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之子陶恒生细说“高陶事件” 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也称“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当年高陶二人在关键时刻从上海秘密出走，九岁的陶希圣二儿子陶恒生，亲身经历了“高陶事件”。当时，陶恒生姐弟五人与父母，走过一段心惊胆战的逃亡之旅。
　　陶恒生日前应邀来新演讲，忆述这段历史事件及他们一家在“高陶事件”中的遭遇。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报道了一条震惊中外的新闻：原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与日本在上海签订了“汪日密约”，新闻标题的其中两行是这样的：“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这条十分惊爆的新闻刊出之后，除了在各地引起轰动，更叫世人感到意外的是，向《大公报》联名揭发汪精卫签下卖国密约的，竟然是汪精卫身边的两名得力助手高宗武和陶希圣……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桩高宗武和陶希圣的揭密事件是极具关键性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学界，称作“高陶事件”，也称为“抗日史上的小西安事变”。
　　当年高陶二人在关键时刻脱离汪精卫，从上海秘密出走，陶希圣的二儿子陶恒生已有九岁，亲身经历了“高陶事件”发生的过程。当时，陶恒生姐弟五人，在1939至1940年间，随母亲万冰如从香港去上海，但又在短短40天后，随着事态的发展，分两批偷偷逃回香港。
　　陶恒生日前应孔子学院及“连士升青少年文学基金”之邀到新加坡发表演讲，他在接受本报访问时，忆述起这段历史事件，以及他们一家在“高陶事件”中的遭遇。对陶恒生来说，他们一家人当年秘密逃离，那一场逃亡是他人生记忆中无法忘怀的一段。陶恒生条理分明的说出逃亡细节，在他娓娓道来下，这段相隔半个世纪的陈年往事宛如电影中的逃亡情节。
　　签约当天借病缺席
　　1939年12月29日，在上海愚园路一幢洋楼里，一场以“主和”为名的秘密“汪日密约”谈判正在进行。会谈的一方是以汪精卫为首，另外一方则是日本参谋总部代表影佐祯昭。
　　陶恒生说，在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其父陶希圣早在十二月初已渐渐意识到这份条约对中国十分不利，他说：“我父亲从密约中发现，日本人对中国领土，对于控制中国人民的野心昭然若揭，签下这样的密约后果不堪设想，肯定会成为千古恨事，因此决定不在密约上签字。”
　　由于知道事关重大，陶希圣承受着极大的精神煎熬，有学生去看他的时候，他要学生到香港去告诉当时在香港的妻子万冰如，通知她，他在上海处境困难，但因身陷窘境，无法脱身。
　　万冰如在香港听说后，决定带着五个孩子奔赴上海支援陶希圣，表面上则表现得好像是到上海投靠汪精卫和日本人。而在家人抵达上海后，几近崩溃的陶希圣才得以搬出愚园路与家人团圆。
　　但汪精卫与日本的谈判终究还是继续进行，并进入最后关头。陶恒生说，汪精卫与日本是在1939年12月30日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但签订密约的那一天，对密约内容无法接受的陶希圣借口生病缺席了。
　　签约后，到了元旦团拜的那一天，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要陶希圣“补签”密约，陶希圣再次躲过了。那时同样没在密约上签字的另有一人，那就是高宗武。
　　陶恒生说：“高宗武任职外交部，我父亲陶希圣来自学术界，两人交情原本就没什么，平常交谈也不多，更不要说推心置腹。然而，当高宗武发现我父亲也没在密约签名，就主动到我家里来，两人交谈之下，当天不约而同决定出走。”
　　乘美国总统号逃亡
　　为了逃离上海，高宗武还打听到，1月3日，5日，7日都有船，最后决定坐1月3日，比较安全的美国总统号离开上海。
　　陶恒生说，陶希圣与高宗武能够成功逃走，很大程度上是得到杜月笙的大弟子万墨林的协助。曾经是上海滩黑帮老大的杜月笙，中国抗战期间身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上海则是他抗日工作的重要据点。高宗武在谈判期间，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便指示万墨林，为高陶二人的出走做出救援安排。
　　陶恒生说，他父亲与高宗武是以假名登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船之后，他们甚至把彼此的假名也忘了，后来在甲板上碰到了，两人在商量之下决定到香港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做，结果在船上就起草好给《大公报》主编的信。
　　陶恒生说，高宗武手上握有卖国密约的照片。在谈判期间，高宗武曾经利用机会，将卖国密约拍下了照片。在奔赴香港的旅途中，高陶二人商定，要把这份密约公之于大众。
　　1940年1月5日，高宗武与陶希圣到了香港，高宗武就把他拍的照片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立刻坐飞机到重庆，把资料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了决定发表，可杜月笙说，陶的家属还没出来，是不是等他们脱险之后再发表？蒋介石后来也答应了。
　　万冰如骗了陈璧君
　　高宗武与陶希圣离开后，汪精卫等人很快也得知了高陶二人出走的消息。但幸好他们并不知道高宗武已经将照片拍下来了，而且由于陶希圣的妻子及子女都仍留在沪上，汪精卫与陈璧君当时决定按兵不动，静观陶家举动。而陶恒生与母亲、哥哥、姐姐、弟弟6人在上海，由1月7日到21日，开始在万墨林帮助下，精心策划了一场心惊胆战的逃亡之旅。
