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二 北京

第1节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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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滨，可以去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丛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样，回家——回台湾那个家。
但是我决定去北京；我想用一个月的时间粗浅地体验一下那既是祖国又是外国的地方。我只需要借一辆单车，行囊里塞着一本《万历十五年》，就可以亲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这个因“生气”而出了名的中国人就一再给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气；第一，你一个人带着两个稚龄的孩子，没有那个力气。第二，那是别人的地方，你没有充分的发言权。第三，如果你寻找的是干净、秩序、效率、礼貌和谐，那你就该留在欧洲——到北京，你显然有别的需求，不是吗？
是的，我不生气。
到了北京机场，孩子和我夹在涌动的人潮里——因为是德航班机，乘客多半是德国人。人潮挤过检疫口，坐在关口的公务人员，一个穿着制服的中年妇女，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凌厉的声音高亢地说，“就是你！”
手指穿过人群指着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我乖乖地挤过去，牵着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来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这种气势，好像一条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没注意到，一旁七岁多的安安，脸都白了。
“证件！”女人不多浪费一个宇。
递上证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气的球，松缓下来，她没想到我是个“台湾同胞”，不是个她可以颐指气使的自己人。
我们对看一眼。一言不发地，我拉着孩子继续往前走。检查护照的关口列着一条一条的队伍，我们开始排队等待。飞了十多个小时，三岁半的飞飞倦怠地倚着母亲的腿。安安扯扯母亲的手臂，我这才注意到他忧愁的脸庞。“怎么啦安安？”
他垂着眼睑，看着自己的脚尖：“妈妈，刚刚那个女人为什么那样对你说话？我好怕。”
哦——我觉得事态有点儿严重。这个在德国成长但是和我讲中文的孩子，一辈子还没听过那样凌厉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搂过来，尽量放轻松地说，“她并没有什么恶意，可能因为人太多，她紧张了，所以那样说话。”
“在德国没有人那样说话，对不对，妈妈？”安安抬起头来，“就是工作紧张也没有人那样对人说话，对不对？”
随着队伍挪动，我说：“不对，安安，这不是中国人和德国人的不同。你记得吗？以前还有东德的时候，东德边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样凶的……”
“可是西德人没有那样的，”孩子边思考边说，“台湾人也没有那样的。”
哦！孩子，你碰触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快要轮到我们的时候，安安眼睛望着高台后坐着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说：
“妈妈，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北京呢？”
我想了想，亲了一下他的头发：“因为北京也是妈妈的一种家吧。”
到停车场，得穿过马路，一辆大型面包车和行人抢路，“吱”的一声紧急煞车，差点撞着孩子的手臂。来接机的德国朋友怒气冲冲地对司机——一个戴着墨镜、穿着时髦的年轻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没看见吗？”
时髦女郎眉毛一挑，满脸不屑，也大声地回答：“没看见。”
走吧走吧，不要生气！你的车子停在哪里？
行李非常沉，朋友艰难地推着，我紧紧牵着孩子的手，然后就听到那如刀片的声音——
“喂——你——过来过来——”
又是我吗？
“就是你——怎么不听呢？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
真是冲着我来的！又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推车不能过去！回来回来！”
