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新书《中国困局》：若不及时改弦更张，中国难逃“老二魔咒”

江涌新书《中国困局》：若不及时改弦更张，中国难逃“老二魔咒”
作者：江涌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746    更新时间：2010-9-28   顶    荐  ★★★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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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
作者：江涌
书号：978-7-5058-9646-8
出版日期：2010年8月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定价：38.00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中国历史上，强大王朝由盛而衰、盛极而衰往往只是在近乎白驹过隙之间，而且很多昌盛于半途夭折，是谓“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际近现代历史上，国家盛衰逆转也不时再现，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故事至今依旧在世界流传，日本扬起头颅向美国说“不”犹言在耳，……。那些远去的王朝与近在的国家，其衰落、衰亡的因子无不是在昌盛过程中悄然种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有目共睹，国家力量的强大尽人皆知。但是，盛世之中潜藏着越来越大的风险与危机，并非人人所能见与乐见。细致透视今日中国，在无时不在的繁荣中，无处不隐藏着或大或小的经济、社会与环境危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之尖锐前所未有。在各类风险与危机中，最严重的当数道德、思想危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思想的长期浸泡下，中国传统道德几近沦丧，先进思想已十分混乱。真假、是非、善恶严重错乱甚至颠倒，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权贵利益、买办利益肆意践踏，国际霸权与反华力量联手遏制态势明显，中国内外交困日趋严重。国内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越来越近似苏联解体之前的危局。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孜孜不倦于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近几十年来，中国正是在西方及其代理人的诱导下，认真学习了西方已是篡改的历史，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续重用了他们为我们培养的自由主义人才，在各方面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等政策主张，欣欣然穿上了致富的“金马甲”，按西方特意制定与随意解释的规则与西方大国博弈，形成了对西方危险的全方位而不对称依赖，由此也就赋予西方不断敲打、讹诈中国的权力，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一直随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笛声起舞。正因如此，我们已经在知识产权、外汇储备等多个领域落入西方陷阱；急迫的是，在气候变化、央行独立等多个领域处于陷阱边缘；无奈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落入陷阱。
在本书出版之际，有关中国GDP业已超出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报道，被热炒得沸沸扬扬。然而，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再出现一个所谓“老二魔咒”，由于老二不谙世事的稚嫩与老大不遗余力的打压，使老二崛起理想破灭，终成南柯一梦。中国真能否侥幸逃出自古以来“盛极而衰的谶语”与近代以来“老二夭折的魔咒”？《中国困局——中国经济安全透视》揭示：如若不及时改弦更张，与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决裂，中国就很难摆脱谶语和魔咒！
本书由西方文明的陷阱、美国制造的谎言、金融领域的罗网和自由经济的骗局四大部分构成，每部分内容均从五个方面进行实例概述。 “陷阱”部分：产权明晰：专为瓦解国企而设计；知识产权：中国一直被动挨打；标准化：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气候变化：悬挂中国头顶的又一柄利剑；碳交易：当心沦为西方“卖碳翁”。“谎言”部分：美国制造：高—精—尖？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黄金非货币化：忽悠了世界？忽悠了中国？经济失衡：美国危机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到底威胁了谁？“罗网”部分：央行独立：成为美联储第13个区行；美元陷阱：中国为何越陷越深？主权风险：迪拜债务危机的警示；资产泡沫：非理性繁荣下的中国；金融博弈：中国收益几何？“骗局”部分：自由贸易：后进国家的依附陷阱；自由言论：评级机构自由代行美国霸权；自由经营：跨国公司自由收购主权国家；自由市场：跨国粮商自由图谋中国粮仓；自由竞争：工业间谍自由搜窃商业机密。
推荐语——
●  中国正在成为国际工业间谍的乐园？
●  一份国家主义宣言  一部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
●  江涌继《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又一全新震撼力作，知识产权、气候变化、大国责任……冠冕堂皇背后潜藏多种玄机……
●  为什么说知识产权是“富国的粮食”，确是“穷国的毒药”？为什么说对于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比科学家更有热情？
●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孜孜不倦于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要打造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
●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最大动力是腐败。腐败官员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私有化的动机。
●  中国为何眼睁睁地落入“美元陷阱”？相关部门不买黄金等实物资产而拼命增持美元资产的奥秘何在？
●  难道美国吆喝什么，中国似乎就要买什么？不断扩大金融开放、引进战略投资者、迷你债券等等，无一不是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经济鸦片”。
●  西方正以标准化绊倒中国经济快马，中国谨防以碳交易沦为西方“卖碳翁”。
作者介绍
江涌：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理论研究，参加过多项重大国家课题。迄今在《求是》杂志、《了望》周刊、《人民日报》、《半月谈》等报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经济学随笔两百余篇，并出版了《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等多部著作。在《世界知识》与《国有资产管理》杂志开设“中国经济安全吗”与“安全与战略”专栏。被誉为“国家主义派”代表性人物。
目录
自序 4
第一部分：西方文明的陷阱 4
陷阱之一 6
产权明晰：专为瓦解国企而设计？ 6
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理论 6
国企改制，理论偏差，政策误导 8
巨大而沉痛的代价 9
陷阱之二 12
知识产权：中国一直被动挨打 12
富国的粮食与穷国的毒药 12
“成功经验”实际是“危险陷阱” 13
中国要直面知识产权大战 15
陷阱之三 17
标准化：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17
西方：一切向我看齐 17
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18
中国：我的市场我做主 19
陷阱之四 21
气候变化：悬挂中国头顶的又一柄利剑 21
黑客引爆“气候门” 21
气候变化触发“安全门” 22
或将掀翻中国经济快马 23
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25
陷阱之五 27
碳交易：当心沦为西方“卖碳翁” 27
撩开“碳交易”的面纱 27
国际碳交易市场热络 28
国际角力日酣，中国何为？ 30
“卖碳翁”的尴尬与风险 31
不仅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 32
第二部分：美国制造的谎言 34
谎言之一 36
美国制造：高——精——尖？ 36
美国创新已走火入魔 36
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经济鸦片” 37
美国吆喝什么，中国就买什么 39
谎言之二 42
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 42
最大最久的货币操纵国 42
无可奈何花落去 43
大中华区与美元一同沉没？ 44
谎言之三 46
黄金非货币化：忽悠了世界？忽悠了中国！ 46
金光无比灿烂 46
美国扭曲市场“软禁”黄金 47
中国如何算账，拿真金换伪金 49
谎言之四 52
经济失衡：美国危机中国制造 52
中国高储蓄的“罪过” 52
美国搅浑一池春水 53
金融危机：美国自导自演 54
借来的繁荣，能撑到几时？ 55
谎言之五 57
“中国威胁论”：到底威胁了谁？ 57
中国长期“威胁”美国 57
政治需要“中国威胁” 59
“威胁论”背后的“玄机” 61
第三部分：金融领域的罗网 63
罗网之一 65
央行独立：成为美联储第13个区行 65
谜一样的美联储，是一个古怪的东西 65
央行独立：自觉为美元霸权服务 66
央行独立：折断发展中国家起飞的翅膀 67
实践证伪央行独立性理论 68
利益集团积极推动人民银行独立 69
防止成为美联储第13个区行 71
罗网之二 73
美元陷阱：中国为何越陷越深？ 73
执迷出口导向 73
美国压力与诱导 74
挥之不去的部门利益 75
蔑视经济规律，挑战经济常识 75
罗网之三 77
主权风险：迪拜债务危机的警示 77
易被忽视的“主权风险” 77
“主权风险”美国最重 78
中国面临的“主权风险” 79
罗网之四 82
资产泡沫：非理性繁荣下的中国 82
“非理性繁荣”与资产泡沫 82
国际热钱汹涌澎湃 83
中国率先复苏率先遭遇泡沫困扰 84
罗网之五 87
金融博弈：中国收益几何？ 87
代价巨大！ 87
收益不小？ 89
掌控金融主导权 90
第四部分：自由经济的骗局 93
骗局之一 95
自由贸易：后进国家的依附陷阱 95
崛起秘诀：保护而非自由 95
比较优势=固守落后 97
致富的“金马甲”，固穷的“紧箍咒” 98
落入自由陷阱——越发展越依赖 100
骗局之二 103
自由言论：评级机构自由代行美国霸权 103
以“言论自由”庇护 103
“自由言论”的标准 104
“自由言论”下的话语强权 106
自由地损害中国利益与主权 107
骗局之三 109
自由经营：跨国公司自由收购主权国家 109
揭穿“自由企业”的老底 109
政府变小，企业坐大 111
“自由企业神话”的破灭 112
公司帝国崛起 114
跨国公司驰骋中国 116
地方政府为谁服务、为谁忙？ 117
骗局之四 119
自由市场：跨国粮商自由图谋中国粮仓 119
自由市场之殃 119
自由粮食市场子乌虚有 120
继大豆之殇，将有玉米、蔬菜…… 122
转基因粮食商业化经济风险重重 124
骗局之五 125
自由竞争：工业间谍自由搜窃商业机密 125
国际商业情报战愈演愈烈 125
间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127
官民连手参与商战 128
黄色间谍：肆意诋毁中国 129
中国：国际工业间谍的乐园 130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132
后记 139
第一部分  西方文明的陷阱
罗网、圈套与陷阱，都是人类早期的捕猎手段。罗网是应对天上飞的与水里游的，圈套是捕获一般陆地动物，陷阱则是诱捕大型动物或猛兽，后者更需要精心设计。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奉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为圭臬，用“丛林法则”看待人类社会、度量国际关系，而自由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演化，将“弱肉强食”推向了极至。
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此总结资本主义精神：第一，切记，时间就是金钱；第二，切记，信用就是金钱；第三，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第四，切记，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诚信、守时和勤奋，都是一种美德，它们都很有用。因为，有用才是美德，如果它们没有用，这些美德纯粹就是一种浪费。如果表面的或者伪装的诚实能够有用，那么只要有这种表面的诚实就足够了，并不需要真正的诚实，过多的美德就是浪费。这是美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精英中的精英对资本主义所做的最精辟的总结，也是最露骨的表白。
去过俄罗斯的人士，影响最深的一幕，恐怕就是顶着大圆顶（或黑或金）的教堂随处可见。我曾经问过和我们同行的“俄罗斯通”，沙皇治下的俄罗斯人如此虔诚信奉基督耶稣与崇拜圣母玛利亚，修了这么多教堂，他们怎么对领土扩张、对战争、对杀戮那么有兴致？我们的“俄罗斯通”告诉我，这是西方文明的悖谬，与东方文明存在明显差异，他们修教堂，做礼拜，是为了心灵的安宁，安宁之后，继续扩张、战争、杀戮，杀戮回来，到教堂再寻求安宁，如此循环往复。东方的菩萨、寺庙让你永久地放下屠刀，西方的基督、教堂使你更好地拿起屠刀。
在西方先行一步实现富强之后，他们脱下了战装，换上了西服，衣冠楚楚，举手投足都是文质彬彬的君子。但是，养尊处优的生活，必须要有稳定且持续增加的收入来源，但是环视全球，由于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这是西方富国不愿世界穷人触动他们奶酪的、分享他们富裕的最好见证），在西方国家的制造业纷纷向海外、发展中国家转移，导致本土产业空心化。实体经济（主体是制造业）是创造财富的真正源泉，西方国家在不断放弃这些财富源泉的同时，又以维持他们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就需要精心设计，需要“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
西方的精英们设计一整套制度、方法与规则（是谓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后进国家将他们的创造财富象农奴供奉领主那样，供奉着这些西方国家，西方主导设计的秩序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标准化、本身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以西方货币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等。为保障秩序得到有效维持与持续贯彻，西方国家建立起一整套机制：
建立并强化相关国际组织。在经济领域主要通过“邪恶的三位一体”（UnholyTrinity）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更名为“世界贸易组织”），分别维持国际金融、全球投资与世界贸易领域的秩序，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主要经济体都设立代表办事处或派遣人员，以便对成员国的相关政策进行监督。
强化业已强势的话语体系。让领主的每一个旨意、高兴与不满都要及时传达给农奴，将农奴的每一个不满与怨恨都尽快消灭在萌芽状态，精神枷锁比画地为牢更加重要。为此，西方国家不断强化舆论宣导，充分发挥“第四权力”。为后进国家培养、输送能代表领主意志、传递领主声音、自觉履行效忠领主义务的人才。建立各式各样的基金，以资助研究、出国进修等名义，广泛网罗发展中国家的后备人才、未来精英，是谓“天下英才皆入我毂中”。让相关精英与准精英们制造一个又一个似是而非、实质为领主服务的理论与政策，迷惑普通大众，混乱社会思想，新自由主义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经济无国界”、“越开放越安全”、“造船不入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等等政策就此出台。
实施人质与抵押机制。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表示相互之间的友好与信任，一般会将王储太子送往对方“学习进修”做人质，史料记载，始皇贏政的父亲庄襄王子楚就在赵国当过多年的人质，而贏政也被历史记录为“人质之子”。当然接受人质的“东道主”为了战略利益，会给人质太子好吃、好喝、好玩、好乐，使之安心充当人头抵押。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就有前苏联将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当作人质。这种做法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普遍，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级官员心照不宣、默默接受了“人质”这一游戏规则，就是让他们心仪的西方领主放心，“我的命根子都交给您了，放心吧！不会对您有所冒犯”。
建立紧密的利益与利害关系。即在人质基础上更进一步，给“利益攸关方”以金钱、资产、名誉、子女学习就业等利益，或协助“利益攸关方”办理洗钱、不干净财富管理等形成利害关联。在苏联崩溃后，美国金融机构参与甚至直接协助俄罗斯官员洗钱，而在掌握俄罗斯政府高官（如前政府总管博卢金，甚至还有叶利钦的女儿）大量腐败把柄后，逼迫俄罗斯政府做出多种战略性让步。旧中国的腐败官员总是将大量贪污、受贿的金钱存放在西方银行，西方国家曾利用这些官员的把柄，获取谈判优势，谋求多种利益。这也是旧中国对西方国家一直处于经济依赖与政治依附的重要原因。
强化金融力量威慑。经济金融化与经济信息化，可以让所有的财富都可以流动，而且可以通过电子符号的形式急速流动。这授予垄断资本（领主的新打手）以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们可以于斗室之中，谈笑之间，键盘之上，即可兵不血刃让富翁成为“负翁”，让后进国家多年辛苦积攒的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这些垄断资本就是衣冠楚楚的金融大鳄，就是经济全球化下的西方“轻骑兵”。这种巨大的金融威慑，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金融市场不断开放的新兴经济体，必须保持越来越多的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为西方国家滥发货币以换取后进国家的财富提供条件与保障。
当以上所有措施与机制都无能为力、无法维持“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无法维护领主与农奴关系的时候，西方国家的披坚执锐的军队就肩负起最终责任。这就是第六套措施与机制--强化政治与军事同盟，必要时直接以武力加以解决。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世人以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成为“屠龙”之师，用无所用，理当解甲归田。但是，该组织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看盟主美国，经济危机重压，财政捉襟见肘，然而军事开支还一路扶摇直上。这些反常现象其实非常正常，即为“金字塔式”的国际分工充当强大的最后保障。这也是军队最根本、最原始的存在价值。
当后进国家通过加倍努力、节衣缩食、发奋图强而缩短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之后，西方国家则会重新修订规则，调整秩序，也就是重新修订契约，以保证农奴的持续供奉。这就有了如今的“气候变化”、“碳信用”等新议题。西方精英将他们的聪明才智、国家资源越来越多地用到对发展中国家、后进国家设计与布置陷阱上，由此陷阱花样繁多，层出不穷。西方的陷阱，在坑杀一个个发展中国家鲜活个体的时刻，也不断预示西方文明的没落与自由资本主义的腐朽。从今往后，国际金融的动荡与世界经济的低迷并不像G7政要在峰会结束后那样挥挥手，就能轻易与过去作别，如此又能平静迎来一个新的风和日丽的一天。实际上，西方层出不穷的陷阱、周而复始且一次比一次猛烈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后不断演绎的次生金融灾害，不断预示着，西方文明与自由资本主义正穷尽它一切合理存在的理由。
陷阱之一
产权明晰：专为瓦解国企而设计？
20世纪90年代，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在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清晰”的指导思想下，纷纷被推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手术台，就象对待连体婴儿一样，进行分离手术。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为维持基本生存、生活而艰难奔波。
国际舆论评论，中国“产权明晰”运动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为激进。“产权明晰”国有企业改革的背后有着重要的利益动因，这就是攫取国家财富与国有企业资产，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产权明晰”的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今日社会矛盾凸显的一个非常重要诱因。
“7o24吉林通钢喋血事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改制中对工人权益漠视的结果，是资本与劳动对立而积蓄不稳定能量的一次爆发，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所引发矛盾的集中体现。“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如果没有“7o24事件”，很难设想中国社会会在市场化与自由化歧途上放慢脚步，很难设想位高权重的自由经济精英如今在纷纷找寻失去已久的道德良知。“7o24事件”还从侧面反映，地方政府如何确立科学的政绩观、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依旧是个迫切的课题。“7o24事件”也清晰映射出，一段时期以来，以产权明晰为口号、以私有化为手段、以瓦解国有企业\侵占国有资产为目标的“改制转轨”应该画上休止符，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应当全新设计。
一个似是而非的产权理论
与众多经济理论一样，产权理论形形色色。而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独独选择了西方产权理论中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世界里，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明晰的产权制度是产权自由交易的条件，并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从而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私有产权是最明晰的产权，所以最有助于增进经济绩效。
“科斯定理”实乃“科斯谬误”。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源于所谓“科斯定理”，但是“科斯定理”在作为西方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奠基人和最重要代表罗纳德•哈里•科斯那里从未有过明确的表述，只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阐释。《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科斯定理》条目如是表述：“科斯定理有可能是错误的或仅仅是同义反复。”中国著名西方经济学说史学家吴易风认为：科斯定理很难说是一个定理，充其量是个未经证明的假说。科斯主要代表作是《企业的性质》(1937年)和《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科斯自己曾表白，“两者可以说都未曾立即获得经济学界的赞同。”“科斯定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在沉寂多年后，于苏东巨变期间突然“焕发生机”，一时间洛阳纸贵。这当中有没有什么玄机？自由派经济学家、自诩为得到科斯真传的张五常一语道破：“高斯定律(科斯定理)”使举世开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科斯定理”功勋卓著，科斯本人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另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关于国家的经济作用》(1989年)一文中直截了当：科斯定理是科斯谬误(TheCoaseFallacy)。这位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尖锐地指出，“经济学中也许没有一种神话像我要说的产权神话那样影响深远。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他认为，明晰产权，对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说并非关键问题，甚至是不必要的。“私有化不是万应灵药”，“私有化不能保证经济有效运行”，“没有私有化，甚至没有清晰地界定产权，也能成功地进行市场改革。”他还指出，西方顾问前去指导前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时，片面强调产权而忽略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在西方，大型股份公司、保险公司和银行的资本所有者几乎完全同管理职能相脱离。企业经营的好坏是企业治理问题，与所有权没有直接的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软硬兼施、连哄带骗地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全面私有化”。巴西拍卖了大约80%的国有企业，得到了大约800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但是截至2000年，却要偿还1200亿美元的国债利息。在许多国家，私有化已经彻底搅乱了社会经济，以至于私有化被描述成“贿赂化”。俄罗斯的决策者正是按照美国顾问的建议拍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赠送）了几乎全部国有资产，消除了国有股的“一股独大”，然而改革的最终结果是，经济效率并未提高而腐败更加严重，导致经济持续萧条和严重贫富分化，从1992-1998年，俄罗斯大众从大张旗鼓的私有化中仅得到相当于GDP的1%的收入，其余全部落入“寡头”集团的腰包，约2/3的新企业主是原来党、政府的官员与企业的管理人员，由此诞生了暴富的“新俄罗斯人”，西方媒体反过来则将俄罗斯称为“强盗国家”。
世界经济史并没有给明晰的产权与经济绩效的增进之间的关联以有力而清晰的注解。历史上有诸多这样的事例，即产权明晰或产权保护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中世纪，莱茵河是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一条重要的欧洲贸易通道。商船支付一笔小额过路费，便可保证通行无阻。但是到了13世纪，帝国实力走弱，德国的贵族们开始沿着莱茵河两岸修建一个个产权明晰的城堡，对来往商船征收过路费，收费亭越来越多，水运越来越没赚头。最终，莱茵河水依旧流淌不息，商船却日趋稀少。广为人知的案例就有著名的英国“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侵占了公有地，侵犯了公共财产，但是人们在侵占的土地上养羊，从而推动了毛织业的发展。二战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法国、奥地利等国在二战后实行工业企业国有化，众多专家认为，这一政策大大推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发展。
英美经济并没有全面私有化。今天，即便在新自由主义滥觞的英美，也没有将自己牢牢地束缚在“科斯定理”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绳索之下。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就反对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有限责任会导致管理者逃避责任。1720年，英国还通过《欺诈防止法案》（又称《泡沫法案》），禁止成立新的有限公司。巴西著名学者特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指出：即使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经济也没有全面私有化，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在英国石油工业的重组中，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股票，主要是便于政府对经济进行有效控制。同期的里根政府也是动用国家力量，增加国防、军事开支，以复兴美国经济。在美国，企业、学校与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范围，任何发明者都不能随便将其转移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私有产权。美国银行虽然是私有的，但是政府出于国家利益可以撤换管理层，中断分红，停止营业，甚至没收。美国有条例明确规定，股东大会对政府的上述行为没有任何否决权，而且任何法庭都不能接受股东的上诉。世纪金融大危机，英美等国不惜采取国有化等“极端手段”稳定金融市场、拯救资本主义。这清晰地展示，经济领域没有政策的最优化，只有利益的最大化，统治阶级只是根据自己利益最大化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经济政策。
国企改制，理论偏差，政策误导
国企改制，言之凿凿，自由主义者的理论分析不外乎“委托--代理”、“搭便车”和“预算软约束”等三大问题，其实这三大问题在大型私有企业中同样存在，毫不逊色于国有企业。大型私有企业股东越分散，企业越易落入经理人手中，职业经理违背股东利益获取小集团利益（高薪、巨额花红、关联交易等等）比比皆是。由于“太大而不能倒”的缘故，企业偏向从事高风险与高收益的经营活动，如此获得的收益是企业自己的，而导致的风险、惹出的祸患则是社会的、国家的。滥觞于美国次贷的世纪金融大危机，将大型私有企业的各类“缺德”行为展露无遗。
理论偏差。以“科斯定理”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本来就是一个平常且充满争论的理论，但是出于某种需要，而将其上升为一种“定理”。西方社会以私有产权为主的企业管理体制事实上不是理论的产物，而是历史的结果，理论只是对历史与事实的解释。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只能说明私有企业曾经不败的原因，而不能论证公有企业的成功机理。科斯本人认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是以私有制已经存在为假定前提的，这就很容易推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唯一前提的结论，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也只有私有制一种，但历史并没有对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作出证伪。且不说历史选择有其偶然性，单单仅就历史经验推论，市场经济只能在完全私有产权基础上运行，而排斥其它基础，这种推理不仅是先验的、武断的，而且很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
因此，中国在1994年以后的国有企业改革，以“科斯定理”为理论指导，以“产权明晰”为政策纲领，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改制转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的“改制转轨”运动。公有产权、国有企业被抨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产权模糊”，由此导致“委托-代理问题”，即经理（代理人）违背股东（委托人）的意志为自己谋取不当利益。但是，“委托-代理”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国有产权的问题，私有产权同样存在，西方经济史与现实所揭示的，只有规模小到个人企业才不会遇到“委托-代理”问题。近年来，美国一再出现诸如安然、世界通信等大型公司丑闻，尤其是此遭次贷危机更是暴露出华尔街、美国金融业普遍存在的道德风险，当中的腐败程度远远超过不规范的国有企业，而中国在“产权明晰”的改制后也屡屡出现银广厦、蓝田等丑闻，由此可见“委托-代理”问题绝对不是公有制的“专利”。
公有产权、国有产权被抨击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或“私营企业效率高于国有企业”。这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首先，效率本身的界定就存在着问题。国有企业在改制前长期肩负着一系列的社会责任，将一个包揽了“从摇篮到坟墓”职责的国有企业与“轻装简从”的私营企业做比较，无异于将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比油耗那样荒诞。其次，现代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效率与公平）从来没有、也不应该割裂开来。没有效率的公平等于落后，没有公平的效率等于野蛮。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当然要同时考虑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市场机制不能覆盖社会经济所有领域，一些自然垄断、具有较高外部经济或高投入高风险领域（如水务、环保、航天等），不太适合私有经济的运行，公有制经济则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在广泛考察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后写道：“决定一个企业有无效率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它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而在于怎样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任何一种类型的所有制都有可能创造最大限度提高效率的刺激手段。”
政策误导。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存在理论偏差，而且一开始就可能存在某种政策误导。也就是，相关利益集团为攫取国有资产，通过代言人，而努力鼓噪“产权明晰”、“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企业摆脱困难的先决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有经济学家言之凿凿，“以俄罗斯产权改革为例”，要求“消除对私有化的偏见”，宣称“私有化奠定了新的经济增长的基础”、“私有化促进了新的市场调控机制的形成”、“私有化促进了市场竞争规则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然而，大张旗鼓的私有化浪潮书写了俄罗斯历史上可以说是最耻辱的篇章。斯蒂格利茨特别指出，俄罗斯提供了研究“不惜任何代价进行私有化”伤害的破坏性案例。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其他国家，私有化都没能像它应该的那样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相反，有时候私有化与衰退相关，并且能够证明私有化是破坏民主和市场机构信心的强大力量。俄罗斯后来的执政者有无比的勇气进行拨乱反正，中国也在2001年叫停实施国有股减持计划，在2005年叫停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但是对于“产权明晰”的政策误导始终没有清醒的认知，因此国企私有化进程一直在不断推进，“7o24”通钢事件从侧面反映出私有化浪潮在中国依然方兴未艾。
