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始终未曾“觉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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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始终未曾“觉悟”的人 发表于
2010-9-25 21:48:48
作者:伯乔精舍

曾三爷

母亲说,我是在曾三爷背上长大的。保国民小学离家五里地,曾三爷就背着不满五岁的去我上学,整整背了我两年,直到我能够走那么远——但是一到雨天,还得背——家门前有半里田埂路,雨天就成了稀泥凼,大人走还常常摔跟斗呢。曾三爷穿着钉鞋,戴着斗笠,把厚厚的蓑衣披在我背上,“上路了,幺姑儿小心哈。”从我上学起,曾三爷宽宽的后背就是我温暖的记忆。

根据姐姐推算,父母从成都迁回老家第二年他就来我家了。种母亲那几块菜园土,协助母亲管理家务,每逢过年过节,母亲要送亲戚朋友的礼物全都是他一一经手送出去的。他每天挑着箩筐,常常要送上好几天。礼单很长,每家数目品种不全相同,距离又远近不一,识字不多的他竟然弄得丝毫不差。收到礼物的人家在回赠礼物时还要打发他茶水钱,他回来之后一一报告母亲,母亲总是笑着说:“人家的心意,你收着吧。”他总要说一句:“那我就小俗了。”“他每次送礼回来,先是把人家回赠礼物从箩筐里拿出来一五一十向母亲点清,最后就会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纸包说:“这个,是我们幺姑儿的......”抢过纸包来,或者是一个点心(包子),或者是一个燕窝丝,有时是一根麻花......从我懂事起,“小俗”的他这些纸包就是我温馨的记忆。

在我家时间长了,就成了一家人。“三爷,你不要走。以后你能分一块地方。”——姐姐后来说,父亲读了一哥带回家的联共党史,对分田分地一说确乎深表赞成——所以他多次对曾三爷这样说。

只是,政权易手之后发生的逆变,是谁也无法预料到的。

先是减租减息,家徒四壁之后,母亲无力支付他的工钱,只好把精装《鲁迅三十年集》给他。“这是用一石五斗米(约合六百斤)买来的,拿到自流井去,还能卖几个钱。”母亲说。但是,他没能带走。“这是浮财”农会说。

“土改”开始,“工作队”说他“苦大仇深”,动员他斗争母亲,他翻来覆去总是一句话:“他们对我很好,没有剥削我。”“死脑筋!半点觉悟都没得。”气得那个半年前还是放牛娃的“工作队”骂道。到逼黄金白银的残酷斗争时,他四处奔走,找人出证明,力图救助母亲。他没想到,这种逆势而动之举不仅没能救母亲,还差点害了他自己。个别痞子就骂他是狗腿子,力主捆绑吊打他,他还是反复一句话:“他们家早就没有黄金白银了,说话要凭良心。”最后,农会撵他走——叫他回老家去分土地。

我上初中时见过他一面。知道他在老家也没有分到土地,只能给人家放牛。 “幺姑儿,两边都不分地方给我。都说我该到对方去分。” 他对我说, “ 连太太给我制的蚊帐和铺盖都不准我带走,他们说是浮财。”他送我好远舍不得往回走,“幺姑儿,我没得钱给你买粑了。”这句临别话是我永远酸楚的记忆。

姐姐下乡劳动时去看过他,他要把当年母亲送给他的家具还给我们,“你们啥子都没得了。”他流着泪说。姐姐回答:“幸好这是‘解放前’送你的,不晓得抵不抵得到妈妈欠你的工钱。”

大学毕业后,我找过他,他已经死于大饥荒了。我家欠他的工钱永远无法给他了。


宋奶母

她是我的奶母。关于她的一切都是家人告诉我的。我出生那年,她也刚生下一个孩子,这孩子几天就死了,有人就介绍她来我家。她是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大孩子来的,家里人叫他“宋娃”叫她“宋奶母”。他们母子饭量都很大。“宋娃一顿能吃一个‘烧白’(扣肉),宋奶母一人吃得完一个蹄膀。”母亲笑着说,“打起哈哈来,堰塘(离我家200米)边都听的见。”吃过她的奶,人们都说我有点像她:说话高声大气,体型胖胖的;哥姐们全都像母亲长得清秀,说话也斯文。

