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涧虎陈达文革评论专集 3

       第十二篇 一举粉碎“四人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亿万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江青集团却乘机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他们炮制就职演说，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遗嘱，在报刊上连篇累牍的宣传，大造舆论。对于“四人帮”的篡权行为，老一辈革命家忧心如焚，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党中央终于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于10月6日晚一举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消息传开，举国欢腾。“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至此结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1、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
      像所有的帮派体系一样，“四人帮”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青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形成江青集团的核心力量。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这三个人都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炙手可热的“新生力量派”。以后，他们又凭借权势，趁着“文革”的混乱局势，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逐步建立起一个遍布全国的帮派体系。
      1972年9月，王洪文调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团的核心成员。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视为登上“女皇”宝座的“军师”和“干将”，张、姚、王等则把江青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这四人个都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甚至爬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高位。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文革”使他们一举扬名，成了全国上下无人不知的风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鹤，生于1914年，山东诸城县人，15岁开始在山东实验剧院学戏，还在青岛大学当过旁听生。1932年入党，因介绍人被捕，失去党的关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联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被捕，在狱中自首，被保释出狱。1935年到上海当上了影剧演员，艺名蓝苹，演过《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记》、《王老五》等影片，为争演《赛金花》，闹得天翻地覆。1937年8月，她经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隐瞒了自首的历史混入党内。1938年11月和毛泽东结婚，作毛主席夫人是为了权力，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当时政治局给她规定任务，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不许参加政治活动，这当然是江青不能满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强，只是当时条件不允许，没办法实现，只得暂时隐藏起来，装扮一个贤妻角色。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界提出批评。江青认为时机到了，于是给自己戴上“文艺革命旗手”的桂冠，到处活动。“文革”兴起，江青就更加静不下来了，仿佛什么病都没了，她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得到了指挥中央文革的实际权力。对此她还不满足，九大时，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1972年，接见美国客人维特克时，恬不知耻地表露出她要成为中国当代的“女皇”的野心。
      江青的活动，不能单枪匹马地进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将”，张春桥首选为“军师”。张春桥也是山东人，比江青小三岁，也曾混迹于上海文艺界，以“狄克”的笔名发表文章攻击鲁迅。1938年1月到延安，后来到石家庄工作，以后又随柯庆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书记。在江青门下，他算是有点名气的，还在1958年，为迎合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1963年，他又百般捧贴江青，帮助江青组织批判《李慧娘》等文章，因此得到了江青的宠信。在炮制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张春桥更是立下汗马功劳。江青看起了张春桥诡计多端，将其收为“军师”。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为一无名小辈，在上海《解放日报》、上海市委研究室工作，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专门爱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称。1965年，按江青的意图，姚文元写下了那篇成为“文革”导火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元因此立功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活动于江青鞍前马后。
      王洪文是吉林长春市人，16岁参军，复员后在上海国棉17厂当保全工，“文革”前不过是该厂的保卫科副科长。“文革”兴起，王洪文找到了机会，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窜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又闹出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的党政大权，当了上海市第三书记。毛泽东在林彪垮台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认为他种过地，当过兵，做过工，特别是“文革”中有重要贡献，1972年把王调到了中央。
      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沆瀣一气，勾结在一起。江青一伙人，既无战功，又无政绩，缺少政治资本，“文革”中却能显赫起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江青的特殊身份，在个人崇拜极其狂热的年代，这个身份对江青来说太重要了。她说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张口闭口都是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候，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等等，这对江青的发迹起了重要作用。“文革”中老一代领导人多被打倒，成了走资派，江青一伙就成了毛泽东的依靠力量。江青等人还善于制造极左理论，舞文弄墨，为“文革”的发动和深入制造各种舆论，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全面专政化”、“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蒙蔽群众，抬高自己的身份。在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搜罗起一批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形成了一个体系，造成一股势力。就像一群暴发户，利用“文革”的时机“发”了起来，祸及全国。
      “文革”初起，他们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为了乱中夺权，他们和林彪集团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煽动红卫兵及不明真相的群众起来造反、“革命”。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集团被粉碎，周恩来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主持平反了一些冤假错案，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恢复和重申党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提出了批极左和反无政府主义的问题。江青等人此时害怕自己的极左面目被揭露，坚决反对批极左。周恩来积劳成疾，不幸身染癌症，江青一伙则跳出来大肆攻击周总理，说什么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频繁地制造出什么“蜗牛事件”、“白卷英雄张铁生”、“一个小学生的日记”、批“师道尊严”、批《三上桃峰》、批《园丁之歌》、批《海霞》等等，闹得乌烟瘴气，人们每天打开报纸，都猜测是不是又会出个什么“事件”。
      1974年初，毛泽东批准以中央1号文件下发，搞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等人的真正目的是利用批林批孔的旗号，打倒周恩来和一批中央领导人，为其出来组阁掌权扫清障碍。他们大搞阴谋活动，极力搅乱局势。这段时间，“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十分繁忙，今天是搞影射史学，批周公、批宰相、批判现代大儒，明天又评法批儒、吹捧法家人物、吹捧吕后、武则天，“梁效”、“罗思鼎”的名字频频见报。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批评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又指着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话说得很重。
      1975年初，四届人大以后，奉命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邓小平，锐意进取，全面整顿，要把“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夺回来，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来指导全面整顿。一时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使国民经济在摆脱了停滞倒退局面以后又走向了恢复和发展。
      然而，面对全面整顿后的大好形势，“四人帮”一伙却极端仇视，极端恐慌。他们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骤，通过在毛泽东面前谗言、诬陷，利用毛泽东在文艺论争的范围内进行的评《水浒》，进而扩大成场政治斗争，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政治投机。
      1975年11下旬，“四人帮”一伙又借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的上书进行批评一事，推波助澜，无限上纲，先是搞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接着，立即追查其“黑后台”是邓小平，后来又扩大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最终迫使毛泽东对邓小平产生严重的不信任。
      1976年注定是中国由大悲走向大喜之年。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纷纷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活动。然而，“四人帮”却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广大群众的自发悼念活动。与此同时，他们暗自窃喜，认为篡党夺权的最佳时机到来了。一方面加紧了对邓小平的诬陷，一方面准备接班。企图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1976年一号文件”，宣布：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只“专管外事”。这样，“四人帮”企图“组阁”的阴谋再次落空。
      清明节快到了，各地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和限制，走上街头，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开展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活动。同时，宣泄对“四人帮”的不满。北京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纪念周恩来，痛斥“四人帮”。4月4日，这一活动达到了高潮。当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决定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4月5日，愤怒的群众与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了冲突。晚上，群众遭到了驱赶、殴打和逮捕。最终，酿成伟大的“四五”运动。“四五”运动为半年后粉碎“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在毛泽东提议下，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又与世长辞。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党和国家的3位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不仅使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刻，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哀痛中，而且更增加了人们对国家前途的忧愤心情。真可谓"天欲坠，何以柱其间。"
      然而，"四人帮"却认为时机到来，更加紧了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2、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江青会闹事。”梁效的最后一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出台。江青称：“决战将同时在北京和上海打响！”
      9月9日，时针指向凌晨3点。政治局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治丧问题。一项项议程，包括成立治丧委员会，起草并发表告人民书，群众吊唁，追悼大会等，一一讨论通过。会议就要结束了。
      这时，对治丧毫无兴趣因而一直未开口的江青，突然要发言。她摆出一副特殊身份的架势，颐指气使地说：“我的意见，还要讨论一下运动问题，不要光顾治丧忽视了批邓。从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中央对运动的领导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我死了以后，江青会闹事。”政治局委员们早就听过毛泽东这一指示的传达。谁能想到，这个女人竟毫无哀痛之情，迫不及待地耍起“老娘”的淫威来。从内心说，大多数委员对江青是不满意的。可她，有特殊身份，又是权力极大的“四人帮”的“老板娘”。对她提出的问题，如何表态？人们沉默不语。
      江青又说话了：“批邓反右，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变颜色的大事。半年多了，邓小平批而不倒，这不是很危险么！我这里掌握了很多材料哩！”她用手拍打着棕色手提包。
      “这个运动不是你们亲自领导和掌握的吗？有什么材料，请公之于众！”叶剑英发言了。
      “哼！我看对邓小平不能太手软了，应该开除他的党籍，开除他的党籍！”江青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江青同志，请你冷静一点。要知道，我们党现在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刻。当前最重要的，是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叶剑英发言说。
      “我同意叶副主席的意见。”“我也同意。”许多人纷纷表态。连张春桥、姚文元也只好随声附和。
      这时，华国锋拿起茶几上的两份文稿，环视了一下会场，说：“现在继续开会，讨论中央预先准备的讣告和悼词文稿，今天主要讨论讣告文稿，会上要定下来，下午要对国内外广播，时间很紧；悼词文稿也过一遍，不讨论，会后印发给大家，另择时间开会商定。”
      华国锋指示中办秘书局的周启才把讣告文稿在会上读一下。讣告文稿是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定名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全文二千五百多字。周启才以较慢的速度读完后，华国锋说：“大家看有没有原则性修改或补充意见？有，请提出来讨论；如没有，我意先送中办秘书局印刷厂加急排印，印出清样，人手一份，我们再仔细推敲定稿。”与会成员同意华的这一意见，不到一小时印出了清样，周启才在会上分发给与会成员。在排印讣告文稿期间，李鑫在政治局会上读了悼词文稿，华国锋批示后，交周启才会后印发政治局各成员。经过讨论，会议一致通过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决定9月9日下午4时对国内外广播。
      9月10日上午，王洪文即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请示报告，企图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号令全国。他们还唆使一些人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指使其在上海的亲信加紧装备民兵，发放大批枪支弹药，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和应付万一的依靠;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并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华国锋、李先念等人。
      “四人帮”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9月10日下午，华国锋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剑英交流看法、沟通思想。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华国锋还亲自和叶剑英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又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挑选可靠人员。华国锋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9月16日下午3时，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开会，讨论毛主席悼词文稿，研究商定9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有关事项。中办秘书局通知悼词起草人李鑫和周启才列席会议。
      下午两点多，汪东兴把周启才叫到他在人民大会堂的临时办公室，对周启才说：“有两件事你代我报告国锋同志：一是，今天下午的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去参加，我要在这里保护毛主席的遗体，你替我向国锋同志请假。二是，悼词文稿我看过三遍，认为基本可用。有一条补充意见，就是在悼词文稿的适当地方加上毛主席讲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条重要指示。我认为加上毛主席这条指示，很有必要。”周启才说：“好。我马上就去怀仁堂，国锋同志一到我就向他报告。”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半，周启才走出大会堂北门，乘车进新华门直到怀仁堂会场。
      下午两点五十分左右，华国锋到达会场。周启才向他报告了汪东兴请假和对悼词文稿的意见。华听后说：“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任务十分重大，也十分艰巨，东兴同志不能离开，可以请假。会后你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他汇报。”稍停片刻，华接着又说：“东兴同志提出悼词文稿中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这是一条重要意见，我很赞同，开会时，你可以代他把这个意见在会上讲一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陆续到达会场，最后来的是江青。她身着黑衣，走到离会议桌不远处，大声叫道：“许世友同志，前几年有件事我对你不起呀！今天我要向你道歉。”她走到许世友跟前，伸出手想要和许握手。而许世友对江青这种没话找话，想拉近乎的表演，给以无声的回击。他不言不语，正襟而坐，双臂下垂，目视前方，对江青不理不睬。江青十分尴尬、难堪，只得把手缩回来，红着脸低着头悻悻地走向她的座位。
      下午3时整，华国锋宣布开会。他让周启才把汪东兴对悼词文稿的意见讲一下。周启才转达了汪东兴的两点意见后，华国锋说：我认为东兴同志这个意见很好，毛主席“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我赞成加上。说完，他看了看旁边坐着的叶剑英和李先念。这时，王洪文侧身看了看江青，江青扭头看了看张春桥，张春桥紧闭双眼，默不作声。姚文元则低着头翻看悼词文稿。
      叶剑英发言说：我同意国锋同志的发言和东兴同志这个提议。“三要三不要”是主席留给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是引导我们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前进的指南，在主席悼词中加上这条重要指示，对我们党的建设和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李先念发言说：国锋和叶帅讲得很好，我赞成东兴同志的提议，悼词中加上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接着，除了“四人帮”，所有到会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表态同意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重要指示。当时坐在一起的“四人帮”个个沉默不语，既没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华国锋指着姚文元说：“没人提出不同意见，那就把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加到悼词的适当地方。”当时姚文元被指定为会议上的悼词修改人。除加了毛主席上述指示外，经过讨论，对悼词文稿的个别文字也做了些修改，经华国锋审阅并把补充和修改的地方读给大家听后，政治局通过了这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反映当时政治背景的悼词。
      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追悼大会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并对大会程序作了安排。会后，周启才根据华国锋的交代，把会议情况向汪东兴做了汇报，也谈了“四人帮”在会上的表现。汪听后说：这几个人骨子里是反对悼词里加上毛主席“三要三不要”指示的，因为主席就是批评他们针对他们讲的。但他们看到，政治局多数人同意，他们反对也没用，而且他们如公开反对加上这条指示，政治上就会陷于被动，所以他们不说话，不赞成也不反对。
      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百万群众参加，同时向全国转播大会实况。下午两点二十分左右，周启才到达天安门前东观礼台下面的休息室，检查了各项准备情况。两点五十分左右，规定在这里休息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宋庆龄等全部到齐。周启才将到齐的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当时他在休息室外面与汪东兴交谈。华国锋让周启才回休息室再讲一下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的程序，以免大家在台上动作不一致。
      这个程序是：在追悼大会开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按顺序走上追悼会高台，先面向广场群众；追悼大会开始，当主持人宣布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时，大家向后转，向毛主席遗像三鞠躬后，再转回来，面向广场群众。周启才刚说完，张春桥发难说：“那怎么行？转过去，屁股对着广大群众，不行！”“四人帮”其他成员也跟着说：“是啊！屁股不能对着广大群众啊！”周启才说：“这个程序是上次政治局会议上定的，因为毛主席遗像竖立在大家站的高台后面，向遗像三鞠躬必须向后转过去才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许世友等都说：上次政治局会上已经定了，就按定好的程序办！“四人帮”没再吭声。周启才把“四人帮”的这一情况报告给华国锋，华说：“这是他们故意捣乱！”
      追悼大会于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三点半宣布结束。
      与此同时，“四人帮”也加紧了威逼华国锋听命于他们指挥的荒唐行动。
      9月29日夜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主要讨论如何安排好毛主席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各项活动。会议开到很晚，看样子短时间还不会结束，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因身体欠佳，请假提前告退。
   　正当会议正常进行中，江青突然站了起来，尖声地叫嚷：“散会了！散会了！”
      委员们都莫名其妙，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江青见大家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她又大声以命令的口气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其他委员这才缓缓离开会场。
   　汪东兴没有动，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位置上。
   　华国锋对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但是为了大局，稳住阵脚，他不动声色端坐不语，待蛇出洞。
   　空荡荡的大会场只剩下6个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字摆开坐在华国锋、汪东兴对面。
   　又是江青打“头炮”，她无视党的纪律，不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以毛主席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作为她“逼宫”抢权的突破口，以无赖的丑态，继续纠缠华国锋表态；并且她还要华国锋同意，将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妄图假“人民群众”的名义，作她“女皇美梦”的文章。“军师”张春桥想拿毛远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继续给华国锋出难题。 
   　王洪文也鹦鹉学舌，姚文元抢着帮腔。
      然而，4个多钟头过去了，“四人帮”一无所获地吵得有气无力，会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华国锋依旧微闭双眼，斜倚在高脚扶手椅上，“稳坐钓鱼舟，任凭风浪起”，最后，不屑一顾地由汪东兴陪同走出会场。
      9月30日，“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逼他们“批邓”。叶剑英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打电话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身体不好，大家都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
      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污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月3日，王洪文炮到平谷县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看是坚决打倒！”  
      此间，江青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丑态百出的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特意照了“历史性”的彩色合影。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时散布10月7日以后有“特大喜讯”。
      与此同时，“四人帮”加紧了用武力篡权的行动。他们在北京郊区准备用坦克车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城，造成犄角平攻之势，夺取中南海。在上海，随时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江青得意洋洋地说：“决战将同时在北京和上海打响！”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会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他们准备了枪支10余万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3门，打算“保卫上海”。
      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他宣称上海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枪支，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强化“第二武装”力量。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说：“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发出篡党夺权的信号。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