实际荒谬。在美国，企业、学校与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重要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范围，任何发明者都不能随便将其转移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私有产权。
鼓吹“国有企业就是不好，就是搞不好”的说法实际是很浅薄与荒谬的，浅薄与荒谬的背后则是非常可疑的动机。在国际上，成功的国有（公有）企业比比皆是。韩国浦项钢铁公司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国有企业。韩国早就想拥有自己的大型钢铁厂，但是耗资大，难度高，私人企业不愿问津。上世纪60年代初，韩国就建立钢铁厂项目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时，遭到了拒绝。因为韩国没有一个优势（原料、人才、技术、资金等）可以发展钢铁制造，只有雄心。但是，韩国举国力建立了国有钢铁企业，1973年投产，十年间便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钢铁企业之一，如今是世界第三大钢铁企业。中国台湾经济起飞，依托的基础就是国有企业。新加坡在国际上驰骋的几大公司，全是国有企业。在欧洲，诸如法国、奥地利、芬兰、意大利等国在二战后实现经济成功靠的就是国有企业。至今，象雷诺（汽车）、阿尔卡特（电信）、罗纳普郎克（制药）等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国有企业品牌，著名的德国大众公司的最大股东是萨克森州政府。
以上是正面例子，负面的例子同样多。英国撒切尔夫人当政，全力推行经济自由化，其中铁路公司私有化后，经营更加惨淡，问题不断，最终又在2002年重新实现国有化。拉美企业先私有化而后再国有化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世纪金融大危机，自由主义大本营的英国与美国在金融海啸当头，纷纷脱去自由主义的“金马甲”，毫不含糊拿来“国有化”这一“极端措施”，清晰显示出英美兜售经济自由主义的伪善，新自由主义者鼓吹的私有产权神话的破产。中国的“芝加哥男孩”要么自觉警醒改弦更张，要么为“我不是骗子”说明。
巨大而沉痛的代价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产权明晰”与私有化无限执着的背后有着重要的利益动因，这就是攫取国家财富与国有企业资产，挖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当初炫耀的成功，如今已无法掩饰国家与社会付出的巨大代价。
职工权益被漠视。由于国企改制核心放在产权上，相关政府的管理者与企业经营者以及其他投资入股者暗箱操作，主导着企业改制的全过程，而作为企业的劳动者基本没有发言权。由于股东权益至上，一旦政府管理者与相关股东达成协议后，股东便有全权处置企业，职工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而被随意处置。在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的体制下，改革的成本几乎完全由职工承担。有多个专家研究，90年代以来在“产权明晰”政策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更为激进，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成为市场经济下的弱势群体，为维持基本生存、生活而艰难奔波。
国有资产巨额流失。国内有众多经济学家鼓噪，低估贱卖甚至赔钱出卖国有企业是“明晰产权”的最好方式。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所发表的审计报告显示，国有企业转轨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十分严重，一部分人通过产权改革出现的漏洞一夜暴富。在产权由“模糊”到“明晰”的过程中，由于绝大多数为暗箱操作，国有资产被贱卖比比皆是，郎咸平教授所揭露的《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当然只是冰山一角。若国有资产真是流到民间，继续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做贡献倒是一种安慰。但是，“产权明晰”不仅停留在私有化，还有更重要的国际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与“华盛顿共识”政策的必然要求。私有化只是为国际化做好铺垫，让发展中国家财富“自由流动”，流到国际垄断资本的腰包才是目的。所以，不难看到，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到境外上市、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等，都是将财富流向境外的“成功范例”。韩裔英籍学者张夏准可能一语道破国有企业私有化、国有资产被贱卖的玄机，他认为“腐败官员有一种不惜一切代价推进私有化的动机，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与他们的继任者分享贿赂，能立即'兑现'未来所有的贿赂流（briberystream）”。
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被严重侵蚀。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国有企业被大规模私有化，工人大批下岗，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被严重侵蚀。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市自豪地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还讨论这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政绩推动下，资本早已取代劳动成为地方政府的服务对象，资本成为政绩的代名词，而劳动者则成为“麻烦制造者”，越来越多富人进入地方人大与政协，参政议政，政权的性质在地方层次正在改变。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谆谆告诫：“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斜路了。”
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鼓吹“产权明晰”私有化的经济学者目光短浅，只看中经济利益与成本，忽视了社会效益与代价。私有化的结果最后无不是以私有垄断代替国有垄断，而实际表明，私有垄断除了利己效率提高外，并不能保证在财富创造上比国有垄断更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私有化过程必然伴随腐败滋生、失业增加进而诱发犯罪与暴力上升、社会矛盾凸显甚至是社会政治动荡。
国企改制使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日趋严重，在被改制的企业，那些有幸在岗员工，其薪金也往往被压低到生活基本保障线。通钢集团工人之所以“闹事”，是传言被建龙集团控股后，要辞退数千名工人，并削减薪金（此前在职员工一度每月只有二三百元），而新任总经理的年薪至少有300万元。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国有企业改制后，无论假公还是真私，企业经理的收入都有大幅度成长，与普通职工收入差距悬殊巨大，当然与买断、辞退职工的收入差距更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断加剧社会矛盾。近年来，由企业改制导致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而且“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越来越多，清晰显示社会矛盾正日趋尖锐。
贻误国企同时也贻误了民企的发展机遇。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报告，国有企业亏损70%左右与经营管理松弛有关。由于“认定”国有企业就是搞不好，于是从中央到地方一门心思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产权改造，而没有在企业治理上多下功夫。很多地方政府将国有企业当作一种包袱尽可能、尽快甩掉。有经济学家鼓噪，“卖掉了企业，政府甩掉了包袱，今后不再有补贴性支出，不再有人天天找上门来要钱、要物、要安置，不再天天发愁去解决国企内一大堆头痛的问题……里里外外，减支增收，比拖下去不卖要合算得多。”“冰棍理论”认为，与其让国有企业的资产逐渐的“消融”掉，不如让它被民营企业兼并。众多类似格林柯尔的民企感悟为商有“终南捷径”，终日盘算从国企那里获取各种资源，千方百计进行政府公关。2005年一场规模宏大的国资流失大讨论在全国尤其是互联网上掀起，国企改制成为官商勾结的同义词，一些民企的贪婪与官员的贪腐结合，导致“国退民进”之路遭受广泛的质疑，这两股力量的结合反而吞噬了民企的健康前进之路。在2004年实施新一轮宏观调控后，民企进入一些垄断行业的渠道越来越窄。
陷阱之二
知识产权：中国一直被动挨打
知识产权属于“人赋法权”，而模仿与学习是“天赋人权”。在西方先进之前，包括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在内诸多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自己实现先进之后，便于国际社会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并且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以努力保护与强化先行者的利益，防范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无偿学习与模仿。发达国家每年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上万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税”。
知识产权在成为发达国家持久与营养丰富的食粮同时，俨然成为悬挂在发展中国家头顶的利剑，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烈性毒药。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全盘接受西方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就是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不断拼命地证明自己的无辜。
知识产权（IPR）是指法律赋予自然人或法人对其智力成果享有专门利用的权利。知识产权最早适用的主要是著作权，后来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等纷纷被纳入，其中专利权为知识产权的核心。当今，由发达国家主导而编织的严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强化对智力资本的保护，使知识产权不仅在狭义上成为大资本利用专利瓜分市场、排除新的竞争者的特权，更是富国对穷国、强者对弱者、资本对劳动的特权。
富国的粮食与穷国的毒药
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专利是在天才的火焰上添加利益的燃料”。谁能否认林肯不是个政治天才，他没有泄露专利还是国家的工具，是富国的粮食，但是穷国的毒药。
知识产权已成发达国家发展战略。当今，美国、日本等众多发达国家都将知识产权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严格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力图以知识产权来促进本国发展与遏制对手进步。美国在宪法、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贸易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海关条例中，都有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特别是国内贸易法特殊301、306、337条款，经1988年修改后，更是成为威慑竞争对手的大棒。一旦相关国家企业与产品被列入美国的监视名单，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即有可能出现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的威胁。
发达国家在世界专利技术上一直占据压倒优势，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不仅单兵挺进，而且还互相策动，构筑共同利益堡垒。在发达国家的集体推动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便纳入多边贸易体系，成为当今世界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涉及面最广、制约力最强的一个国际公约，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柱之一。此外，还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注册条约》、《世界版权公约》等等，由此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
知识产权维护先行者的利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严密地维护知识产权先行者的利益，强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特权。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达成TRIPS之前，专利保护期限日本为15年，英国为16年，美国为17年，德国为18年。但是，在技术更新日益加快的今天，TRIPS则规定，专利权的保护期限至少为20年。1998年美国通过《版权保护期延长法》，将版权保护期从“作者的寿命加50年，或法人作者的作品为75年”（1976年的规定）延长到“作者的寿命加70年，或法人作者的作品为95年”。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的过度保护下，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知识产权“圈地运动”，积极拓展专利的内涵与外延，凡是能纳入专利的都被毫无遗漏地纳入，甚至将诸多依照传统理念根本不可能被授予专利的商务模式、技术方法、服务方式等纷纷纳入专利，全力强化先行者利益的保护屏障。
模仿与学习是“天赋人权”，理当比知识产权“人赋法权”更加重要。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与日本，都是大肆模仿与学习先进国家而实现先进的。然而，发达国家主导而编织的严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严密地保护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发展中国家的模仿与学习人为设置巨大障碍，限制乃至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天赋人权”。
据统计，目前占世界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不到10%的专利，而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却拥有世界90%的专利。显然，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获益的主要是发达国家。而且在众多发展中国家统计表上的专利，很大部分还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或企业，而属于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因此，不论在国际层面，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层面，对知识产权的严密而过度保护，实际就是保护发达国家的利益，保护来自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获得垄断利益。
知识产权成为穷国的毒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是被引诱接受TRIPS的，因为发达国家把保护知识产权与开放农业与纺织品市场、减少关税等打包成一揽子安排，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是他们认为可以从发达国家的贸易开放中获得更多利益。如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感受到，发达国家许下减少贸易保护的承诺并未兑现，而自己不得不承担TRIPS所带来的负担。
此外，自1980年以来发达国家在接受专利申请时不断降低原创性标准，如此导致“专利爆炸”。1930-1982年美国专利授予数量年增长率为1%，而1983-2002年平均年增长率竟达5.7%。对专利原创性标准的降低，实际是在鼓励申报者肆意侵犯发展中国家一些已经是熟知而没有合法保护的知识，是在鼓励对传统知识进行大规模而合法的盗窃。例如，一种叫“姜黄”的传统医药，数千年来一直被印度人知晓而广泛使用。但是，1995年美国将“姜黄”专利授予两位大学研究人员。后来，在印度的强力干预下，该专利才被取消。
知识产权不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本，加深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导致民族主动精神和创新能力下降，甚至驱使一些弱小国家日甚一日地附庸化。知识产权不只是悬挂在发展中国家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而且业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毒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仅TRIPS协议所涉及的技术许可费用一项，每年就会令发展中国家增加450亿美元的额外负担，这个数字接近发达国家总的对外援助的一半，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承担的道义责任因TRIPS协议而悄悄地被“卸载”了。
“成功经验”实际是“危险陷阱”
确立知识产权的最初用意非常美妙动听，那就是鼓励发明创造，并因此促进经济增长。然而事实是，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强大压力下，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实践后果是，加强了知识产权者的垄断权，限制了可供交易的技术成果的供应量，制约了科技成果更大范围的传播，降低了科技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可能性。如此，过“度”的保护非但没有鼓励发明创造，反而遏制了技术创新，并阻碍了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差距。
谨防发达国家所谓“成功经验。”发达国家在发达过程中都搬用过“大肆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致富梯子，如瑞士“借用”德国的化学发明，德国“借用”过英国的商标，美国“借用”英国的版权材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编织了一张严密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网，以努力防范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无偿学习与模仿。而实际上美国的工业化就是无偿模仿英国的一个例证。19世纪，美国法律也提供版权保护，但仅仅是保护美国的公民和居民，外国作品被肆意出版，廉价销售。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圣诞颂歌》（AChristmasCarol）在英国每本售价是2.50美元，而在美国仅为6美分。这种随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891年，当美国出版业迫切需要他们的知识产权在海外得到保护时，美国国会才通过了知识产权延展法案，使国外作品享受美国作者的同等待遇。
非但美国，整个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近乎都不尊重知识产权，瑞士在19世纪是世界技术领袖之一，而它当时也没有专利法。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当时的西方国家泛滥成灾，特别是对外国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更成问题，工业间谍的盛行就是对知识产权忽视的一个很好注解。
如今，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推销他们的“成功经验”即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引导发展中国家把这些“好政策”和“好制度”当作“致富的梯子”来使用，但是这些“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用过。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他们不断鼓吹的“好政策”与“好制度”。因此，发达国家从来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双重或多重标准近乎一以贯之。中国古语有“听其言，观其行”，中国借鉴国际经验，要看发达国家所做的，而不是听其所说的。
避免跌入“危险陷阱”。长期以来，中国人近乎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直到2000年，“知识产权”这个词条才写入权威中文词典。在中国，由于缺乏知识产权氛围，保护知识产权的费用高昂，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有专家分析，对知识产权的忽视影响了中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现。因此，对知识产权的“适度保护”，会刺激创造者生产更多的知识产品，让社会公众享受到更多的知识产品，对中国科技进步与创新型国家建设有利。2004年和2005年中国分别成立了“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2008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指出必须把知识产权战略作为国家重要战略，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但是，“适度保护”的“度”如何掌握，即在多大程度上保护、按照什么标准来保护知识产权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很多专家认为，这个度就是“国际标准”。然而，国际标准的基本原则是“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2002年9月，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CIPR）发布了《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指出，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就如同评估税收政策一样。没有人能够宣称，税收收得越多越好。但是，现在却有一种趋势，认为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而且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专利法中的“专利”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而在欧美，后两者一般不能称为专利，也不适用专利法。在中国，最能体现技术含量的发明专利一般只有20%。近年来，外国企业在中国申请专利呈逐年递增趋势，如2004年在中国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过13万个，其中约有一半来自外国人或外国企业。有关方面声称，如今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知识产权国，问题依然是量大质低，真正属于自己的发明专利未见其祥，但是肯定难以乐观。数据显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只有200多家，目前已超过1000家。而且，国外企业申请的中国专利主要为发明专利，并重点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是严格，对外国企业就越有利，对发达国家就越有利，有利于维护它们对先进知识的垄断，扩大“人赋法权”与“天赋人权”的鸿沟。
中国要直面知识产权大战
跨国公司在中国掀起知识产权圈地战。近年来，跨国公司在中国国内掀起了广泛的知识产权圈地战。继2004年5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行为表现及对策》之后，2005年11月科技部发布《在华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滥用情况及其对策研究报告》，指出包括柯达、利乐、微软、思科、通用电器、飞利浦等在内的跨国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拒绝许可”（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搭售行为”（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进行销售）、“价格歧视”（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掠夺性定价”（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以及“过高定价”（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实行垄断高价）等滥用知识产权的现象。
由于中国企业先天不足，常常会落入精于算计的跨国公司布好的“专利陷阱”。一些跨国公司提前3-5年就布置好了“专利陷阱”，并耐心收集中资企业的侵权证据，微软公司在华专门组织一个“技术侦察队”，专门搜集中资企业与机构的侵权与销售盗版行为。在中资企业侵权之初（很多中资企业一开始也未觉察自己在侵权），跨国公司睁一眼，闭一眼。等侵权企业具有了相当规模，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有油水可榨时，便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索取高额的专利使用费。
一些跨国巨头的专利战略布局，不仅在于获取垄断利润，而且旨在夺取行业技术创新主导权，加强对整个产业链的控制力。这迫使相关中资企业退出相关生产领域，或沦为外资的贴牌生产企业。近年来，从打火机到节能灯、从电池到手机、从空调到汽车、从彩电到电脑、从DVD到MP3等等，众多中国企业纷纷遭遇跨国企业设置专利壁垒或“专利陷阱”，由此给中资企业造成的损失每年都超过百亿美元。
随着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跨国公司知识产权圈地战也延烧到国际。一些发达国家在不断指责中国侵犯他们知识产权的同时，往往却无视他们的企业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连一些知名企业都在做“商标耗子”。有媒体载文称，15%中国内地驰名商标遭境外抢注。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打入国际市场或到海外参展，相关竞争对手也频频基于知识产权的理由对中国参展商和中国产品采取措施，以维护其作为“地头蛇”的利益，由此造成中国企业遭遇查抄或侵权诉讼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中资企业华旗公司和纽曼公司的产品因涉嫌侵犯意大利Sisvel公司有关MP3方面的专利，其在德国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的展台遭到德国海关查抄。而意大利Sisvel是一家专利收费公司，专门为一些拥有专利技术的企业进行专利管理，客户包括像飞利浦等一批大型公司，在业内影响很大。诸多中资企业不断受到类似Sisvel公司这样的“专利蟑螂”的骚扰。
对“中国制造”的追杀显然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中国的打火机因实用、美观、廉价而行销世界，占全球金属打火机市场总量的70%，其中1/3出口欧盟。2001年9月，欧盟对温州打火机发起反倾销后又祭出“专利技术壁垒”，要求所有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儿童锁，而儿童锁就是欧洲的专利，如此中国打火机要再进入欧洲市场，就被活生生剥下一层皮来。有报道显示，发达国家政府甚至不惜动用情报部门与相关企业或企业协会、商会联手，加强对中资企业侵权的打击。在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衰退阴影笼罩下，发达国家正不断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强化技术贸易壁垒，实施贸易保护。
中资企业绝地反击需综合应对战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陷入狭路甚至是被逼进死胡同，因此进行绝地反击，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规则制定人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规则，不再滥用知识产权。2007年7月，经过3年的马拉松式的知识产权诉讼，温州企业家陈伍胜拿到了美国新墨西哥州联邦地方分区法院做出的胜诉判决书，美国电器巨头莱伏顿公司欲通过专利诉讼将陈伍胜赶出美国市场的“阴谋”因此破产。
国人曾经为这一极具有象征意义的案例扬眉吐气，国家知识产局的官员也喜上眉梢，甚至以“民族英雄般”礼遇很快安排陈伍胜到北京向中国的企业家与相关官员介绍经验。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很无奈地指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被动难以扭转。即便陈伍胜为中资企业赢了面子，但是依旧输了里子。为打赢这场官司，这位坚忍不拔的企业家聘请了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费用惊人，据传首席律师费用是每小时560美元，每月费用约10万美元。西方发起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大战，中国“认了”，丧失市场，或赔付巨额费用；中国据理力争，则要付出巨额官司费用，如此活跃了相关国家的法律服务市场，因此西方国家及其企业发动知识产权战是稳赚不赔的。
中国也有针对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关法律武器，如《反垄断法》。《反垄断法》规定“经营者利用知识产权采取限制竞争的滥用行为适用本法”，法条出台之时国人欢欣鼓舞，视之为“化解知识产权国际压力的中国”。然而，自“利器”诞生以来，一直波澜不惊，影响微乎其微，国内众多企业仍将面临着一个接一个的专利陷阱和专利侵权诉讼。
知识产权大战直接涉及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要调动各方面因素参与。就西方来看，他们本身就处于强势，掌握游戏规则，而且善于使用资本、司法、媒体、机构等各方面乃至国家力量。而中国有关部门要么似乎缺乏清晰认识，缺乏综合应对策略，要么由于一直视外资为“天使”，是促进地方GDP增长的菩萨，存在敬畏心理，在涉及具体纷争时，往往投鼠忌器，因此《反垄断法》便自然成了“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如此，也就导致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陷入了“中资企业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尴尬境地，这种尴尬境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知识产权出现纷争开始，至今没有实质性改变。
在目前的国际知识产权维护体系下，只要中国不改变“生产大国，品牌小国”、“制造大国，创造小国”、“名义专利大国，核心发明小国”的窘境，不改变对外资的崇拜，拿不出综合应对战略，中国在国际知识产权大战中被动挨打的处境就难以改变。
陷阱之三
标准化：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已丑夏末，本人跟随领导去了一趟俄罗斯，经常去俄罗斯的同事提醒我，对俄罗斯入境通关手续一定要有耐心，中国好像规定每人一般不得超过一分钟，俄罗斯则是每人至少三分钟，排在我前面一共11个人，等我入关，整整花了50分钟，无奈！这就是大俄罗斯的标准，要来俄罗斯就必须适应他的节奏，接受他的标准。
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或若干个企业，标准影响的却是一个行业，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更多的标准，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现在和未来；谁缺失了标准，谁就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世界经济史与现代管理学清晰揭示：一流的国家/企业制定标准，二流的国家/企业开发专利，三流的国家/企业制造产品。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以市场换技术”，忽视实际上就是放弃自主创新，因此中国在专利技术上犹如“小脚女人”，在标准问题上同样也是个“跛脚鸭”，所以近乎被钉死在“贴牌制造”的国际分工上。
今天一提“标准化”，很多人一头雾水，多半是被专业化忽悠了，其实国人对“标准化”并不陌生。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实行“度同衡、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这个标准化为中国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民政府时期，军阀割据，阎锡山在山西修筑窄轨铁路就是搞自己的标准，据山西人说这对后来抗日以及限制日本掠夺山西资源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的标准化是工业化的直接产物，国际标准的广泛与深入应用对于国际分工、科技进步与世界经济增长都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在一个产品标准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减，信息化、个性化与多样化与日俱增的大势之下，西方大国以不断强化的“国际标准”作为一种谋取垄断利益、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的战略手段，努力维护他们作为国际标准先行者的利益，这也显示其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实质。
西方：一切向我看齐
标准制约市场。标准在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应当是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标准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大生产分工体系需要严格的技术标准。工业化使生产力空前提高，商品极大丰富，国际贸易迅速增长，世界市场由此形成。为保证世界市场有序运行，从技术层面看，就需要在国际贸易中制定一个为各方所能接受的游戏规则，这就是国际标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标准化一方面成为推动技术进步、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也成为西方大国谋取垄断利益、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手段。上世纪70年代，德国生产的磁带录音机在西欧市场一直处于垄断地位，德国利用标准问题极力阻止美国磁带录音机染指德国市场。美国则采用迂回战术，使美国的磁带标准成为ISO国际标准，如此顺利闯入德国市场。
