政编制调整为４５０人（其中干部３７０人，工勤人员８０人），占公安部原有人数的３３．２％，行政机构为一室六组，保留中央政法干校，另安排编制１２０人。周恩来将此报告批复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后原则同意，但中央政法干校暂不设。９月１４日、１７日，部核心小组会议决定，按国务院批准的编制执行；增设警卫组，机构改为一室七组。〔１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９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作《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请示报告》称，全国在职的公安干警３８万多人，其中新成份将近一半，文革前的４１万多干警只结合使用了４７％，尤其是原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级领导干部，结合到省级公安机关的不足１９％，而且没有一个担任一把手。遵照毛主席在各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落实公安系统的干部政策，对于应该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要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安排在公安机关，尽量归口使用，发挥其业务专长，原来的领导骨干应份配适当的领导工作，充份发挥其作用。公安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建议撤销。各级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应同公安机关分开。李先念副总理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原则同意。〔１６〕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重新接管秦城监狱〔１７〕（秦城监狱原为公安部十三局直辖，１９６７年９月根据周恩来本人的批示由北京卫戍区接管，１９６９年６月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管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该监狱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７日，公安部向周恩来呈送关于北京市公安局与公安部恢复和建立耳目工作的情况报告称：遵照周恩来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５日关于公安机关要恢复耳目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都积极行动，年内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耳目，在对敌斗争和维护治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适应公安工作的需要，将继续加强这一工作，１月１８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及中央有关领导人审阅。１月１９日，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发出通知，传达这一精神。〔１８〕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２日至５月１０日，李震主持召开长达三个月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初始称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主要议题是公安战线开展批林整风和加强公安工作。会上，对今后的公安工作作了讨论，主要是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指示，维护治安秩序，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等。中央委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主要由纪登奎直接领导），会议最后阶段，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到会讲了话。〔１９〕
六、案情侦查经过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
就在两个月前即８月的中共“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表明了中央对他本人的高度信任。他此刻不明原由的突然死亡，确实令人疑惑重重。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实际上表达了对部内干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经政治局会议同意，决定从王洪文主持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学员去公安部参与工作，调查了解案情。根据粉碎“四人帮”后从参加调查的董明会处查获的一张合照及其说明，从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去共十八人，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各半数，地方学员是：杨贵、祝家耀、张世忠、董明会、杨坡兰（女）、唐克碧（女）、周宏宝、姚连蔚、梁锦棠；军队学员是：张英才、赵仁、李德保、王兆坤、张金华、李华、蒋顺学、张宏轩、侯志坚。〔２０〕
杨贵、祝家耀先于其他人于１１月１１日到达公安部，任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部领导工作。〔２１〕
军队学员张宏轩，曾于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间，回忆交代了调查工作的过程：
１，大体经过。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到中央读书班参加学习的。十月十五日读书班传达了王洪文所谓“学习与出去工作”的问题，接着军队和地方学员混合编了若干小组，参加了四川和山西省共十五个厂矿来北京解决问题的工作。在四川７９９厂的有黄炳秀（女）、岑国荣、刘安元、王洁清和我共五人，黄炳秀为组长、岑国荣、刘安元为副组长。开始在西苑大旅社，后搬到国务院招待所。工作大约有２０天左右，于十一月上、中旬，又从军队和地方学员中抽调十八人，由张英才、张世忠负责，读书班办公室有两个教员和总政一个干部副处长刘彦。一天晚上突然通知坐车到公安部一个会议室里，参加人有施义之、曾伟〔２２〕、张其瑞、祝家耀、杨贵等人。记得是施义之说了李震问题的一些情况，说中央在亲自抓这个案子，中央认为李震是他杀，对于桑、刘夫之采取了措施，〔２３〕就王洪文副主席派中央读书班同志来帮助我们工作表示感谢等等。曾伟讲了过去同于桑、刘夫之有矛盾、有斗争，说于桑、刘夫之看不起李震、施义之他们，说李震问题发生后，于桑等人认为是自杀的，因此在会议室里吵过架，曾伟还拍过桌子等等。其他人也都有些插话。会议结束已经很晚，吃夜餐后才回读书班。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在公安部另一个会议室，公安部各部门都来了一个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分往各部了解情况的人员名单，姚连蔚和我被分到警卫组（原警卫局），是原来的一个孙副局长带着我们到警卫组办公室，和组里同志见了见面，作了些介绍。以后我们便在这个组里以座谈、参加他们学习和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李震案件的有关线索。了解有廿天左右（每周去三个半天）后，在公安部会议室作过一次集体汇报。这次会议后又把我分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解情况。先后在公安部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离开公安部时，还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表示欢送，会上施义之、张英才、张世忠讲了话。