      对于"四人帮"咄咄逼人的篡权行为，老一辈革命家们忧心如焚。虽然他们大多处境艰难，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作为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面对"四人帮"的攻击和诬蔑，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3、叶剑英坚定地说：该摊牌了，兵贵神速。行动组成员从左右两侧扑过来，紧紧地将王洪文扭住，迫使他俯首就擒。行动组成员展臂屈腿，快速夹击，把张春桥架到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张耀祠严肃地向江青宣布：“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剑英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剑英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剑英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剑英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剑英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剑英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剑英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剑英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剑英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建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张耀祠和武建华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张耀祠和武建华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张耀祠和武建华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0月4日下午，叶剑英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
      　　叶剑英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剑英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剑英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剑英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剑英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剑英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说：“请叶帅放心。”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
      　　整个上午都很平静。
      　　下午3点30分，张耀祠和武建华通知4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执行任务的都是团以上干部。
      　　开会时，汪东兴以低缓的语调，对张耀祠、武健华说道：“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接着，汪东兴向大家宣布了两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汪东兴讲完后，问大家：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行动组长、中央警卫局司令部参谋长纪和富说，我有个问题，如果有人开枪，怎么办？汪东兴说如果有人开枪，你们就往死里打，打死了你们没有责任。纪和富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是针对王洪文的。因为王洪文是每天到处打枪，到靶场练，一天到晚地练，所以就怕晚上来了以后他带枪，出现意外。下午5时，武建华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
            下午6时，暮色已徐徐降临，接受行动任务的同志们，都照常在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就餐。武建华看到大家都在进行战前的自我“补给”，沉着自然。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临战前静穆浓重的气氛，缓缓袭入每一个参战者的心田。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今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过的“五间房”休息。汪东兴责成警卫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最后汪东兴鼓励即将出战的突击队员们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钧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
      　　大家立时收敛了笑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
      　　晚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剑英、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 
      　　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从思想酝酿，到定下决心，直至策划行动方案，运筹的全过程，都在高度警惕，绝对保密，铁的纪律等一系列的措施下进行的。就是最高决策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也是遵纪行事，独来独往，当面约见，个别交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
      　　现在，他们汇集怀仁堂，继承毛主席的遗愿，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实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的隔离审查。此刻他们镇静自如，只待时机到达，一场决战就在眼前。
      叶剑英、华国锋在怀仁堂正厅就座，汪东兴不是常委，则在屏风后面观察现场情况。整个怀仁堂安静极了，静得可怕！执行任务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坚守岗位，凝神注视，血管绷紧，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而远方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秋虫唧唧，显得格外响亮，惹人心烦！华、叶、汪等焦急地等待着来“开会”的三个“成员”。大家不停地看表，而时间又好像故意放慢脚步，每一秒钟都使人感到难熬。
      　　还算准时，8时不到，“开会”的“成员”脚前脚后报到。大约在晚7点50分左右，隐隐听到怀仁堂入口处，传来嚓嚓的脚步声。
      　　第一个出现在正厅门口的，将会是哪一个呢？大家屏住呼吸，揣度着，等待着。此时，守候在场内和小门附近，负责“里外照应”的武健华顺着休息室的长廊向南瞧去，王洪文刚转弯向北走来，他飞速地报告华、叶、汪。负责王洪文的行动组人员虎视眈眈，设伏于门内两侧，进入临战前的紧急状态。
      　　只见王洪文此刻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这个“大人物”今天仍像往常出席中央会议一样，没有带枪，上身穿一件“制式”军上衣便装，下身着一条草青色笔挺的西装裤，皮鞋光亮，左手提着一只文件包，挺胸直背、趾高气扬地走向正厅，走进小门，向华国锋、叶剑英望了望，还没来得及作反应，行动组霍际龙、吴兴禄便从左右两侧扑过来，用两双强有力的大手，紧紧地将他扭住，要他低头弯腰“俯首就擒”。这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使王洪文一时晕了头脑。他涨红着脖劲，转动着不太灵便的脑袋，急促地咕哝了两句：“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拼命地扭动着双臂，蹦着两脚，竭力妄图挣脱。纪和富就向他腿上踢了一脚，他倒在地上。霍、吴由两侧加大力度，李广银、王志民从背后狠狠抓住他的腰带，使王洪文两脚踏空，无力可施，牢牢地被禁锢在华国锋、叶剑英的正面。王洪文继续挣扎，从五米远的地方向华、叶坐的地方扑过去，以只剩下两米的距离时，行动组人员跟上来，把他抓住，推倒在地。面对这个造反歹徒，华国锋、叶剑英端庄正坐，态度凛然，怒目冷视。华国锋两臂依托在桌子上，面对王洪文庄严地宣布：“王洪文，你不顾中央的一再警告，继续结帮拉派，进行非法活动，阴谋篡党夺权，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中共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立即执行。”叶剑英在背地里习惯地称王洪文为“小儿”，此时此刻面对这个无赖“小儿”、政治扒手，只能投以十分厌恶的眼光，还能说什么呢？！
      　　然而，直到此时，这个反党分子还不服输。当他被行动小组扭离现场，到正厅“东饮水处”时，轻声地发出一声叹息：“想不到你们这样快！”是啊，如果“四人帮”早一天“动手”，今天怀仁堂这场正剧的表演就该颠倒过来了，坐在那里的该是王洪文、张春桥，立在那里的不该是他自己！可惜，晚了，晚了！这倒反过来证明，叶剑英等采取“先下手为强”、“以快打慢”的战略，何等适时，何等正确！
      　　说时迟，那时快，行动组走出“东饮水处”小门，把王洪文押上早已准备在怀仁堂东院的红旗轿车。驾驶员是精明干练、善于处理复杂情况的老手尚占良。置王洪文于后座中间，左、右仍由霍、吴掐住他的双臂，王志民坐在二排副座，将王洪文夹在当中。组长李广银坐在司机旁的指挥位置上。汽车迅即启动，几分钟之内，王洪文就被拘押到隔离室内。              
            接近晚8时，正当处置王洪文时，张春桥已跨入怀仁堂大门。他习惯地沿着礼堂东侧走廊，由东向北心事重重地缓步走来。他像往常一样，穿了一套半新不旧，看上去还合身的灰色中山装，脚穿普通的黑色皮鞋。左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文件包，右手不时地将文件包向上挪动着。他不苟言笑的面孔，绷得紧紧的。两只阴沉冰冷的眼睛，仍然流露着他那刚愎自用的神气。鼻梁处挂着近视眼镜，凝视前方，直蹬蹬地迈进了西厅。当他迎面看到正襟落座的华国锋、叶剑英，警卫员又被留在门外，一向敏感的神经，才嗅出一点异味来，立刻感到寒气逼人。
      　　这只诡谲的狐狸，紧锁眉尖，全身一怔，嘴里嘀咕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还未待他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行动组纪和富、蒋廷贵等执行任务人员张臂屈腿，快速夹击，将他架到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面前。当华国锋宣布他的罪状和“隔离审查”的决定时，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双腿打颤，浑身发抖，两眼模糊，脸色铁青，顿时坍了架，丢了魂。这位“神机妙算”的“狗头军师”知道算错了“八卦”，甘作“阶下囚”。此刻半点招数也没有了，只好以沉默表示对抗，自始至终一言不发，任凭行动小组摆布。张春桥立即被押出现场，像王洪文一样被押解上车，到指定的隔离室。
      前后不到十分钟，怀仁堂“会议”开得很顺，干净利索地解决王洪文、张春桥，是出乎意料的。汪东兴风趣幽默地对华国锋、叶剑英说：“这两个人跟我们‘合作’得不错啊！准时来，按时走，很听指挥嘛！”华国锋说：“老人家说过，宜将剩勇追穷寇嘛！我们要打一个完全彻底的歼灭战！”叶剑英面露笑容，转动着身子，左手用力地按着桌沿，右搭在椅背，边起边说：“就势取利，刚决柔也。”说话之间，服务科孙振发用茶盘托上碧绿清香的龙井茶，———送到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面前。在此紧张空隙，一杯浓茶，一条热毛巾，消除疲劳，振奋精神，让人尽情享受胜利的喜悦。但是，战斗刚刚开始，“宜将剩勇追穷寇”，还要迅速解决姚文元、江青和毛远新问题。此时，姚文元未到，按原计划，张耀祠和武健华等速去中南海201号楼“春藕斋”执行解决江青的任务。
      晚上八时半，张耀祠、武健华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毛远新住在中南海颐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若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
      一进到毛远新的办公室，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你实行保护审查，请你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江青长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二0一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正因为这样，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称她为江青同志，这一回没称她为同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处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其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依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上身前倾，用铅笔在一张信笺上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只印有红框的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从腰间摘下一串文件柜钥匙，把钥题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粘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顺手把信交给了张耀词。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又再次督促她：“走！快走！”江青拿掉了膝盖上的小被子，整理一下衣服，两手按着沙发扶手慢慢地站起来。临出门之前，她又要上卫生间。江青尿急尿频的毛病，由来已久，不足为怪。为防不测，女护士马晓先同她一起进去。本来她过去到卫生间，有时也要护士陪同。
   　离开“春藉斋”正门，穿过十几米的暗廊到达前厅。这里靠墙停立着一个多功能的衣架，江青取下一件深灰色的“披风”，马晓先帮她戴上帽子，结好带子，走向停车处。江青虽然是个为人奸狡刁猾、残忍刻薄、心毒手辣、则天武后之心不死的野心家，但在今天这些凛然、魁伟的军人面前，她又拿出了巧使顺风船的本领，虚伪地夹起了尾巴。既然她肯于俯首顺从，照指示行动，且无力反抗，也就没有加铐于她。行动小组人员把重重的保险车门打开，江青坐在后排中间，黄介元、马盼秋分坐两侧，护士马晓先坐在二排副座面对着江青，组长高云江就座于司机旁。前后各有一辆警备车，武健华坐在后车的指挥位置上。他们都身带短枪。前后车上的警备人员备有速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三辆车迅速驶离原“居仁堂”广场。
      司机张中臣，是一位经常开先驱车的驾驶员，为紧随其后的两辆车开道。江青坐的是保险红旗轿车，驾驶员是沉着老练、技术娴熟的史友令。
   　北京主要街道的交通警察，个个目光犀利精明机灵，他们知道保险红旗的“身份”，中央只有几位核心领导人才得乘坐。但他们哪里晓得，今天却是个局外人意想不到的例外，一路绿灯畅开，车开得很快，只用了不到5分钟，就到达预定关押地点。 
   　江青下了车，惶惑地打量着四周，想搜寻记忆，看看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地方好像我见过。”可是，最终她都没有找出答案。行动小组没有让她停留，随即把她带进隔离室内。
      江青被带进隔离室，武健华便告诉司机吴增彬掉转车头，飞快回怀仁堂。华国锋和叶剑英坐在正厅外间，飘忽不定的思绪，看上去镇静中显得有些心焦。武急速地过去向他俩报告：“江青已顺利拘押。”站立在西边的汪东兴走过来，带着戏谑的口气问：“江青又张牙舞爪地表演了一番吧？”“她见风转舵，还算顺从听话。”
      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
      从晚7时55分，迅雷不及掩耳“突击”王洪文，到武建华向华、叶、汪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几乎同一时间，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
      汪东兴曾审阅过的一段有关“怀仁堂会议”的回忆：
   　关于行动情况：1976年10月6日下午八时在怀仁堂正厅开政治局常委会。华国锋、叶剑英同志坐在那里。事先已写好一个对他们隔离审查的决定，由华宣布，由我组织执行。张春桥先到（据执行任务的纪和富等回忆，王洪文先到。笔者问过东兴同志，他说可能记错了，再核实。）宣布决定就解决了，接着来的是王洪文，他有一点挣扎，他从五米远的地方向华、叶坐的地方扑过去，当只剩两米的距离时，我们的人也跟上去了，把他抓住，推倒地下。姚文元住在家里，是卫戍区管的，因此事先请吴忠同志在我办公室等着，如果他不来中南海，就去他家住地解决。结果姚文元来了，顺利解决后，我就打电话告诉吴忠，让他回去了。与此同时，张耀祠、武健华同志负责在江青、毛远新住处解决，都没有什么抵抗。从八点开始、九点半以前就全部结果了。因为准备工作做得比较细，比较扎实，当时都是先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了罪，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4、叶剑英激动地说：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留下的遗言：“照过去方针办”
      “怀仁堂”会议后，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同秦基伟、迟浩田等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分管中央宣传工作的耿飚完成接管工作期间，曾多次向叶剑英等汇报情况。那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时间过去了，从1974年起毛泽东就说要解决“四人帮”，两年时间又过去了。谁能料到今夜出奇制胜，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整整一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难道是历史的偶然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和华国锋、汪东兴以及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一道，集中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并永远载入史册。
      怀仁堂“会议”结束，按照原计划通知，立即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吩咐赵司机开车在前引路，请华国锋乘车同路返回玉泉山。大红旗载着胜利的喜悦，风驰电掣般穿过黑夜，驶向光明。
   　 9号楼灯光闪耀，笑语人喧。留守的工作人员很快知道了山下发生的一切，一个个笑逐颜开，连走路也觉得轻飘飘的。 9kcc-k 
    　叶剑英请华国锋进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端来了临时准备的晚餐。两位领导人边吃边谈，商议即将召开的会议议程。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提出党中央主席的人选。叶剑英说，主席生前已经有交代，你应当担此重任。华国锋谦虚地说，我提议，还是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坚定地说，你是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我们提交会议讨论决定吧。
      叶剑英命令“马头”派老赵开车接几位秘书迅速上山。
      秘书们立即带上资料到9号楼。叶剑英见到他们高兴地说：“上海帮搞政变，让我们解决了。”随后告诉他们，现在还需要极端保密，因为还没有发布正式决定。要立即与作战部、情报部等有关部门沟通联系，通知他们密切注意国内外动态，加强戒备。 
   　10月6日夜，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　　晚上10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他提议先请叶剑英讲话。 
      叶剑英向大家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与会同志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叶剑英、华国锋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 
      会议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会议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会议研究成立了审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专案组。专案组由华国锋负责，成员即政治局委员。专案组下设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成员有于桑、严佐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 
      会议还安排了就粉碎“四人帮”问题中央政治局将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的日程，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政治局势的问题。 
      政治局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三四点钟，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
   　因为会议绝对保密，这天夜里，叶剑英的子女们不明父亲去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忐忑不安。会议中间，叶剑英才想起让警卫参谋回话，叫他们放心。
      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同志。 
      许多老同志听到这一喜讯，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陈云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胡耀邦事后捎来“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句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香港、澳门各界人士欣闻粉碎“四人帮”的喜讯，拍手称快。著名爱国人士、社会活动家马万祺先生欣然命笔：“电闪鬼狐惊，将军一怒平。十年伤洁劫，今日破坚冰。”
      邓小平更是由衷地感到喜悦。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看来，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叶剑英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地盼望这位英才东山再起，治国兴邦。他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并派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将军和机要秘书李俊山给他转送文件。 
      王守江回忆说：“后来叶帅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现场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深情地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 
      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1978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使他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在中国激起强烈的反响。这篇社论除了因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而引人注目，还因为这篇社论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次对大政方针的公开阐述。 
      华国锋完全遵照毛泽东亲笔给他所写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里，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出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样的提法———在10月8日中共中央所作的决定上是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群龙有首”。
      由于英国《每日电讯报》在1976年10月12日公开报道了“毛的遗孀被捕”的消息，在10月13日经世界各报转载，中共“最大机密”在国外人所皆知了。
      这样，叶剑英原定“保密两个月”，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在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同时，也公布了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
      这两条重大消息的公布，在中国掀起欢乐的热潮。人们欢呼，为害十年的四颗灾星终于被一举扫落。正值菊黄蟹肥时节，老百姓把三只雄蟹和一只雌蟹绑成一串，在街上叫卖。人们把横着爬行的螃蟹，视为横行霸道的“四人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这个通知，是第一个全面地论述为什么粉碎“四人帮”的文件。通知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四人帮”定性为“反党集团”。此后，一直称“四人帮”为“反党集团”。直至后来决定对“四人帮”进行审判时，才改称“四人帮”为“反革命集团”。
     “双庆大会”席卷全国。
   　中国各地举行的大会，名曰“双庆大会”：一是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是庆祝粉碎“四人帮”。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颂华国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称“人心大快”，亦即“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
      在那些日子里，两报一刊社论用这样的话来形容中国：“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
      首都北京处于沸腾的中心，全城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大游行席卷了北京。当时的北京人口为800万，半数以上的人参加了大游行。新华社这样描述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
     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250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10月24日，北京的大游行进入最高潮。下午3时，百万群众云集天安门广场，隆重的“双庆”大会在这里举行。
      新华社这样描述华国锋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热烈场面： y;a[{i|= 
   　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必胜信心。  
       第十三篇 冲破“两个凡是”的干扰       粉碎“四人帮”以后，怎样从思想上真正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的“左”倾错误？怎样重建国家生活，恢复陷入瘫痪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并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但是，时任党中央负责人的华国锋，没有以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巨大变革，仍然以一种僵化的思想，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并导致了党在思想路线和指导方针上又出现了两年的徘徊。这时，由胡耀邦组织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绝大多数人表示支持和赞同这篇文章的观点，但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此不表态、不卷入。而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支持这场讨论，邓小平提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       1、“两个凡是”出台，华国锋是一只手打倒“四人帮”，另一只手按住邓小平。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和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清查“四人帮”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但是，这些要求却遭到了阻挠。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却提出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也即著名的“两个凡是”。是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为借口，“继续批邓”，重申“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华国锋是毛泽东临终前确定的接班人。对毛泽东绝对的忠诚，是华国锋崛起的关键所在。他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领会毛泽东的意图。尤其是他纯朴热情、踏实细致的工作作风和憨厚自谦的形象，给毛泽东留下了值得信赖的印象。对这位长期在湖南任职的地方干部，毛泽东曾经多次满怀喜悦地戏称，“你是我的父母官哪！”“你是个老实人！”
      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看重，实际是得益于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保护。华国锋曾经这样说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当华国锋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浮夸风”之时，周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周小舟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情急之中，刚上任的书记张平化看到了华国锋写的《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这篇文章，觉得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也可以作为一支难得的利箭射出去。于是，湖南省委发文，就华国锋的文章展开一种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尔后，张平化进京向毛泽东汇报，一并交了华国锋的文章。对此，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件事，是1967年5月，湖南造反派批斗和关押了主持工作的省委第二书记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落难之时，平常关系不错的俩人说起了心里话。王延春对华国锋说：“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老糊涂了，这么搞（指文革），国家乱了，军队乱了，群众也乱了，天下大乱只有对帝国主义有好处。”第二天，这段话却被华国锋报告给专政队了。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消息异常灵通，随便哪一个地区的事件，他几乎都是了如指掌，所以，华国锋的表现自然不会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外。当四十七军军长黎原和湖南省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组建“三结合”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就这样，华国锋再度出掌湖南的大权，并且很快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注。
