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陶渊明（一----五）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非常感谢魏心宏老师，是他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先作尝试。

    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我们能不能套用到陶渊明身上去呢？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本文试图从个体解读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毕恭毕敬。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儿，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著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渊明的著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著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可惜，眼下知足者少了。知不足本非坏事，是生存的大动力，动起来了，却又张牙舞爪穷奢极欲，如果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晚年的海德格尔，力倡用艺术来拯救技术世界。我想，他是希望人们沉浸于美感中，留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艺术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快乐，对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对自然的伤害会减少。而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眼下，快乐、欢乐被开心取代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前者发自内心深处，是人的深度生存的产物。我担心有朝一日，欢乐、欣悦这类词会消失，躺到字典里去，如同大量物种的名称。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庶几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

    他没有留连县衙，倒是去那片已播种的公田转了好几圈。

    《归去来辞》写于这一年，这是千古名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晨熹微。

    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人吟诵此篇。胡不归：为什么不归。归向何处呢？归向人的本性，归向天地之间。它所表达的，是全人类诉诸自然的心声。活动变人形，生存难免有扭曲，而陶渊明这样的人，始终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血液的纯度，审美的力度。看来，老外都该学汉语，单为读陶诗，也值。

    人要谋生，难免“心为形役”，身不由己。有些人受得了，有些人受不了，古今皆然。陶渊明奔官场受压迫，他要愁眉苦脸，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也试图舒展眉头装笑脸，行不通。于是走人。他这一走，“走”出旷世佳作，将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典型情境给揭示出来了。古代为官者，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吟诵它。而由于它是如此经典，今人的心态情态，同样在它的波及范围之内。

    不能录全篇，我们只能断章摘句：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

    “衡宇”指家门，衙门内的渊明早就思念它了。辞赋写于十一月。渊明辞县令，是凌晨出发的，序言说：“敛裳宵逝。”走水路，他家门前有条河。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脱下官服，如释重负，一路上“载欣载奔”，几乎载歌载舞了。为何如此高兴？因为他打定主意，从此不踏官场一步。十三年憋气，他终于出了一口大气。他可不是来了犟脾气，像个愣头青年。不惑之年，一切都看明白了：“冻饿虽切，违己交病。”吃不饱穿不暖，无非苦了肌体，一味违心向官场，身心交病。渊明不想责怪谁，倒是有自知之明。他笼罩在欢乐的情绪中。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自然向他呈现了，而利欲熏心之辈，整天忙着算计，哪能看见这些。何谓云无心？只因人无心，不屑机关算尽。中国历代辞官者，数以千万计，唯有陶渊明，将朴素的欣悦，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没办法。没人能超过他。如同苏轼写中秋，到顶了。官场内外，朝堂民间，所有尚存良知与美感者，都会感谢他，是他，确立了人性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反观那些计算性思维的鼓吹者，他们虽然得好处，锦衣玉食豪车伺候，却也付出沉重代价：失掉爱的愉悦。爱亲朋，爱自然，爱艺术。美国哲学家弗洛姆写《爱的艺术》，证明爱是需要学习的人生智慧。耍手腕搞阴谋，难免冷酷，铁石心肠，哪怕弄一座金山，搞一个帝国，他的逻辑永远是寻刺激，在动物的欲望圈中打转，人的快乐跟他无关。血管硬化、人变成石头了，快乐、欣悦这些情绪将自动消隐。这类人能欣赏陶渊明或贝多芬吗？事实上，我们称之为人，已经有所保留。

    唉，上帝是公平的，现实是残酷的。

    次年，四十二岁的陶渊明写下《归园田居五首》，古代读书人视同《诗经》，人人都能背。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

    据说莎士比亚写诗写剧本，所用英语单词不超过三千个。渊明的五言诗，几乎找不到生僻字。我的电脑很能配合他，不像此前写司马相如，怪字叫人头疼。渊明诗用田家语，几十年后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他犯病，不够高雅。如同今天的某些评论家，以正统自居，装不完的高雅，实则俗不可耐。

    鞅，为驾车时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轮鞅代指车马。坐车的贵人不会到穷巷来的，渊明与农夫共处，心忧地里的庄稼。“霰”是小雪珠，若铺天盖地袭来，庄稼将被打得七零八落，变成一片荒草。渊明开荒已见成效：“我土日已广。”劳动者关心劳动成果，不管他是劳心的，还是劳力的。渊明放下农具，走向笔砚，手上有老茧，挥毫写出传世诗篇。识字的农夫能看懂的，读书人能欣赏，互相传阅、吟诵。渊明不写“抽屉诗”，他期待着阅读。

    《归园田居五首》太有名了，我们最后看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诗不用解释，它诉诸人的审美直觉。本文所能做的，仅仅是谈点感受。渊明于农事并不精熟，向南开荒种豆，草盛豆苗稀。翟氏在家里，守着五个孩子呢。做饭洗衣，种菜喂鸡，她一天到晚忙碌。丈夫扛着锄头回家啦，她老远就在门首看见，或听到他的声息，赶紧温一壶酒，将菜肴回锅……炊烟又起，却是袅袅向月夜。

    两年后，园田居失火，全烧光了。一家老小，连同左邻右舍，眼睁睁望着，那个心疼呀。草屋八九间，小孩儿又多，大的十五六岁，小的才几岁。小孩儿玩火烧房子，草房，又逢夏日风高时，一旦火势上来，人就拿它没办法，不敢靠近的。房子没了，器具也没了，只好搬到船上过。一度钱粮无算，日用紧张。渊明辗转乞食，可能就在这一年，五个小男孩儿，全是吃“长饭”的，刚吃过饭，转眼又嚷肚子饿……亲友们来帮忙了，入秋重新盖房，整理庭院，却是银两不继，横竖是大不如前：“果蔬始复生，惊鸟尚未还。”

