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江关谁省暮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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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推选第一届院士。结果，共有81位各学科门类的杰出学者当选院士。其中人文组仅28人，郭沫若赫然在列。他是作为史学家入选的。谢泳对此评论说：“1948年郭沫若的政治态度是人所共知的，但中央研究院没有因为他的政治倾向就把他排斥在院士以外，所以大体可以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选举没有政治干预。”这样说当然没错。但也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观察和分析：遴选首届院士，荣誉崇高，审查严苛，竞争激烈，僧多粥少，名家落选者不乏其人；如果没有公认的、足够的学术成色和分量，胡适、傅斯年诸人再怎么能兼容并包容纳异己，也不可能轮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郭沫若聊备一格敬陪末座。
1966年，即将跨入“史无前例”的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4月14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上极力自污：“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一些人缺乏“同情之理解”，近年频繁对此上纲上线口诛笔伐。其实，郭老这段话，极其沉痛，极为悲凉，有特定的背景与涵义，颇堪玩味。范文澜的几封相关信件，正好作为注脚。
同年5月6日，范文澜致函刘大年、黎澍：“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深之广，简直不可想象”，一再促请这两位亲近得力的助手对自己匆忙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接下来的信，口气一封比一封峻急焦虑：“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高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范文澜与郭沫若、翦伯赞合称“三老”，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从范老这些充满紧张、不安、无奈与苦涩的信件，不难窥见地位更高、被树为文化班头的郭老的处境与心境。当时，他们想必对“最高指示”如“矫枉必须过正，非过正不能矫枉”，有了更为准确和痛切的理解。
1968年12月18日夜间，翦伯赞夫妇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死时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口授了一首诗，七言八句，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劈头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中间坦言：《十批》不是好文章！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首都各界“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作报告，念了毛的新诗，并点名批评郭沫若。郭被迫检讨，又奉和七律两首，再度全盘否定自己，讴歌伟大领袖。
文革期间，郭沫若的两个儿子郭民英和郭世英先后死于非命。晚年丧子，人生至痛。郭老只是默默抄写亡子的日记，寄托哀思。他什么也没说。飞扬跋扈的学者莫非真的成了工具？激情澎湃的诗人难道变成了一段木头？这是为什么？
郭沫若病逝于1978年，享年86岁。其时，小他一轮的四川同乡巴金正在香港《大公报》开始连载系列散文《随想录》。（2010年8月1日《羊城晚报》。作者：梁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