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记录片：公司的力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3:35:13
一个团队，6年摄制《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3部大型纪录片，出版一系列配套图书——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人民日报》2010年09月27日 记者 徐馨
图为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摄制组出版的同名图书
图为剧组在美国采访。
近日，中央电视台品牌节目《经济半小时》“让位”于一部10集纪录片，首轮播出结束后，第二轮、第三轮播出又紧接着开始。网友热评、媒体访问，多方洽谈海外销售……热闹的文化市场中，《公司的力量》，一部听起来朴素无奇的纪录片何以为众人瞩目？
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的这部作品是世界上第一部梳理“公司”这一百姓眼中“熟悉的陌生人”历史的纪录片，充满文化的辩证思考，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鉴。其创作者是电视人任学安带领的十人小团队——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都是他们的作品。
跳脱出一时一物，站在当前中国文化与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由媒体人组成的团队用6年推出3部兼具国际与历史眼光的大型纪录片，并不多见；这种“不多见”的创作之路既在国内传播了主流价值观，又在国际上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积极形象——它是如何做到的？它又映衬出当前文化与媒体生态的哪些问题？
[启示一]好作品是传播之本 品质与扶持缺一不可
30年前，中国大型电视纪录片迎来第一次辉煌，出现了《望长城》、《话说长江》等经典作品。近年来，则有《故宫》、《森林之歌》等佳作，同时还有一部分独立纪录片。不过，在整个文化生态中，纪录片身份边缘。“最近10年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低谷。很多纪录片被从电视节目中撤掉，少数被留下的也是在深夜播出。尤其让人痛心的是，中国纪录片陷入‘低端制作—无效传播’的恶性循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说。
幸运的是，《公司的力量》没有被这种命运裹挟：从创作到播出，有力的扶持贯穿始终，创作者亦呕心沥血拿出了高品质的作品。首先，胜在立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的思想没有被众多热门话题牵制，也没有囿于时空：他“发现”了“公司”这一主人公，力图通过梳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司历史，反思市场经济，从而为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寻求历史与世界的坐标，并对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提供参考。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所说，“纪录片要有大作为，绝不仅是风花雪月，而应该是洪钟大吕式的纪录。”
有了这样的起点，创作团队秉持纪录片人的理性与诚实，以大量一手材料为基础，借助学者的力量并最终传达出自己的思考：两年多来，剧组走访8个国家，访问数十所高等学府，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余位各国学者，使该片兼具思想深度和学术含量。
不过，如同纪录片人、制作总监康健宁所说，今天的观众很少有耐心看完一部纪录片。不符合受众的欣赏习惯，再有品质的作品也只能孤芳自赏，无从传播。这部纪录片虽然主题宏大，但采取了快节奏中以小见大的形式：各种鲜活的细节串成故事，用戏剧冲突推进叙事，又用理性与感性并存的解说词引导观众思考，并采取多种手法丰富作品的视听效果。“一些动画片也没有达到这部纪录片里动画制作的水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称赞道。
如前所述，处于边缘地带的纪录片离不开扶持。“你们两年出一个作品？”剧组常被人们惊讶地问到。这种进度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来说并不算慢，但这种节奏在今天又很奢侈。幸运的是，剧组有来自中央电视台各个层级领导自始至终的强有力的支持，“台里不特别考核这类片子的收视率，也不催问制作进度，只是放手让大家做。”监制郭振玺说。不仅如此，央视还为其提供最好的播出平台。
与这一团队相比，国内很多纪录片人未必逊色，但后者常常缺少更为宽松和沉心静气的创作环境，来自周期和收视的压力往往让他们难以细细打磨作品。随着中国观众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人们正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单位是不是可以加大对更具传播深度和力度的作品的鼓励？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是不是能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愿意扶持有益于民族、经得起推敲的艺术真品，而不是一窝蜂地投资经不住时间淘洗的赝品呢？
[启示二]媒体引领责无旁贷 超越与承担正当其时
“现在很多电视媒体面对收视率展开‘逐低竞赛’。”任学安说，“能否坚持传播新知，是对媒体的考验。”胡智峰则用“浮躁、浅表和无聊”来评价一些媒体的现状，“任学安和他的团队真正把自己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一员，是有责任心的媒体人，他们屡屡让自己的思考使更多人受益，这是对焦利台长提出的深度立台的最好践行。”正是这种担当，任学安近年还创作了重大理论电视片《六个为什么》和《七个怎么看》。“我们沙里淘金，解说词就前后改了10多遍，稿子比桌子都高。”总撰稿周艳笑着说。内敛的任学安则用“满意，因为我们做到了最好”来总结这次创作：正是他用记者的敏锐捕捉到公司这一现象，用做学问的精神钻研课题，用纪录片人的专业素质打磨作品，才有了世界上第一部影像化的公司史。
