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文化密码：武侠情结与皇权情结

金庸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从清末以来，中国的武侠小说大致上有三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出现以《三侠五义》、《包公案》等小说为标志。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清官与武侠是结合在一起的。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高峰期。它出现的历史背景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这个时期，人们幻想着有武功盖世的人出来，所以就产生了还珠楼主、平江不肖生这么一代，写出了很多以技巧取胜的武侠小说。金庸受他们的影响非常大，从八岁开始就接触这些人的作品。第三个武侠小说的高潮不是出现在大陆。因为大陆在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也好，言情小说也好，都被作为有害的文学作品禁止了，所以大陆不可能出现武侠小说高潮。这个高潮主要是在香港，余波涉及台湾。台湾国民党专政时期对武侠小说控制也是很厉害的，在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台湾曾经也被禁，一夜之间，台北的警察四处搜查武侠小说，全部没收、销毁。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武侠小说才在台湾有所发展。所以武侠小说的大本营还是在香港，以金庸（包括梁羽生等）为主要代表。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注入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他经历过乱世，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三次几乎面临被学校开除、没有地方读书的危机。中学两次，大学一次，都是因为他骨子里有一些反叛的性格。在他上高中时，因为在壁报上发表了一篇《爱丽丝漫游记》，讽刺了当时学校里权势在校长之上的训导主任。这个训导主任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他肯定是要被开除的，但是校长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网开一面，转学了之。换了个学校以后，他又卷入了一个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也是校长觉得不要这么大面积开除人，所以保了下来。大学时代，他在重庆的中央党校，那时叫中央政治学校，后来改成中央政治大学，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他是学外语的，学成以后本可以实现他的梦想，环游世界，做外交官的。但是他读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十一个月，就因为仗义执言，遭到了勒令退学这样一个处分，失去了学业。后来，他在上海有过一个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历，不过在那里的时间也很短，一年都不到。所以可以说他没有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就他这样一个人，再加上他在整个中学和大学阶段，完全靠政府当时对沦陷区学生的补助金生活，所以到冬天穿草鞋没有袜子。草鞋、校服是官方供应的，短裤和袜子是要自己出钱买的。他没有钱。他家那时已经中落了，家被日本人烧掉了，母亲死了，父亲流亡在钱塘江南岸的一个小镇上，他得不到家里的救济。

金庸的弟弟和母亲都是因抗日战争缺医少药去世的，还有他的同学因日本人打细菌战得了麻风病。在衢州中学，他亲眼目睹他的同班同学——一个体育健将被送上一条木船，让他去等死。经历了这些生离死别的痛苦，包括家人，包括同学，包括抗战八年生活的艰辛，使他的武侠小说跟过去的有了一点点的不同。就是这一点点的不同，使他的武侠小说成了风靡整个世界，让千千万万的华人都忘不了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意义上，是因为我们汉文化圈对武侠文化、清官文化的一种近乎本能的追求。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金庸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他的武侠小说，而是他在香港创办了《明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金庸在国际上有地位，在两岸政要心目中有地位，不是因为他写了几本武侠小说，而是因为创办了《明报》，写了那些有影响的、甚至令世人震惊的社评。

但是金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其现代人格是不及格的。

现代人格起码要破除两个观念。第一个就是刚讲到的要破除帝王崇拜的情结。一个社会不能以权力的是非为是非，以皇上的是非为是非，小民要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是非。如果这个观念都没有破除，还是依附在权力情结下面，那是谈不上现代人格的。第二个要破除的是成王败寇的观念。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观念里只有成败，没有是非。任何事只问成了没有，成了就了不起。就像今天，你要是总裁、执行官，要拥有亿万身家，你就是成功人士，整个社会就会仰望你，像众星捧月一样。如果你失败了，就只有跳楼。这个导向就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刘邦胜了，那就是汉家的天下；如果项羽胜了，就是西楚天下。两个观念如果都没有破除，要想成为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那是不可能的。金庸在这两个问题上，显然都没有过关。