    而浔阳方向硝烟起，军阀追杀起义军，双方恶斗，百姓逃窜。

    四十六岁的陶渊明，移居南村。

    南村离柴桑城是更近还是更远，学者们争论不休。我未曾考证，姑用后者吧。渊明写《移居二首》，其一云：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左传.昭公三年》记载民间谚语说：“非宅是卜，唯邻是卜。”古人灼龟，以龟甲的条纹取兆，称为卜。渊明不大信天命，迁南村，只有世俗的理由：火灾后的园田居令人心酸，浔阳闹兵乱。南村吸引他，是因为他听说那儿有不少“素心人”。他离开仕途五年了，仍然对“杂心人”耿耿于怀。讨伐桓玄的刘裕就是杂心人，说一套做一套，干了很多缺德事儿。刘裕的部属更以搅扰地方出名，当初渊明还跑到刘裕手下做参军。现在他心明眼亮了，他知道素心人聚集在什么地方。他们除了农夫，也不乏像他这样的、做过小官的读书人。因避战乱、避权贵，素心人寻找素心人，躲进南村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东边打仗，躲到南边去。“今日从兹役”，役是搬家之劳。房子小无所谓，能安下几张床就行。邻居常来往，门第观念、等级意识在这儿没市场，杂心人在别处。

    邻曲：邻居。农家连成片，小路弯弯曲曲。古人造词，一词多义。“邻曲”二字非常舒服，好像把弯曲的河流、起伏的山峦、袅袅的炊烟都包含在内了。这和今天的某些“新农村”，将农民迁入成排的水泥房大相径庭。千百年形成的自然村落，改变它须慢慢来，不怕花上几代人的工夫。切不可用城市的模式套乡村。一哄而上的城市够呆板了，生活中的愚蠢也够多了，城市病再去传染乡村，城乡皆病，百年难治。

    从此诗看，渊明灾后的生活明显下降了。不过，房子简陋，大伙儿反倒畅所欲言，“抗言”是直言，谈古论今。有好文章拿出来，疑难处一块儿剖析。渊明向往着跟素心人过日子、数晨夕。而素心人的另一大特点是想做就做，不会拖泥带水。我们看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招，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

    今九江境内尚有柴桑山，也许是渊明登高处。春秋佳日，或惠风和畅，或天高云淡。朋友相召唤，穷巷子充满欢声笑语，哪家有酒就喝它一通。干活各忙各的，闲暇则相思，相思则相聚：披衣出门去。乡村天地广，山上，河边，树下，墙内，太阳照着，月光笼着，真个言笑无厌时。风景，人事，俱欢畅。杂心人相处，花花肠子多，尔虞我诈，充斥假话与奸笑，真他妈的烦。渊明写素心人的日常生活，却处处指向杂心人。所以他笔锋一转，讲道理了：这样的生活意蕴岂不高明？抛弃它毫无理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天道酬勤，力耕的日子不会欺负人的。   

    过了八百年，苏轼贬黄州，举家开垦东坡，面对一片麦浪，慨然写道：“力耕不受众人怜！”

    我读《移居》第二首，有个奇怪的印象：渊明有几分摩登的。有酒斟酌之…闲暇则相思，呈现一派天真。一群布衣眉飞色舞，今日走这家，明日奔那家，渊明在他们当中。只要有粗茶淡饭、几杯老酒，幸福就会前来照面。南村，一百多户人家呢，更有来访者络绎不绝。老军人老儒生，曾经混迹于官府的邓主簿、戴主簿、庞参军、刘遗民、丁柴桑……渊明说：“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亲旧招饮，他去了必喝醉，喝醉掉头还家，主客皆随意。他“逾多不乱”，从不耍酒疯的，这是一种酒德。他朋友多，朋友几乎都是酒友。春夏秋冬，无日不饮。朋友们喜欢他的诗文，但没人恭维他是大诗人。一切皆平实，农事，人事，酒事，文事，浑然一体，乃是生活的常态。渊明自在“浑然”的状态中，并无揭示这一状态的主观意志。而意志一旦成形，可能就要走样。苏轼学他，喊出口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苏轼够可爱了，不过他的境界，源头却在渊明。所以朱光潜有句名言：

    苏东坡之于陶渊明，有如小巫见大巫。

    诗人是什么人？是真性情的守护者。任何时代，若是诗意退场了，必定不是完美时代，差得远呢。渊明的时代政治黑暗，但民风是淳朴的，尤其在穷乡僻壤，权力染指非常有限，千百年的风俗，破坏它谈何容易。

    杂心人在城里，素心人在乡下。

    《五柳先生传》写于这一年，二百来字的小传，字字珠玑。我们不妨摘录：

    先生不知何许人矣，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晋人姓甚名谁，不是一桩小事儿，其中能看出家族背景。渊明祖上曾显赫，母亲孟氏亦出自大户人家。他写自传，一概略去不说，他自己还成了“不知何许人”。且不说他小视门第吧，反正文章这么开头，人见人爱，不同阶层的人都会喜欢。率真这种东西，价值是恒定的，再过一万年，人类也不会崇尚装模做样。渊明不讲姓字，但人人知道了他的姓字：姓陶名潜，字渊明，又字元亮。他当过彭泽县令，人们又叫他陶彭泽，陶令，以及他去世后的陶靖节，陶征士，不嫌其多。毛泽东不大看得起古人的，却写诗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不同的称呼，相同的亲切，读渊明诗文，很多人都觉得他像家庭成员。闲静少言，静，却是一种语言。法国大诗人里尔克，举止非常安静，朋友们很容易受他的感染。安静与寂静，看似一步之遥，其实相去甚远。我生活的成都周边，司空见惯的牌客们，几天不摸牌，人要生病的。几个小时无所事事，人就呵欠连天百无聊赖。一点小小的“瘾头”，竟然维系全部的业余生活，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未曾有如此之怪现状，精神颓败到极限了。渊明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写渊明，好像不该提这些：我担心倒了读者的胃口。