２，工作组在公安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和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由于工作记录本在结业时读书班已收交，就回忆起的问题有：
一、到公安部后除在会上介绍的一些情况外，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小东门内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３０多公尺处看了是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据介绍说，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看了现场等情况后，一次在会议室里，有读书班的同志，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在讲到李震的工作活动情况时，我记得是曾伟讲过，他们分工是施义之管政治工作，李震是管业务工作和总理及中央直接交办的事。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灯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灯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二、到公安部不久，曾开过一个全体干部大会，除了表示欢迎读书班的人员外，主要是揭发批判于桑、刘夫之等领导人。有六、七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所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说他们在一次公安会议上公开印发和批判经毛主席圈阅的“砸烂公检法”的文件；说刘夫之曾拿着被抄家时拿走过的衣服、帽子，看见被别人用旧了，就公开大骂等。
三、姚连蔚和我到警卫组后，开始是参加他们一起学习和座谈了解些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看座谈了解不出什么问题，就用个别谈话的方法。警卫组的同志对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不同认识，但是公安部已经公开讲过，李震不是自杀，所以原来说过是自杀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不敢多说话。另外有一些同志反映了于桑和刘夫之一些情况，说刘夫之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与侨民来往密切，关系复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被审查过，从农场劳动回来后，对住房子等问题不满意、发牢骚。说于桑家是地主，是从西南公安局调来的，来时还带来了一个侦察干部，说这个人很会吹捧奉承人，是于桑的红人。说于桑管警卫工作也管侦察工作，很骄傲。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侦察处用车子搞追踪时，有一次跟踪过叶副主席的车子，被叶副主席发现后，他们看叶副主席的车子停下来了，他们就跑掉了。也讲到警卫组的孙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时，从农场回来后，思想上也还有些情绪，讲李震是自杀，他讲的最早等。
在警卫组先后廿天左右后，办公室刘彦他们，通知要向中央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本来是由大组领导人汇报，可是在坐车回读书班途中，张英才就要各小组自己汇报。我和姚连蔚互相推脱都不愿汇报，最后他答应了他汇报，但要我帮助他搞汇报提纲。研究了三部份情况：一是警卫组人数和大体思想情绪；二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情况；三是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我按照这几个部份把情况归纳了一下，交给了他，他作了些修改和充实。在实际汇报时，他又把警卫组和劳改组共同研究的，下一步学习和批判的打算作为一个内容。
那天汇报没有中央领导人参加，只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和田维新还有读书班去的全体人员。姚连蔚在汇报讲到个别谈话时，田维新说：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各组汇报后，我记得是杨贵讲了讲，下步如何深入的问题。
四、这次汇报会议后，学习班的人员有些调整，给我分配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政工组里有一个重点怀疑对象，分了三、四个人做他的工作。是政工组的一个军代表负责，还有几个地方同志。据他们介绍怀疑这个副处长：说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说他和于桑等人来往密切；说他在事情发生后，有反常表现，也传播过“自杀风”；就在李震发生问题的时间里，他自己讲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和别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等等。我也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工作，一起分析研究一些情况，一起进行思想帮助，也批评过他的态度是说：你可不要认为你搞过侦察工作，用侦察那一套来对待同志们。可是从我到这个组，直到离开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略）〔２４〕
七、经不起推敲的“结论”
派至公安部的中央读书班学员，对侦查破案都是门外汉，从张宏轩的交代材料来看，他们的所谓调查没有什么成效。
今天，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意图去推翻自杀说，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是“畏罪自杀”这一结论中的“畏罪”两字。
据官方的“中国警察网”的说法，李震是“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２５〕
由官方编写的《公安史稿》则有如下说法：“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１９７０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１９７３年９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２６〕
所谓“林彪集团”成员，在１９７３年８月的中共“十大”前已清理完毕。被指称与该集团有关联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更不用说当选为该届中央委员。李震顺利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