我想从金庸思想世界的几个方面来看一下他这个人。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权力观。金庸写过一篇不太为人注意的作品，叫做《三十三剑客图》。这不是一篇武侠作品，带有半小说半历史的成分，随笔式的，70年代在他自己办的《明报晚报》上连载过。在这个作品里，他说了一句话：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变化很大，有些东西变化不大。什么东西变化不大？比如说那些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那种争夺的方式，这些都没什么变化（大意如此）。他的武侠小说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解读。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是一部讲江山和江湖恩仇的作品。他利用家乡海宁的一个民间传说去写乾隆和虚构人物陈家洛的故事。在书中，乾隆为什么跟他的亲兄弟陈家洛在六和塔上盟过誓不杀他，在海宁潮前击过掌也是说不杀他，但是到了宫里，又要用毒酒把红花会的兄弟都置于死地呢？是谁说出了其中的奥秘？是最美丽的香香公主，在临死前用她的鲜血写下了六个字“不要相信皇帝”，这六个字就是金庸对权力的否定。从他的开篇之作，一开始他对权力是否定的，他把整个不可一世的帝王权力否定了。第二本作品《碧血剑》写到农民造反领袖李自成进城以后的作为。李自成进城后还不是要美女、要金钱，而是要那把金銮殿上的椅子。他的部下刘宗敏这些大将要的也是这些东西。金庸这部作品其实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阿克顿勋爵那句话“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他后面的作品从《笑傲江湖》到《天龙八部》都是通过一系列江湖上的故事来演绎形形色色的人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无边欲望。《天龙八部》通过一个人物，就是慕容复一定要恢复他的大燕江山，为此践踏了包不同这样的生死之交的兄弟情谊，也不惜践踏王语嫣对他忠贞不渝的爱情。在他看来，权力高于一切，爱情也好，兄弟情谊也好都是不值一提的。只要能恢复江山，一切都有了，而其他东西都可以不要。他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呢？发疯！通过慕容复发疯这一个结局，金庸也是对权力作了辛辣的嘲讽。《笑傲江湖》是他对权力否定的经典作品，这一作品最初连载的时间，正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就反复地问金庸：你这个作品是不是影射大陆的“文革”？他表示不是。是不是影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里读出他自己的东西：无论东方不败也好，任我行也好，谁掌握了黑木崖至高无上的权力，谁就必然地腐败。“一统江湖，千秋万代”，这几个字不仅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命脉所在。无论是失败了的那些“寇”，还是成功了的那些“王”，一样都是东方不败和任我行。通过这些，金庸就得出一个自己的结论，他在《笑傲江湖》后记里写了一句话：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坏人当道。这句话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为什么是坏人当权？他没有说。因为他写的是武侠小说，写的是传统的故事。他的故事里只有否定，没有新的建设性的探索。

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金庸的武侠世界差不多达到了现代社会的认识水平。不幸的是他的最后一部封山之作《鹿鼎记》把他前面十几部作品的这条线一刀砍断了。他写的《鹿鼎记》表面上主角是韦小宝这么个丑角，但实际上，它的主角不是韦小宝。金庸有一个很欣赏的部属，这个人在香港也是一个著名的报人、法律界名人，一个女人，叫葛蔼仪，她说《鹿鼎记》真正的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皇帝。金庸写了那么多武侠，他觉得即使武功最好的侠客也拯救不了黎民苍生，只能靠开明君主来救国。于是他就在书中写了康熙这么个人物，把他拔高成一个非常好学的、非常有雄才大略能够一统山河的人物。金庸在1994年访问台湾时，对记者也亲口讲过，康熙是一个很好的皇帝，好学，愿意学习外国的知识，有能力，爱民如子，他认为自己非常崇拜康熙。讲到这里，我就觉得金庸跟今天活跃在大陆的二月河对上了号。二月河把历史上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位皇帝写得是多么英明，写的康乾盛世也是这么光辉灿烂，几令人希望时光倒转五百年，活到那个世界去，那我们就幸福死了。所以金庸最后得出了跟二月河差不多的结论，认为靠开明君主是可以解决问题的。否则无论怎么好的盖世武功，怎么好的智慧都解决不了那些社会问题。在武侠小说这一层面，可以说他已经完成了从最初的否定权力到最后肯定权力、从否定皇权到肯定皇权这样一个轮回。