孩子紧紧地抓着我的手。
“为什么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给我回来！”
“您要我带着两个孩子，用手拎着三只大皮箱走过去？”
我开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问题！”女人干脆地说。
“我会把车再推回来——”
“谁相信哪！”她打断我，“谁都这么说！”
“你为什么对人这么不信任——”我提高了声音，朋友来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气！把推车还她。
好，不怪她！许多机场都不让推车进入停车场的、而且我的难题确实不是她的问题，走吧走吧！
我们连推带拉、举步维艰地终于把行李和孩子带到了车边。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场，走着逛着，看摊子摆出来的蔬菜水果，听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语音。上海来的表姐指着一样蔬菜：
“同志，这叫什么菜呀？”
同志，是个穿着汗衫的年轻男人，头也不抬地瞄我们一眼，冷冷地说：
“哪儿来的？这个菜都不认识！”
“我们上海没这个菜呀！”表姐微笑着。
同志抬头，冷笑着：
“上海人就不是中国人啦？”
我再仔细看着这个年轻的男人——他为什么一肚子气？
日坛市场可热闹了。孩子们忙着看玩具，我忙着看衣服、看俄国倒爷、看北京的脸谱。
“同志，这个多少钱？”表姐的声音。
“称呼谁呀？谁是同志呀？”一个着汗衫的年轻胖子挑衅地问。
这表姐，就因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负吗？
“那该怎么称呼呢？”表姐细声细气地。
“学了再来！”胖子说，“学会了再开口！”
我放开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面前，说：
“请您现在就告诉我，该怎么称呼您？”
胖子有点儿吃惊，逞强地说：
“学了再来。”
“我现在就跟您学习，您请说。”我固执地站着。
旁边已经围了一圈的人，透着看热闹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该说什么好，半晌，眼睛注视别的地方，说：
“你晚上来，我教你。”
旁边的人吃吃地笑，看着我。
我弯下腰，和胖子平视，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还不够资格。”
牵回孩子的手，继续往前走，想想，又回头对胖子说：
“这样子对待外地人，您真丢北京人的脸！”
然后又是一个明亮的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对安安说：
“跟我去市场吗？”
好一会儿没声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着什么，犹豫了半晌，皱着眉说：
“我很想去，可是，”他结结巴巴地，“妈妈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不吵架？”
吵架？我惊愕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两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着他纤弱的脸庞，“妈妈只有在不公平的时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应我，”安安满腹委屈地说，“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载1993年10月31日《文汇报·笔会》，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转载）
《北京晚报》读者来信谈《吵架》
《北京晚报》编者的话北京——伟大祖国的首都，竟给一位“台湾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实在令人遗憾！文明礼貌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我们北京人特别是服务于窗口行业的北京人，理应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来稿请寄《北京晚报》总编室。

（原载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改善社会风气先要改“脏口”编辑同志：
读完贵报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兴。无论如何也想把这喜悦的心情向贵报诉说一番。