    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不求甚解也是一种解。这既是读书方法，又是价值取向。比如他常读《史记》，引司马迁为隔代知己。二人性情，何其相似。有些书像老朋友，时常造访的。有些书翻翻就行了，像普通熟人，打个招呼，一年半载见个面。渊明斜倚柳树读书，抬头望望停云，摸摸小儿子阿通的脑袋。读孔子，读老庄，读屈原，读山海经……他有他的文化谱系，却并未想到，他自己又是一代宗师。中国文化选择陶渊明，方为不羁的人格、行云流水般的自由精神树起一道丰碑。但凡能仰慕者，皆可受惠矣。

    他家徒四壁，墙还漏风，粗布短衣打补丁，一日三餐成问题。南村未必是这般景象，他自写小传，含激励之意，所谓生存的向度。躬耕导至贫穷，他心里何偿不明白？他也矛盾，“贫富常交战”，几度奔官场，正是矛盾心情的体现。他真，所以他作假难，更别说帮官僚军阀盘剥百姓。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渊明箪瓢屡空，亦能怡然自乐。他并不轻视物质生活，既然不能拿个性、拿良知去换取，他就得甘于贫穷，为贫穷作好心理准备。孔子食不厌精，收学生的干腊肉，却强调“君子固穷”，两者不矛盾的。我读中外传记，发现优秀人物都有忽视物质的倾向。即如一些大富豪，个人生活却朴素，挣钱回报社会，比如香港的田家炳先生，在国内捐赠了几十所颇具规模的中学，把老家的别墅都卖掉了。眉山有两所，他捐赠五百万人民币，带动地方投资，功莫大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散财，亦有道。

    田家炳先生，也爱渊明的田家语么？

    渊明在小传的最后总结说：“不戚戚于贫践，不汲汲于富贵。”汲汲通急急，急于营求的样子。狗急跳墙，人急则不择手段。如果人人都急红眼了，生活将陷入一片混乱。   

    汲汲于富贵不好，勤劳致富却是好的。可是勤劳者往往难致富，起早贪黑的人，风雨赶路的人，烈日暴晒的人，加班加点的人，几人脱贫几人致富？

    不说这些。

    渊明在南村住了两三年，总的说来生活不错，诗中有贫穷，但心情是好的。素心人在一起，有酒斟酌之，登高赋新诗。艺术，自然，友情，均属于素心人，杂心人不配。渊明家有酿酒的传统，“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近局：近邻。也有解释说，古人聚饮曰局。有时他用葛巾帽滤酒，将酒糟倒去，再把帽子戴上。他善于杀鸡，动作利落，翟氏在旁要闭眼的。东坡喜欢吃鸡，讲明是模仿他，“一日杀尽西村鸡。”——东坡为惠州人造桥，百姓杀鸡犒劳他。渊明居南村，教农家小孩识字，大都免费，偶尔收点东西，或去小孩家吃顿酒。村里起纠纷了，请陶彭泽去裁断。他穿短衣，打赤脚，判案头头是道。纠纷案了结，这家请那家邀的，省下去官府的诉讼费，拿来买酒喝……村里的聚会，通常有个由头，而邻里和睦，由头总是层出不穷。所谓素心人，不是一句空话。和谐社会能持久的，应该说，农耕时代的自然村落，和谐是最佳值，生活朝着这个方向，如同水往东流。凭它浔阳打得天翻地覆，南村却是一派祥和。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渊明却要破破这千年老例，“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渊明快五十的人了，举止如少年，欢饮达旦。这是诗人作派，更是酒仙姿态。后来李白过柴桑，拜谒渊明故里，据说三天酒不醒。可是酒在李白手中，多少有点像道具。诗仙酒仙的背后，其实有个隐匿的巨大身影。

    渊明混迹于农民，却和农民有不同。他能写诗，有审美观照，这点很重要。他活在农事与文事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的交游，还是读书人多。而这些读书人，由于仕途不得意，反而拥有纯正的艺术标准。达官贵人成堆的地方，渊明的田家语要被嗤之以鼻的。

    魏晋文章，有过短暂的随意通脱，到头来还是接承汉赋，堆砌词藻崇尚华美。渊明写鸡写狗，写桑麻写炊烟，简直煞风景。官方的文学标准，长期排斥渊明。由此可见，渊明的真，也真在他的诗风，他的眼里完全没有官方标准，生活向他呈现什么，他就写什么。他始终与周遭的、切近的东西保持互动状态。切近可不是距离概念，海德格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辨析“近”时说：“去其远而使之近。”由此可见，“近”是动态的东西，白云也近，千年也近……杰出的审美观照，平淡中见神奇。渊明只在不经意间，抵达了汉语诗歌的最高境界。不经意处，恰好显露大手笔。中国农村几千年，没有比这更好的写照了。李白显然写不过他，转而挥笔向名山大川。杜甫再一转，深入苦难的人间……说渊明开了田园诗的先河是不够的，后来一切大诗人，无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惠于他。

    也许我们可以说：他俗得多么雅！

    宋词兴起时，不也被称为俗气吗？瞧瞧那位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浑身上下，全是市井气。

    渊明写农村，柳永写市井，文气是贯通的。诗用俚语村语寻常语，渊明是无可争议的大宗师。当然他也有继承，比如《诗经.国风》及两汉乐府民歌。

    我们来看他的另一名篇，《咏山海经十三首》之第一首，写于四十四岁，孟夏的园田居。仲夏，园田居就烧了。

    孟夏草木长，绕屋绿扶疏。众乌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且已种，时还读我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诗中有昂扬之态。和素心人相处，他因畅快而摩登；与自然神交，有情兼有力，与生俱来的昂扬呼之欲出了。他吟诗，想必有手势的：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南宋大儒朱熹格外理解他，称他是豪放派。他咏荆柯，豪气十足。

    平淡与豪放，渊明兼而有之。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语出平淡，却见深情。表情达意，越是言简越感人的。不久，园田居毁于大火，不单渊明唏嘘，我们也为他心疼。他的居所是他的美感之源，而他提供的美感，惠及后世中国人。

