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当代中国思想界---流派划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3:43:33
朱中原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
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
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
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
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
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
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作为我：
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
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
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
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
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
在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多人往往按照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划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流派，这其实是不准确的。如按这样划分的话，那么我将属于为宪政主义者，但是这仅仅只是我的一个政治理念而非思想立场。
在对待和区分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的时候，国内思想界往往显得比较混乱，这种混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思想者本身思想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混乱，如冼岩、康晓光、萧功秦、何新等人；
二是思想者在对别人进行思想立场与政治立场划分的时候，常常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点如冼岩等人，冼岩等人在给别人划分思想派别的时候经常乱扣帽子，动不动就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给别人扣上。在冼岩的言说里，似乎只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分，而且这两派也是水火不容的。
而相反，另一思想者王思睿先生的划分则显得相对理性得多，也符合客观事实。在冼岩式的论调里，凡是追求宪政民主、追求自由价值观、追求市场化论调、追求效率至上的都属于“新自由主义”派，而凡是代表底层民众、追求社会公平、维护当下政治现状的人都属于“新左派”。
这样，无论是追求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人，还是持新保守主义立场的何新，以及持自由主义言说的李慎之、王思睿、刘军宁、朱学勤、王怡等人，都通通属于“新自由主义”派别。
当然，冼岩这样划分的时候，也将自己归入了“新左派”之列。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从当下中国的现实上讲，“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冼岩所涵括的那样广泛，“新自由主义”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派别，它是西方欧陆自由主义及奥地利古典政治经济经济学派的一个现代变种，它本身与政治层面没有多大的指涉。当然，西方古典经济学实际上本身也包含了政治学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对待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信徒时，不能够将其经济理念与政治理念挂钩。
具体到中国的现实主张来说，“新自由主义”在当下中国主要表现为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强调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改革，而反对国家主义、政府主义。这是1980年代以后中国精英阶层的经济诉求，当然也隐含着其政治诉求。但是，这一经济诉求并不能代表其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
那么，在上述这种划分思路下，作为纯粹的自由主义（也即政治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包括李慎之、朱学勤、刘军宁、秦晖、徐友渔、许纪霖等，以及非学院派的王思睿、王怡、何家栋等人。
而诸如吴敬琏、厉以宁、茅于轼、汪丁丁等市场经济学派等则显然不属于自由主义派；“左派”以及“新左派”则主要以汪晖、韩 海、萧功秦、何新、崔之元、冼岩、甘阳、康晓光、王绍光等人为代表；
当然，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阵营中，里面也有一些人其本身的政治思想立场是有一些变化的，比如何新在1990年代前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1990年代以前的何新是属于新启蒙主义派，而1990年代以后的何新则成为了新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代表，其政治立场显然由右或中右转向了左或中左。
作为我：
第一、我是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
第二、我是一个坚定的宪政主义者；
第三、我是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改革的拥护者；
第四、我是一个坚定的社会公平呼吁者。
自由、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思想诉求，宪政民主是我的最基本的政治诉求，市场化改革是我的最基本的经济诉求，社会公平是我的最基本的社会诉求。
在政治立场上，我既不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政治激进主义者，而是倡导在现行的政治伦理及现行的政治语境下，推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反对暴力革命，推崇法治主义原则，确立法治主义原则规范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在政治理念上，我坚决反对以康晓光等人为代表的儒家“仁政”指导下的教化式的国家主义政治伦理，坚决反对极权政治和威权政治，但是在文化路向上，我赞成回归传统文化，强调以传统文化为纲来整合现代文化资源，以重新建构新型的文化形态，所以，在文化上，我属于“文化新保守主义”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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