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经济下行成长期趋势

　　本报记者 商 灏 北京报道

　　 面对国家经济陷入所谓“六大两难”问题，在中央高层近期连续的调研和会议之后，人们似乎清晰地看见下半年宏观调控趋向更加强调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中央投资项目重点好像将转向西部大开发，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虽然表面上看保障和改善西部民生是首要目标，但通过对西部的大建设和大发展，极大地拉动国内消费，会不会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中央政府最近对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新任务、新举措，果如所公开宣示的那样，“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市场空间、回旋余地和发展潜力巨大，是我们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方向上”？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最近说：“内外形势需要中国经济勇敢直面结构调整，认识和行动再有迟疑，则可能要面临被动，同时要付出更大成本。”这段话应该不是危言耸听。但一向对宏观经济大势颇有些预见能力的王建，7月7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对于西部大开发，我认为不应把它看得太重。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20%都到不了，怎么能够把中国经济刺激起来？它只是西部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为维稳核心的一个部署而已。”

　　中国经济下行

　　已是长期趋势

　　 《华夏时报》：最近中央提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大政方针已经确定，意味着中央投资项目重点将转向西部，从而扩大国内需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王建：从中央高层最近的表态来看，还是把保增长放在第一位。我认为中央是想把保增长的短期任务和调结构的长期任务结合起来。因为如果不调结构，则短期的增长就没法保了。现在没有再继续保增长而不顾结构的一种可能。

　　 至于西部大开发，把投资重点转向西部大开发就可以刺激和扩大国内需求？西部大开发才能用多少钱？马上就要推出的十一五规划中有关新功能区的规划方案规定，西部地区都属于保护地带，或者是禁止开发，或者是限制开发。所以，西部大开发能有多少空间？本来也不应该在西部地区进行大开发了，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现在这么严重，还怎么能够再开发？对于西部大开发，我认为不应把它看得太重。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20%都到不了，怎么能够把中国经济刺激起来？它只是西部地区更强调以经济增长为维稳核心的一个部署而已。

　　 《华夏时报》：学术界近来对于下半年经济预期的所谓复杂性，多判断为国内经济正在减速、前期调控效应尚不明显、美欧经济复苏脆弱三方面因素。您怎么看？

　　 王建：应该说主要是这三个因素。我的判断，第一是受提速影响，去年是前低后高，今年是前高后低；第二是刺激力度衰减非常明显，而内生动力依然不足；第三是世界经济方面的问题。从今年5月份以后，美国经济的一系列问题都暴露出来，经济衰退的趋势已可看到，复苏已经见底，二次探底将要出现。如此来看，中国外贸不会再有上半年的增长速度，明年世界经济随着美欧经济的再度探底，对中国的不利因素增多了，中国外贸问题将凸显。5月份以来中国经济下行的变化并非一个短期的变化，而是一个长期的变化。

　　下半年经济痛苦程度

　　更加严重

　　 《华夏时报》：当此之时，您认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如何使用才能脱离两难境地？

　　 王建：现在问题就出在金融上。我们用了太多的贷款刺激经济，现在正处于第二轮巨大投资的过程中，这些投资应该会在明后年，特别是在2013年，形成一个产能投放高峰。这个产能投放高峰的背景，是严重过剩，一定会给金融背上一个大窟窿。所以，现在货币政策也是两难，为刺激经济而多投货币，到最后可能收不回来。货币政策需要找到一个有效的需求途径来拉动增长走上新轨道。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中央政府的政策子弹还有哪些？

　　 王建：现在来看，政策已是穷途末路。如果还不肯推动大规模城市化，可以说前面的路将都是死路，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得过去。这盘棋走到现在，如果关键性的一步走不出来，其他路是没有的。再用大规模投资吗？搞了很多投资项目到最后过剩得更严重怎么办呢？

　　 《华夏时报》：如果调结构是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今年下半年的政策重点将会是什么？

　　 王建：下半年政策应该是进退两难。往后退，就是加产能，这将影响到保增长；向前走，就是搞更多投资，这将造成过多产能过剩。所以，进退的路都走不了，卡在这里了，这也就是所谓宏观调控中出现的两难。但为什么是两难呢？本来有一条城市化的路可以走，因为走这条路投入再多的钱进去也不会过剩，而不走这条路，则往哪儿投钱都会过剩。所以，我认为正是因为宏观调控思路不对，完全错误，才形成了目前的尴尬局面。