    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写下这名句，看上去却像写陶渊明。生存不避艰辛，艰辛中有欢畅，有美感，多谢陶渊明，田园显现为风光，农家寻常日子提升为诗意。眼下遍及全国的农家乐，该有渊明一份功吧？文化传承，文人是核心。他们的情感、操守、趣味，对日常生活有不易察觉的重大影响。

    渊明有一首诗，被无数次地引用、阐释，我们也不该漏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无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还，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先师指孔子。《论语》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这是针对读书人讲话，渊明没忘，却已力不从心。学而优则仕，入仕也难，逢乱世更难。圣人又讲：邦无道则愚。渊明“转欲志长勤”，做好长期务农的准备。农民不满苛政，他还去劝解。他是读书人呢，明白当农民已是生存的底线，无路可退了。与其抱怨、恨声不已，不如来点幽默，来点欢乐。我记忆中的生产队时代，农民在烈日下割麦子收谷子，很能找乐的。作家刘玉堂还说：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   

        陶渊明（四）

    渊明以真性情感知物的萌动，物的欣悦。他曾指斥当世：“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斯”为语气助词，大伪遍天下，官场尤甚。在他，伪已无痕，真也消隐。而我们恰好在“伪”的背景中读他，将他显现为真。海氏有名言：恶是善的恶。渊明向我们指出：真是假的真。真善美，假恶丑，辩证依存。

    渊明的真性情，指向一切虚假之物。

    初春的麦苗，还看不出一年的收获，那无边无际的新绿，不也让躬耕之人与良苗共欣悦吗？太阳下山，结伴还家，喝几盅解解乏，芳邻有好酒，有好语，款款入夜。诗人长吟掩柴门：今生就这样吧，做个垄亩间的农民。

    渊明的选择，没人能够责怪。他付出了代价：五个儿子没一个成器的。“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看见朋友的小孩面色红润，他才发现自己的儿子营养不良。老大懒惰，老二不好学，老五只知找东西吃……宅边五柳树，堂前五个孩子，树成材，儿子难成器。渊明无话可说。也许当初辞县令，他已想到这一层。他尽力补救。不过，世事也难料，当官招祸的例子很多。晋末乱世，今天朋友明天敌人的，早晨发誓晚上翻脸的，整个一笔糊涂账，孔明再世也弄不清。渊明能保全身家性命，已是一大功。

    浔阳那边战事告停，渊明搬回上京里老家，大约不到四十九岁。

    上京里距柴桑县城五里，老宅阔别六七年，越发破败了。渊明办私学，收点钱贴补家用。他以前干过的。南村看来不行，素心人多，有钱人少。柴桑毕竟是县城，富人的孩子能交学费。可是渊明为人爽直，有人装穷他也当真。私学规模不大，收入有限的。他好酒，倒是收下不少酒。翟氏把他的酒藏起来，每日限饮二壶。可是来了客人，她经不住丈夫央求，说出藏酒之处。有朋友叫颜延之的，能写诗，会当官，宦游至柴桑小住，每天出城看望他，对饮称快。颜延之要走了，到广西桂林做大守，留下二万钱，却留在酒肆，免得渊明赊酒账。二万钱，够渊明喝两年了，他很高兴。上京里，柴桑城，他都是名人。他常打赤脚，头戴葛巾帽，腰间有个酒葫芦。进城，小孩儿要围观的。他人缘好，行为异常，天命之年名播四方。有和尚名慧远，跟皇帝都有书信往还的，想跟渊明交朋友，渊明却冷淡。慧远派人到上京里邀请他，请不动。刘柴桑受慧远委托又来请，渊明去了，只喝酒，拒绝加入和尚搞的什么协会。双方不愉快，渊明掉头走人。素心人与杂心人，走不到一块儿的。这事众口相传，一帮小隐士学他的模样，也戴葛巾帽，也挂酒葫芦，心里却装着朝廷官府。渊明一笑置之，并不道破。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人间指官场。渊明不会轻生的，他活得很好。

    他在酒肆请客，大伙儿七歪八倒，杯盘狼藉。他也在家中独酌。老宅很大的，虽然年久失修，却也春花秋菊。萧统说：

    渊明诗篇篇有酒，其意不在酒。

    不在酒在何处呢？萧统是梁朝太子，看渊明的眼光，跳不出朝野模式。渊明喝酒便喝酒，哪有许多意思。酒是兴奋剂，艺术也是兴奋剂，“诗酒趁年华。”中国诗人喝酒，渊明是巅峰人物。阮藉早他百余年，酒量比他大，时常烂醉如泥。渊明不是这样，他也醉，但醉了尚能写诗，能观周遭风物。

    “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这诗有禅味儿。诗人静观，更能感受生命的律动。苏轼受他启发，写下名句：“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由于静，而对群动了然于心。由于空，而将万物纳入眼底。

    公元416年，五十二岁的陶渊明写《饮酒二十首》，序言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耳。”

    名酒从何而来，他没说。什么牌子他也不讲，不然的话，今人拿去做品牌，不在茅台之下。时令在春夏之交，昼长夜短。名酒数量不少，他无夕不饮，说明他喜欢傍晚饮酒，喝到夜幕四垂，满天星斗。他字迹潦草，老友加以整理，换纸书写。他挥毫运思俱萧洒，以为一时之欢笑耳，并无传世的意思。但老友为他收集，想必有这层考虑。渊明写诗，尽兴而已，他又不拿去发表。英国大诗人济慈，随写随扔，他的传世之作，大半是朋友在地上捡的。包括画家音乐家，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好诗像原野吹来的一阵风，风过了无痕。多谢渊明故人，整理书写二十首，全是佳作。其中第五首，后世诗人视为圣品，焚香沐浴方能展读。这诗明白如口语，体现渊明的一惯风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菊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夏季的诗人写秋天的感受。对他来说，四季无远近，循环在眼底。所谓天人合一，一般人说说而已。渊明到这境界，如白云出岫飞鸟入林。结庐：构屋。人境：尘世。渊明浑身静穆了，无论置身何处，皆能悠然自如。他从来不回避尘世的艰辛，所以他可爱。由于长年躬耕，他的皮肤黑了，肌肉松驰，状如老农，却是不折不扣的精神贵族。古今人类，能到他这境地的，寥寥无几。多少人阅尽人间沧桑，读此诗感慨万千，以至潸然泪下，却又从中获得巨大的心灵慰藉。此诗的能量有如铀矿，对人类精神具有永久性的冲击力。

