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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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孔
《炎黄春秋》编者按: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中国食品报》总编辑、本刊创办人之一徐孔同志于2010年5月22日逝世,享年83岁,发表他的遗作一篇,以资纪念。
人在走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常常会回忆往昔岁月的事情。
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我的遭遇却很不普通。从1958年4月被定性为“极端右派分子”,沦为“黑五类”,长达20年有余,直到1978年11月才得到改正。为什么我的生活会出现如此大的波折,个中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不能不经常思索的问题。
我出身在农村一个普通的家庭,中农成分,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家庭出身是清白的。父母望子成龙,节衣缩食供我读书。上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中共地下党员,和我关系较好。我受他们和进步书籍的影响,投奔革命,到解放区以后,继续读书。在华北联大毕业以后,作为研究生又留校一年。1948年调华北野战部队作随军记者,在国内和朝鲜战场上,经常随战斗部队深入火线采访,无畏勤奋,发的报道较多,曾获得朝鲜内阁的解放奖章。我和其他的年轻知识分子一样,有理想,有追求,读大学和做研究生期间学的是文学专业,我希望通过自己对生活素材的积累,能写出一些像样的作品。但我对权力和名利一向淡泊。1950年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兵团部队进驻天津,兵团宣传部长沈图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干部大多文化较低,以后部队要搞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亟须充实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政工干部。他说,他和他的原工作单位67军组织部钟部长商量过,我做了几年随军记者,对部队情况较为熟悉。如果我愿意,可以先到67军一个营担任一个时期的教导员,熟悉一下实际工作,然后到团里做政治工作,这样,发展会很快。我知道沈部长的好意,想提拔我。但我向沈部长表示,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我这个人的弱点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我希望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工作。由于我不追逐权力和名利,对上,我执行领导分配的任务是坚定的,但从不看上级的脸色,逢迎阿谀。我对上对下或同级之间都保持正常的关系。我认为,作为一名年轻的普通新闻工作者,我一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职守,但1958年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不但开除党籍军籍,而且被开除公职,为什么我会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
摘掉帽子以后回家探亲,路过北京的时候,见到两个分别20多年的老朋友,他们对我的遭遇都很同情,但都没有感到意外。他们说,你这个人吃亏就吃在性子过直,爱管“闲事”。在一定政治气候下,讲真话是要倒大霉的。细想想,老朋友这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倒真说到了点子上。
回忆过去20年的艰难,从劳教农场到劳改盐场到被遣送回原籍农村,以至四年多的托钵上访,其间所经历的困苦和屈辱,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特别是家庭和子女,受到我的株连,二十多年啊,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生活上、精神上都受到沉重的压力和痛苦,每想到这些,心里非常沉重。但我并没有因此而对过去的所为感到后悔。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该有自己做人的准则。我是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注重气节,有自己的良知,有独立的人格。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纵使身处逆境,仍不失做人本色。当然这样,很可能要付出代价,甚至是沉重的代价,因为个人的命运并不完全决定于自身的行为,常常受客观的形势、特别是政治形势所左右。
在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在政治运动中,人们难以掌握自身的命运,但可以掌握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对运动所持的态度。每个人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取向不同,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就知识分子来说,由于所处的政治地位特殊,他们的选择更为艰难。“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臭老九”,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必须,也只能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规规矩矩地遵命行事,独立思维的空间很小,即使有独立的思维也不能表达出来,否则就要大难临头,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多数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有的人脊梁骨被压弯了,做出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特殊年代,除了少数“文痞”、“恶棍”和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以外,对多数文化人包括一些名人方家的软弱表现不应苛求,他们无力改变大环境,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情。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国家的悲剧。说到底,人类历史的发展,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源于知识的创新。一个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民族和国家是注定要落后的。
但在那种不正常的年代,也有一些知识分子铁骨铮铮。有的在最高层的巨大压力下,在四面围攻的困境中,匹马单枪向不以理服人、以势压人的粗暴行为进行战斗,有的为了坚持真理,维护人格的尊严,以死抗争。这样的人不是很多,但他们高尚的品格,得到人们由衷的崇敬,历史也终于给他们作出公正的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而是求知若渴。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条战线各个行业迫切需要学有专长的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对于知识分子,应该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比较好的时期,生存环境和工作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的沉痛教训。逆境是考验,顺境也有考验。何况,历史的进程是不能一刀两断的,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延续了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经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要丰富,都要完备,它的历史积淀也特别厚重。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斗争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到底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很多人并不清楚,简单地把一切坏东西都纳入资产阶级思想,却忽视了反封建这个繁重的任务。
回顾我这一生,经历过顺境,也遭遇过多次挫折;曾经是人民功臣、最可爱的人;也曾被打入黑五类,经历了20年的艰难生涯。尝遍人生百味,我懂得了做人的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做随风摇摆的墙头草,更不能像皮鞭抽打下的陀螺。要正视历史,面对现实,正正派派做人,踏踏实实工作,对人对事,都要无愧于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名符其实的“小人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历史主要是由亿万“小人物”书写的。只要每一个“小人物”都能坚持做人的良知,为人做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国家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履行公民职责、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不容易,甚至会遭到打击,以至残酷的打击。但这样做的人,他们心里是坦荡的,在众人面前他的腰是挺直的。到了生命结束的时候,心态也会是平静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不会有负罪感,他的家人和子女也不会为他而蒙羞。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第7期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2010-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