当今世界已进入由标准规范、制约市场的时代，控制国际标准是应对世界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开发新标准甚至比研发新产品、新专利更加重要。一般而言，专利影响的只是一个或若干个企业，而标准影响甚至能决定一个企业的前途、行业的兴衰、甚至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西方大国、跨国公司和产业联盟都在不断开发新标准、竭力控制标准，想方设法把标准与专利捆绑在一起，而且是把尽可能多的专利技术嵌入标准之中，一旦某国某企业不得不采用该项标准，就必须向专利拥有者支付专利使用费，从而使标准制定者取得有利的市场竞争地位。
标准成为战略手段。当前有关国际标准的竞争日益激烈，所涉及的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是一般的战术问题，而是战略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谁掌握了更多的标准，谁就掌握了更多的现在和未来；谁缺失了标准，谁就没有话语权，没有更好的发展机会。世界经济史与现代管理学清晰揭示：一流的国家/企业制定标准，二流的国家/企业开发专利，三流的国家/企业制造产品。因此，西方大国都把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到战略竞争的高度，不断增加科技投入、产生更多专利、诞生更多标准，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将自己的标准（企业的标准、行业的标准、国家的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长期以来，美国ANSI标准、日本JIS标准、德国DIN标准、英国BS标准、法国NF标准均已被世界公认为先进标准，并被众多的国家采用。在德国，标准与资本、人力资源（劳动力与知识产权）一起，构成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专家揭示，欧洲80%以上的工作是做国际标准化。
诸多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通过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而不断强化自己对相关产业链的控制，获取超额利润。美国高通公司就是一个范例，高通在CDMA移动通信领域拥有国际标准，而该国际标准镶嵌着高通1400多项专利，因此高通不仅从产品销售中获得巨大收益，而且专利收益更加庞大，占到公司收入的80%，国际标准与众多专利使高通在国际移动通信市场处于巨无霸地位，至今如日中天。
西方大国在把标准作为一种谋取垄断利益或获取“非价格竞争优势”手段的同时，也一直努力把标准作为扶持国内薄弱行业与缺乏竞争力的企业、保护国内经济发展的工具。日本曾经大力提倡以“歧视性”标准为手段来保护和促进战略行业的发展。在关税不断降低情势下，西方大国“披着国际标准的外衣”的技术壁垒愈发兴盛。
当今，诸多传统产业的国际标准一直牢牢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而且西方大国利用在国际科技领先、话语权垄断之优势，不断拓展新产业的国际标准，不断“刷新”已有的国际标准，使后进国家往往不得不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跟随更新。西方大国通过对技术标准的垄断，使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底部，被钉死在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和附属地位上。
扼住中国经济的喉咙
专利往往只影响一个或若干个企业，而标准则能影响整个行业，所涉及的利益可直接体现为国家利益。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的技术与专利成为标准，谁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可谓“得标准者得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标准是企业产权、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另类体现。
中国缺乏国际标准之痛。改革开放，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众多企业乃至越来越多的行业成为跨国资本国际分工链条的一部分，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多年来“世界工厂”基本是按照外国（主要是定单来源国）的标准进行生产。当世界经济一帆风顺时，“中国制造”行销世界，物美价廉受到世人赞誉甚至依赖。但是，当世界经济遭遇不测，或进口国因国内政治需要而转移视线时，“中国制造”往往成为替罪羔羊，经济大国乃至一些小国都可以用不断修改的标准对“中国制造”发难问罪。“北京奥运”之前，西方刮起的“中国制造”有毒风，玩具、食品、牙膏等被纷纷召回，相关中资企业遭受重创，中国形象受损。如此清晰地显示，中国缺乏国际标准之痛。
西方大国实施标准卡位战。早就有媒体披露，那一轮“中国制造”危机更多是西方借机生事，在“京奥”给中国增添光环前“修理”一下中国。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在标准问题上的软肋，实施标准卡位战，获取垄断利益，抑制中国相关竞争对手的发展。中国生产了全世界50%的DVD，造就了金正、新科等业内DVD知名品牌，但是该行业却一直背负沉重的知识产权“十字架”，中资企业每年要向6C联盟（六家外国厂商利用专利达成的联盟）缴纳巨额专利技术转让费，由此沦为外国品牌的加工厂。为了持续从中国DVD生产中抽取利润，2008年12月日本东芝与NEC公司提出新一代DVD标准“HDDVD”，不仅取得国际“DVD论坛”支持，而且被确定为新的通用标准。这意味着面世不久的拥有中国自己知识产权的下一代DVD产品EVD，仍有可能继续向这些持有并不断刷新标准的外国公司交纳一定额度的专利费。当然，DVD悲剧不是中国第一幕也不是最后一幕，面对西方大国和跨国企业的标准杀手锏，缺少国际标准和标准发言权的中国，似乎只能束手待毙，提供世界上几乎最廉价的劳动力，大量消耗着不可再生的资源、持续承受着铺天盖地的污染，而跨国公司往往只需一纸镶嵌专利的标准，就可以抽走绝大部分利润。一台中国制造的MP3售价79美元，仅专利费就有45美元，中资企业纯利只有1.5美元。
标准亦矛亦盾。当然，由于规则制定与解释主要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因此标准不仅可以当矛，也可以做盾，越来越多标准成为西方大国限制“中国制造”进口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在机电产品方面，一些发达国家实行CE标准认证制度，使中国电视机、收音机等产品出口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执行新的茶叶农药残留量限量标准，部分农药残留量标准提高百倍以上。此外，中国产品在包装上也常常遭遇外国刷新标准的“突然袭击”。据有关报道，近年来国外类似标准法规更新修订越来越频繁，有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修改了5次。200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韦克斯曼－马基法案》，即《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法案赋予政府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围绕低碳经济的国际标准正在激烈的争夺之中，美国欲后来居上且先声夺人，以“碳关税”来抢占国际标准、增加市场保护的用意明显，而“碳关税”的大棒明显向着中国高碳产品挥舞。
西方大国在积极推动本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的同时，不断为中国标准成为国际标准设置障碍。2003年11月，中国宣布将采用自主开发的无线加密标准WAPI作为“国家标准”，并要求在国内所有的无线装置遵循该标准，该标准解决了当前广泛应用的802.11x(Wifi)无线（美国）标准中众所周知的安全问题。但是，以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向美国政府与国会申述，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实施WAPI标准。并且宣称，如果中国实施WAPI标准，他们将共同对中国实施关键零部件的禁运。美国国会立即表达“严重关切”，随后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全力阻止WAPI成为国际标准。在美国的压力下，2004年4月，中美商贸联委会竟宣布中国将推迟WAPI标准的实施，甚至无限期中止WAPI标准的执行。2004年12月，ISO/IEC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第六分会(JTCIS6)在美国佛罗里达举行会议，讨论WAPI的修订版，然而美方通过延迟中国代表团签证的方式阻止中方的努力。2005年2月第六分会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后续会议，美方操纵会议议程支持IEEE802.11标准，Wifi标准最后以多数胜出，WAPI竞争国际标准失败。
中国：我的市场我做主
西方大国在不断刷新传统领域国际标准的同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新领域国际标准的争夺：一是集中在健康、安全、环境等社会公益性领域，该领域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ISO、IEC的战略方向，西方大国当然视其为标准战略的重点；二是集中在信息、生物、纳米与新能源等高技术领域，该领域不仅是未来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也是国家创造更多财富的源泉；三是集中在国际竞争盲点，例如，日本把没被各国重视的发展残疾人、老年人、弱势群体技术作为国际标准竞争的重点。据日本调研结果，欧美日老年人、残疾人约占20%，潜藏着数百亿美元的“通用产品”之商机。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一个拥有庞大人力资源与巨大市场资源优势的大国，中国在公益性领域与高技术领域都有巨大潜力，有能力将更多的自己的标准上升为国际标准。这就需要一个清晰的国家标准战略，然而这恰恰是中国所缺乏的。尽管近年来相关部门做了很大努力，一些企业如华为、宝钢与海尔都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是，在西方大国都已明确颁布国家标准化工作战略并投入大量资源的同时，中国则相形见绌，国家和企业的标准化工作缺乏整体的规划和指导。全美亚洲研究所在其2006年6月发布的特别报告《标准就是力量？中国国家标准化战略制定中的技术、机构和政治》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由于技术实力薄弱、组织机构条块分割严重，导致各种利益集团互相倾轧，从而使标准战略一致实施的连贯性极为困难。正是由于应对不力，中国的标准化建设越来越不适应世界标准争夺日趋激烈的态势，行家们分析，中国在标准化问题上可谓“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中国现有的标准体系分为四层，即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国家标准。截止2007年底，中国共有国家标准21569项，国家标准中采用国际标准的总数为7745项。据专家介绍，中国大部分国家标准落后于国际水平，而采用的国际标准也是以1994年及以前制定的ISO、IEC标准居多，其中很多已经落后、已被更新或被淘汰。中国自己的技术标准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为数不多，截至2007年底，在ISO共制定的17041个国际标准，中国提出并成为ISO标准的有29个，由中国提出并正在制定的ISO标准有26个；在IEC共发布5794个各类标准中，由中国提出的有27个，由中国提出并正在制定的IEC标准有25个。尽管近年来数目有所增加，但是比例仍然很低，而且基本上是一些非关键性的标准。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只能被动地执行国外或国际标准，中国面向国际市场的制造与服务当然要受制于人。
亡羊补牢，立自己标准。中国至今缺乏一个能影响全球的标准来提升中国的声誉。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国家标准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工作，为国家、行业和企业各个层面的标准化进行细致规划，确保资源投入的有效进行。国际社会的标准化有两大思路：一是欧洲、日本倾向于依靠正式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来制定标准，二是美国侧重于依靠以市场为导向的标准工作组和企业联盟来制定标准。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能否在兼顾欧美标准化思路的同时，走出第三条发展思路，值得尝试。中国应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优势，努力将自己的标准放大、上升为国际标准。俄罗斯之行从侧面提供有益思考，凡是来俄罗斯的，都得习惯与遵从俄罗斯的“标准”，否则就别来好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并且增长最快的手机市场，中国信息与通讯技术中巨星璀璨，“巨大中华”（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华为技术）正成为世界级跨国企业，因此中国没有理由不制定自己的标准。同样，家电、汽车、中医药、中餐等等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市场，未来都有潜力培育出“中国的国际标准”。
标准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只有标准化，才能产业化、工业化，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不过，也应当注意到，世界是多样的，物质或组织在本上一些细微差别，往往在末上就有显著差异。西方的技术标准化是技术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泛化，人已经沦为标准化技术组织的工具。标准化正令整个社会成为技术控制的社会，使人的社会本质与社会价值出现严重异化。因此，在中国努力夺取更多国际标准的同时，不应忽视，标准化不是一切，多元社会需要个性化与柔性化，这也许是后工业真正到来、西方文明逐渐淡化之前人类社会经济正悄然酝酿的新变革。
陷阱之四
气候变化：悬挂中国头顶的又一柄利剑
“人类行为导致地球气候变化而且变暖”这个论点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其实，西方大国能找出100个科学家支持变暖，怀疑论者也能找出101个科学家出来支持变冷，只是怀疑论者不掌握主流媒体，缺乏话语权。如果历史能使人聪明，我们就来翻翻历史。历史（包括甲骨文）记载几千年前中国（夏朝）的河南省地域，多有大象漫步，“豫”至今还是这个省的简称。地方志专家告诉我，三国的关羽关云常“千里走单骑”，横穿的是茫茫亚热带丛林。而今天的河南既无大象，又少丛林。聪明的，请告诉我，你说这地球是变暖还是变冷？
气候变化本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西方的政治家比科学家更感兴趣，如今气候变化议题显然在自然科学之上，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人类生存，如此在整个世界以恐惧压倒了理智，以道德淹没了质疑。长久以来，政治家的天职就是说谎，西方政治家更是能撒出弥天大谎而著称，因此对西方政治家的口吐白沫，世人不可不察。
气候变化、地球变暖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结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声称该结论“可信度超过90%”。IPCC报告随后即被当作最主流、最权威的论点而被世界广泛引用，被发达国家广泛宣传。气候变化本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对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似乎比科学家更有热情。中国被深度卷入气候变化议题，并要求承担越来越重的大国责任，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鼎盛时期，能否经得起“釜底抽碳”的重击，值得思考。
黑客引爆“气候门”
有关“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的定论来自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但是，IPCC报告在形成过程中存在严重瑕疵。首先，报告引证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开文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文献基本不被采纳。例如，美国的SCIENCE杂志的影响系数超过30%，而中国权威的《中国科学》及《科学通报》却不到1%，而SCIENCE杂志每年发表来自中国的文章只有十多篇，而且多数还是与中国的一些特色研究相关，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与中国遭遇的“技术壁垒”大致相同。其次，对于气候变化有着重大影响的自然变化因素，几乎不在报告的视野范围之内。根据相关专家介绍，气候周期性变化伴随地球的诞生已经有了非常久远的历史，而且每隔10万年就有一个比较温暖的时期，暖期持续有几千年到2万年不等，如今已经持续1万年。即便如此，IPCC给自己报告的核心结论“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评价是“可信度超过90%”，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其实，气候变化、地球变暖即便有超过90%“可信度”，但是地球变暖的结果是好是坏、好坏程度仍没有定论。对气候变化议题，政治家似乎比科学家更有热情。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长莎拉•佩林(SarahPalin)部分揭示其中的玄机，佩林虽然不是气候专家，然而是一个政治专家，而且有共和党为其配备的强大顾问团队，因此她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不仅仅是她个人观点。佩林清楚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成分，一直对人为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说法持怀疑态度，“如果是人为的，那也是戈尔制造出来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卸任之后，一直积极从事气候变化议题的宣传与相关产业运作，由此赚取数以亿计的美元财富。2007年10月，鉴于戈尔对人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人很清楚，诺贝尔和平奖本身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总部设于伦敦的世代投资管理公司是“环保主义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产业。他与高盛公司前任CEO戴维•布拉德合作，斥巨资投资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而该公司的子公司Novozyms在生物乙醇蒸馏过程中的参与程度高达40％。生物乙醇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带来了大约9亿的饥饿人口，至少这正是美英粮食卡特尔所追求的效果。2009年，全球12％的收割玉米都用来生产了生物乙醇。
2009年11月20日，国际媒体披露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该中心为研究气候变化的领先机构，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重要参考依据）遭到黑客入侵，数以千计电子邮件和数据文件被盗载，随后在一个气象科学家网站上公布。这些邮件和文件内容显示，在过去几年间，有关科学家涉嫌操纵数据、夸大人类对全球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哥本哈根召开的关键时刻（12月7日），“气候门”爆出，一方面给气候变化鼓吹者一记闷棍，一贯连篇累牍报道气候问题的国际主流媒体对该事件显得非常冷淡，英国BBC甚至一度取消有关该事件的网络评论；另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作为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斗志，他们坚称“总有一天全球变暖论将被揭露为一场骗局”。
但是，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发达国家拥有强大话语权与近乎的绝对主导权。12月4日，来自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名校25位美国科学家发表公开信，称这些邮件的内容无法动摇全球变暖的现有结论，决策者和公众应该明了控制全球变暖的紧迫性。信中说：“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主因，证据是压倒性的。被盗的电子邮件内容不管怎样对于我们的总体理解没有影响，即人类活动正将全球变暖推进到危险水平。”多个发达国家政要轻描淡写，称“气候门”不会影响国际社会为遏制地球变暖所做的努力。“非主流”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声音很快便被淹没。发达国家的绝对主导权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完成工业化与城镇化，居民家庭总体上也实现了生活现代化，除了汽车尾气排放外，基本步入“低碳经济”的发展轨迹。
气候变化是自然科学问题，气候变化议题显然在自然科学之上，打上了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浓厚的道德色彩--人类生存。自然科学上的“可信度”与政治化与道德化成分，使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而且是变暖”的定论。在毫无疑问的前提下，西方大国高分贝吹响了集结号：“Let'sgo！”
气候变化触发“安全门”
“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无论是真是假，但是气候变化议题业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欧洲与美国已经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加以重视与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盘算经济账。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是欧盟。麦肯锡公司研究发现，在2030前，75%的温室气体减排可以通过现有技术和非技术措施实现，无需开发新的技术。但是，相关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手中。如果发达国家让渡这些技术，配备以适度资金援助或新的国际融资安排，气候变化问题即使是真的，也是可以解决的。
但是，将气候变化议题炒得热火朝天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要知道，标准是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收益来源，几个西欧发达国家80%以上的工作就是做国际标准化。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解决方案依托的是市场，由企业按照市场行为来解决技术与资金问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如果是真的，那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市场失灵”，然而发达国家的解决思路是依靠市场，匪夷所思。然而，这恰恰是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积极倡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动机，那就是他们要用“气候变化议题”来赚钱，而且是赚大钱。
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考量政治牌。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如果说欧盟主要是在算经济账，那么美国更侧重政治利益。美国国会曾拒绝批准1997年克林顿总统签订的《京都议定书》，理由是如果美国企业减少排放，它们必将陷入财务困境，整个美国经济因此将受影响。布什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一直消极，甚至认为“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是个伪命题。在民主党掌控国会与政府后，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无冕霸主，美国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高度重视，自然会对国际政治经济产生重大影响。2009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韦克斯曼－马基法案》，即《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ACESA），法案赋予政府对高能耗产品征收“碳关税”。如此，“在气候变化借口之下推进贸易保护主义”，为美国的经济霸权提供了一个新工具、新武器，而这个新武器指向中国的意图明显。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但是在斗争中不断增进联合，共同应对发展中大国的挑战。与此同时，不断努力分化瓦解发展中国家的联合：给一般发展中国家不设定减排义务，对非洲国家提供财政援助与技术转让（实际对非洲的资助迄今仅达到目标的1/10），而且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为穷国提供“卖碳”赚钱的好机会。而众多小岛与低洼国家也是由于担心灭顶之灾，极大的恐惧心理使他们无法认真理性应对气候变化议题，积极跟随与响应发达国家的倡议，向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施加减排压力。
西方大国掀起一股强大而持久的舆论攻势，在整个世界恐惧压倒了理智，道德淹没了质疑，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跟风而动。如今，世界末日就在眼前，欧美振臂高呼：政策都有了，措施都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立即行动起来。
或将掀翻中国经济快马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新兴市场，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总体处于被动地位。与诸多经济议题一样，西方大国设定与操纵气候变化议题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与以往诸如知识产权、金融开放等议题不同的是，气候变化议题这一经济安全“纬线”，涉及中国各类重要经济安全“经线”，对中国经济安全与社会发展将产生广泛与持久的影响，气候变化议题正在成为另一把悬挂在中国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中国经济安全的“经线”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产业中的主要行业。
第一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粮食、水、矿产资源的生产、储存、流转与消费。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物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矿产资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因此其安全形势相当严峻。
2007年1月，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六部门发布《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气候变化将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农牧业生产、水资源供需等影响显著，而且这些影响以负面为主，某些影响具有不可逆性。该报告默认的前提就是“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命题为真。
气候变化议题的设定，为跨国垄断资本炒作粮食、资源提供了极大理论与政策支持。2007-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美国与欧盟的生物燃料计划提供炒作背景，国际垄断资本尤其是“四大粮商”恶意投机所引发，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诸多国际重量级人士都尖锐指出，美欧生物燃料计划是不道德的，是反人类的。因此，美欧在生物燃料计划上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他们极力辩解，气候变化才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如今，气候变化“在科学上”似乎已被证实，在国际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因此未来美欧生物燃料计划与国际垄断资本的炒作可能会肆无忌惮。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一度使国际粮食市场高度紧张，国际垄断资本一直伺机炒作“中国因素”，气候变化议题无疑为中国粮食安全增添新风险。
气候变化议题直接导致一些河流下游国家对上游国家的不信任乃至敌视，为水而战充斥国际舆论。亚洲80%以上主要河流的源头在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中国水资源日趋紧张，自然会加快、加大对喜马拉雅/青藏高原地区水资源的利用，由此很有可能增加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矛盾。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中印边境调兵谴将，忙得不亦乐乎，就有媒体报道此举旨在向中国施加领土与水要求的压力。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二产业安全“经线”集中在制造业的竞争力。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业化与工业文明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阶段，对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尤其如此，强大的民族、强大的国家与强大的国防依赖强大的制造。
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发达国家主导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貌似公正合理，但实际上可能妨碍穷国的发展。2008年6月，国际人权政策理事会（ICHRP）发表报告指出：“卖给其它国家的每一个碳信用额度，都代表着本国基于碳的发展的机会流失。”
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但是，中国的高碳产品并非都由中国自己消费，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约30%是“转移排放”，实际上为许多发达国家承担了排放压力。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低碳经济”无比美妙，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成为延缓或掀翻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马索”。
气候变化议题触及第三产业安全“经线”集中于交通运输成本与金融发展机会。现代经济中，资源控制权、价格决定权与利润分配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而商品流通与金融业则扮演着关键角色。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国际经济竞争的现实，商业资本驱使产业资本，而金融资本又统领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在日益开放的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在商业资本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上具有绝对优势。迄今，中国的商品零售、物流、评级会计咨询等金融中介服务越来越多地为跨国垄断资本控制，在脆弱性基础上正在酝酿体系性风险。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毛利）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
气候变化及其议题直接有利于跨国垄断资本的扩张与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将世界引入一个充满急流、旋涡与险滩的水域，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还无法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的同时，又面临产业低碳化、经济绿化的重压，这将显著增加对保险、投资咨询、相关金融衍生产品等广泛金融需求。此外，各类金融中介服务及其标准都将面临一场新的革命，而在金融服务领域西方大国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几乎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气候变化及其议题将为发达国家开辟极其广阔的金融服务市场，却显著增加发展中国家生产、流通与服务成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肯定会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中衍生出的各种子议题进行金融炒作，劫掠发展中国家的财富。中国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且对西方高度依赖，因此必将面临更为不测的风险。
中国陷入两难境地
气候变化议题因为政治化与道德化，比气候变化本身更加复杂。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及其议题这一“疑难杂症”，需要非常高明的“医术”，需要综合应对战略，敷衍的策略正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就目前而言，气候变化议题已经使中国陷入两难境地，跟也不是，不跟也不是。
战略高度不够高。中国在求证“气候变化”真伪这一科学问题上近乎没有发言权，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对其复杂性认识不够，从而使中国总体陷入被动。
1997年，在围绕《京都议定书》重要规则形成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反对方和以欧盟为代表的支持方都曾通过承诺技术转让和经济援助来积极争取中国。尤其是美国为摆脱“孤立”而一直努力推销《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关系》来取代《京都议定书》。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在“无责一身轻”的思想下，中国选择了《京都议定书》支持方，给美国以重压，当初这被视为打击美国的一个很好的策略。然而，中国很快成为世界温室气体第一大排放国，美国由原来拒绝与反对转向积极支持乃至主导气候变化议题，美国极力要否决《京都议定书》给中国的“优惠安排”，美国反戈一击使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难以招架。
