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粮食增产有限论” 陶 铸

在粮食增产的速度问题上，几年来，在广东，党内外是有过争论的。有人认为，粮食增产不可能快，充其量每年只能增产百分之十，要更多地增产，比如每年增产百分之二十，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粮食的增产，主要是受着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人们今天还无法改变的。为了证实这个见解的“正确性”，他们举例说，广东解放以来，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期间，费了那样大的力量，粮食增产每年平均不过百分之六，大丰收的一九五六年，增产也不过百分之十。他们唯恐人家不信，还引证外国粮食增产不快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说：粮食增产速度已经是“不得了”了，党提出粮食增产再加快速度的要求，是“主观主义”的。 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外国粮食增产的速度问题。拿当前广东粮食增产的一些事实来看吧。今年是党第八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年，在这一年，广东早造粮食增产四十五亿斤，加上春收粮食增产二十亿斤，一共就有六十五亿斤，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增产的数目还多十亿斤。仅春夏收作物增长的比例，就大大超过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认为不能超越的百分之二十的界线，而达到百分之六十。就在今夏以前，人们总以为广东早稻生产很不稳定，要亩产量超过四百斤是不容易办到的；已达到四百斤以上的只是个别条件特别好的地区，不足为凭。曾几何时，在过去早稻产量总是不能突破三百斤，并被认为是最落后的许多地区，今年不是一下就超过四百斤吗？早稻产量超过一千斤的，也是成千上万亩了。从种种迹象看来，只要没有大的自然灾害，今年广东全省实现亩产粮食一千斤的指标，是完全有把握的。现在是要力争实现亩产粮食一千二百斤。事实胜于雄辩。如果说在去年以前“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还能抓到某些事实为自己的见解辩护的话，现在在这些铁的数字面前，他们只好闭口无言了。 历史事实和科学研究证明，自然界的蕴藏力是广漠无垠、无穷无尽的。应该说，今年的粮食增产还只是在水稻增产的途程上跨出第一步。我以为广东粮食增产的目标，如果今年能够达到一千二百斤，那么，只要是需要的话，到一九六二年就可以达到亩产粮食三千斤或者更多一点。不久以前，科学家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短文，根据他的估算，认为，如果植物能利用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稻麦的亩产量就有可能达到四万斤 (见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 )。这说明了农业的生产潜力有多么大。一向被认为是低产作物的小麦，今年尚且能出现亩产七千多斤的纪录，那末，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当然，社会主义经济是为满足全社会需要而有计划地发展的经济，必须按照社会需要来有计划地而不是盲目地发展工业和农业各种产品的生产。如果按照社会需要的增长，而要求实现这样的高产指标，就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高产的各种条件。比如广东今年早稻在初步搞好水、土、肥的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行了密植，已有亩产二千多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现。今后只要再进一步贯彻以密植为中心的多项技术改革，如合理排灌、合理施肥、深翻深耕、选用良种、培育壮身、早播早插，并实行最严格的田间管理，保证早稻每亩生长六十万穗以上，晚稻八十万穗以上，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种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的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 农业生产是一种人与自然的斗争。对于这种斗争，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的人们是力求主宰自然、征服自然呢，还是甘心处于自然的主宰之下而成为它的奴隶呢？在“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看来，大自然神秘得很，不可能为人们所认识，人们更不可能改造它。我们共产党人则认为，自然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当人们正确地掌握了自然的规律，就能够驾驭自然，改造自然。我们深信解放了的人们一定能够战胜大自然，深信我国的古话“人定胜天”是有道理的。 “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或许不否认自然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他们认为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粮食的条件。他们看不见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人的巨大作用，因而对大自然感到束手无策，不相信“人定胜天”。土地改革以后，农民获得了土地；农业合作化以后，个体所有制变成为集体所有制；这样，农民就由土地的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些土地的主人组织起来，集体劳动，集体创造，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就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一旦飞速地发挥起来，一切事物就会随之引起急剧的变化。群众的力量会改变旧的条件，会创造出新的条件。在旧社会里头，农民遭到地主官僚的残酷剥削，增产的粮食，颗粒都是剥削者的，他们连肚子也吃不饱，那有可能、那有心情去进行什么耕作技术改革？就是在土地改革以后，由于当时还是个体所有制，要想进行大一点的改革，也受着人力和物力的限制。现在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起了深刻的大变化，这种变化空前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比如，广东自一九五六年实现合作化以来，在短短的三年的时间内，仅兴修水利一项，就增加和改善排灌面积达四千四百三十六万亩，基本解除了水旱灾害的威胁。