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高全喜：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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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2日三味书屋演讲
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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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三味书屋”向大家做个思想汇报。说起来我对这里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三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做过一场讲座，内容跟今天的题目有点相近，当时谈的是“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今天谈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主题是一样的。当时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那时我正在主编学术丛刊《大国》，虽然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还没有播出，不过学术界对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已经有了很多思考。当时我和北京大学的李强、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王焱，还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的150年来，我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先后有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和国，到现在又经历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随着社会的演变，她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到底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左”“右”两派之分，存在很多争论。我们想，是不是自由主义也有一套关于国家的理论？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人权法治，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关于国家问题，是不是自由主义就只是谈有限政府，谈约束国家权力？是不是自由主义也还有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一套理论？特别是对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来说，从自由主义的路径中是不是也能开启出一套国家构建的理论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谈的很多，自由主义谈的不多，对此我是深有痛感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接受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已经非常成熟了的，或者说是已经体系化了的现代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经过启蒙思想的锻造，尤其是西方几次大大革命与社会转型，在理论上已经非常完备了。但是，这种现代政治理论在西方社会，是有发育的过程和前提的，不说古典古代的城邦国家，也不说封建制的中世纪社会，就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它从15到17世纪开始酝酿，一直到19世纪也才大体成熟，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现代政治国家的法治与宪政制度奠定之后，现代的自由主义诸家理论，包括罗尔斯、德沃金、哈耶克、哈贝马斯，等等，才大行其道，蔚然成风。相比之下，探讨早期现代国家的发育过程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政治思想，在我们的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在所谓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和同行中，却很少有人问津，而我觉得这个早期现代的国家构建问题，对于我们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这场讲座，我想沿着过去的思路，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再谈一下我的思考，在此，我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的两位老师。
宪政国家是探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前提
今天再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三年前的语境是不同的，虽然我的基本观点与三年前并没有多少变化。说起来，这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更为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甚至积聚着更为深刻的危机，党的十七大召开，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空前绝后，然后是遭遇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不用多说，理论界呢？出现了民主价值的大争论，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口号，等待，问题很多，争议很多，我今天不准备多谈，只是试图从现代政治的价值基础、制度框架的角度出发，谈一下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尽管最近三、五年学术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但我感觉，“左”派那种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国家理论和用后现代思想来解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去政治国家的理论，甚嚣尘上；同时，那种极端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那种对王朝政治的简单复制的政治说辞，声音也非常响。而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关于国家构建的学说，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那一套关于民主、宪政、法治的教条化说辞，他们只谈宪政，忽视宪政国家的构建。当前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比如极端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公共领域的黑金问题，人权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子是我们的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结构问题，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是捆绑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一直宰制着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自身内在的自主规则来作为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由一套权力主导的规则宰制着我们当今的社会，无论这种权力是直接的还是幕后的。
中国的社会问题，它的根子还是在国家问题上，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本性的国家？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论路径，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我想谈的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中间派的思想，它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又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它关注的是一个宪政国家的建设，而不仅仅只是国家或只是宪政。这个宪政国家是与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它们的发育与生成在西方已经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怎么发育和产生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满打满算才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出现了二个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一个比较优良的政治体都没建立起来，又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问题呢？在西方的早期现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从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霍布斯、博丹到洛克、卢梭、休谟、亚当·斯密，等等，他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问题，三五百年来，一直到19世纪，可以说西方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其中的主流是自由、宪政、共和的现代国家。当然，相对来说英美国家的发育比较正常，比较良好，欧洲大陆就比较曲折，但是无论怎么说，20世纪之后，一个西方世界为主导的现代国家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它的标志就是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最早的维持巴伐利亚合约到雅尔塔体系，西方各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一个国家内部的政体建构、国家建构，还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秩序建构、世界格局构建。尽管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说它并非是美好的，甚至是邪恶的，但它们的存在并且胜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回到中国，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对中国士大夫的震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朝野对中华文明的价值以及制度的深层忧虑和思考。从那时到现在，大致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国是不是已经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比较正常的自由、宪政、共和、民主的宪政国家是不是建立起来了？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有了一个比较优良的政体制度、国家制度？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假如没有对东西方关于中西文明政体、政治秩序、法权结构的思考，单纯谈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非常空泛的；如果没有历史、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一些理念的思想支撑，中国当前的看似热闹的有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言论，都不过是一些空泛的情绪、想象和意念中的东西。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应该放到刚才我说的现代政治的构建，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叙事及其演变过程之中来思考，这样才不会是空泛的，不会是个人情绪性的，也不会是审美主义的。我以前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对搞文学的人过多沉湎于社会政治理论是不欣赏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是两种事务，过多把文学艺术的方法、情感、逻辑用到社会政治事务上，那是非常害人的。
现代政治不可能重建古典政治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者其他各种主义，我们都知道它首先有一个古今之变。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或者我刚才说的国家问题，我们谈的都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而不是古典的、西方的那种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也不是中世纪的二元分立的神权和王权政治，也不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王朝政治。现代政治，从时间上来说，在西方那就是从15世纪16世纪到20世纪到当前的21世纪，对中国来说那就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今天，大致是这个时间段里头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体的内在的制度结构，其发育、构建、发展及政治正当性问题。这里头就有古今之变，虽然现代政治是从古典政治演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政治不可能再重建古典政治。人类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从逻辑上未必能有绝对的证明，但它是一个经验，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政治学或者政法理论是一种现实的事务，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事务，它不是玄想。
半个月前我和刘小枫在南通参加了一个会议，我们聊起来。我说他们宣扬的施特劳斯那一套，古典德性是很好的东西，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美德，还是中国的古典美德，都是很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足以建设现代政治。我们在现代政治的前提下，可以调用、吸收，甚至是创造性的改造古典的美德，但要说重新回到古典政体、古典美德中，用它来构建现代政治，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是不可能的事情。宣传这些思想可以，挖掘一些古典的好东西，像古典共和主义，希腊的所谓的公民德性，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和现代制度是不同的，这里头有一个identity，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同的。我个人主张，政治上我们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包含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在此之下，人类的文化肯定是多元的，可以有古典的，可以有现代的，有的人更多地追求古典，有的人可能追求现代的多一些，甚至也不排除就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这是一种生活形态，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方式，是个人的价值偏好或者说习性，这个没问题，这也是现代政治可以容纳的。但是要说把古典政治、古典制度全搬到现在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探讨的是现代政治，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当然涉及到现代性又复杂了，我暂且承认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喜欢用“现代”，不喜欢用“现代性”这个词，特别是我这段时间在研究格佬修斯，所以，我还特别关注earlymodern这个词，我认为“早期现代”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远比古典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还没有解决“建国”问题