她奶我到三岁,她离去时,我大声叫着宋妈妈,宋哥,家里人说,母子俩和我都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又嚎叫了三个晚上。急得父亲立马要派人去接他们回来。但是接不回来了。宋哥的父亲在煤矿干活,要接宋哥回去读书。

我上小学后,她带宋哥回来看我。刚一进门就一把抱着我:“幺姑儿,我的幺姑儿。欠(想)死我了!”

她刚一放手,宋哥就背着我,不肯放下来。

听着我读书,她两眼放光,说:“我的幺姑儿啊,真会读书啊,二天不当大官才怪!”接着对母亲说:“宋娃读不得书,管他的哟。我有幺姑儿给我养老送终。”

记忆中,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不过,母亲去后的那个冬天,她托人几经辗转给哥哥姐姐带来口信:我家的变故她都知道了,她担心“幺姑儿”,要是哥姐养不起,就给她送去。她反复叮嘱带信人:“我的幺姑儿遭罪了,我不管她哪个管?你去给他们说。宋娃也上班了,我们有钱,盘得起幺姑儿读书——她读得起好久,我盘好久......" 哥姐当然没有把我送给她,但是她说的话,我们回味了一辈子。

前些年,我回老家托人打听宋哥一家消息,未果。只知道宋妈高寿,孝顺的宋哥为她养老送终。


罗三婆

她是母亲回康定探望外婆时来我家的。那时她年龄已经很大了(六十左右),无儿无女,是个孤人。好像一辈子都在帮人。母亲说她年龄大,经历的事情多,正好帮年轻的一嫂管理家务照顾小侄子。

"罗三婆,你就费心了。”母亲临走时对她说。

“太太就放心走吧。屋里的事你莫担心。”罗三婆笑着说。

那时我和姐姐在城里上学,周六才回家。三婆总是烧好热水,照顾着姐儿俩洗头洗澡,换衣服。她是个极其爱清洁的人——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点洁癖,她总是用挑剔的眼光审视着临时叫来做杂活的人(姓名我忘了),老是指责别人衣服洗得不干净,地扫得马虎,桌子没有擦好......起初那人不搭话,渐渐地就有了摩擦。那人手脚有点不干净——每次回家她都要顺手捎带点小东小西,罗三婆虽然对她不依不饶,但年轻的嫂子总是装着没看见,所以那人一点没有收敛,那个周日,她竟然把嫂子为我和姐姐准备好的零用钱拿走了。嫂子起初以为是我们自己拿了,但是,出门前我开口了:“一嫂,你还没有拿钱给我们。”她吃惊了!“你们没拿啊?”这句话不幸被罗三婆听见了,立马把正要回家的那个人拉住,要搜查她的包袱。那个人起初有点慌张,但是见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便和罗三婆顶起嘴来:“关你啥子事?你是主人家?”三婆说:“我不是主人家,就是要管你这个手脚不干净的!”接着就拉扯起来了。我们怕年老脚小的三婆吃亏,赶忙去劝,三婆趁着空档,立马抓来一只公鸡,提起明晃晃的菜刀,扬言要滴血酒,和那人赌咒(就是发誓)——这阵势吓坏了我们,也镇住了那个人。正好,曾三爷从外面回来,立即夺过三婆的菜刀和公鸡,也把那个人拉开了。曾三爷说:“我先烧杆烟。”说着拿起水烟袋去灶房点火,接着就听他高声喊道:“幺姑儿,快来看,灶门前是哪个的钱?”一嫂心领神会:“找到了?那肯定是我不小心掉在那里的。”立马对那个人说:“快回去,没得事了。”