    渊明的静穆，是将“群动”包涵在内了。全诗五十个字，自然与人事，都在其中。如果卖给出版商，一个字十亿美金。渊明如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参孙，从大地获取无穷的神力。“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寻常景象蕴涵着真意，欲作辨析却忘了语言。渊***眼看世界，一派祥和与欣悦。传说中的如来佛祖，也许会微笑着说：审美的至高境界，和我的极乐世界相差无几了。

    鲁迅念念不忘“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他议论说：“正因为陶潜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先生是斗士，斗士常常看见金刚怒目。先生的理解可能有缺失。窃以为，静穆与金刚不对立。或者说，有金刚才有静穆。静穆完成自身之时，金刚已在其中。诗人几十年的人世修炼，有如他那浑然一体的自然感受。他不想加以辨析的所谓真意，包涵了自然、社会的矛盾律。

    什么是矛盾律呢？简言之，矛盾的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读陶诗，这一点非常重要。毋宁说，静穆来自静穆的对立面，来自人生的动荡与喧嚣。安静，宁静，一般人都有体验的。而静穆发生的概率很低，以浅显的文字加以揭示，不露痕迹地逼近、抵达，就更难了。

    伟大的诗篇，永远是人类生活的稀有事件。

    渊明写过《闲情赋》，赞美女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赞美，而是热烈、激烈、奔放，别说古人，就是今天的某些人也会受不了。对女性之美直抒胸臆，评论家会皱眉头的。文学瞄准两性，研究饮食男女，将社会抛到社会应有的位置上去，评论家就对评论家说：格调不高……所以他们对《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尽可能的拔高，把曹雪芹描绘成指点历史规律的人。这些人显然有毛病。渊明赞美女人，和曹雪芹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如出一辙。渊明惆怅，雪芹哀伤。

    《闲情赋》近两千字，我们摘录几句：

    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悲罗襟之有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在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毁于华妆。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愿…

    翻成白话诗，大致是这样：我愿做她漂亮服饰的衣领，承受那可爱的脑袋残留的芳香；可悲的是她晚上要脱掉衣服，秋夜漫长，使我惆怅。我愿在她的石榴裙上为衣带，束缚她轻盈纤细的腰身；可叹气温有变化，她随时可能换衣裳。我愿在她的云发中做发膏，让她柔顺的黑发披散香肩；然而佳人常洗发，发膏一去不复回。我愿在她的细眉上为黛色，随她的美目顾盼四方；可她施粉讲究新鲜，纤手抹脸，让我毁于一旦。我愿做她脚上的绢丝鞋，随她雪白的双足走呀走；可叹她走走停停，忽然上床睡觉，把我扔在地上。我愿在阳光下做她的影子，随她的风流体态到处闲逛…我愿在深夜为红烛，在堂屋的两根柱子间，照亮她含羞带笑的容颜。我愿…

    写到这儿，我也为之心动。渊明笔下的俏女人，性感，泼辣，和戏台上的佳人很不同。所谓真性情，真到女人身上去了，细腻，而且日常化，好色之情奔来笔端，美感洋溢，连“止乎礼”都不要了，令人向往床上的光景。此前的辞赋，从屈原到曹植，没人如此的日常化，简直是光天化日想入非非，难怪道德专家要惊呼：把它从诗集中剔出去！欣赏渊明的萧统也说它“白玉微瑕”。倒是鲁迅，建议日本的翻译家尊重它。

    我记得，莎士比亚写罗密欧与朱丽叶，有类似的句子。罗密欧潜入朱的宅院，偷看佳人。而佳人倚窗台望月亮，一只戴白手套的纤手托住美丽的下巴，罗发感慨说：我多么希望做她手上的白手套……

    如果莎翁读过渊明，会改了重写。

    渊明浑身静穆，也把男欢女爱包涵在内了。

    诗人中的诗人，真和美，到极致了。

    渊明咏荆柯，就是鲁迅先生推崇的金刚怒目式：“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渊明写荆柯，与史书相印证，表明荆柯有勇气，缺剑术，本不是什么剑术高手。目前的武侠片重杀气，侠气是糊弄人的。导演们对侠的理解，跟司马迁、陶渊明相去甚远。本文闲笔提一句，不想多说。我所担心的，是针对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单一的理解，会导至单调的社会生活。而票房与生活相比较，永远是小菜一碟。编导力量大，行事当谨慎。   

    两年前（公元419年）晋宋易代，刘裕称帝，渊明仍用东晋纪年，表明了他对“新朝”的态度。刘裕逼死晋恭帝，先用毒酒，后以被褥闷杀。渊明愤怒，写《述酒》影射，这是他平生最隐晦的一首诗。刘裕的手下如狼似虎，政治黑暗，苍生遭难。渊明描绘理想社会，有如流浪汉想象广厦千万间。这时他陷入贫困，断酒，甚至挨饿了。