李震是二野出身的干部，与所谓“林彪集团”成员没有历史渊源。建国后在三兵团及沈阳军区时期，与林彪陈伯达等人亦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到公安部后，一直遵循多年养成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原则，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每有大事，均经上下级关系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周恩来本人，与“林彪集团”及“江青集团”均不往来，何从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至于“公安史稿”所提及“罪孽深重”的“取死之因”的几件事，语焉不详，似是而非，是否确有其事，暂且不论，即便确有其事，大都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以原谅的“错误”或仅能算为工作上的失误。试问即使是压下了一份文件在文件堆里，没及时转出，算得上是“罪孽深重”吗？如果真是重要的文件，都有严格的收发制度，这部份文件，秘书都会及时处理，不可能积压。
如果真有文件压下来，决不会是什么重要材料，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不相识，压下他的交代材料干什么？
从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后对待解放干部、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开放态度来看，他不仅无过且有功。仅从上文提及１９７１年６月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而不获批准的事例来看，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
对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们往往只机械地分成两类－－不是“受迫害致死”，就是“畏罪自杀”，非红即黑。自然界是多姿多彩的，人类亦然，难道除红、黑两色外，就没有白色？灰色？譬如说，因工作压力沉重引致抑郁症而自杀？
以笔者之愚见，李震人生悲剧的源由，在于被历史推上了一个不适合于他本人的舞台。
文革中，沈阳军区陆军第２３军政委张午，奉派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军管小组组长。到任后，一看局面并非自己所能驾驭，当即声称阑尾炎发作，要回部队治疗，从此再不涉足“三支两军”工作。张午日后提为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的本性，还是知识分子气重，说听话纪律性强也好，说有一点懦弱亦可，反正是没有张午般滑头，要说他人生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及时抽身而退，离开公安部这一是非之地，回到他所熟悉的军队。
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点了李震、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四位文革期间奉派到公安部的军级以上干部的名，除李震自杀外，其他三人命途各异。
赵登程，在李案发生前的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已被关押审查，十一年后“两案”审判期间的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２７〕
施义之，李案发生后，公安部核心小组由其牵头负责。１９７７年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异地安置。２１军的老人对施的评价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据说，施在晚年最大的感慨是：搞了一辈子的政治，到底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政治。〔２８〕
曾威，１９７５年５月，调回军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１９８３年９月离休（副兵团职），进京安置。１９８８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就是及时离开公安部回到军队系统的好处。〔２９〕
(2003年１１月）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
９９７），页６２９。
〔２〕据公安部《人民公安报》主办：中国警察网（ｗｗｗ．ｃｐｄ．ｃｏｍ．ｃ
ｎ），公安大事记。
〔３〕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史》（陆军第十二军，１９８１）；《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４〕据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大事记（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等。
〔５〕访问王淮湘、张纪之记录（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
〔６〕、〔７〕同注〔２〕。
〔８〕据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牟立善，陆
军第３８军副军长；刘传新，陆军第２７军副政委；王更印，陆军第５５军２１５
师政委。
〔９〕同注〔２〕。曾威，１９５５年授少将衔，时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赵登
程，空军第８军副军长。
〔１０〕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１９６５年７月已调任国务院内
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政法机关党委书记，报告中提及严，可能因严组织关系尚在
公安部；尹肇之，公安部党组成员。
〔１１〕同注〔２〕。
〔１２〕据中发〔７０〕４４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对国务院一九七０年六月
七日报告的批示”（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附件一、二。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同注
〔２〕。
〔２０〕十八人中，有十人（地方学员的全部及军队学员一人）是中共中央委员或
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杨贵，原河南林县县委书记，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祝家
耀，原上海５７０３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世忠，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首
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董明会，原武钢耐火厂工人，
中共第九、十届中委；杨坡兰，原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唐克
碧，原四川女子石油钻井队指导员，中共第十届候中委；周宏宝，原上海钢铁厂车
工，中共第十届中委；姚连蔚，原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梁锦棠，原广州电机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英才，战斗英雄，陆军第１３
