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涧虎陈达文革评论专集

             跳涧虎陈达文革评论专集
            第一篇    红极一时的“斗、批、改”运动
              
            “斗、批、改”运动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特别著名的运动。说它著名，是因为它成为“文化大革命”最初开始启动时的目标，上了党中央文件；而且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更是上了中共党的九大报告，并单独作为一个小节来介绍，题目就叫做“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时，它又是一句非常流行的政治口号，一个重要的目标和阶段。作为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的简称，"斗、批、改"运动在中共党的九大前后风行全国，并大规模展开。1971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斗、批、改”运动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实践证明，“斗、批、改”运动不仅没有使党和国家的秩序恢复正常，反而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1、“斗、批、改” 是毛泽东的发明，“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              
            “斗、批、改”就像三个英语单词的缩写。它的完整概念，见诸1966年8月中共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份正式文件。文中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话就简称为“斗、批、改”。
             “斗、批、改”是毛泽东的发明。它最早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期。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召集中央文革成员和进京开会的各大区党委第一书记进行谈话时，对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整顿混乱秩序感到不满，批评工作组压制了学生运动。毛泽东说：“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8月1日下午，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工作组时，用了“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的提法。这就是“斗、批、改”的完整雏形。               
            8月8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首次比较完整、准确地解释“斗、批、改”的概念，表达了毛泽东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目标和过程的设想。               
            8月18日，随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群众运动果真发动起来了。有些人利用“造反有理”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对此，毛泽东感到很兴奋，他说：“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这样，“斗、批、改”运动就从学校走向了社会，范围扩大了，影响也扩大了。随着运动的发展，各种矛盾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从群殴发展到武斗，而且武斗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毛泽东一方面支持斗批改，一方面又反对武斗，他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是，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然是主张“放”，让它“来一个放任自流”。于是，红卫兵发起“全国大串联”，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已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上讲的“斗、批、改”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支持也表现在行动上，从8月到11月，毛泽东共8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联的各地红卫兵总共1100万人次。               
            12月下旬，毛泽东在审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准备联合发表的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时，加进了一段预言：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很快就超他的预计和设想。随着1967年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了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这样就引发了“全面夺权”、“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致使“斗、批、改”的内容进一步升级、膨胀，从学校彻底走向社会，从学生漫延到工人、农民；性质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文斗到武斗，又变成了“打、砸、抢”。               
            由于"文化大革命"总的指导思想是"左"的、错误的，因此，"斗、批、改"的各项具体工作也必然是"左"的、脱离实际的。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左"的方针下的产物，它旨在"通过斗、批、改，把各个单位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是为继续"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服务。所以并没有消除、缓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反而给人们的思想和各方面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产生了新的动乱因素。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紧接着，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和北京等相继成立了最初的几个省级革命委员会，这时，毛泽东就已经开考虑“斗、批、改”运动中党的整顿、教育革命等问题了。只是因为接踵而至的“全面武斗”和“天下大乱”，他的这些设想才暂时搁置。1967年底，形势稍有安定，他又立即提出了"斗、批、改"的某些具体内容。               
            1968年1月1日，著名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同时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中认定"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指出：“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
            要求“在已经成立委员会的地方，必须领导群众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                
            3月2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指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革命委员会要实现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5月19日，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             
            7月11日，《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关于革委会的指示发表《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的报道，并配发重要编者按。对灵宝县革委会实行“精兵简政”，把原来的“八组两室”  机构，即政宣组、组织组、农村组、内务组、财贸组、工交组、文卫组、统计组和革委会办公室、文革办公室，变成了“四组”，即政治工作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办事组；人员由当初的近百人减少到30人，等等，进行了表扬。               
            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文章，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到生产实践中去。”               
            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指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9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热烈祝贺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批改中指出：“认真搞好斗、批、改。”               
            8月25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里面引用了毛泽东的两段话。"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对一份反映北京二七机车厂领导班子问题的材料，毛泽东作出批示，要求“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并再次提出吸收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的问题。
            对《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的批改中，毛泽东提出“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
            9月4日，毛泽东在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上批示： "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
            9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毛泽东为《红旗》杂志文章《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所写的编者按。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随着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以外，陆续全部建立，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毛泽东开始把“斗、批、改”当作紧迫的主要任务，一项紧接着一项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9月7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又同时发表经过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以示“热烈庆祝和欢呼”。社论对“斗、批、改”运动又进行了具体阐述。社论指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极其壮丽的一幕，是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主席最近向全国发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伟大号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斗、批、改阶段的客观规律，集中地表现了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明确地指出了各级革命委员会面临的中心任务。”社论进一步指出：“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打好斗、批、改这一仗，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抓好典型。”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反映了他试图通过"斗、批、改"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和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图。
            《人民日报》在9、10月间一系列文章中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流行的口号。还提出由工农兵给“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进行“再教育”。“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0月13日，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发言中预计，"文化大革命到1969年夏季"差不多了"，"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可以基本完成。”
            10月14日，《红旗》杂志也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11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编者按的批示中提出讨论"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来办的问题。"
            12月1日，毛泽东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解放他们。”
            12月22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社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写的批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2月，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的宣传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的批改："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               
            196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反复强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他希望全党全国团结起来，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在比较安定的形势中，通过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里全面的斗、批、改，“大立”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1969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表示，“文化大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 
