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刮文物像地毯式轰炸　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

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纪略

对于林彪，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严于斧钺、掷地有声的八个字：“林彪不死，天理不容。”林彪集团不仅犯下妄图颠覆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罪行，还是一伙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贪官。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伙什么样的罪犯？一般人都知道他们犯的是妄图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罪，而实际上，他们还是一伙贪官，是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窃贼。这后一点，知道的人不多。现在一些青年人有一种奇怪的倾向：因为痛恨腐败，便认为“文化大革命”有理，认为“文革”是一场反腐败的、正确的革命。此倾向实大谬也。还有的青年人看到时下影视作品中林彪的军事家形象，便佩服得不得了，却很少知道林彪后来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罪恶。
一、一份珍贵史料
正像“文革”的许多问题是一笔糊涂帐一样，林彪集团窃夺文物的罪状恐怕也不可能搞得那么完整、清晰。但大致的帐目、清单总是应该有的。因为他们窃夺(以低价购得天价文物等手段)文物时毕竟要进国家文物仓库，掠得文物时也毕竟要办一下手续，这样，就有了清单，他们也就留下了罪证，同时还有目睹他们犯罪的证人。我手中就存有这样的一份清单。我想，这样的清单不会是惟一的，肯定还有类似的清单存世。我这份清单是一份18页原始材料的主要部分，这份材料都是目睹窃宝者罪状的手续经办人写的揭发材料。材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林彪集团成员窃夺文物的记录，二是某篆刻家为林彪、陈伯达制印的情况说明。这些材料都写于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写作者均为北京文物部门职工，内容均为当事人的所见所知，材料均是当事人亲笔书写的原件，上面都有他们的亲笔签名。
二、窃夺纪略
这份关于窃夺文物的记录涉及了林彪集团的哪些人呢？计有：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此外，还有林彪某秘书、叶群某秘书、陈伯达某秘书、陈伯达的儿子、李作鹏的老婆、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戚本禹等。
关于他们窃夺文物的次数、种类、时间等具体情况，还是让这份关于窃夺文物的记录来提供证言吧：
(一)来北京市文管处的人物、时间、次数
叶群来了文物管理处三次。第一次是1968年4月25日晚同陈伯达一起来的，第二次是1970年5月2日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此人不属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案犯，故隐其名)一起来的，第三次是1971年7月10日晚10点。第一次来没拿东西。第二次拿东西最多，到库房见什么要什么。第三次来之前一星期就打电话告知“首长要来”。
林(彪)、叶(群)的随员来155次。这只是根据拿东西的单子(发票)统计的约计，全数要在300次以上，因为有时一天来两三次，另外在书房的次数还不在内。最后一次是1971年8月10日。(笔者注：文中所谓发票是指廉价购得文物的单据。)
陈伯达来了80多次，最早一次是1967年5月同戚本禹一起去琉璃厂原文物清理小组，67年8月搬到府学胡同后，来的次数就多了。陈伯达及其喽罗一共来了139次，这个数字也仅是从单子上看，陈伯达在1969年、1970年两年时间有时一周要来三四次，有时一天来两次。最后一次70年8月陈伯达的喽罗×××来退文物。
吴法宪到文管处7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0年11月15日。李作鹏到文管处14次，每次都要带着他的老婆、孩子，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1年1月31日。
黄永胜来7次，包括他的秘书共25次，第一次是70年4月22日，最后一次是71年9月18日，是他的喽罗××来算帐。黄去过北海、孔庙和首图，有大字报揭发，当时人家在大殿内整理书，因为他来了，被锁在屋里。
邱会作到文管处15次，第一次是70年5月2日；最后一次是71年9月15日，是邱会作带老婆、孩子来的。
×××来了12次，第一次是70年4月7日。
叶群秘书××来，陈伯达介绍：“××来拿东西让他拿走，记在我的帐上。”在70年8月才知道是给叶拿东西的。那天××、××二人都来拿东西，装作不认识，后来他们坐在一起，说“我们俩都带走得了”。平时××只说“给最(高)首长拿的”。
林立国(果)来2次。70年6月来一次，×××接待，找唱片，他要试一试，在考察组屋里试的。70年9月来一次，××说：“我们有个领导同志来”，中午来的，先看八音盒，×××问他“贵姓”，“姓李”，后来在“571”(按：指“五七一工程”罪证材料)的图上看到认出来的。