中国不仅是战略准备不足，而且技术与机制准备同样不足。中国人民大学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在电力、钢铁、交通、水泥、化工、建筑等重点行业、高耗能行业及通用技术领域中，未来低碳经济发展需要60余种关键技术支撑，而目前中国仍有42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中国在风能、太阳能设备生产上具有明显优势，但是关键技术主要来自西方。欧盟和美国手中却掌握着节能减排的高新技术和雄厚的资本优势。2005年欧盟就启动了排放交易机制，涉及的工业部门覆盖发电、供热、炼油、金属冶炼、造纸和其他高耗能企业。2006年欧盟委员会公布了《能源效率行动计划》，包括70多项高技术节能措施。发达国家正凭借这些领先技术以“错位竞争”的态势，在低碳经济领域应对新兴大国在传统经济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
社会广度不够广。欧美等西方国家花大气力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来自相关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在舆论导向下形成的强大民意基础。“人为导致气候变暖”尽管可能是“莫须有”的，但是社会宁可信其有，因此政府顺势推动，势如破竹。
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其议题挑战几乎一直是政府而且还是中央政府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由于沉迷于GDP增长的政绩，仍然一如既往引进各类形式外资，“科学发展”同样只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气候变化”往往只是少数领导偶尔用于点缀乏味报告、赶赶时髦而已，有高明者则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筐，将发展布局失当、经济决策失误等引发的环境问题纷纷装进“气候变化”。
在西方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当属企业，它们在节能减排的压力下，努力在低碳经济的倡议中寻找商机。在中国，企业“三军”（国有企业是主力军，民营企业是生力军，跨国企业是雇佣军）中，惟有跨国企业最先感知“春江水暖”，对气候变化议题以及相关的低碳经济发展敏感度较高。诸多国企和民企都将气候变化、低碳经济当作政府的事、遥远未来的事，坐等政府的优惠政策。
大众深度不够深。在西方，随着生活水平富足，人们对自然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环保意识越来越强，由工业文明迅速走向生态文明。在欧洲兴起一种“共用汽车合作社”（car-sharing），人们将各自购置的汽车放在一个合作社里合用，合作社对成员的所有汽车统一维护与保养，成员按照需要提前预约，并可使用不同品质的汽车。这从某种程度上减缓了由于私家车过多造成社会交通负荷沉重和资源相对闲置的问题。荷兰号称欧洲的“自行车王国”，城市中绝大多数职工上下班不用私人汽车，而是骑自行车或乘公共交通。北欧国家瑞典地广人稀，资源丰富，但是瑞典人十分注重生态文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及适当的住房消费。但是，人均资源短缺的中国，却选择了美国的发展模式--城市不断扩张、私家车拥有量大增以及享用大房子乃至豪华别墅。因此，中国应当借助气候变化议题与国际压力，来提高社会“节能减排”意识。例如，能否考虑在国内也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对豪华汽车、极宽敞住房或别墅、奢侈品等消费征收碳税，对城市非年老居民喂养宠物征收宠物税，定向用于中西部乡村的脱贫事业。
陷阱之五
碳交易：当心沦为西方“卖碳翁”
只许富翁排气，不准穷人放屁。2009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发达国家竟抛出“丹麦文本”协议草案，抛弃《京都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减排原则，赋予自己在未来谈判中有更大话语权与更高的排放额度。鉴于发达国家主要是工业国，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农牧业国，工厂排废气可获高额度，猪牛放屁只给低额度，因此这是一个“只许富翁排气，不准穷人放屁”的实施双重标准的不平等草案。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在所谓道德高地脚下却是发达国家精心布置的屠宰场、角斗场，发达国家政治家用“碳关税”驱赶着、垄断资本用“碳交易”牵引着发展中国家蜂拥而来。中国在国际碳交易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有沦为“卖碳翁”而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工具的风险。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最终只达成一项无法律约束的政治性协议，“后京都时代”减排框架仍不明朗，中国作为国际碳交易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角色变化仍未确定，但有沦为“卖碳翁”而成为发达国家廉价减排工具的风险不断增加。2012年之前的三年时间短暂且弥足珍贵，如何抓住眼前机遇窗口，摆脱被动尴尬的处境，为日益激烈的国际碳竞争打下良好基础，值得细致谋划与积极应对。
撩开“碳交易”的面纱
为迎接日益紧迫的挑战，国际社会在1992年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7年12月，《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与会代表达成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由于对地球温室气体存量影响的差异、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履行减排义务时所付出的代价不同，因此，《议定书》赋予各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完成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自工业化时代起所排放的每10吨二氧化碳中，约有7吨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因此《议定书》只给工业化国家制定了减排任务，对发展中国家没有相应的硬约束要求。但是，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约40%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当时没有批准《议定书》。2007年11月，新任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上任不到3小时，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至此，美国成了孤家寡人。
迄今，二氧化碳减排主要有三种技术方向和选择：一是以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不包括核能)等技术来替代化石能源技术；二是提高能效，进而通过减少能耗实现二氧化碳排放的削减；三是碳埋存及生物碳汇技术。按照《议定书》的减排目标，2012年前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在50亿~55亿吨，其中一半减排量由发达国家通过各类技术改进等方式“内部消化”，余下超过25亿吨则需要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先进技术或设备改造资金实现减排抵免，或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进行排放额度转让贸易来完成。
由此，便人为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实际上就是CDM市场。核心内容就是，有减排义务的国家，通过和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进行CDM项目合作，发达国家获得项目产生的全部或部分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用于履行其在《议定书》下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同时相关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额外的资金或先进的环境技术。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一经产生，成长迅速，如今在千亿美元左右规模。专家预测，未来这个市场的规模可达到2000亿~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中国有可能将占有该市场1/4的份额。
自《议定书》生效以来，国际上出现了名目众多的、专门从事碳交易的“碳基金”和公司。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企业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二氧化碳“减排权”主要由来自西方的“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使得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基金或公司可以从中赚取丰厚利润，每项交易差价往往比发展中国家出售的“减排权”还要高。因此，整个国际碳交易市场如今还是一个买方市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本来就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使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动与不利地位。
发达国家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一开始就有令人质疑的动机。如果“人类行为导致地球变暖”这一“科学共识”成立，那么地球变暖恰恰是“市场失灵”的最大、最直接后果，但是发达国家采用的“药方”竟然是采用“市场化手段”来遏制地球变暖、保护环境，并给各国设定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即所谓的“碳信用”），并允许配额的买卖赚钱。此外，成立以美元计价的“碳信用”期货交易市场--世界第一家碳股票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成立--以便随意进行价格操纵，如同石油等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现在发生的情况一样。发达国家将自己摆放在“拯救人类生存”的道德高地，但是不难看出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谋划与市场安排，在道德高地脚下是屠宰场、角斗场，政治家驱赶着、垄断资本正牵引着发展中国家蜂拥而来。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积极的欧盟，在技术转让与资金援助方面的态度却非常消极，它们不断以知识产权为借口，拒不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承诺。国际媒体早就披露，欧盟有意通过全球变暖议题，积极推动气候谈判，目的是增加其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对外出口。同时，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欧盟将自己现行的生态保护标准推广到全球其他地区，将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借以遏制其经济竞争力。目前，欧洲联盟与伞形国家（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地图连线形似一把雨伞）正积极着手2012年以后（即“后京都协议”）的二阶段碳排放的国际角力，而发展中国家尚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而且为更多地“卖碳”赚钱而相互杀价，相互指责。
国际碳交易市场热络
地球变暖，本是一个似是而非、见仁见智的话题，但是如今在西方强大舆论攻势下，怀疑论者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在地球变暖的“定理”下，全球人民行动起来了，在西方“一二一”的口令声中，调整参差不齐的步伐，以“拯救”人类的共同家园。由此，碳交易市场因理性抑或非理性而迅速热络繁荣，不能不让人感慨“无形之手”的巨大魔力。
碳交易发展态势逼人。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本身并不具有价值，不是自然可交易商品。1992年签署的《公约》及1997年通过的《议定书》为碳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以欧盟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对碳排放行为进行总量控制，导致碳排放权产生稀缺性，从而人为创造了一种有价资产。
2005年《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出现爆炸式增长，市场参与者从最初的国家、公共机构向私人企业及金融机构拓展。据国际排放交易协会统计，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市值为1263.5亿美元，比2007年翻了一番。
随着世界进入低碳时代，碳交易市场正日益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据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1500亿美元。据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报告预计，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将达到3.5万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低碳经济扩张方兴未艾，国际碳交易外延不断伸展，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正受到越来越紧的市场裹挟。首先，企业跨出国门将必须遵守发达东道国硬性约束，包括自身运营排放、上下游排放、产品使用排放三个层次的规定。在欧洲，碳排放正成为企业例行的风险管理项目，并对财务报表产生直接影响。瑞士再保险和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甚至拒绝为碳表现不良的企业提供服务。
其次，来自国际供应链的减排压力倒逼。发达国家已经建立起“低碳标准”，绿色供应链成为新的门槛。目前，沃尔玛已要求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碳足迹”验证，贴上不同颜色的碳标签，其中大部分供应商是在中国。大量原材料企业、制造商、物流商、零售商必须降低碳排放，否则将拿不到相关跨国公司的订单。
再次，碳治理成为国际金融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企业排放渐渐成为高管、机构投资者、保险业者密切关注的事务。2002年，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敦促公司主管把气候变化视为核心价值驱动力，董事会参与环境规划并监督公司碳责任。同年，英国修订退休基金披露法则，要求投资机构在选择、保留投资组合时，明确纳入社会、环境和道德考量。
碳交易市场纵横分裂。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并未形成统一市场。全球范围内共有20多个碳交易平台，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以及由此衍生出来期货与期权金融产品；二是产生实际减排效果的投资项目。
基于项目的碳交易市场是一级市场，涉及具体减排项目开发。发展中国家对一级市场的贡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08年，围绕发展中国家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交易规模为65亿美元，占全部一级市场的90%；围绕发达国家的“联合实施机制”（JI）交易金额仅为2.9亿美元。从供需结构来看，欧洲是主要需求方，2008年占据一级市场份额的80%以上。中国是CDM市场上的最大供应方，2008年占据CDM市场份额的84%，远远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基于配额的碳交易市场是二级市场，具有排放权价值发现的基础功能。受排放配额限制的国家和企业，通过购买碳交易单位来满足排放约束。配额多少与惩罚力度大小，影响着碳排放权价值的高低。据世界银行统计，2008年基于配额的市场交易额为920亿美元，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74%左右，规模远大于一级市场的72亿美元。
国际碳交易绝大多数集中于相关国家或区域内部，市场规则多种多样，发展程度参差不齐。不同市场之间难以直接跨市场交易，形成了国际碳交易市场高度分割的现状。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2005年成立时，碳交易总量仅为9400万吨，2008年已猛增至28亿吨，占全球碳交易总量的近60%。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欧盟27国实行“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是一个欧盟内部的强制减排配额市场。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第一家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2008年市场规模约为3亿美元。
碳交易金融化倾向突出。本质上讲，碳交易是一种紧密联系绿色实体经济的金融活动。通过碳交易，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向企业或项目，推动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碳金融交易既包括排放权交易市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各种衍生产品交易。
碳排放权成为继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的一个全新的国际价值符号，“碳货币”体系竞争悄然成型，各经济大国纷纷争当碳交易的主导货币。国际货币霸权崛起，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能源的计价与结算紧密绑定在一起的。从19世纪“煤炭-英镑”、20世纪“石油-美元”，再到今天的“碳排放-X元”，演绎出国际主导货币依托能源贸易崛起的一贯路径。欧元在碳货币领域已抢占先机，在全球碳交易配额或项目市场都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日元开始发力，澳元、加元都具备提升空间。如美国会最终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又称《瓦克斯曼-马基法案》），美元在碳交易领域的话语权也将大大加强。
碳排放权还进一步衍生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如碳减排期货、期权等。碳金融衍生品已经成为金融市场的新贵，未来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可能会超过任何金融产品。首先，碳资产备受私人金融资本青睐。自2004年以后，私人资本开始大举投资减排项目，截止2007年底，私人资本主导的基金数量超过了政府机构或组织主导的基金，如挪威碳点公司、欧洲碳基金等都非常活跃。
碳交易指数成为金融市场一个重要指标。2008年，纽约-泛欧交易所推出低碳100欧洲指数，成为第一个有低碳排放记录的欧洲公司指数。金融市场更以此为基础，创建了碳指数交易基金（ETF），如巴黎银行EasyETF，就是在纽约-泛欧指数基础上建立的指数交易基金。
另外，传统银行业积极参与碳金融创新。商业银行参与碳金融的常见途径是，为碳交易提供中介服务。之后，逐渐发展出多种形式，包括设计各种碳金融零售产品，以及为企业直接提供相关融资服务等。
国际角力日酣，中国何为？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中国在传统污染问题（空气、水、酸雨、土壤、海域等污染）依旧十分严峻的态势下，温室气体排放等新型污染也在迅速增加。
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是，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化，使得二氧化碳排放增量迅速，未来十年内势必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西方有报道渲染，中国如今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头号碳排放国。
中国“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因此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政府不但要承担各种各样的国内责任，如今扑面而来的是多种多样的国际责任，减少碳排放只是新增加的一种。
在《议定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如今仍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是，中国要捍卫这种权利，已经越来越不轻松。首先，美国一直将中国作为它拒绝《议定书》的“挡箭牌”，布什政府就认为，不对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设置控制标准是不公平的。其次，2006年8月，巴西推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面设计方案（《圣保罗案文》），呼吁限制中国在CDM市场的发展，认为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在中国尚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人口之时，逼迫中国提前进入“买碳”行列。
更值得关注的是，奥巴马政府一改前任在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以高姿态积极介入。明确提出以优先发展清洁能源、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为内容的绿色能源战略。5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与能源安全法案》，确立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管制和交易”制度已在预料之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排放限制会变得日益严厉。因此，可以预期，一旦美国采取行动，世界多国将仿效美国的做法。而拒绝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将面临制裁。
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在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实施温室气体强制减排措施，那么美国将征收碳关税(CarbonTariff)，这将有助于公平竞争。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欧盟一直积极倡导，对未遵守《议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西方已经着手“后京都时代”的国际竞争战略布局。
那么，中国为此做了些什么？2008年4月，美国国际集团（AIG）宣布，将注资400万美元于中国和美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用于补偿该公司2006年业务部门所排放的62万吨温室气体总量，其中200万美元将投资在中国新疆和四川的农村，并将碳减排的补偿额度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注册，并被封存。中国官员非常高兴，“通过使用沼气减少氮肥和机械使用的四川60万户农民参与该交易”，“要让农民知道，除了农产品，还可以卖碳排放指标”。当中国还在乐颠颠地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
不仅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
由于中国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产品在总出口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持续上升是因为相关产品出口的不断增加。
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当年一次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但是，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了三四百元，如此相较于美国，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所在。但是，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的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碳关税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此外，依照《圣保罗案文》，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中国将由“卖碳”者变为“买碳”者，企业的利润由此将被大量分流。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相关部门提出了遥远的、或者说不切实际的超主权货币，恰好给西方正在酝酿的碳货币本位的推出提供契机。由此，中国可能将在“美元陷阱”与“金融陷阱”中越陷越深。
全球气候变暖，增进国际合作，发展低碳经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已逐渐成为世界共识。对中国而言，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发展低碳经济既是中国负责任形象的展示，也是中国在经济风险增加的背景下，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机遇所在。但是，中国的行动应当更具战略眼光，在关注天空的同时，应当密切留意脚下，避免落入西方的新陷阱。
第二部分 美国制造的谎言
美国制造的谎言
谎言重复一千句，就会成为真理。美国有超群的经济实力，有压倒性的军事实力，有强大的“软实力”，如今克林顿“巧妇”在“无米”或“少米”的情形下有又玩起了“巧实力”。因此，美国强权不可一世，他说话，世界都要认真倾听，不需要重复，而强权就是真理，美国发声当然句句是真理。
“美国制造”是优质资产。美国制造的航天飞机、电子对撞机、超大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复杂、精湛世界一流；F16、阿帕奇、集束炸弹等杀人武器，样式、效率世界一流；美国石油、稀土等资源丰富，品位高、易开采世界一流；美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世界一流；这些都是“美国制造”，但是美国人很少对外推销，奇货可居，想买还不一定卖给你。
相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国际社会兜售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CDO与迷你债券、民主与人权以及自由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美国制造”。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属于“半垃圾”食品与饮料，在美国常常用来派发给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充饥；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多半在宣扬美国的追求感官效果、内容浅薄、惟我独尊的文化快餐；CDO与迷你债券就是“金融毒品”、“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直接制造出国际金融动荡与世界经济危机；民主与人权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奢侈品”与“兴奋剂”，南亚、拉美与非洲国家因服用导致社会持久动荡，有的甚至被美国贴上“失败国家”的标签。
自由资本主义纯粹属于强买强卖。美国为推销自由主义，通过各类NGO为发展中国家培养、输送信奉自由主义的人才，乘发展中国家经济之危通过国际组织或自己的援助，间接或直接要求受援国实施自由主义，更为甚者通过支持目标国发动颜色革命或军事政变（如在智利、巴西、阿根廷与乌拉圭等国）直接输送自由主义。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的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与持续发展。美国经济社会长期为大企业、大资本垄断，自由市场、自由竞争、自由经营早就无影无踪，只是以“概念”形式存在于媒体与书本之中，官僚与学阀的口头之上，但是美国硬是要将它推销给世界，为美国资本于全球扩张铺平道路。然而，此遭金融危机袭击，在火烧眉毛的情势下，美国完全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概念与遮羞布。“己所不欲，硬施于人”的实质大白天下。
美国是当今世界超一流国家，经济、科技、军事、政治与外交等多种力量使世界诸国难以望其向背，美国所能制造的远远超乎世人的想象，而美国所做的比他所说的要多得多。世人要认清美国这个庞然大物，不能听他所说的，而应当更细致地观察他所做的。
美国制造了诸多大规模恐怖事件。被公认的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当代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之一的乔姆茨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在美国遭受911恐怖攻击后，乔姆茨基在接受采访时分析，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在90年代于中美洲发动侵略战争，四个国家遭受蹂躏，留下20万肢体不全的居民），征服了夏威夷与菲律宾。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的残暴统治长期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包括1988年用毒气残杀库尔德人。“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
美国政策制造了“9．11事件”。“9．11事件”是美国政策的产物，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滥用武力，肆意欺负巴勒斯坦人；觊觎中东石油财富，长期驻军沙特阿拉伯，这个伊斯兰中最神圣人物的故乡；美国推行的全球化以及美国文化严重冲击伊斯兰社会与文化，造成伊斯兰社会的严重分裂；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长期支持阿拉伯那些腐败的、压迫性政权；侵略伊拉克，滥杀那里的人民（至少有100万平民与50万儿童死亡），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1996年5月11日，美国时任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美国的对外经济制裁在相关国家共造成150万人死亡，其中有50万儿童，这是值得值得付出的代价。乔姆茨基认为，如果说美国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那就只有在无视这个国家及其盟国的历史记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美国亲手制造了本•拉登以及恐怖组织“魔鬼”。本•拉登这一“魔鬼”，实际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培育出来的。美国当年“出于某种高尚的目的”，将苏联拖入“阿富汗陷阱”，也就是诱使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选择在沙特阿拉伯招募、武装和训练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然后源源不断地派送到阿富汗与苏联周旋。布热津斯基一直将这个“陷阱”当作自己的得意之作而四处炫耀。当塞尔维亚与美国站在一边时，美国曾经公开谴责科索沃解放军为“恐怖组织”，但是当美国改变塞尔维亚政策后，美国则将科索沃解放军称为“自由战士”。在此，美国的价值观又是错乱的，美国制造了这些“魔鬼”，只要为美国服务，就认为它们是正当的而给予支持，如今不为美国服务，与美国为敌，就施加“魔鬼”的恶名。
美国不断制造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可以是思想与意识形态上，也可以是经济利益上，甚至可以直接是军事上。如此以便美国浑水摸鱼，或从双方对立与冲突中渔翁得利。在当今国际，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希望寻求真正的独立，或者在美国和西方之外寻找新的发展路径，那么美国就会自动给其贴上“共产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的标签。中国的右翼很好地继承这个衣钵，在时下中国凡是伸张国家利益或甚至与新自由主义观点相背的，都会被贴上“左派”与“保守”或“民族主义”的标签。为动员徘徊犹豫的民众，美国的一贯而成功的做法就是要明确树立一个让民众害怕的“邪恶敌人”。“9．11事件”后，美国打出的赤裸裸的口号就是“或加入我们，或面临毁灭”，在制造认同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立。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起强势话语权，把美国的这些不人道、霸道的行径粉饰为正义或正当的行为，或编制一套类似“文明冲突”的理论加以模糊。中国国内也有诸多美国的帮腔学者（中国民间喜欢称他们为“美国鹦鹉”）努力替美国说话，强调美国的行为对于维护世界秩序是必须的，美国作为“世界警察”是必要的，一旦美国放弃“世界警察”，或甚至走向“孤立主义”，那么国际社会将无所适从，这个世界会更加混乱。这种逻辑推理其实并不陌生，现代医学有个奇异的心理疾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2004年美国制作发行了一部电影叫《谍影迷魂》，影片的讲述的是美国政客为窃取国家权力、谋取总统大位，与相关财团勾结，将一种芯片植入政治明星等相关人士的身体，通过遥控，一方面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进行洗脑，使其丧失原有的记忆与独立的思维；另一方面可以对被植入芯片的人士发出指令，使其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无条件地执行任何任务。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恢复接触尤其是1979年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帮助中国生产了一大批精英，这当中是否有“芯片精英”不敢断然肯定，但是替美国人说话、帮美国人做事的不在少数，而且还越来越多，势头越来越大。