      林彪垮台之后，华国锋接替死去的谢富治，主管国务院业务组中的公安、政法工作，此后在党的十大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四届人大上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再以后，逐渐成为毛泽东须臾不可或缺的宠臣、重臣。
      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窜红。不过，华国锋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其他党政要员有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毛泽东就觉得华国锋可靠、单纯。他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从这些评论中可以看出华国锋凡事很少拿主张或者不拿主张。以致于当他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角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交待张姚说：以后中央要注意宣传国锋同志，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国锋同志。
      华国锋真正被毛泽东欣赏的事情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的一系列的表现。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张春桥厉声责问赵紫阳、万里阳奉阴违的同时，华国锋就陈永贵的发言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小平同志的讲话里面不多讲文化大革命的优点了，不多讲我们取得胜利的成绩了，也不多讲毛泽东思想了。讲的最多的是什么调整，还不是以前右倾分子们经常用经济压革命的那一套吗？正是由于小平同志的倾向，导致了我们身边一部分人开始怀疑、动摇，怀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这是非常应该值得我们警惕的，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主席提醒我们要时刻注意一小撮阶级异己分子对我们的疯狂攻击，这是非常英明、伟大的。”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一书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印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
      而后，江青在省市领导打招呼会上，说：“这次华国锋同志立了新功，指出了邓小平同志的一些错误认识，难得啊，主席表扬了他，希望你们能够向国锋同志看齐。”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后来给毛泽东所吹的风，其实也是和华国锋的这次讲话大同小异同。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把年轻“有为”的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有一个综合的意见和评定：
      第一：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要下。
      第二：春桥，思想家，但是，业务不行，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
      第三：国锋可以主持全面工作，春桥、文元、江青、登奎、锡联、先念、吴德次之。以后可以考虑把军队管起来。
   　华国锋的地位就此奠定，一跃而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9月9日，毛泽东逝世。按他的遗愿，华国锋于10月6日被推举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同时兼国务院总理，走上了政治生涯的顶峰。 
      华国锋要继承毛泽东的遗志。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对“天安门事件”及邓小平的处理，都是毛泽东生前定下的，所以，在华国锋看来，这些都不能动，案子更不能翻。如果现在停止批邓，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岂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 
      当然，华国锋阻挠邓小平的复出，不愿意看到邓小平的复出，并不完全是因为对毛泽东的忠诚，还因为邓小平在党政等几方面和朝野人士中拥有比他高得多的威望，能力上的差异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用细究哪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但从他一系列言行中，我们的确看到他是在阻挠邓小平的复出。 
      10月7日，刚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却遭到华国锋的拒绝。 
      10月9日，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他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听了，马上表示同意，但华国锋没有表态。 
      10月7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去看胡耀邦。胡耀邦也说：“请帮我捎三句话给叶帅和华主席，一句叫停止批邓，人心大顺；二句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三句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此话到了华国锋那里更没有回音。 
      10月中旬，邓小平出院后，他的一家就被叶剑英安排搬到北京郊区的西山。  
      邓小平安顿下来以后，给新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由衷地表达了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之情和对华国锋成为接班人的祝贺之情。但是，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却长时间被打入了“冷宫”。很显然，华国锋对邓小平这封热情洋溢的信反应很冷淡。 
      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宣传口上的汇报后提出四点意见，初步表达了他处理邓小平、“四人帮”和毛泽东三者关系的思路：
      第一，要审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第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  
      第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要坚持，决不能批； 
      第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在这里，华国锋讲揭批“四人帮”，是与批邓并列的。形象地讲，华国锋是一只手打倒“四人帮”，另一只手按住邓小平。 
      当时，汪东兴负责全国宣传工作。一天，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汇报后叮嘱他说：“我们一定要把住一个防线，那就是‘两个凡是’。
      11月18日，汪东兴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态度坚决地反对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且很不客气地批评邓小平：“邓小平也有错误，他不听毛主席的，还是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 
      华国锋认为，批邓和批“四人帮”是一回事，不是两回事。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不能放松批邓。 
      1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道：“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认为：“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样做是分裂中央。
      吴德站在华国锋一边，认为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两个凡是” 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两个凡是”
      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作不可动摇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有半点置疑。其意图和实质，就是打着维护毛泽东的威望、地位和旗号，坚持和延续“左”倾错误，禁锢人们的思想。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大量冤假错案难以昭雪，大批老干部无法出来工作，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1977年1月8日前后，在纪念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活动中，人民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这些要求通过大字报、大标语的形式在首都和其他一些地区反映出来。人民群众还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搜集起来，编成诗选，广为散发。
      华国锋、汪东兴对此很不满意。“凡是派”指责《人民日报》准备纪念周恩来的文章太多，说只要登三五篇就行了。还规定，不准用个人名义写回忆文章；不准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准周恩来的纪念、展览对外开放；不准《人民日报》发社论；对周恩来的评价不能超过悼词，因为那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还责怪印天安门诗选是为“天安门事件”翻案，并警告出版印刷者说：定“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是谁说的呀？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嘛！你们要翻案，翻谁呀！翻毛主席嘛！要追查诗选是谁出版谁印刷的。 
      听到这一指示，《人民日报》有人气愤了：“‘四人帮’不让悼念周恩来，‘四人帮’打倒了，怎么还不让悼念周恩来；不管他！发，发个够！8日这天，人民群众也来到天安门广场给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缅怀周恩来。 
      1977年1月中旬，华国锋要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一个讲话提纲里。几天后，讲话草稿中已经出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华国锋还通过中央宣传口的一位负责人，分别于8日和25日，指示《人民日报》写篇社论。 
      社论的起草落到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身上。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工作，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号召学好刚刚发表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这两个重要文件，牢牢抓住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社论首次在全国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就在同一天，《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标题，全文排4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 
      这是“两个凡是”首次正式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形式公诸于众，它等于向全国人民宣告，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意志。
 
       2、邓小平严辞拒绝交换条件，坚定地说：“两个凡是”不行。华国锋固守“两个凡是”。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华国锋有个讲话稿，派人送给叶剑英提意见。叶剑英提了两条：“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之后，讲话稿的起草人告诉叶剑英，华国锋已按他的意见修改。对邓小平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了。
      可是，中央工作会议刚刚开始时，华国锋就对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
      3月14日，华国锋发表长篇讲话，再次重申“两个凡是”。要求全党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并大讲“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肯定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
      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的罪行只是在于他们批邓另搞一套。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是为了从根本上打掉“四人帮”及其余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
      华国锋在这里显然是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拴在一条线上。他所谓“反革命煽动”是指这年年初北京市李冬民等十几位青年在长安街刷写大标语，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事。当时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称此案是“抬邓、反华、保王洪文上台”。华国锋据此在会上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看出这是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制造障碍。于是，陈云、王震等老同志则针锋相对，在会议的小组发言中，公开提出要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也是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少数，需要查一查“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王震的发言更为直截了当，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恩来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由此可见，全党、全国人民渴望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尽早解决两大问题：一是请邓小平复出，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面对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强烈要求，特别是老同志的极力呼吁，华国锋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得不作出让步。会议结束之前，他不得不表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是必要的。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是有明确的全面评价，1973年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邓小平的问题正在解决，但要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还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他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让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表态，对“天安门事件”表态。他派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专程去看邓小平，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交换条件，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在此，邓小平指出了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他深知，如果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实质，不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就不可能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走出来，党的事业便无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前进。
      在我们党和国家处于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最先起来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首先从理解毛泽东思想切入，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4月10日，邓小平又主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邓小平在信中表示自己毫无保留地支持华国锋最近的讲话和其他行动。感谢中央证明他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对华国锋承认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特别高兴。这对华国锋是个很大的安慰，多少可以打消一些他对邓小平复出后的顾虑。
      但邓小平紧接着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显然是针对华国锋护身法宝“两个凡是”的迂回进攻，柔中带刚。
      他在信中没有直接提到“两个凡是”的错误，是考虑到他当时的处境，如果公开、直接刺激华国锋，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因为“两个凡是”与“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相对照，就自然暴露出“两个凡是”的绝对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实质了，从而也就划清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与“凡是”派的界限。邓小平的话语含蓄而又明朗，浅近而又深刻。
      最后邓小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邓小平相信他在党内拥有广泛的支持者。一旦他的问题公诸于众，少数人再想左右民心就不可能了。
      5月24日，邓小平对去看望他的王震、邓力群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邓小平强调，自己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赞成“两个凡是”，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能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的理论问题。 
      在党内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是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的。职务还没有恢复，尚处在逆境之中，邓小平就敢于如此直率地讲话，足见他的胆量和气魄！中国人被“礼”约束了数千年，很少有政治家能表现他们个人的性格魅力，邓小平在逆境中再一次展现了，使亿万人的心头为之一暖，也为自己的复出赢得了机会。
      邓小平还指出，当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的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邓小平终于复出。
      但是，华国锋在这次全会上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两个凡是”。
      对此，邓小平并没有退缩。21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发表了谈话，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
      针对华国锋提出的“两个凡是”，邓小平再一次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并对“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作了解释：
      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地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谈话中，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快73岁了。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50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从身体、思想各个方面，他已经准备好了。
      但“两个凡是”仍然是重大障碍。邓小平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整个体系”去对付“凡是派”的“个别词句”，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是正确的，但并非毛泽东说的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凡是派”的错误在于他们不问具体条件抓住毛泽东的某些词句不放，认为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引用毛泽东的某些只言片语骗人、吓唬人是“四人帮”的惯用手法。这种批判对揭露“凡是派”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错误态度无疑是很有力度的。但是如果遇上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样的理论，困难就来了。
      该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无论你怎么完整准确，都理解不了它的正确性。何况“体系”也要通过个别词句表达出来，到底哪些词句代表毛泽东思想体系呢，看来区分体系和词句也不能扳倒“两个凡是”。
      在区分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同时，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是最根本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应该说这已经触及到“两个凡是”的要害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采取“凡是”的态度恰恰违反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问题是“实事求是”不管多么根本，也还是毛泽东的一个“只言片语”。如果“凡是派”找出另外的只言片语，比如说“阶级斗争”，把它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那又怎么办？可能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邓小平并没有进一步在“实事求是”上多做文章。
      在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还以举例形式触及到当时还很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他首先肯定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意见，加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用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对毛泽东的有些观点的理解作了纠正，如说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从爱护出发，同时还发挥出一些他自己的观点，如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等等。另一方面邓小平指出，毛泽东说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的话现在不能继续讲。邓小平在这里的方法是把毛泽东的话区分为正确和错误两部分，认为正确的应肯定，错误的要否定。邓小平还注意到一个分寸，即正确是毛泽东的主导方面，错误只是部分性的。这对“两个凡是”中讲的“句句是真理”是个很大的突破。可是如果在某一问题上毛泽东的话都是错误的，或大部分是错误的，邓小平的这种“两分法”就不能解决问题。
      1977年8月和9月，邓小平开始把批判锋芒指向另一个更具爆炸性的问题——“两个估计”。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7月在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提出来，即“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两个估计”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如果按“两个凡是”的观点，是不能动的。但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问题的症结在于，第一，《纪要》中引了一些毛泽东的话，但“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第二，“《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第一句是说毛泽东的话在这里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被别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第二句指出有的错误不是属于毛泽东本人的。这还是“整个体系”和“个别词句”的关系，那么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邓小平果断地回答：“主导方面是红线”。
      1978午5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党校理论动态组写了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重申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刊物上首次登载。文章抨击了“两个凡是”的思想。
      5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同一天，新华社全文转发。 
      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地方上也有《辽宁日报》等十多家省市级报纸同时全文刊载
      “两个凡是”的要害一下子被击中了。同时，引起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谁也不能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妙就妙在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任何理论充当真理标准的可能性。“凡是派”的神话被打破了。毛泽东的话不能充当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本身是不是真理还要由今天的实践来判断。这样，所谓凡是毛泽东的话都不能改变就不能成立。由此延伸，毛泽东亦不免有错误。
      既然毛泽东也有错误，那么冤假错案就应该平反，拨乱反正就理所当然。这个延伸结论吻合了在文革期间蒙冤受屈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心理，自然也引起“凡是派”的恐慌。
      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个“凡是派”发觉这篇文章提出的理论问题并不新鲜，可对现实却非同小可。当晚他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打电话，十分严厉地说这篇文章提倡人们去修改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因为文章直指“两个凡是”，文章的发表，不亚于引爆一颗原子弹，而且其威力迅速由北京向四面八方幅射。
      《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时，恰逢华国锋访问朝鲜之际，“凡是派”根本来不及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他们只能致电华国锋，汇报这件事，并认为这件事牵涉甚广，后果堪忧，向华国锋请示应付的方针，华国锋接报后，主张持慎重态度。
      5月17日，“凡是派”在一个小会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斥责刊登这种文章的人“没有党性”。次日，中宣部的一位负责人奉命向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打招呼，要他们不要因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了，就定论了，要提高鉴别能力，不要随着风转，还要他们回去向省委常委汇报。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卷入”，“不表态”。
          
      3、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的“实践派”。“凡是派”却要求《红旗》杂志不卷入与“实践派”的争论。邓小平提出“完整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激起了邓小平对这场大讨论的兴趣和关注。他把文章找来仔细地看了看。看过后，他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触及到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路线问题，他也看到了“左”倾流毒的影响还很深，为此，他想，应以此为契机，开展一次广泛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进行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教育，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开辟一个历史的新时期奠定思想路线的基础！
      5月19日，邓小平开始表态。他对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坦言了他的看法：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
