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背后：我国人口红利已近尾声

每经实习记者胡岩

话题缘起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新一轮的“民工荒”，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近尾声？如果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难以为继，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经济格局正在变化？能不能倒逼企业去升级产业？在产业转型艰难突破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民工荒”？《每日经济新闻》邀请学界和业界的3位专家为您解读以上问题。

逼近“刘易斯拐点”

NBD：有专家称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已近尾声，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转变。据新华社报道，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在不断降低，预计3年后将会“见顶”。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刘元春：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人口红利”的贡献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从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来看，并不是缺技工，缺的是普通工人。

汪小勤：中国现有的9.5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5.3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其中真正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在这样的情势下，还不能说中国已经走到“刘易斯拐点”，只是逐渐逼近拐点。

NBD：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如果廉价劳力难以为继，“刘易斯拐点”是否带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具有比较优势的根本性转变，换句话说，劳动力供给的变动是否将倒逼产业升级？

刘元春：用工短缺对加工制造业会造成一定冲击，在某些地区甚至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民工荒”持续发生并加剧，企业的自发调整就很可能改变区域的产业布局。实现了结构调整并保持了竞争力的企业生存下来，无法适应的企业则可能关闭或转移。

汪小勤：经济衰退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生存，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如选择多用一些机器替代人工，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当企业的这种行为成为行业内的共同选择时，已有的劳动者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产业结构就要进行调整。从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角度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采用机器、资本替代人工劳动。

NBD：从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经济也面临“重生”

NBD：广东省就去年初提出了“腾笼换鸟”式产业转型，转型的同时也致使企业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如何看待农民工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刘元春：珠三角一直是“民工荒”问题的一个缩影。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在内地招工工资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企业要走自主创新路，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不能再走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老路子。

汪小勤：广东省曾提出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有学历、年龄上的要求，如一些制造企业规定女工年龄不能超过26岁。在“民工荒”背景下，如此矛盾的现象说明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低薪、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

吴柏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按照今年的订单量来看，公司势必要扩容才能满足供货需求，可公司目前的劳动力缺口还有近千人。招短期工和生手虽然可以满足一时之需，但要付出巨大的培训成本，而且还要有一个熟练的过程。

说白了，“民工荒”不是农民工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你大幅度提高待遇水平，自然能雇到合适的人，但这不是企业和农民工讨价还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全世界其他企业的“讨价还价”的问题。

NBD：在很多专家看来，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劳动力结构性错位

NBD：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占有相当比重，这些人大多是“放下书包进工厂”的“80后”、“90后”，并无农业生产经验，同时又未能完全融入城市。他们无论返乡还是滞留城市，都加剧了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怎么看这个问题？

汪小勤：随着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更新换代，以后“80后”、“90后”等新生代农民工会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更关注薪金高低、企业的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如果珠三角、长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条件还不随之提高，“民工荒”将从经济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如今，许多企业对民工的态度在慢慢改变。改善工人福利成为许多企业的选择，加强技术工人的培训也日益受到重视。

吴柏纯：新兴产业也需要具有相对高素质的工人，但很多年轻农民工的素质不达标。我们企业有二百多名年轻人，基本都在二十多岁，有的只有十几岁，都是早早地辍学。虽然他们的脑子要比父辈灵活，但散漫、纪律性不强是显著的特点，能吃苦耐劳的不多。如果不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培训，这些农民工将很难适应新的劳动岗位提出的新要求。

此外，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群体还存在一个结构性问题，另有相当部分的年轻人学历越来越高，但技能并不一定高，而现在企业需要的是大量的一线工人，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论是大学生还是农民工，就业都难。

NBD：已经有专家提出，“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之间似乎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前者的显现，往往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个前兆。目前我们面临的“拐点”更多的是指“初级劳动力”领域，相对应的，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数量却越来越不足(大学本科生以上的“高级劳动力”倒是在增加，但质量并不乐观)，这更加加剧了未来发展的风险。

需加快推进城镇化

NBD：每年春节前后，为数庞大的农民工队伍都要在城乡之间往来迁徙。无论流入地还是流出地，由于整个公共服务体系的缺陷，“民工荒”和“失业潮”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那么这是否凸显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失衡？

刘元春：按照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改革开放至今，随着工业化推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提高至4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然而，城市化的标志绝不是简单的城市建设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只有当这些统计意义上的“城市人口”，真正成为就业稳定、生活体面的城市居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事实才真正改变。唯其如此，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才能进一步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

汪小勤：中国的服务业严重滞后于制造业，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正是这些因素造成农民工就业和发展空间狭小。如果两者协调发展，就不会造成如此大量的人口流动；而农民工这一庞大人群的消费需求，也乘势将转化为工业化的推动力。眼下，由于大中型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城市建设并未真正将农民工纳入考虑，户籍制度迟迟未敢对农民工开放，相应的福利制度形同虚设。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在“推动城乡统筹”方面着墨甚多，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城镇化的重点，提出将符合条件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居民”，有望解决城市化滞后问题。

NBD：实际上，“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过去20年，我国主要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完成“原始积累”，而今，重新定位中国的劳动力价值、改革现有工资制度成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专家表示，根本之道还在于继续深化改革，推动“城乡统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否则，不仅沿海地区，甚至全国都可能将为此付出代价。

对话记者

每经实习记者：胡岩

对话嘉宾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汪小勤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吴柏纯深圳市柏帝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