            不难看出，"斗、批、改"的口号从1966年正式提出到1968、1969年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实践，其内容己发生了很大的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在于，它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内容和目标，而且成为一个在“全面夺权”之后，在革委会领导下的、区别于“大乱”的“大治”阶段。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一运动达到“天下大治”，并胜利地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继1958年之后，建立理想社会的又一次重要尝试。人们也都普遍地把“斗、批、改”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扫尾阶段”，都在企盼着那个美好、公正、纯洁但却又陌生的、迷惘的“新世界”的降临。
            通过以上对毛泽东在1968年和1969年发出的有关指示，以及根据有些指示撰写的重要社论、文章或编者按等按发出或发表的时间排列，不难看出毛泽东主张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的基本思路，从中能够感受到他的迫切心情。                              2、“看起来包罗万象，实则鱼龙混杂，五味不分。”                         从全国范围来看，尽管具体形式和过程有所不同，但“斗、批、改”主要集中在1968年至1970年的三年中。在这三年中，各地、各部门先后进行了建立各级革委会、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落实政策、整党建党、整团建团、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劳动、下放城镇居民、工厂改革各种规章制度、文艺革命、医疗卫生革命、农村商业革命、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制度改革及扩大所有制规模等等一系列活动。“其内容看起来包罗万象，实则鱼龙混杂，五味不分。”十年浩劫结束后，有位党史专家这样评说“斗、批、改”。
            在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过程中，都要贯穿“革命大批判开路”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因此，“斗、批、改”
            运动无不打上“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的烙印。
            现在来罗列全国范围"斗、批、改"运动的主要内容：
            一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1967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中要求“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紧接着，在全国各地的工厂、学校、公社等基层单位，开始普遍建立有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由于各地严重的派性斗争勉强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大抵只是各派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或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或是两派、几派分权，互相拆台，一些地方形势因此更趋于复杂化。
            根据"一元化"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委会体制，完全取消了党、政、企事业单位之间的起码分工，使之成为党政机关及一切工厂、企业、学校、商店、医院、人民公社领导机构的代名词。为了“精兵简政”，刚成立的革委会都不切实际地将工作人员减少到根本无法维持正常工作的程度。例如1968年上半年成立的武汉市革委会，工作人员仅90人。
            二是大批判。在进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一再强调要"大批判开路"。这主要是粗暴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的一切成就和各种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把生产活动是基本的实践活动，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任务这些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当作所谓"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在经济工作方面，把加强经济核算，提高企业利润的各种措施，当作"利润挂帅"批判；把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和关心群众物质生活当作"物质刺激"批判；把学习外国优秀文化遗产和先进技术当作"崇洋媚外"批判。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奖金制度被取缔，成本利润等经济核算也变为无足轻重。从1969年起，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实行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基金，并实际上取消了计件工资。1968年至1969年间，许多地方的农村出现了撤区并社和扩社并队，把生产队核算改为大队核算。因"割私有制尾巴"、"挖私根"而部分或全部收回自留地、自留村，因批判“物质刺激”取消定额记工制度。一些农村以各种名目程度不同地取消或限制集市贸易。一些社队为"扭转自留地商品化，防止产生资本主义倾向"，规定"自留地只能种粮食作物、猪饲科和自给的蔬菜，而不准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1968年间，一些地方为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又开始推行“吃粮不要钱”，并将合作医疗改为公费医疗。
            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方面，批判所谓的"智育第一"、“白专道路"、"分数挂帅"。把17年文艺工作和文艺作品，几乎全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批判。在政治理论方面，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主要批判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等等。大批判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人们极大的思想混乱，助长了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并造成了人们不敢实事求是讲话、广大群众思想被禁锢的局面。
            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基本思路，在1968年、1969年的“斗、批、改”高潮之后，紧接着便是1970年的经济"跃进"。1969年2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工业战线的新胜利》中指出：工业生产的新发展“来势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它的基础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深厚。”1970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中指出：“随着斗、批、改深入发展，一个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正在出现。”这种理论逻辑与时间顺序上的高度重合，完整地展示了一种发展战略和模式，一种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             三是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是指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问题。1968年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错误地指出，要彻底查清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此后，有些单位开展了这一工作。同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运动就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国各地区、各单位开展起来。1969年1月，《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必须注意政策”，“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全国各地在抓落实政策和“解放”干部工作时，对每个被“解放”的干部，都要求经过反复检查，接受反复批判，只有承认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才算有了“觉悟”，才能得到“解放”。由于指导方针的错误，极左思潮的影响，派性的干扰，加之大搞逼、供、信，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株连了许多干部和群众。
            四是整党建党。从1968年底到党的九大前后，普遍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全国逐渐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生活。但整党建党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毛泽东当时认为，我们的整个党都不行了，要"改造党"、"重建党"。因此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实行了一系列"左"的方法，如"开门整党"，即要求"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开展"大学习、大批判、大评论、大总结"；党员要进行"斗和批判"，党组织要进行"吐故纳新"等。所谓“吐故”，就是要"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所谓“纳新”，就是要把那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吸收入党。"吐故纳新"使一部分党员被错误地开除党籍，也使许多派别头头、打砸抢分子混入党内。整党建党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一次大破坏。
            五是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按照毛泽东主观设想，不切实际地实行自上至下的精简下放，实际上只是简单地减人简事，没有提出相应的提高工作效率的措施。在极"左"思想影响和派性支配下，许多单位在"精简下放"的名义下，把大批干部、文化工作者、技术人员下放，借机排斥知识分子和异己力量。
            六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工厂企业"斗、批、改"初期，"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理解为基本废除"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工人进行管、卡、压的各项规章制度"，而代之以准军事性质的组织体制和各式各样的政治学习、评改以及革命大批判。按照“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精神，对建国后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实行"大破大立"。特别是对于在我国调整阶段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如《工业七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统统砸烂，完全否定。江青等人甚至提出了“跟前十七年对着干”的荒谬口号。这就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在工作生产中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
            七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使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1968年9、10月间，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从1968年底至1970年，各地不顾具体条件，在缺乏各种必要准备和长远规划的情况下，或依靠革命热情，或借助行政命令，将400余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边疆。与此同时，为了使广大干部"重新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数百万干部、教师、医务人员、文艺工作者及其家属，也被下放到农村和各种"五·七干校"。为了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大批城市医院也被下放，有些地方甚至提出一座城市只留一座医院。根据"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有大批被认为是"长期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也"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