世纪金融大危机是美国经济精英的贪婪一手造成，美国金融机构沉沦与美国经济受挫咎由自取，但是中国等诸多国家也遭受了态势愈发严重的池鱼之殃，经济形势严峻，社会矛盾突出。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在中国竟然掀起一股强大声浪：“救美国等于救中国！”、“我们不救美国，谁救美国？”如此，才有今日被深度套牢，经济遭遇寒冬，外汇资产大幅缩水，而且还将持续被蒸发。如今，等到美国危机渐渐平息，经济趋于稳定，美国纠集西方同盟对华发动一个接一个贸易战，一招比一招狠毒，尽朝中国“要命的地方”踢，而且在发动贸易战的同时，敲打“人民币升值”的大棒又重新抡起。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之间活脱脱演绎了一个“农夫和蛇”、“东郭先生和狼”的童话之现代板，谁之过？！
谎言之一
美国制造：高--精--尖？
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酝酿许久的暴风骤雨瞬间降临。次级贷款证券化，一个地地道道的由美国本土研究制造，利用现代营销手段向世界推而广之。危机爆发后，诸多持有这类“美国制造”的遍及世界的投资机构，一网打尽，纷纷被拖入金融泥沼。
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无不是经过质量检验合格而投放市场的，根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SIFMA）公布的资料，从2001年到2007年美国将大约27万美元的金融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而研制与检验这些产品的机构都是政府认可的，政府的监管机构对相关次级产品的参杂使假早就心知肚明，因此是美国政府在变相发放行骗执照，在纵容华尔街银行家骗取世界各国钱财。
但是，与实体经济的“美国制造”不同的是，金融衍生品不只是普通商品，也不是一般的“双刃剑”，而是一种金融怪物，一种“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以，当这一“大规模杀伤武器”被引爆后，不仅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也杀伤了美国，破灭了“美国制造”的“高精尖”的神化。可惜的是，举世皆醒，惟我独醉，中国依旧像一个巨大的海绵在无限吸取美国制造的“优质资产”--美国债券。
“美国制造”了诸多“高精尖”的产品，不仅能制造电脑、互联网与波音飞机，也能制造B52与集束炸弹；不仅制造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制造“国际标准”与国际秩序，同时也制造贴上美国标签的“民主”与“自由”，制造“有毒债券”、“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与国际动荡。过去，美国以其独有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以至毁灭人类。
美国创新已走火入魔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头羊”，是因为美国强而有力的创新，长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科技领先是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直到上世纪末，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吸引国际资本持续流向美国，而且由广大发展中国家逆向流动到美国。这实际就是“向不可能挑战”，因为资本总是向能够提供更高回报的地方流动。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也低；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经济增长率高，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高。水向低处流，人向高处走，资本应当是从低回报的地方流向高回报的地方，也即从发达国家、从美国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护美元地位、维护美国金融霸权，美国需要国际资本逆相流动。金融创新就是因应这一“向不可能挑战”的需要。通过金融创新，创造出大量能提供高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承担金融创新重任同时也是承担美元霸权、美国金融霸权重任的就是华尔街。
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与一般科技创新的重大区别在于，首先要打破道德底线，模糊创新与欺诈的界线。这也就是“金融大鳄”索罗斯所反复强调的“金融领域没有道德”的真谛所在。因此，华尔街的职能演变（从提供金融服务到积极推动金融创新）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美国霸权需要的必然。其中，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发展应是推动华尔街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因，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则又加速美国社会经济向虚拟化方向发展。而美国金融当局放松对华尔街的监管，其实就是纵容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以因应美国霸权的需要。
透过华尔街的演变即可推知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远远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是努力发展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多种且数额巨大的金融衍生产品，其中多数产品流动性很低，没有市场，无法依靠市场定价，只能按照模型或者管理层来设定价格，因此隐藏巨大金融风险。此外，各类金融衍生品都竟相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由于资源过多流向金融领域，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战后的约40%到现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战后的约5%升到现在50%左右。国民经济严重虚拟化，导致头重脚轻，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经济鸦片”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申请加入WTO以来，美国（不是人民而且是垄断资本及其寡头）利用中国“钱多，人傻”，不断向中国推销“经济鸦片”，有的近乎就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开放。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但在被政治化与范式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发明新自由主义后，宣传的多，使用的少，如美国金融市场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而取得很好业绩的难上加难。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华盛顿共识”。
在美国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金融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在中国，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早就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而占据着高校的经济学讲堂，如此影响的不仅是几代学生，还有很多官员与商人，因为中国各大高校也与美国高校一样早就世俗化与市场化，招纳社会“成功人士”（官员与企业主），举办各类进修班，兜售的尽是新自由主义。当然，官员与（国有）企业家不仅在本土进行自由主义“自我升造”，而且还被有组织输送到美国自由主义大本营“集体锻造”。
某高级领导在一个县市长学习班发表训话，特意向学员“隆重推荐”他所见过“最好的书”--《世界是平的》。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泛滥、不顾一切努力“与国际接轨”，拼命引进外资而且给予“超国民待遇”的重要思想与组织根源。如此，在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媒界、部分政界纷纷以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代替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国在一些领域的不均衡开放（对外开放但不对内开放）、定向开放（只对一些发达国家开放）、不对等开放（中国对外国开放，而外国不对中国开放）由此盛行。
国际责任与世界经济失衡。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经济危机一样，其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场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现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但是，美国抛出了所谓“世界经济失衡论”，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众多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美国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o多恩直截了当，“金融危机祸起中国”。
其实，“失衡论”理论依据就是“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而“两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但是，美国的“歪理邪说”得到了中国主流学者热烈附和与追捧，“失衡论”在中国大兴其道。美国及其代理人、代言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隐藏在“失衡论”背后的是“中国责任论”，即中国理当继续增加持有美元债券，救美国就等于救自己，就等于救世界，就等于赎买因世界经济失衡而引发金融大危机的“罪恶”。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美国金融创新，创造出了系列金融怪物，对中国诸多投资者而言很多都是陌生的，如CDO、CDS等，尽管也给我们一些争抢着与国际接轨的机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如某金融机构一次资产减记就高达90多亿美元。但是，大多数企业与投资者都是以“隔岸观火”的心态看待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危机。然而，正如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所言，这场灾难性的危机不会有一个赢家。
自2008年10月份以来，媒体陆续披露众多中资企业与大陆富豪，因为套期保值或委托理财，而陷入巨额亏损的困境。中信泰富亏损186亿港元，东方航空亏损62亿元，几乎都是他们在2008年的全部利润。国资委披露，至少有28家国企涉足衍生产品业务，损失惨重，境外专家估计在千亿元以上。更为惨重的是各类富豪，由于怕被讥讽嘲笑，怕被质疑财产来路，怕被追究违规挪钱到境外投资，因此巨亏之后还不敢对外伸张，哑巴吃黄连。也有境外人士估计，富豪损失更为巨大，当在成千上万亿计。
在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中，一种取其谐音称做“Iwillkillyoulater”（我以后杀死你）的Accumulator（累计期权）的产品，被设计得异常复杂诡秘。依照西方的规则，结构性产品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不可以卖给非专业投资者。Accumulator是一种结构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就连很多专业投资者也不甚清楚其风险如何控制、价格如何确定。有专家分析，Accumulator近乎是“专门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设计的金融鸦片”，鸦片当初就是由西方发明，但不允许在西方出售。如今，美国人设计出Accumulator之类的金融衍生品，严格限制在美国销售，但是可以经由香港的分支机构销售给中国人。购买Accumulator的不只是中信泰富，众多中资企业、无数大陆富豪，都购买了与Accumulator相关的产品。由此使相关中资企业与大陆富豪陷入“对赌”陷阱，损失惨重，有的血本无归。
当然，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东西还很多，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一个典型的“芯片精英”移植、洗脑培训班），有“中美经济共生”与“同舟共济”，有“战略经济对话”、G2以及Chimerica，有“人民币汇率低估”和“负责任大国”，等等，而且针对中国钱多、人傻，美国还在不断为中国人制造更新奇的产品。
美国吆喝什么，中国就买什么
钱多人傻的中国人不断被忽悠，美国人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对“美国制造”的迷信缘于一个简单的思路--“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相关学者曾为之界定为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对美元的迷信。在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那里，认为美国国力强大，美元与美元资产无可替代。美国力量的确非常强大，以至于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对美国构成有效制约、制衡的力量，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更易于倾向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
其实，美元就是一种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绿色的纸张，是一种电子符号。在金本位与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国金融当局受到黄金的约束，或受到“克里芬难题”的约束，发行货币还是比较谨慎。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无拘无束，大肆印制与发行美元，令美元泛滥成灾，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金融市场趋于动荡。
相对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国债无论是总债务还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美元的风险不仅在于美国的偿债能力，而且还在于美国的偿债意愿。双赤字制约美国的还债能力，而美国霸权“制约”了美国的还债意愿。美元贬值是美国还债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于对美元的迷信，使我们丧失了理性思维，违背经济常识，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外储的70%投资于美国债券，如今使中国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尚未觉悟，继续像吸食鸦片一样，不断增持美国债券。
对美元资产的迷信。国际金融危机的警报并未解除，世界经济的衰退仍在持续。中国的相关高官与高管仍然认为，持有美元资产要比其他货币资产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实，美国当局急功近利，不断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于眼前利益，当局往往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会为未来埋下一个更大的问题的隐患。目前，美国为解决信贷危机，拼命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由此极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机与财政危机。尤其是美元“硬着陆”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的一些财金高官与高管总想有点作为，总想到美国那里“有所作为”，捞点什么。先是抄底，结果抄到半山腰，搭进去诸多银子。后来，又萌发奇想，吸引那里的“人才”。要知道华尔街的人才主要是些什么货色，这些不讲道德、失去诚信的“人才”搞乱了美国，我们不拘一格引进，恰如引狼入室，未来要搞乱中国。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买美国债券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应买美国的优质资产，如美国的土地、企业、科研机构等等，所有的视线都离不开美国。实际上，美国早已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安排，使得中国只能买国债、机构债这些“有毒”资产，只能买美国IMB个人电脑业务以及“悍马”这样的“包袱”资产。这就是《超限战》作者乔良将军所提出的“聪明的请回答我，为什么会有'中国美元'与'美国美元'的区分？”其实，世界舞台很广阔，投资对象众多，为何偏偏要在美国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无他，中毒太深了！
对美国机构的迷信。世纪金融大危机，使美国金融机构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或从“两房”那里取得“抵押担保证券”（MBS）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从中赚取巨额佣金与分红。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7年华尔街高管奖金总额高达400亿美元，而金融风暴肆虐的2008年华尔街高管的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当国际投资者因华尔街的“缺德产品”而损失惨重、欲哭无泪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依旧在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为此做了精辟的总结：“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金融只讲规则，不讲道德”不只是索罗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华尔街共识”。世纪金融大危机清晰展示，美国金融机构只有利益的引擎，没有道德的舵盘，大船航向何处，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中国财经界的一些人士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情有独钟，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说英语的白种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进、产品科技含量高、财源滚滚等等。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国金融要是被美国机构接管了，象墨西哥那样，就能实现金融稳定了。所以，一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开放，这些机构的高管与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直是中国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狼、鳄、鲨的本性认识远远不足，不仅认识不足，而且还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融资顾问以及评级、审计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机构。中国有关部门还规定，中资机构必须通过外资金融机构购买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五矿、株冶、国储铜与中航油都因监管机构的指引与自己的恶性投机而出现巨亏的惨痛教训。
对美国以及美国思想的迷信。对美元的迷信、美元资产的迷信、美国机构的迷信实际就是对美国的迷信、对美国思想的迷信、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信。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一些国际会议、会展、商贸洽谈，以请到说英语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为成功标志，如此通常日本人、新加坡人等黑头发、黄皮肤的也是不太受欢迎的。个别部门领导“习惯”用英文给属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欢的、英文不好的属下，研讨、会议不论规模大小，是否是国际会议，只要有美国人在场，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英文。
清华大学的学生质问来校演讲的克林顿前总统义正辞严，但是过后去美国跑得比谁都快。某诺贝尔奖获得者，2005年来中国在人民大会堂鼓吹他的“世界货币”，五年后来北京中国大饭店演讲还是那套东西，连演示课件似乎都未多少改变，即便如此，台上台下的经济学者都在洗耳恭听。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垄断着中国高校的经济讲坛，还部分主导着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他们一直在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孜孜不倦地“以美为师”。
新自由主义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恶果：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日趋外资化，中资企业被不断边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讲求礼仪、注重伦理与弘扬道德的中国人，越来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残童现象”、“黑砖窑事件”、“毒奶粉风暴”等等挑战中华乃至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骇人听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的广大民众利益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严重挫伤民族产业，重创民族品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金融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
谎言之二
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
2009年3月，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的情形下，我某金融主管部门发布《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总体上保持安全。这个报告一发布立即引来广泛的质疑，不仅美国人民笑了，世界人民都笑了，连该部门的人自己也窃笑，中国决策者与老百姓太好糊弄了。美国在主观上不愿“强势美元”、在客观上无法维持“强势美元”，“强势美元”早就成为“皇帝的新衣”，一个连小孩子都能看穿的把戏。
中国将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投资于美元资产，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强势美元”，美元唯有“强势”，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才有保障。中国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实际隐含的前提也是“强势美元”，美元强势为中国外贸赢得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然而，“强势美元”早就不在了，中国外汇储备早就在而且还会持续大幅度缩水。美国要恢复实体经济、增加就业、增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势必要在对华经贸与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大做文章，市场保护与施压人民币升值会日益明显。中国人是否想过，“我们支持美国人是以掉脑袋为代价的”。
在美元跌跌不休的情势下，美国财经高官甚至连奥巴马总统本人都在不断重复一个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底气，甚至根本就不相信的陈词滥调--支持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依照国内相关集团利益最大化、国家利益最优化来确定美元汇率。如今，强势美元不再而弱势美元重现，这不仅是美国政府的主观选择，更多的是世界局势的客观使然。那些央求美国政府保证美元资产安全的债权人，不仅出于无奈，恐怕也有几分无知。
最大最久的货币操纵国
金融利益集团需要“强势美元”。战后，美国利用“美元荒”，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制造美元强势，高估美元币值，即有意抬高美元对黄金兑价（35美元兑1盎司黄金），以此廉价利用世界资源，便利吸取世界财富。但是与此同时，美元高估严重不利美国出口，美国产品越来越缺乏竞争力，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国际收支失衡日趋严重。这反过来削弱美元稳定与强势的基础，最终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强势美元”主要是伴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执而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强势在给美国坐享其成的同时，也加速美国经济结构软化、虚拟化，即在美国的国民经济统计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由此也不断强化金融利益集团（集中于华尔街）对国家决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影响力。美元强势虽然不利于美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但是能够吸引国际资本，有利于金融市场的繁荣，金融利益集团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美国金融利益集团需要“强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代表制造业的商务部与代表金融业的财政部就美元走势问题争吵不休。1994年夏，当时的财政部副部长阿特曼把贸易代表凯特、商务部长布朗与财政部长萨默斯之间的争执称为“强势美元政策”之争，“强势美元政策”即由此而得名。1995年初，原高盛公司总裁鲁宾出任财政部长，他充分利用财长权力与个人魅力，说服华府公开支持美元升值，强势美元政策自此确立。鲁宾将他的观点浓缩为一句话：强势美元政策符合美国的利益。
从1995年到2001年，美元汇率一直保持强势。强势美元为这一阶段美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900亿美元，但是到1998年实现了收支平衡。这是因为强势美元吸引国际资金持续不断流入，压低了借贷利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从而鼓励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由此增加财政收入；强势美元吸引资金流入，活跃了美国股市，有利于创业投资，为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提供了支持；强势美元有助于维护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还可以带来丰厚的铸币税收益，因为每个美元（有印刷美元与电子美元）的综合生产成本不足一美分，在全球流通的数万亿美元中，有70%在美国以外的国家流通，美国每年由此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善意忽视”政策的呼出。强势美元政策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币值高估产生的负面效应，即令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受到了严重冲击。为降低生产成本，诸多制造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服务企业外包也日益盛行，失业率不断提高，美国产业加速空心化，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加剧，1991-2000年的10年间，在美国的新增GDP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只有5%左右。如今，美国制造业已经萎缩到只占其GDP的11%。强势美元政策造成的负面效应越显著，在美国国内遭遇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的反弹力度也越激烈，实行弱势美元的政策要求也就越大。随着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博弈力量的消长，美国的货币政策最终也出现调整。
在调整货币政策转换强弱美元之间，美国政府创造性地使用了一个词汇，叫“善意忽视”(benignneglect)。在“善意忽视”政策的作用下，自2002年初开始，美元表现一直疲软，步入了长达7年的下滑之路。美国政界反复强调：美元汇率的下跌完全是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的。这足以显示，美国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得心应手，美元的强弱完全依赖美国的时断需要。
无可奈何花落去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利益集团，城头变换大王旗，以制造、贸易以及劳工团体为基础的民主党翻身执政，由于要兑现竞选时开出的增加劳工就业、扶植制造企业的承诺，因此弱势美元便成为奥巴马政府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而金融利益集团之所以能够向弱势美元低头，不仅仅他们是真正的危机祸首，广受谴责的贪婪，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美元大幅贬值中获得实际赖帐的好处。当然，美国政府改弦易辙，抛弃强势美元，除了主观选择外，其实更多的是客观使然。
美国长期以来大手大脚，借债度日，日积月累使外债占美国GDP比例不断上升。2007年，美国的外债数额达到GDP的30%以上，相当于拉美发展中国家在1982年爆发债务危机前的债务水平。目前，美国国债总量已逼近13万亿美元，与GDP的比例已经接近100%，远远超过了60%的风险警戒线。成功预言这次金融风暴的纽约大学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预言，美国债务泥足深陷，相信在数年内美债会增加4-5万亿美元，未来2-4年内美国主权评级会被调降。IMF预计，2010年美国债务将增至GDP的98%，较英国73%还高。而英国已被评级公司降级，美国结果如何世人拭目以待。也许评级公司出于压力不敢调低美国评级，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危机。犹如体温计坏了，并不代表病人没发高烧。美国的债务评级可以再次直接检验美国的评级机构是否客观公正。
自欧元流通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从2001年1：0.82的低点上升到2008年1：1.50的高点，欧元走势总体强劲。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2009年第一季度末，全球共有6.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认的外汇储备有4.1万亿，其中美元占64.1%，欧元占26.3%，英镑和日元分别占4.4%和2.5%。仅有10年历史的欧元如今对美元构成越来越强劲的挑战，美元与欧元在国际储备、贸易计价结算中的比重仍将持续此消彼长。相对于美元，欧元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支撑欧元的黄金储备高于美元；欧元区外部逆差规模较小；欧元区将控制通货膨胀置于经济目标首位，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更加稳健。这些因素抵消了欧元其他僵硬的弱点，使得2002年来欧元相对于美元不断走强，成为国际资本规避美元风险的主要工具之一。此外，作为天然货币的黄金直接以不断贬值的美元计价，黄金对美元构成的压力空前。
越来越多的国家、投资者对美元的稳定性产生怀疑，对“强势美元”政策产生怀疑，对美国的信任产生怀疑。“强势美元”政策的创始者鲁宾在任财长期间，从未就代表美元强势或弱势的具体价位作出任何暗示，“强势美元”政策的内容从来未被明确定义，具体的实施手段和工具也无从谈起。自鲁宾之后，萨默斯、奥尼尔、斯诺乃至盖特纳等，没有任何一位美国财长愿意而且能够提供一个前后连贯的解释。而美国政府通常也是在美元出现贬值而令市场怀疑时，抛出“强势美元”政策，以此向公众表明政府态度，增强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此次金融危机，美联储“从直升机投掷下来大量钞票”，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实质就是将财政赤字直接货币化，由此必然导致美元“冥钞化”，只会令到美元的信用破产，加速世界对美元信心的萎缩。美元大势已去，“强势美元”只不过是一句“空话”。有末日博士之称的麦嘉华（MarcFaber）直言不讳，美国政府滥印钞票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庞氏骗局。
如今与未来，美元持续贬值，国际社会都不愿持有美元，不仅不愿意持有而且都在努力抛弃美元。海湾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玻利瓦尔美洲联盟等都在谋划自己的区域货币，海合会明确将以“海元”计价、结算石油，美洲联盟要用“苏克雷”主导美国经济后院。美元奠定在国际贸易中的基础地位就是石油以美元计价、结算，以“海元”替代美元，无异于釜底抽薪，等同宣判美元死刑，即便不是立即执行，也是死缓。此外，俄罗斯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用区域货币结算，日本促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劲头日益高涨，而欧元争取阳光下的地盘一刻都没有停止，不断蚕食着美元占据的领地。就连经常被世人遗忘的非洲大陆，区域化货币呼声也日益高涨。美元安魂曲已在全世界响起。
暴风雨就要来了，美元危机真的就要来了。预测美元贬值乃至崩溃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中，有比较谨慎的如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他在2009年10月表示，美元兑欧元未来2-5年将继续下跌，跌幅最大可能达到20%，并创欧元1999年推出以来的纪录新低。而最劲爆的算是罗杰斯的预言，这位传奇投资人在2008年12月美元大幅反弹之际曾大胆预言“美元或许在未来几年中将贬值90%”。如今，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可控下滑”，防止美元贬值失控，甚至崩溃。
大中华区与美元一同沉没？