(二)来文管处窃夺文物的清单
林彪、叶群拿走文物字画1858件，图书5077册，笔134支，纸1451张，本159本，唱片1083张。有的没收钱。收钱的共计766.55元。按国内收购价应为3431661元。其中珍品118件。
陈伯达拿走文物432件，字画127件，字帖301册，图书5355册，笔159支，纸13卷，本4本。
黄永胜拿走文物342件，图书5702册，唱片180张，笔88支，纸49卷。
吴法宪拿走文物151件，图书620册，笔57支，唱片162张。
李作鹏拿走文物579件，图书1494册，笔87支，唱片191张。
邱会作拿走文物188件，图书1161册，唱片599张。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作价问题：在文物清理小组时期，我们想不能白拿，核心(组)研究决定：比“文化大革命”前收购价稍低一点。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我去市里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既这样，价钱不要高了。文物好的不要给。”让我掌握。
(四)拿走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的喽罗××第一次到文管处是由陈伯达的喽罗带来的，陈伯达的喽罗说：“他拿东西叫他取走好啦。”开始，林彪的喽罗假惺惺只拿一般的东西，说拿回去看一看，拿的东西记在陈伯达的帐上。后来他拿走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林彪感到文管处这个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图书都有，什么珍贵文物都有，而且算帐等于白拿，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
林彪喽罗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又拿走大量珍贵文物，使我们怀疑他们究竟为谁拿东西，而且又是那么鬼鬼祟祟，遇到别人来他们就溜开，当我们问他们是为谁取文物时，林彪喽罗含含糊糊地讲：“为最高领导。”还假惺惺地讲：“首长非常满意。”林彪喽罗盗窃文物不择手段，打乱了文管处的库房管理制度，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口头上讲“由查抄库房找出来交资料库太麻烦”，而实际上是资料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由管库的人找出东西，林彪喽罗可以不用手续直接从库房拿走，他们跑到孔庙，跑到北海，跑到府学后院的库房，总之没有一个库房没走到过。他们还感到文管处不能满足，还换上便服到工艺品公司、马连道库房、文物商店拿东西，有的直接拿走，有的拿回来后又从我们这里取走。林彪喽罗×××有时一天到文管处三四次，衣服也换几次，一回穿绿军服，一回穿空军服，一回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
×××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给每个人起了代号。××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104，因他是第四号人物，××用107、叶群108，李作鹏124，邱是……
70年4月以后，陈伯达开始找铜印子，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第二次到北海库是拿砚台。叶(群)来刻“玉不琢，不成器”。70年5月15日至16日，我、××、××、×××一块到马连道外贸仓库找来18方砚台，不行，我又到文物商店找两次，约10块(每块50到80元，收回5元)，不行，×××又到北海拿走文物商店的8块。
70年5月陈伯达要徐悲鸿的画，林(彪)也要，××就让打开了战备箱，拿走了46张徐的画。要张大千的仕女画，因有张大千的款，陈伯达让把款挖掉。
刻好砚台后，按砚台作模子，拿模子到外边做盒子，做了30多个，花1000多元，一个子儿也没收回来。
陈伯达看见抄家来的打章的本很好，拿走了。陈的儿子来看本的样子，说可以用。林彪拿走159本，每本0.01元。黄永胜拿走44本。吴法宪拿走3本。李作鹏拿走10本。邱会作拿走10本。×××拿走15本。
70年3月开始，林彪喽罗××来要唱片，要邓拓的，不行，要密级的，就发动人去搞。军宣队想要唱片干什么？我想这是“斗批改需要”。从各处收来7.7万张，他们拿走，每张收1分。林彪拿走1083张，黄永胜180张，吴法宪182张，李作鹏191张，邱会作599张，共2215张唱片。69年底，林彪喽罗××拿来彩塑罗汉叫我和××给认，我们俩跑遍了雍和宫、广化寺都认不出来。
林彪喽罗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五)退回一批文物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感到做贼心虚，71年3月份林彪的喽罗退回一批文物，当时来时，正遇到有别人在，他们偷偷摸摸地将这批东西搁在宣传队屋子里，事后他要取走从文管处拿东西的底单，想销赃灭迹。
二中全会后陈伯达的秘书急急忙忙退来一批东西。71年2月林(彪)退回一批东西。71年3月林的秘书来，要把他买的东西的单子要回去，我说“不行，应留下一份”。我们留了一份，现在才好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