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柱：未名湖的断想

我最早知道“未名湖”的时候是在1995年8月16日。那是在我的家乡江苏省徐州市接到北京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那是一个令人终生难忘而又激动的时刻。一封印着“北京大学”四个蓝色铅字的细长小信封里，除了学校的一张录取通知书之外，还附有一张北大团委和学生会的贺信，信中以亲切、温馨、优美而又热情的文字向我们每一位新生介绍了北大的美丽校园和完善、舒适的教学和生活环境，其中不少是对未名湖的描绘。从此，未名湖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她几乎成了北大的象征和北大学子心中的自豪。正如红楼在北大历届学子心中的位置一样。
1955年正值我18岁之年，从没有离开过家的我，平生第一次出门就来到了北大燕园，那是北京秋高气爽的9月之初，当时由于学校的毕业生尚未离校，我们新生被暂时安排在未名湖南岸的第一教室楼住下，在北大的第一个夜晚，就是睡在这座宽敞明亮的教室楼二楼教室的课桌上。由于火车长途颠簸疲劳。还未打开行李卷，我就依在它上面睡着了。当中学时候的同伴翟厚隆同学叫我铺开行李卷时，我竟还不知身在何处，迷迷糊糊地说：“不，不，一会儿回家睡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家乡徐州一起来的新同学不约而同地去寻找北大的未名湖和红楼。从第一教室后顺着一条小路就来到了绿树环绕、曲径通幽、湖光塔影、碧波粼粼、周边镶嵌着奇石的未名湖。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幽雅而宽阔清澈的湖水。造型典雅优美、层层飞檐排列有序的博雅塔挺拔矗立在湖边，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湖面上映出了亭亭玉立的塔影。“湖光塔影”成了北大一大景观。
经人指点，在第一体育馆的地下室有北大校史展览，当时那里也叫校史馆。我们疾步前往，急寻北大红楼，仿佛校史馆就是北大红楼。然而我们失望了，北大红楼不在燕园，而在城内沙滩。这里展出的只是北大的校史，无知的我，一直认为现在的燕园就是北大的老校址，似乎红楼既然是北大的，就应该在燕园北大现址。
我们像一群南来的燕子，飞到了北大燕园，在这里生活、学习、锻炼和成长，未名湖成了我们五年大学生活中常去的地方，我去那里仅仅是看看书、观观景、散散步、陪同校内外友人参观游览而已。
大学生活已经有两个多月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前两节我们班没有课，同学们都各自找地方看书，我是懒得跑图书馆的，经常在宿舍里温书。同室刘录兴和魏少琦两位同学也没有出去，我们三人都在宿舍里学习。突然，班上团支委、我们小班的秦凤环同学气喘吁吁地跑进我们的宿舍——29斋327号房间。她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我们小班的朱蔚清同学不见了。她们早晨一起床，就没见朱蔚清，床铺是空的，厕所、盥洗室、宿舍楼前楼后、附近的棉花地、操场都找遍了，都没见她的人影。她们急了，赶紧叫我们男生过去一齐找。我是小班长，又是团小组长，责无旁贷，赶快放下书本，直奔大饭厅，与正在寻找的同学会合，商量如何去找朱蔚清。
我和马志洁同学直奔未名湖，沿着湖边，跑上山坡，穿越树林，一路搜索、一路呼喊，到处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朱蔚清同学的的踪影。我们跑累了，嗓子喊哑了，喉咙又干又渴，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采用地毯式的搜寻，最后找到了博雅塔前，这里是交通要道，从东校门进来的师生员工都要经过这里，并从这里分流，南来北往东去西行，各奔自己的岗位。
在湖边还见到了骆维明同学。他是调干生，比我们年长。他见我们如此惊慌，紧张的样子，不由摆起“老资格”：“我说你们这些小孩子，人家去找地方学习了，你找人家干什么？根本不会丢掉？人都这么大了，不会跑丢的。算了，算了，你们还是准备上课吧！”
听了“骆老头子”（这是我们小同学给他起的绰号）一番“教训”，心中稍微宽松了一点，也许就会像他说那样，但愿如此。
正当我们离开未名湖向南准备走回宿舍时，有一位身穿工装的中年人叫住 我们，问我们找什么？我们连忙抢着说：“找人！找一个同学！”那位工人师傅模样的人连忙问：“男的女的？”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女的！”他听了之后，沉默了一会儿，心中也颇为沉重地说：“来！来！快跟我来！”我们跟在他的后面，绕到博雅塔的后面，我们简直不敢相信：朱蔚清同学躺在塔基上，发头蓬乱、全身精湿、头脸都已经被水泡肿，上身穿着白布汗衫、下身穿着一条短便裤，赤裸着双脚，腹部充满了水。她的眼睛经水浸泡，而大睁，眼球突出，使我们目不忍睹。那位师傅说：“这是早晨她们从湖里捞上来，就放到了这里”。
马志洁同学当时就哭着说：“你这是怎么啦？为什么啊！为什么啊？”
我看到了这种场面，心中也十分难过，眼里满含着泪水，强忍着，强忍着。这时，我心头不禁对未名湖产生了厌恶和愤怒：“你为什么吞没我们同学年轻的生命？”