军副军长，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２１〕同注〔２〕。
〔２２〕应为曾威，以下交代材料“曾伟”同。
〔２３〕应为刘复之，以下交待材料“刘夫之”同。所谓“采取了措施”，应是指
经中央批准，对于桑、刘复之实行“监护审查”。
〔２４〕张宏轩：“关于参加公安部了解所谓李震被杀问题的揭发交代”（１９７
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上交材料）。张宏轩，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师职干部。
〔２５〕同注〔２〕。
〔２６〕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页３４３、３４４。
〔２７〕《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页９４－１１
５。
〔２８〕访问费龙山记录（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
〔２９〕北京军区联勤部北京第四干休所编：《岁月如歌》（２００３年），曾威
简历。
一、发生在公安部大院的疑案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一。
位于北京东长安街南侧、离天安门广场仅咫尺之遥的公安部机关大院，气氛异常。中共公安部核心小组组长、部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外称部长）李震，被发现死于大院的地下热力管道沟内，死亡时间初步判定为２１日夜间，死亡原因不明。
由于李震的身份十分敏感，得此噩耗，周恩来至为震惊，当即告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政治局委员李先念等，并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破案问题。随后的五天时间里，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案情，并听取有关部门侦查情况汇报。会议研究决定：李案破案工作，委托政治局委员华国锋负责，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协助，重大问题报政治局解决；同时，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２３日和２７日，周恩来两次致信毛泽东，汇报李案详情及政治局会议情况。〔１〕
虽得周恩来本人及政治局的高度重视，成立了高规格的专门班子，但在周有生之年，一直未能查清李震的真正死因。到１９７７年３月即周恩来去世年许之后，在未有任何新材料、新证据的情形下，根据新任部长赵苍壁为首的公安部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共中央匆匆批准了破案组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在同年１２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公安部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共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的报告，向会议宣布：李震系“畏罪自杀”。〔２〕
李震是怎么一个人？他为什么要“畏罪自杀”？他真的是“畏罪自杀”吗？
二、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是位居中共开国将帅之列的１９５５年首次援衔时的解放军少将。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李震的资料空缺。１９９２年该书发行第二版时补简历如下：李震（１９１４－１９７３）河北省藁城县人，一九三六年在北平从事学生运动。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党组织派往山西国民革命军官教导团，任太行军区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太行军区第六纵队十八旅政治委员，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重庆市总工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
以上简历是中性的，没有涉及任何评价，惟其最重要的遗漏是：李震还是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大”选出的第十届中央委员。另据有关资料，李震于１９４９年２月至１２月任二野三兵团十二军副政委（十二军是三兵团的主力，军长及政委由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十二军进抵重庆，“担负工作队任务”，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由二野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兼任，李震任重庆市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书记张霖之，中共建国后的煤炭部部长）、重庆市工会联合会党组书记、重庆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２军奉命离川北上赴朝，李震重返１２军任原职，１９５１年７月，在朝鲜前线升任１２军政委。〔３〕
１９５４年４月，１２军奉命回国，隶属华东军区建制。李震调任尚在朝鲜的志愿军三兵团政治部主任。翌年１月，三兵团从朝鲜回国接收旅大地区的苏军防务，李震随部返国。１９５６年１０月，调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６２年９月，擢任第二主任（第一主任吴保山少将），１９６４年８月，擢任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１９６５年５月后免兼职）。此期间，于１９５８年增补为军区党委常委（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军区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４〕据《将帅名录》简历推算，李震１９３６年从事学生运动时年２２岁，应为大学在校生（沈阳军区的老人记忆中李是清华学生，未能查证）。军队高级干部中，具大学学历者寥寥可数，故此，以“七•七”事变前后加入中共的干部来说，李震在军队中的升迁十分顺畅，他是当年大军区党委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出身、非红军年代参加革命的常委。沈阳军区的老人回忆说，李为人聪颖灵活，但又不失原则性，政治上有水平，能团结人，在军区大院威望甚高，深得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传珠倚重。〔５〕
三、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１９６６年，文革潮涌，９月３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李震任国务院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当月１４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向周恩来作《关于李震到职和党组成员分工的报告》称，公安部党组成员分工是：杨奇清任第一副部长，党组第一副书记；李震任第三副部长，党组第二书记，负责常务。副部长的名次排列为杨奇清、汪金祥、李震、于桑。〔６〕