使我高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并不仅是这位台胞文章的内容，而是我们北京人自己的报纸上能够这样在一版上登出“骂”北京人的文章，可见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为此类问题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认为不是问题的大问题。
我以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领导做起，从舆论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会风气，首先要改变不好的语言素质。

肖冰编辑同志：
早就从龙应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个爱“生气”、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刚到北京下机伊始就又是故态复萌，接连生气与吵架。其实许多北京人在读龙应台这篇《吵架》时，都会摇头的，都会感到她的“气”生得不值当，她的“架”吵得不值当。
不知怎么那么巧，龙应台短短两天听到的这些语言，她一写出来就让人感到那么熟悉。恐怕许多人都已是司空听惯的了，而且对这些话语早已是生不起来气了，更谈不到吵架了。
“顾客是上帝”，这话听着挺顺耳，其实又玄又虚。为“上帝”服务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顾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实顾客并没有那么大野心想当什么“上帝”，那想当什么呢？或者说应该把顾客——服务对象当作什么呢？要求低的也就想当个街坊邻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当个熟人朋友；当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当个“大”点儿的，不过也用不着当“上帝”。
段宝文

（原载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　我代表中国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现不文明的原因之一。总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处首都，环境优越，“见多识广”，你外来宾客都得听我的。这种“老大”思想不解决，说文明礼貌只是一句空话。
游明信
老北京，最讲个“礼”儿，最好个“面”儿，我们应该发扬这个好传统，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不管你是干部、工人还是学生，都是展现首都风貌的一个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首都荣誉是每一个北京人的职责，要始终牢记：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国。
计萍
看了《吵架》，我为北京的窗口行业而脸红。建议在首都各行各业制订标准的语言和对人、对事的标准形态，能让中国人自己感到合适，外国人看了也认为中国人有风度；要下工夫培训，并进行考核；不能一阵风，坚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业会给人们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冈稔
民航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外国人看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恰恰是这个窗口使许多许多的外国朋友感到了失望。关于神秘而美丽的新中国的传说被这些坏印象蒙上了阴影。
丁宪民
建议首都机场、日坛市场的管理部门对照《吵架》一文，认真地检查一下存在的问题，切实地提出改进措施，并举一反三。如确有诚意，应向台胞龙应台女士道歉。
张家驹

（原载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报》第一版）

第2节　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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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整个北京城响着蝉鸣。穿短裤球鞋的妈妈骑着自行车穿梭大街小巷，到市场买菜、听北京人卷着舌头说话、和小贩吵架，看起来她在做这个那个事情，其实她心里的耳朵一直专注地做一件事：听蝉鸣。那样骄纵聒噪的蝉鸣，整个城像个上了发条的闹钟，响了就停不住。仅只为了这放肆的蝉鸣，妈妈就可以喜欢这个城市。