刚才我基本上谈了现代政治，谈了古今之变，我再给大家归纳一下。第一，我谈到了西方500年现代政治的发展演变过程，谈了中国150年来的情况；第二，我谈到了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或者说，现代政治和古典政治、古典德性、古典思想的复杂关系。下面，第三，我想谈的是为什么我对早期现代，early-modern问题，比较感兴趣。
一百五十年来，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或变迁。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改革开放搞起来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加入WTO了，中国崛起了，像汪晖经常谈的那样，似乎我们已经融入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体系之中了，但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虽然我们现在处在现代社会，甚至有很多方面与西方同步，但是从政治逻辑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17~19世纪这个时间段里头诸个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政治逻辑在我们中国目前还没解决完，所谓历史三峡也好，所谓中国的建国问题也罢，我们还没有完成。而西方在17到19世纪，诸个民族国家尽管有的非常曲折，有的是非常幸运，但无论怎么说，到20世纪前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民族国家，建国问题已经完成了。二战以后发生的问题，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现代性问题，或后现代问题，都是可以的。这是西方逻辑演变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建国问题在20世纪前后已经完成，所以，历史学中有一个“长的十九世纪”的说法，其实这里在我看来，暗含着一个政治逻辑的隐喻，就是在19世纪前后的一百多年里头，西方主要国家各自完成了建国问题。当然，这里也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它们都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为核心展开的，现代帝国只是它的一种外在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基本是一套宪政框架制度。而中国，我说它对应的是西方的17到19世纪，是说我们的建国并没有完成，我们可能有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摆在宪法文本中的现代国家，至少不是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优良的现代政体。
说到两个共和国，也有人说是三个共和国，袁世凯搞的那个也是一个，叫第一共和国，孙中山建立的是第二共和国，1949年之后是第三共和国，这里关于究竟是二个还是三个暂且不去说了。总之，我们经过这一百五十年，或者说一百多年，从晚清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现在，很难说我们的建国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建国问题就是国家的制度构建问题，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内在的价值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identifty。制度建立起来了，是说它是有效的，是能够实行的制度。但如果纸上写的是一种，实行的是另外一种，这个制度就不是优良的制度。
现在很多人在谈后现代问题，谈与西方社会的制度同构问题，我觉得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这里头就有一个判断和考量。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与西方在时间逻辑上是完全错开的，我们就要克隆照搬西方17到19世纪的政治逻辑。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与现在的西方平行的方面，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观念，消费，行为模式，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和欧美相比，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用我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条腿已经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另一条腿还在前现代，身体的主要部分则处在早期现代。毛泽东曾经说过，要抓主要矛盾，而且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我们是这么一个大国，又有悠久的传统，又处在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前面的那条腿已经走向了后现代，后面的那条腿还在前现代，我们的身躯则处在建国的过程之中，我理解的所谓历史三峡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7到19世纪，西方的建国时代已经完成，我们的建国并不是一定非要克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我既不同意左派对自由派的指责，他们说自由派就是要把中国西化，我也不认同那种教条式的、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把中国搞成英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我们建造自己的国家肯定是不同于英美的，肯定是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规则、基本的原理，东西方也罢，古往历史也罢，有一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建国问题上，在现代政治问题上，我不主张这种教条的自由主义，我不主张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不可能。我们即使建立宪政国家，也绝对不可能照搬、克隆美国，肯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要建设属于自己历史传统的现代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要遵循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原则有些是核心层面的，有些是次要层面的。比如我们在福利政策方面，在公共事务方面，在教育、科教、文卫等方面，甚至在政制构建、权力制衡等方面，并不一定非要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在现代国家的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等基本制度构建方面，我们应该与西方现代国家共享或共同遵循那些普遍的原理，在我看来，它们从本质上是没有东西之分的，是所有现代国家所要普遍遵循的，否则就不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
中国应主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
下面我谈第四点，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现代政治的产生和发育，与西方现代社会是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比较赞成的还是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虽然有的人可能说费正清的观点比较机械，也过时了。后来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搞出了很多新名堂，似乎从学理上来看有些很高妙，但是我觉得政治事务是一种现实的事务，属于经验，而费正清的观点相比之下最符合常识经验，说出的乃是大道理。从大的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的王朝政治五千年来一直是在中国古典政治的逻辑圈里循环往复，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变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治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外部的强有力的异质文明，在它们的的坚船利炮、殖民贸易的背后还有一套法治文明和宗教文明。所以，我们的现代政治的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伴随着巨大的失败和屈辱，被动地被裹挟到现代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之中的。我们现代政治是以这样的发生学逻辑为起点的。我们思考现代问题，思考现代政治，甚至背后的现代思想，就必须承认，它们不是从古典历史或王朝政治自发地演变出来的，我们从王朝政治中是演变不出现代政治来的。可能也有人说我们在明清之际就有资本主义了，像日本的京都学派甚至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追溯到了北宋时代。但我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主体，中国现代政治的逻辑，是经过鸦片战争而被动刺激产生的，这就是费正清说的刺激反应模式。
难能可贵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块冥顽的石头，它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劫后余生。在刚开始是被动的、屈辱的，但我们自己要主动建构，我们要化敌为友，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使自己旧的生命重新焕发出来，所以这种反应就不是一种完全机械的反应。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的文明体是有生命力的。经历中国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又增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体没有死掉，正逐渐从刺激反应的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建设。说到这里，我对美国加州学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当前盛行的中国特殊论，是有异议的，我不认为中国在加入到全球秩序的过程中，要另搞一套与之对立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就是投降它，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去构建一个中国的永远独特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被动地变成别人的跟屁虫，永远跟随着别人。随着中国自己力量的扩展，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有了很好的政体制度了，我们在主动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肯定会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性价值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殊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从人类历史大尺度的政治逻辑来看，搞中国特殊论未免有些小家子气，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悠久的传统文明，为什么不能主动融入到世界中，并在这个世界中建立我们的主体性呢？世界秩序本来就是敌我相对的，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这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
关于民族主义：文化的与政治的
接下来我再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关于它们有多种言说和多种视角，我这里只是从政治的视角来谈，我认为这个视角就中国目前的时代状况来说，是比其他视角更为重要的。
先谈民族主义。大家知道民族是古往今来从来都有的，但是民族主义则是现代产物，只有现代社会，从15、16、17世纪之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套思想理论，以及社会实践，并且伴随着一种历史的叙事，才流行起来。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又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种族主义，它跟民族主义有关，但是，现在理论界已经不把它放到民族主义之列了。现代政治思想把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谈。第二个层面是有关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体系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它们的研究与民族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才是民族主义的专题，它们主要是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畴。
关于民族主义我觉得又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我觉的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值得考虑的视角。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经常说文化认同。这个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作为支撑，认为核心在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的精神，这里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像18、19世纪德国的早期浪漫派，甚至像费希特、黑格尔都比较偏重于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现在的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泛化为衣食住行，像法国排斥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和民族主义有关。我觉得文化民族主义是非常好的东西，确实一个人他的生活不可能是抽象的，比如世界公民，这个东西可以说说，但是你能是世界公民吗？没有签证你也去不了美国。而且你脱离不了你基本的地域，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皮肤血液，传统在你身上的印迹，以及你自己对它的认同，尽管有些可能是一种逆向认同，比如非常恨它们，但这也是一种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天然的，是非常有益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他要在自己的村庄或者出生地生活，要有亲情，要承认自己祖国的文化、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语言。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我是很赞同的，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没什么大的了不得的问题。
