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道德重建

　　正如此篇引言所说，伴随经济(工业)国有化，乃是思想的国有化。这是卡尔教授“值得玩味的”发现——哈耶克经常反对和揶揄这位计划思想的支持者。是的，只要服从真理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教条，真理会让任何计划思维的鼓吹者“无意中”发现一些与他自身鼓吹的思想相矛盾的现象。在一个打开一丝缝隙、拥有哪怕最微弱的开放成分的社会中(古巴最近开始打破铁饭碗了)，一个纠错和演化进程必将开启。20世纪的实验者最怕开放，他们的口号响当当——自力更生，多么无愚蠢的口号，多么无知的挑衅：毫不夸张，“自力更生”乃是对于文明社会的核心——广泛的分工合作秩序及其扩展的挑衅。今天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宣称自绝于世界分工体系之外。封闭，也为真理的终结创造了条件。

　　下面我们先复习哈耶克讨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试验中，真理是如何终结的，然后我们讨论同样的逻辑，道德是如何崩溃的，以及，道德的重建如何可能。今天中国面临真正的问题不是改革：无论经济的和政治的(许多人伸着脖子巴望最高当局宣布开启政治改革，在他们的讲话稿中寻找零星半点的证据，然后长篇累牍地过度阐释，聂辉华博士有个说法，改革是与虎谋皮，很形象)，而是，道德的重建、信仰的培育、公民社会的再生长。

　　中央计划经济所指向的乃是一个单一的目标体系，为了实现它，先得让人们相信它，重要的是使人们真诚地相信——这是他们自己的目标。不借助与宗教信仰，而是世俗力量使得人们相信一种东西，除了科学就是神话。神话政治使得人们看起来受到的压迫不如外界所想象的那么严重，乃是因为“极权主义政府在使人民照着他所要求的那样去做取得了高度的成功”(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1997，146，以下引用只标出页码)。这种高度的成功如何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宣传部门。所有试验过计划经济的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宣传部门，如卡尔教授所言，这是“值得玩味”的。宣传技术对单一目标获得公众的认知和信仰，对于计划的执行太重要了。中央计划经济试验的国家(以下坚持试验国家)的宣传很有特色：“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调动起来朝向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所有时事新闻的来源都被惟一一个控制者有效掌握。灵巧的宣传家于是就有力量按照自己的选择来塑造人们的思想趋向。”哈耶克甚至推测，这种宣传技术的力量足够强大，以至于，“连最明智的和最独立的人民都不能完全逃脱这种影响，如果他们被长期地和其他一切信息来源隔绝的话(147)。”

　　计划者做出决策时，由于缺乏根据，必须听凭个人爱憎的指导，把这种爱憎合法化的这一需求，以及为了尽量打动多数人，计划者不得不创造理论，对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做出断言，然后这些断言就成为统治学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哈耶克还指出，这种创神话造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看来宣传技术和计划执行进程得同时“演化”啊。其实这种创造常常与极权统治者本个人生活经历有关，因而相当的偶然和片面性。这种理论教条或许折射出“对于工业社会的普遍憎恨”或“对乡村生活的浪漫主义渴望”，或“血和土”的神话。曲解和滥用语言，也制造一些新式语言，是试验国家宣传部门的常用手段。“随着这一过程继续演化，全部语言的意义逐渐被剥夺而文字变成空客，失去如任何具体的内容(152)。”

　　科学本身乃是探索及其进程中形成的假说体系。如果一种宣传技术使人们沉默，失去独立思考，那么任何科学探索变得事实上不可能。宣传的抱负不止于接受一种官方颁布的信条和准则，它走得更远。而且，这种公开颁布的信条和准则具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它是模糊的(有句顺口溜说得好，“####是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揶揄之后仔细思考，荒唐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宣传技术)，为未来计划的执行(有时就是权力本身的维护，持久地维护)，指导原则必须具有包容性地给出解释。然而，我们知道，没有一劳永逸、包打天下、永远适用的理论。“实际上，政府的每一个行为，必须是神圣的和免于批评的。”既要人民相信目标，又要人民相信手段。对于官方信条的公开批评甚至怀疑都必须禁止，因为这样削弱公众的支持。于是，真理就这样消失了：事实和理论成为官方学说的对象。学校和报纸、广播和电影都被专门用来传播那些强化人民对当局所做决定正确性的信心的意见;而且，那些易带来窦疑或犹豫的信息一概不予传播。人民对于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消息应否被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153)而在一切科学领域，甚至最抽象的自然科学领域，也使用同样的逻辑。哈耶克预言，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为唯一的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经成为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富的工厂，……在这些领域里甚至连追求真理的伪装都被抛弃了。(153)我们有理由推断，这种情势不会在一个社会一夜之间扭转。神话工厂在制造神话的同时也制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而由于神话工厂本身的流水线形式，加入其中的人们只在某个分工结点上工作，因而罪恶感消失殆尽。制度变迁的惯性，神话制造的“传统”还要延续很久，它还要“养育”许多无耻的人。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权力;宣传也是权力。在试验国家，宣传技术给予它一种控制人们思想的权力。在这种宣传教化下，道德中的大部分人道主义要素如尊重生命、弱者、个人都会消逝。然而，哈耶克指出这种宣传所引起的一种更为深远的道德影响——它们对于一切道德都具有破坏性，因为它们侵蚀一个一切道德的基础——即对真理的认识和尊重。其实，此二者是极为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对于真理的取消，也侵蚀道德，而对于道德的侵蚀，从而消解了人类联合的技术，科学探索和真理发现变得不再可能，这方面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李森科霸占下的苏联生物学，李森科提出获得性遗传压倒孟德尔遗传，不同意他的观点受到打击，使苏联生物学发展倒退几十年。极权主义者宣传不满足于宣传仅限于价值标准。为了宣传的有效性，他们必须把宣传的范围扩展到人类理智的事实的问题上去，这样做是出于：把他们的价值观合法化。

　　由于真理和道德的相互支持，消解真理和消解道德也相互支持。哈耶克指出了两个方面，尤其指出了对于真理消解的一面。实际上，在哈耶克去世后的20多年里，消解道德的一面的后续影响在转型国家变得异常突触。那些从试验国家转变而来的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采纳了市场、利用价格机制。由于市场社会的匿名性，那些发生过全盘性道德消解的地区必须忍受由此带来的危险。这种危险表现为普遍无道德，几乎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参与了无道德的产品生产和传输过程，弱势群体也不例外。最先发生危险的领域是食品、建材等与日常生活须臾不可离开的领域，接着那些间接的领域也开始发生危险。在中国，发生过牛奶添加三聚氰胺这种有毒物质，据说官方有添加标准(意思是可以加一点，但不要过量，没有比这样的观念更无耻的了);同样，面粉里面添加有害的增白剂，据说官方也有标准(意思是可以添加这种用于增白的化学物质，只要不过量就行了，没有比这种观念更无耻的了)。农民在蔬菜和肉类生产中广泛使用农药和饲料添加剂。在学术领域，剽窃、抄袭、造假不断。家庭伦理也受到侵蚀。人际交往中充满伪善和无耻，而恰恰又是伪善和无耻策略大行其道、自得其乐。乡村文化趋于消失。可以在所有领域观察到许许多多乱象，而这些乱象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道德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