妈妈一个人逛市场。买了个烙饼，边走边啃，发觉北京的茄子竟然是圆的，葱粗大得像蒜，番茄长得倒像苹果，黑糊糊的东西叫炒肝，天哪，竟然是早点；调羹不叫调羹，叫“勺”，理发师傅拿着剃刀坐在土路边的板凳上等着客人——
她突然停住脚步。
有一个细细的、幽幽然的声音，穿过嘈杂的市声向她蒙绕而来。
不是蝉。是什么呢？她东张西望着。
一个打着瞌睡的锁匠前，悬着一串串拳头大小的细竹笼，声音从那里放出来。妈妈凑近瞧瞧，嘿，是蟋蟀——
蝈蝈！
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说：蝈蝈，一块钱一个，喂它西瓜皮，能活两个月。
妈妈踏上自行车回家，腰间皮带上系着两个小竹笼，晃来晃去的。
刚从动物园回来的孩子正在说熊猫。“妈妈，”安安说，“有一只熊猫这样——”
他把两只手托着自己下巴，做出娇懒的样子。
“这是什么东西？”飞飞大叫起来。
“安安，”妈妈解下竹笼，搁在桌上，“你说这是什么？”
两兄弟把脸趴在桌面上，好奇地往笼里端详。
“嗯——”安安皱着眉，“这不是螳螂！因为螳螂有很大的前脚，这不是蚱蜢，因为它比蚱蜢身体大，这也不是蝉，因为蝉有透明的翅膀……是蟋蟀吗妈妈？”
“对，”妈妈微笑着，“北京人叫蝈蝈。”
“叫哥哥？”飞飞歪着头问。
黄昏出去散步，兄弟俩胸前脖子上都圈着条红丝线，丝线系着个小竹笼，竹笼跟着小兄弟的身体晃来晃去。
入夜，小兄弟闭上眼睛，浓密而长的睫毛覆盖下来，使他们的脸庞甜蜜得像天使。蝈蝈开始叫，在安静的夜里，那叫声荡着一种电磁韵律。小兄弟沉沉地睡着，隔着的妈妈却听了一夜的叫哥哥。
早餐后，兄弟俩又晃着竹笼出门。经过一片草坪，三两个小孩和大人用网子正捕捉什么。小兄弟停下脚步观看。
“外国小孩好漂亮！”手里拿着网子的一个妈妈踱近来，“您是他们的阿姨吗？
在北京，“阿姨”就是保姆或者佣人的意思。妈妈笑着回答：“是啊，我是他们的保姆，也是佣人，还是他们的清洁妇、厨娘。”
“来，送给你一只。”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安安伸出手，手指间捏着一只硕大的蜻蜓。
安安却不去接。这么肥大的蜻蜓他可没见过，他犹豫着。
“我要我要——”飞飞叫着。
“不行，”妈妈说，“你会把它弄死。”她小心地接过蜻蜓，像小时候那样熟稔地夹住翅膀。
走了一段之后，妈妈说：“你们看够了吗？我们把蜻蜓放了好不好？”
好！
放了的蜻蜓跌在地上，大概翅膀麻痹了。挣扎了一会，它才飞走。孩子的眼睛跟随着它的高度转。
“妈妈，”安安解下胸前的小竹笼，“我要把我的蝈蝈也放了。”
他蹲在路边，撕开竹笼，把蝈蝈倒出来。蝈蝈噗一声摔进草丛，一动也不动。安安四肢着地，有点焦急地说：’
“走啊！走啊蝈蝈！回家呀！不要再给人抓到了！”
蝈蝈不知是听懂了，还是受到那熟悉的草味的刺激，它真抬起腿来开始迈动，有点艰难，但不一会儿就没入了草丛深处。
安安如释重负地直起身来，转头对飞飞说：“底笛，把你的也放了吧？它好可怜！”
“不要不要不要——”飞飞赶紧两手环抱竹笼，拼命似的大喊。
1993年

第3节　电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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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小姐将钥匙插进孔里，电梯就晃荡晃荡地上升。五楼？
您好。麻烦您。是五楼。谢谢。再见。
一把行李拖进公寓，再出来，我傻了。这不是自动电梯，我得按钮，楼下值班小姐得从她小房里出来，拎着钥匙，启动电梯，上来接了我，再下去。
您好。对不起又要麻烦您。是的，出去办点儿事。不是，我不是北京人。谢谢，不客气。再见。
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一天就让我受不了了。我是个讨厌寒喧客套的人。甚至于在社交场合里，我也有一种本事：和对面的人淡漠相看，不想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说话，我可以忍受；虽然社会习惯要求你谈谈天气、问问猫儿狗儿、浅笑两声，我不怎么在乎社会习惯。
可是我是个礼貌的人，见到电梯小姐总觉得该四目交接，点下头，道声谢。几天之后，当我发觉只要有电梯就得有电梯小姐的时候，我简直支撑不住了。不行，我的礼貌是有一定存量的，超过这个存量，我所需要的孤独就要受到威胁。
麻烦您。谢谢。对，回来了。还好，北京很好。五楼，对，谢谢您。晚安，再见。
对不起，又要麻烦您。单车太沉了，提不下去。谢谢您。不用了。请等一会儿。行。谢谢了。再见。待会儿见。哪里？
我开始有点儿惊慌。她不是搁在电梯里的一把凳子，不是嵌在壁上的一个按钮。对凳子和按钮我可以视若无睹，凳子和按钮对我也无所要求；可是这个人，这个不断地为我做举手之劳的人，用她闪动的眼睛看着我，使我不断地消耗那一点点礼貌存量。最不公平的是，她虽不是凳子按钮，却和凳子按钮一样地永远嵌在电梯里。只要我用电梯，她就在那里，在那里吸取我微薄的礼貌存量，使我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我开始用脚爬走楼梯。五层阶梯上去，五层阶梯下来，把寒喧和礼貌的消耗降到最低。