            八是"教育革命"。这是在"斗、批、改"运动中最先被提出来的口号。首先要求工宣队、贫宣队要"永远领导学校"。对以往"统治学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给出路"的政策。"分数挂帅"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招生制度被彻底否定，而代之以取消考试的教育制度和“群众推荐、领导审批”的招生制度。学生在学校里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学习文化知识，而是进行各种阶级斗争和从事各种生产劳动，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使命。循序渐进的系统学习被认为是"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干啥学啥”、"以干代学"取代了学校的基础教育。1968年5月，样板戏的创作原则被概括为“三突出”。这个原则不仅成为以后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根据，而且成为人们思维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模式。1969年至1970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提出中学可以取消物理、化学课，原因是其内容"陈腐不堪"，"崇拜死人、洋人"，"向学生散布大量毒素"，顶多“拣实用的学学就可以了”。在文化艺术领域，经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扫荡后，到“斗、批、改”阶段，这个领域除了几个样板戏以及"忠字舞"、"语录歌"外，几乎是一片荒芜。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张春桥、迟群控制下形成的会议纪要中，抛出了“两个基本估计”。即：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学校广大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对十六年教育战线的全盘否定，是强加在广大教师和学校干部身上的两个精神枷锁。8月份，全国教育界传达宣讲《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要求教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从领导权、办学道路、师资队伍、培养目标四个方面，摆所谓“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纪要》把所谓“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第一”、“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说成是所谓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要求广大教师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并说，“承认不承认十七年是‘黑线专政’，不是一般认识问题，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只有承认了，才能下决心同‘黑线’决裂，才能砸烂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专政”。这些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教职工的不满和抵制。
            1972年8月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到1976年最后一届，全国共搞了五届所谓新式办学模式，即“工农兵上大学“，后来被称“新五届”。其办学的指导思想是“开门办学”，政治口号是“上管改”。
            “开门办学”顾名思义，就是要批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闭门读书，死读书。读死书的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培养精神贵族的思想倾向。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到社会实践中去办学、上课。体育课也不例外，也要在“开门办学”的思想指导下，走出去，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去上课。由于场地器材环境所限，教学效果不如在校内，多流于形式。“上管改”，即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实际上，多半停留在口头上，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对于“上大学”，他们在这之前都是经过在农村、工厂、部队生活、劳动、训练摔打过的，多半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重又获得上大学学习、深造的机会，他们一般都很珍惜，很看重。所以反映到课堂上，这些工农兵学员很自觉、主动、认真。他们吃苦耐劳，朴实无华，令行禁止，懂事听话。尤其是劳动观点极强，维修打扫场地，搬运布置器材，组织义务劳动，都争着抢着干，而且干得很好，根本不用老师操心。他们独立生活能力，工作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都比较强。对于“管大学”，他们的确是无从管起，或者说“管不了”。“管不好”。“管不着”，好像也没管。至于“改造大学”，在这一时期的“开门办学”以及工农兵学员对教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在改造主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客观世界，这又太抽象了，严格说不能算改造。所以“上管改”的提法，只能理解成工农兵应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人，或者说主体，为此提出的象征性口号罢了。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批、改”是错误的。它不仅破坏了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而且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场"斗、批、改"运动，由于"九一三"事件和随后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而中断。            4、包装的六厂二校“样板”。“斗、批、改”最终如泥牛入海             为了把自己的设想和指示具体化，在“斗、批、改”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大立”的典型。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1968年至1970年间，"六厂二校"几乎提供了"斗、批、改"运动所有方面的典型经验。与此同时《人民日报》等发表了大量社论、文章、调查报告、典型经验，解释和宣传毛泽东的各项指示。这些指示和“六厂二校”经验以及舆论宣传，实际上向人们展示了一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想蓝图”。中共中央曾经转发了北京"六厂二校"的一系列经验，作为各地"斗、批、改"的样板。
            1969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推动斗、批、改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的文章，大力宣传“斗、批、改”的“成果”。文章中说：“六厂二校”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各个阶段，创造了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现在，这些经验正在首都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和街道普遍开花结果，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许多单位的革命群众带着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反复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大大加快了斗、批、改的前进步伐。”
            为了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北京市革委会和在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解放军有关领导部门，先后组织各区、县，各系统，参加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报告会和交流经验现场会，达百万人次以上。还普遍举办了学习六厂二校先进经验的学习班、讲用会和经验交流会，树立本地区、本部门学得好的典型。其实，斗、批、改群众运动的所谓“经验”，也都是一些空洞无物的宣传词，如“最根本的是学习他们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革命精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带着斗争中的问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落实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使斗、批、改工作取得节节胜利。”还有就是“学习他们在一切工作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坚持对群众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单位运用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引导群众用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大联合，增强了革命团结，为斗、批、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坚决按照"三条原则"、"九个一样"办事，做到"一碗水端平"。引导群众斗私批修，自己教育自己。”
            学习六厂二校的先进经验之后，取得了不少的所谓“成果”。
            第一条是“已有大批工厂提前完成今年的国家计划，郊区人民公社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掀起了农田水利冬修高潮，完成的土石方工程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整个煤炭系统已提前二十二天完成了今年全年煤炭生产任务”等大而化之的庞统生产指标。
            第二条是“成为“老大难”的北京第二轻工业机械厂，两派群众消除了隔阂。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机械学院、北京轻工业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高等院校，正确解决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北京航空学院等单位认真学习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进经验，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他们积极引导知识分子到工厂、农村接触工农群众，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对那些与工农结合得好，并有所发明创造的知识分子，及时地给予鼓励和表场。这样，使广大知识分子认清了前进的方向，积极地投入了教育革命的行列。”“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全面地、历史地看待干部，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严肃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同时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地解放他们。目前，许多单位应解放的干部已经全部解放，不少干部参加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第三条是“努力使各级领导班子实现思想革命化，用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武装头脑，搞好自身思想革命化。”如北京机床电器厂革委会学习北京化工三厂革委会开门整风的经验，多次进行开门整风，克服一些同志在成绩面前一度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各单位都把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作为搞好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的一项根本措施来抓，使干部永远不脱离劳动，产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既当官，又当老百姓。”
            从上述所谓“先进的、典型的经验”来看，整个"斗、批、改"运动内容庞杂，形式纷繁，其中包含的各种运动或前后相接，或互相重叠交叉，多项内容同时进行，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整个“斗、批、改”运动的特征也是极左的。
            首先，它以阶级斗争支配一切，以行政权力和群众运动进行一切，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作用主宰一切。批判"唯生产力论"，用以确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把社会发展的动力夸张成上层建筑等领城里一次又一次尖锐的阶级斗争，而把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则摆到非常从属的地位。要求人们必须从阶级斗争中寻找各种问题的终极根源和答案。社会生产和一切经济活动都失去独立地位，其自我调节和组织的功能，已多数交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和各种行政权力。一切事情都变得筒单明了，一切问题又都难以正常解决。
            其次，以一种强烈的“社会平等、公正的价值取向”，来消除社会的矛盾、差距，达到“理想的境界”。例如，用群众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以实现群众对政权的参与，用干部下放去实现干部与群众的平等；以大队核算来填补贫富生产队之间的差距，以取消自留地的方法消灭农民之间因自留地经营好坏而产生的差别，以取消奖金和一些特殊津贴的方式实现工人在分配上的公正，用取消考试来消灭学生在分数面前的不平等，用"上、管、改"来实现学生与教师在教学关系上的平等，用"知识分子与工农划等号"去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以"医护一条龙"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医生与护士之间的分工，用大规模下放城镇人口来填平城乡差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差距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严重下滑，人们越干革命，越贫穷。
            第三，在思想道德领域求得一种高尚的“纯洁”。一切都被简洁明了地划分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绝对对立的部分。人们都被要求通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之类的修炼，以实现道德净化。此外，还有通过取缔个体经营，提高公有制程度以求得所有制的纯洁。通过“清理阶级队伍”保持阶级队伍的纯洁，通过"整党建党"保持党组织的纯洁。将“四类分子”下放农村以保持城市的纯洁，如此等等。
            “斗、批、改”运动，从“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的开始，到“文革”中期“六厂二校先进经验”的“高潮”，经历了三年的时间，接着，便开始走向不了了之的末端。
            从1970年初起，随着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曾被当作“斗、批、改”中最大的新生事物、实行党政不分一元化领导体制的革委会，很快地就开始了职能的分化和形式的变化，分解为党的领导机构与政府、行政领导机构两个部分。除了名称外，革委会体制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状态。与此同时，在1968年被当作是“斗、批、改”重大举措的"工宣队"、"军宣队"的作用也在不断下降，到1971年后已形同虚设。从1970年起，"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口号也被反复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原则所取代。革委会的"精兵简政"实际上不到一年就变成了新一轮的膨胀，人员、机构增加之多甚至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农村，随着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工作会议的召开，又开始重申《六十条》中各项政策规定的有效性，自留地、自留村等又相继恢复。1970年9月中央发出的宪法修改革草案中，再次肯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否定了急于过渡的错误做法。此后一段时间里，农村中许多地方都恢复了劳动定额管理，开始强调生产队的自主权。继干部、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的下放高潮之后，从1970年起，又开始大量从知识青年和农民中招收工人和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以至于1971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较之1969年增加了983万人，超过了计划的两倍多。在教育领域，自1971年起，许多地区在高校招生中以不同形式部分地恢复了文化考核，各种学校中"以学为主"的倾向逐渐明确起来。在一些生产、科研部门及医院、文艺单位，党委领导下的业务主管负责制也开始出现。在工厂企业，一些已被废除的规章制度以及奖金制度也逐步被小心翼翼地恢复起来。1970年开始的“跃进”到年底就因导致各方面的严重失衡而难以为继，到1971年便开始为周恩来领导的调整所取代。