    桃花源内，却是一派欣欣向荣。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

    俨然：整齐。黄发：褐黄色的头发，指老人。垂髻：垂下来的头发，表示尚未总角——梳成少年的两根小辫子叫总角。垂髻指幼童。

    对乱世习以为常的打渔人，忽然走进和谐社会，看见穿戴迥异的、怡然自乐的老人小孩儿，双方都大吃一惊。

    桃花源并非虚构，而渊明是听来的，描写有点理想化。他写实，也写出了强烈的向往。古代文人从秦汉起就寻仙成风，李白寻得最厉害。到苏东坡，不寻仙了，只希望能长寿。陶潜是个例外，他反对神仙，甚至反驳彭祖长寿术。他的理想是桃花源式的生活，民风淳朴如上古时代，没有压迫，当然就没有反抗，男女老少各得其所。北宋的大改革家王安石说：桃花源有父子无君臣。这表明，陶渊明式的乌托邦，等级是存在的，却没有儒家的等级森严：所谓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自然界的欣欣向荣，渊明是见证者和揭示者。社会的欣欣向荣呢？阳光雨露禾苗壮，军阀打仗尸骨多。

    桃花源内别有天地：渔人受到盛情款待，这家请那家邀的。全村的人都跑来了，对渔人充满好奇。而他们的祖先早在几百年前，避秦时战乱，就躲进了桃花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国学大师陈寅恪，对《桃花源记》的取材作过详细考证。渊明写实，当无疑问。

    眼下的影视剧常有这类镜头：官军来了，百姓鼠窜。几千年封建史，军队不是人民的军队，政府也不是人民的政府。皇权无处不显赫，百姓无处不可怜，比奴隶社会好不了多少。衙门里偶尔走出一个清官，百姓就感恩戴德叩头不已。社会生活，权力所占的份额太大了，自由精神成长艰难。一代又一代，自由变得踪迹渺然，知识分子也很难辨认。反观西方，权力经过无数次折腾，终于把它的对立面揭示出来了，这相异之物就是自由，二者互为“反运动”，今日大欧州，初步显现了运动轨迹。群体有群体的力量，个体有个体的尊严。而古代中国老百姓，没有多少尊严，要么苟活，偷着乐，要么躲进桃花源，勉强做个自由人。说勉强，是因为这自由平等很脆弱。

    中国幅员辽阔，山水阻隔，农耕时代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幸福村庄是完全可能的。皇帝的大手压下来，指缝中会有遗漏。渊明式的乌托邦，犹如一条漏网大鱼，并且千百年活蹦乱跳，受读书人和改革家高度关注。不难想象，历代皇帝，肯定不喜欢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陶渊明的小村庄，连个村长都没有，这不是想造反吗？

    中国封建史，桃花源是个异数。可惜它仅仅是艺术品和学术对象，生活中没有成长壮大的空间。

    渊明深情描绘桃花源，自己却陷入困顿，有一年重阳节，断酒了。《宋书》说：“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重阳节登高赋诗怀念亲朋，渊明断酒，说明他平时隔三岔五酒不沾唇。他想酒想得厉害，写诗才篇篇有酒……这次送酒的人，是江州刺史王弘。这人为官不坏，公私分明，渊明喝他的酒，没啥心理障碍。渊明在菊丛里等了很长时间，王弘姗姗来迟，可能因为消息蔽塞。布衣和官员平等交往，有时候来了两个刺史，陪一个老农，谈话很投机。可是有一回，中途又赶来一个太守，对渊明在座不高兴，斜眼瞧他。这太守名叫谢瞻，事后记录这次难得的四人聚会，删去了陶渊明。姓谢的也是文人，《文选》有他的几首歪诗。他以堂堂太守之尊，和陶渊明同桌饮酒，觉得近乎耻辱。

    这些事儿，渊明已经见怪不怪了。

    官员的接济是有限的：清官钱又少。渊明不哭穷，不敲门，不写李白写给韩荆州的那种求职信。官员调动频繁，也不可能经常照顾他。再说他性子倔，择友严，官员还怕请他不动呢。当初的慧远大和尚，官与僧都趋之若骛的，修书请他，他不去就不去。当官的，首先是朋友才行，比如王弘。

    有一次王弘请他到庐山喝酒，他赤脚去的，大脚板上全是泥。王弘要为他做几双鞋，他坐地抬脚，让对方量尺寸。为了尊重刺史大人，他跑到溪水中洗了脚。五十多岁的人，蹿上跳下的，动作蛮利索。他不做官却名气大，在场的人为他喝彩呢。他不坐轿，却经不住众人劝，还是抬腿上去了。竹轿在青山绿水间，轿夫唱山歌呢。他一悠一闪的，怪舒服。他会想：做官好呀，做官能坐轿……可是转眼间，思绪化入蓝天里的几朵停云。王弘的酒宴有排场的，这也是官场老例。座上客皆有身份，衣冠整齐，表情严肃。唯有陶渊明，赤脚，短衣，白头巾，谈吐随意，笑声朗朗，回荡在山谷中。他酒量奇大，王刺史的幕僚们个个傻了眼。北宋写《醉翁亭记》的欧阳修，对他真是五体投地。菜肴太丰盛，渊明要打包的，带回家让老婆儿子解解馋。王弘酒后吐真言：他在江州任上为时不多了，继任者可能是一个叫檀道济的，渊明未必喜欢。渊明说：管他呢。   

    渊明月夜下山，后人写诗说：醉舞下山去，明月逐人归。

    什么檀道济，他早忘了。

    然而王弘和檀道济，我们却要记下。王弘，有些记载称王宏，他对渊明好，我们感谢他。至于檀道济，他也想对渊明好，却是动机不纯。这个稍后再谈。

    五十岁以后，渊明的物质生活时好时歹，总的说来是走下坡路。他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种田、收点园田居的租子、接受朋友的一些馈赠。战乱水利不修，完全靠天吃饭，而家里人丁多，入不敷出。五个儿子，可能都做了农民，没有当官或当兵的记载。兵役法三丁抽一，也许有个儿子曾去当兵，但时间不长。渊明通过做官的朋友，替儿子疏通也未可知。总之，一家老小不缺一口。他五十一岁写《告子俨等疏》，写给陶俨、陶俟、陶份、陶佚、陶佟。“疏”是一种文体：讲形势谈道理的书信。穷困中的爸爸给儿子们写信，句句发自肺腑，感动着后世中国人，眼下的中学课本有全文的。其中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当时渊明得了一场大病，觉得大限将至了。他一辈子讲真话，这封家书，更是真得让人掉眼泪。年少饿肚子，中年，敲门乞食拙言辞。暮年卧病，好在亲友不弃，纷纷送来药石。“每以家弊，东西游走。”八个字，说出多少辛酸。他活得太明白：这是什么世道，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物是物类的意思，代指官场中人。忤是逆反，合不来。又是八个字，说尽渊明一生。