下面谈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甚至从目前来说仍比较复杂。你看联合国成员，或者民族国家的构成，确实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很少有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都是多个民族交合在一起，很少有像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假如主张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然后把它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再把它们与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那世界秩序、国内秩序就会是天天战争不断。一个民族要求自己的社会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把它上升到至高的国家主权问题上，那政治民族主义就比较可怕。这样导致的问题就会很多，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政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关系到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政体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如何安顿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安顿不同民族的政治诉求、文化诉求以及它的传统、它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它关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这就需要探讨如何真正建立一个比较理性的、共和制的、多元一体的政体制度，这是政治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
前面讲了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基于这两个基础之上的关于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言论、激情、爱国主义，我觉得这些东西作为一般老百姓，作为一个公民或个体表达自己的一种意愿、诉求、想法是很正常的，这里就需要正确的对待、理性的沟通。作为国家治理者，要思考如何把公民观念，以及民族国家、政治观念等现代政治常识通过公共教育传输给公民；作为每个个体，也要理性的审视自己的情绪表达，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把自己的诉求反映到国家治理者那里；最后应该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法律可以是宪法，可以是是民族自治法，还可以是其他的各种层级的法律。在政治层面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政体制度，如何安顿它的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目前的主流意识大谈爱国主义，我觉得所谓爱国不一定是爱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也可能不一定是爱我们的传统，虽然其中包含着这些因素，人民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认同它的活的宪法。这里的活的宪法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人民心里的，是在制度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政治是从这里开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爱这个活的宪法。我觉得，有的时候爱国这种激情往往是误国的，国家事务和个人激情有时候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如何用一种好的制度来安顿人们的爱国激情，而不是利用或打压，我觉得这是考验执政者的一个问题。
关于民族主义暂时就谈那么多，要展开来谈的话还会有很多内容，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网上也有，《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美国金融危机、英美宪政主义及其中国视角》，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一读。
关于自由主义：薄的与厚的
下面谈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与民族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后发的东西，自由主义关注的是现代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以及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厚的自由主义，一个是薄的自由主义。
所谓薄的自由主义，就是从狭义上来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一个社会政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的一套理论。自由主义不过多处理文化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或必要去回应或解决关于文化、社会、心灵的问题，甚至一些价值问题，也都不是自由主义应该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神学问题，有的是社会政策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怎么安排的一套理论，那么实际上自由主义就没有多少负担，很多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觉得不是批判自由主义，或者说它批判的是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担当的东西。所以，薄的自由主义探讨的就是现代政治，就是一个政治体，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如何达成了一个都必须遵循的法律与政治契约。这个法律与政治制度，当然首先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权力的制衡，即要限制权力，使它不能无限肆意的滥用权力。这就是说统治者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但在边界之内，权力又必须是强有力的。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了，认为限制权力就意味着削弱它的职能。其次，统治者基于什么行使统治权力？是基于人民授权，不论人民授权的方式是通过复合共和制的协商，还是民主代议制的选举，或其他方式，统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大家都一样发财这不是自由主义要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只是保障你赚钱的公平机会，如果有人剥夺了你赚钱的公平机会，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就要制约它。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国家权力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障，在这样的制度层面上，个人是不是过的幸福，是不是钱赚的一样多，是不是心灵上得到安慰，是不是觉得人生有价值，这些不是自由主义应该承担的义务。个人心灵得不得到安慰，生活没有意义，这是道德问题，是神学问题。个人经济上有问题，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能力比别人低，但你可以诉求于社会政策，你可以去斗争，而且自由主义也鼓励你去斗争啊，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打倒剥削阶级，这都没问题。
所以，薄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从狭义来说，自由主义只是关于最基本的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政体的一套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理论。从这个层面来说，自由主义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担待的东西不是很多，而是很少，但这个少而又少的东西，我认为却是最最根本的，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一套制度，那么现代政治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那么现代政治，现代民族国家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那也是一个威权社会，或者王朝政治。正因为薄的自由主义，统治者进行统治才必须基于人民的同意，统治者必须得到制约，必须按照法律来实行统治，法律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其他人非法的侵犯。在此基础之上，福利社会才能慢慢建立起来，社会才能在人们遭受意外时提供帮助。所以，福利社会与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关联，但也不相互对立，自由主义可以为建立比较公平正义的、能惠及更多人的福利社会提供制度基础，但是，这是它增量的东西。在一个正常的西方社会，或者一个现代国家，它的政策总是在左右两级间摇摆，一会是保守主义政策，一会是福利国家政策，其实，这很正常，假如没有这样左右两级间的摇摆的话，那就不是现代国家了，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左右摇摆，使得社会发展相对地能够惠及较大多数人，同时又给有才能的创造者提供获益的空间。
在理解了薄的自由主义之后，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制度本身在这个薄的制度之后它又企图，或者说随着社会演变，它又叠加了很多内容，这就是厚的自由主义。厚的自由主义探讨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是自由为主还是平等为主？道德基础是什么？它和宗教及神学、人的心灵寄托，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现代政治的精神的层面。另外一个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层面，这里包括公民社会问题，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特别是是福利政策问题，税收问题，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文化权利，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当然有一套主张，基于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也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看到，实证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似乎打架打的很厉害，他们是在厚的层面上打架，但他们都属于从薄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从自由主义大的谱系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
下面我谈一下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他们一直忽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可以说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发育了，到现在还十分幼稚和脆弱，就思想理论来说，从严复开始，胡适时代之后，台湾有殷海光、雷震等，当代中国有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等，很多人探讨了自由主义。我觉得当代中国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从传播上大致有哲学的路径、经济学的路径、法学的路径、政治学的路径，等等，但输入的大多是西方的现代理论，或者说20世纪之后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主义、三权分立、人权保障、民主政治、有限政府、社会契约，等等，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确实，西方当代的一些理论家们谈的主要也是这些东西，而且谈的更深入。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些东西，作为常识得到普及的这些东西，它们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面相，西方当代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多说，但不多说不等于人家不懂，而是人家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在17、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那里都已经重点说了，已经变成当代理论家们的前提预设了。我们看到，早期现代的现代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穆勒、美国联邦党人，等等，他们谈的主要是建国问题。到20世纪人家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宏大叙事结束了，然后才有违宪审查问题、男女、族群的平权问题，才有哈克马斯的的交往理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等等，这些问题变成了理论热点，这是人家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差异原则探讨的是经济权利平等问题，交叉共识探讨的是在代议制下一个政体如何防止现代民主治理的一些弊端，还有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人家在17、18、19世纪建国问题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产生的新问题。
我们把20世纪人家探讨的这些东西拿到现在的中国来探讨，在我看来光谈这些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没有关于一个现代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理论，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它的合法性，它的思想根源，它的发育逻辑，它的内在发展过程，这些理论还没有变成常识，不但没变成常识，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我推荐三本书英国的经典著作，大家读一读，而且做好是一起读，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本是洛克的《政府论》，再一个就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国富论》。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把这三本书平行的读呢？因为，我认为这三本书加在一起，基本上把一个现代政治国家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都深刻地予以探讨了。《利维坦》是探讨现代国家怎么构建的问题，《政府论》是关于国家初步建立之后，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和自由的问题，《国富论》讨论的国民财富的生长发育的原因，即培育一个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而下卷则是探讨世界贸易的问题，上下两卷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建立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外如何搞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英国思想家们所处理的现代政治实质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建设问题，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另外一个是国家的对外问题，即构建一个世界秩序的问题。