            这样，随着“斗、批、改”运动的不断“深入”，它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过程，也就愈加明显。在当代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种巨大的、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力量的作用下，“斗、批、改”不得不自我否定，并且逐渐走向了反面。其结果是，“斗、批、改”所提倡的许多东西被否定了。它所否定的许多东西又复活了。
            "斗、批、改"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己被历史地否定了。从客观上讲，毛泽东迫切地希望中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他希望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个解放了的中国，而且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种忽视突出地表现在他过分地强调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的反作用，而把生产力的作用放在从属的位置上，认为只要前者的问题解决了，生产力的发展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了。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低估了商品经济对于现代经济生活的意义和作用，而过分看到了它的消极影响。总希望通过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商品经济中产生的小生产和资本主义，通过政治、行政手段倡导的公正、平等来抵消商品经济所必然产生的差别，而忽视商品经济对于平等、公正的意义。
            从经验上讲，毛泽东依据"穷则革命"的历史与经验，对富裕一直存在着一种隐忧。他担心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导致人们革命精神的衰退、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以至修正主义的产生。所以，他想以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纯洁人们的思想，高扬公正、平等的旗帜，抵消起码是平衡富裕社会中的物欲、私念和差别。
            尽管毛泽东己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试图以"斗、批、改"的理论和实践，解决这些矛盾和差距，但这些努力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也未能全部正确地解决它们。
            林彪"9·13"叛逃事件使毛泽东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他已经越来越难以驾驭这个使他感到越来陌生的运动了。整个"斗、批、改"运动除了教育革命等几项内容外，其中多数内容已不再被提及，以不了了之而告结束。与此同时，在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在"斗、批、改"阶段初步发展起来的抵制和纠正"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斗争，则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1:35:19的发言：[BR] 混淆是非的“整党”与“清队”            “整党”的全称叫整党建党运动，“清队”是指清理阶级队伍。这是“斗、批、改”运动诸多内容中的重要两点。之所以要“整党”和“清队”，主要源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毛泽东误断“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认为只有整党建党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于是，开始了政治上的“吐故纳新”。与此同时，还要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清除所谓的阶级敌人。但是，“整党”和“清队”的结果，是清除了许多好人，放进了大批坏人，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较之“斗、批、改”运动的其他内容，危害更大，影响更坏，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也更多。            1、毛泽东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            从历史上讲，整党，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创造的进行自我改造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丰富和发展。党在8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进行过多次整党。其多数是成功的，收到了应有的巨大成效，纯洁了组织，锻炼了队伍，党的肌体更健康，党的力量更强大。但也有个别次数的整党，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在1970年进行的整党，就是一次有许多方面都失败的运动形式。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进行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这次整党有许多不正常的特点。
            “文化大革命”是党内以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为特点的极左思潮恶性发展的产物。这种极左思潮的完整理论形态，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对整个国内状况的估计是完全违反实际的，对党的状况的估计也是完全违反实际的。当时错误地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己经混入党内、政府里和军队里，他们在党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党权已经被他们控制了。从这种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估量出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党的组织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方针。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荒谬口号下，从中央各部委，省、市、自治区党委，到基层党支部，普遍受冲击，被夺了权。除人民解放军系统外，广大党员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
            这次整党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从1967年开始，毛泽东曾先后几次在讲话中谈到整党和重建党组织的问题。同年10月，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请示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否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了《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加了一段话，他指出：“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段话共有50个字，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大纲。
            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一次谈话又谈到了整党问题。他提出：整个什么样的党，老党员怎么一分为二，新党员入党问题，恢复党组织生活又不要恢复老样子等问题，要中央文革小组去研究，并搞出一套办法。在这次谈话中，他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大革命当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些很宽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血液，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战士工人座谈会上讲话。她说:"在整党建党过程中，要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1967年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下发了《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要求各地在整党中，"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并且"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这个文件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用毛泽东思想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问题。提出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绝不是恢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样子，老一套。而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来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把我党建设成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所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原则。
            二、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的思想工作问题。指出在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党员和非党员中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思想教育工作。为此建议：1、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觉悟，解决思想问题。2、广泛发动群众讨论，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改善党群关系，彻底打消党员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怕党员报复的思想。3、有的党员犯了错误，必须以"斗私、批修"为纲，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
            三、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条件、范围和政策界限问题，文件也作出了相应具体的回答。
            （一）、具备什么条件的单位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根据中央指示，凡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单位，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二）、哪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1、“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悔改的那些人”，不应再过党的组织生活。
            2、对有叛徒、特务嫌疑而未作结论的，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应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待问题查清后，再考虑是否恢复。
            3、凡是犯有严重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好，革命群众意见很大的党员，在他尚未承认错误，尚未向革命群众检讨并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以前，暂缓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三）、吸收新党员的条件是什么？
            1、“以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和林副主席关于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为根据”吸收新党员，注意阶级成份，但也要看思想政治表现，看是否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2、根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表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运动考验的、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可以吸收入党。
            3、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特别要注意吸收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要彻底批判"驯服工具论"，彻底批判吸收党员只根据什么"听话"、"生产好"、"业务好"等等，而不重视无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大节的刘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4、目前有一批预备党员未转正，有的够条件已超过预备期的可以转正。
            （四）、清除党员根据什么原则？
            1、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统统清除出党。
            2、死不悔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清除出党。
            3、死气沉沉，不起作用，毫无革命干劲，不配为党员的，或开除出党，或劝其退党。
            4、长期作预备党员不够转正条件的，取消预备党员资格。
            5、有些单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根据群众要求开除了一些党员，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开除出去，不符上述条件的，经过教育，并取得革命群众谅解的，应恢复其党籍。