文革前夕，公安部副部长的排名顺序是：徐子荣、杨奇清、汪金祥、汪东兴、刘复之、凌云、于桑。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汪东兴被毛泽东指定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前任杨尚昆，不仅是中共中央委员，且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地位高于正部级，故此，汪东兴升任中办主任后，仍保留副部长的名义显然不大合适，虽然，根据现有资料，未见有汪的免职通知，我们只能依据谢富治９月１４日的报告，推断汪东兴此前已不是公安部副部长。至于在谢富治报告中未有列名的徐子荣、刘复之、凌云三人，在李震到任前已先后被宣布“边工作边审查”，到９月份，虽然亦没有正式的免职通知，据谢的报告来看也已不被视为在职的副部长，文革中被打倒、靠边站而未有正式的免职、撤职通知者，在所多有，类似情况，不足为奇。
谢富治与李震早在中共建国前后曾共事过一年左右，谢其时任二野三兵团政委，李震是三兵团辖下的十二军副政委，因此，后来有人猜测李震调公安部是否谢富治推荐？不过，猜测归猜测，未有史料证实这一猜测的确切性。
谢富治在文革前已是位高权重，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后接替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革初期，更为灸手可热（至于其人的政治品质是否如日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所指控般的不堪，笔者则存有疑问）。１９６６年８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谢富治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１９６７年１月，主持拟定“公安六条”，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下发。同月，被任命为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３月，增补为中央军委常委。４月，任新成立的北京市革委会主任。５月，任北京军区政委，兼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此外，谢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成员兼第一、第三办公室主任。虽然兼职甚多，谢在此时期对公安部还是抓得很紧的，李震无论在部内或公开场合，都是以谢在公安工作方面的副手、政策执行者的姿态出现，作风低调，言语不多，且未见其有何出位的言论和表现。
１９６６年下半年后，公安部原部一级的领导除谢、李外几乎全部被停职，相当一部份局处级干部亦相继被批斗、停职审查。为使公安部的正常工作不致停顿，唯有从军队中抽调干部填补遗缺。１２月３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报告，调陆军第二十一军政委施义之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兼参加党组，周恩来同意。在此前后，又调军队干部四十一人充实公安部。〔７〕
１９６７年一月风暴后，对于公安系统是否能夺权，中央领导层曾持肯定态度，但很快就发现问题接踵而来，难以收拾。如在北京，先是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了北京市公安局，后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提出不能由单一组织接管，引发争议，双方大打出手，各不相让。为不让对方占便宜，又各自向中央文革提出，乾脆让军队接管算了。经谢富治请示周恩来，决定军管，于２月１１日由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称“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牟立善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传新、王更印两同志为副主任，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事管制”。〔８〕以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实行军管。
四、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
公安部机关在军队干部调入成为主导力量后，本身并无实行军管。１９６８年２月７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谢富治、汪东兴、李震、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其中，汪东兴是以新的身份进入领导小组，李震、曾威、施义之、赵登程均为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间调入的军队干部。〔９〕
１９６８年４月１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中央领导、中央文革小组报送关于公安部改组情况的报告。主要内容：一是对公安部进行彻底改组，新的机构已组成，总数１２６人（以军队４１名干部为骨干），其余全部人员由解放军干部带领，已于２月７日离开机关到西郊政法干校集中学习，揭发批判；二是深入开展大批判，截至目前止，共挖出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重点分子１０１人，逮捕２２人，群众看管７９人，其中包括７个副部长级干部。７个副部长级干部中，徐子荣、汪金祥、凌云于１９６７年被逮捕，杨奇清、严佑民于１９６８年３月被逮捕，刘复之、尹肇之被监督劳动；〔１０〕三是指称罗瑞卿、徐子荣、汪金祥等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资敌通敌，里通外国”，“把黑手伸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要继续批深批透，批倒斗臭；四是建议由军队调来的曾威（军级）等四人组成审查清理档案小组，以曾威为组长，再从军队中选拔１５０人，担负审查清理档案的任务。翌年１月１９日，公安部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报送《公安部运动情况简报》，称公安部机构组织进行了初步改革，将原来的１１个厅、局合并为５个办公室（即政治、行政、侦破、治安、接待办公室），编制由１２００多人减为百人左右。精简下来的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春节之后赴东北佳木斯农场，走“五•七指示”的道路。〔１１〕对这两个报告，周恩来未表示异议，并转报毛泽东及中央批准。
五、主持公安部工作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央召开“九大”，公安部领导小组７名成员中，谢富治、汪东兴、李震３人当选中央委员。在随即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谢、汪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此后，两人已甚少过问公安部的事。公安部的工作，由李震主持。到翌年的６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当月７日《关于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其中，公安部核心小组由于桑、刘复之、李震、张其瑞、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七人组成，李震任组长，于桑、曾威任副组长，公安部革委会由２７人组成，主任李震，副主任于桑、曾威、施义之、赵登程。〔１２〕从名单可以窥见，以李震为组长的公安部核心小组，是符合当时“老中青、干军群”“两个“三结合”要求的，原单位老干部以于桑、刘复之为代表，军队干部以李震、施义之、赵登程、曾威为代表、群众以张其瑞（公安部原十一局一般干部）为代表。至此，我们可以得知，李震调任公安部后，经历了常务副部长（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９６８年２月）、部领导小组成员（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９７０年６月）、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命委员会主任（１９７０年６月－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三个阶段。而在担任了公安部主要负责人的第三阶段，李震在解放干部、重建队伍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７１年２月，主持召开文革后公安系统首次全国性会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１３〕