自由主义其实是有两个逻辑的层面，一个是人权保障、制约国家权力，这是一个面相，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如何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我觉得在后一个层面上，至少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是缺乏思想力的，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要补上这个课，这是中国当今自由主义面临的主要理论建设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前一个层面的问题不重要，但是从政治逻辑来说，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可能比前一个更根本，维权问题是重要，三农问题是重要，但是一个国家假如就是一个糟糕的国家，那么维权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假如建立了一个好的政体制度了，这些问题相对会好解决一些。
在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问题上，是有某种契合的相关性，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特别是当代中国这个语境下，我们仍处在建国的历史三峡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因为我们建设中国的基于自己国家的自由政体，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国之本。在此我觉得要防止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个就是全面复古主义，我们构建的是是现代政治，是自由共和政体，它不是古典王朝政治，所以说蒋庆搞的那套我就不赞同；另一个就是极端的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两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没必要让这个政体和美国对着干，与美国似乎就是有我无他，我觉得没必要。现代世界秩序并不意味着有了美国其他人就不活了，好象你发展的话就必须打倒美国；但我也不认为一定要做美国的儿子，你在自己的现有条件下，按照现代政治的原理，逐渐培育一个主体性的现代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要防止那种极端复古主义，同时也没有必要搞成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而是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在文化的层面上，在德行的层面上，文化民族主义，古典传统是很好的；在和美国既斗争又合作的前提下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也很好。但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建立自己的自由政体的内在制度结构，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两个都是相对次要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世界，离我们既亲近又遥远，我们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地缘政治也好，国家间关系也罢，那是我们发展的外部世界环境，这两个东西都不能代替自身的宪政建设。这样的宪政建设攸关我们的立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个宪政国家的层面上是不打架的。
这是我谈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老调重弹，也没多少新意。最近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他们谈的民族主义可能与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也没读过这些书，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基于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些结合，特别是国家构建的原理性问题。就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众A：听完您的讲座之后我有点困惑，就是您说的西方社会走过好几百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宪政国家。而中国自由主义只走了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那还要多少年中国才能成为宪政国家？其实经过短短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实力就跟很多发达国家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在政治方面我们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才可以和西方国家平等？
高全喜：不是等，我没说等。
听众A：中国人在意识、在思想方面和西方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巩俐入了其他国籍了，一些人就觉得她是卖国贼，是不爱国的，她就伤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了。章子怡演部电影，在影片中她扮演的角色给外国人下跪，我们就觉得她这是叛国，就是不爱国。我们现在还认为这些东西伤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伤到我们的爱国心了。我们现在还被这些东西所困扰，我们还需要走多久，才能真正与西方的这些现代国家平起平坐呢？
高全喜：是这样，从政治逻辑上来说，中国主要的问题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已经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解决。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等，我们现在是要进一步推进，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政治发育和我们社会的发育有时候不同步，我们的国家形态还没有发育到一个比较好的形态。这三十年经济上的发展看上去是发展很快，但这里边是有很多虚幻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政治上并没有同步发展。所以说这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里边隐含的危机，隐含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分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模式调整不是经济本身能解决的，要真正使得社会持续发展，那社会、政治这一块就要进一步，不是等，而是要有所推进。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但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能跟上，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听众B：一个问题是前面您说的这个民族主义这块，您谈到民粹或者民族主义的一种非理性的表达，你觉得是可以安顿一下或者说把它制度化。我就想起很早的一个案例，我们国内一个留学生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就在靖国神社外面表示抗议，之后被抓了起来。后来我仔细的分析这件事，其实这个留学生很理性。我的问题是，安顿民族主义有没有操作性？如果说用制度，但那么多的个体怎么去约束他们？这跟自由主义是否有矛盾？这个我没搞的太明白，想请教一下。
第二个就是针对自由主义，就说咱们要解决建国问题，您认为咱们最好的一个捷径是什么？
高全喜：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自由主义或者一般的现代政治比较良好的政治，也不可能安顿每一个个体在任何时间的任何情绪，但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架构，或某些法律条款，让个人有表达意愿的途径和方式，比如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权，有结社权或者成立组织的权利。但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系列相关的制约性规定，这样个人有了意见，表达就是了，表达多了最后形成压力了，那就可以通过改变法律来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提供所谓制度性的东西让个人有一个有效的表达途径，或者说表达方式。假如你的力量大了，你甚至可以按照你的诉求，改变一些制度安排。
一个政策很难使所有人都满意，在现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反映意见的渠道、途径。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正常的途径，大家不得不依靠其他的途径，而且是越打压越激烈化。所以要提供一个正常的途径，这点目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关键是途径提供好了，大家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只要合法，每个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违法就要受到制约，公共意见多了，形成足够的力量了，也可以改变法律，这样就不违法了，而是合法了。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关于表达个人意愿的良性制度安排。
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大家都很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八月份我可能出版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集中探讨的也是相关的问题。确实，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我们也有宪法了，也逐渐通过法治来建立改良性的政治。我不太主张完全的社会革命，但我觉得社会的压力是政体内部变化的必不可少的动力，甚至危机都是一种动力。关于政治改革的途径呢，我与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宪政主义。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宪政感不感兴趣。其实，一般大家理解的宪政或者宪政主义是司法宪政主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违宪审查的那种司法宪政主义。我觉得司法宪政主义解决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会发生危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提供的救济途径，但是对中国来说，这还不现实，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宪政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然后接下来要开展“反革命”的宪政运动，这里“反革命”就是这个词的本意，以法治拒斥革命。以前的农民起义，马上打下了天下之后，还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就要按治天下的规则来治天下，因为你已经是统治者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政治宪政主义的典范，革命完成之后，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那么治理这个共和国就不能再来一次革命的方式。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我陪他参观，到军事博物馆还有其他的地方看一些展览，他发现那里的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李自成、张自忠这些人的塑碑，人们对他们顶礼朝拜。就觉得纳闷，他说你们国家已经是革命成功了，怎么还把农民起义的这些造反者抬得那么高，这不是鼓励人民造反吗？按说建立新政权后就不应该允许搞革命了，而是要搞改良，要搞法治建国，不能搞革命建国，革命建不了国家。我感到这位外国朋友的独特视角很有意思，仔细想想，确实莫名其妙，一个执政党统治六十年了，怎么还搞这些名堂呢？这是不是说明统治者缺乏政治智慧呢？
听众C：我想请教高老师，我在欧美观察到媒体垄断或者资讯传播控制的问题。在欧美，特别是近几十年当中，很多政治改革和国家架构都还是跟媒体政策有很大关系。我们这几年当中，国内一些治理贪腐的案例中，很大的力量来自媒体。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个架构系统里头并没有听到你特别提到这个环节，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环节是怎么看的？
高全喜：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一般大家都谈三权，但是我觉得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来自公民社会的这种权利在现代社会确实已经和所谓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这些传统的三权可以并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已经是“四权”了。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的发育，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甚至对司法权力产生了制约。但这里头的复杂性在于，新闻监督也是双刃剑，因为我们也看到新闻本身背后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它后面有媒体的利益，还有新闻资本的利益。所以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在中国当下，不光是新闻监督，还有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甚至是公民社会，NGO，民间组织，它们的积极性和建设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们过于理想化。我也上网，看到网上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高兴。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来自社会的第四权力确实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以前我们谈到政治制度的时候只说三权，在古典时期确实是这样，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讯发达了之后，第四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在中国目前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看到很多事件都是由新闻媒体、网络以及公民社会最先公开出来。但是，这里就需要法律，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公共社会关于结社问题，关于宗教自由问题，关于言论自由问题，如果不通过法律来为这些东西提供合法的制度平台的话，未来的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听众D：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到社会危机的时候才能往前走吗？第二个，在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你认为哪一位可能是能够站出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