中央电视台对该作的扶持，则表现出部分媒体扛得住收视压力，担得起文化传播使命。“收视率成为考量电视节目的唯一标准，广告是电视收入的最重要来源。这种管理制度只鼓励一种节目样式，即最大众、最娱乐的节目，不适用于高端文化产品——纪录片。”张同道说，“纪录片平均寿命是10年，成本不能被一次性回收，它需要尽可能多的播出平台。然而，我们有几十条频道播出电视剧，却没有一个上星的专业纪录片频道。”在这种电视生态中，中央电视台不仅让《公司的力量》登上黄金时段，而且将在2011年开辟专业纪录片频道——这些“逆势而行”的举措是否对其他媒体有所启发呢？
这部作品的广为传播离不开众多媒体的关注，这份关注就表现出这些媒体的文化自觉。在娱乐时代，媒体是为狂欢添油加料，还是提出问题并引领人们思考？是让奇闻逸事充满荧屏和版面，还是选择传播优秀文化作品？一位梨园大家曾经说“不要轻视观众”，媒体应对观众保有同样的尊敬。当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对这个时代做浅表阅读，而是或创作或关注他人做出的表现民族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观众才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从而渐渐形成媒体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为更多优秀之作的传播打下基础。
[启示三]追寻世界坐标 放大中国的声音
优秀之作的传播应走出国门。“今日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与此相匹配，中国应认真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与文化，表达中国怎么看世界，并把这种观点及时有效地传播出去。这是提高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胡智峰说。
“纪录片对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不容忽视。”张同道指出，“在欧美，纪录片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法德合办ARTE频道，用于输出欧洲文化价值观；美国虽用商业电视来做纪录片，但其内容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不遗余力的传播。纪录片还能够帮助人们拥有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权：谁来解释历史，历史就属于谁。”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该片总监制、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表示，“作为国家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任在肩。”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其跨国界的采访本身就是对中国力量的积极传播，其作品则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对历史、对人类发展的思考，对历史的解读，并以此观照中国本土发展；而这类作品得以广为传播，则离不开经济与媒体等多重护航。
《公司的力量》能否成为经典，需要时间淘洗，而它给予今天的启示与反思则已在眼前。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人民日报》2010年09月27日 记者 徐馨
图为纪录片《公司的力量》摄制组出版的同名图书
图为剧组在美国采访。
近日，中央电视台品牌节目《经济半小时》“让位”于一部10集纪录片，首轮播出结束后，第二轮、第三轮播出又紧接着开始。网友热评、媒体访问，多方洽谈海外销售……热闹的文化市场中，《公司的力量》，一部听起来朴素无奇的纪录片何以为众人瞩目？
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推出的这部作品是世界上第一部梳理“公司”这一百姓眼中“熟悉的陌生人”历史的纪录片，充满文化的辩证思考，为中国发展提供借鉴。其创作者是电视人任学安带领的十人小团队——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复兴之路》都是他们的作品。
跳脱出一时一物，站在当前中国文化与媒体生态的大背景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由媒体人组成的团队用6年推出3部兼具国际与历史眼光的大型纪录片，并不多见；这种“不多见”的创作之路既在国内传播了主流价值观，又在国际上塑造了今日中国的积极形象——它是如何做到的？它又映衬出当前文化与媒体生态的哪些问题？
[启示一]好作品是传播之本 品质与扶持缺一不可
30年前，中国大型电视纪录片迎来第一次辉煌，出现了《望长城》、《话说长江》等经典作品。近年来，则有《故宫》、《森林之歌》等佳作，同时还有一部分独立纪录片。不过，在整个文化生态中，纪录片身份边缘。“最近10年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低谷。很多纪录片被从电视节目中撤掉，少数被留下的也是在深夜播出。尤其让人痛心的是，中国纪录片陷入‘低端制作—无效传播’的恶性循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同道说。
幸运的是，《公司的力量》没有被这种命运裹挟：从创作到播出，有力的扶持贯穿始终，创作者亦呕心沥血拿出了高品质的作品。首先，胜在立意。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的思想没有被众多热门话题牵制，也没有囿于时空：他“发现”了“公司”这一主人公，力图通过梳理近代以来世界范围的公司历史，反思市场经济，从而为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寻求历史与世界的坐标，并对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提供参考。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峰所说，“纪录片要有大作为，绝不仅是风花雪月，而应该是洪钟大吕式的纪录。”