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９日，经周恩来同意并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由公安部发出《关于加强秘密侦察力量和使用技术侦察手段的通知》，提出恢复文革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侦察队伍和侦察工作，并强调秘密侦察力量和技术侦察手段只准用来对付敌人，绝对禁止用于党内和人民内部。〔１４〕
１９７１年６月２４日，根据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关于调整编制、机构的请示报告》称：公安部的人员编制在１９６８年４月干部下放时，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暂定为干部１２６人（包括调来的军队干部４１人），经过一段实践特别是全国公安会议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就感到过去暂定的编制小了，人手紧了。根据“精兵简政”的原则和实际工作需要，拟将行政编制调整为４５０人（其中干部３７０人，工勤人员８０人），占公安部原有人数的３３．２％，行政机构为一室六组，保留中央政法干校，另安排编制１２０人。周恩来将此报告批复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审议后原则同意，但中央政法干校暂不设。９月１４日、１７日，部核心小组会议决定，按国务院批准的编制执行；增设警卫组，机构改为一室七组。〔１５〕
１９７２年７月９日，公安部向国务院作《关于公安系统落实干部政策的情况和意见的请示报告》称，全国在职的公安干警３８万多人，其中新成份将近一半，文革前的４１万多干警只结合使用了４７％，尤其是原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级领导干部，结合到省级公安机关的不足１９％，而且没有一个担任一把手。遵照毛主席在各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落实公安系统的干部政策，对于应该解放而尚未解放的干部，要抓紧工作，及时解放，原则上安排在公安机关，尽量归口使用，发挥其业务专长，原来的领导骨干应份配适当的领导工作，充份发挥其作用。公安机关军管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建议撤销。各级人民法院和民政部门应同公安机关分开。李先念副总理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原则同意。〔１６〕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公安部重新接管秦城监狱〔１７〕（秦城监狱原为公安部十三局直辖，１９６７年９月根据周恩来本人的批示由北京卫戍区接管，１９６９年６月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管理，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该监狱存在问题的信上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７日，公安部向周恩来呈送关于北京市公安局与公安部恢复和建立耳目工作的情况报告称：遵照周恩来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５日关于公安机关要恢复耳目工作的重要指示，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都积极行动，年内恢复和建立了一批耳目，在对敌斗争和维护治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适应公安工作的需要，将继续加强这一工作，１月１８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并报毛泽东及中央有关领导人审阅。１月１９日，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机关发出通知，传达这一精神。〔１８〕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２日至５月１０日，李震主持召开长达三个月的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初始称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主要议题是公安战线开展批林整风和加强公安工作。会上，对今后的公安工作作了讨论，主要是加强对敌斗争，贯彻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的指示，维护治安秩序，领导班子和队伍建设问题等。中央委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领导会议工作（实际上主要由纪登奎直接领导），会议最后阶段，王洪文、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到会讲了话。〔１９〕
六、案情侦查经过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１９７３年１０月。
就在两个月前即８月的中共“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表明了中央对他本人的高度信任。他此刻不明原由的突然死亡，确实令人疑惑重重。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公安部内进行“动员整顿工作”，实际上表达了对部内干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经政治局会议同意，决定从王洪文主持的第二期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学员去公安部参与工作，调查了解案情。根据粉碎“四人帮”后从参加调查的董明会处查获的一张合照及其说明，从中央读书班中选派去共十八人，地方学员和军队学员各半数，地方学员是：杨贵、祝家耀、张世忠、董明会、杨坡兰（女）、唐克碧（女）、周宏宝、姚连蔚、梁锦棠；军队学员是：张英才、赵仁、李德保、王兆坤、张金华、李华、蒋顺学、张宏轩、侯志坚。〔２０〕
杨贵、祝家耀先于其他人于１１月１１日到达公安部，任部核心小组成员，参与部领导工作。〔２１〕
军队学员张宏轩，曾于粉碎四人帮后的１９７７年间，回忆交代了调查工作的过程：
