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知识人扎堆儿说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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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人扎堆儿说想象
贺卫方
原载香港《信报》2010年9月27日“文化专题”版，转载到这里时略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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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这个中秋节里，北京有一场规模不小的文人雅集。参加这个名为“理想国文化沙龙”活动的两岸三地学人达到了近三十位，学科分布也十分广泛。形式上，有多人参与的对话论辩，有两人一组的“捉对厮杀”。这样的活动当然引起了不少听众的浓厚兴趣，不少人从机场、火车站拖着拉杆箱赶来听讲，成就了这个阴晴不定时节里的一场思想与知识的“嘉年华”。我听到有年龄较大的朋友感叹，从1980年代后，京城里这样大型文化活动阔别已久了。
自己有幸，得以忝列末席，除了在梁文道主持下与秦晖、易中天、陈丹青、吴思、舒国治诸位先生一起“想象下一个十年”之外，还跟吴思一道就“规则与‘潜规则’”进行了热烈的对话。虽然跟这位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的历史学家相识多年，但是这样面对公众的交流却是第一回。我们在学科上有很好的互补，对于怎样在未来的中国形成良好的法治，尤其是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潜规则”变潜为显，并且让显规则清晰明确都做了很深入和坦诚的讨论。（我还有一首打油在现场发表：规则潜显不一，司法面孔迷离。转看人权保护，凄凄惨惨戚戚。）现场听众数百人热情参与，不同观点时有交锋，那种认真思考、理性切磋的气氛给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时此刻，能够在北京举办这样的活动的意义是值得玩味的。中国改革开放已历三十多年，经济的发展加大了这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分量，成为世界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改革本身也逐渐引出内部和外部的多方面难题。经济发展的同时，贫富之间差距也在拉大。权贵集团与资本的结合愈发紧密，使得经济与政治上的不公正变本加厉。民主制度建设的严重滞后堵塞了民意得以表达的管道，越来越多的所谓“突发事件”让许多地方的政府成为社会危机的“消防队”，忙于扑灭民众愤怒的火焰，奈何遍地干柴近烈火，官家难免左右支绌，穷于应付。司法受制于党政权力，不能有效地解决这类矛盾，反而经常成为激化冲突的导火索。由于缺乏议会民主和新闻自由，因此那种理性的交流的平台也就荡然无存，有的只是网络上的相互攻伐。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创新空间更是日益逼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某个时期具有暗度陈仓的效应，但是现在已经破绽尽显，却又无从替代，只好旗号依旧。
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困境。这次文化沙龙当然涉及到其他一些有意义的主题，例如关于华文共同体的讨论，但是最牵动人心的话题仍然是上述这些跟国家前途密切关联者。在第一天上午的论坛上，易中天通过对于代际更替与教育背景的观察，认为当1960年代出生的人们掌控大局，中国仍然是前景看好的。秦晖明确地表彰普适价值，认为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之外，我们别无选择。吴思用他在安徽农村观察到的城镇化趋势为例，分析了农民的生活选择和影响人们决策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他认为，政治权力在过去几十年传承方式的变化蕴含着政治制度演变的可能性。他还对于普适价值如何嫁接到中国传统概念之上表达了期待。最有趣的是画家陈丹青，他说他这一代中国人一个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等待，等政策变化，等毛死，等来自高层的变化。回国十年，他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好起来”，但是似乎更多的事情在“烂下去”。最耐人寻味的疑问是，今天大家都抱着乐观情绪看待的网络技术，究竟能否推进民主和言论自由，他给出的是很不乐观的判断。究竟趋势如何，他却借口缺乏想象力，悬而不答，给听众留下想象的余地。
很清楚，知识人的想象力不是梦想，不能将希望代替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学者的价值观，专业乃至经历和性格都会约束到各自的想象。如果说本次沙龙存在缺陷的话，在我看来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大抵上都属于自由派，左派人士完全是缺席的。也许这也是事出有因，中国的所谓“新左派”实在是难以与之进行明晰而理性的讨论，那些骨子眼里仍然在沉浸在对毛时代的梦幻中的新左派其实——按照丁学良先生的说法——不过是“年纪不老的老左派”而已。
无论如何，这个展现今天知识人想象力的沙龙还是提出了很多新鲜有趣的观点，留下了很大的回味空间。我最喜欢论坛上秦晖的一句话，不妨用来作结：“正是因为历史和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努力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