如今，世人往往被美国的“强势美元”所鼓惑，而历史上，美国多次通过“弱势美元”来转嫁或抵御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混乱不堪，令诸多经济强国不战而屈。1929-1933年经济遭遇大萧条，美国将美元贬值了70%，引发各国间汇率大战，世界经济陷入一片混乱。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对其他主要货币大幅贬值，世界经济出现严重滞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迫使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接受美元大幅贬值，日本经济因此陷入十年低迷。如今，美国的“弱势美元”政策祭出，击倒的又会是谁呢？
中国将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保持在2/3以上，所依赖的前提就是“强势美元”，美元唯有“强势”中国外汇储备安全才有保障。行在2009年3月发布的《2008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内指出，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总体上保持安全。报告结论恐怕连发布者自己私下都不以为然。美国在主观上不愿“强势美元”、在客观上无法维持“强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缩水而且是大幅度缩水已成定局。据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分析数据，1971-2009年美元对黄金贬值了约97%，仅按美元对人民币贬值幅度估算，2005年至今（2009年底）已使中国损失约2600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坚持认为，中国在美国投资损失最终恐达20％-30％。2009年9月，《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中国将很后悔累积下这么庞大的美元储备，但中国理应承受责任，因为一直都有人在劝止购买美债。
中国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实际隐含的前提也是“强势美元”，美元强势为中国对外贸易赢得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强势美元”可以增强与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美元有市场，美元币值稳定，中国对外贸易即可顺利开展，放心用美元计价、结算。然而，环顾当今世界，经济大国中死心塌地绑定美元的，真的是寥寥无几，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明修栈道，或暗渡陈仓，或直接挑战美元，或侵蚀美元基础，都惟恐避之而不及。中国一方面在外汇储备上持续持有甚至不断增持美元资产，实际就是直接支持美元；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上（特别是在周边国家与地区）积极推动用人民币结算，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实际就是在抛弃美元，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十分矛盾的，而且对自己也是十分危险的。
美元不再强势，直接冲击的还有香港联系汇率制度。香港从1983年开始实施联系汇率制度，港元兑换美元锁定在7.8：1，而且香港实行的是殖民时代遗留的货币局制度，实质就是放弃了自主货币政策，接受美联储的政策调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这种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缺陷，香港学界、商界与政界都有要求改革联系汇率制度的呼声。但是，由于中国大陆将人民币钉住美元，实质强化了香港联系汇率制度，更加约束了香港改革汇率制度的意愿与能力。美元不再强势，而且大幅度贬值，直接冲击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在这个制度覆盖下的香港经济。
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台币相对于人民币与港元，对美元更加富有弹性，但是近年来随着两岸三地经济往来的日益密切，尤其是台湾与大陆经济往来的密切，台湾对大陆经济的依赖比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更高，台币对美元的汇价波动也因为人民币钉住美元以及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的约束而日益缺乏弹性。两岸三地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实际就是直接吸纳了美国过剩的流动性。而且联系汇率与钉住政策，直接承担了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不良后果，分担美国的通货膨胀。由于实体经济仍处于危机或收缩状态，而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错位，国际金融市场渐趋一体化，通货膨胀直接表现的是资产价格膨胀，是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不断膨胀的泡沫，如此香港、台湾与大陆无一幸免，正在被资产泡沫所淹没。
很显然，大中华区不只是被美元绑到一起的蚂蚱，更是被美元绑拖到美国这条底部到处是漏洞的大船上而“同舟共济”，而成为“命运共同体”。问题是，美国早就为自己备好救身设施，不识水性的香港、台湾与大陆看来只能靠老天保佑了。若美元不再强势，大中华区与美国一同沉没，也许被一些怀揣“美国梦”的中国人视为无上荣光。问题是，若仅被当作垫背，一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的民族却被一个只有200多点历史的国家当作替罪羔羊，岂不是无限悲哀！
谎言之三
黄金非货币化：忽悠了世界？忽悠了中国！
2008年夏，北京，本人与一香港大学者就黄金问题进行了简短探讨。该学者认为，美元不可信，黄金也不可信。他说，国民党从大陆溃逃台湾时刻，法币不值钱，黄金也不值钱，一根金条只换得两筐土豆。我说，兵荒马乱之危机时节，就不能用平常眼光看待货币购买力，纸币此时就会还原纸的本质，而黄金才是真正的一般等价物，能换得两筐“救命土豆”的只能是黄金，这反而体现出黄金的真正货币价值。
黄金的真正货币价值恐怕是发达国家不断积攒黄金而危机之时宁可滥发钞票也不松手黄金的重要原因。黄金是天然的货币，是一切商品价值、信用货币乃至大众心理的天然尺度，是自由经济的紧身衣，是美元霸权的紧箍咒，所以美国持续打压黄金，经济自由主义者则咒骂黄金支持者为“金虫”。长期以来，中国似乎听歪信邪而鄙视黄金，不知疲倦地用黄金换美金，用真金换伪金。由此不仅落入“美元陷阱”，而且在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之时，同样会遭遇日元国际化“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尴尬信用窘境。
在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一周年之际，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再破1000美元/盎司，国际金融由此稳步进入“千金时代”。尽管黄金成为国际货币有着巨大障碍，但是这并不妨碍黄金应有的地位与价值。长期以来，美国因为美元霸权的需要，不遗余力地打压黄金，唱衰黄金。中国成语有“众口铄金”，但是俚语也有“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表明，“黄金非货币化”本是个歪理，“黄金无用论”则纯粹是个邪说。中国似乎听歪信邪而鄙视黄金，不知疲倦地用真金换伪金，在美元陷阱中越陷越深，如今在美元不断贬值的大势下，只能无奈地坐等庞大外汇储备被风干。
金光无比灿烂
在古埃及和拉丁文里，黄金一度被称为“可以触摸的太阳”和“曙光”。公元前3000年，这个“可以触摸的太阳”就已经具备了“一般等价物”即货币的功能。由此，长期以来，黄金一直是财富的代表与象征，为黄金而战在世界史上不断上演。黄金史学家格林指出：“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培植起来的。”古埃及、古罗马统治者最强大的黩武动力就是“抢金”，哥伦布寻找新大陆的最高尚动机就是“寻金”，而19世纪中期全世界都掀起了到美国西部的“淘金”狂潮。千古以来，金光始终无比灿烂。
黄金是一种珍稀物品，素有“金属之王”美称。黄金的稀有性使之十分珍贵，翻查历史，人类社会迄今黄金开采量仅约16万吨，在全球财富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0.6%，只勉强填满两个标准游泳池，而当中一半以上更是近50年才开采的。黄金被开采后由于稳定性极佳而便于保存，这使之不仅成为人类的物质财富，而且成为人类储藏财富的重要手段。全球每年黄金开采量约为2500吨，需求为4000吨，供需矛盾十分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美国金融大危机之前，全球货币供应量以每年15%的速度递增，而黄金每年的自然增长量却只有1.3%。自从2001年全球黄金产量触及峰值2645吨后，就一直未能再创新高。
黄金是一种金属商品，用途广泛。长期以来，黄金的主要与基本用做黄金饰品（包括首饰、佛像装饰、建筑装饰等）和黄金器具。现在每年世界黄金供应量的80％以上由首饰业吸纳。由于黄金相对稀少、价格昂贵，工业使用黄金被大大限制，占世界总需求量的比例不足10%，主要集中在金章、医学、电子、航天等领域。随着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黄金的作用日益重要。专家认为，未来首饰用金将会趋向平稳，工业用金将是引起黄金供需结构变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一些商家把黄金作为生意噱头，例如把有药用功效的食用金箔点缀在糕点等食物上，以提高商品档次。
黄金是一种货币、一种金融商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离不开货币，世界历史上充当货币的有贝壳、布、帛等，但是黄金被发现后，由于它具有体积小、价值大、易分割、耐腐蚀、质地均匀、坚固耐用、价值稳定、便于携带、久藏不坏等优异特性而成为最适于充当货币的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写道：“货币天然不是金银，但金银天然就是货币。”寥寥数字清楚揭示了一个规律、一个真理。货币天生应该由金银来充当，或者说金银天生就具备了充当货币的优良特质。尽管黄金因“非货币化”被长期“软禁”，但是黄金仍然是当今国际可以接受的继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之后的第五大硬通货，实际是最硬的通货。黄金价格与股票、债券价格走势相对独立，其作为投资对冲工具的作用也十分明显，投机者利用黄金市场的价格波动来赚取差价则是司空见惯。
黄金是一种战略物资。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激烈批评金本位制已经成为“野蛮的遗迹”，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黄金在我们的制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要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曾动员居民将私藏黄金置换为国家储备，以增强信用，以支持本国岌岌可危的货币，或换成美元支付外债。英国经济学家斯蒂芬•哈姆斯顿(StephenHarmston)1998年发表《黄金的价值储存功能》的研究报告，报告对美国(从1796年-1997年)、英国(1596年-1997年)、法国(1820年-1997年)、德国(1873年-1997年)和日本(1880年-1997年)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和批发价格指数(WPI)，与黄金价格指数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从长期看，黄金保持了对消费品和中间产品的实际购买力，从而保持了它的价值。
黄金堪称“宁静的港湾”，是规避风险、防范危机的良好工具。当今世界乱象丛生，粮食危机、石油危机、货币危机、大宗商品价格危机等危机连着危机，金融风险、政治风险、大规模流行疾病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等风险随着风险，乱世藏金。为应对金融恐慌，1933年美国总统颁发行政命令，要求全国民众必须将其持有的黄金上交给联邦储备银行，兑换成纸币。对私自持有黄金者，罚款最高可达1万美元，判刑最高可达10年。
美国扭曲市场“软禁”黄金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方便经济交往，多国出现了纸币，但是一般都以黄金作为基础发行，这就是金本位。早在1717年英国就采用金本位制，1816年英国颁布金本位制度法案，促使黄金转化为世界货币。从1816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发前的约100年间，黄金对于增进国际贸易、稳定国际金融、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史称“黄金时代”。
一战严重地冲击了金本位制，到30年代又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金本位制彻底崩溃，各国纷纷加强贸易与金融管制，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和进出口，关闭黄金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跛脚的“金块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大大压缩了黄金的货币职能。但是，在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黄金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
二战后，美国积累高达2万吨的黄金储备，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5%。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制，利用“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确立了美元独大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利用美元特权，不断扩大远远超出自己生产与供应能力的消费，肆意发动战争，最终使美元泛滥成灾，大大超出其黄金储备。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实际成为“合法的伪钞”，美国可以随意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然后用它来在世界随意购买，美国从大量印钞中获得巨额发行利润，无须返还给世界的持有者和使用者。
但是，作为“天然货币”的黄金对“合法的伪钞”构成巨大威胁。在国际市场上，黄金是以美元标价的，美元价格与黄金价格走势相反，黄金成为美元的天然尺度。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黄金在70年代一直处于上涨态势，从1971年的每盎司35美元，很快冲破100美元（1973年），1980年6月21日被推上了852美元的历史高点。因此，要在形式上保持美元价格，从而维持美元地位，就必须打压黄金，成功地压制黄金，就能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赢得“行动自由”。
美国打压黄金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而且多年的实践也使之得心应手。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所在美国，黄金的期货价值可以被轻而易举被“管制”与“抑制”。美国官方不断通过借贷黄金给高盛、摩根等金融机构来压低黄金价格，给投资者设置对黄金的信心障碍。几个西方大国货币后来成为储备货币，部分分享着美元霸权，因此在打压黄金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都能响应或听任美国对黄金的打压，尤其是英国。
在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世界上还坚强地存在一个货币由100%黄金支撑的国家--瑞士，瑞士宪法曾规定，每一瑞士法郎至少有40%的黄金储备支撑。因此，一个只有700万人口，面积不到德国1/10的国家，一度拥有高达2590吨黄金，这使得瑞士法郎“象黄金一样坚挺”而一直被国际投资所青睐，瑞士中央银行象直布罗陀岩石一样坚固，瑞士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直接威胁着伦敦与纽约。因此，美国（还有帮手英国）通过经济的、政治的乃至道义的手段施压瑞士，在1997年废弃宪法有关黄金储备的要求，并在1999年出售“过多的”1300黄金。巨量黄金出售，直接压低黄金价格，重挫南非这样的黄金生产大国，此外在资本市场美国通过金融机构不断压低黄金生产企业的股票，设置诸多融资障碍，使相关黄金生产企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缺乏对市场有一个稳定的供给能力。
当然，美国对黄金打压的最得力的重要的打手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76年，IMF通过的《牙买加协议》及两年后对协议的修改方案，确定了“黄金非货币化”，主要内容包括：黄金不再是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废除黄金官价，IMF不再干预市场，实行浮动价格；取消必须用黄金同IMF进行往来结算的规定。IMF手中握有上亿盎司的黄金储备，因此使用或“威胁使用”出售储备可以有效压低世界黄金价格，实际上每当世界黄金价格高企的时候，IMF就释放抛售黄金的消息，打压金价。
世纪金融大危机，祸起美国，美元承受巨大贬值压力，黄金价格持续看涨。IMF由此一直保持高度警戒，高调宣布计划出售黄金储备，但是一直等待美国的“批示”。2009年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支持”IMF分段出售黄金计划，在获得“授权”后，IMF执行董事会于9月18日以“不扰乱市场”的方式出售403.3吨库存黄金，占IMF全部黄金储备的1/8，现值约130亿美元，重压不断上涨的黄金价格。
美国还通过它主导的国际话语权，极力宣扬黄金无用论，美国主流学者无论是自由派（如萨缪尔森）还是保守派（如弗里德曼）都普遍看淡黄金，在国家利益面前没有左右之分。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黄金被踢出货币系统后，对黄金的需求只限于很少几种工业需求。当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萨缪尔森鼓吹，黄金已不再是货币，谁还会需要黄金呢？到1973年，萨缪尔森认定1972年每盎司75美元的金价肯定维持不住，黄金最终可能跌到35美元以下。黄金问题专家瑞典人费迪南德•利普斯在《货币战争》一书中认为，“这种肤浅的观点是否值得享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而包括沃顿商学院在内的多家著名经济学府，通过一个又一个模型，反复论证投资黄金远不如投资股票、债券、票据等更具有价值。受伟大导师的影响，从美国高校走出来的他国专家学者，没有几人赞成持有黄金。
然而实际情形是，黄金仍是诸多国家官方金融战略储备的主体。当今全世界各国公布的官方黄金储备总量为32700吨，其中美国的黄金储备最多，为8149吨，占世界官方黄金储备总量的24.9%。美国不仅官方藏金，而且还鼓励民间藏金，早在1974年底就允许个人拥有黄金。目前黄金储备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达到10.5％，发达国家高达40%-60%，其中美国为78.9％，德国71.5％，法国72.6％，意大利66.5％。发达国家中惟独日本“特立独行”，过万亿的外汇储备只有区区800吨黄金储备，原因是日本一直面临美国的重压，持续购买美国债券，给亚洲国家做好榜样。由于缺乏黄金储备，尽管日元背后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但是只能沦为国际炒家临时拆借投机用的“携带货币”。而在日本的示范下，信邪听邪的东亚国家黄金储备的总量偏低且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较小，平均水平为2%。而与一般东亚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民间黄金储备惊人。
另有一种实际情形，也能折射出美国说一套做一套，这就是对黄金与纸币存放安全的重视程度巨大差异。美联储存放数千亿美元纸币的中心金库设在其总部所在地纽约市近郊，金库的大门与一般办公楼的旋转门没什么两样，安全工作主要依赖于设在金库内的480个监控器和保安人员。与纸钞“伪金库”的安保相比，位于纽约曼哈顿岛南端24米深的坚硬岩床下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真正的金库，存放着60个国家、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8300多吨黄金，戒备极其森严，护卫设施不知道是“伪金库”的多少倍。另一个真正的金库则设在神秘的诺克斯堡（Knox）军营，是美国的战略大后方，配以电子、机械防护装置，据说仅电网就有7重，一道安全门就重达24吨。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急需要用钱救市，然而美国紧捂黄金口袋不松，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动印钞机。足见在美国政府那里，黄金比国家信用与美元纸币更值钱。
黄金的货币功能既然是“天然”的，当然就不是人为能够废除。美国可以一手遮天，但是依然遮不住黄金的光泽。国际外贸结算不再使用黄金，但最后平衡收支时，黄金仍是可以接受的结算方式。1999年5月20日，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时指出：黄金仍然代表着世界上的最终支付手段，不兑现货币在极端情况下并不总是为人所接受，而黄金永远不会被拒收。
中国如何算账，拿真金换伪金
在中国，人们将最美好、最有价值的形容词赋予了黄金，广而告之都要争取“黄金时间”，商业经营要强占“黄金地段”，如今建国60周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正处于“黄金时代”。世界遭遇金融大危机，中国社会经济压力空前，我们的总理呼吁国人要鼓起战胜困难的勇气，“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一时间广为流传。傻子都知道黄金的价值，因此仅凭借常识，大众都清楚，“黄金非货币化”是个歪理，“黄金无用论”则纯粹是个邪说。鄙视黄金的，不是中邪，就是失去理性。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不储存黄金，而且还通过多种政策限制民间储藏。1982年前严禁国民持有黄金，1999年才放宽国民收藏黄金的限制。由于对黄金的价值认识模糊，国家至今缺乏清晰的“藏金于民”政策。至今黄金在民间仍不能自由买卖，黄金流通不畅，阻碍了黄金金融功能的正常发挥。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05年7月才正式向个人开放，黄金投资品种仅限于实物黄金和纸黄金两种，远不能满足中国逐步增加的黄金需求。
与此同时，中国长期将生产的黄金用于出口换汇，直到2005年5月1日之前，还用出口退税方式鼓励黄金出口。用黄金换美金，用“真金”换“伪金”。近年来，由于民间黄金需求增加，超出自产黄金，如此才增加对黄金的进口，这显然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当今世界人均拥有黄金为30克，但是中国只有3.5克，不到印度的1/5。有统计假设：如果每个中国人多购买1克黄金，世界黄金价格就可能上涨1倍。美国有办法阻止中国官方购买黄金，但是谁有力量抑制中国民间购买热情。中国民间素有“积谷防饥，藏金防乱”的习惯。口袋日益殷实的中国大众对黄金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且肯定是持续大幅度增加。中国忽视对黄金的储备，长期对黄金进行管制与抑制，必将为此付出经济代价。
在市场的调节下，中国不断增加对黄金的进口；而在政府主导下，中国仍然用出口退税率的方式鼓励白银大量出口。2000年中国确定的白银出口配额200吨，2005年白银总出口配额达到3500吨，近十年来中国累计出口白银超过2万吨，成为世界最大白银供应国。中国用真金白银换回巨额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纸张，并作为储备进行保存，长期乐此不疲。
长期以来，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西方说什么，我们信什么；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中国至少持有美国外债总额的（3.2万亿美元）1/4。中国是世界上官方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总储备超过2万亿美元，其中70％-80％是美元资产，包括8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5000亿美元的机构（房利美公司、房地美公司、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等）债券、1200多亿美元的企业债券和1000多亿美元的美国股票。尽管黄金储备过去6年增长76%，即从2003年的600吨增加至2009年4月的1054吨，成为全球第五大黄金储备国。但是，按照1000美元/盎司计算，不过372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6%，远远低于国际平均10%的水平，更低于欧盟国家设定的15%的安全水平。而且黄金储备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2002年为4％。当初，英镑与美元都是绑定黄金、借助黄金价值而成为国际货币，欧元启动的背后同样有成员国雄厚的黄金储备。中国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只有1000多吨黄金，拿什么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清楚写明，一国外汇储备要兼顾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而且安全性始终摆在第一位。尤其是当今主要储备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其价值与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直接相关，通货膨胀与储备货币贬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更加突出安全性的重要性。外汇资产的盈利性不仅只关注名义收益率，更要考虑到储备货币缩水所产生的影响。在多多益善的政策引导下，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远远超过合理界限（三个月的进口支付额），因此在国际金融持续动荡的大背景下，更应当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然而，长期以来，盈利性实际成为外汇储备管理的首要考量。由于外汇无论存放在国外的银行还是进行投资，都可以给带来相应的利息收益，相比之下，增加的黄金储备不仅不能生息获利，还会增加保管与储藏费用支出，因此在短期内于经济上增加黄金储备显然远不如增持外币证券资产储备合算。
赚不赚钱与合不合算，直接影响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结构。1973年6月，当黄金价格升至每盎司80美元时，当时负责对外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经过全面的了解和慎重的思考，提出应该把中国存在瑞士银行的外汇拿出一部分来购买黄金保值，但是相关部门算小账，“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但是，中央还是利用自己的权威，用国家大账取代了部门小账，中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这不但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在以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而且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如今，回头看，是算“大账”还是算“小账”，是国家藏黄金还是部门发奖金，一直是阻碍中国增加黄金储备的重要原因。
透视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战略性，这是西方教科书所没有说明的。目前，美国的黄金储量居全球之冠，除日本外的其他发达国家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普遍高达40%-60%。同时，黄金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后清偿手段。美国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美国急需要用钱救市，但是美国力按庞大金库不动，而开动印钞机印刷美元，美国十分清楚黄金的战略价值。英镑与美元都是在黄金的支持下，成为国际货币。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最大债权国，一度拥有最强的金融实力，但是日元国际化“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最终夭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黄金支撑，缺乏最后支付手段，谁敢轻易信任。百年一遇的金融大危机，也给中国与人民币百年难逢的大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利益巨大，但是缺乏黄金支撑，中国要把握好如此重大机遇，很难！
美国的歪理邪说正不断被纠正，美国打压黄金正日渐捉襟见肘，世界对黄金的认知正在“觉醒”，黄金的价格正向它被掩盖的实际价值回归。在黄金价格于2009年9月站稳1000美元/盎司之后，金融投机家罗杰斯认为，是年黄金价格要超过2000美元/盎司。投资研究机构CaseyResearch首席经济学家康拉德(BudConrad)表示，金价应当远不只于此。根据对货币供应量等宏观经济趋势进行的长期分析，康拉德认为金价达到每盎司4000-5000美元水平没有任何问题。凭借这些年对美国经济界的跟踪研究，单纯的学者当然有，但是不多见，形形色色的是金融资本的代言人，此前鼓吹粮食、石油、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要不断上涨，就是金融资本借机炒作的鲜活实例。如今，形形色色的专家鼓吹黄金价格不断上涨，投资者要当心其中的玄机。还是那句老话，是金子总是要闪光的，但是闪出耀眼光芒的不一定是金子，可能玻璃或镀金，也可能是美国的政策或学者与分析师的言论。
谎言之四
经济失衡：美国危机中国制造
2009年G20匹兹堡峰会前，美国先发制人抛出“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全力推动G20峰会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次贷危机发生尤其是金融海啸生成后，美国政界、学界与媒界众口一词，大肆挞伐华尔街银行家贪得无厌引发危机，其后的深刻检讨集中在金融监管机构失职、美联储货币政策失当以及自由资本主义失灵。奥巴马政府多次信誓旦旦要加强金融监管，抑制华尔街的贪婪。
但是，在美国金融市场渐趋稳定、经济形势趋于好转后，美国政府屈于利益集团压力，在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上意兴阑珊。“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的祭出显示美国试图将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世界经济失衡，力压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分担责任，以攻助守，借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缓解国际社会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压，抢占后金融危机时代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权，一石多鸟。“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依托的“经济失衡论”使美国似乎一下子从纵火犯变成了受害者，而中国霎时间却由受害者变成了施害人。由此显示，国际博弈游戏，对于中国这个“菜鸟”来说，要学习的东西太多，要支付的学费昂贵。
树大招风。自美国次贷危机生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有关这场世纪金融大危机根源的“文字战”与“口水战”一直没有停息。令诸多中国人疑惑不解的是，这一“专利权”本来十分清晰的、纯属“美国制造”的危机，在国际媒体的暴炒下、在相关政客的渲染下，中国，一个危机的受害者，竟然成为危机的源头、加害者与纵火犯。更令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积极向中国泼脏水的，竟然还有不少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者。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由此可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中国高储蓄的“罪过”
经济学家与政客们都有宽广的国际视角，于国际扬名、从世界赚钱，风险外部化，收益私人化。透视美国的金融危机，也有宏大气魄，很少有从华尔街的贪婪出发，而是从全球经济失衡着眼。认定全球经济失衡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此前国际经济学界早有一系列的理论铺垫，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方--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方有中国（至于日本、东亚还有中东等资源富庶国则不论），而中国的高储蓄是导致全球失衡的重要原因，如此便结论美国的金融危机缘于中国的高储蓄，美国似乎一下子从纵火犯变成了受害者，而中国霎时间却由受害者变成了纵火犯。
来看有板有眼的理论论证，根据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即I－S＝M－X），当一国储蓄大于投资时，该国为净出口国；当储蓄小于投资时，该国为净进口国。据此，相关官僚与学阀推论：正是由于全球储蓄过剩压低了美国利率，才使得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不断扩大，消费者愿意花费更多的钱。虽然他们并不否认美国的低储蓄和财政赤字对本国贸易逆差的影响，但是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并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因此，储蓄过剩的中国应当承担经济调整的主要责任。
“I－S＝M－X”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退一万步，即便该等式成立，但是得出“中国应当承担责任”的论点仍经不起推敲，难以自圆其说。
首先，在等式“I－S＝M－X”中，存在四个变量，每个变量都独立发挥作用。除了储蓄过少之外，出口过少、进口过多、投资过多等问题都可能导致一国贸易逆差的出现，如此，不能简单地推论等式左边的储蓄失衡是等式右边外贸失衡的原因。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此外，在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背后，还有众多诸如政府经济政策、产业竞争力、企业投资与大众消费的意愿与能力、人口结构乃至统计方法等因素，都会对四大变量产生影响。因此，对全球失衡问题的考察显然不能简单停留在对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的分析上，而应该研究四大变量背后的驱动因素。伯南克否认美国经济或当局政策应当对美外贸失衡负责，明显是在玩弄推卸责任的障眼法、混淆视听的乌贼术。
