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到底有多少人口

　　一项计划15年达到的人口控制总量，在5年后就被轻松突破了。

　　7月23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人口专题调研组公布：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人口总量已经达到1972万。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登记流动人口763.8万。

　　对照2005年1月国务院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当时确定的2020年北京市人口总量控制目标为1800万人左右。

　　“这个数字（1972万）还是最保守的估计，因为很多流动人口统计不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翟振武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北京历史上调控人口就是‘屡败屡战’的，每次定不要超过多少万，人口总是一步步逼近，就跟小孩儿穿鞋一样，没几年就又突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人口仅为150万，1980年常住人口904万，1990年为1082万，2000年1356万。人口飞速增长，一方面为北京注入了大量劳动力资源，一方面也在逐渐逼近北京的资源环境承载极限。制定合理有效的人口政策势在必行。

　　1246万的户籍人口是惯性增长

　　北京人口迅猛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流动人口。明确流动人口数量才是调控人口规模的基础。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人口数据统计方面，大家在认识上有误区，人口统计的标准很难形成共识，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流动人口没有一个明确概念，一个月以上算流动，还是三个月以上？口径不一样，大家就形成不了对话。统计上是有误差的，但是北京在统计时就不讲究误差，统计出来的流动人口在750万左右，这个数字统计得太简单、太绝对。”王广州说。

　　据了解，1992年和1997年我国对流动人口做过普查，2000年做了抽样调查，而在这之后的十年，流动人口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男女比例从以前男性占大多数到现在男女基本平衡，迁徙模式也从个人流动变化到举家流动，流动人口的老龄化现象也在逐渐突出。

　　王广州告诉本刊，2000年的抽样调查以后，相关部门已经十年没有对流动人口进行普查了。对流动人口现状的不了解，导致低估了其增长速度。“没有准确的数据做基础，跟盲人摸象一样，问题得不到更好的解决。政协提议将人口规划调整纳入十二五规划中，但你不知道规划谁，产业结构调整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此次调研常住人口总量，是由北京市公安局负责户籍人口统计，统计局发布信息，1246万的户籍人口是惯性增长。

　　“差就差在流动人口，统计局最新统计的流动人口数量是763.8万，加上统计不到的，流动人口差不多800多万，加上1246万的户籍人口一共2000多万。这2000多万的数字比起人大公布的1972万更符合实际。”翟振武说。

　　人口增长挑战环境极限

　　人口增长过快是双刃剑，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力支持，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分享有限的资源，北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逐渐逼近极限。

　　过度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华北地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如果人口得不到有效控制，继续快速增长，专家担忧，南水北调的水量将不能维持北京居民基本生活用水。

　　2010年3月，北京市政协组成人口专题调研组，深入北京多个区县进行考察。据调研组测算：北京市垃圾日产生量1.83万吨，而实际日处理1.74万吨，垃圾填埋场超负荷运行。北京的能源98%靠外埠调入。北京市每增加1人每日交通出行量增加2.64次，交通拥堵现象严重。

　　环境承载力是在一定标准下保证居民享有比较舒适的生活，有一定的绿地面积，一定的人均居住面积，人均水资源支撑的承载力，超过这个极限，资源和环境不一定马上崩溃，但居民的生活质量会下降，这与北京打造宜居城市的理念相悖。

　　“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没有完全改变，GDP增长还是过多地依靠劳动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对本刊记者说。北京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却用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作为代价。

　　陆杰华说：“过去我们说的人口红利是过多的注重劳动力的数量，没有提到人力资本和人口素质，如果按照现在这种方式发展，北京的城市竞争力不会有很高的提升。”

　　“人口发展应该是一个多元的目标，不仅包括数量，还要有结构，但北京以往的总体规划只注重数量，像年龄结构在核心区域是什么样的分布，在扩展区又是什么样的，都没有细化。确定好比例后措施才更好实践。现在我们这1972万是比较混乱的结构分布，是一种无序的增长。”陆杰华说。

　　翟振武则提出：“产业要升级换代，从劳动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的产业，这是解决人口问题一个根本的出路。”

　　“流动人口来北京的目的是就业。调控流动人口规模关键是解决北京市产业吸收劳动力的问题，发展那些高附加值，高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少一点。北京现在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居多，大型制造业，钢铁业，劳动力需求旺盛，自然吸引外来人口涌入北京。”翟振武说，“同时，与上海、深圳比起来，北京的生活成本低廉，各种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鱼龙混杂，企业用工制度不规范，这些漏洞降低了进入北京的门槛。”

　　在翟振武看来，北京是首都，在这个地方建企业用工人就更要遵守法律法规，雇用工人，不管是什么工人，必须给劳动者上五险一金，保证他的最低工资，保证工人的最低劳动时间，加班给加班费，定期定额交税。“对于这种劳动密集型的，利润很低的企业，用工成本提高了，就会向别的地方转移，招工就招到别的地方去了。”

