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在反华浪潮与狂热民族主义之间(简报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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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63期 梁文道:在反华浪潮与狂热民族主义之间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8-04-27 15:53:40 编辑: 点击次数:4948

    “大家不抵制咖啡吧?呵呵,我喜欢边讲边喝咖啡。”著名文化人,凤凰卫视时势评论员梁文道一出场,就给了大家一个激起全场笑声的开场白。

    4月26日下午2点半,梁文道将凤凰卫视的名牌栏目《文道非常道》搬到华中大管理学院学术报告厅内。他以自己幽默的语言,为在座的学子带来一场名为“在反华浪潮与狂热民族主义之间”的讲座。

    离讲座开始还不到一个小时,会场内就已经座无虚席,甚至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校长李培根,党委副书记欧阳康也来到现场听梁文道精彩的讲座。

                            中国青年需要愤怒
    面对台下密密麻麻的学生,梁文道一开始借用南方周末著名评论家焉烈山讲的话,延续往常的敢言:“人人都会有‘青年’, 却不一定有‘青春’。只有那些富于青春激情的创造者,为推动这个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建树的人,才会在‘时代’的年轮上留下印记,不算枉度了青春。”

    梁文道谈到,最近的中国有着很多的问题,许多人必然会有相应的情绪反应以至于愤怒,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情操。中国现在有着太多太多的问题让国人愤怒,当各种不合理的现象出现的时候,比如钉子户现象,比如农民工现象,“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愤怒,而年轻人的愤怒总是能够会改变我们社会,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种‘愤青’。”梁文道是这样认为的。

    “什么叫真正的愤青呢?当我们看到这些不公平的现象,我们拥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会去思考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正义,为了这些事情而愤怒,难道不是一个年轻人一个年轻学子一个年轻的大学生该有的高贵的情操吗?”梁文道表情严肃,甚至有些激动。

    如何将这样一种愤怒转化为实质性的力量?他联想到一个故事:在抗战时期,曾经有个抗日名将孙立人将军,去缅甸打完日军侵略者后,将阵亡的烈士安葬在广州的一块福地。然而这块福地,到现在却成了广州某菜市场公共厕所的一部分。

    “每次我去敬拜的时候,都会觉得非常地难过,如果我们能把当时的反日情绪拿出一点来关心就在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事,我们管得着的事,结果会怎么样?我们难道能让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埋在厕所地下吗?”梁文道反问道。此时的会场,异常地肃穆。

 

                            反华浪潮问题在于偏见

 

    “其实,问题也没有这么严重,”梁文道笑着缓和一下会场严肃的气氛,开始说下去,“再过几天,就是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误炸十周年的日子了。这十年时间,我们曾经反过美,反过日,反过法。若是按照这样每三年反一个国家继续下去的时候,我们是否要把一百多个国家一直反下去?”梁文道还笑道:“以后我们遇到朋友,大可以问他们是反那个国家的,来确定他们的成长时期。”

    他反思着现今社会,指出,现在的西方媒体,列如CNN、BBC等,是不会联合一起,弄一个阴谋来扭曲中国。真正扭曲中国的,其实是现在的西方,对我们国家的偏见。
      
    梁文道分析说道,西方对我们国家有着这样一种固定的偏见:1.西藏原本是独立的国家,却被我国暴力侵占。2.中国政府,是暴力的政府。

    于是当西藏问题出现,只有中国的中央媒体才能报道西藏事件,所有的外围媒体都被控制在外面的时候,境外媒体越来越不相信我们国家,与我们国家之间的误会变得越大,以至于产生更大的偏见。这并非是阴谋,而是媒体本能的一种怀疑。

    而在此时,提倡新闻自由的南方都市报,还有梁文道,还有长平,都被成为“反华”的一部分。为什么会成为反华呢?梁文道无奈地说道,在建国时期,毛主席曾经认为国民党不给老百姓新闻自由,不给知情权。而这些革命先烈所要求过的新闻自由,却突然间成为成为西方反华势力的要求。他不理解。“西方的价值观,比如民主,自由,新闻的客观,这些却统统成为西方的阴谋。要是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我是不是就不能穿西装了?”

    “是不是所有西方的东西我们都不准用了?用了就会成为‘反华’?”梁文道再次用自己幽默的言语征服了在场的听众。

 

                            “中国人”的忧虑感


    “这几年,我们曾经抵制过日货、韩货,到现在抵制法国货。而这样抵制洋货的行为最早是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出现的。”梁文道解释,当时发起抵制行为是因为入超的问题,我们国家没有关税上的自主权,所以只能号召大家去抵制洋货,提倡国货。

    如何去鉴定洋货和国货,他提出四点鉴定要求:一是资本,二是经营者,三是原料,四是劳工。而中国人的国性,民族主义,民族认同感,就是从“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过程培养出来。

    他回想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你这样,你还是中国人吗?”梁文道认为,“中国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做人的最高标准,如何做中国人已经成为道德上追求的理想目标。“但是做了坏事的中国人,就不是中国人了吗?”他指出其中很大原因是在于,中国人一直有着很大的忧虑,这种忧虑来自于对自己的不理解。

    “其实在这样一个十年间,当最忧虑的我们,面对世界的改变,面对其他国家对我们的重视对我们的不理解,面对现在国际大环境的不协调,产生了极大的不适应。这些不适应都集中在现在这个时期。”

                            我们要学会当一个大国

   

    梁文道觉得中国人有种强烈的想法,就是不能被欺负。

    他分析道,西方之所以出现反华的念头,是因为中国变得太大,太强,而且速度发展得太快。这样的一种变化自然就成为西方大国的压力。“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受害者,不是在于被动而无力抵抗的局面,而是人家太怕你了,你这个国家的发展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危机感。”

    中国人口太多,耗费资源太多,别的国家肯定有意见。而且在现在的西方国家看来,中国是个压迫人权的国家。西方游行的大多数人,也是带着“解放中国人民”“帮中国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理念去的。结果却遭遇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于是他们开始认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他们的完全不一样,“并非同个世界,同个梦想”。跟着这样一群不了解却实力强大的人在一起,害怕是必然的。
       
    他希望北京奥运能够成为一个大家彼此了解沟通的机会,让西方的人们知道我们是没有恶意的,我们是朋友。而并非是将北京奥运成为一个偏见的引爆点。

    他还表示我们中国要习惯成为一个大国,学会如何去做一个大国。“当别人用看暴徒的眼神害怕地瞧着你的时候,你不能用暴徒的方法去恐吓他们。而应该对他们说:‘乖乖,不怕不怕。’”梁文道用机智幽默的语言让全场的听众从一种严肃的沉思状态顿时轻松下来,而他爽朗的笑声,也早已被突然爆发的激烈笑声给掩盖了。  

    “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局面,就如同走钢丝一般,只是凭着一股血性是走不好钢丝的,要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冷静地走,理智地走,才能度过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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