金庸在60年代之前是一个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普通的文化人。1959年创办《明报》，前三年苦不堪言，几次面临关门的危机，撑不下去，发行量始终徘徊在一万份以下，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懂得了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金庸对权力的判断主要依据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对金庸来说是一个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奴性。

我记得杭州高级中学，也算是金庸的母校，因为他曾经在浙江丽水的当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临时联合中学读过书。那个中学是杭嘉湖的7所学校合在一起的，其中包括杭高、嘉兴中学等等。杭高把金庸的画像放在校史陈列室，我去看过，挂得很大，那是它的贵人校友。学校里有一个学生前两年得了很大的病，要50万元治疗费，社会纷纷捐资，甚至听说杨振宁也都捐了钱。他的同班同学都是武侠小说爱好者，想到一个办法，全班同学联名给大侠写了一封信。大侠很慷慨，大笔一挥，送了他们一套武侠小说作品集。很值钱的。2003年杭州抗击“非典”，要搞一个雕塑，社会各界都慷慨解囊。金大侠远在台湾，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了一套香港出的大字本的《书剑恩仇录》，后来据说卖了一千多。2003年7月26日大夏天40度高温，他来杭州为他的《金庸茶馆》做宣传、推销。《都市快报》一个记者当面就问：金先生，听说你捐的都是书，你是不是认为捐书比捐款好？请谈谈你的金钱观。金大侠笑了，笑得很不自然，笑了以后，他说：“我其实造了一个房子，1400万港币，我都给了杭州市政府。”主持人马上给他打圆场说：“金大侠人很好的。你看在浙大当院长这么多年，一分工资都没要。这次来，我们要给他出场费，他也不要。”还有一个记者马上问了，那个记者来自天津，是一个非常新锐的记者：“金大侠，我以前很崇拜你，是你多年的读者。我觉得你80岁了，还飞来飞去，挺辛苦的，到处奔波，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是缺钱花呢还是名气不够大？”他沉思了一会就说了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关于“金庸”产业，他说这些都是被动的，自己不是主动的。他这样的回答，主持人脸上挂不住了，因为主持人刚说过这些产业金庸是顾问，而且占了很大股份的。既然有了股份，这些东西就难以被动、主动而论。通过这件事，基本可以透视他的金钱观。1979年他到台湾去，他找了李敖。李敖当面就问他，你不是说现在是佛教徒了吗，很虔诚，进了什么境界，什么佛经都读过了，但是你钱那么多，又不捐掉一点。佛教好像要将四大皆空，起码要讲舍弃钱财嘛，你那么多钱怎么解释啊？大侠纹风不动，置之不理。

金庸信仰佛教，一开始确实是出于寻求生命答案的这样一个内在需要。他的儿子在他跟第二任妻子离婚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一年级，19岁，选择了自杀，吊死了。金庸不承认他是为了父母离异自杀的，只说他从小就神神道道，10岁的时候就追问人生为什么，想得很深，跟他母亲关系不好，反而跟我的关系很好。19岁就选择自杀是因为跟女朋友一言不和，说是要分手，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就上吊了，这是金庸的说法。跟他比较熟悉的朋友，包括香港作家林燕妮，还有其他人，他们都说主要是他妈妈要跟他爸爸离婚，他劝说无效，决定用放弃生命的方式表达抗议。金庸觉得儿子的死对他打击非常大，一开始他找的是《圣经》，读了很长时间，《圣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去读佛经，读了一年的佛经，他说读通了，我已经跟我儿子的心相通了。后来他对外宣布是佛教徒了，所以他在香港也支持一些佛教方面的事，支持办一个佛教杂志，据说后来花五年时间写了大量以佛教为题材的诗歌，还没有公开发表。从他的金钱观看他的宗教观，可以想见，他所谓的宗教信仰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信仰，而不是超越于世俗之外的一种对神的追问，对生命答案的追问。所以他自己讲过一句话：要我舍弃钱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儿女我做不到，要我舍弃名利我也做不到。好了，这三句大实话一讲，金庸还是一个有几分真诚的人，说了实话，“做不到”本来是常事。可是他说自己不是常人，他信仰佛教，这中间就有了矛盾。

金庸的文化密码里面带有传统中国读书人往往无法超越的皇权情结，而清官情结、武侠情结无非只是它的补充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