      5月3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人说话时，又指出了“凡是派”的问题。他们总是抱着自己的“理论”不放，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的提法，同华国锋讲的新的发展时期的总任务不一致；认为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泽东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也不一致。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这么个意见：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和华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华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才能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照抄华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因此，邓小平认为必须回击这种思潮！要讲继承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个就是不破不立，应该既批“四人帮”，又要批林彪，就叫双箭齐发。两个都要批，只有彻底地批了，也就是破了，正确的东西才能立起来。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用了一个篇幅讲实事求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
      按照“凡是派”的观点，就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
      邓小平的文风是反对引经据典。但为了论证“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一次他破例地像一个严谨的考据学者详细引证了毛泽东从30年代反对本本主义到60年代强调社会实践的原话，在文章中仅直接引语就多达17段，这在邓小平的全部著述和讲话中是唯一可见的。邓小平的引证工作做得很艺术，他几乎把毛泽东所有反对教条主义的尖锐措辞都醒目地搬了出来，如教条主义是懒汉，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是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是把马列主义看成能医百病的灵丹圣药，用以指导革命，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邓小平的引证还特别注意把实事求是引伸到实践标准上来，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知识的真理标准”；只有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思想“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思想必须“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最后邓小平落到实处，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对中央或上级的指示，“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要“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6月2日的讲话有力地支持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但“凡是派”仍不服输。6月15日，“凡是派”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不点名地批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文章。他们攻击强调实践标准是否认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质问说共产主义要到将来才能实现，现在还不能被实践证明，难道就不能算作真理吗？
      为了回答这类挑战，胡耀邦又组织吴江等人写出第二篇重点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后，认为文章很好，有说服力，并为此文先后6次与胡耀邦通话联系，他还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他愿先挨50大板。由于“凡是派”的控制，该文已不可能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于是由罗瑞卿拍板在《解放军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形式发表。这篇文章被称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姊妹篇，而它更尖锐、更辛辣。
      7月份，中央一位负责人在山东同当地干部的谈话中再次指责报纸只宣传“十七年”，不宣传“文化大革命”。要求干部不要哪面风大就往哪面倒，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不要来180度转弯。公开为刚刚兴起的真理标准讨论设置障碍。
      这样，一场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大争论便由党内转向社会。
      为了使真理标准的讨论能够继续下去，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张平化谈话，明确地说：你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第二天，邓小平又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胡耀邦发动的这场讨论。他说：你们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些书啊！是个好班子。他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他说，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在真理标准讨论遇到强大压力和重重阻力的时候，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肯定和支持这个讨论，对推动讨论的深入开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实践派几乎控制了所有舆论阵地，“凡是派”手中只剩下一个《红旗》杂志，要求他们不卷入讨论。可是后来谭震林杀了进来，《红旗》这块最后的阵地终于没有守住。原来，《红旗》打算在毛泽东诞辰85周年时发几篇纪念文章，约谭震林写写毛泽东当年怎样领导井冈山的斗争。谁知谭震林把它写作实践标准的文章。编辑部要他修改，他不但不改，还提出两个新的“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他说这两句话，是他思考两个月的结果。由于谭震林在党内德高望重，《红旗》编辑部的负责人奈他不何，官司打到政治局。
      邓小平看后，作了如下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改一改，如《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邓小平的这一批示，终止了《红旗》的所谓“不卷入”方针，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扫除了一个障碍。 
      华国锋对各省市负责人的指令也是不卷入，不表态。他还批评表了态的省市。但他无法扑灭这场大火。“实践派”与“凡是派”还在论战。
      7月15日，中国科学院理论组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召开理论讨论会，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批判林彪、“四人帮”在理论和实践上制造的混乱。7月11日到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央国家机关、29个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学校、研究机构的部分哲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160多人，讨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讨论会上许多人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这个标准。周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在会上讲了话。周扬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意义重大。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检验，就是离开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这两次气氛热烈的讨论会，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向全国。
      1978年9月13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乘专列回国。紧接着开始在东北地区视察。 
      9月16日上午，邓小平在长春市听取吉林省党政军领导的工作汇报。听完汇报后，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恩茂请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开始讲话。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联系，一切从实际出发。他接着分析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科学研究，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所有在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工作的同志，都要根据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的条件，搞好工作。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毛主席总是提倡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在这方面，思想要解放。不要什么东西都是上边说了就算数，华主席、哪个副主席说了就算数，自己不去动脑筋，不去真正消化。搞工业也是这样，要使所有搞工业的，哪怕是管理一个街道工厂，也要开动脑筋。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之，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在详尽阐明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之后，邓小平把话锋一转，转到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上。他说：再一个问题是怎么样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是个大问题。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主席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主席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怎样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对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新的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必然会产生很多新的情况，我们只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才能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各种新问题。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比如毛主席在60年代初期，就提出“给一个矿，让日本开采”。这次金日成同志也对我说，他回忆毛主席曾跟他谈过，用外国的资金，开发我们的资源。但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把什么都说成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他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有条件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如果说毛主席没说过的，我们都不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会场里十分肃静，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邓小平讲话。
      邓小平接着充满自信地说：马列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会僵化嘛！从现在有些思想动态也可以看出，为什么这样的问题要引起争论呢？主要是思想僵化。现在世界不断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主义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提出我们的任务，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
      邓小平还针对当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存在的形式主义提出批评。他说，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他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比如他一年搞一次评工记分不能学，取消集市贸易不能学，取消自留地也不能学。现在全国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在谈到吉林省的情况时，邓小平微笑着说，你们这里也有好的典型呀，像榆树的小乡，永吉县的阿拉底大队，你们自己的典型更可贵。就每一个专区、县来说，都有自己比较好的典型，把这些比较好的典型加以推广，大家都向他看齐，就了不起，这也是从实际出发。
      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号召大家摆脱那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从现实情况出发，让实践去检验，冲破不切实际的条条、框框、本本，用新的思想代替旧的思想，独立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
      邓小平深入浅出的论述，使与会者感到心里像开了扇窗户，亮堂了。
      9月17日上午，邓小平又在沈阳听取了中共辽宁省委的工作汇报。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邓小平指出：如果不恢复毛主席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的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在谈到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说：不能孤立地摘引毛泽东的话，这一句，那一句，有些还是假的。即使是真的，还应看是在什么条件、什么时间、什么地方讲的，随便用到别的地方也是不对的。
      邓小平18日晚离开东北，19日上午抵达河北东部工业城市唐山，视察了开滦煤矿和唐钢公司。勉励工人阶级要发扬成绩，为祖国的工业现代事业做出更大贡献。当天下午，邓小平又风尘仆仆赶往天津视察。
      20日，邓小平在听取天津市党政军领导汇报时，指出：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就是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过去不能碰禁区，谁独立思考，就好像是同毛主席对着干。实际上毛主席是真正讲实事求是的。
      邓小平回到北京后，继续宣传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批评“两个凡是”的斗争逐步深入，1978年下半年，全国的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新闻界等都积极投身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登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专文就达650篇之多。此后，随着讨论的继续，文章也还在陆续发表。形成以理论界为主力，波及全国、影响各界、人人关注的全民讨论热潮。而且，在邓小平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从6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负责人纷纷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这场大讨论。这一现象非常引人注目，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省市及各大军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其主要负责人对一个理论问题的讨论高度关注、主动作出鲜明的表态，并见诸报端，是不多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的。
      《人民日报》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天才论和实践论之争》。文章指出，林彪、“四人帮”宣扬的天才论早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障碍。扫除这个障碍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是历史前进的需要；如果有人认为，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妨碍“高举”，那只能说明，这种高举，并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马列主义是真理，它是不怕实践，不怕批评的。
      至此，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至争论达到了高潮。
      这不是一般问题的争论，而是大是大非的争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的争论，更是一个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问题的争论。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的历史实践证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的实质，是全面肯定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两个凡是”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有害的。它提倡现代迷信，束缚人们的思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路线，阻碍历史的发展。
      邓小平后来在评价这场异乎寻常的讨论时说，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越看越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是一项“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通过大讨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凡是”派的阵地被全面突破，束缚人们的一条精神枷锁被彻底解除。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绝大多数与会者，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把话题集中在真理标准问题，批评“两个凡是”，以及“天安门事件”和平反冤假错案等问题上，而脱离了原定的经济问题议题。
      大家在讨论中纷纷要求党中央就这场讨论明确表个态，许多人还建议中央在会后专门召开一个理论问题务虚会，让各种观点都充分摆出来，开展讨论、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经过大家的批评、帮助，一些曾经受“两个凡是”观点的影响，对这场讨论的意义认识不足的人都先后承认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和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也作了自我批评。华国锋谈道：“两个凡是”的提法过于绝对，是“不妥”的。“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责任主要应该由我承担。”这一检讨虽还不能证明华国锋已经改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但这种态度无疑是宣布，党中央已坚决抛弃和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因而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欢迎。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在邓小平的支持引导下，这次会议开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一个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大会。邓小平对会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次会议开得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明确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关于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
      他讲道：“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
      他说：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这些话显然是针对“两个凡是”讲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是不需要解放思想，不需要开动脑筋的，一切照办就行了。正像邓小平所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光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认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他又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他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在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坚决地肯定了批评“两个凡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得到全会的认可。至此，“两个凡是”被全党彻底抛弃，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重新恢复和确立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还对人事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变动。在新的领导集体中，无论从党的指导思想还是在工作上，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意愿作出的正确选择，从此，中国人民迈开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步伐，迎来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春天
      邓小平评论华国锋时指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4、邓小平说中国决不会走向“非毛化”。中央决定对建国后党的历史作出决议。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外电评：“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
      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深入展开，“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个个被纠正，毛泽东晚年圈定的一个个铁案被平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打破。自然而然地，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越来越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国内，出现了两股思潮。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以“左”的面目攻击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一股思潮趁党中央集中纠正毛泽东晚年及“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时，从右的方面恶意诽谤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1979年1月，在中央召开的长达２个多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也出现了一些贬低甚至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怀疑甚至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同社会上的错误思潮遥相呼应。
      国际上，有人在兴高采烈地预测：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或将走向“非毛化”。
   　历史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党、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地绑在一起，推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不再是对毛泽东本人的问题，而是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
      关键时刻，邓小平讲话了。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在谈到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指出：最近我们多次讲，不论现在还是以后，毛泽东思想仍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许多基本原则还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确定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如果要求一个伟人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有许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没有条件提出来，我们现在提出来，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据现实问题提出来是完全应该的。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生前制定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
      3月30日，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理论工作务虚会闭幕式上再一次强调：
   　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对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全面评价“文化大革命”，当时党中央考虑，历史问题的总结，比较复杂，那个时候来全面评价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条件还不成熟，曾有意识地往后面拖一拖。 
      为了排除拨乱反正进程中“左”和右的干扰，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上来，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共中央于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决定，要对建国后党的历史作出一个决议。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件事，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和指导了决议的起草，先后１０多次召集决议起草小组开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对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认为决议的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因此，在这个决议里，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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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对建国３０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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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q^*Qz=t 
      　　然而，要对毛泽东这样一个改变了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命运，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世纪伟人，作出实事求是、盖棺论定的评价，确是很不容易，需要慎之又慎。尽管起草小组集中了中国理论界的一大批大手笔，但当决议的初稿送到邓小平手上时，邓小平很不满意，说：不行，要重新来。 
      　　邓小平说：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究竟指的是些什么内容。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仅仅讲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过去一些不好的制度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他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 
      　　也正是在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问题上，邓小平表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睿智和风度。他反复对起草组的负责人说：对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毛主席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决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不能把错误的责任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的身上。千万不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别的同志都正确，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错误。他举例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118厅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