            四、关于建立党的核心小组问题。关于党的组织领导问题，大多数人主张在革委会中建立党的核心小组来领导；基层成立支部和小组。核心小组必须采取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充分酝酿、反复协商的办法产生，并报上级审批。
            从上述文件内容看，充满着极左的思想。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这次整党不能不具有特殊的性质。第一，这次整党既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基础。因此，整党的指导方针必然是"左"的、错误的。第二，整党的指导机构很特别，不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和根据党的决定组成的特定机构，而是军代表、核心小组、联席会等不正常的机构。甚至某些非党的群众组织，也在"群众评议"的名义下，发挥了不应起的重大作用。第三，整党同广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结合在一起。同时，又突击“纳新”，把一批造反派吸收入党。因而这次整党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重建党"的性质。这是过去历次整党中都没有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五十字批语，称它是“我们整党建党的伟大纲领”。并号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结合革命的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深入学习几十年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深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纯洁和整顿党的组织。
            10月14日，《红旗》杂志第10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一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次以革命的方法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开门整党运动。"又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一段话。社论强调"当前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吸收无产阶级新鲜血液的问题。要求各地认真贯彻。但由于当时的局势还处于"全面内战"，"天下大乱"，尽管有了"最高指示，两报一刊也作了不少鼓动宣传，"整党建党工作还是难以提上议事日程。除在个别单位进行了整党试点外，根本不具备普遍进行的条件。
            1968年9月，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后，武斗逐渐停息。局势趋于稳定。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举行，可能实际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整党。
            在九大政治报告的第六部分，专门谈了党的整顿和建设问题。报告首先引述了毛泽东上述的两段批示，说它们"确定了我们整党建党的政治方向"。"是今后进行整党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要求各地认真学习和贯彻。接着，用"左"倾观点歪曲地概括了党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报告硬说刘少奇有一条什么“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党的建设的理论"的所谓"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宣称其主要内容是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要求各级党组织“继续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报告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最广泛、最深刻的整党运动”。强调：“必须向广大党员进行阶级、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教育。必须在党内外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把叛徒、特务和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分子清除出党，把大风大浪中经过考验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必须努力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以"左"倾错误理论为指导的包含很多错误规定的新党章。在接着召开的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所以"现在我们自已也提出这个口号，叫整党建党"。他强调要有群众参加整党，"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发展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
            按照党的九大的要求和规定，会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了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
            同年7月1日，两报一刊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门整党"的指示，并对整党运动作了全面部署。社论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出整党建党，首先是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要批判"黑修养"和"黑六论"，要"斗私批修";同时，领导班子也要整顿，要逐步实现"一元化”的坚强的党的领导核心;组织整顿则是贯彻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
            1970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传达了党中央的要求：“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并说：“用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建设我们的党，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百年大计。”
            同年4月，党中央召开了整党建党座谈会。会议由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主持，九大政治局常委康生、陈伯达都到会讲了话。会上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等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会上交流了各地整党试点的情况和经验，并推荐和确定以所谓"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六厂二校”的经验作为各地整党的"样板"。各地区和各部门便一体照办。             4月18日，康生在接见出席中央和全军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全体同志时讲了话。他说:学习理解"五十字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建党以来，"每一个阶段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他还对"五十字方针"做了具体分析，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判徒刘少奇的叛徒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的。"康生在讲话中还以"左"倾的观点对"左"倾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这个党章有5个特点:一、"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三、"就是概括的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一个崭新的阶段";四、"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最终的和当前的战斗任务";五、"这个党章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同年7月1日，两报一刊发表了《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社论，社论指出:"整党建党运动，就是要继续建设和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吐故纳新，把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进分子。"什么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这就是毛主席阐明的、'九大'新党章规定的共产党员必须做到的五条。"这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这次整党建党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整党的指导思想就是贯彻"五十字方针"，就是实行"吐故纳新"。            Quote: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1:44:21的发言：[BR]2、炮制出来的整党“典型经验”和囫囵吞枣式的“吐故纳新”            最早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典型经验，是北京新华印刷厂的整党建党调查报告。这个厂的做法和经验主要有三条：第一条，“从思想整顿入手，普遍提高党员的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觉悟”。第二条，“在‘清除废料’的同时，加强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第三条，“积极慎重吸收新鲜血液，健全党的组织，实现一元化领导。”这是工矿企业部门整党的典型。接着《人民日报》又对清华
            大学的经验作了长篇介绍。这个经验，据他们自己宣称，集中到一点，就是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武装党员的头脑。具体说也是三条：第一条，“思想上的整顿和建设贯穿于整党的全过程”。第二条，“引导党员集中解决阻碍继续革命的主要问题”。第三条，“使组织上吐故纳新的过程，成为思想上吐故纳新的继续。”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大同小异。从上面举出的一厂一校的“经验”例子，就可以窥见其他厂校的情况了。
            仅仅看了那些空洞抽象的标题，还很难使人了解其内里的货色。所以，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些所谓经验中举的具体事例。
            思想上吐的什么"故"呢?新华印刷厂举了两个具体事例：一个是原代理厂长。他的主要罪名是“长期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第一个罪名是任何人都可以戴的空帽子，在当时的条件下，哪一个干部敢说自己毛主席著作学好了呢？第二句话，无非是讲这个厂长认真抓了生产，参加政治运动不太积极，没有"以阶级争为纲"。厂长的主要职责就是抓好生产，因此这个厂长在这个题上并没有错。至于所谓"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无非就是注意贯彻了物质利益原则，给超产者发奖金，使企业获得利润等，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又何罪之有？很显然，这些所谓错误都是在"左视眼"的歪曲折射下人为制造的罪名，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把正确的东西当作"故"吐掉了，装进去的“新”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那一套"左"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提高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觉悟呢？
            新华印刷厂经验中举的另一个具体事例是一个党员。他的主要错误是“长期以来受到刘少奇黑《修养》毒害较深，缺乏革命朝气，在政治上有些死气沉沉。”本来，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一部好书，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对党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的重要文献。这样的书读了只会更朝气蓬勃，怎么可能"死气沉沉"呢？这位厂长没有跟着当时的造反派去胡闹，倒可能是真的。
            知识分子党员当中要吐的"故"主要是什么呢?清华大学的整党经验说：主要是"不同程度存在重业务、轻政治，读书作官，追求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表现是什么样呢?经验中举了一名党员教师为例子。据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万里挑一的一个万字号的业务尖子"。"他一心追求成名成家。"这位努力钻研业务，要为新中国建设"埋头划船"的专业人才，却被批判为受了刘少奇“业务党”的修正主义毒害，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批判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过去是业务业务不离口，现在是革命宝书不离手，过去是一心追求成名成家，现在是废寝忘食为革命。"像这样"左"到荒唐可笑程度的错误做法，当时却被当作成功的经验，到处大肆宣扬。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许多典型事例并不是真有其事。例如，清华大学曾被当作"成名成家"典型的基础课讲师赵静安的体事例，就完全是"四人帮"的干将迟群一伙假造的。他们在一份材料中说，赵静安有“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本人知道后立即声明，这不是他的事。当时清华大学军工宣队负责人迟群怕露马脚，派人对他围攻，压他承认确有其事。最后给赵静安规定了两条：第一"三十成名，四十成家，五十威震天下"这话你虽未讲过，但和你的资产阶级思想实质是一样的，必须承认。第二，从此以后，此事不准向任何人讲。否则，就是无组织、无纪律，就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就要开除党籍。典型就是这样被炮制了出来。
            从1970年底到1971年初，部分省、市一级进行了整党，产生了新的省委和市委。到了1971年8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在新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成立以后，下面也按照六厂二校的经验整了党。在整党中，批判了所谓"黑六论"，学习了"五十字方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左"倾思想。在整党中特别强调"吐故纳新"，即把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党员清除出来或挂起来，而把那些所谓新鲜血液"即造反派头头吸收入党。这样，不但进一步打击迫害了许多党员干部，而且使一批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混入党内。