几天之后我才赫然发觉：北京城几乎所有的电梯里都有个电梯小姐，像凳子和按钮一样安装在电梯里，用闪动的眼睛看着你进来，看着你出去，看着你上去，看着你下来。
我简直大惊失色。
我踏进这个狭窄的电梯。“小姐”是个头发苍苍的老妇人。
“麻烦您到三楼。我找萧乾先生。”
“三楼不停。”她面无表情地。
“那——”我迟疑了一下，回想起1989年见到的行动困难的萧老，“老人家怎么办？”
“老人走路啊！”电梯“小姐”不太耐烦，显然觉得我的问题有点儿莫名其妙。
回到外交公寓，电梯小姐坐在大门口和别栋楼的小姐聊天。和往常一样，她们的手里总有一把头梳，时不时梳理着刚刚洗过还潮湿的头发；膝上总摆着一份读皱了的《北京晚报》。她们坐在台阶上，望着门外夜幕渐拢的天空，交换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大事小事。
手里的水果挺沉的，我踏进大门。您好。麻烦您。
“没辙啦！我说您看着办吧！”她们的话音一点儿也不被我的出现打断。两个人像上了电池似的同时起身，往电梯平行挪动，头梳和晚报也跟着浮进电梯。“你知道小刘昨晚见到谁了吗……”
五楼。谢谢你。
“我还以为她早出了国，原来呀，婚没结成，人家回澳大利亚去了……”
语音、身体、头梳、《北京晚报》，又像幽浮一样缓缓飘下。
望着电梯渐渐合拢的门，我突然彻悟：在她们的眼里，我才是凳子和按钮，我才是那嵌在电梯里的时明时灭的灯，她们对我是彻底视若无睹的。不把我当“人”看，她们才活得下去。
我松一口气。
五楼！
1993年

第4节　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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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陵一出来就听到他们愤怒的声音。
卖饮料的小摊旁，两个穿短裤的男人正使尽全身力气地吵着架，脖子粗了短了，脸涨得紫红。两人之间还站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手里握着罐要喝未喝的可乐，眼睛怯怯地望着火爆的大人。
男人的声音越来越激昂，紧依着男人身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卖饮料的小贩的妻，一个是买可乐的孩子的妈——火鸡似的插进来帮着吵，各帮各的男人，只是四个人同时扯着喉咙嚷嚷，谁也听不见谁的。
当小贩突然弯身去拔他的板凳时，看热闹的人都吓了一跳。小贩黑虎着脸，两手高举板凳，做出马上要砸下来的架式。
没有板凳的男人吃吃地说：“你打人哪！你打人哪——”边说边退，一步一步退，眼睛盯着板凳，小贩一步一步逼进，在观众还来不及喊“哎呀”的时候他已愤然将板凳砸下；没砸到，男人转身就跑，小贩抱着板凳追，两个人就围着饮料摊子这么一逃一追地绕起圈子来。圈子外边，两个女人已经呼天抢地厮打开来，“你打人哪，你打人哪！”
看热闹的人似乎得到一分意外的惊喜，没想到那小贩说干就干哪；他们的脸上带着看午夜恐怖影片的又是害怕又是欢喜的表情。
我笑了。
安安的爸爸一旁瞪我：“人家打架，你觉得好笑？”他走开了。
一直紧紧握着我手的安安松开了手，说：“妈妈，不好笑！”他追爸爸去了。
他们误解了我的笑。他们怎么知道，定陵这一幕人生戏剧将我毫无心理准备地带回到三十年前的台湾，像经过一个飘忽的梦的隧道，回到了我记忆角落里的童年。
不知道有多少年没见过街头的打架了——欧洲的七年？没见过。美国的八年？没见过。台湾？
有的，在五六十年代，在我还是个舔着冰棒、看漫画书的小女孩的时候，街头打架好像是市井风情的一部分，就像时不时会见到的小车祸一样，是特殊的事情，但它是常常撞见的特殊的事情。走在熙来攘往的街上，突然觉得后头有人跑步，穿着花布裙提着菜篮的女人气喘喘地说：
“前面……前面有人打架……”
“哪里？哪里？”听到的人急急地问，放下手边的活——一把斩鸭头的刀、一支修理单车的起子、一笼待洗的菜——脚步杂沓地赶上前去。
前面早就密密实实围了一堵人，小孩只能从人腿的间隙钻进去。打架的两个人，嘿，是黑鼻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扭成一团，不是像电影里那样拳脚生风，只是我抓你头发你咬我屁股闹不清地扯来扯去。但是黑鼻的鼻子上流着血。
然后有人喊：“大人来了！”
众人让开一条路，警察大摇大摆地走进来，打架的人也松一口气。
到定陵去看万历的墓，没想到却看见了一场打架。当小贩举起板凳时，恍惚之间自己又是那个舔着冰棒手里卷着漫画的小女孩，夹在大人的腿间，惊诧地看大人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忍不住的笑里有一份蓦然回首的惊喜，也有一点莫名所以的惆怅，倒来不及去体恤打架者的情境。
几天之后，在朝阳门外又看到两个人涨着脸打成一团，我就笑不出来了。
“一个月见两次？”长住北京的台湾人说，“不算多。前几天我看见两个人从公车里开始打，一直打到车下去，打得头破血流……”
于是我说，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是这样的。这个率直的朋友睁大了眼睛很认真地回道：