            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６０年代以前或５０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法拉奇：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小平：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几天之后，法拉奇在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分两次全文发表了她对邓小平的访问记录，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国报纸纷纷转载，并评论说“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巧妙而出色地通过法拉奇的笔，给世界所有关注中国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国家和个人，吃了一个“定心丸”。                 
       第十四篇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然而，他的漫长的政治生涯，却颇富惊险和传奇，三落三起，亦痛亦喜。每次落下，都有更大的腾起。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是在1933年5月，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撤销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邓小平1973年第二次复出，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好景不长，因“四人帮”的陷害，1976年4月又第三次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不过，这次复出在党内高层领导中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       1、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却说：邓小平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陈云、李先念、王震等公开与华国锋唱反调
      1976年10月6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在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全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
      与此同时，被打倒的邓小平，也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焦点人物”。千千万万人的目光，注视着邓小平；千千万万人期望着，邓小平早日复出。
      但是，在对待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问题上，华国锋与叶剑英、李先念等的态度截然不同。
      10月7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向邓小平传递了“把四人帮抓起来了”的消息。身陷不自由状态的邓小平为之惊喜万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看来，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接着，叶剑英积极向华国锋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参与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和周总理曾多次赞扬过他。他还说，党内军内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应该尽快把他请出来。然而，叶剑英的要求竟没有被华国锋同意。
      作为一个具有伟大抱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邓小平以高超的社会洞察力和非凡的智慧，预感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要把握这种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做出一位共产党员应有的贡献。于是，10月10日，邓小平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给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      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这封简短的信，其内容虽然只是一种表态，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眷恋与希望。信写好后通过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转交华国锋。华国锋接到邓小平的信后，并没有马上作出反应，也没有给邓小平一个回音，对邓小平的满腔热情置之不理。显然，他认为邓小平是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于1976年4月7日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这是毛泽东生前的决定，不能轻易改变。因此，华国锋对邓小平的信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反应。反而给了邓小平一个极为简短且冷漠的回答：邓小平犯过错误，必须继续接受批判。
      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共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汇报时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所以，按华国锋的思路和观点，不仅不能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且还要继续批判邓小平的思想观点和工作方法。
      12月初，邓小平因患前列腺炎，需要住院进行手术治疗，华国锋倒是批准了。
      邓小平手术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徐向前、聂荣臻、宋任穷、余秋里等相继到医院看望。一是关心他的病情，安慰他好好养病，尽快康复；二是希望他早日同来工作，把四届人大上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完成。
      叶剑英尽管早已把粉碎“四人帮”的事转告了邓小平，但总觉得还不够。他想的不只是让邓小平安度晚年，他急切地盼望这位英才东山再起，治国兴邦。于是，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开着轿车把住医院的邓小平接到玉泉山的家里。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见面，百感交织，激动万分，两位巨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邓小平亲切地叫了一声叶剑英“老兄”，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们促膝谈心，展望未来。他们又将并肩前进，将历史的航船引向新的光辉的未来。
      此后，叶剑英经常与邓小平往来交谈，同时希望他出来工作。这时的中国，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大动了筋骨，大伤了元气，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要办的事很多，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很多。党中央的高层领导相当繁忙。叶剑英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请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在叶剑英的呼吁下，中共中央于12月14日决定，恢复邓小平看中央文件的权利。邓小平看到的第一批文件正是4天前中共中央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看完文件后，邓小平充满义愤地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他在会上发言：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显然，叶剑英的发言带有情绪。因为他多次向华国锋提议都没得到华国锋的同意。李先念听了叶帅的发言后，马上表示同意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其他与会人员没有发表意见。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叶剑英在党内享有崇高威望，华国锋不敢当着叶剑英的面说反对的话，但是以沉默相对，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此后，华国锋在各种场合讲话，还是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仍然对邓小平出来工作表示不同意。
      1977年1月8日，北京的李冬民等人在天安门写出大幅标语，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这种不仅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的类似的标语，尤其是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群众呼声越来越高。这段时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王震、许世友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向华国锋和党中央提出，要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起初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人民的意愿，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于是进行阻挠和反对。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后，叶剑英非常关心。他安排邓小平全家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自己住地不远的25号楼住下，一是静心养病，二是共商国是。
      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也即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经华国锋批准发表的。
      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华国锋批准的《关于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通知》。这一《通知》实际上就是声言，谁要邓重新出来工作，谁就是“反对华主席”，谁就是“反革命”。《通知》要用政治高压手段，来维护“英明领袖”华国锋的权威，封住了人们要求为邓小平平反的呼声。
      叶剑英却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作准备。叶剑英不断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机要秘书给邓小平送文件并汇报情况。叶剑英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
      2月18日是丁巳年春节，虽说邓小平的职务还没有恢复，报上仍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家中却颇为热闹。
   　叶剑英来了，李先念来了，王震来了，胡耀邦和万里也来了。这么多客人来向邓小平拜年，这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拥护邓小平，热切地盼望邓小平早日复出。
      邓小平同王震谈话时说：“我看报上说的那‘两个凡是’是不对的，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王震十分赞同邓小平的观点，也说：“如果按‘两个凡是’去搞，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就不能发展了。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
      3月1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议题是总结粉碎“四人帮”以来5个月的工作和政治形势，部署1977年的工作任务。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邓小平此时由于被撤销一切职务，所以没有资格出席会议。
      会前，华国锋准备了一个讲话稿，曾先送叶剑英看。叶剑英看后，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估价，应把提法改变一下，为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不久，华国锋讲话稿的起草人对叶剑英说：“您的几条意见，我们已经向华主席反映了，对小平同志的评价已经改得很好。” 9# T8B 
      但是，会议一开始，身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在召开各小组的负责人会议上，却特别定调子说：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尽管在社会上和党内讨论相当激烈，又极为敏感，这次会上不要讨论。这就是说，华国锋并不接受叶剑英的意见。
      3月13日，针对华国锋定的调子和华国锋的讲话，分在上海代表团的陈云首先在小组讨论会议上以书面形式发言，专门讲“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与华国锋唱起了反调。陈云对“天安门事件”讲了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有诡计。”陈云的发言是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谈到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时，陈云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拥护。”
      以“胡子将军”著称的王震，也是快人快语，我行我素。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生前说的，周总理传达的。小平同志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所以“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天安门事件”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与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王震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四人帮”横行时，他痛恨“四人帮”，控诉“四人帮”，主张要收拾这帮人。如今“四人帮”倒台了，一向敢说敢为的王震更是精神振奋，他乐意在中央领导同志中串门，并一块谈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邓小平出来工作，常与陈云、肖劲光、耿飚、王诤等一同议论如何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王震就为了在会上发言支持邓小平复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征求老同志的意见，与各方面的人交谈，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材料。
      王震的发言在会议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位王震真诚正直，令人敬佩。许多同志都拥护他的发言。 ./piV 
      由于陈云与华国锋定的意见相反，但又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所以，许多同志的发言反而随着陈云的意见发言，并没有按华国锋会前定的调子发言。这为邓小平同志复出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但是，汪东兴在会上坚决为华国锋帮腔。他说：“现在，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他在会上不按修改了的讲话稿讲话，出乎叶剑英的意料之外。华国锋在会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这就表明，华国锋仍然坚持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不能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在会上说：“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
      华国锋指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指北京李冬民等人呼吁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正义行为。依据华国锋所说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都必须维护”，那么邓小平就不能平反，天安门事件也不能平反，因为那都是“毛主席作出的决议”。
      华国锋又说：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还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只能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比较合适。
      但是，当20日会议结束，王震的发言要在会议简报上刊登时，华国锋压制下来，不准简报刊登。陈云和王震等提出的要求还是没有得到同意。
      至此，华国锋和汪东兴等几个人仍然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
      陈云、王震等人的发言公开与华国锋唱反调，并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和拥护，促使华国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思考，妥善选择。但他仍然认为邓小平“犯有错误，要帮助他改进错误”。
      在当时，对中国政局最具影响力的是华国锋和叶剑英。叶剑英又多次找华国锋谈话，提出请邓小平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小平同志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现在，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全国的人民群众都要求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
     另外，当时李先念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李先念也支持邓小平。李先念多次跟华国锋谈话，希望早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2、华国锋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
      尽管华国锋以“两个凡是”为依据，固执地宣称邓小平是“毛主席定的案，不能翻”，但是由于叶剑英以及陈云、李先念、王震等一大批老干部支持邓小平，迫使华国锋不得不步步退让。
      最初，华国锋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华国锋这话，比起原先坚决不同意邓小平复出，是退了一步——他已经表示可以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只是不能“急急忙忙”。接着，华国锋又退了一步，他说：“邓小平出来工作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这时他不再提“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之类的话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4月10日第二次写信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按照当时的惯例，信的开头总是写“华主席，党中央”。这一回，邓小平破例把叶剑英也写上去，一开头写着“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中央”。邓小平这么写，另有用意：因为1976年10月10日他写的那封信，只写给华国锋，被华国锋撂在一边。这一回写上叶剑英，那么，华国锋看了之后，不能不转给叶剑英看。
      邓小平在信中说：“感谢党中央证明了我本人同天安门事件没有联系。我特别高兴的是，华主席认为清明节群众的行动是正当的。现在谈谈我的工作，所有职务和我何时开始工作都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指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件，胜利地推向前进。”“从我知道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担任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并迅速取得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后，我在1976年10月10日给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信中表达了真诚的支持和欣喜。如果党中央认为合适的话，我想建议把这封信和上封信在党内印发，怎么样决定，完全取决于党中央的考虑和决议。”
      邓小平的信中，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新概念。邓小平的这一新概念，是指出不能把毛泽东的某一句话、某一条批示都算成“毛泽东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必须“准确”而“完整”地加以理解。邓小平要求，把他的这封信印发全党——正因为这样，他的这封信才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中央”。
      同日，华国锋在邓小平的信上批示：“东兴同志，信及附件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经研究后确定印发的范围。” 
      党中央收到邓小平的信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叶剑英对华国锋说，应该向全党转发邓小平的信。经过反复争论，在种种压力下，华国锋经过20多天的反复考虑和权衡，终于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邓小平的两封信。
      这样，中共中央于1977年5月3日把邓小平1976年10月10日和1977年4月10日给华国锋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和党中央的两封信转发全党。这实质上是华国锋同意了邓小平出来担任领导工作。党心民心所向，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中共中央转发邓小平的两封信，是邓小平的很大胜利，成了向全党发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信号。
      面对党内外的强大压力，华国锋无法再拖延。华国锋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但是不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声称：“现已查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说，华国锋还是守住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条防线，只是由于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可以“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还表示，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有一个前提，要邓小平在出来工作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华国锋的这一无理要求，很坚决地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华国锋无奈，只得收回那前提。这样，就在中共中央印发邓小平的信之后的第三天——1977年5月6日，邓小平“出来”了！当然，这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出来”而已，还没有恢复他的一系列要职。
      不久，叶剑英80寿辰，那天，叶剑英家中高朋满座。王震、余秋里、杨成武来了，聂荣臻、徐向前来了。接着，邓小平赶到。邓小平一进门，笑着说：“老帅们都在这里盛会啊！我也来祝贺。”叶剑英马上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叶剑英这句话，反映了邓小平在老干部们心目中的地位。 
      邓小平只是出来工作，只是表示了要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但是他还没有正式恢复职务，也没有在公众场合亮相。 &ddcr3A 
      5月24日上午，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话中提到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的事情时，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对那两位同志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还说：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我现在还考虑管科学、教育。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在谈到加强企业规章制度建设时指出：要从严要求。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上不去，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有的严格，有的不严格。在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的说来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要继承和发扬起来。关于党风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当时的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毛主席继承列宁，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时期那一套。在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时，邓小平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在谈到有些同志在1976年讲了一些过头话时，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一向没有介意，说些违心话是完全可以谅解的。这些同志要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里。又说：最近我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这个谈话的一些内容分为两篇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篇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一篇题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6月29日，邓小平同张震谈话，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情况。指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从广大干部中找积极分子，对有错误的班子要坚决改组，对有问题的人一个也不留；既要把运动搞好，但也要有一定时限。要抓紧工作，把业务搞上去；要重视干部训练，加强学校领导，挑好教员，编好教材，选好学员，把各级领导班子搞得更年轻一些。还指出：要用五年时间把军队建设好，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邓小平出现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场。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21日，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这是邓小平结束了一年多的“沉默”，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邓小平说：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还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的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全会还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和《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全会决定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在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同时，叶剑英想到了许多被林彪、“四人帮”诬陷和迫害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有成千上万受冤枉的普通干部和群众。他认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既艰巨又繁重。我们首先应当考虑纯洁党和国家各级领导班子，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凡是过去的案子，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什么会议定的，只要被历史证明是错了的，就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有错必纠。在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努力下，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如陈云、彭真的冤案，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杨尚昆、罗瑞卿、胡耀邦、习仲勋等人的冤假错案陆续得到了平反。接着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批长期受冤的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普通干部的冤假错案也陆续得到了纠正。