过去每亩施肥几十担就算是大事了，现在一亩田下它几千担甚至万担以上，都是平常事。所有这些新的条件和情况，都是过去的年代里所不曾有过也不可能的，是前人所不曾想到也不敢想的。在这个人民群众的思想获得空前的解放，人民群众的智慧大放光芒的时代里头，一切旧眼光、旧成规、旧尺度都不适用了。谁要想抱残守缺，拿陈规旧矩去衡量现在的新的人和新的事物，一定会陷于右倾保守的地位。而“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完全看不到这些。他们不认识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不相信人可以改变土地的条件，使之为人类生产更多的东西的道理，所以本质地说来，他们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在这里，顺便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广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粮食增产总共只五十五亿斤，平均每年不过十一亿斤，即增长了百分之六；而在合作化后的两年也只一共增产二十六亿斤，平均每年十三亿斤，即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八四呢？“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把这种情形当作他们的“理论”的根据。要知道前三年还没有实现合作化，还不能彻底解放农村生产力。至于已实现合作化的后两年中，第一年农业社刚办起 (高级社才在开始 )，但是在一手办社一手生产而且是年成很坏(不要忘记，那一年广东大部分地区是几十年来所未有的春旱 )的情况下，还能增产粮食二十一亿斤。而第二年即一九五七年，合作社开始巩固，却只增产了五亿斤，速度反而降了下来，原因是什么呢？那是由于广东的地方主义闹得乌烟瘴气，同时也受了反“冒进”的影响，干部和群众的生产劲头大为减退，这么一来，生产自然是搞不好的。这说明了，粮食能不能大增产，主要取决于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对大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有没有充分发挥。“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本来是想拿这个问题把我们难倒的，但是不但没有把我们难倒，反而更加证明我们立论的正确，证明他们无视解放了的人的作用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粮食增产有限论”是同资产阶级的“土地报酬递减律”学说和反动的人口论异途同归的。资产阶级的人口论者认为，土地给人类所提供的东西，是逐年递减的，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递增的。因此他们就把人口太多当做社会贫困的根源，替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作辩护。“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虽然没有认为土地的报酬是递减的，但他们也规定了一个极其“有限”的指标。这种论调曾使一些人悲观失望起来，耽心“人多地少”，不好混日子，而不去努力发掘土地潜力。广东潮汕地区的许多地方，每人平均只有六至七分耕地，日子也过得并不坏。如果人们充分掌握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实现亩产粮食一万斤，每人平均只要一至二分耕地也就可以生活得好。这样，我国人口多有什么值得那样耽心呢？看不到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社会制度下的人们所能起的伟大作用，看不到人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作用，是“粮食增产有限论”之所以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大家知道，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对促进工业发展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粮食的增产，象“粮食增产有限论”者所说的那样，只有这么一些，再多一点也不可能，那么工业生产怎样能够飞跃地发展呢？所以在“有限论”者的眼里，社会主义工业的大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可能得到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的支援。事实上，工业战线上的许多保守派、消极的平衡者，他们的错误观点和“粮食增产有限论”者的看法是一脉相通的。 “粮食增产有限论”的各式各样的论调，对当前的农业生产是极为有害的。虽然“有限论”者只是少数，而且在事实面前，是容易被驳倒的。但是这种思想观点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它往往在先进与保守、新与旧的斗争中，成了右倾保守派的护身符。我们一些对农业生产钻得不深的同志，往往被这种思想束缚住，不敢大胆地想，大胆地做。在大跃进运动中，“指标是否订得太高呀！”“是不是太不顾实际呀！”等等叫喊，骨子里头就有这种“有限论”的根苗存在。一部分群众，对农业上的任何改革和新的措施都抱怀疑态度，而墨守陈规，例如对密植和其他各种技术改革，进行种种非难，似乎只有几千年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才是好的。所有这些，都是当前开展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主要的思想阻力。 批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将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解放，敢于打破一切陈规，敢于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敢于进行大胆的技术改革。因此，这是当前农村思想战线上的重大任务。现在，和全国各省一样，广东全省农村正兴起一个伟大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增产高潮。经过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通过以密植为中心的一连串的生产技术改革，我们的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跃进。为了确保这一跃进的胜利，我们必须给各式各样的“粮食增产有限论”以彻底的揭露与批驳。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于广州

《红旗》杂志195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