　　陶恒生说，陶希圣逃离上海到香港后，他们在上海的处境很危险，他们在行动及谈话都受到监视的情况下，其母亲万冰如在苦苦思索之下，决定去见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她告诉陈璧君说，自己很担忧丈夫陶希圣会在香港说些不该说的话，见些不该见的人，所以想抢先去香港把丈夫劝回来。
　　陶恒生回忆说：“我母亲对陈璧君说，她只带两个最小的、没上学的孩子到香港去，劝我父亲回来上海。三个大的，包括我和哥哥、姐姐由于还在念书，不会走。陈璧君听了我母亲的话，就放心安排她到香港去。汪精卫甚至派专人护送我妈妈和两个弟弟到码头，搭船前往香港。”
　　在万冰如带了晋生、范生两个小儿子去了香港的一个星期之后，1940年的1月21日，陶恒生和哥哥泰来、姐姐琴薰，在万墨林的伸出援手下，兵分三路逃到码头，先是上了一艘小电船，后又偷偷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在陶希圣的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平安到了香港，并由陶希圣的另一名学生连士升到码头迎接。
　　回忆起这段往事，陶恒生说：“1月21日上午，我们姐弟三人搭乘的轮船刚出吴淞口，我父亲和高宗武联名的‘致大公报函’和密约原文照片，由专人送到《大公报》。22日，我和哥哥、姐姐乘坐的轮船还没抵达香港，‘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已经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
　　陶恒生说，他回到香港复学以后，校长还特地介绍给全校同学，说他是陶希圣的儿子，年幼的他因此受到几近英雄般的待遇，还颇有得意之感。而陶希圣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在香港创办了“国际通讯社”，1949年赴台湾，担任中央日报主笔、董事长等职。高宗武则从此告别政治，远走美国，终老美国。
　　陶希圣劝过汪精卫
　　我父亲曾经劝过汪精卫停止谈判，把签约的可怕后果说给汪精卫听，劝他不要中了日本的圈套，可是始终规劝无效，汪精卫说他已经无法回头，骑虎难下。眼见汪精卫不能自拔，我父亲不愿国家沦亡，自己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罪人，最终只能一走了之。——陶恒生
　　许多人都感好奇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当时的心路历程，为什么先是追随汪精卫，后又脱离汪精卫。尤其是学者出身的陶希圣，他为何一度追随汪精卫？
　　陶希圣1931年在北大讲授中国社会史，开创了“社会史学派”，并因为文章写得好，很得蒋介石器重，曾经为蒋介石代笔《中国之命运》轰动一时。
　　陶恒生说，还没有从政的陶希圣，却早在1927年，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近。汪精卫以国民党领袖的身份在武汉主持国民政府，他父亲正好那个时候在武汉的军校当政治教官，从此亦学亦政，那个时期他跟汪精卫开始接近。
　　陶恒生说：“我父亲当年追随汪精卫，有其历史及感情因素存在。父亲对汪精卫有一种知遇之恩，曾经觉得汪需要他的时候，他不能离开他。他最终又脱离汪精卫，是因为在和汪精卫等人共同参与对日谈判后，他看穿了日本的野心，敌人所谓的和谈，实际上是在进行诱降，企图吞并中国。我父亲曾经劝过汪精卫停止谈判，把签约的可怕后果说给汪精卫听，劝他不要中了日本的圈套，可是始终规劝无效，汪精卫说他已经无法回头，骑虎难下。眼见汪精卫不能自拔，我父亲不愿国家沦亡，自己身败名裂，成为历史罪人，最终只能一走了之。这说明他有是非判断力和反省的勇气。”
　　陶希圣在给女儿陶琴薰的家信中曾说：“人徒有学问而无决断乃自误耳，我为覆车之鉴。”
　　陶恒生说：“由于个人的交情与情感因素，我父亲也许不忍深责汪精卫，但汪精卫投靠日本组织伪政府，还受日本军阀摆布，这终究无法摆脱他汉奸的骂名。”
　　高宗武留下回忆录
　　陶恒生毕业自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管理学院。并在1973年获选英国特许工程师及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陶恒生与新马社会也有一段不浅的渊源，他曾经于1959年在吉隆坡马来亚工矿公司水泥厂工作，1963年应聘至陈六使经营的怡保大石水泥公司任厂长。
　　陶恒生说，由于自己对当年高陶事件的逃亡经历始终记忆犹新。而这样的记忆也促使他在退休之后，努力收集各方资料，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高陶事件”这一历史公案，以较为完整的面貌呈现世人面前。以多年的心力写下《“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并邀得史学家唐德刚作序。
　　高宗武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高宗武回忆录》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出版，直到2005年6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陶恒生知道后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
　　陶恒生说：“我写了《“高陶事件”始末》的目的是为了厘清‘高陶事件’真相，但我所写的毕竟是‘孤证’，翻译《高宗武回忆录》的时候，我发现，在不同时空下，高宗武的回忆和我父亲的回忆大部分是相同的，这也是我之所以要翻译《高宗武回忆录》的重要原因。”
 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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