有了这样的起点，创作团队秉持纪录片人的理性与诚实，以大量一手材料为基础，借助学者的力量并最终传达出自己的思考：两年多来，剧组走访8个国家，访问数十所高等学府，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百余位各国学者，使该片兼具思想深度和学术含量。
不过，如同纪录片人、制作总监康健宁所说，今天的观众很少有耐心看完一部纪录片。不符合受众的欣赏习惯，再有品质的作品也只能孤芳自赏，无从传播。这部纪录片虽然主题宏大，但采取了快节奏中以小见大的形式：各种鲜活的细节串成故事，用戏剧冲突推进叙事，又用理性与感性并存的解说词引导观众思考，并采取多种手法丰富作品的视听效果。“一些动画片也没有达到这部纪录片里动画制作的水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称赞道。
如前所述，处于边缘地带的纪录片离不开扶持。“你们两年出一个作品？”剧组常被人们惊讶地问到。这种进度对于纪录片的创作来说并不算慢，但这种节奏在今天又很奢侈。幸运的是，剧组有来自中央电视台各个层级领导自始至终的强有力的支持，“台里不特别考核这类片子的收视率，也不催问制作进度，只是放手让大家做。”监制郭振玺说。不仅如此，央视还为其提供最好的播出平台。
与这一团队相比，国内很多纪录片人未必逊色，但后者常常缺少更为宽松和沉心静气的创作环境，来自周期和收视的压力往往让他们难以细细打磨作品。随着中国观众文化需求的日益提高，人们正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文化单位是不是可以加大对更具传播深度和力度的作品的鼓励？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是不是能有越来越多的民间资本愿意扶持有益于民族、经得起推敲的艺术真品，而不是一窝蜂地投资经不住时间淘洗的赝品呢？
[启示二]媒体引领责无旁贷 超越与承担正当其时
“现在很多电视媒体面对收视率展开‘逐低竞赛’。”任学安说，“能否坚持传播新知，是对媒体的考验。”胡智峰则用“浮躁、浅表和无聊”来评价一些媒体的现状，“任学安和他的团队真正把自己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一员，是有责任心的媒体人，他们屡屡让自己的思考使更多人受益，这是对焦利台长提出的深度立台的最好践行。”正是这种担当，任学安近年还创作了重大理论电视片《六个为什么》和《七个怎么看》。“我们沙里淘金，解说词就前后改了10多遍，稿子比桌子都高。”总撰稿周艳笑着说。内敛的任学安则用“满意，因为我们做到了最好”来总结这次创作：正是他用记者的敏锐捕捉到公司这一现象，用做学问的精神钻研课题，用纪录片人的专业素质打磨作品，才有了世界上第一部影像化的公司史。
中央电视台对该作的扶持，则表现出部分媒体扛得住收视压力，担得起文化传播使命。“收视率成为考量电视节目的唯一标准，广告是电视收入的最重要来源。这种管理制度只鼓励一种节目样式，即最大众、最娱乐的节目，不适用于高端文化产品——纪录片。”张同道说，“纪录片平均寿命是10年，成本不能被一次性回收，它需要尽可能多的播出平台。然而，我们有几十条频道播出电视剧，却没有一个上星的专业纪录片频道。”在这种电视生态中，中央电视台不仅让《公司的力量》登上黄金时段，而且将在2011年开辟专业纪录片频道——这些“逆势而行”的举措是否对其他媒体有所启发呢？
这部作品的广为传播离不开众多媒体的关注，这份关注就表现出这些媒体的文化自觉。在娱乐时代，媒体是为狂欢添油加料，还是提出问题并引领人们思考？是让奇闻逸事充满荧屏和版面，还是选择传播优秀文化作品？一位梨园大家曾经说“不要轻视观众”，媒体应对观众保有同样的尊敬。当越来越多的媒体不再对这个时代做浅表阅读，而是或创作或关注他人做出的表现民族与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观众才能有更多更好的选择，从而渐渐形成媒体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为更多优秀之作的传播打下基础。
[启示三]追寻世界坐标 放大中国的声音
优秀之作的传播应走出国门。“今日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与此相匹配，中国应认真塑造和传播中国形象与文化，表达中国怎么看世界，并把这种观点及时有效地传播出去。这是提高中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胡智峰说。
“纪录片对传播国家形象的作用不容忽视。”张同道指出，“在欧美，纪录片是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法德合办ARTE频道，用于输出欧洲文化价值观；美国虽用商业电视来做纪录片，但其内容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不遗余力的传播。纪录片还能够帮助人们拥有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权：谁来解释历史，历史就属于谁。”
“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该片总监制、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表示，“作为国家最大的电视传媒机构，中央电视台责任在肩。”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其跨国界的采访本身就是对中国力量的积极传播，其作品则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对历史、对人类发展的思考，对历史的解读，并以此观照中国本土发展；而这类作品得以广为传播，则离不开经济与媒体等多重护航。
《公司的力量》能否成为经典，需要时间淘洗，而它给予今天的启示与反思则已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