    他感伤地说：“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

    长子陶俨是早逝的前妻生的，其余四子，为翟氏所出。陶俨二十三岁，幼子陶佟十五岁。

    五个从小干活的孩子，一个长年操劳、面带菜色的妻子，渊明的酸楚可想而知。然而这封家书，基调是硬朗的，目光是向上的。所有责备渊明不应该辞掉官职的人，当闭上他的尊口。

    渊明的选择，乃是勇士所为。他所坚守的，不是什么狼性虎性，是人性。

    他写《咏贫士七首》，其中有几句：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他写古代的七位贫士，有知识有操守方为“士”。咏贫士，表明他的坚决。孔子的孙子子思，到卫国去传播老师孟子的思想，穷困潦倒，一个月吃了九顿饭。渊明的目光投向这些“固穷”之人，其内心昭然若揭。后来苏轼贬到海南，也是饿肚子，饿得头昏眼花了，急中生“智”，发明“阳光止饿法”——希望将太阳的热能直接转化为体能。

    《有会而作》又说：“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菽是豆类总称，渊明羡慕吃粗粮，哪敢奢望大鱼大肉的美味？

    要命的是，渊明对美味，并不陌生。

    渊明晚景，一年不如一年，但也不是过不下去。家里没死人，他还有酒喝，写下不少传世之作。时值皇权更迭，外面打得昏天黑地，刘裕称帝，掉过头来杀功臣，渊明不屑一提。他有政治热情，但不写政治讽刺诗。他写《感士不遇赋》，讲明是追随司马迁和董仲殊。他读《史记》，读了几十年，对敢于傲视汉武帝的司马迁心向往之。他们同为刚烈之士。

    渊明过日子，和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串门，待客。谁家有事，不管喜事丧事麻烦事，总有他的身影、他笑呵呵的面容、他幽默的谈吐、他有趣的装束和举止。这人多么平常，又是多么不凡啊。人生多少事，只在谈笑间。中国历史几千年，到渊明这境界的，数人而已。难怪苏东坡这样的旷世伟人，言必称“渊明吾师”。

    陶渊明与荷尔德林，同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充满劳绩，诗意栖居。所不同的，是渊明扎根中国的土地，留连于中国的乡村生活。也许他缺了哲学意味，缺了神性维度，却弥漫着自然的气息，世俗的温情。

    他是和蔼可亲的，就像我们的亲人。

    他说过：落地为兄弟…

    人情冷漠的今天，这话让我们眼中含泪。但愿金钱社会对情感的压抑不要太长久！

    六十出头的老人，大限在望了。渊明对死亡，同样抱着平常心。他曾经和那位叫慧远的所谓高僧争论过，他不相信“人死魂不灭”。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举行若干仪式，渊明要参加的。他熟悉死亡，如同熟悉花谢草枯水东流。他是“向死存在”的，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渊明略胜一筹，既知生亦知死。他给自己写挽诗呢，其豁达其平淡，千古一人，项羽、稽康不及也。

    江州刺史王弘走了，不久，檀道济来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杂心人，为官劣迹多，政声很坏。他出于私虑，请渊明出来做官，送去许多粮食和肉类。渊明不受。孩子们想吃肉呢，却将目光挪开，将双唇紧闭。翟氏带他们出去了。檀道济脸上过不去，索性把话挑明：乱世隐盛世出嘛，如今皇恩浩荡天下太平，你陶潜号称贤士，却躲在家里受穷挨饿，还拒绝我的好意，这恐怕不大好吧？   

    渊明回答：贤士？我的志趣够不上呀。把你的东西拿走吧，我还饿不死。

    次年十一月，寒冷的冬天，渊明死于贫病交困。

    村里的人死了……我们来吟诵他写给自己的挽诗，三首选其一：

    荒草何茫茫，白扬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焦尧（两个字均有山旁）。

    马为仰天呜，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焦尧（均含山旁）：高耸貌。不复朝：不再看见太阳升起了。亲戚有悲伤的，他人有唱歌的，同是自然流露。这情景，再人性不过了，豪门大族的丧事有这等场面吗？杂心人能如此纯粹吗？死去的人不能再说话了，他的躯体托付永远沉默的山丘，入土为安。山岳在，人也在……

    二十年前，我十九岁的妹妹因病去世，我把最后一句刻在了她的墓碑上。

    渊明这首诗，鲁迅先生很偏爱的。先生写过《坟》，还在坟前照过相，发表给人看。研究先生的钱理群教授，写过《压在心上的坟》。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对死去的叔叔喋喋不休。罗曼.罗兰对死亡发出巨大的叹息。而海氏《存在与时间》的死亡研究，更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篇章……古今贤达，高度关注死亡，为什么呢？可能因为生命越是高扬，越能感受它的下坠吧？生命越是流光溢彩，越能感受它的油尽灯灭吧？

    这话题，还是打住吧。

    渊明去世的这一年，王弘做了车骑大将军，颜延之做了中书侍郎，他们在朝廷做高官，不会忘记渊明的妻子和孩子。悼念渊明的“诔”文，是颜延之写的。

    渊明遗嘱：葬礼一切从简。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渊明的作品，在当时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并未受青睐。钟嵘的《诗品》，将诗歌列为上中下三品，渊明居中品。《文心雕龙》根本不提他。中国文学自汉赋起，堆砌词藻、拿语言作排场的风气流行数百年，渊明贴近日常生活的田家语，用当时的标准看是很成问题的。包括后来的很多人质疑：怎么能用如此平淡的语言写诗呢？有个叫陈后山的文人，提的意见具有代表性：“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文就是修饰，讲华丽雕琢，搞语言排场。可见渊明当时，确实是孤掌难鸣，也是孤军深入，更是异军突起。他才是不折不扣的文坛外的大师。他喝他的酒，写他的诗，什么标准不标准，风气不风气的，哪管那些。他写作也不挣钱，不谈版税，不计较千秋万载名，如同栽花种地，一切出自天然。