高全喜：第二个问题确实我没法回答。从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中国能有这么一个人或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当然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没有那也没办法，这个社会也不会因此就完蛋，人总要活下去，中国也要活下去的。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危机，怎么理解政治和危机的关系。我还是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只能谈理论，谈历史。美国的一个宪法学家谈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一般说来，政治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比较远的，即使离我们很近，我们也感觉不到，大家就是那样平常过日子。有人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没遭遇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当时，政治可能在逐渐衰败，也可能在慢慢生长，但是因为历史尺度与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是不一样的，他感觉不到这些。所以，这种正常现象在历史中没多少记载。历史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政治时期或变革时期，我们看到古希腊历史如此，古罗马历史也是如此，还有美国立国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晚清时期等等。所以，非常政治时期面临的问题和日常政治时期就不一样，非常政治时期一般来说，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同构的，比如有时候经济可以说很艰难，但可能并不构成政治危机。还有大家经常说的法国大革命，但那时法国经济很发达，人民也挺自由的。所谓的巴士底狱也就囚禁了几个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专制主义已经让人过不下去了。法国当时跟欧洲国家比是各方面都处于较好的时期，但是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这是非常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
再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那时候政治上没有危机；现在经济上似乎好多了，但政治危机说不定哪天就会到来。所以，经济形态的危机、社会形态的危机和政治形态的危机不是同构的，完全一致的。所以，对于统治精英来说，危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才是政治改革最好的时期；危机到来的时候即使你想改，可能未必能做到，历史可能裹挟着你往下走了。当然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但你要说危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我觉得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必然关系。但是，在大家都感到危机实实在在发生的时候，这时候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往往是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也只是一般情况，不是绝对的。政治事务不像自然科学可以实验，我觉得政治事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次性的，不能拿人、拿社会做实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或关心政治事务者的智慧就体现出来了。我是希望能够危机没到来的时候能够推进政治改革，晚清就是这种情况。对于晚清时期，大家经常有这种感慨，说假如那时早点改革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还是立宪君主制呢。但到西太后真正想动的时候，革命已经来了。晚清时候有三派，革命派、保守派和立宪君主派，当然最好的是立宪君主派。假如能够真正实施君主立宪，那是中国的幸运。晚清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并经演讲人审阅。
整理者：陈源 柳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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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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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三味书屋”向大家做个思想汇报。说起来我对这里的印象是非常好的，三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做过一场讲座，内容跟今天的题目有点相近，当时谈的是“大国之道: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今天谈的还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主题是一样的。当时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那时我正在主编学术丛刊《大国》，虽然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还没有播出，不过学术界对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已经有了很多思考。当时我和北京大学的李强、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王焱，还有一批年轻的朋友，我们经常讨论这样一些问题，鸦片战争之后的150年来，我国的发展历经曲折，先后有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共和国，到现在又经历了快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随着社会的演变，她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到底面临着哪些主要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左”“右”两派之分，存在很多争论。我们想，是不是自由主义也有一套关于国家的理论？一般来说，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人权法治，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关于国家问题，是不是自由主义就只是谈有限政府，谈约束国家权力？是不是自由主义也还有关于现代国家构建的一套理论？特别是对处于巨变之中的中国来说，从自由主义的路径中是不是也能开启出一套国家构建的理论呢？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谈的很多，自由主义谈的不多，对此我是深有痛感的。
实际上，我们今天接受的自由主义基本上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已经非常成熟了的，或者说是已经体系化了的现代自由主义，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经过启蒙思想的锻造，尤其是西方几次大大革命与社会转型，在理论上已经非常完备了。但是，这种现代政治理论在西方社会，是有发育的过程和前提的，不说古典古代的城邦国家，也不说封建制的中世纪社会，就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它从15到17世纪开始酝酿，一直到19世纪也才大体成熟，我们看到，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在现代政治国家的法治与宪政制度奠定之后，现代的自由主义诸家理论，包括罗尔斯、德沃金、哈耶克、哈贝马斯，等等，才大行其道，蔚然成风。相比之下，探讨早期现代国家的发育过程以及与其相关联的政治思想，在我们的思想理论界，特别是在所谓的自由主义主流学者和同行中，却很少有人问津，而我觉得这个早期现代的国家构建问题，对于我们却是至关重要的。今天的这场讲座，我想沿着过去的思路，围绕着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再谈一下我的思考，在此，我非常感谢“三味书屋”的两位老师。
宪政国家是探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前提
今天再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三年前的语境是不同的，虽然我的基本观点与三年前并没有多少变化。说起来，这三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出现了更为迅速而剧烈的变化，甚至积聚着更为深刻的危机，党的十七大召开，汶川大地震，奥运会空前绝后，然后是遭遇美国的金融危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不用多说，理论界呢？出现了民主价值的大争论，有人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口号，等待，问题很多，争议很多，我今天不准备多谈，只是试图从现代政治的价值基础、制度框架的角度出发，谈一下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国家建构问题。在这方面，尽管最近三、五年学术界也有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但我感觉，“左”派那种基于极端民族主义的政治国家理论和用后现代思想来解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去政治国家的理论，甚嚣尘上；同时，那种极端的保守主义、复古主义，那种对王朝政治的简单复制的政治说辞，声音也非常响。而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关于国家构建的学说，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是那一套关于民主、宪政、法治的教条化说辞，他们只谈宪政，忽视宪政国家的构建。当前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社会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比如极端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公共领域的黑金问题，人权保障问题，三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根子是我们的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和结构问题，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是捆绑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一直宰制着社会；我们这个社会并没有自身内在的自主规则来作为这个社会运行的规则，还是由一套权力主导的规则宰制着我们当今的社会，无论这种权力是直接的还是幕后的。
中国的社会问题，它的根子还是在国家问题上，那么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本性的国家？我觉得关于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理论路径，有左派的也有右派的，我想谈的基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中间派的思想，它承认国家的必要性，但又对国家权力保持足够的警惕，它关注的是一个宪政国家的建设，而不仅仅只是国家或只是宪政。这个宪政国家是与现代国家相关联的，它们的发育与生成在西方已经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了。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怎么发育和产生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满打满算才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出现了二个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连一个比较优良的政治体都没建立起来，又如何解决内政与外交问题呢？在西方的早期现代，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从马基雅维利、格劳秀斯、霍布斯、博丹到洛克、卢梭、休谟、亚当·斯密，等等，他们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构建问题，三五百年来，一直到19世纪，可以说西方社会已经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其中的主流是自由、宪政、共和的现代国家。当然，相对来说英美国家的发育比较正常，比较良好，欧洲大陆就比较曲折，但是无论怎么说，20世纪之后，一个西方世界为主导的现代国家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了，它的标志就是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最早的维持巴伐利亚合约到雅尔塔体系，西方各个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既有一个国家内部的政体建构、国家建构，还有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国际秩序建构、世界格局构建。尽管从理想主义的视角看，我们可以说它并非是美好的，甚至是邪恶的，但它们的存在并且胜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回到中国，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鸦片战争对中国士大夫的震动并不是特别大，但是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朝野对中华文明的价值以及制度的深层忧虑和思考。从那时到现在，大致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中国是不是已经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一个比较正常的自由、宪政、共和、民主的宪政国家是不是建立起来了？或者说我们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不是有了一个比较优良的政体制度、国家制度？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探讨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假如没有对东西方关于中西文明政体、政治秩序、法权结构的思考，单纯谈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非常空泛的；如果没有历史、制度以及制度背后的一些理念的思想支撑，中国当前的看似热闹的有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言论，都不过是一些空泛的情绪、想象和意念中的东西。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包含三个层面：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一种比较好的结合？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应该放到刚才我说的现代政治的构建，或者说历史发展的叙事及其演变过程之中来思考，这样才不会是空泛的，不会是个人情绪性的，也不会是审美主义的。我以前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对搞文学的人过多沉湎于社会政治理论是不欣赏的，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是两种事务，过多把文学艺术的方法、情感、逻辑用到社会政治事务上，那是非常害人的。
现代政治不可能重建古典政治