　　“就像纽约，”翟振武补充说，“纽约没有贫民窟，要在纽约办企业就要付给工人较高的工资，只有高附加值的企业才有能力支付给工人足够的工资保证他的生活，所以纽约的人口涌入并不像北京这么迅猛。”

　　“这么多人涌入，不敢改了”

　　人口调控，绕不开户籍问题。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户籍改革会呈现怎样的关系？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北京户籍制度改革一直难以推进的原因，无非是户口本背后的社会福利难以剥离，流动人口无法享有同户籍人口均等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

　　“从我们国家长远发展来看，以后肯定要突破户籍壁垒的限制，突破二元化的结构。”陆杰华分析。

　　2010年8月2日，《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为适应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要求，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无论是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高层次人才户籍将可在京津冀地区自由流动。

　　坚固的北京户籍壁垒算是松了一个小口。但是也有人担心人才引进制度在发展差距较大的环渤海地区施行，会造成人才只朝着北京和天津单向流动，导致河北地区人才的流失，继续拉大京津冀地区差距。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昕表示，只有缩小北京与周边城市的主要经济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国家也出台社会保险跨省转移的完善办法，让流动人口意识到去哪里都基本一样的时候，北京户口才有可能真正松动。

　　“京津冀地区是一种‘大头—细腰—无腿’的模式，两个特大城市，北京和天津，中等城市除了唐山、秦皇岛就几乎没了，小城市就更没有了。不像长三角地区，苏州、常州??周围很多大中小城市比较配套。北京是双峰太突出，周围地区落差太大。”翟振武说。

　　控制人口的根本还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样才能把产业分流出去，人口逐渐恢复平衡。

　　然而因没有合理的城市规划，北京近年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更增加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难度。“这么多人涌入，不敢改了。”翟振武认为，“大城市户口改革一般都比较谨慎。上海居住证改革也是一步一步的，不会一下子放开。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的做法，但是目前来看，北京现在户籍制度改革没有多大进展。”

　　但是在经济学家李开发看来，这不应当成为阻挠户籍改革的借口。“北京户口制度应当抓紧改革，越早越好。”他对本刊说，“外来人口来了，我们让他替首都打工，把财富留下来，然后首都不需要他们了，就请他们回老家去。只增加财富，不增加负担，这种做法太短视。”

　　中心区大饼摊得太大

　　“一个城市增加人口是靠产业吸引人的，根本问题是分流产业而不是控制人口。”多年研究城市规划，李开发认为控制人口的根本途径不是控制户籍，而是分流产业。

　　2006年发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中表明，未来五年，北京将建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四大各具特色的城市功能区。

　　“如果每一个功能区定位过于具体化，则会导致企业集中，与住宅区分离。像天通苑，通州现在都已经变成了睡城。”李开发说。

　　对比中外城市建设，李开发直言，控制人口增长，关键在规划，而我们的规划“太软、太乱、太近视”，“北京中心区大饼摊得太大，7%的中心区土地面积上集中了约1600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6%，每平方公里人数达到13300人，是全世界城市摊大饼的第二名，第一名墨西哥城为1500平方公里，人口2200万。”

　　另一方面，许多城市都在建设卫星城，目的在于分流产业，分流人口，但在李开发看来，事实上没有企业从市中心撤出来到卫星城去创业，人流还是向中心汇聚。“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有五六年了，规划一直引导着，但是到现在还是一个大中心，所谓‘卫星城’从来就没有‘卫星’过。只有等到中心城区扩大，吃掉‘卫星城’，‘卫星城’的历史使命才算终结。这说明，我国的城市规划领域对卫星城建设研究不足，从指导思想到运营实践都有缺陷。”

　　李开发假设，昌平、顺义、平谷、大兴，每个卫星城分流人口150万，北京的诸多问题都能得到有效解决。

　　关键在科学规划。李开发的建议是，某个地方建多少住宅楼就要建多少相应的写字楼，要做到写字楼附近70%～80%的人能就近找到住的地方，住宅楼附近能就近找到上班的地方，这样才能把商场、写字楼、银行配套起来。

　　“如果我们在规划顺义的卫星城时，规划建设一条轻轨，从北三环起直达顺义区中心，中途不设站点，或者就一两个站点，从北三环上了车，20分钟就到顺义。顺义的写字楼便宜，住房也便宜，去市区中心办事也方便，再加上税收政策与产业政策一激励，企业就会自动自觉地搬迁到顺义。”

　　甚至，李开发说，北京市的卫星城，也不要仅仅着眼于北京，可以向周边城市发展，“正确的办法是放眼未来，制订一个‘大北京’的规划，把河北的霸州、涿州、三河、固安等市县划归北京市，在现在基础上，使北京市的面积增加一倍，用快速交通、便宜的写字楼与工业园区，便宜的住宅与优惠的税收政策把企业与人流吸引过去。”

　　“目前北京到天津的快速铁路只要半个小时，如果我们从长计议，在开通到霸州、固安、涿州的快轨后，单程票价在2～4元间，数百万人迁出北京中心区，有可能让北京重新成为宜居城市，成为风景宜人的世界都市。”李开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