把发现的情况向班里、系里领导汇报之后，就不需要我这个“小班长”一级的干部管了。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朱蔚清同学怎么死的以及后事如何处理的，我们都一概不知了。甚至跟她相处了两个多月的我班十几位同学都没能跟她做最后的告别，不能不是永久的遗憾。我们对朱蔚清同学的了解也是点点滴滴的：上海人氏，1954年考上过清华，未去；1955年又考上了北大，来了。实属才女，却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据说她患有神经衰弱症，到底为何跳湖？没有人向我们说明，我们至今也不得而知。
不少校友在回忆北大校园生活时，都频频提到过未名湖。这就是说，未名湖在北大学子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甚至某些政客耍阴谋诡计，往往也要捎带上未名湖。
大家还都记得吧？1957年秋天，康生出访南斯拉夫后，应校长马老的邀请，来北大作报告。在大饭厅八千学生都曾亲耳听到，亲眼看见过康生在台上用山东话的故做幽默地“表演”：“今天的报告不准录音，不准记录，你们要是不同意，咱见过面儿，我就走。”于是马老立即命令撤掉录音机，自己搬个椅子坐在讲台旁面听他的报告。因为马老耳背，为了认真听报告经常不顾繁文缛节，自己搬个椅子坐在讲台边上，这也是对报告人的特别尊重。
康生在这次报告中有个上插曲，这可能是许多校友没有注意到或提及过的。据我的记忆，康生在报告快要结束时，结合北大的情况，掏出了一个纸条，说是北大的一个什么“反动组织”的传单。他念道：“办公地点就在未名湖岛亭”。接着他又说：“在未名湖岛亭办公太冷喽！该给找个好地方！”这里就暗示出，北大有“反革命组织”，竟然又和未名湖联系上了！
1960年9月我怀着依依惜别的沉重心情，告别了未名湖，告别了母校燕园。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北京钢铁学院附中。虽然离母校只有数里之遥，站在钢院的主楼就可以望到北大的博雅塔。然而，我却很少回母校。
1960年，正值天灾人祸的困难之际，我除了有抖擞精神、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党的多年教育所形成的道德品质之外，几乎一无所有，无家——远离家乡和亲人，住集体宿舍；无钱——每月560大毛分三处开销；无房——分配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大学毕业生，即使结了婚，也必须等15年才有资格排号等待分房，且不要说没结婚的单身汉了，我过着极其清贫的单身生活。
1961年初冬，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到海滨镇办事，从北大西门进东门出，穿过北大，顺道经过未名湖。此时百花凋零，天寒地冻，人迹稀少，湖面上已经结上一层薄冰，但东南角的出水口尚未结冰。我沿着湖边走，突然发现有一条死鱼，足有三四斤重，正朝岸边漂来。在那个困难时期缺吃少喝的，这条鱼该有多么难得。我便用树枝把它拨过来，捡起来带走了。大概这是未名湖对我的“赏赐”吧！拿回学校食堂，请大师傅代做了，我当然也不能个人享用，便与大伙（留校的师生）共享，“改善”了一餐。然而我心中一直不安，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不应该的，即使鱼是死的，也有“偷窃”之嫌，埋在心底多年，至今尚感内疚。
近读《燕大校友通讯》，充满真情实感又赤诚忠贞的回忆录和校友聚会的报道，使我很受感动。有关未名湖的历史来源，议论颇多。我觉得大有道理。我现在对未名湖有了新的认识：一、未名湖是燕京大学的；二、燕京大学决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机构和产物，而国外慈善家及其机构对中国的贡献。燕京大学不应该说成被撤销，而应该说是与北大合并，新北大（与燕大合并后）迁往燕园，这才符合历史的真实。首先未名湖是燕大的，北大迁入燕园，同时又是北大的。这样才是客观的、公正的结论。
年逾百岁的北大，自1998年百年校庆以来，又焕发了青春。未名湖更加美丽妩媚。近来加宽了湖边的道路，扩大了花神庙的活动场地，增添了新的景观，使未名湖更加令人向往了。我也几经周折，最终也回到了燕园。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了北大。这是因为我的儿子代我实现了留在北大的愿望，他在北大软件学院当院长。现在我同儿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未名湖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只是湖边的人和事，和曾经在这里徜徉的学子历经沧桑，但最终都迎来了新的春天，新的美好时期。愿未名湖湖水潺潺不断，北大和燕大精神千秋万代传！
陈立柱，1955级北大俄罗斯语言文学系。1936年生，江苏省徐州人。北大徐州校友会副会长，徐州译协、编辑协会和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