      叶剑英对平反后一些同志的工作、生活十分关心，亲自找他们谈话，征求意见，鼓励他们向前看，继续为党和人民做贡献。1979年薄一波等同志平反出狱后，到西山来看望叶剑英。叶剑英见到他们后第一句话就说：“想不到你们受了这么多的苦！”当时他心情显得很沉重。薄一波等老同志，一直很敬佩叶剑英。
     
       3、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复出后，一下子成了仅次于华国锋、叶剑英的中共“第三号人物”——实际上，由于叶剑英年事已高，邓小平很快就成了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这样，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形成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的“三驾马车”式的新的领导核心。邓小平从第三次被打倒，到奇迹般第三次复出，一时间成了世界上“热门话题”。
      9天后的7月30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次露面。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决赛。距开赛还有几分钟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8万名观众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原来是邓小平来看球赛了。
      全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人们呼喊跳跃，有的人把遮阳帽抛到空中，一些女同志激动得泪流满面，邓小平则微笑着不停地向大家挥手示意。新华社当天在发布这一消息时说，“当邓小平副主席等领导人走上主席台时，全场8万名观众长时间地热烈鼓掌”。
      比赛结束后，全场又成了欢乐的海洋，邓小平再次向大家挥手致意。直到邓小平离去，人们的欢呼声和掌声还没有停止。 QAam4oFX- 
      一年后的1978年8月19日，邓小平听取黄镇、刘复之关于文化部清查运动和工作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理论问题时，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工作。我讲过那不是毛泽东思想，如果毛主席在世也一定反对这种提法。我们做事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要认真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要敢于正视现实，敢于提问题、想问题，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在谈到处理文艺界的一些历史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老账新账都要实事求是对待，过去本来是错了的，就不要去翻了，翻它有什么意思，大事情弄清楚就行了。我们过去的某些批评，批评错了的也有，因为毛主席是得到间接的情况后说话的嘛。最近，东北反映说，有个案子是我过去批的，我说不管是我批的，还是谁批的，不对的都可以推翻。强调：在清查中，不要把“批邓”作为考察干部的一条标准。在听取关于文化工作规划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搞个几年规划，调动积极性。我看，总得两三年才能出成果，也急不得。文化领域必须解决读物问题，要有书给人看。现在文化生活太贫乏了，这怎么行呢？体育也应该活跃起来。文化部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写作水平不行，思想艺术水平谈不上，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文艺队伍要扩大，现在不是大了，是小了。要培养人才，发现新作者，要使他们开眼界。我们要重视开辟各种行业，不能一提总是上山下乡，这样道路越走越窄。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我们要开辟很多行业，开辟为工业、农业服务的行业。文化也是一门行业，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为劳动者服务的行业。随着生产的发展，精神方面的需要就增大了。最近，我赞成要使一亿拿工资的人有一半都能够拿到八十元以上，相当七八级工的工资。这样消费需要就不同了，这些人要看戏，看电影，要艺术品装饰他们的家，他们柜子里要有东西放，需要书、需要花。这样反过来就会刺激其他行业发展。人们要吃好的，就会刺激饮食行业。归根到底，理论问题是关系到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我们要敢于想问题，提问题，敢于理论联系实际。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脱出来。作品不敢写恋爱，怎么能没有恋爱呢？看来文化部的队伍，经过整顿以后是有希望的。文化要发展，肯定会出现新人物。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军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5日，《北京日报》首先刊登这个消息。16日，《人民日报》刊登题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的新华社通稿。
      11月14日以后，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于11月10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以及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原定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开始后，陈云在分组讨论中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提出：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要肯定彭德怀对革命的贡献，要为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件，为陶铸等人的问题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人平反，要批判康生，等等。会议讨论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批评了中央在领导工作中的一些失误。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讲话，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12月13日，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闭幕会上讲话。15日，会议结束。这次会议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
      11月25日，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林乎加、贾庭三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韩英、胡启立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映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当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报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还指出：现在中央的路线，就是安定团结，稳定局势，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上也十分注意我们国内局势是不是能够保持稳定。引进新技术，利用外资，“你稳定了，人家才敢和你打交道。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   
      
      1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二次访华团，就客人提出的关于中国国内形势问题发表意见。在谈到天安门事件问题时指出：过去对天安门事件的评价是不对的，北京市委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是革命行动，这是我们中央批准的，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央表示的态度。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有人有一个错觉，以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又要乱，其实不会，人民是可以信任的。过去“四人帮”不让发表不同意见，结果激起了1976年清明节人民的义愤。天安门事件确实没有任何组织，完全是群众自发的啊！反映了人民的觉悟水平、政治水平。群众是最希望安定团结的局面。现在不但中央的领导，地方的领导也一样，都一心一意要搞四个现代化。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不行的。在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邓小平说：我们处理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全党是百分之百的一致。在谈到自力更生和接受外援的关系时，邓小平说：毛主席历来有两句话，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四人帮”把第二句话丢掉了，而且说，什么东西中国人都能搞出来，吸收外国的东西就是崇洋媚外，所以，把事情搞糟了。但是，人们没有理解为什么毛主席强调自力更生。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条件接受外国的援助。从建国以后到1972年以前，有什么条件？那时你日本给过我们援助吗？美国能给我们吗？欧洲能给我们吗？我们不强调自力更生怎么办？就是那时，毛主席也是讲两句话，不是一句话。所以，“四人帮”不粉碎，我们就没有这个条件，国际条件有了，国内条件没有。对这个问题要有历史分析。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这个方针现在才能实行，在这方面我们全党全民是一致的。当然，引进外国的技术和资金，这也要量力而行，处理恰当。
      11月27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回答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站得高一点看，不管中国政治家或美国政治家，都认为两国关系早点实现正常化好，越早越好。如果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首先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因素的话，我想中美关系正常化，对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比中日条约的意义更大。在谈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时指出：障碍是技术力量不够，管理水平太低。但我们相信中国人不蠢，可以学会。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派尽可能多的人去各国学习。在回答中国现在是否也正在考虑对政治制度进行某些改革，比如采用西方那种竞选制度、干部通过选举产生等问题时，指出：整个制度我们同西方不一样，你们叫议会制，我们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个制度不会改变。我们现在制度中存在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要改变。工人参加管理的方式要改进，要用经济规律来管经济。我相信，现在的制度如果搞得好，在某些方面加以适当改革，我们这个制度比你们那个制度做起事来要便利得多。我们过去有些东西是学苏联的，那些东西看来是落后了。在回答中国是否采用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形式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国与国的情况有很多不一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发展体制。当然，我们要研究他们的经验，但是不能简单地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根据自己的条件来决定。根本的一点，是要承认自己落后，承认现在很多方法不对头，需要改，要承认这一点，并且找出适当的方法。在谈到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时指出：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物、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在回答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人是否是一个信号，说明不久将要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时，邓小平指出：不会。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议论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问题，但现在也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群众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这些批评我看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对有些问题也要清理一下，比如说，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全国人民的意见。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们会议的中心问题。还指出：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像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的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
      11月27日晚，邓小平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彭冲、王恩茂、秦基伟、段君毅、汪锋、安平生的汇报。在华东组提出“二月兵变”需要澄清时，邓小平指出：我那时就说，这个事不可能。当时我是总书记，但调两个团到北京也不行。那时候规定，调一个连，归大军区管，调一个营，归军委、总参谋部管。
      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讲话共分四个问题。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还着重讲了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三、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指出：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在管理制度上，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强调：全党同志要善于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学习经济学、科学技术、管理。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个讲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7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常委召集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各组召集人会议。就工作会议上许多同志要求有错误的几位同志在全会上作个像样的检讨，和其他几个常委认为可以不再在会上检讨了。
      12月18日至22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指出：现在就应当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指出：现在还存在着极少数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我们决不能放松同他们的阶级斗争，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认为党和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全会讨论了加快农业生产问题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作出了关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和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指出：1975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硬把1975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一些重要领导人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并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全会对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等为中央委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这次全会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并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十五篇 胡耀邦平反“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之一，就是在党内外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就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华国锋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导致大量的历史沉冤仍然未能平反、昭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发表，吹响了打破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开始全面纠正“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样，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也出现了新的面貌。       1、胡耀邦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华国锋仍然是“抓纲治国”，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胡耀邦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l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标志着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最终结束。十年间，先后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控制的“御用”“理论家”们，把“文化大革命”渲染得“绚丽多彩”，在他们笔下，形势是“一片大好”，成果也是“十年辉煌”。但在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只能算十年折腾，十年动乱，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人们的噩梦也醒了。党和政府面临着重建国家生活，使各级政权机关恢复运转，恢复陷入瘫痪的经济，恢复文化教育事业正常秩序等艰巨的任务。
      这是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
      如何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刻完成上述艰巨的任务？答案也不复杂，就是要搞清楚“人心向背”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内乱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就是要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这项工作，调动全国人民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定为邓小平“黑干将”的胡耀邦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思考。他认为，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现在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他说：“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他所指的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回过头来看，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我们的教训确实不少。“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右”，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
      在延安时期就担任过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l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就十分诚恳地让叶选宁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8 个字送给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的叶剑英元帅。
      但是，此时执掌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华国锋，没有听进胡耀的谏言，而是推出“两个凡是”，并且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l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 
      第三次，l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这样一来，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是“反革命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
      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也许是要让他在校园内弄清“两个凡是”的“正确性”，纠正自己的“糊涂观念”。然而，党性坚强的胡耀邦“将错就错”，却在颐和园北面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内认真寻觅、苦苦思索着一个更宽泛的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弄清了这个问题，就可以从根本上否定“两个凡是”。
      于是，胡耀邦把党校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进行座谈。他们抽空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干部政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胡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没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大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的被迫害的干部解放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胡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得到胡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经前后十七次修改，定了格，胡耀邦却让先放着。       l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 ，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 胡耀邦感到， 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
      l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发《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拥护。当然，对此持不同意见也不少。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胡耀邦家里碰了头。胡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口子。
      这股“十二级台风”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原为部队军政委的郭玉峰，在“文革”风刮起后不久，受到时任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赏识，并被推荐到中央组织部。康生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于是，郭玉峰从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扶摇直上为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和中组部部长。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等人。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而极左的郭玉峰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摘要时，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有的人把大字报撕下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人民日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干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传看，然后送给了叶剑英和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于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中组部部长这个关键位置的人选问题，尽管有分歧，最终，郭玉峰还是在1977年12月初被调离了那个由他把持了十年、令人望而厌畏的大院。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竭力举荐胡耀邦接任中组部第一把手。由此，中共中央组织部重新焕发出昔日之光彩。
      1980年11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些问题时，胡耀邦在干部工作问题上，讲了这样一些话： #}0a!Wb 
      ……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是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郭玉峰。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今天晚上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那个方法……       2、执掌中组部，胡耀邦点出了关键：“积案如山，步履维艰！”大刀阔斧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
      1977年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动情地讲了许多话。有一句话点出了关键：“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马拉雅山、唐古拉山，还是泰山？”他说这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丘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究竟伤害了多少自己人，也没法说得清。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如被捕被俘人员问题、延安“抢救运动”的遗留问题、“红旗党”与其他一些地下党的悬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大杀“AB团”的冤案，等等，又有多少冤魂在呼求平反昭雪，谁能说得清？所以说，这叫“积案如山”！
      胡耀邦说：对于建国后和“文革”中每一项冤假错案的清理和落实被冤屈同志的政策，固然是党的组织部门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而对于建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不管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或战争环境的影响，还是受康生等人的阻挠破坏而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彻底的，我们组织部门也要把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阻力是很大的。郭玉峰这样的极左人物，还是很多的。我们每向前迈一步其难其苦者如登喜马拉雅山，所以说“步履维艰”！
      胡耀邦说：不管如何“维艰”，我们也要有“会当凌绝顶”的决心。为此，他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两个要求：
      一、要求大家恢复党员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把郭玉峰们过去紧跟“四人帮”的那股习习阴风一扫而光。    
      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着‘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表示，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散会后，他立即采取了一个大动作：把中组部所有还在“靠边站”的老同志——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吕枫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谈心，说是“与很多老同志好久不见面了，叙叙旧”。他请这些老同志帮他分挑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担。
      谈完话，他立即给这些老同志分配了工作。
      如此放手大胆、雷厉风行，是中组部很多同志始料未及的。从此，“党员之家”美名重新大振。胡耀邦到中组部安排就序后的第一个月，每天就有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全月来信达六麻袋。
      在这许多来信中，有一封原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二百零五位干部的联名信。由于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原属一千多名干部中的八百多人已被分插到有关各部，只有这二百零五位干部一直“没人要”，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