　　 《华夏时报》：您认为刺激政策会是一种怎样的走向？

　　 王建：首先应该说，刺激政策不敢退出，下半年或会加大刺激力度。但加大刺激力度的难题在于消费刺激不动。因此可能出台一些刺激消费的措施，比如，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个税起征点，提高最低工资，等等。但这些都是小动作，解决不了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难题，也做不到大规模提振消费需求。而面对严重过剩，投资加不上去。估计下半年出口也会明显下降。所以，中国经济难以忍受的痛苦程度会更加严重。

　　 说是不敢刺激不敢退出，实际肯定是敢刺激敢退出，但是加大刺激力度却没有着力点，因为，不知道抓手在哪儿？往哪儿使劲？

　　 《华夏时报》：二季度数据如果不很乐观，新的刺激政策会否推行？

　　 王建：现在很难说。你想想，中央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搞到哪里去了？搞了很多中央级的基本基础建设工程，但这些基本基础建设工程已经严重过剩了。比如高铁投资2.7万亿，中国需要那么多高铁吗？而我们除了高铁还能再搞什么大的基本基础建设呢？中央级的基本基础建设工程已经搞不出来什么了。从方向上来看，刺激政策肯定不可能退出。但怎么刺激，可能还没有明确想法。政策已被两难卡住了，因为若是在一个没有门的屋子里面找门，那肯定找不到门。

　　保增长仍是政策首选

　　 《华夏时报》：收入分配方面的促进消费——提高薪资——增加企业成本——一系列税制改革，这其中关系应如何处理？

　　 王建：这其中关系现在是不好处理了。工资上涨会提升物价，会导致下半年通胀加重，这个问题现在也只好是忍受了。因为保增长仍被放在第一位，所以不可能再去碰通胀。

　　 有些人认为下半年通胀可能并不严重，因为国际上大宗产品价格有回落，而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PMI也在回落。但如果我们要调分配结构，必然推动工资上涨，那将和物价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追赶的趋势。

　　 而在秋粮上市以后，一定会有更严重的粮价上涨推动的CPI上涨过程。因为今年天气热得比较晚，季节比往年向后推延了大约一周时间，所以看得出秋粮一定减产，玉米、晚稻等价格肯定都会上涨，小麦虽然丰收但价格已比去年上涨了大约10%。整个价格形势在下半年不乐观。

　　 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保增长仍然是政策首选。

　　 《华夏时报》：资源、能源价格改革面对通胀压力如何进行？

　　 王建：有些改革，如果通胀形势严峻，那就不改革了，那就往后推迟吧。

　　 《华夏时报》：经济结构若有大的调整，会否导致企业重组并购高峰到来？

　　 王建：我曾一再讲，关于结构调整，只有围绕城市化才能有效。其他是没有效的。如果没有需求，重组什么？重组之后仍然是没有需求。所谓重组，是指在有限的需求增长条件下，有些企业成长了，但有不少企业要倒下去。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我们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好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这种重组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现在所谓保增长，实际就是保民生。所以，现在轻易就说结构调整，政府领导一听就害怕了。一定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结构自然地发生变化。这是最理想的。如果是需求停顿，逼迫很多企业要倒闭，这种结构重组，政府怎么还能推动？

　　 《华夏时报》：可能宏观政策趋势反映到当前A股市场，就是我们看到的震荡格局，您认为其下半年变化将会是怎样的，而机会何在？

　　 王建：A股市场可能缺少的正是政策利好。我看今年新上市企业批准量可能太大了吧。但我认为，中国股市其实是蓄势待发，无论是外资虎视眈眈等着进入，还是楼市被挤出资金在一旁坐观时机，都在外围构筑起一种有利于股市上升的强大动力。至于这种动力何时释放，只是个时机问题。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下半年的政策趋势？

　　 王建：下半年应以结构调整为主线，防通胀肯定要被放在一边。保增长不能着眼于短期，要从调结构入手，再试图用一些小打小闹的办法以便能够继续有8%以上的增长，恐怕是越来越困难了。一定要把增长的轨道转过来，而转轨道是以调结构来实现的。再不突出结构调整，将为时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