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江青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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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1938年，江青跟毛泽东结婚。1976年，毛泽东逝世。当了38年的中国“第一夫人”，江青一生中到底有多少存款？江青的亲情世界又是如何？她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哥哥姐姐的？本文和你一起回顾这些尘封多年的往事。

毛泽东和江青

    江青唯一的一笔存款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既要给孩子买牛奶，又要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

    李讷对张耀祠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

    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

    张耀祠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

    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主席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给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8000元。

    当时贺子珍正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后来经过做工作，她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个费用就是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的，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

    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帮她存入了银行，一是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就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江青收下了这8000元，并存入了银行。这是江青一生中唯一的一笔存款。

    江青有一个亲姐姐李云露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有一天江青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以前李云露曾在中南海住过一段时间，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

    见到程师傅时，李云露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眼含泪，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

    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

    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困难生活，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

    程师傅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

    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能再要了，钱已送出去了，再要回来影响不好。

    江青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后来没有去要。

   哥哥辛酸的求见

     江青还有一个哥哥叫李干卿，1901年3月13日出生，比江青大十三岁，“文革”期间在济南火车站工作。

     1970年春天，李干卿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北京求见江青，中央办公厅把他们父子安排在中直招待所住下。

     一天下午，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将此事报告江青，她两眼紧闭，思索了好大一会儿，才犹豫不决地对我说：“这事难办，他们来以前也不来信问问我让不让他们来北京，既然这样，告诉他们，我工作很忙，不能见，立即叫他们回去。”

    “好，我立即通知中直招待所打发他们回原籍。”杨银禄说完转身就走。

    “你站住！还不能这样说。”江青说，“他不是带了一个孩子吗？你请汪东兴派人到主席的礼品库里找一架照相机，送给孩子，再带上半斤茶叶送给他的父亲，他好喝茶。告诉他们我现在工作太忙，我抽不出时间见他们，叫他们赶快回去。”

    第二天上午，杨银禄趁江青睡觉的时候，带上江青的“礼品”来到中直招待所，看到了李干卿他们父子二人。杨银禄说明了江青不能见他们的原因，请他们早点回山东，并把江青送给他们的“礼物”交给了他们。

    孩子毕竟还是孩子，李干卿的儿子看到照相机觉得很新鲜，专心致志地摆弄着玩。

    李干卿听杨银禄转达江青的话以后，流下了眼泪，双手托着两腮很久没有说话。

    杨银禄临走时，他忙站起来，双手握着我的手恳求说：“我这样大的年纪了，这次恐怕是最后一次来北京了，今后再也不会见到江青了。请麻烦你再跟她说说，请她见我们父子一次吧，拜托你了。”

    杨银禄同情地说：“可以，我再向她请示请示，能见你们更好，不见，我也没有办法。我报告她以后，她有什么话对你们说，我通过招待所的领导转告你们。”

    李干卿连连说道：“谢谢，谢谢！”

    回到钓鱼台后，已经夜里11点了。杨银禄把李干卿想见她一面的请求报告江青。江青说：“你还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解放以前他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以后被我们的人民政府审查和管教过，像他这样的人还有脸要求见我？我现在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会见一个曾为国民党扛过枪，与人民为敌，被人民政府镇压过的人，那我的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她说：“你叫招待所的同志通知他，我还是不见，立即叫他们回去，不能在北京久留！”

    江青对杨银禄解释说：“现在阶级斗争这样复杂激烈，他们在北京呆久了，对我是不利的，会影响我的。我没有钱给他们买火车票，叫他们自己买票回去，他们能自己来，就能自己走。”

    杨银禄按照江青的指示，打电话给招待所的领导同志，动员他们父子回去。江青的哥哥接到第二道叫他们回去的命令以后，再次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但仍坚持不离开北京，继续等待江青的接见。

    大约过了两天，江青叫杨银禄打电话问问中直招待所她哥哥离开北京了没有？招待所的同志说，还没有走。

    这时，江青心里很矛盾：不见吧，他们执意不走，在北京住的时间长了，对她影响不好；见吧，又怕别人说她阶级界限不清。经过思想斗争，她决定还是见一面，赶快把他们打发走。为了避嫌，江青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请他报告主席她哥哥来求见的事，并请示“我见他们一面好，还是不见好”。

    毛泽东回答说：“为什么不见？国际战犯都能改造好，国民党的高级人物我都可以见，难道你的亲兄长都不敢见吗？你不能六亲不认吧！见，一定要见。” 

    听到主席的话后，江青决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父子。江青说：“像他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没有资格进中南海和钓鱼台，在大会堂见一见，就够抬举他的了。”

    会见时，面对多年未见面的哥哥，江青没有表现出一丁点想念之情，反而像训斥小孩子一样，疾言厉色地教训了一番。

    她说：“你们到北京来，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汇报？你们这是逼着我见，搞突然袭击。像你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能乱跑，更不该私自到北京来。你一来搞得我很被动。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来北京，你今天立即离开北京。”

    李干卿虽然受到了妹妹的训斥，但是终于见到了身居高位的亲妹妹，还是很高兴的，并没有提任何要求。他激动地对江青说：“我知道你工作很忙，可是，我实在是想念你，这个孩子没有见过你这个亲姑姑，常常念叨见见你，今天见到了，我们明天就走。”说着说着，又流下了泪水。

    他用颤抖的手，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不太干净的手绢擦了擦眼泪。江青还没有等他擦完，站起来，头都没有回一下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