      他们在信上说：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我们都欢欣鼓舞，振奋异常。但身染极左路线遗毒的一些人一直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还说我们是“社会糟粕”。我们强烈要求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
      信末署名的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曾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的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国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
      胡耀邦看了信忿忿地说：“这简直是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的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胡耀邦面前。胡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作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讲师郑仲兵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反映“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的罪行，并诉说了他本人的遭遇。他曾因私下议论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不久，中组部通知郑仲兵，说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时，胡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于是，中组部宣教局长接待了郑仲兵。谈话后，郑仲兵写了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后来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经过审核，公安部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天，著名老报人、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1950年，恽逸群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有关部门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有关部门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的一千元公款，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恽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恽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布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恽逸群因潘汉年冤案的发生，被秘密逮捕。理由是他曾于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同年5月10日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一年半后，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l965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文化大革命”十年里，他又被“群众专政”，遭遇更凄惨。
      接到恽逸群的申诉后，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平反。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4年4月13日， 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胡耀邦家门槛，向胡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  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表示有同感。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庐山会议之后，他又把彭德怀的“万言书”，推荐给某单位，当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等等。康生知道后，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结果，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
      l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而康生还是要求对秦川“控制使用”。直到粉碎“四人帮”，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胡耀邦边听秦川陈述冤情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尽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胡耀邦说“没问题”。不久，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这时，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也立刻得到中央批准。结果，愿意为人民“鼓与呼”的秦川去了《人民日报》。他与胡绩伟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这时，胡耀邦还得知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如，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于是，就派《人民日报》的记者去看望这些老同志，并开了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叹。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老同志却不大愿意心扉尽敞。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似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胡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不出所料，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整个碎了心。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平反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个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负起历史性重任！”
      1978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这篇万言文迅疾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很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胡耀邦和《人民日报》来信发电报，表示坚决放下包袱向前闯，向一切背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行为作果敢的斗争，以振兴我们几千万党员的大党和十亿人口的大“家”。
      在大规模平反“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也陆续提了出来，申诉逐渐增多，反映日益强烈，这既是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与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冤假错案，就是林彪、“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把历史上已经处理过的问题，重新翻腾出来，无限上纲，打击迫害广大干部，因而在平反这些冤假错案中也必然涉及许多历史上的问题。
      广大群众把“文化大革命”、“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简称为“四大运动”，实际上全国各地把它们都纳入到落实政策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快。
      1978年4月中央下发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9月，中央明确提出了对错划右派进行复查改正的任务；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五部联合成立了办公室，胡耀邦在中组部成立了审改办公室，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1978年11月，中组部在下发的关于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提出了复查“四清”、“反右倾”、“整风整社”等运动中的错案的问题。
   
       3、康生、谢富治等大搞逼、供、信。其谬论是“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交中组部
      1975年被中央专案组分别赶往陕西、安徽等地“监护改造”的彭真、安子文等人也给胡耀邦来信，诉说他们被押解到这些“监护改造”场所后，继续备受磨难，健康每况愈下的情况。他们要求迅速返回北京治病，并解决自己的“莫须有”问题，重新为党奉献一份力量。
      胡耀邦看到了这些老同志的信，即刻将其转呈主管中央专案组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遗憾的是，汪东兴没有批准这些老同志的要求，胡耀邦建议由中组部直接复查这些同志的悬案，汪东兴与中央专案组的人亮出了“两个凡是”：中央专案组的这些大案要案“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
      事已至此，胡耀邦和中组部的许多同志只能横下一条心，进行关键性的一战。他说：“个人迷信不是真理，强权不是真理。”
      真理与谬误的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要求复查中央专案和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的问题上，一连碰了几个大“红灯”，胡耀邦把中组部的几位局长召来开了一个会。 
      胡耀邦说：几个月来，在好几位老一辈的招呼下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吁与支持下，我们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坚定的，但是实际进展并不像理想的那么快。第一，中央专案组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都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肯交出，也不让我们插手复查；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干部的案件，我们讲话也不顶用，连召开一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组织部长和中央各部委有关负责人会议，以推动一般干部政策的落实，都得由中央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开；第三，我们主张办任何事都得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更得实事求是，有人就打出“两个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实事求是，也只好随他去。
      经过热烈地讨论，最后形成如下办法：
      第一，不准开百人以上的大会，就分批召开省市区、部委的小会，叫做“疑难案例座谈会”；几个小会加在一起，不是全国也是全国的大会了。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多费口舌多劳累？
      第二，“两个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须打破的。如果不打破“两个凡是”，让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显的错误想法和做法继续照样执行，一切的一切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让全国人心涣散、相互战备、相互斗来斗去，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主义的现代化都谈不上。因此，凡是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作斗争。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长发通知，请他们带着一些最棘手的疑难案例来开会，一个又一个的小会接连着开，坚决冲破不准开大会的壁垒。
      胡耀邦与这几位局长谈话后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中组部调查组的高奇，具体操办省市区党委组织部长分批参加的座谈会。
      在座谈中说到“疑难”案例，大家说得最多最难办的，差不多都是同一个人既强烈反对林彪、“四人帮”，又稍带批评了毛主席的一些错误和对毛主席有些怨声怨语。如有个人说：“我看林彪有野心，就像当年赫鲁晓夫一样，早晚会坏事坏在他身上。”“刘少奇、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中央有什么分歧，可以坐下来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为什么一定要打倒？”“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顶峰’，我就不同意。‘顶峰’，马克思主义还怎么发展？”“江青凭什么当中央文革负责人？”“早请示、晚汇报，像念经似的。这是搞迷信，很庸俗！”后来，这个人被判了死刑。
      有人响应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说了一些心里话。他对毛主席在“反右”中说的“引蛇出洞”、“阳谋”，等等表示“一度不够理解”；他认为我们的党“为什么不反对个人迷信？”说了这样的话，竟也被开除了党籍，判刑十五年。
      有人极其强烈地憎恨林彪、“四人帮”疯狂地制造现代迷信，喊出了“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理由是：“党的领袖也是党员，共产党不要‘党皇帝’。”还说：“七八年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是亡党亡国的路线。”“‘文化大革命’让党组织瘫痪，全体党员靠边站，整个党的干部挨整挨斗，这是严重的反党事件。后遗症已逐步暴露，后果将不可收拾。好人受气，坏人上台，党国全变。不正之风愈加严重，人民生活愈加下降，供应愈加不足。”“江青！还我八亿人口的文艺生活！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恢复！不能全盘否定建国十七年的文化艺术电影戏剧！”“沿党的‘八大’路线前进！”说这样话的人，立即招来惨不忍睹的杀身之祸。
      这样的案件，各地都有，有的多达数千起。罹难者中有干部、工人、教师、学生，也有职务较高的老党员、老干部、老红军。他们都被冠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恶毒攻击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或“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凶恶的阶级异己分子”，等等。按照毛主席“圈定”的《公安六条》，多数均被处以极刑立即执行，轻的也被处以死缓、无期徒刑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大反革命集团以后，尽管这些受害者的遗属或幸存于囹圄的受害者本人不断地申诉要求复查平反，许多熟知其情的干部群众也为这些受害者大喊冤枉；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出现，绝大多数办案人员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禁区，谁也不敢贸然向前迈一步，致使这些受难者的亲属至今仍在痛苦的深渊中无力自救。有的父母双亡的孩子到处乞讨，有的老母亲悬梁而去，有的母亲整日在党政领导机关大门前发出撕肝裂肺的冤喊，有的全家绝望至极而全都服毒自杀……
      每述及这类冤情惨景，叙述者往往饮泣梗语，听者几乎无不动容且泪水涟涟。但对这类“疑难”大案，究竟如何了断才更情理俱合，座谈者又往往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对此，胡耀邦所说却出人意料的简单。他说：对待所谓“恶毒攻击”和发表不同的思想认识与批评意见，应有严格而科学的区别。严格这种区别，就是探求真理。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追求认识的发展上，永远不能设有任何“禁区”；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停步不前了。我们的同志绝不能作茧自缚，在真理面前设下一个又一个自认为不可逾越的禁区”……
      这样的座谈会一共开了三次，从1978年2月下旬起到4月下旬结束，共研究了一百多个疑难案例。每一次前一个会议刚刚接近尾声，后一个会议的与会者就已到中组部报到，使三个座谈会开得十分紧凑。在这前后会相接的短暂间隙，胡耀邦对中组部参加会议的同志鼓劲说：“我们辛苦些，紧张些，哪怕政策落实得只快一天，就等于被落实政策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少过‘一年’的苦日子；因为忍冤受苦的人都是‘度日如年’啊！俗话说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我们当年在干校是啥滋味？”
       几乎与此同步，胡耀邦又组织召开了中央与国家机关二十多个部委落实政策的三个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共研究了八十多个疑难案例。
      每一次座谈会结束，胡耀邦都向即将分手的同志说上几句话。他再次强调：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必须全党来抓，从中央到省、地、县，四级党委一齐抓。这种座谈会的方法，可以层层推广。务必要搞清事实，实事求是，作出结论。
      1978年8月上旬，中组部的《组工通讯》，又对所谓“恶攻”和一般认识问题作出了有文字可鉴的明确划分，使这类被视为“禁区”的疑难案件的平反，纷纷化险为夷。
      1978年12月中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胡耀邦的呼吁下，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中央专案机构，将所有档案全部交中组部。1978年12月19日，根据三中全会精神，交接时宣布：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第三办公室、“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自即日起撤销。所有专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组织部办理。在移交过程中，不准销毁材料。会议后各专案办公室即停止办案；已送交中央档案馆的专案材料，全部调出，统一交中组部。专案材料的移交工作，1979年2月底全部完成。
      至此，胡耀邦率中组部在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工作上，逾越了最大的障碍。
      中央专案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成立的。被审查的人中，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南征北战的元帅和将军，有原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正、副省长，有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司局长和一批专家、教授、作家、工程技术人员，甚至还有少数居民和学生。据统计，被列入中央专案审查的，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及省、市、自治区副省长（包括军队中相当这一级的干部）以上干部213人，其中八届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成员10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71人（不包括省、市审查的），国务院副总理7人。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和康生、谢富治等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打着审查干部的旗号，把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残酷打击迫害老干部，制造了我党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冤假错案。据不完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专案组先后共关押和监护的干部有1124人，被隔离在单位、干校或外地的，不计其数，实际上受株连被关押、审查的人员远远超过了移交名单上的数字。有数以万计的无辜干部群众受到株连，有不少证人和家属受株连，也被投入监狱，深受牢狱之苦。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大搞逼、供、信，对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政治迫害，鼓吹什么“办案的过程，就是不断反右的过程”，“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和“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成果”等谬论，要求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对被审查人员要“无限仇恨”。他们的手法主要有：
      1、突击审讯，搞车轮战。对受审查者严刑逼供，直到“招供”为止。一办还规定：“对一些年老体弱以及病重的要抓紧审理调查，人死了就不好办了”。中监委委员王世英、河北师院教授张重一，身患癌症，生命垂危，被突击审讯致死，康生公然说：“死有余辜，可惜将他知道的材料带到坟墓里去了。”
      2、指供诱供、逼取假证。他们采用小型审斗会的方式，抛“材料”，点问题，诱供指供，罚站罚跪，拳脚相加。康生甚至下令，“陆定一、刘仁不老实，要带上铐子连续突击审讯。”许多“口供”、“证词”就是用指供、诱供、逼供搞出来的。
      3、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歪曲历史事实，把革命工作说成是反革命活动，把对敌斗争的某些手段，诬为“资敌通敌”、“叛徒内奸”。
      4、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文化大革命”前，中组部曾调阅过北京市公安局的一部分敌伪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就诬蔑安子文销毁档案。安子文家有一部只能作收音机用的旧电台，也被康生诬蔑成搞特务活动的“证据”。
      5、无中生有，造谣中伤。吴晗、周扬等从来没有被捕过，却被打成“叛徒”。北京市体委拆掉废弃的旧电台，专案组却写成“砸毁”电台，当作证据，拍照登报，为此康生批捕了5人入狱。
      6、捉刀代笔，强迫签字。办案人员根据需要口授或拟好供词、证词，强迫被审查人员或证人抄清、签字，不签字的，就被强迫按手印。
      7、断章取义，拼凑“罪行”。在中央专案的定案材料中，把一些人的日记、文章、电稿等，剪接拼凑在一起，设计成“罪证”上报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等大搞法西斯暴行，进行人身摧残。大批老干部在狱中或被监护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刘少奇重病在身，不但得不到应有治疗，就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竟然把他秘密转送到开封监禁，终于被折磨致死。彭德怀、陶铸、张闻天等，在备受折磨之后，含冤逝世。幸存者也被长期监禁，甚至刑具加身，陆定一、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被带上手铐关押在秦城监狱，刘、徐冤死在狱中。据1975年4月统计，在狱中因不堪忍受凌辱和虐待，被逼死的有15人，由于延误治疗死亡的有66人。1979年2月，原中央专案组移交中组部复查时死亡人数已达到141人。
      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这伙人窃踞中央专案小组的大权，他们滥捕无辜，诛除异己，残害忠良，使许多革命老干部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和打击。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手段之残酷，这是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对党和国家是一场空前的浩劫。设立中央专案机构审查干部，弊病极大。一是专案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成了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的专政机构，凭少数人非法决定，就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中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破坏了法纪。二是动辄采取监管、监护和逮捕等专政手段，混淆了敌我。三是中央专案组采取的是单线领导的方式，专案组只对个别领导人负责，这样就为康生、江青一伙野心家陷害好人创造了条件。为了接受这个用无数干部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沉痛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果断会决定，“过去那种脱离党和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必须永远废止”。这个决定无疑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
      “文化大革命”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不包括由原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对这些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捕风捉影捏造诬陷，或是抓着一点，无限上纲，扣上帽子，实行专政，从而使这些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有40人在“审查“期间含冤逝世，还有一些人造成终身残疾。
      中组部受中央委托从1978年开始，先后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
 
       4、宋任穷继任中组部长，抓紧大案、要案的平反。从“六十一人案件”到“红旗党”再到“中央苏区肃反“，如堡垒般的冤案被逐一攻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胡耀邦与七机部部长宋任穷交谈时说：“中央决定调我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我要走了，由你接替我任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一下子没有思想准备，感到很突然。胡耀邦说：“不要犹豫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就赶快来吧。”就这样，宋任穷到了中央组织部。
      宋任穷刚到中组部时，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部署和督促，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加强指导；二是加紧直接复查平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特别是集中力量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三办的案件。
      胡耀邦移交的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第三办公室和“五·一六”联合专案办公室制造的大量案件，密级高，内容多。这些专案材料的接收和复查工作在宋任穷到中组部任职前8天就已经开始，宋任穷任职后继续进行。日常领导工作由副部长陈野苹负责。中组部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移交的专案材料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人员共计669人，据中央专案组1975年的一个《报告》，上述被审查的人员，定为“问题性质严重或敌我矛盾”的就有320人，占被审查人员的近一半。
      过去，中央专案组的情况是被严密封锁的，很少有人了解全貌。在一次中组部办公会上，宋任穷和大家听取了专案材料接收组对上述情况的全面汇报后，无不感到震惊和愤慨。尤其是亲眼看了原中央专案的材料和有关人员对专案组的揭发材料以后，宋任穷对林彪、“四人帮”、康生、谢富治迫害领导干部的罪行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这些案子，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全国来说，都是特别有影响的大案、要案和集团性案件。宋任穷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毫不犹豫地抓紧对这些大型冤假错案的复查和平反。       为所谓“六十一人案件”平反。1978年 12月6日，中央以［1978］75号文件转发了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件是一起重大错案”。后来中组部从接收原中央专案组的档案和查阅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又发现4份文、电，进一步证明“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1980年4月21日，报经中央批准，中组部又印发了《关于复查“六十一人案件”的补充报告》。
      为受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抛出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不但在电台广播，还组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佩云，在全国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一起冤案，中共北京市委1979年2月为北京大学党委和陆平、宋硕、彭佩云彻底平反。1980年8月21日，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北京市委《关于为受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诬陷的同志平反的通知》。
      为所谓“红旗党”问题平反。在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中，康生制造了所谓“红旗党”案。甘肃、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广西等地的地下党都被诬陷为“红旗党”，不少地下党员被打成“特务”、“叛徒”、“内奸”。延安审干后期，中央发现康生制造的所谓“红旗党”案纯属假案，及时进行了纠正。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作出全面的结论。“文革”中，这一历史问题又被翻腾出来，许多人再次遭到诬陷和残酷斗争，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为了彻底解决所谓“红旗党”的遗留问题，于1981年9月9日，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发出《关于印发中央为甘肃、河南、陕西等省地下党被诬陷为“红旗党”问题平反的通知》。决定给被诬陷为“红旗党”的地下党组织正式平反，推倒强加给这些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对因此案受到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昭雪。
