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权贵资本主义的怪物 爱国却把私利放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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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权贵资本主义的怪物 爱国却把私利放首位 2010年09月29日 01:19 第一财经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30

本文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9月17日,作者:吴晓波,原题:《宋子文:权贵资本主义的“怪物”》

在一部百年企业史上,宋子文是最难以定义的人。这一部分原因来自于财富——宋子文到底有多少钱,这至今是一个谜。

《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他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亚洲华尔街日报》则把他列入人类历史上曾经最富有的50人之一,并认为“20世纪40年代宋子文可能就已是全球首富了”;傅斯年则坚称宋子文“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

一个人能获得如此“殊荣”,背后所隐藏着的故事可想而知。

宋子文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是一个受过美式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训练的知识精英。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获硕士学位,继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若他运用现代理念来为祸社会,影响亦愈大愈恶劣,宋子文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位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是中文的人,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却是中国式的,也是无比巨大的,把他与前朝的盛宣怀放在一起比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他们堪称两个时代的官商典范。

宋子文对西方的经济制度非常熟悉,有时候表现得很开明,对企业家阶层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观察家甚至认为他是国民党中的“资本主义灵魂”。可同时,他又是专制经济制度的执行者,他高超的财政技巧实际上比强盗还有杀伤力。

他反对暴力,拒绝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财政,可同时,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团最有效率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爱国者,可同时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摆在任何理性选择的第一位。

他善于制定秩序,但他自己则每每置身于秩序之外。曾经当过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台湾省省长的吴国桢在《吴国桢的口述回忆》一书中谈宋子文时说,按照政府的有关法令来说,孔宋的豪门资本所做的一切确实没有问题,一切都是合法的,因为,法令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这是因为他们有影响力,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范围内做的。这也构成了宋子文与胡雪岩、盛宣怀最不同的地方。

在近现代的百年企业史上,出现过三个很典型的官商,一是胡雪岩,二是盛宣怀,三就是以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的孔宋家族。他们均为当时的“中国首富”,他们的身份亦官亦商,是为“红顶商人”,其财富积累都与他们的公务事业有关,但是,这之间却又有巨大不同。

胡雪岩为左宗棠办洋务,上下入手,损公肥私,是盗窃式的致富道路;而到盛宣怀时则演进到了股份化,但这些都不及孔宋,因为他们是手术刀式的精致切分。孔宋更善于利用宏观经济制度的设计和执行为自己谋私,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重大经济政策变革、重要发展机遇,往往都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佳时机,孔宋财富暴涨最快的时候正是国难民困的八年抗战期间。

也因此种种,在国民党败逃中国台湾后,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1952年10月,国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党内重大整肃案”,开除了一批“不忠贞”的重要党员,名单之中,孔祥熙位居第一,宋子文位居第二。而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排第一的是蒋介石,第二是宋子文,这大概是宋子文式人物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象征性定位了。

尽管如此,如果仅仅看到这些,还不足以了解权贵资本主义的全貌,宋子文是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典型代表,却不是全部。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孔宋集团被清理后,国民政府的贪腐现象并未被改变,甚至有变本加厉的趋势,也因此最终成为国民党政权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故何廉曾哀叹,孔宋下台,官僚资本却“未伤毫末”。所以,如果不能从制度根本上进行清算,特别是加强经济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那么,官商模式的杜绝将非常困难。

在这种意义上,对孔宋模式的反思与清算,迄今尚没有真正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