其次，即便只研究储蓄问题，也不能得出中国的高储蓄应该为美国外贸失衡负责的结论。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的高储蓄和美国的低储蓄之间在一般逻辑上不存在因果关系。中国的高储蓄是由中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消费心理等因素所决定的。同样，美国的低储蓄也是由美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长期推行的鼓励消费的政策、美国人预防性储蓄需求较低、大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不断下降等因素综合导致的。二是中国的过剩储蓄（总储蓄率与投资率的差额）和美国的贸易逆差之间在时间上构不成因果关系。中国的储蓄过剩现象只在近些年比较明显，而美国的外贸逆差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仅有三年（分别是1980、1981和1991年）出现过小幅经常项目盈余，其余年份都是逆差。1992－1999年，美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从0.8%逐渐上升到3.2％。三是中国的储蓄过剩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在规模上相去甚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5年，中国的过剩储蓄占其GDP的7％，美国的贸易逆差也接近其GDP的7％，而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20%。即使中国所有的过剩储蓄都流入了美国，也远远无法满足美国人的过度消费。
美国搅浑一池春水
储蓄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线。没有储蓄就没有积累，而没有积累就没有投资，经济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长。美国人原本习惯于储蓄，节俭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没有信用卡与房屋净值贷款（房屋市价与房屋按揭额之间的差额可以作为依据用来进行新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情形下，美国经济同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是，当美国取得对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后，在美元取得国际金融霸权地位后，美国人开始骄奢淫逸，其不断扩大的消费胃口远远超出它自身的生产能力。于是，美国便通过在国际社会中的垄断地位，生产一种叫做“美元”的绿色纸张，来换取世界制造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然，是不公正的国际金融秩序使然。
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元汇兑本位制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寿终正寝，原因是美国无法摆脱所谓“特里芬难题”，在出现巨额外贸逆差后，无法维系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崩溃了，但是其阴魂未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仍然存在，美元的霸权地位仍然保持，美国对国际金融秩序的主导仍然维系。而且美国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更加行动自由，只享受铸币税特权，而不再承担国际汇率与金融市场稳定的义务。甚至有意与无意制造、放任金融市场动荡，以便让投机资本（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对冲基金）火中取栗，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重要选项。
在经济自由化的诱惑与压力之下，众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不断开放，但是由于缺乏对宏观经济的驾御以及国际金融的应对能力，他们往往通过事实上采取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来寻求经济环境的稳定。为了抵御外部投机资本对本国货币乃至金融市场的冲击，这些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惟有通过贸易顺差来积累大量外汇储备，这必然形成对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需求，从而为美国获取更多更大的铸币税提供了市场。在黄金被美国人为非货币化、国际大宗商品主要受美国垄断资本操纵、其它主要储备货币不断受美国无情打压的前提下，国际外汇资金一般只能流向美国，而美国众多有战略价值的资产都被以国家安全之名被严格保护，因此购买美元债券资产成为当然的选择，而这又为美国人持续过度消费提供了融资。这就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
对于主导当今国际秩序的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从内部寻找此次危机的原因更具有说服力。自上世纪70年代后，在日本与欧洲的迅速赶超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持续下降，美国的商品贸易由此也就进入了一个难以逆转的入超时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受到成本压力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国内产业的空洞化。与此同时，美国在信息技术、通讯技术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优势虽然扩大了服务贸易的顺差，但是远不能抵消商品贸易的逆差。因此，对外贸易失衡便成为美国经济的一种常态。2000-2005年，美国工业产值仅增加5％，美国私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最高不到4％下降到接近-2％，而同期耐用商品消费却增加了30％。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一方面陷入非理性的负债消费漩涡，一方面消费增长尤其是对进口品的需求增长过快。与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欣欣向荣，竞争力持续提高。外国直接投资、外国先进技术与本土高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相结合，使这些国家获得了巨大的竞争优势。
其实，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螺旋般往复，今天众多国际纷争总感觉曾似相识。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曾将本国经济失衡归咎于日本的高储蓄，由此迫使日元不断升值，直接导致日本经济泡沫，但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削弱对手的竞争力，损人就是利己，这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一贯逻辑。如今，美国又故技重施，指责中国的高储蓄，压迫人民币升值。研究国际关系的人士一般都明了美国搅浑水的司马昭之心，只有中国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似乎一直在“很傻很天真”，为美国将脏水泼向中国帮腔造势。
金融危机：美国自导自演
在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依靠大肆海外举借来维持经济的繁荣。在虚假繁荣的泡沫背后，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华尔街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鼓励消费，美政府穷兵黩武。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消费主义在美国呈现严重泛滥之势。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曾达到12％，之后出现不断下滑的趋势，2000年这一比例已降到2％左右。2005年和2006年，美国家庭已经入不敷出，储蓄率降为负值，而上一次美国家庭储蓄率为负值是1933年和1934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如今，美国人每天必须从海外借入25亿美元，才能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近年来，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如让国人全都拥有自己的住房）和不负责任的信贷扩张（如向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提供贷款）为赤字消费主义推波助澜。
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美国总统约翰逊犯了一个大错。他认为，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美国“黄油和大炮”可以兼得，即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巨额的军费开支导致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外部出现巨大经济失衡，美元与黄金不得不脱钩，布雷顿体系崩溃。21世纪初的美国政府并没有吸取历史教训，接连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推行减税政策，由此美国财政从克林顿政府时期好不容易积攒的盈余很快转为赤字，并且债台高筑，终成天量，乃至纽约时代广场的“国债钟”从13位数调至15位数。美国国债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风险小，一向被视为全球最安全的资产。但是，政府债务过度膨胀，势必破坏美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提高还款风险。如今，美国正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使美国国债的持有者面临资产缩水的巨大危险。
自由放任，美联储监管失当。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美国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调控，主张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强调市场自动运转即可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2000年，在美国政府的极力推动之下，国会又通过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解除了对期货市场、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为一些复杂的投资衍生品交易亮了绿灯。由此，次级贷款如决堤之水。
在强调权力制衡的美国政治体系中，美联储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机构。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都不能对美联储主席直接发号施令。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能可以像美联储显得那样独立。这种特殊地位赋予了美联储完全的货币政策制定权，但也为美联储与某些政治力量的合谋预留了可能。9•11恐怖袭击后，为防止国民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将存款利率削减至1%，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超低利率催生了美国房地产泡沫，并造就了次贷神话，超过1.3万亿美元以次级方式贷出。面对房产泡沫危局，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发明了一种叫做“本国偏见”（homebias）的新理论，来论证其政策的合理性。但是，次贷危机爆发后，在国会听证会上，格林斯潘不得不承认，这场危机暴露了他针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想法和做法中存在缺陷。他承认错估了形势，过度相信金融机构的自律而放松了监管。
挽袖豪赌，华尔街遗祸世界。20世纪早期，在纽约和美国其他大城市中出现许多投机公司，出入这些公司的人们不是购买股票，而是对股票上升或下降进行赌博。这种毫无束缚的投机导致1907年的恐慌以及股票市场的崩溃。随后美国立规将该类投机定为“重罪”，明确加以禁止。然而在100年后，美国再次重蹈覆辙，失去监管约束的华尔街成为豪赌者的天堂。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取消了联邦部门对金融衍生品和信用违约互换交易的监管，大大刺激了金融产品的“创新”。美国的金融产品被高度证券化，2007年美国的房贷、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均被打包上市，债券市场规模是经济的2.2倍。
从本质上讲，这些新产品是针对美国借贷市场的表现和美国大型金融机构偿付能力的一次豪赌。例如，许多衍生品是针对利率或汇率升降的赌博。过去几年兴起的一种新的赌博--信用违约互换，赌的是次级按揭贷款的借款人是否会拖欠还款。这个赌博如今引爆了华尔街，导火索就是住房市场的崩塌，炸药是大型投资公司为“分散风险”在全球发行并出售的复杂抵押贷款债券，而在这些抵押贷款证券上下注的信用违约互换交易规模达到数万亿美元，成为金融危机的放大器。根据美国2000年通过的新法律，信用违约互换交易完全不受监管，出售它们的大银行或投资机构根本不必预留任何资金，以补偿它们的潜在损失。然而，随着利率提高，按揭住房价格不断降低，信贷资金链终于断裂，最终引发大型金融机构的内爆。欧洲的众多金融机构因为大量持有此类债券，也陷入了金融恐慌之中。美国的次贷危机因此“走出国门”，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借来的繁荣，能撑到几时？
从很早开始，就有经济学家批判美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称之为虚假繁荣。认为这种繁荣犹如建立在流沙之上，难以持久，因此未来某日轰然崩塌，也实属意料之中。在英语中，虚假繁荣也叫“借来的繁荣”（borrowedprosperity）。“借”有两层意思，一是美国人从国外借钱支撑美国的繁荣，二是当代美国人向未来美国人借钱支撑当前的繁荣。因此，它至少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外国人突然对美国人的还款能力产生怀疑并停止借贷，美国经济将受到多大冲击？二是如果当代美国人一味透支未来美国人的消费能力，美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到什么时候会戛然而止？
目前第一个问题已经为世界瞩目。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断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政府财政赤字不断上扬。3月20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本财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创纪录的1.85万亿美元，而2010至2019财年政府的财政赤字总额则会高达9.3万亿美元。美国的还债能力已令多方质疑。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承认，如果赤字问题处理不慎，美国经济有可能“从危机转变为灾难”。
至于第二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但是美国国内已有一批有识之士行动起来，成立了“彼得森基金会”。他们于美国四处奔走，希望能帮助普通美国人了解美国面临的危机。按照美国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07年10月1日，美国政府长期债务达到52.7万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全世界GDP的总量），这意味着每个美国居民必须负担17.5万美元，每个职工41万美元，每个家庭45.5万美元。正如美国前总审计长大卫•沃克所言，美国“患上了财政癌症，如果不治疗，它将给国家带来灾难”。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说，治理不良的政府会惯用两剂万用药，第一剂是通货膨胀，第二剂是战争，两者都能带来短暂的繁荣，但从长期看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在21世纪之初，美国接连发动两次海外战争，现在仍深陷战争的泥潭无法全身而退。而在美国经济因金融危机陷入全面衰退的今天，美国无视通货膨胀的灾难性后果，而开始疯狂印刷美元，向全球转嫁危机。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客与学阀却颠倒黑白，竟然一味指责其他国家，而不思己过，抑或如同华尔街一样，已经失去了道德罗盘，失去了自我反省的能力。后危机时代美国唯一的出路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扭转消费模式、调整产业结构、重建金融业监管制度、正视自己应当承当的国际责任，并以更加谦恭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制度的改革。
谎言之五
“中国威胁论”：到底威胁了谁？
2007年8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这一“误读门”事件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为此强调，“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中国威胁论”是西方滥用强势话语权的又一个典型例证。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不断以武力欺负中国，在政治、外交、经济等多方面时常威胁中国，中国偶尔怒目相向，或作些声音微弱的申辩，于是便有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对于历久不衰的“中国威胁论”，多年来中国要么是疲弱无力的回击，要么是闭目塞听的沉默，可是在西方看来沉默就等于默认，这便助长其肆无忌惮的喧嚣。如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中能数得上的“大块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也实属必然。“鲸鱼出水的时候，目标太大，而它对水面上的情况知之甚少，这时候最脆弱，很容易受到偷猎者的攻击”，智者之言当引以为鉴。
2007-2008年的世纪金融大危机削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实力，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脱颖而出，迅速进入国际政治与经济舞台的“中间地带”，举手投足都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2009年终，中国国家统计局根据最近全国经济普查，调升了2008年的经济统计数据，一时间有关“日中经济逆转”、中国成为第二经济大国的报道被西方媒体不断爆炒。“山雨欲来风满楼”，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的贸易战、货币战与投资战，“中国威胁论”正以更大的声势与更险恶的行动令中国全力招架。
中国人一贯勤劳守拙、忍辱负重。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转移国内矛盾、公众视线，经常以中国为靶子，肆意加以歪曲、丑化和攻击，这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家常便饭，尤其是在美国大选期间，部分政客、媒体对中国的傲慢、偏见与无知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长期“威胁”美国
最早主要渲染文化意义上的“威胁”，集中体现在白人至上主义思想和东西方文明冲突。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排华浪潮”。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劳工利益集团将大批涌向美国西海岸“淘金”的华人视为白人“饭碗”的抢夺者，华人成了“劣等民族和落后文化的代表”。
渲染政治意义上的“威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朝鲜与越南战争后，美国视中国如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构成“红色威胁”，担心中国的“红色革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竭力围堵中国。在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之后，美国媒体形容中国为“一只孤独的狼，氢弹在握，仇恨在心”。1970年《外交》杂志有一篇文章写道，“有的人觉得中国是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面对现代世界的睡美人。而另外一些人却觉得，它是个将要吞噬掉亚洲或半个世界的怪物。”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在多大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美国“反华”追随者说不出一二，倒是中国的百姓可以历数美帝国主义从“门户开放”、“八国联军”、“一二九运动”、支持中国内战、阻止中国统一等等一个接一个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宁。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力迅速上升，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规律又一次得到验证。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应算是“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主办刊物《政策研究》秋季号上发表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罗斯•芒罗撰写的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基金会为此还专门发表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有评论认为，这应是吹响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第一声号角。美国媒体借机推波助澜，“中国威胁论”由此汹涌成潮。
炒作经济意义上的“威胁”。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论文《谁来养活中国？》，一年后出版成书。布朗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在其持续的工业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的改善，未来的粮食需求将大幅度增加，但是由于发展中出现的“耕地减少”、“水资源匮乏”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未来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会下降，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巨大的粮食缺口。为此，中国将越来越依赖粮食进口，并因此冲击世界粮食供应和价格。
1995-1996年间，台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掀起了第二波“中国威胁论”。《时代》周刊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所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的集中体现，该书也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全面、代表性阐述。1998-1999年间，以《考克斯报告》出炉以及“李文和案件”、“政治献金案”为代表，美国内掀起新一波“中国威胁论”，《报告》渲染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似乎已经渗透到西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专家特里普利特和前共和党国会对外政策助手廷珀莱克，在他们合著的《鼠年》和《红龙跃起》两本书中，大肆渲染“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2001年以新保守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敌意，中美南海军机擦撞事件发生后，美国内充斥“中国威胁”与“遏制中国”的言论，一时间，颇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状。“9•11事件”使美国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第四波“中国威胁论”就此暂告段落。2004年初，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时代》杂志和《商业周刊》等一些重要媒体纷纷报道，指责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以似乎耳目一新的言辞再次热炒“中国威胁论”的滥调。2004年3月2日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出了一篇题为“中国正象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对美提出经济大挑战”长篇报道，文章认为，目前的中国犹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劳动力成本上占据优势，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几乎是无止境的，而且国内市场巨大、善于外交手腕以及无需美国保护的军事实力。因此，相对日本而言，中国必将对美国构成更大、更久的经济挑战。
如今突出战略意义上的“威胁”。2007年8月8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威胁以抛售美元作为“核选项”》的文章，文章放大中国两位官员（实际只是两位学者）的个人言论称：“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一场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行动，一旦美国采取贸易措施向人民币施压，中国可能会大量卖出其持有的美国国债。”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将1.33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作为“政治武器”应对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其实，这只是《每日电讯报》过度渲染的“误读门”事件。但是，对于处于惊弓之鸟的美国，如同投下一枚震撼弹，顿时在北京和华盛顿引发轩然大波。当天，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格拉斯利即发表声明，称“中国的威胁是徒劳而危险的”。一直摩拳擦掌想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参议院议员希拉里则措辞强硬地宣称：美国应该采取更加严谨的立法措施，防止美国成为北京、上海和东京经济决策的“人质”。一系列舆论压力下，美国总统布什也不得不站出来发话：“如果中国指望以打压美元作为打交道的筹码，那我只能说他们有勇无谋，中国所受的伤害绝对比美国更大。”当然，北京方面的波澜更多是因为“友邦惊诧”。
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爆发后，多年来不断向世界推销与扩张的美国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与“华盛顿共识”遭遇重挫，美国的意识形态与“软实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国际社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越来越多地倾向多元，越来越多世人愿意了解甚至欣赏“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的独特魅力。这给习惯了惟我独尊、乐于霸权的美国真正领略到“中国威胁”的来临。2010年新年伊始，英国《卫报》发表文章称，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在2007年到2009年陷入崩溃的主要原因。
美国在国际话语权上占据明显优势。尽管美国制造业占美国国民经济这的比重越来越低，但是美国服务业极其发达，给中国“贴标签”也是美国强大服务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美国除了制造“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外，也与时俱进制造了“中国责任论”。
政治需要“中国威胁”
布热津斯基曾坦率地说，“美国需要一个敌人”。过去，美国长期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凝聚盟友，发号施令。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黑老大总需要为黑帮制造一个对手。苏东巨变后，美国的冷战思维越来越捉襟见肘，盟友们越来越注重实际利益。近年来，尤其是对伊拉克入侵、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国民主与自由的旗帜无可避免地滑落了。越来越多的世人意识到，美国才是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动荡的主要源头，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于是乎人们看到，美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时代正在成为过去。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很难成为整个西方或其盟友的敌人与对手，在经济上尤其如此。因此，对中国的打压，更多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
近年来，美国热炒“中国威胁论”通常是在美国经济形势不好、总统大选或国会选举时出现的。上一波炒作人民币汇率低估问题，是在美国经济经济遭遇网络经济泡沫破灭、“911事件”重创美国经济恢复信心之后出现的。当时，美国抛出一个国际金融恐怖平衡理论，称中国通过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经由“中国制造”，将本国的通货紧缩输送给世界，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面临通货紧缩的风险。此后，美国经济逐步走向复苏，但失业问题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时又有政客与媒体抛出怪论，美国之所以出现了“无就业增长”，是因为中国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于是，美国又借对外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指责中国有意操纵人民币汇率而谋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美国国会议员扬言要通过法案，称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家”，要求中国在规定的时间（6个月内）、按规定的幅度（25%-40%）来调整人民币汇率，否则美国就应在贸易方面做出报复行动，对进口的中国产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
依照美国政客的分析，人民币升值可以保护美国国内产业与就业，减少美国外贸逆差，但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能明白，这纯属无知妄说。首先，当今国际分工中，中美两国产业处于两端，美国在知识密集型产业上据优，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见长，互补性最大，而竞争性最小，何来对美国构成威胁？其次，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美国制造业集中于知识密集型，国民经济中服务业超过70%，部分技术行业外包主要为印度占据。中国没有抢美国人的饭碗，相反仅在2004年，美国公司从中国进口中至少获利600亿美元，为美国国内创造了400-800万个就业岗位。第三，美国对中国的外贸逆差主要由美国过度消费需求以及对中国出口管制导致，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变这两大要素，只会将对中国的进口转移到其它更低成本国家。
对于美国的歪理邪说与无理要求，就有良知的美国人仗义执言：美国工作机会大量减少已经从一个经济问题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失业增加直接影响到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容易让感情模糊了理性视线。华盛顿智囊机构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丹尼尔•格里斯沃德指出：“人人都说，美国的资金都投往中国去了，也把美国的工作吸引走了。可真实情形差得太远了。美国本土制造业每年的投资金额高达2000亿美元，而对中国的投资还不到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从1999年到2002年这最近四年中，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每年只有12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公司在欧洲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160亿美元。中国和印度的投资环境远远比不上欧洲富裕国家，美国公司主要的资金都去了欧洲，而不是中国和印度。”对于布什政府支持美国制造业人士向中国施压，克林顿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指出：“显而易见，布什政府的决定完全是大选前的政治决策。”
最新一波人民币升值压力，同样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学、媒还有部分商界意识到，金融危机纯粹是美国企业家贪婪、当局监管不力、金融创新过度等因素所致。在奥巴马上台初期，从白宫到华尔街，一度弥漫要总结危机教训、约束资本、强化监管的氛围。但是，在强大的集团利益面前、在美国积重难返的经济与社会结构面前，奥巴马政府推出的重大改革举步维艰，经济刺激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失业率不降反升，新的经济增长点无踪无影。在这种情况下，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挽救日趋滑落的支持率，奥巴马政府不惜以中美关系为代价，频繁制造对华贸易摩擦，高调施压人民币升值。而在国会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一些国会议员也有意借人民币问题大做文章，为自己赢得选举铺路，因为长期以来敲打中国业已成为美国政客最便捷、最廉价、风险不大且总有一些收益的政治工具。2010年3月15日，130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财政部长盖特纳和商务部长骆家辉，要求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并要求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制裁。
针对美国政学媒“三合一”对中国人民币高调、频繁施压，中国商务部部长指出，日本和德国以及中国本币升值的实践表明，一个国家本币的升值对调节贸易的作用十分有限。他指出，2005-2008年人民币已经升值20％多但中国的贸易不降反升，2009年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贸易顺差下降了30％多。其实，近乎所有政治门外汉都知道，人民币问题很显然被美国政治化。美国政客不需要中国任何辩驳，因为强权就是真理。