“台湾人才不会这样。台湾人跟大陆人个性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两个‘民族性’。”
他的认真倒教我吃了一惊：是因为他比我年轻了十岁，不太认识过去的台湾，还是两个族群之间真有本质上的不同？不错，在90年代的台湾，和西欧美国一样，很难见到打架的街景，可是，这究竟是族群性格的不同，还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
人类学者李亦园先生曾经对我做过一个比喻：中国文化好比一个工具箱；北京人打开箱子所需要的东西，和移民海外的台湾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所需要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环境的不同，会相当不一样；但是尽管拿出来应付生活的工具不一样，工具箱可还是那一个。
90年代的北京人与他们那个工具箱的运作关系，和今天的台北人与台湾的工具箱有着相当大的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不同的气质和个性。我对北京的认识极为浮浅，可是，浮浅有浮浅的优点，因为你能更敏感地捕捉第一印象，能用崭新的眼光，更鲜明地感受一个都市的性格。1993年8月的北京给我这个陌生人员立即、最深刻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压抑极深的城市。
你甚至不需要去了解形成这个城市的种种什么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你只要经验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城市，然后从云头往北京纵身一跃，在市井中溜达几回，和卖菜的、理发的、踩三轮车的、开“面的”的、上班的聊几句，你就会感觉到那份抑郁，像黑压压的云头，沉重得似乎就要垮下来，却又老不下雨。于是每个人都在等待，沉重地等待，等待。
北京人大概有一种打开工具箱却遍寻不着所需工具的苦恼，或者说，他不必打开箱子其实就知道箱子里头没有他渴望需要的工具，所以挫折，所以压抑，所以焦虑地等待。
90年代的台湾人显得比较轻松，因为他与他工具箱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他对箱子里的东西不见得完全满意，但是他可以随时打开箱子换几样零件，不高兴时对着箱子踢上几脚也赔不上身家性命，工具箱基本上够用，日子也还过得去。因为他对自己的工具箱掌握着某一个程度的自主权，他因此显得豁达。
如果说这就是群体个性的不同，我的朋友或许是对的；可是我毕竟比他多了十年的记忆，幼时的打架街景历历在目，我清楚地知道：台湾人并非一向都如此轻松豁达的，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可走了三十年；不打架是因为不必打架，而不必打架，则有它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个骑单车的人相撞，车撞坏了。两个人是不是要吵架呢？
不一定。
如果单车只是车主所拥有的财产中极微小的一部分，譬如说，单车之外他还有两辆汽车、三辆越野自行车等等，那么他们有可能只是挥挥手：哎，没关系。
如果两辆车都有保险，也就是说，修车或买车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负担，那么车主也可能只是交换一下彼此的电话号码，很文明地握手道别。
相反的，如果失去了单车有如骆驼祥子丢了他的车，生计马上陷入困难——你能不吵吗？
三十年前，台湾人买了个坏的货品，他得回到店里去吵架，因为店主不肯收回成品而顾客又承受不起损失，吵架，甚至于打架，成为避免不了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经过消费者运动十几年的努力，在1994年1月，“国会”正式通过“消费者保护法”，保障了业主和消费者的公平权益。有了法章的调节，他不必吵架，他不必打架。
可是，从吵架到不吵架，从打架到不打架，台湾人（驮着他特有的工具箱）走了多少艰难的岁月？
社会累积了相当的财富，同时又以相当公平的规则来保护个人的权益，这个社会就减低了吵架打架的必要。在我眼中这是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台湾的不同，也正巧是今天北京和台北的差异；这个差异，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同，不如说是发展阶段的落差。
那么，是不是三十年后的北京街头就看不见脸红脖子粗拿板凳的人了呢？我不知道，很可能，那得看北京人怎么处理他和他背上驮着的工具箱之间的关系吧！不过，我只是个过路的人，很可能看走了眼。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