１，大体经过。我是一九七三年十月三日到中央读书班参加学习的。十月十五日读书班传达了王洪文所谓“学习与出去工作”的问题，接着军队和地方学员混合编了若干小组，参加了四川和山西省共十五个厂矿来北京解决问题的工作。在四川７９９厂的有黄炳秀（女）、岑国荣、刘安元、王洁清和我共五人，黄炳秀为组长、岑国荣、刘安元为副组长。开始在西苑大旅社，后搬到国务院招待所。工作大约有２０天左右，于十一月上、中旬，又从军队和地方学员中抽调十八人，由张英才、张世忠负责，读书班办公室有两个教员和总政一个干部副处长刘彦。一天晚上突然通知坐车到公安部一个会议室里，参加人有施义之、曾伟〔２２〕、张其瑞、祝家耀、杨贵等人。记得是施义之说了李震问题的一些情况，说中央在亲自抓这个案子，中央认为李震是他杀，对于桑、刘夫之采取了措施，〔２３〕就王洪文副主席派中央读书班同志来帮助我们工作表示感谢等等。曾伟讲了过去同于桑、刘夫之有矛盾、有斗争，说于桑、刘夫之看不起李震、施义之他们，说李震问题发生后，于桑等人认为是自杀的，因此在会议室里吵过架，曾伟还拍过桌子等等。其他人也都有些插话。会议结束已经很晚，吃夜餐后才回读书班。第二天或第三天上午在公安部另一个会议室，公安部各部门都来了一个负责人，会议宣布了分往各部了解情况的人员名单，姚连蔚和我被分到警卫组（原警卫局），是原来的一个孙副局长带着我们到警卫组办公室，和组里同志见了见面，作了些介绍。以后我们便在这个组里以座谈、参加他们学习和个别谈话等形式了解李震案件的有关线索。了解有廿天左右（每周去三个半天）后，在公安部会议室作过一次集体汇报。这次会议后又把我分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解情况。先后在公安部工作有一个多月时间。在离开公安部时，还召开了一次全体干部大会表示欢送，会上施义之、张英才、张世忠讲了话。
２，工作组在公安部的一些活动情况和了解到的一些问题。由于工作记录本在结业时读书班已收交，就回忆起的问题有：
一、到公安部后除在会上介绍的一些情况外，张其瑞等人带着大家看了有关李震活动过的地方和发现尸体处的现场：在锅炉房看了地下暖气管道，从小东门内暖气道口进去向西约３０多公尺处看了是发现尸体的现场；看了办公楼环境和李震办公室，办公室窗帘绳被剪断。据介绍说，经过技术鉴定，剪绳的剪刀就是李震秘书剪信封常用的那把剪刀。看了现场等情况后，一次在会议室里，有读书班的同志，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在讲到李震的工作活动情况时，我记得是曾伟讲过，他们分工是施义之管政治工作，李震是管业务工作和总理及中央直接交办的事。张其瑞说那天晚上有人打电话到李震家里（是谁打的电话查不出来）要李震到会议室开会，李震要手灯未找到就出门走了，是他的女儿找到手灯后追出来交给了李震，李到会议室去了，深夜没有回家，由于往常也有类似情况，家属也没有问过，以后是因为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要李震讲话，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发现失踪了。
二、到公安部不久，曾开过一个全体干部大会，除了表示欢迎读书班的人员外，主要是揭发批判于桑、刘夫之等领导人。有六、七人发言，主要是揭发批判所谓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说他们在一次公安会议上公开印发和批判经毛主席圈阅的“砸烂公检法”的文件；说刘夫之曾拿着被抄家时拿走过的衣服、帽子，看见被别人用旧了，就公开大骂等。
三、姚连蔚和我到警卫组后，开始是参加他们一起学习和座谈了解些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看座谈了解不出什么问题，就用个别谈话的方法。警卫组的同志对李震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不同认识，但是公安部已经公开讲过，李震不是自杀，所以原来说过是自杀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不敢多说话。另外有一些同志反映了于桑和刘夫之一些情况，说刘夫之是海外华侨资本家，与侨民来往密切，关系复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被审查过，从农场劳动回来后，对住房子等问题不满意、发牢骚。说于桑家是地主，是从西南公安局调来的，来时还带来了一个侦察干部，说这个人很会吹捧奉承人，是于桑的红人。说于桑管警卫工作也管侦察工作，很骄傲。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侦察处用车子搞追踪时，有一次跟踪过叶副主席的车子，被叶副主席发现后，他们看叶副主席的车子停下来了，他们就跑掉了。也讲到警卫组的孙副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冲击时，从农场回来后，思想上也还有些情绪，讲李震是自杀，他讲的最早等。
在警卫组先后廿天左右后，办公室刘彦他们，通知要向中央领导汇报一次情况，本来是由大组领导人汇报，可是在坐车回读书班途中，张英才就要各小组自己汇报。我和姚连蔚互相推脱都不愿汇报，最后他答应了他汇报，但要我帮助他搞汇报提纲。研究了三部份情况：一是警卫组人数和大体思想情绪；二是怎样开展工作的情况；三是了解到的一些问题。我按照这几个部份把情况归纳了一下，交给了他，他作了些修改和充实。在实际汇报时，他又把警卫组和劳改组共同研究的，下一步学习和批判的打算作为一个内容。
那天汇报没有中央领导人参加，只有公安部的领导人和田维新还有读书班去的全体人员。姚连蔚在汇报讲到个别谈话时，田维新说：用个别谈话的方法好。各组汇报后，我记得是杨贵讲了讲，下步如何深入的问题。
四、这次汇报会议后，学习班的人员有些调整，给我分配到政工组（原政治部）去了。政工组里有一个重点怀疑对象，分了三、四个人做他的工作。是政工组的一个军代表负责，还有几个地方同志。据他们介绍怀疑这个副处长：说他有这方面的思想基础，说他和于桑等人来往密切；说他在事情发生后，有反常表现，也传播过“自杀风”；就在李震发生问题的时间里，他自己讲的活动时间和地点和别人反映的情况不一致等等。我也参加这个小组的一些工作，一起分析研究一些情况，一起进行思想帮助，也批评过他的态度是说：你可不要认为你搞过侦察工作，用侦察那一套来对待同志们。可是从我到这个组，直到离开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３，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略）〔２４〕
七、经不起推敲的“结论”
派至公安部的中央读书班学员，对侦查破案都是门外汉，从张宏轩的交代材料来看，他们的所谓调查没有什么成效。
今天，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意图去推翻自杀说，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是“畏罪自杀”这一结论中的“畏罪”两字。
据官方的“中国警察网”的说法，李震是“因追随谢富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林彪问题败露后，有几件涉及到他的罪行受到追查而畏罪自杀。”〔２５〕
由官方编写的《公安史稿》则有如下说法：“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他１９７０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与林彪党羽刘丰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１９７３年９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１０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２６〕
所谓“林彪集团”成员，在１９７３年８月的中共“十大”前已清理完毕。被指称与该集团有关联的人员，根本不可能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更不用说当选为该届中央委员。李震顺利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本身就证明了他与“林彪集团”毫无牵连。