            组织上的所谓"吐故纳新"，经验中举的事例不多。不过，当时的报刊社论和文章中是写得比较清楚的。要被当作"故”或"废料"清除的是什么人呢?《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一文中指出："必须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一切反革命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清除出党。而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人妖颠倒的年代里，字面含义和实际内容是根本不同的。被叫作"故"或"废料"要清除的，实际上是被妄加罪名的党政各级领导干部、有才能和成就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等。要纳的又是什么“新鲜血液”呢？《红旗》杂志社论中说：“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样的造反派，由于九大党章取消了党员的预备期，所以往往一入党马上就进领导班子，成为所谓“双纳新”。
            这次整党中，全国吐了多少"故"，又纳了多少"新"，目前尚没有找到全面的统计资料。河南省某县一个公社统计，开除党籍、劝退、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占全公社党员数的3·4%，受其他党纪处分的占1·8%，合计略超过5%。不敢说普遍如此，但这样的比例总是可以参考的。全国党员人数，从1969年4月党的九大到1973年8月党的十大，4年多的时间总共增加600多万人。其中无疑是包括了相当部分在"纳新"中入党的造反派。如同囫囵吞枣。
            总之，这次整党的种种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效果是不好的。
            从上边对这次整党的粗略分析中，可以吸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初步考虑到以下四点：
            第一，整党必须从实际出发。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而不是同主观臆想的阶级敌人作战，这是整党能否成功的前提。
            整党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党内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是解决广大党员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是少数混入党内的"阶级敌人"的问题。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这个问题，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时就讲得很明确，他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要领导人民打倒敌人，我们的队伍就要整齐，我们的步调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那末，敌人就不会被我们打倒。”因此，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这就是说，整党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内作风，以便使党的队伍更整齐，步调一致，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群众去打倒敌人。对于混入党内的极少数敌对分子和坏分子，当然是必须清除。但是，绝对不应该颠倒主次，把整党的重点放到对于所谓同
            “阶级敌人”作战的方面，更不应把什么"清除废料"作为整党的主要任务。
            整党所要解决的矛盾，必须是党内确实存在的，而不是主观虚构的。1942年的整风，由于准确地抓住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极其严重的矛盾，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抓住了它的主要表现形态，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所以
            成效很大。经过整风，党就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统一的大踏步前进了。又如，1947年的整党，由于抓住了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整顿，使党组织能够同广大的劳动群众站在一个方面，保证了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可见，准确地分析和抓住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对搞好整党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九大后的整党却不是这样。它根本不顾我国剥削阶级早已消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己经基本解决，不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客观情况，一味主观地夸大阶级斗争，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极端严重性和修正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要求每个党员都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武装头脑，提高所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去同阶级敌人作战。这样一种党内状况和矛盾的估量，显然是不符合党内实际情况的。
            当时讲的"阶级敌人"是指谁呢?就是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其他各种名称的分子。十年内乱的实践证明，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主观虚构。当然不能说党内没有混入极少数坏人，但对这极少数坏人采取正常的方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根本不需要大动干戈，搞得天下大乱。结果，除自伤肌体而外，没有任何好的效果。
            所以，对党内状况和主要矛盾的错误估量，是九大后的整党不可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整党应从执政党的特点出发，绝不能离开执政党的主要任务，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去空喊什么"继续革命"。
            这次整党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五十字建党大纲”和"吐故纳新"的指示。这两段话的根本缺欠，就是完全脱离了执政党的特点和主要任务，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
            党的主要任务在执政前后是有根本区别的。执政之前，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夺取政权，打碎旧世界。而在己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党的主要任务就起了变化，中心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当然仍是需要的，但已经不能继续放在革命主要任务的地位了。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的总量。"
            列宁给共产主义下了一个经典式的定义:"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不是靠"搞阶级斗争，而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方面，一心一意搞四化。所以，党的八大决定，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抓住了执政党任务的特点、符合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实际的。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党的八大路线方向不对，只能证明当时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实践证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执政党的最主要任务，也是今后革命的主要内容。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根本利益，是中国的最大的政治和最根本的实际。十年内乱的教训告诉我们，离开实现四个现代化去大谈什么"继续革命"、“突出政治”，只能是脱离实际的"左"倾空谈，有百害而无一利。九
            大后整党的指导思想所以错误，关键也正在这里。
            第三，要正确理解思想整顿，绝不能用"革命大批判"等简单粗暴的办法代替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
            当时的一些典型经验都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为要从组识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这是1942年整风时，毛泽东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思想状况而作出的一个论断。它在当时是正确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不能单纯地从组织上整顿党，而应该
            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这是党长期经验的总结，也是吸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经验教训。这样做，实践证明效果是较好的。
            但是，思想整顿是否一定就是"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呢?并不一定。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决不能不分清红皂白地上来就先搞一番思想斗争"。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指出：“这次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在整党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加强思想教育，着眼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觉悟"。这是既正确地总结了党的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又紧密结合现实需要进行思想整顿的正确方法。
            可是，九大后的整党，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却把思想整顿片面地简单地变为一条，叫"革命大批判"。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在大批判的火线上整党"。而所谓"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是专横粗暴地扣帽子、打棍子，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并常常伴随着种种难以忍受的人身污辱和迫害。这种所谓"革命大批判"，又集中批判所谓"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刘少奇根本没有一条什么"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恰恰相反，刘少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是有重大贡献的。这种根本违反事实，混淆是非的所谓"大批判"，只能使人们在"左倾错误的浊流中越陷越深，而不可能丝毫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对这种所谓"革命大批判"的一系列错误做法，都应该彻底否定，永远引以为戒。
            第四，整党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但决不能搞那种所谓“群众评议”，甚至由非党群众决定党员的命运。
            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路线，整党当然也不例外。不过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应该依不同的具体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不能千篇一律;更不能把群众路线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事事大搞群众运动。在整党中贯彻群众路线，历史上曾采取过不同的做法。例如，1947年的整党，因为是结合土地改革进行，重点在农村基层组织，所以曾采取广泛听取贫下中农意见方式。
            1957年的整党，是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整党，当时是由党组织指派专人有计划地征求非党群众的意见，作为审查党员之参考，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采取不同方式贯彻群众路线的成功事例。
            可是，九大后的整党却不是这样，叫做"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开门整党”，采取的是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名义上是说，由党组织指导整党，但是由于下列种种原因，使各级党组织很难实现领导。
            一是，"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各级组织普遍瘫痪了，因而使上级党组织不可能对下级党组织的整顿实行有力的领导。二是，在所谓"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数量众多，声势很大。又流行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无府主义思潮，各地区和各部门往往是"多中心"，党委很难成为统一的坚强核心。三是，林彪一伙鼓吹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盛行一时，影响很深，打着群众的名义做出的各种错误举动，都被称作是"革命行动"。四是，毛泽东发表了一条"最高指示"，要求“每一个支部，都是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在这次整党过程中，非党群众的作用空前的加大了，以致发生了种种不应有的现象。如某一派群众组织实际上决定着整党的局势；党委的人选、党员能否恢复组织生活，都要受他的决定性影响；个别单位甚至发生由非党群众表决开除某个党员的党籍或吸收某人入党的怪事，产生了很坏的结果。这些都是应当引为鉴戒的。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十亿人口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把这样一个党整顿好、建设好，是十分艰巨、复杂而又意义重大的任务。今天，当我们经过拨乱反正，已经从极左思潮中解脱出的时侯，痛定思痛，认真从过去的失误中汲取教训，一定会把我的党整顿得更好，建设得更好!