    什么是拿语言做排场呢？我们现在能看清楚了：这不过是权力的一种运行模式；或者说，是权力的伴生物。不是有个流行词叫话语权吗？赖有西学东渐，至今百余年了，我们凭着鲁迅讲的拿来主义，看事物的能力有所增强。我们看到——

    历代知识分子，必须对权力作出回应，哪怕他转过身去，悠悠然闲庭信步，或拔腿就跑逃之夭夭，都一样的。

    一千五百多年，渊明一路向我们走来，并非取直线走大道，他的身影也是由模糊到清晰。有趣的是，清晰又有清晰的问题。

    和渊明同朝代的文人，像曹植、阮藉、谢灵运、颜延之，名气比他大。这个问题，到北宋还在激烈争论。文坛领袖欧阳修很生气，他针对散文及辞赋说：“晋无文章，唯陶潜《归去来辞》耳！”他这一杆子，扫掉了两晋多少显赫文人。

    唐朝，渊明的名声和谢眺、谢灵运、左思、鲍照等人在伯仲之间。到宋朝，渊明作为一流诗人的地位稳固了，苏东坡明确讲，他在李白杜甫之上。而东坡本人，至少和李杜是同等级别的。近现代，推崇渊明的大师数不清：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章太炎、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以渊明为符号的文化谱系得以确立，传承下去，一万年不算太久。历代评论、阐释，足以堆成一座山。学者们引用最多的，还是苏轼的评价。针对人品他说：

    “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联系渊明的生存背景，特别是晋代愈演愈烈的门第观念、面子思想，东坡这段话，真是说到家了。

    针对诗歌艺术，苏轼又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表面质朴，其实富丽堂皇；表面清瘦，其实丰腴（如杨玉环似的美女）。历代学者叹服：坡翁的眼光太厉害了！

    渊明是中国最纯粹的诗人。而与之相应，他也是最纯粹的人。

    吊诡的是，由于他名气太大，历史也不会放过他，各种各样的目光投向他，纠缠他，试图为其所用。官场，商界，文坛，不管是素心人还是杂心人，君子还是小人，在官还是辞官，一律打他的旗号以示高洁。比如汪精卫就讲过：干一番大事之后“掉臂林泉。”汪精卫要干的大事，却是出卖民族，他掉进坟墓了。贪官、奸商，也纷纷拿渊明做幌子，钱捞足了，跑到乡下盖别墅，摇头晃脑吟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官场风气越糟糕，越是有人高喊陶渊明。明朝，清代，民国，例子太多了。陶渊明被搞得七零八落，面目模糊。不过，这也正常，孔圣人怎么样？不是比渊明颠得更凶吗？尊孔祭孔和打倒孔家店，声浪同样高。   

    渊明对民族性格的影响，大于其他文人。

    仕和隐，进和退，构成中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共同的心理特征。孔子是理论先驱，陶渊明是实践者。

    大量才华横溢、品行高洁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和小人庸人共事，走掉了，甚至死掉了。这很可惜的。而现代政治，终于有个名言：政治就是不断妥协的过程。要学会容忍，包括容忍异端。法国作家萨特，以介入政治和社会生活著称，他写下名剧《肮脏的手》，揭示介入政治难免打脏手的道理。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介入欧盟宪法的起草工作……中国古代读书人将陶渊明符号化，邦无道就逃跑，酿成巨大的缺失：未能揭示权力的本质。

    当然，我们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过于漫长的封建社会，权力太吓人了，历朝历代文字狱，砍下了多少脑袋？

    渊明以退为进。进到何处去呢？进到审美之境。

    这一点，今天极为重要。

    渊明是我们的头号乡村诗人，而今天的乡村正面临巨变。城市化一日千里，逼向土地、河流、山峦、天空、村落。这里，速度本身成为大问题，一百年陆续发生的事儿，如果在十年内全部出现，其后果，是任何巨型计算机都难以模拟的。逼向自然的同时，也摧毁生活世界，破坏生活的意蕴层，威胁文化的多样性。所以学者们惊呼：保护自然，保护一切多样性！

    胡塞尔首创的现象学，就是针对科技造成的单一模式。对科学技术，西方有强大的反思潮流。海德格尔非常精当地称之为“反运动”，类似量子力学意义上的物质和反物质。

    时令已近冬至，我昨天看新闻，莫斯科的气温，竟然和川西坝子温暖如春的气温差不多。我吃了一惊：真要坏事儿啦？人类真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像霍金所预言的、活不过这个新千年？

    无节制的城市化，人工化，将自然变成存货，灾难将以难以察觉的方式逼近我们。你的速度快，自然反弹的速度更快。

    莎士比亚说：上帝让你灭亡，先让你疯狂！

    而城市生活一旦失掉乡村生活的参照，将陷入喧嚣与浮躁的恶性循环，怪模怪样的东西层出不穷。单说自然现象：雨不像雨，风不像风，太阳不像太阳，月亮不像月亮——这是地球村的村民们前进的方向吗？

    针对所有这一切，渊明的诗是一服良药，清热解毒醒脑。

    就传播来看，渊明不如荷尔德林幸运。经过海德格尔的法眼，荷氏名声大增，甚至盖过荷马、歌德、席勒。眼下德国各大学，荷尔德林的诗是必修课。而前些年，我们忙着驱赶诗人。渊明那些亲切的田家语，能让今天的学子们都来背几首吗？

    在当下，陶渊明的意义，可能怎么说也不过分。他应当变成另外一个符号，并且，迅速地清晰起来。

    我们拿他的句子作结束吧：

    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