      为所谓“黑党”、“假党”问题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原杨虎城部38军我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经查，所谓“黑党”、“假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报经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转发了陕西省委《关于为原杨虎城部38军我地下党组织被诬陷为“黑党”、“假党”等问题进行平反的请示报告》，为原杨虎城部38军我地下党组织和因此案受迫害的地下党员彻底平反，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做好善后工作。
      1979年8月，中央批转了中组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这件事是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发生的。由于康生的发动，批判了尚未出版的长篇小说《刘志丹》。会后，把写这部小说作为反党事件在党内作了传达，并对小说本身，对小说作者李建彤，审阅过书稿的习仲勋、刘景范等，以及组织创作这部小说的工人出版社有关人员，进行了长期的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专案审查尚未结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在《刘志丹》问题上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姚文元发表文章，公开宣布《刘志丹》是反党小说，宣称作者和支持该书的人是反党分子。此后，已被专案审查的人遭受了更重的摧残，受到株连的人数更多。直到1977年5月，中央专案组给刘景范作的审查结论中，仍说刘“伙同习仲勋抛出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经过这次复查，事实说明，《刘志丹》（送审样书）不仅不是反党小说，而且是一部比较好的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描写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习仲勋等关心这部小说的创作，对如何改好这部小说发表过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写《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是“文化大革命”中康生伙同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搞出的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因此，彻底平反这一案件是深得人心的。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澄清是非，对受到诬陷的同志一律昭雪平反，并做好善后工作，使这一大错案得到了公正的解决。
      1980年1月，中组部转发了经中央批复同意的中共陕西省委《关于为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协助陕西省委复查的一件大案。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康生主持审查习仲勋问题的专案所捏造出来的，他利用职权，下“批示”，乱点名，搞了一系列揭批“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活动。1965年把经过康生审定的《关于习仲勋反党问题的传达提纲》批发下去，在各级干部中进行传达，搞所谓“彻底肃清彭、高、习的罪恶影响”。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同林彪、“四人帮”进一步在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借“清队”为名，搞什么“查黑线”、“挖黑根”，把原西北局连同陕西省的四大班子打成“五个黑窝子”，视为彭、高、习的“势力”，统统予以“彻底砸烂”，把50多名领导干部关进监狱，罗织罪名，进行法西斯迫害。通过复查，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的提法，是极其荒谬的，纯系诬蔑不实之词。虽然中央已经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习仲勋的问题也已经得到解决，但考虑到所谓“彭、高、习反党集团”问题在陕西株连甚广，影响较大，各方面反映强烈，因此，仍有必要郑重宣布为这一假案彻底平反昭雪。       
      1981年8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中组部《关于为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这是中组部直接复查的一件发生在三十年代的错案。1979年6月，姬鹏飞、李达、黄镇等12位老同志上书中央，反映原红5军团季振同、黄中岳于1934年被错杀，建议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遵照中央领导的批示，中组部派人向70多位老同志作了调查，并查阅了有关档案材料。季振同原是国民党26路军25师74旅旅长，黄中岳为1团团长，1931年12月14日率部参加了中共党员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震动全国的“宁都起义”，一万数千名官兵起义后，编为红5军团，季振同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任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任15军军长。何应钦曾派人与季、黄取得联系，进行策反，季、黄虽未向组织报告与他们的来往，但敌人策反阴谋并未得逞，季表示拉队伍离开苏区办不到。但在1932年春，国家保卫局发现以季、黄为首的少数军官有企图拉走队伍的背叛活动，将他们定为反革命，并将季、黄等监禁，后因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于长征前夕被处决。对于此案，叶剑英批示：“我听毛主席说过（似在延安），杀季振同、黄中岳是杀错了的，现在我觉得这一冤案应该昭雪。”从中组部复查的情况看，把季、黄定为反革命是错误的，违背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议，把他们处决更是错误的。应予平反，恢复名誉，并恢复季的党籍。平反的办法，采取发表纪念文章，对季、黄在起义中的功绩适当予以评价。这样，就使这件沉冤近半个世纪的错案，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解决。
      “中原突围”历史遗留问题，是涉及到湖北、河南、湖南等省，影响较大的问题。1980年8月，郑绍文、张执一等给党中央写信，反映1946年我中原部队在突破国民党大军重重包围这一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部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由于复员、隐蔽、掉队等原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地妥善解决好。胡耀邦对此作了批示，要求加以研究，定出具体实施办法加以解决。中组部把胡耀邦的批示和郑绍文、张执一等的信转发给湖北、河南等省委。此后，湖北、河南、湖南等省按照中央要求，做了许多工作。通过这次复查，共解决了约5万余件隐蔽、掉队人员的遗留问题，纠正了解放初期错误处理的案件，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关于中央苏区肃反被错杀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是一件涉及面广，有重大影响的问题。1930年至1935年，苏区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开展了肃清“AB团”、“改组派”、“社会民主党”、“第三党”、“取消派”的运动。苏区肃反中大批同志被杀，是一桩历史错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但是，建国前没有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建国后，1954年中央就妥善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意见，比如江西、福建、湖北等省平反了近两万人，其他省对被错杀的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平反昭雪，但对多数人的问题尚未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被错杀人员的亲属和一些老同志多次强烈要求解决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中央领导指示由中组部和民政部研究提出处理办法。两部经过反复研究，于1983年3月和6月向中央和国务院上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开展这项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界限。有关省的组织部门与民政部门密切合作，开展了深入细致的复查工作，解决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关于解决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1981年7月，中组部致函福建省委转达胡耀邦关于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请先从福建抓起”的批示，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中组部，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福建省委对处理地下党的遗留问题非常重视，由省委书记负责，自1981年10月开始，到1984年底，对福建地下党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恢复了地下党原来的革命形象，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1982年3月，中组部印发了经中央批准的云南省委《关于解决云南地下党、“边纵”历史遗留问题的报告》和《关于为郑伯克同志恢复政治名誉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中省军管会和省革委会给云南地下党、“边纵”强加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给予彻底平反。1982年8月，中组部还批准下发了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西北联大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和有关人员党籍处理意见的报告》。
      
      5、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中组部提出了六项措施和三个要求，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说：“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1979年是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第一年，面对这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中组部研究确定了组织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搞好党风，抓紧完成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党员教育，做好干部的培训和考核，从组织上保证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其中的紧迫的任务是继续抓紧抓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
      中组部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继续抓紧解决。要求对省委常委，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或相当这一级的干部的政策落实，力争在1979年6月底以前或稍长一点时间内搞完。对其他干部，包括不脱产的基层干部的政策落实，争取1980年春基本搞完。
      考虑到落实政策涉及的问题很多，工作量很大，难以齐头并进，中组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区别轻重缓急，作出妥善安排，分期分批地加以解决。宋任穷说：“我们首先要抓紧解决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中的遗留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处理，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穿插进行。还要求各地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应注意不影响农业生产。对落实政策对象，一定要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加强了对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领导，因此进展比较快。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有一些领导干部和从事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同志，对善始善终地完成落实干部政策任务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比较普遍地出现了差不多的思想和松劲情绪，有的未经检查验收，就撤掉了办事机构，调走了工作人员；有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和一些工作人员受极左路线和“两个凡是”的影响，思想还不够解放，对一些案子迟迟不研究，不解决，对一些上级交办、应该解决而又不难解决的问题，硬是顶着不办，甚至认为落实政策过了头；有的由于派性作怪，对有的人的问题长期不予解决，甚至还在捂盖子；有的忽视了深入细致的解疙瘩和促进团结的思想工作；也有少数被落实政策的人或者亲属，提出一些过高的、不合理的要求。由于上述原因，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据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干部队伍中的案件，大约还有20余万件没有复查结案。复查工作进展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和单位，应当复查的案件只复查了一半，个别县复查的不到一成。有些人虽然做了复查结论，但还有些善后工作没有做好。落实农村基层干部政策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在已经复查的案件中，据一些省市重点检查验收，大约有一至二成不合要求，多数定性处理偏高偏严，有些给留了尾巴。也有极少数把不该否定的问题给砍掉了。“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大批材料，许多是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和重复无用的，需要花很大力量和时间，才能清理好。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和反右倾运动中错案的平反改正，还没有全部完成。
      以上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落实干部政策就不可能做到善始善终。
      1979年6月，中组部为此召开了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宋任穷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落实干部政策一定要做到善始善终，要对每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们不能只看到面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八九成，只要还有一个错案没有得到纠正，那么，就这个同志来说，他的问题就不是解决了八九成，而是一点都没有解决。要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人一个人的扎扎实实地搞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79年9、10月间，中组部又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主要文件之一就是《关于善始善终地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六项措施： 　　
      一、要继续加强领导，坚持全党办案。领导同志要亲自抓大案、难案，亲自做思想工作，亲自监督检查。在检查验收以前，落实干部政策的办事机构不要撤销，工作人员一般不要调走。
      二、没有复查的案件要抓紧复查，对经过复查但不合要求的案件，要及时纠正。对于一些行动迟、进展慢的后进单位，可以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加强督促检查，进行具体指导，帮助解决问题。
      三、继续认真做好落实农村、城镇基层干部政策的工作，解决好历史上遗留的问题。要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枝节问题上纠缠，防止草率从事，走过场。
      四、在复查工作接近结束时，及时组织力量清理好干部审查材料，将应保存的，分别归入档案，该退还本人的退还本人，该销毁的予以登记销毁。对受牵连的家属子女和亲友的档案中保存的不实的材料，也要采取负责态度，认真清理，消除影响。
      五、认真做好检查验收工作。验收的标准是：1、过去受审查的需要做结论而没有结论的，已做出了正确的结论。2、做过结论但不正确的，已改正过来，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已予推倒。3、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已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已做妥善安排。4、对受审查期间去世的同志，已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善后工作已经做好。5、无辜受牵连的家属、子女、亲友和有工作关系的人员中应予解决的问题，已妥善解决。
      六、要贯彻始终地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干部政策不是“过了头”，而是有的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纠正，或者解决得不够彻底；不是“差不多”，而是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定要注意克服松劲情绪，要坚决克服派性干扰，绝不能对亲善自己的搞一风吹，从优照顾；对反对过自己的故意拖延，揪住不放。对极少数抵制三中全会精神，顽固阻扰落实干部政策顶着不办的，一定要严肃处理。对被落实政策的干部，要从政治上关怀爱护，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贯彻《关于善始善终搞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要求，以加强对面上的指导工作。 hWqF\dzK 
      一是加强思想指导。着重解决由于对落实干部政策的艰巨性认识不足，产生的松劲情绪；清除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反映出的“左”的思想影响和流毒，克服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的派性干扰。
      二是加强政策指导。在复查案件过程中，对一个干部的定性和结论是否正确，一靠事实，二靠政策。及时进行政策指导，对落实干部政策健康地开展，体现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十分重要。
      三是加强组织指导。要求各级党委建立强有力的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挑选那些党性强、品质好、办事公道、能积极为受迫害同志洗刷冤屈的干部从事这项工作（全国办案队伍最多的时候曾达到6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以党委负责同为首的，组织、纪检、政法、统战、民政、财政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地、县也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形成层层部署、逐级负责，专门班子与依靠群众相结合，有关部门积极配合，全党上下一起动手的局面。
      在落实干部政策、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工作的后期，中组部狠抓了检查验收工作。1981年3月，中央书记处指示由中纪委、中组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对各省、市、自治区落实政策情况，进行一次检查，中纪委和中组部为此专门发出通知，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通过检查验收，查错补漏，保证了办案质量，巩固了复查成果，使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善始善终。
      1979年7月，中央又下发了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按照中央的部署，关于处理“反右倾”运动中的遗留问题，主要是由中纪委负责，中组部协助作些工作。
      但在1979年上半年，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苗头性问题，这就是有一些人持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统统翻腾一遍，而且呼声越来越高，来信来访呈猛增的趋势。如何正确、妥善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关系到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能否稳妥健康地进行，也关系到能否稳定大局。针对这一问题，中组部于1979年6月召开了“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宋任穷和陈野苹讲了话。宋任穷强调了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老案的方针和原则，明确提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案件，包括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倾，还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也有搞错了的。这几方面的案子，该复查的还要复查。除此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案子，不一定再来搞什么平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土改，还有男女关系、贪污腐化、蜕化变质，处理轻一点重一点，没有必要统统翻一遍。至于重要案件完全搞错了的，把人家错开除了党籍，错开除了公职，把内部问题错当成敌人处理的，个别案件个别解决。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变化，就不要再动了。主要是政治上解决问题，不要在经济问题上纠缠。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确定了以下几点：
      第一，历史案件作为正常工作来解决，找上门来的要受理，要具体分析，结论没有错的要进行教育，要跟他们讲清楚，犯了错误改正了很好，党组织可以量才使用。对于错被开除公职、错被定为敌我矛盾的，要认真复查改正。
      第二，由现在单位受理为好，因为相隔时间长，变化很大，有的原单位已撤销。
      第三，改正后，工作由现在单位解决，就地安排。生活有困难的可以适当补助，不补发工资。
      会后，经中央批准，中组部下发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案件处理意见》，明确提出了处理历史老案的原则、方针以及政策界限。实践证明，这些原则和方针是正确的，及时统一了各方面的认识，端正了工作方向，对妥善地处理好
      历史遗留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中组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大加快了落实这项工作的步伐。1979年2月，中组部和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全国右派复查改正工作经验交流会。宋任穷在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错误”的问题，强调指出：“改正错划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哪一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的都要改正”。此后，针对这项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突出矛盾，党中央又就错划右派改正后的安置等善后工作的政策问题发出了通知，使反右派斗争中遗留的问题，从政策规定上得到了较彻底的解决。到1981年上半年，这项工作已胜利结束。全国共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占原划右派总数55万人的百分之98％以上。到1982年底，中组部协同有关部门完成了错划右派改正工作和“四清”错案的复查平反工作。全国共改正了54万余人的右派问题，复查“四清”运动中处理的案件63万余件。
      
      中组部还对建国以来下发的一些干部审查方面的专题性文件规定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清理，对其中受“左”的思想影响制订的或情况变化已经不适用的规定作了必要的修改或予以废止，对于因此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给予复查改正，解决了一批多年遗留的问题。 Gr8wqus! 
      例如：1982年10月，中组部印发了经中央书记处同意的《关于解除一些干部历史上受限制使用问题的意见》，指出：建国前后，在审干、肃反中，中央和中央组织部曾对有政治历史等问题的干部作过限制使用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这些受限制使用的干部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考验和锻炼，绝大多数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有些人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现在年事已高，有的已经离休、退休和逝世，对其限制使用已无实际意义。但由于档案中仍存有限制使用的记载，使这些干部在政治上继续受到影响。为了合理地使用干部，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原有规定应予改变。
      1981年9月12日，有一位外国专家给中央写信，要求修改审查结论。信是通过邓颖超转来的，邓颖超批示：“对他提出的要求，似应予以考虑酌处，请习仲勋同志与宋任穷同志、赵苍壁阅商，报中央书记处决定。”按照邓大姐的批示，宋任穷提出：这位外国专家要求对他的结论作修改，请公安部对此作全面考虑，如果要作公开平反，则请中组部和公安部一并研究，还有其他外国朋友受到审查和拘留是否也有类似情况，也应一并考虑，建议中组部和公安部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次全面清理，提出处理方案报中央书记处作统一考虑和审定。习仲勋同意宋任穷的意见，并批示：这位外国专家的“要求是合理的，应予彻底平反，不留尾巴为妥。对外国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作一全面复查处理，是完全必要的。”中组部、公安部遵照上述批示，对这位外国专家和原在外文局工作的专家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原在新华社工作的英国籍专家夏皮诺，原在外语学院工作的英国籍专家柯鲁克等人的结论作了复议，落实了政策。据初步调查，这些单位对“文革”初期受到冲击的外国专家，大多数已复查平反，恢复名誉，补发工资，分配了工作。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好。为此1982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党组《关于对外国专家朋友落实政策情况报告》的通知，肯定外国专家在我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受到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要求对外国专家朋友的落实政策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清理，发现问题要尽快解决，消除不良影响。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伤害的专家，做到在政治上彻底平反，生活上充分照顾，工作上热情支持。我党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都应在外国专家朋友中全面贯彻，认真落实。并且照顾他们的特点，从优对待。
      1979年是复查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进展最快的一年。到年底为止，经中组部办理、审理了中央领导批示复查和各地、各部门上报的复查结论1235件。审理结案的961件，其中中央管理的干部报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的有228人。
      1980年继续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一年中，经中组部办理或审理的案件共924件，其中报中央批准的中央管理干部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117人。
      1981年，各地、各部门按照完全彻底、善始善终的要求，继续对遗留案件进行复查。这一年中，中组部办理和审理的案件946件，已办理结案782件。中央管理干部中报中央批准或备案的复查结论予以平反、昭雪的149人。
      中组部经过3年努力，到1982年底，基本完成了平反“文化大革命”中冤假错案的任务，全国共复查平反被立案“审查”的干部230万人，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2万件。
      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全国平反“文化大革命”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工作才基本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复查了“文化大革命”前历史遗留的案件242万余件（反右倾运动中的案件未统计在内）。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规模之大是我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解决问题也是较为彻底的，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实践，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高度原则性，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望。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专题，到此结束。可谓始乱终善。因毛泽东整刘、邓而乱起，终由邓小平三落三起之后，以妥善的方式结束，并平反由此而起的大量冤假错案，吹去许多历史事件蒙上的尘土，恢复历史事件以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