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关注“二代”现象：社会现断裂 融合难度大-搜狐新闻

　　□青连斌 晏荣

　　近年来，媒体关于“二代”现象的讨论很多，诸如“富二代”、“贫二代”、“权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独二代”等称谓层出不穷。“二代”现象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的关注，关键在于它反映了很多社会问题，折射出了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并且在一定程度预示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结构的形态。

　　“二代”现象的被关注，与新兴媒体尤其是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有着密切联系。先是“富二代”频频在网络上炫富逐渐引起人们对这一现象的关注；随后，通过本人的现身说法或媒体对“民二代”、“贫二代”艰辛的现实生活、无望的未来的深入描述与报道，引起了更为广泛的讨论；而网民对“权二代”的口诛笔伐更引起人们对“二代”问题、权力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深思。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既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更承担了网民表达意见、交流思想的平台的角色。网民的互动深刻揭示了现实，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空间。

　　“二代”现象的出现并被广泛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一现象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超出了多数人的记忆与经验范围。30多年前，无论是制度设计、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导向，还是受此影响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观念都还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甚至以贫穷为荣，社会成员的构成也比较单一。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原有的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最为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与重新组合。社会阶层早已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细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多个社会阶层。阶层之间最显著的差别莫过于收入水平的差距，社会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出现垂直分化。收入差距直接决定了不同群体在消费方式、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甚至区隔。比如，随着住房制度的变迁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中已经开始出现因为收入不同而导致的居民居住的区隔。与别墅区、富人区一墙之隔的是棚户区、贫民区的现象已经较为常见，甚至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类差别会随着人口的自然变化反映在代际变化上，就是社会差别通过代际更迭而具有了一定的“遗传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遗传”不是生物学遗传，而是由于上一代人在能为其子女提供经济、文化、社会资源方面存在的差异，经由受教育机会、所获得的经济与组织资源的放大与强化效应直接导致上代人的优势或劣势烙印在下一代人身上，成为下代人自身的社会特征。“二代”现象的出现正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富二代”是第一代富翁的后代，“贫二代”出身于贫困家庭，“官二代”的父母们自然是掌握着丰富政治组织资源的子女们。这种“遗传”、“烙印”一方面显示了社会阶层边界已然形成，更说明边界开始有了固化的倾向，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一般人要跨越这些边界，成为强势群体绝非易事。

　　综观被热炒的“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现象可以发现，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如今的中国社会已经渡过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剧烈变化期，社会结构开始走向稳定与成熟，但同时社会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借以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减少，成本在增加。当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居无定所，看到普通人面对高涨的房价只得蜗居的现实后，原来只要努力奋斗，或者通过上大学等方式就能改变命运的思想开始被不少人抛弃就不足为奇了。近年来，当昔日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可以鱼跃龙门的高考来临时，有越来越多的考生主动放弃高考就是人们对向上流动机会减少的消极反应。而向上流动机会欠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壁垒的形成，同时，它也是社会流动越来越难的后果，这两种现象相互叠加，使得社会出现断裂，融合难度不断增大。

　　这种社会壁垒一方面来自于“一代”，其中的强势群体在社会变革中所积累起来的经济财富、组织资源、文化资本、人脉关系等会影响个人发展的社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既有的制度性壁垒。另一方面，现有的制度性安排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社会分化与区隔的形成，如果不加以改变，更会加剧这种状况的发展。比如，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就是导致“民二代”（即农民工二代）问题出现的重要因素；尚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及政府难以向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包括在公正的环境下对社会流动起决定作用的教育）的事实尤其制约了底层社会成员的发展；机关事业单位不尽完善的用人制度为潜规则的横行留下了空间，导致诸如“官二代”、“权二代”的出现；尚需改革的收入分配制度制约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既限制了很多低收入者上升为中等收入者的可能，造成了过于庞大的收入金字塔的“底座”，又对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者缺乏应有的约束，使得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在极少一部分人及其后代手中。

　　人们必须去适应和习惯“二代”现象，因为它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回到以前的社会状态显然已经不可能。“二代”现象本身也反映出很多人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二代”，以偏概全，给某一群体的所有人都贴上同样的标签。这说明当下社会的宽容程度还不够，而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和谐的社会是和而不同的，一定社会差别的存在是整个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成员个体谋求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但社会在分化、区隔的同时，更应为普通社会成员留下足够的上升渠道和发展空间。（作者分别为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

　　主题词诠释

　　何谓“二代”

　　“二代”特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人。“二代”是和“一代”相对应的一代人。具有不同特质和阶层归属的“一代”是在改革开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他们的物质条件、教育方式等从一定程度上“遗传”给了他们的子女（“二代”），“二代”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社会地位等方面的特征与“一代”密切相关。

　　时代造英雄，这个时代造的却是“二代”

    户籍出身成拉大收入差距推手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加上房补等各种福利，实际收入百万。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但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生活压力还是大。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详细]

    垄断行业暗藏亲缘脉络 员工灰色收入系工资数倍

    有朋友在地方电力部门工作，谈到收入他颇有怨辞：“社会上一个劲儿地让我们减薪，我们的工资条上，工资一栏的收入都快减没了！”从表面上看，这些年垄断行业的工资确实没怎么涨，有的行业甚至降了不少，但实际上，垄断行业员工的实际收入却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仍然比普通行业的职工高出一大块。

　　有调查显示，一些垄断行业企业员工的灰色收入，是工资单上的好几倍。这么多钱从哪儿来？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上下游企业的“利益输送”。[详细]

    现实：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民众担心社会资源被垄断

    中国有句古话：英雄不问出处，富贵当思原由。人生而平等，人事实上又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完全的出身决定命运，就是种姓制度或者“血统论”；而完全铲除出身的作用，实际上也只能衍生出新的不平等。但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自有其特殊内涵。

　　转型中国的二代现象一方面是反映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或者说公职和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程度，另一方面是二代之间的沟通问题。在二代标签的背后，是这个社会早已弥漫的仇富、仇官心理的进一步放大。这种放大已经发生质的变化：人们日益担心，社会的优质资源将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而这正是任何一种极端思潮诞生的社会土壤：以极端的方式重新洗牌。[详细]

   “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中许多工薪阶层的共同感受。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土地、资源、资本———这3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等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少部分人借此一夜间站到社会财富的顶端。

    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也被少数人占据、利用并迅速暴富。在全国产煤大县山西左云，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这里诞生了数以百计、身家亿万的“煤老板”，但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400多元。

    长期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存在着“屁股决定腰包”的怪现象，收入高低靠的不是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而是靠“抢身份”和“抢行业”。如果能“抢”到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或是“抢”到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身份，就等于“抢”到了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五花八门，白黑灰血金“五色炫目”。[详细]

    雪上加霜的税收监管“逆调节”：

    该收的收不上 不该收的“挖地三尺”

   目前，税收监管在富贵阶层面前存在一定的“盲区”，由此造成了贫富阶层实际税负不公。有关专家指出，如果不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出台再好的政策也将是一纸空文。应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避免“该收的收不上，不该收的‘挖地三尺’”的税收困局。[详细]

    并非危言耸听......

    收入分配失衡带来社会风险 需遏制政府与民争利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 .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 .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 .1倍，航空业人均7 .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 .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