            这次在特殊历史条件进行的整党建党，具有它的特殊性质。其一、这次整党既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指导思想必然要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以所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思想基础。因此，整党的指导方针必然是"左"的、错误的。其二、整党的指导机构很特殊。不是党的各级委员会相根据党的决定组成仰特定机构，而是军代表、核心小组、联席会等不正常的机构。甚至某些非常的群众组织，也在"群众评议”的名义下，发挥了不应起的重大作用。其三、整党同广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结合在一起。同时，又突击"纳新"，把一批造反派吸收入党。因而这次整党在一定意义上带有"重建党"的性质。这是过去历次整党中都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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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1:55:38的发言：[BR] 周恩来批极左思潮的努力被江青腰斩            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痛苦和自责之中。然而，毛泽东以非凡的毅力尽力弥补已经觉察到的过失，开始在一定的范围内调整政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转机。周恩来说：“极左思潮批不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然而，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和攻击。他们害怕批极左思潮，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提出批“右倾回潮”，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样，批极左就成为禁区。周恩来的努力受到挫折。            1、看到老干部无辜遭受迫害的情况，毛泽东随即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采取措施解决与林彪事件有关的问题。例如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其主要内容是对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对林彪的两面派手法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清算。
            在“批林整风”过程中，毛泽东亲自过问对一些领导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据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鉴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流毒对实际工作的恶劣影响，周恩来又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
            党中央采取的一些行动当中，包括1971年底为“二月逆流”平反。1973年3月，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同年12月，准备给被打倒的贺龙、罗瑞卿和“杨、余、傅事件”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恢复名誉。这样，就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为各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创造了条件，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纠正极左思潮，毛泽东在语言上虽然没有直接表达，但在行动上却相当果断。首先是启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的叶剑英元帅。1971年10月3日，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时发出两个《通知》。一个是成立彻底审查、弄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问题的中央专案组；另一个就是撤销由林彪集团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4日，毛泽东在会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文化大革命，整几位老帅，是林彪搞的。”他叮嘱叶剑英：“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不要用办公会议。”
            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有关人员。谈话中间，叶剑英走了进来，毛泽东就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这就等于是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否定，为所谓“二月逆流”而遭诬陷的老同志公开平反。
            周恩来立即抓住这个契机，着手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一批老干部的问题。他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在毛泽东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一批老同志解除监禁，得到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1971年11月间，他亲自派人到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尽早报告中央。这实际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的迫害，也为日后给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年1月陈毅去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怀念和对所谓“二月逆流”的公开否定，毛泽东亲临追悼会。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可说是发出了对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评价的信号。毛泽东对陈毅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并表示，邓小平的问题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暗示陈毅的子女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对邓小平复出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
            4月中旬，周恩来抓住原八机部部长陈正人、原内务部部长曾山这两位老干部因病救治不力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迅速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于是，卫生部组织北京十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为500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检查了身体，其中有许多人体检后便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得到了解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批的社论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这一社论的推动下，又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干部如陈云、王震、滕代远等获得解放。
            就连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牵连的人和事，毛泽东的态度也十分慎重。他一再强调：“一定要把直接参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极少数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关系的人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对他们这个集团的一些人，高级干部，能争取的尽量争取，能拉的尽量拉。”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该文再次提出：“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12月间，周恩来在同毛泽东谈论工作时，毛泽东询问了谭震林的情况，周恩来说谭震林因“二月逆流”的事受到批判后，被林彪一伙迫害下离京。毛泽东说，这个谭老板，就是脾气急。周恩来说，谭震林还是忠于主席的。经过交谈，毛泽东与周恩来达成了一致意见。事后，周恩来致信有关部门负责人，指出谭震林同志是好同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大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应该让他回来。”这样，谭震林回到了北京，并开始重新工作。
            12月18日，毛泽东在被关押的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妻子的来信上看到老干部被无辜逮捕并在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随即批示道：“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积极贯彻，立即给公安部、交通部、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李震、杨杰、吴庆彤写信，指示这三个单位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家属去看望。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李先念、纪登奎批。三、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再在年内对监狱待遇问题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在押人犯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人犯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经过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在这次清查北京监狱过程中，又有一批老干部获释出狱，得到解脱。             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１９７３年春，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单，有３００多人。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叶剑英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解放老干部艰难和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1973年2月20日，经毛泽东同意，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接着，毛泽东在1973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3月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会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1974年9月，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为含冤去世的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
            后来，周恩来病重，为了阻止江青一伙趁机篡权，他极力促成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大批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为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准备了干部条件。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
            (指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邓小平在这里所讲的"中和作用"、"减少损失的作用"，就是周恩来纠"左"的努力。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纠"左”努力，基本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1966年"5·16通知"下发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周恩来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是保护干部。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提出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宋庆龄等14位著名人士。9月1日，他对首都红卫兵讲话，说:"我们应当尊重她
            (指宋庆龄)。"9月18日，他指示:不应改变被批斗干部的工资。11月14日，他指示:一定要让安徽造反派放出李葆华、李任之。11月24日，他电示西北局向红卫兵解释“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1969年1月12日，他电示新疆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3月3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4月5日，他批示同意陶铸入院秘密治疗。5月4日，他写信给当时的国务院直属12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等代表，指示不要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1970年3月4日，他批示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邓小平也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安全去江西流放地的。
            那时，"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盛行，党内外干部纷纷被打倒或受到冲击，没有周恩来苦心孤诣的保护，后果足难以设想的。
            二是苦撑危局。1966年11月28日，周恩来以国务院名义电示成都拟来京请愿的工人，希望请愿不要妨碍生产。
            1967年5月3日，他在接见14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的代表时提出减少征购，藏富于民。5月31日，他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提出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10月2日，他电话指示厦门军管会必须保护海港运输。
            1969年4月12日，他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解决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说，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保留。
            1970年9月17日，他在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不要因人废文。11月20日，他在接见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师生代表时提出加强外语教育，培养外语人才。
            1971年4月12日，他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说要广开言路，讲历史，多出书。
            正是在周恩来的艰辛努力下，在那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我国国民经济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才得以勉强维持。
            在第二阶段即"9·13事件"发生后到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他主要也是做解放干部和极力纠偏促进生产这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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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2:00:15的发言：[BR]2、周恩来说：“极左思潮批不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江青等人却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            极力纠偏，就是纠极左，也就是反对和批判极左思潮。对极左思潮，周恩来特别痛恨。１９７１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力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同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这也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
            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他指出:"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1971年12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总结加强党的领导的经验》。社论指出，加强党的领导，主要应当注意的问题是，要增强党的观念、党的团结，继续深入地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光明正大，加强纪律性；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１２月５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一指示，集中地体现了周恩来自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对林彪、江青一伙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和各项生产管理制度要进行整顿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从12月16日起，为期近3个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开始举行。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对此极不满，说：“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个文件，使其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接着，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到了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规定了十条不得违反的纪律。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这个草案也是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又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可见周恩来与江青一伙的较量是激烈的。