李震是二野出身的干部，与所谓“林彪集团”成员没有历史渊源。建国后在三兵团及沈阳军区时期，与林彪陈伯达等人亦没有任何直接的工作关系。到公安部后，一直遵循多年养成的传统作风和组织原则，主持公安部工作后，每有大事，均经上下级关系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周恩来本人，与“林彪集团”及“江青集团”均不往来，何从去“积极参与林彪、江青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至于“公安史稿”所提及“罪孽深重”的“取死之因”的几件事，语焉不详，似是而非，是否确有其事，暂且不论，即便确有其事，大都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可以原谅的“错误”或仅能算为工作上的失误。试问即使是压下了一份文件在文件堆里，没及时转出，算得上是“罪孽深重”吗？如果真是重要的文件，都有严格的收发制度，这部份文件，秘书都会及时处理，不可能积压。
如果真有文件压下来，决不会是什么重要材料，况且，李震与陈伯达素不相识，压下他的交代材料干什么？
从李震主持公安部工作后对待解放干部、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开放态度来看，他不仅无过且有功。仅从上文提及１９７１年６月部核心小组报周恩来的报告提出重新设立中央政法干校而不获批准的事例来看，李震重建公安队伍的积极态度不是比周恩来更可取吗？
对于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们往往只机械地分成两类－－不是“受迫害致死”，就是“畏罪自杀”，非红即黑。自然界是多姿多彩的，人类亦然，难道除红、黑两色外，就没有白色？灰色？譬如说，因工作压力沉重引致抑郁症而自杀？
以笔者之愚见，李震人生悲剧的源由，在于被历史推上了一个不适合于他本人的舞台。
文革中，沈阳军区陆军第２３军政委张午，奉派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任军管小组组长。到任后，一看局面并非自己所能驾驭，当即声称阑尾炎发作，要回部队治疗，从此再不涉足“三支两军”工作。张午日后提为沈阳军区副政委。
李震的本性，还是知识分子气重，说听话纪律性强也好，说有一点懦弱亦可，反正是没有张午般滑头，要说他人生的最大失策，就是没有及时抽身而退，离开公安部这一是非之地，回到他所熟悉的军队。
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点了李震、施义之、曾威、赵登程等四位文革期间奉派到公安部的军级以上干部的名，除李震自杀外，其他三人命途各异。
赵登程，在李案发生前的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已被关押审查，十一年后“两案”审判期间的１９８３年１１月２日，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１５年。〔２７〕
施义之，李案发生后，公安部核心小组由其牵头负责。１９７７年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异地安置。２１军的老人对施的评价是：勤勤恳恳，老老实实。据说，施在晚年最大的感慨是：搞了一辈子的政治，到底还是不知道什么是政治。〔２８〕
曾威，１９７５年５月，调回军队任天津警备区政委，１９８３年９月离休（副兵团职），进京安置。１９８８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就是及时离开公安部回到军队系统的好处。〔２９〕
(2003年１１月）
注释：
〔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
９９７），页６２９。
〔２〕据公安部《人民公安报》主办：中国警察网（ｗｗｗ．ｃｐｄ．ｃｏｍ．ｃ
ｎ），公安大事记。
〔３〕据《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十二军军史》（陆军第十二军，１９８１）；《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４〕据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大事记（１９４５－１９８５）
》等。
〔５〕访问王淮湘、张纪之记录（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８日）。
〔６〕、〔７〕同注〔２〕。
〔８〕据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布告（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牟立善，陆
军第３８军副军长；刘传新，陆军第２７军副政委；王更印，陆军第５５军２１５
师政委。
〔９〕同注〔２〕。曾威，１９５５年授少将衔，时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赵登
程，空军第８军副军长。
〔１０〕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１９６５年７月已调任国务院内
务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央政法机关党委书记，报告中提及严，可能因严组织关系尚在
公安部；尹肇之，公安部党组成员。
〔１１〕同注〔２〕。
〔１２〕据中发〔７０〕４４号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对国务院一九七０年六月
七日报告的批示”（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２日）附件一、二。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同注
〔２〕。
〔２０〕十八人中，有十人（地方学员的全部及军队学员一人）是中共中央委员或
中央候补委员，分别是：杨贵，原河南林县县委书记，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祝家
耀，原上海５７０３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世忠，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首
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董明会，原武钢耐火厂工人，
中共第九、十届中委；杨坡兰，原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中共第十届候补中委；唐克
碧，原四川女子石油钻井队指导员，中共第十届候中委；周宏宝，原上海钢铁厂车
工，中共第十届中委；姚连蔚，原西安昆仑机械厂工人，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梁锦棠，原广州电机厂工人，中共第十届中委；张英才，战斗英雄，陆军第１３
军副军长，中共第九、十届候补中委。
〔２１〕同注〔２〕。
〔２２〕应为曾威，以下交代材料“曾伟”同。
〔２３〕应为刘复之，以下交待材料“刘夫之”同。所谓“采取了措施”，应是指
经中央批准，对于桑、刘复之实行“监护审查”。
〔２４〕张宏轩：“关于参加公安部了解所谓李震被杀问题的揭发交代”（１９７
７年１１月２６日，上交材料）。张宏轩，原解放军政治学院师职干部。
〔２５〕同注〔２〕。
〔２６〕中国人民公安史稿编写小组：《中国人民公安史稿》（警官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７）页３４３、３４４。
〔２７〕《历史的审判（续集）》（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页９４－１１
５。
〔２８〕访问费龙山记录（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２日）。
〔２９〕北京军区联勤部北京第四干休所编：《岁月如歌》（２００３年），曾威
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