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者其他各种主义，我们都知道它首先有一个古今之变。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罢，或者我刚才说的国家问题，我们谈的都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而不是古典的、西方的那种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也不是中世纪的二元分立的神权和王权政治，也不是中国鸦片战争之前的王朝政治。现代政治，从时间上来说，在西方那就是从15世纪16世纪到20世纪到当前的21世纪，对中国来说那就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今天，大致是这个时间段里头的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文明体的内在的制度结构，其发育、构建、发展及政治正当性问题。这里头就有古今之变，虽然现代政治是从古典政治演变过来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政治不可能再重建古典政治。人类的事务就是这样，这从逻辑上未必能有绝对的证明，但它是一个经验，是一个事实。我觉得政治学或者政法理论是一种现实的事务，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经验事务，它不是玄想。
半个月前我和刘小枫在南通参加了一个会议，我们聊起来。我说他们宣扬的施特劳斯那一套，古典德性是很好的东西，无论是西方的古典美德，还是中国的古典美德，都是很好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足以建设现代政治。我们在现代政治的前提下，可以调用、吸收，甚至是创造性的改造古典的美德，但要说重新回到古典政体、古典美德中，用它来构建现代政治，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那简直是异想天开，是不可能的事情。宣传这些思想可以，挖掘一些古典的好东西，像古典共和主义，希腊的所谓的公民德性，中国传统的礼仪道德，这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些东西和现代制度是不同的，这里头有一个identity，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是不同的。我个人主张，政治上我们要建立现代政治。现代政治包含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在此之下，人类的文化肯定是多元的，可以有古典的，可以有现代的，有的人更多地追求古典，有的人可能追求现代的多一些，甚至也不排除就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这是一种生活形态，是一种个人生活的方式，是个人的价值偏好或者说习性，这个没问题，这也是现代政治可以容纳的。但是要说把古典政治、古典制度全搬到现在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探讨的是现代政治，或者说是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当然涉及到现代性又复杂了，我暂且承认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喜欢用“现代”，不喜欢用“现代性”这个词，特别是我这段时间在研究格佬修斯，所以，我还特别关注earlymodern这个词，我认为“早期现代”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远比古典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更为根本性的问题。
中国还没有解决“建国”问题
刚才我基本上谈了现代政治，谈了古今之变，我再给大家归纳一下。第一，我谈到了西方500年现代政治的发展演变过程，谈了中国150年来的情况；第二，我谈到了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区别，或者说，现代政治和古典政治、古典德性、古典思想的复杂关系。下面，第三，我想谈的是为什么我对早期现代，early-modern问题，比较感兴趣。
一百五十年来，尤其是最近这三十年，中国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或变迁。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改革开放搞起来了，国民经济搞上去了，加入WTO了，中国崛起了，像汪晖经常谈的那样，似乎我们已经融入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大体系之中了，但我不太赞同这种说法。虽然我们现在处在现代社会，甚至有很多方面与西方同步，但是从政治逻辑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这一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西方17~19世纪这个时间段里头诸个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这个政治逻辑在我们中国目前还没解决完，所谓历史三峡也好，所谓中国的建国问题也罢，我们还没有完成。而西方在17到19世纪，诸个民族国家尽管有的非常曲折，有的是非常幸运，但无论怎么说，到20世纪前后已经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善的现代民族国家，建国问题已经完成了。二战以后发生的问题，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衍生出来的另外一些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看作现代性问题，或后现代问题，都是可以的。这是西方逻辑演变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建国问题在20世纪前后已经完成，所以，历史学中有一个“长的十九世纪”的说法，其实这里在我看来，暗含着一个政治逻辑的隐喻，就是在19世纪前后的一百多年里头，西方主要国家各自完成了建国问题。当然，这里也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但它们都是以一个民族国家为核心展开的，现代帝国只是它的一种外在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构建，基本是一套宪政框架制度。而中国，我说它对应的是西方的17到19世纪，是说我们的建国并没有完成，我们可能有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只是一个摆在宪法文本中的现代国家，至少不是一个让我们感觉非常优良的现代政体。
说到两个共和国，也有人说是三个共和国，袁世凯搞的那个也是一个，叫第一共和国，孙中山建立的是第二共和国，1949年之后是第三共和国，这里关于究竟是二个还是三个暂且不去说了。总之，我们经过这一百五十年，或者说一百多年，从晚清到1949年，从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现在，很难说我们的建国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所谓建国问题就是国家的制度构建问题，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以及这些制度的内在的价值是不是得到了人民的identifty。制度建立起来了，是说它是有效的，是能够实行的制度。但如果纸上写的是一种，实行的是另外一种，这个制度就不是优良的制度。
现在很多人在谈后现代问题，谈与西方社会的制度同构问题，我觉得从政治逻辑层面上这里头就有一个判断和考量。我不是说我们现在与西方在时间逻辑上是完全错开的，我们就要克隆照搬西方17到19世纪的政治逻辑。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与现在的西方平行的方面，比如我们的衣食住行，观念，消费，行为模式，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发达地区和欧美相比，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用我的话来说，我们的一条腿已经到了现代和后现代，另一条腿还在前现代，身体的主要部分则处在早期现代。毛泽东曾经说过，要抓主要矛盾，而且是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的辩证法对于我们分析中国问题是非常有用的，这个逻辑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问题，我们是这么一个大国，又有悠久的传统，又处在巨大的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前面的那条腿已经走向了后现代，后面的那条腿还在前现代，我们的身躯则处在建国的过程之中，我理解的所谓历史三峡谈的就是这个问题。
17到19世纪，西方的建国时代已经完成，我们的建国并不是一定非要克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我既不同意左派对自由派的指责，他们说自由派就是要把中国西化，我也不认同那种教条式的、认为建设现代国家就是要把中国搞成英美。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我们建造自己的国家肯定是不同于英美的，肯定是具有中华民族主体性的。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规则、基本的原理，东西方也罢，古往历史也罢，有一些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在建国问题上，在现代政治问题上，我不主张这种教条的自由主义，我不主张中国要变成美国，那不可能。我们即使建立宪政国家，也绝对不可能照搬、克隆美国，肯定要有我们自己的主体性，要建设属于自己历史传统的现代民族国家。但这个国家要遵循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原则有些是核心层面的，有些是次要层面的。比如我们在福利政策方面，在公共事务方面，在教育、科教、文卫等方面，甚至在政制构建、权力制衡等方面，并不一定非要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在现代国家的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等基本制度构建方面，我们应该与西方现代国家共享或共同遵循那些普遍的原理，在我看来，它们从本质上是没有东西之分的，是所有现代国家所要普遍遵循的，否则就不是现代国家、现代政治。
中国应主动融入现代世界秩序
下面我谈第四点，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现代政治的产生和发育，与西方现代社会是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是被动的。我比较赞成的还是费正清的刺激反应模式，虽然有的人可能说费正清的观点比较机械，也过时了。后来的一些西方汉学家搞出了很多新名堂，似乎从学理上来看有些很高妙，但是我觉得政治事务是一种现实的事务，属于经验，而费正清的观点相比之下最符合常识经验，说出的乃是大道理。从大的中国历史经验来看，我们的王朝政治五千年来一直是在中国古典政治的逻辑圈里循环往复，鸦片战争之后情况变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传统的王朝政治来说，西方文明是一种外部的强有力的异质文明，在它们的的坚船利炮、殖民贸易的背后还有一套法治文明和宗教文明。所以，我们的现代政治的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伴随着巨大的失败和屈辱，被动地被裹挟到现代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之中的。我们现代政治是以这样的发生学逻辑为起点的。我们思考现代问题，思考现代政治，甚至背后的现代思想，就必须承认，它们不是从古典历史或王朝政治自发地演变出来的，我们从王朝政治中是演变不出现代政治来的。可能也有人说我们在明清之际就有资本主义了，像日本的京都学派甚至把中国的资本主义追溯到了北宋时代。但我认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主体，中国现代政治的逻辑，是经过鸦片战争而被动刺激产生的，这就是费正清说的刺激反应模式。
难能可贵的，具有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不是一块冥顽的石头，它是有生命力的，可以说是劫后余生。在刚开始是被动的、屈辱的，但我们自己要主动建构，我们要化敌为友，要建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来，要使自己旧的生命重新焕发出来，所以这种反应就不是一种完全机械的反应。我们应该有这种自信，我们的文明体是有生命力的。经历中国一百多年的风雨沧桑，特别是最近这些年的社会发展，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又增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文明体没有死掉，正逐渐从刺激反应的被动状态转变为主动参与建设。说到这里，我对美国加州学派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当前盛行的中国特殊论，是有异议的，我不认为中国在加入到全球秩序的过程中，要另搞一套与之对立的东西。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加入现有世界秩序就是投降它，我只是觉得没必要去构建一个中国的永远独特性的东西，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完全被动地变成别人的跟屁虫，永远跟随着别人。随着中国自己力量的扩展，特别是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有了很好的政体制度了，我们在主动融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肯定会贡献出自己的独特性价值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特殊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从人类历史大尺度的政治逻辑来看，搞中国特殊论未免有些小家子气，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悠久的传统文明，为什么不能主动融入到世界中，并在这个世界中建立我们的主体性呢？世界秩序本来就是敌我相对的，既是敌人又是朋友。所以，我们应该采取理性的态度，这里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智慧。
关于民族主义：文化的与政治的
接下来我再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关于它们有多种言说和多种视角，我这里只是从政治的视角来谈，我认为这个视角就中国目前的时代状况来说，是比其他视角更为重要的。
先谈民族主义。大家知道民族是古往今来从来都有的，但是民族主义则是现代产物，只有现代社会，从15、16、17世纪之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一套思想理论，以及社会实践，并且伴随着一种历史的叙事，才流行起来。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又有几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种族主义，它跟民族主义有关，但是，现在理论界已经不把它放到民族主义之列了。现代政治思想把种族主义作为一个单独问题来谈。第二个层面是有关民族学、政治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体系下的民族问题研究，它们的研究与民族主义没有太大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才是民族主义的专题，它们主要是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研究范畴。
关于民族主义我觉得又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我觉的这是两个比较重要的值得考虑的视角。很多人把民族主义和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人们经常说文化认同。这个民族主义是以民族作为支撑，认为核心在于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民族的精神，这里头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像18、19世纪德国的早期浪漫派，甚至像费希特、黑格尔都比较偏重于把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现在的很多人都把民族主义泛化为衣食住行，像法国排斥美国的好莱坞大片，诸如此类的这些东西都和民族主义有关。我觉得文化民族主义是非常好的东西，确实一个人他的生活不可能是抽象的，比如世界公民，这个东西可以说说，但是你能是世界公民吗？没有签证你也去不了美国。而且你脱离不了你基本的地域，你的生活环境，你的皮肤血液，传统在你身上的印迹，以及你自己对它的认同，尽管有些可能是一种逆向认同，比如非常恨它们，但这也是一种认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天然的，是非常有益的很有价值的东西。一个人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他要在自己的村庄或者出生地生活，要有亲情，要承认自己祖国的文化、文明、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语言。我觉得在这点上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可质疑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我是很赞同的，我也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这没什么大的了不得的问题。