美国擅长国际博弈，用“大棒+胡萝卜”的手段设法将对手拖入讨价还价的对话过程。一旦进入讨价还价就会有让步，而不管对手让步多少，美国也是全赢。因为表面上互有让步，但是美国实质上只不过是压缩自己的无理要求，而对手的任何让步都是实质性的。美国不断高压人民币升值、频繁制造贸易摩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不排除要中国在持有与增加持有美元债券、扩大金融市场开放等重大经济问题、伊朗拥核与朝鲜半岛等重大政治问题上向美国让步。近年来，美国看准中国要“始终维持中美关系大局稳定”的软肋，通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断向中国施加无理要求而最终总能得到中国让步的做法屡试不爽。近年来，在美国出现一大政治“怪象”，即美国国会动辄要对两个主权国家举行相关听证或通过相关议案，这两个权国家一个是伊拉克，另一个就是中国。我们在感叹中国越来越易于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的同时，也应当深刻检讨中国对美政策，以免不断为美国的无理要求埋单。
“威胁论”背后的“玄机”
在美国的人眼中，没有“比较优势”，只有“绝对优势”。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加速发展，是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全球化别称“美国化”，是美国执意推动的，美国从中获取的收益远远大于付出。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显示：若全面增进世界的福利，应当实现商品、资本、劳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如同欧洲统一大市场那样，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利益，在不断推动商品与资本的自由化的同时，严格限制劳动力的国际流动。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揭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一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不会损害其它国家比较优势的发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只有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再配置，才能从根本上优化中国资源配置状况。因此，中国必须将国际流动性差、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变为流动性强、价廉物美的工业品竞争优势，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于技术与资本，但是长期以来美国一方面不断强化技术与资本密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另一方面迫于政治压力又不愿放弃国内劳动密集产业，而且为了本国无穷无尽的“国家安全”需要，长期以来对技术密集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向中国出口加以严格管制，美国的举措背离了国际分工中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作茧自缚，由此导致了中美之间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美国却以一贯霸道的“牛仔作风”，一股脑地将问题症结全部栽到中国头上。这样，在美国人自己编撰、供自己使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似乎只有“绝对优势”，没有“比较优势”。
争抢乞丐钵中每一个铜板。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政府职能可归纳为四点：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与平衡收支，其实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应当再加上一点--安逸生活，最起码对美国政府就是如此。美国倡导、鼓吹自由化，但是始终限制作为国际最重要资源--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目的就是要确保美国居民的安逸生活，防止落后国家居民入境而降低或影响他们的优越生活。
中国人很辨证也很务实，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时，往往舍鱼而取熊掌。美国人则不然，不仅是技术与劳动密集产业，就连五大目标它也要“通吃”。而且不仅吃自己的，还要吃别人的，甚至于乞丐钵中争食。为此，它可以漠视世界众多嗷嗷待哺的饥民（美国对外援助在发达国家中占GDP的比重最低，而且援助通常总要附加政治条件）、置联合国《禁止使用地雷国际协议》于不顾，撕毁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单方面废弃《反弹道导弹条约》，埋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独步天下，翻云覆雨，一意孤行。为了本国利益（实际更多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全球耀武扬威，甚至不惜让他国人民肝脑涂地。
就拿IT领域来说（美国新一波“中国威胁”产生于IT业务外包），美国在该领域占据明显优势，一直拥有巨额贸易顺差，但是美国大公司将一些工序外包给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国家，美国人就受不了，惊叫就业机会大量流失。为此，要求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消除不正当手段，提高工资，减少对美国的竞争。这无异于乞丐钵中争抢每一个铜板，来维持自身安逸生活。事实上，在全球化下，跨国公司越来越富可敌国，从国际分工中赚得脑满肠肥，正确的做法是眼睛向内，改革分配机制，而不是盯着乞丐钵中最后一个铜板。
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描述帝国主义的凶狠与贪婪时，讲到“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当今的美国远胜过列宁时代的帝国主义，悄无声息就从中国人身上剥下至少“四张皮”，还叫嚷中国威胁了美国。
“第一张皮”：美国在中国投资设厂，加工生产美国市场所需求的产品，中国从中所赚取的只是工人微薄的工资与一再减免和优惠的税收，美国从中走拿走了80%以上的收益。
“第二张皮”：中国将本国人民辛苦劳作生产出来的实实在在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与美国经由印刷机印制的纸币相交换，美国从中抽取大量“铸币税”。
“第三张皮”，中国换得的数千亿“绿背”用来购买美国国债、机构债和公司债，支持美国巨额赤字，为美国的经济增长融资。近年来，中国在美国的储备资产年收益率在5%左右，考虑到通货膨胀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实际年收益率不超过2%。实际上，这等同中国向美国发放贴息贷款，因为中国政府不断以较高利率发放国债借取民间资金，国内机构则以更高的利率向境外举债。
“第四张皮”：储备美元资产不仅收益低，而且面临因美国通货膨胀以及美元汇率长期大幅贬值而严重缩水的风险，还有可能遭遇美国冻结的威胁。
如此这般，美国非但不感谢中国，反而一再宣称，中国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利用其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资产，向美国要挟--威胁美元汇率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自序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印度、阿拉伯乃至印加等诸多文明都创造了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很多迄今仍然于人类文明星河发出灿烂光芒。近代以来，西方开启工业文明，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将社会生产力持续推向前进，为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与其他文明古国不同的是，西方主要国家为保持发展的先进与富足的生活，一刻都没有停止对后进国家的军事与文化侵略、经济与技术剥削、金融与规则欺诈，处心积虑防阻后进国家的超越尤其是新兴大国的崛起，如此令诸多后进国家陷入金融危机、经济迟滞和社会动荡的陷阱。
一
长期以来，西方大国孜孜不倦于“五个一工程”，即篡改一部历史，编织一套学说，培养一批人才，炮制一组政策，营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出一个使自己保持先进、后进国家固守落后的陷阱。
踢开“致富的梯子”。西方主流学者将人类社会发展史庸俗为自然生物演化史，或将人类社会早期蒙昧史放大为整个人类史。长期以来，西方不断宣扬自己光彩照人的文明，而竭力隐藏自己的真实历史，例如国家公然充当海盗、贩卖毒品、大规模屠杀土著居民、发动一个又一个侵略战争、肆意侵犯他国知识产权、制造资产泡沫大耍金融骗局等等劣迹斑斑。一些西方大国甚至还不断在教科书中“创造”历史，编制一个个所谓“好政策”和“好制度”，然后以之当作“致富的梯子”兜售给发展中国家，这些诸如自由贸易、知识产权等“成功经验”，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发展早期或没有很好地用过，或根本就没有用过。而真正的“致富的梯子”（如保护关税、限制海运、抛弃知识产权等）却被它们故意踢开。[①]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按图索骥后陷入了政治混乱、社会混乱与经济混乱，甚至落下“失败国家”的恶名。
“狼吃羊”的自由经济神学。西方主流学者遵循“狼吃羊是合理的”的“丛林法则”，演绎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编造了一套核心为“强者奴役弱者是合理的”自由经济学说。长期以来，自由经济学各类相关“经济原理”（如“人都是自私的”）的成立、经济模型（如国家发展应立足自身“比较优势”）的建立要仰赖一系列假设，数不清的假设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厦的梁柱。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抛弃约束条件，偷梁换柱，直接将假说当作定理乃至真理。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始基就是将人看成理性而自私的“经济人”，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至多只是“真假”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世界的“善恶”与“美丑”自由主义经济学永远无法企及。人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道德人”、“政治人”。人的本质不是“理性”与“自私”，而是“群”与“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一定的组织与协调治理，而且人类社会越发展，组织与协调治理越复杂，而不是放任自由。因此，由自由经济理论支撑的经济学是伪科学，是一种经济神学。
鼓吹与传播经济神学的“芝加哥男孩”。西方国家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来坐地吸引或主动物色后进国家的学子，在“诱之以利”基础上“晓之以理”，为后进国家培养及输送一批又一批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且经过精心包装成光芒四射的“人才”，这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发动政变后，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②]，以经济自由主义来治理国家，结果引致国家经济灾难，人均收入增长不断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达到政变前的水平（1971年5663美元，1987年是5590美元），在同时期拉美的国家治理上，只有另一个信奉经济自由主义国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而80年代后期的经济恢复增长还拜拉美“债务危机”发生后大规模实行国有化之赐。在商业上，有一种简单便捷的经营模式，叫做“代理”，经营者若能代理一个好品牌，很快就能财源滚滚，因此那些希望快速发家致富的人，往往会削尖脑袋为名牌产品做代理。一些西方大国通过设立形形色色的基金，如同在世界销售商品一般，积极在东道国培植或寻找代理人，以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如此，“鸡生蛋，蛋生鸡”，一批又一批的“芝加哥男孩”，在他们所“效忠”的国家，施展他们的“真才实学”，最后无一不是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经济，搞乱了社会。
致富的“金马甲”实质是发展的“紧箍咒”。经济自由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以佛陀一般无限怜悯之心给发展中国家亲手设计了一个脱离苦海的秘方，号称致富的“金马甲”。经济自由主义的僧侣们把“金马甲”鼓吹为通向富裕的唯一道路，全世界有且只有这一条道路。“金马甲”的主要内容包括：减少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实施“小政府”；削减公共支出，反对福利政策，实行低福利；实施私有化，发展私有经济，推动自由市场；政策目标放弃充分就业，寻求物价稳定；开放金融体系，实现货币自由兑换；实行自由贸易，开放外资进入，开放资本市场，退休金私有化。“金马甲”横空出世后，很快就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标准治国方略，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他们的代理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经济精英所积极推动的经济政策。“金马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被裁剪包装为不同的外衣，令智利、俄罗斯以及一些转型经济体“先休克再治疗”的医治方法，其核心药方就是“金马甲”的制作工艺，这些天真的倒霉蛋，不久便成了可怜的试验品，最终非但没有致富，反而亏了做买卖的本钱。
拒绝与接受都一样失败的国际秩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当今以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国际理论的制造者、思想的领导者、政策的鼓吹者，当然也是利益的最大获取者，是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世界贸易组织（前身是关贸总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果，长期以来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实施“经济专政”的工具，被一些国际学者冠名为“邪恶的三位一体”。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具角色更加突出，该组织原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收支逆差国及时调整政策，以实现收支平衡进而维护汇率的稳定。但是，当美国国际收支出现持续且严重失衡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对美联储大起大落操纵美元汇率视而不见，反而积极推行美国财政部抛出的“华盛顿共识”，引导甚至直接施压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国际化，为跨国资本特别是美国的金融资本扩张清除障碍。国际秩序是强者送给弱者的一种礼物，它以双重的约束出现在后者的面前：拒绝这种礼物是失败；接受这种礼物也是失败。弱者唯一可行的反应，是既不拒绝也不接受，或既是拒绝也是接受（国际著名政治学家沃勒斯坦语）。
当今世界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也是少数发达国家的，但是归根到底是发达国家的。西方大国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出于国际竞争、遏制对手与促进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他们在近乎垄断国际语境的背景下，不断制造议题——维持与强化其强势国际话语权，例如政治民主、社会人权、经济自由、知识产权、新经济与金融创新等等，如今又有了气候变化及碳交易、可持续与均衡增长、网络连接自由等新议题。综览这些议题设计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扬长避短设定议题，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为赢得第三世界，他们推出“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以吸引发展中国家；苏联对手体制更加公平，于是西方就突出效率，民主政府议事效率低，于是就凸显市场效率；或立足自己的竞争优势，美国的经济实力、战略谋划比苏联强，于是提出耗资庞大的“星球大战”，搞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以图拖跨对手；后进大国经济增长强劲威慑自身地位，西方便抛出“气候变暖”、“拯救地球”议题，欲以碳减排从新兴大国釜底抽薪，……。西方大国制导一个又一个议题，如此，数十年间，一直令后进国家气喘吁吁，随西方大国的笛声起舞。
二
愚以为，我中华崛起之长征大致历经三大阶段，即站起来做人，富起来成人，强起来当巨人，从救亡图存，到发家致富，再到拥有掷地有声的国际话语权。但是，中国崛起的征程，必须要经过“西方丛林”，这里有蔚蓝天空，有灿烂阳光，有山涧清泉，有百鸟歌唱，但是跋涉者绝对不应有漫步的浪漫，而应时时处处警惕脚下的陷阱。
中国人享誉世界的不仅是勤劳，而且富有智慧。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与西方的博弈中屡屡陷入被动，不断遭遇贸易摩擦、投资壁垒、资源敲诈、金融开放、储备缩水等纷至沓来的困境乃至劫难，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进行一场严重“不对称的博弃”或就是“经济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照自己成功的相反经验编制了一本“成功手册”、一个“致富的梯子”，一条指引后进国家做大、做强的通衢，然后借由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引领，将老老实实的学生一步一个脚印地送进了陷阱。
正是在西方及其代理人“芝加哥男孩”的诱导下，我们认真学习了西方已是篡改的历史，如获至宝般地接受了他们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续重用了他们为我们培养的自由主义人才，在各方面积极落实“华盛顿共识”等政策主张，欣欣然穿上了致富的“金马甲”，按西方特意制定与随意解释的规则与西方大国博弈。说白了，我们在很多领域、很多问题上一直随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笛声起舞。
心理上，我们一直在以美为师，中美博弈中曾经呈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中方“选手”纷争着要到美国那里认师归宗。中国的仁义礼信、尊师重教的传统价值，是很难让学生与老师一较高下。这种心理上的劣势，自然体现博弈的不对等，由此陷于被动当属必然。世纪金融大危机，美国政、商、学、媒各界曾经都承认美国（华尔街）自己就是纵火犯，为此信誓旦旦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有了中国学生积极主动分忧解难，奋力搭救，美国老师由此赢取了难得的喘息机会。而待老师身体痊愈后，不仅意兴阑珊于国际金融改革，反而以针对中国用意明显的“可持续与均衡增长框架”来取代国际金融改革。如此，令国际社会错失国际金融改革乃至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世纪良机。
技术上，我们多数是在客场作战，遵循的是对手制订的博弈规则，关键的是，我们很多指挥员与战士是对手精心培育出来的。中国的“芝加哥男孩”远较当初智利的“芝加哥男孩”人多势重，位高权重，声强语重。由此也使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统计部门发表报告称，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上涨1.5%，严重偏离基本事实，偏离城市居民实际感受，一些中心城市房价无法估算，只能用飚升来形容。但是，相关统计专家辨称，统计手段科学合理，统计方法与国际接轨，1.5%的统计结果如果有问题，那是实际出了问题，市民的感受出了问题。“均衡汇率”子乌虚有，但是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硬是相信，理论上存在均衡汇率，所以人民币汇率改革就是要向均衡汇率不断迈进。然而，他们没有按模型推算美元的均衡汇率到底在哪里，这是善意忽视还是有意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美元贬值了97%，美国操纵汇率大起大落可达30%-40%波幅，是当今世界名副其实的最大最持久的汇率操纵国。美元汇率波动与走势很明显是取决于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取决于相关利益集团实际利益的需要，为何中国人民币偏偏要取决于“均衡汇率”的需要？无他，中毒太深了！
战略上，我们的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总结出“上兵伐谋”，而如今作为孙武的子孙的我们在国际博弈中多数时间给人的感觉根本就没有什么战略，得过且过。相信时间是最好的适配器，相信后人比今人更有智慧，美其名曰“以时间换空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小平同志在南巡考察时一语道出中国稀土大国的战略地位。可惜地是，中国虽贵为“稀土王国”，但是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几十年来，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稀土一直被当成萝卜白菜一样贱卖，稀罕的资源不断作土价出口。这显然很合乎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理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仅制造与主导议题，如此把握话语权、牵引国际方向，而且针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近年来还越来越多地特地为中国量身订做多个议题，如“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币值低估”、“大国责任”、“中国制造危机”以及“利益攸关方”与“G2”等等，世纪金融大危机一下子将中国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忽悠中国“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领袖”，为华尔街贪婪埋单，为美国危机埋单。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债务累累、近乎濒临危机的情势下借钱推行医疗改革，让“最懒惰的人”（美国人自己说法）享受医保；而中国将大把钞票借给美国廉价乃至亏本使用，去冬今春西南持续干旱清晰暴露出，中国广大农村百姓（绝对是“最朴实的人”）连喝水的基本保障都没有。
我们对国际形势与国内局势认识不足，对国际博弈与国内矛盾应对迟缓，对“面子”与“里子”更是处理不当，时常为争得虚幻的“面子”，而牺牲大量实际利益的“里子”；我们明明有中西部内陆地区大范围的“穷得像非洲”的“里子”，而不断向世界展示北京、上海、深圳等沿海“富得像欧洲”的“面子”。由此，我们承受越来越多与我们实力、能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把大量资源、精力耗费在彰显国际形象的“面子”上，而国内“里子”破败（社会矛盾凸显）在某种意义上更加严重。
一朵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持续泛滥，已经成灾，而且灾难在加速扩大。新自由主义泛滥的中国大学正层出不穷地培育的是，社会主义的掘墓人而不是建设者，国际秩序的接轨人而不是独立自主的执行者，丛林资本主义的鼓吹者而不是理想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越是最好的大学越是起劲地打造成为美国大学预科，为美国资本主义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
近代国际政治史是一部血与火的历史；近代世界经济史则是一部欺诈与盘剥的历史。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不仅关注天空，更应留意脚下。“关注天空”是认准发展方向，防范强权猎杀；“留意脚下”是注意脚踏实地，以免落入西方陷阱。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在知识产权、外汇储备等多个领域落入西方陷阱；急迫的是，在气候变化、央行独立等多个领域处于陷阱边缘；无奈的是，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落入陷阱。
三
庭前偶有东风入，杨柳千条尽向西。在相关部门“不争论”的旗号下，新自由主义正不断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而大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思想之态势。试看今日之经济中国，几乎尽是新自由主义天下。
挖掉基础。苏联及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国有企业能有效体现国家意志，履行为政府排忧解难，以及一般市场主体不能扮演的职能。过去，国有企业有强大生命力，为国家独立富强与改革开放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共和国无可争议的长子；今天，国有垄断资本是阻击国际垄断资本肆虐铁骑的最强大主力军，为国家经济安全立下卓著功勋。全球化的大势下，国有企业的确面临新的调适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者以一个产权明晰理论即令国企纷纷倒闭，令千万为共和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企业劳动者蜂拥下岗，实现厂长经理向企业家富豪蜕变，国有经济向权贵经济蜕变，通过深挖社会主义墙角而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试想，没有国有企业之皮，社会主义之毛焉附?除非相关决策本身真的就是在“打左灯向右转”，真的不打算要“社会主义”。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但是，我们的一些决策与执行机构，在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下，不仅不敢、不愿捍卫公有制与国有经济，而且还全力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让国有企业为私营企业甚至是外资企业腾出阳光下的地盘。一个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高官曾向私企富豪们直白，不要抱怨时下的“国进民退”，未来地盘都是你们的。若为自由（主义）故，宪法可以抛？其实，所谓“国进民退”的原动力主要来自在华外资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与跨国垄断资本在华扩张，外企为获取垄断利润而压迫国企，国企为确保市场地位便挤压民企。民营企业经营环境恶劣追本溯源是不当开放与过度开放的结果。
腐蚀邦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与教训揭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安为先。政府及社会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坚定的意志与周全的政策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但是，新自由主义拼命鼓吹以自由市场来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美国福特基金在华直接以钱收买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放话，大力抨击中国立足自给的粮食安全政策，要中国放弃耕地底线，到国际市场花钱买粮。然而，国际市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由竞争的市场，粮食市场更是如此，近乎被四大粮商完全垄断。如若让中国粮食需求任由国际市场调节，岂不是任由四大粮商敲诈和盘剥？如此简单清晰道理，本不需要论证质疑，无奈，自由主义学者正在买办化，被人家收买，自然要替人家办事。
掏空核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国际经济金融化发展与国内金融自由化改革，使国有资产与社会财富愈发具有流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恰恰迎合了国际金融大鳄猎取中国财富的需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其价值实现市场化(主要是股票市场)，最后定然有与国际接轨即国际化，如此将中国的国有财产和社会财富，通过一系列金融手段，最终流转到国际大鳄的腰包。自新自由主义于国际扩张以来，金融自由化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与地区酿成灾难，但是中国的相关部门认为，金融自由化理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相关国家的实践方法存在问题，执行力存在问题。因此，执迷推进金融自由化，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一个个有利于大资本尤其是国际金融大鳄投机的举措纷纷出炉。
新自由主义肆虐，祸害无穷！
新自由主义是民族虚无主义。中国的“芝加哥男孩”及其追随者一直在持续不断、不遗余力地诋毁自己的民族英雄、民族领袖、民族文化、民族价值、民族认同，试图“清零”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一个半世纪的革命史，建国三十年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与此同时，极力颂扬他们心目中的西方英雄——亚当·斯密、哈耶克、弗里德曼与格林斯潘，宣扬西方文化与价值，试图为更多的中国人确立另类西方英雄崇拜，依照西方丛林原则改写中国历史。
新自由主义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上，他们看不到草根、人民甚至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而将力量寄托在外部压力上，寄托在全球化上，寄托在跨国公司扩张和“与国际接轨”上，形成所谓“倒逼机制”。由此，积极引进“丛林法则”，引狼入室，侵蚀国有经济，蚕食民族资本，如此以所谓“狼来了”、“鲶鱼效应”来增加所谓的自由市场活力。
新自由主义者在哲学上一般都是不可知论者（如其先驱哈耶克），因此他们主张任由“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反对任何政府干预，让强者自由奴役弱者。一般的新自由主义者是实用机会主义者，关注自己的眼前利益，缺乏应有的原则立场，他们积极投靠大资本、买办资本、境外资本，蔑视弱小的民族资本，敌视能与国际垄断资本抗衡的国有资本。他们挟洋自重，“赤膊”上阵，即裸官、裸学、裸商，随时做好弃“暗”投“明”的准备。
极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自私自利主义者。没有恻隐之心，极少人文关怀。他们主张的自由是大资本控制中小资本的自由，富人剥削穷人的自由，强者奴役弱者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精英主义、个人主义，本质是一种经济专制主义，强调“用脚投票”即“一元一票”，反对“以手投票”即“一人一票”，是地道的反民主的，尤其是反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大多数当家作主。
新自由主义者迷信法律力量，忽视鄙视道德建设。迷信法治的结果必然是人间温情迅速退却，社会关系只有靠冰冷的条文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愈发对立。依照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所实现的社会治理，是经济动物而不是社会人，是消费者而不是公民，是大型超市而不是社区，是无穷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持续的社会和谐。看看自由资本主义治下的国度：实用主义盛行，理想主义匮乏；物欲横流，精神颓废；利益主宰，道德沦丧；……。令人呼吸紧迫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加速向这个方向大步迈进。正是新自由主义盛行愈发使更多的中国人不再有任何敬畏的力量，从官员到商人甚至是普通大众，都可以毫无顾忌于神龛前偷盗，于乞丐钵中取食。有先知教导：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加神圣。但是，看看当今在自由主义浸泡下的中国学者与研究机构，急功近利，哗众取宠，顶级的国家科学机构以研制推广三聚氰胺来谋利，顶级的国家社会科学机构推出贻笑大方的中国军力报告。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实力是剑，道义是枷。国际竞争是磨剑，国际迎合是戴枷。市场保护是磨剑，自由贸易是戴枷。弘扬自己价值是磨剑，接受普世主义是戴枷。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对外政策，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很快实现了由“棋子”到“棋手”的转变。如今，中国“芝加哥男孩”欲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接受“华盛顿共识”，穿上致富的“金马甲”，实际就是主动弃剑戴枷。中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不断跟随西方议题，随西方笛声起舞，老老实实地做西方给我们界定的“负责任大国”，由此我们落入一个又一个陷阱，国际舞台上也逐渐由“棋手”向“棋子”蜕变，不仅是霸权国家的“棋子”，甚至还成为众多普通国家、乃至一些小国的“棋子”。
“和谐社会”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但是必须认识到，有些利益矛盾（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可以和谐，另有一些利益矛盾（如国家利益与买办利益）是不可以和谐的，不可以调和的。可以调和的部分可以通过“理论的批判”得以实现，不可以调和的就必须通过“武器的批判”。当共产党还是人民的政党、大多数的政党时，就必须用专政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需要“理论的批判”，也非常欢迎“理论的批判”，但是必须牢记，“理论的批判”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忘记这一点就会犯“右倾主义”错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因“右倾主义”而险些亡党。今天，极右思想泛滥已经使党和国家在思想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工作领域面临苏联解体之前的危局，该到了“理论的批判”乃至“武器的批判”来矫枉纠偏的时候了。纠偏当然不是要回到过去极左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表明，极左与极右同样危险。中国的伟大传统智慧告诉我们，“执两端而用其中”是实现经济稳定、社会和谐、国家长治、民族久安的不二选择。
江涌于紫竹院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