一场风波结束了。三婆指着曾三爷的脑门说:“我就晓得是你这个东西在作怪!”曾三爷笑着说:“是幺姑儿捡到的,关我啥子事?”只是从此之后,家里再也没丢过东西了。

四九年冬天,三婆的侄子来接她回家了。说是从前三婆帮人的钱全都供养了他,现在该他来养老了。

鼎变之后,一嫂背着小侄子在县城人流中遇见了她。她放声大哭:“天杀的,不得好死的,整得你们家破人亡.....要遭报应的!”围观的人多了,她这些“落后”话使得已经当了“干部”的一嫂很不自在,反过来劝慰她。临别时,她摸出一块大洋(那时通用)说是要给小侄子买粑,大放悲声的她对一嫂说:“这是太太赏给我的,我都还没有用完,她人就没有了.......”

一嫂坚决拒绝了她的大洋,后来对我和姐姐说起这件事,我们仨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再也没有见过她,愿她在天之灵安息!


张大哥

他不是我家的帮工,他是抬滑杆的。

他人长得高抬后面,和他搭档的长得矮,抬前面。

我们家的人个个能走路,很少坐滑杆。但是父亲和一哥先后得病,经常要请医生上门,而在民国时的乡村,滑杆几乎是唯一的代步工具,所以和张大哥自然就交往多了。

曾经和他搭档的刘汉成(90岁了,土改时任农会主任)回忆说:“把医生抬回县城,曾三爷就招呼我们去坐茶馆,两杯沱茶(那时沱茶价格很贵),然后就是上面馆(那时不到过年过节很难吃上机器制作的面条——全县仅有一家制作坊)。开钱的时候就问我们,要现钱还是要米。我都要现钱,张大哥就要米。后来我才晓得。每次到你们家去拿米,都要多量半升(合两斤)。我也就要米了。”这个事情我知道,我懂事之后,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曾三爷“刮米”了——用升或斗量好米之后,还要用一个“刮子”把上面的米刮平——看着隆起的白米,我只是假装“刮”一下,张大哥就会对我说:“幺姑儿,要不得,至少多了一斤了!”曾三爷就说:“幺姑儿刮了就作数!把口袋拿来装起!”

1949年冬,他病了一段时间没有干活,家里揭不开锅了。他托人给曾三爷带信。母亲立即叫曾三爷量上一斗米(合40斤)递上一块腊肉,大概还有衣物被褥之类。曾三爷挑着箩筐,我跟在后面。还没走拢他家,他们一家老小已经等在路口了。不让曾三爷进屋,他们用背篼提篮把东西装好。张大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从怀里拿出一个滚烫的烧红苕递给我:“幺姑儿,莫见笑。”

母亲去后第二年夏天,张大哥大汗淋漓来学校找到了我,递给我一封家书——寄信人是我三哥,头一年,他因参加“青年军”被判处两年徒刑,其时正在大山里的的劳改农场服刑,他不知道母亲已经去了,所以寄到了老家—— 张大哥看见被胡乱丢在乡公所桌子上的这封信,立即藏起来,马上给我送到了学校。我们这才和这个哥哥取得了联系。

酷暑难当,来回将近一百里地,仅仅为了给我们送上一封信——没有报酬,连一口水也没人请他喝。

去年,我得知张大哥居然受管制多年。据乡亲们说“反**共救国军”有他的名字。他怎么会去参加呢?据说,有人问过他,××党来了要共产共妻,你反不反对,他答反对。就被人把名字写上去了。什麽活动也没参加,他这个真正的劳动人民居然就成了专政对象。最后,好像也是死于大饥荒。


当我写上述文字时, 我的感慨真的很难表述。 但是,我非常庆幸他们曾经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往后几十年的旅途上,我亲见亲历了无数次的整肃,我见到太多的叛卖性格和变色龙似的伎俩,丑恶的人心人性使我产生一种凄凉的绝望,每当此时,几乎是文盲的他们总是不经意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像童年少年时代他们的悲悯和博爱托起了我孤寂的心灵一样,他们再一次使我不曾沉沦下去 。仅就这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我的另一类启蒙老师。

谨以此文权当心香一炷,遥祭他们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