下面谈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种政治上的民族主义是双刃剑，甚至从目前来说仍比较复杂。你看联合国成员，或者民族国家的构成，确实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很少有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都是多个民族交合在一起，很少有像日本那样的单一民族国家。假如主张一个民族就是一个国家，然后把它变成政治民族主义，再把它们与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那世界秩序、国内秩序就会是天天战争不断。一个民族要求自己的社会制度乃至经济制度方面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这没问题，但是如果要把它上升到至高的国家主权问题上，那政治民族主义就比较可怕。这样导致的问题就会很多，但是，这并不是说现代政治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关系到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政体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如何安顿不同的民族国家？如何安顿不同民族的政治诉求、文化诉求以及它的传统、它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它关于政治权力的诉求？这就需要探讨如何真正建立一个比较理性的、共和制的、多元一体的政体制度，这是政治民族主义面临的问题。
前面讲了民族主义的两个主要内容，一个是文化民族主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基于这两个基础之上的关于一些民族主义的情绪、言论、激情、爱国主义，我觉得这些东西作为一般老百姓，作为一个公民或个体表达自己的一种意愿、诉求、想法是很正常的，这里就需要正确的对待、理性的沟通。作为国家治理者，要思考如何把公民观念，以及民族国家、政治观念等现代政治常识通过公共教育传输给公民；作为每个个体，也要理性的审视自己的情绪表达，通过民主法治的方式，把自己的诉求反映到国家治理者那里；最后应该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寻求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法律可以是宪法，可以是是民族自治法，还可以是其他的各种层级的法律。在政治层面上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政体制度，如何安顿它的政治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目前的主流意识大谈爱国主义，我觉得所谓爱国不一定是爱一个抽象的共同体，也可能不一定是爱我们的传统，虽然其中包含着这些因素，人民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共同体中生活下去，是因为我们认同它的活的宪法。这里的活的宪法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人民心里的，是在制度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政治是从这里开辟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爱这个活的宪法。我觉得，有的时候爱国这种激情往往是误国的，国家事务和个人激情有时候在价值层面上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但是，如何用一种好的制度来安顿人们的爱国激情，而不是利用或打压，我觉得这是考验执政者的一个问题。
关于民族主义暂时就谈那么多，要展开来谈的话还会有很多内容，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网上也有，《如何看待美国这个事物？——美国金融危机、英美宪政主义及其中国视角》，涉及到这个问题，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一读。
关于自由主义：薄的与厚的
下面谈自由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与民族主义一样，自由主义也是一个后发的东西，自由主义关注的是现代政治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以及内在的价值是什么。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厚的自由主义，一个是薄的自由主义。
所谓薄的自由主义，就是从狭义上来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一个社会政治体的基本制度安排的一套理论。自由主义不过多处理文化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或必要去回应或解决关于文化、社会、心灵的问题，甚至一些价值问题，也都不是自由主义应该处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神学问题，有的是社会政策问题。如果说自由主义就是关于社会政治制度怎么安排的一套理论，那么实际上自由主义就没有多少负担，很多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我觉得不是批判自由主义，或者说它批判的是自由主义没有义务担当的东西。所以，薄的自由主义探讨的就是现代政治，就是一个政治体，或者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应该怎么安排，就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如何达成了一个都必须遵循的法律与政治契约。这个法律与政治制度，当然首先是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包含着对统治者的权力的制衡，即要限制权力，使它不能无限肆意的滥用权力。这就是说统治者的权力是有边界的，但在边界之内，权力又必须是强有力的。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了，认为限制权力就意味着削弱它的职能。其次，统治者基于什么行使统治权力？是基于人民授权，不论人民授权的方式是通过复合共和制的协商，还是民主代议制的选举，或其他方式，统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大家都一样发财这不是自由主义要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只是保障你赚钱的公平机会，如果有人剥夺了你赚钱的公平机会，自由主义的这套制度安排就要制约它。自由主义的精髓是国家权力被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障，在这样的制度层面上，个人是不是过的幸福，是不是钱赚的一样多，是不是心灵上得到安慰，是不是觉得人生有价值，这些不是自由主义应该承担的义务。个人心灵得不得到安慰，生活没有意义，这是道德问题，是神学问题。个人经济上有问题，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能力比别人低，但你可以诉求于社会政策，你可以去斗争，而且自由主义也鼓励你去斗争啊，去维护自己的权利，甚至你们可以联合起来打倒剥削阶级，这都没问题。
所以，薄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从狭义来说，自由主义只是关于最基本的现代国家或者现代政体的一套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理论。从这个层面来说，自由主义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它担待的东西不是很多，而是很少，但这个少而又少的东西，我认为却是最最根本的，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一套制度，那么现代政治就建立不起来。所以，如果没有薄的自由主义，那么现代政治，现代民族国家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起来那也是一个威权社会，或者王朝政治。正因为薄的自由主义，统治者进行统治才必须基于人民的同意，统治者必须得到制约，必须按照法律来实行统治，法律必须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其他人非法的侵犯。在此基础之上，福利社会才能慢慢建立起来，社会才能在人们遭受意外时提供帮助。所以，福利社会与自由主义并不必然关联，但也不相互对立，自由主义可以为建立比较公平正义的、能惠及更多人的福利社会提供制度基础，但是，这是它增量的东西。在一个正常的西方社会，或者一个现代国家，它的政策总是在左右两级间摇摆，一会是保守主义政策，一会是福利国家政策，其实，这很正常，假如没有这样左右两级间的摇摆的话，那就不是现代国家了，自由主义就是通过左右摇摆，使得社会发展相对地能够惠及较大多数人，同时又给有才能的创造者提供获益的空间。
在理解了薄的自由主义之后，我们看到，有时候一些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或者说自由主义的制度本身在这个薄的制度之后它又企图，或者说随着社会演变，它又叠加了很多内容，这就是厚的自由主义。厚的自由主义探讨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是自由为主还是平等为主？道德基础是什么？它和宗教及神学、人的心灵寄托，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现代政治的精神的层面。另外一个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层面，这里包括公民社会问题，经济学中的产权问题，特别是是福利政策问题，税收问题，关于人的基本权利中的社会文化权利，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自由主义当然有一套主张，基于自由主义制度下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也都有自己的主张。我们看到，实证主义、社群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似乎打架打的很厉害，他们是在厚的层面上打架，但他们都属于从薄的自由主义基础上生长出来的一些东西，都是从自由主义大的谱系中衍生出来的东西。
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
下面我谈一下自由主义的两个面相问题，这些年来，我一直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他们一直忽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在中国可以说有近一百年的历史发育了，到现在还十分幼稚和脆弱，就思想理论来说，从严复开始，胡适时代之后，台湾有殷海光、雷震等，当代中国有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贺卫方等，很多人探讨了自由主义。我觉得当代中国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从传播上大致有哲学的路径、经济学的路径、法学的路径、政治学的路径，等等，但输入的大多是西方的现代理论，或者说20世纪之后的一些基本理论，包括市场经济、法治主义、三权分立、人权保障、民主政治、有限政府、社会契约，等等，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确实，西方当代的一些理论家们谈的主要也是这些东西，而且谈的更深入。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理解的这些东西，作为常识得到普及的这些东西，它们只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面相，自由主义还有另外一个面相，西方当代思想家他们并没有多说，但不多说不等于人家不懂，而是人家关于这个方面的问题在17、18、19世纪的思想家们那里都已经重点说了，已经变成当代理论家们的前提预设了。我们看到，早期现代的现代思想家们，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穆勒、美国联邦党人，等等，他们谈的主要是建国问题。到20世纪人家已经完成了建国任务，宏大叙事结束了，然后才有违宪审查问题、男女、族群的平权问题，才有哈克马斯的的交往理论，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等等，这些问题变成了理论热点，这是人家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差异原则探讨的是经济权利平等问题，交叉共识探讨的是在代议制下一个政体如何防止现代民主治理的一些弊端，还有堕胎问题、女权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人家在17、18、19世纪建国问题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产生的新问题。
我们把20世纪人家探讨的这些东西拿到现在的中国来探讨，在我看来光谈这些是完全不够的。因为我们在这之前没有关于一个现代国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理论，这个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它的合法性，它的思想根源，它的发育逻辑，它的内在发展过程，这些理论还没有变成常识，不但没变成常识，甚至大家都不知道，不知道首先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要建立一个利维坦，在这个利维坦之下才有现代公民。我推荐三本书英国的经典著作，大家读一读，而且做好是一起读，一本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本是洛克的《政府论》，再一个就是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国富论》。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把这三本书平行的读呢？因为，我认为这三本书加在一起，基本上把一个现代政治国家的几个根本性问题都深刻地予以探讨了。《利维坦》是探讨现代国家怎么构建的问题，《政府论》是关于国家初步建立之后，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和自由的问题，《国富论》讨论的国民财富的生长发育的原因，即培育一个市场经济秩序的问题，而下卷则是探讨世界贸易的问题，上下两卷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内部如何建立有法治的市场经济，对外如何搞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问题。我要说的是，英国思想家们所处理的现代政治实质上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家建设问题，即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另外一个是国家的对外问题，即构建一个世界秩序的问题。
自由主义其实是有两个逻辑的层面，一个是人权保障、制约国家权力，这是一个面相，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如何构建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如何能在现代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我觉得在后一个层面上，至少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是缺乏思想力的，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我们要补上这个课，这是中国当今自由主义面临的主要理论建设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前一个层面的问题不重要，但是从政治逻辑来说，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可能比前一个更根本，维权问题是重要，三农问题是重要，但是一个国家假如就是一个糟糕的国家，那么维权问题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假如建立了一个好的政体制度了，这些问题相对会好解决一些。
在构建现代国家问题上，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可以结合起来的
我觉得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如何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问题上，是有某种契合的相关性，是可以结合起来的。特别是当代中国这个语境下，我们仍处在建国的历史三峡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找到它们的共同点，因为我们建设中国的基于自己国家的自由政体，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国之本。在此我觉得要防止两种极端化的观点，一个就是全面复古主义，我们构建的是是现代政治，是自由共和政体，它不是古典王朝政治，所以说蒋庆搞的那套我就不赞同；另一个就是极端的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两者的逻辑其实是一致的，我认为我们没必要让这个政体和美国对着干，与美国似乎就是有我无他，我觉得没必要。现代世界秩序并不意味着有了美国其他人就不活了，好象你发展的话就必须打倒美国；但我也不认为一定要做美国的儿子，你在自己的现有条件下，按照现代政治的原理，逐渐培育一个主体性的现代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既要防止那种极端复古主义，同时也没有必要搞成反美主义或亲美主义，而是理性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我觉得在文化的层面上，在德行的层面上，文化民族主义，古典传统是很好的；在和美国既斗争又合作的前提下捍卫自己的主体性也很好。但这里最主要的还是建立自己的自由政体的内在制度结构，这才是最根本的，那两个都是相对次要的东西，一个是我们的文化和生活的世界，离我们既亲近又遥远，我们应该很好地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们称之为地缘政治也好，国家间关系也罢，那是我们发展的外部世界环境，这两个东西都不能代替自身的宪政建设。这样的宪政建设攸关我们的立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这个宪政国家的层面上是不打架的。
这是我谈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基本上是老调重弹，也没多少新意。最近有本书叫《中国不高兴》，他们谈的民族主义可能与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也没读过这些书，我对他们也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基于现代政治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一些结合，特别是国家构建的原理性问题。就谈这么多。谢谢大家。
听众A：听完您的讲座之后我有点困惑，就是您说的西方社会走过好几百年之后建立了一个宪政国家。而中国自由主义只走了一百五十年，所以我们还需要再等，那还要多少年中国才能成为宪政国家？其实经过短短三十年的改革，我们的经济实力就跟很多发达国家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在政治方面我们需要等那么长时间才可以和西方国家平等？
高全喜：不是等，我没说等。
听众A：中国人在意识、在思想方面和西方的距离还很大，比如说巩俐入了其他国籍了，一些人就觉得她是卖国贼，是不爱国的，她就伤了我们的民族感情了。章子怡演部电影，在影片中她扮演的角色给外国人下跪，我们就觉得她这是叛国，就是不爱国。我们现在还认为这些东西伤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尊心，伤到我们的爱国心了。我们现在还被这些东西所困扰，我们还需要走多久，才能真正与西方的这些现代国家平起平坐呢？
高全喜：是这样，从政治逻辑上来说，中国主要的问题对应的还是西方17到19世纪的问题，这些问题西方已经解决了，但我们没有解决。我们现在不是说要等，我们现在是要进一步推进，要解决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政治发育和我们社会的发育有时候不同步，我们的国家形态还没有发育到一个比较好的形态。这三十年经济上的发展看上去是发展很快，但这里边是有很多虚幻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政治上并没有同步发展。所以说这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里边隐含的危机，隐含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分很大。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模式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模式调整不是经济本身能解决的，要真正使得社会持续发展，那社会、政治这一块就要进一步，不是等，而是要有所推进。用咱们的话来说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要跟上。但政治体制改革怎么能跟上，这个事情就不好说了。
听众B：一个问题是前面您说的这个民族主义这块，您谈到民粹或者民族主义的一种非理性的表达，你觉得是可以安顿一下或者说把它制度化。我就想起很早的一个案例，我们国内一个留学生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老去参拜靖国神社，他就在靖国神社外面表示抗议，之后被抓了起来。后来我仔细的分析这件事，其实这个留学生很理性。我的问题是，安顿民族主义有没有操作性？如果说用制度，但那么多的个体怎么去约束他们？这跟自由主义是否有矛盾？这个我没搞的太明白，想请教一下。
第二个就是针对自由主义，就说咱们要解决建国问题，您认为咱们最好的一个捷径是什么？
高全喜：第一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自由主义或者一般的现代政治比较良好的政治，也不可能安顿每一个个体在任何时间的任何情绪，但它可以提供一个制度架构，或某些法律条款，让个人有表达意愿的途径和方式，比如有游行抗议的自由权，有结社权或者成立组织的权利。但个人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这些权利，个人的行为必须符合一系列相关的制约性规定，这样个人有了意见，表达就是了，表达多了最后形成压力了，那就可以通过改变法律来改变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它提供所谓制度性的东西让个人有一个有效的表达途径，或者说表达方式。假如你的力量大了，你甚至可以按照你的诉求，改变一些制度安排。
一个政策很难使所有人都满意，在现代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合法的反映意见的渠道、途径。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这样一个正常的途径，大家不得不依靠其他的途径，而且是越打压越激烈化。所以要提供一个正常的途径，这点目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关键是途径提供好了，大家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诉求，只要合法，每个人爱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违法就要受到制约，公共意见多了，形成足够的力量了，也可以改变法律，这样就不违法了，而是合法了。这就是现代政治的关于表达个人意愿的良性制度安排。
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大家都很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八月份我可能出版一本小册子，题目叫《政治宪政主义与司法宪政主义》，集中探讨的也是相关的问题。确实，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我们也有宪法了，也逐渐通过法治来建立改良性的政治。我不太主张完全的社会革命，但我觉得社会的压力是政体内部变化的必不可少的动力，甚至危机都是一种动力。关于政治改革的途径呢，我与北京大学的陈端洪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宪政主义。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宪政感不感兴趣。其实，一般大家理解的宪政或者宪政主义是司法宪政主义，是英美特别是美国违宪审查的那种司法宪政主义。我觉得司法宪政主义解决的是现代国家建立之后，社会发生危机、出现问题的时候所提供的救济途径，但是对中国来说，这还不现实，还没有到这一步。我们需要的是政治宪政主义。政治宪政主义和司法宪政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通过一场革命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然后接下来要开展“反革命”的宪政运动，这里“反革命”就是这个词的本意，以法治拒斥革命。以前的农民起义，马上打下了天下之后，还知道不能马上治天下，你就要按治天下的规则来治天下，因为你已经是统治者了。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政治宪政主义的典范，革命完成之后，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共和国，那么治理这个共和国就不能再来一次革命的方式。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来中国旅游，我陪他参观，到军事博物馆还有其他的地方看一些展览，他发现那里的一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如李自成、张自忠这些人的塑碑，人们对他们顶礼朝拜。就觉得纳闷，他说你们国家已经是革命成功了，怎么还把农民起义的这些造反者抬得那么高，这不是鼓励人民造反吗？按说建立新政权后就不应该允许搞革命了，而是要搞改良，要搞法治建国，不能搞革命建国，革命建不了国家。我感到这位外国朋友的独特视角很有意思，仔细想想，确实莫名其妙，一个执政党统治六十年了，怎么还搞这些名堂呢？这是不是说明统治者缺乏政治智慧呢？
听众C：我想请教高老师，我在欧美观察到媒体垄断或者资讯传播控制的问题。在欧美，特别是近几十年当中，很多政治改革和国家架构都还是跟媒体政策有很大关系。我们这几年当中，国内一些治理贪腐的案例中，很大的力量来自媒体。我想请教一下，在您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国家理论这个架构系统里头并没有听到你特别提到这个环节，我想听听您对这个环节是怎么看的？
高全喜：这个问题非常好。现在一般大家都谈三权，但是我觉得随着公民社会的发育成熟，来自公民社会的这种权利在现代社会确实已经和所谓的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这些传统的三权可以并列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来已经是“四权”了。我觉得随着中国社会的发育，社会权力对政治权力，甚至对司法权力产生了制约。但这里头的复杂性在于，新闻监督也是双刃剑，因为我们也看到新闻本身背后的复杂的利益关系，它后面有媒体的利益，还有新闻资本的利益。所以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我觉得在中国当下，不光是新闻监督，还有整个社会权力，网络，甚至是公民社会，NGO，民间组织，它们的积极性和建设性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又不能把它们过于理想化。我也上网，看到网上骂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高兴。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来自社会的第四权力确实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以前我们谈到政治制度的时候只说三权，在古典时期确实是这样，但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资讯发达了之后，第四权力的作用越来越多，在中国目前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我们看到很多事件都是由新闻媒体、网络以及公民社会最先公开出来。但是，这里就需要法律，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着公共社会关于结社问题，关于宗教自由问题，关于言论自由问题，如果不通过法律来为这些东西提供合法的制度平台的话，未来的问题将会更加严峻。
听众D：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社会与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到社会危机的时候才能往前走吗？第二个，在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你认为哪一位可能是能够站出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
高全喜：第二个问题确实我没法回答。从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中国能有这么一个人或一个政治精英群体，当然是一桩天大的好事，没有那也没办法，这个社会也不会因此就完蛋，人总要活下去，中国也要活下去的。
第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危机，怎么理解政治和危机的关系。我还是从理论上来说，因为我们只能谈理论，谈历史。美国的一个宪法学家谈到了几个重要的概念，比如日常政治与非常政治。一般说来，政治离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比较远的，即使离我们很近，我们也感觉不到，大家就是那样平常过日子。有人可能一辈子就生活在一种正常的政治状态下，没遭遇什么大的政治动荡。当时，政治可能在逐渐衰败，也可能在慢慢生长，但是因为历史尺度与一个人的生命尺度是不一样的，他感觉不到这些。所以，这种正常现象在历史中没多少记载。历史记载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政治时期或变革时期，我们看到古希腊历史如此，古罗马历史也是如此，还有美国立国时期，法国大革命时期，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晚清时期等等。所以，非常政治时期面临的问题和日常政治时期就不一样，非常政治时期一般来说，经济危机或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有时候并不是完全同构的，比如有时候经济可以说很艰难，但可能并不构成政治危机。还有大家经常说的法国大革命，但那时法国经济很发达，人民也挺自由的。所谓的巴士底狱也就囚禁了几个人，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专制主义已经让人过不下去了。法国当时跟欧洲国家比是各方面都处于较好的时期，但是仍会发生法国大革命。这是非常值得让人深思的问题。
再看中国的情况，我们经济上最艰难的时候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但那时候政治上没有危机；现在经济上似乎好多了，但政治危机说不定哪天就会到来。所以，经济形态的危机、社会形态的危机和政治形态的危机不是同构的，完全一致的。所以，对于统治精英来说，危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才是政治改革最好的时期；危机到来的时候即使你想改，可能未必能做到，历史可能裹挟着你往下走了。当然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但你要说危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我觉得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必然关系。但是，在大家都感到危机实实在在发生的时候，这时候进行政治改革，结果往往是非常的不好。当然这也只是一般情况，不是绝对的。政治事务不像自然科学可以实验，我觉得政治事务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次性的，不能拿人、拿社会做实验。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家，或关心政治事务者的智慧就体现出来了。我是希望能够危机没到来的时候能够推进政治改革，晚清就是这种情况。对于晚清时期，大家经常有这种感慨，说假如那时早点改革的话，说不定我们现在还是立宪君主制呢。但到西太后真正想动的时候，革命已经来了。晚清时候有三派，革命派、保守派和立宪君主派，当然最好的是立宪君主派。假如能够真正实施君主立宪，那是中国的幸运。晚清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并经演讲人审阅。
整理者：陈源 柳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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