            12月26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坚持按劳分配制度，要正确处理公共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不要把多种经营与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１９７２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宣传角度发生明显变化。1月1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社论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强调把毛泽东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要三不要”作为整风的主要内容。要团结大多数，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社论要求认真贯彻我们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道前进。这篇社论的正确内容，对当时的工作起了良好的作用。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该文阐述了改进党的领导问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指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应处理好党与各个革命组织的关系以及党委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处理这一关系的具体原则是执行毛泽东提出的“大权独览，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文章认为，这样去做才是真正加强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无产阶级各革命组织的领导，加强了无产阶级对各阶层人民群众的领导。相反，事无巨细都由党委包下来，必然是该领导的没有领导起来，各革命组织的革命积极性也得不到发挥，其结果当然不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文章明确指出，没有正确的集中，党就不能进行战斗。而没有充分的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所以党委应坚持“群言堂”，反对“一言堂”。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短评。指出必须坚决抵制惩办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以及“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宁“左”勿右等错误观点和做法。告诫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只有这样事情才能办好，才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3月1日，《红旗》杂志第3期刊载《努力实现农业机械化》一文。文章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这一总前提出发，强调要努力尽早实现农业机械化。批评了那种认为“实现了集体化，可以不搞机械化”和“迟化早化，关系不大”等忽视农业机械化的错误思想。
            3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深入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一文。强调要坚持毛主席提倡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坚决反对林彪那种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的伎俩，胸怀坦白，忠诚老实。
            ４月１日，《红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指出政治与业务，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些矛盾中，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它决定着经济、业务、技术发展的路线和方向，要促进这种统一，就必须反对不问政治和不问业务、脱离业务这两种倾向。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上述这一系列文章，表明了周恩来克服“极左”思潮，抓紧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同时，周恩来还抓紧了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针对农村工作中政策过左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针对工业企业秩序混乱问题，周恩来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
            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明确指出，林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极"左"，要深入批判林彪所煽动的极"左"思潮，肃清其恶劣影响和后果。
            1972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有些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四人帮”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等到1972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时，江青等便急不可耐地发难了。
            ７月，周恩来指示北京大学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复。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来强调要恢复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广开言路”，出版一些历史、地理书籍；要恢复和开放图书馆等等。
            8月1日，周恩来在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的负责人谈话时，较系统、较详细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极左，批判了“顶峰论”，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接着，周恩来又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同《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9月底，“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讨论稿《夺取新的胜利》中，在号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落实各项政策时，特别提出要提倡又红又专，为革命学业务、学文化和技术。周恩来还在多次讲话中提出，要练好基本功。"基本功包括三个方面: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为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恢复教育事业，他指示"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文稿表达了周恩来要求批判极左思潮和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是要继续搞好整顿，坚持拨乱反正。为了使这篇讨论稿的内容更加完善，周恩来特意从接待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外交活动中，抽出时间数次约“两报一刊”的有关人员交谈，提议将
            “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写入社论，但遭到“四人帮”一伙反对，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两次勾掉了这一内容。对此，周恩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社论终于写进了以上正确内容。
            根据这一指示，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于10月6日写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宣传周恩来的意见。文章着重指出，综合大学必须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它针对旧中国科学基础异常薄弱的事实和当前教育领域里存在的理工不分、忽视理科教学的严重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文教和科技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从“理科的培养目标”、“理科的内容，理与工的关系”、“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对理科教育革命的看法。批驳了“理向工靠”、“理工不分”、“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育”和“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等取消理科和削弱理科的倾向。《人民日报》也发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提出中学教育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
            这些意见，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然而却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还指使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这样提出问题是否妥当？》、《马克思主义是最基础的理论》、《打什么基础理论》等文章，攻击周培源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的正确意见，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张春桥甚至叫嚷：周培源有后台，不管的后台有多硬多大，就是要批。
            １０月１４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个阴谋家的丑史》等３篇署名文章，公开地批判了“极左”思潮，揭露了林彪一类无政府主义骗子的丑恶嘴脸。但文章一出，立即遭到江青一伙的大兴问罪之师，他们肆意攻击这3篇文章是“大毒草”，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还在人民日报社内部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把攻击矛头对准周恩来。             11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11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带着质问的口气：“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4日，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其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整风中再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针对江青一伙的干扰，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但他仍然不懈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采取迂回的方式，在形式上作些让步。1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就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要更深入一步的时候，毛泽东却直接出面，要终止对极左思潮这个问题的批判，缘由起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12月5日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王若水在信中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随即在王若水的信上作批语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看起来，江青也很谨慎了。周恩来也批语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还是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这样，毛泽东就支持了江青一伙，而与周恩来的看法不同。本来，毛泽东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他在1967年9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所以，他禁止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最后错误的支持，而使江青一伙的错误意见得逞，周恩来等的正确意见遭到否定。纠“左”努力被迫中断的直接结果是：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江青等人的干扰之下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号召，实际上是发动全党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开展严正斗争，克服我党“左”的错误的动员令，是争取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浩劫的有力抗争。但是，由于批判“极左”思潮威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动摇了毛泽东“左”的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虽然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极左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
            从1973年开始，“两报一刊”基本上被江青一伙所控制。元旦《新年献词》只提抓好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不提反对极左思潮了。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泛滥，批林整风的正确方向被错误扭转，已经趋于稳定的政治形势又开始陷于动荡不安。以后几年里，周恩来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均遭到江青一伙越来越猖狂的反扑和破坏。中国政局这段时间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Quote: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1:45:26的发言：[BR]3、“清队”时，毛泽东要求“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实则冤狱遍地            "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全国范围发动的一场打击陷害干部和群众的错误的政治运动。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求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了"清理阶级队伍"。她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党内的，就是要清除叛徒、特务及犯了严重错误死不悔改的人"，"党外的，有什么国民党，什么会道门，如一贯道"，"对那些不老实的地、富、反、坏、右，也应该坚决处理。"
            196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指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此后，有些单位开始了这一工作。同年5月19日，毛泽东就《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作出批示，他说:"建议此件批发全国。"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转发，并就此发出了通知，还要求各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同年，毛泽东又把“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斗、批、改"的主要内容。1969年，《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再次强调:"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必须抓紧"。同时得到了中共党的九大肯定。之后，"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就逐渐有步骤、有领导地全面展开了。
            清理阶级队伍最初是从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直接控制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开始的。在这些单位的“清队”中，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安插帮派骨干分子，到这些单位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破坏党的骨干力量和社会主义法制，把审查对象当作敌人看待，强迫他们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搞隔离、批斗、"逼、供、信"，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工人和知识分子。据统计，清华大学在6000职工中，被立案审查的达1200多人，被定为敌我矛盾的178人，加上受批判、被冲击的2000人，人数竟占教职工总数的半数以上。清华大学被诬为在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十分严重的单位。比如，在98个系党总支正副书记和正副系主任中，被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类的就有95人。北京大学在1968年10月的一次"清队"中，就制造了一大批所谓"反革命"和"反革命小集团"。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由于所谓该厂历史复杂，在"清队"中16%以上的职工被列为审查对象。许多老工人、老劳模、老党员被打成"国民党"、"三青团"分子，200多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六厂二校"的经验被当作样板推向全国后，全国城乡各个单位掀起了"清队"的高潮。
            虽然毛泽东提出在“清队”中要注意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要求"过细地做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局性错误，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和派性作祟，严重混淆了敌我，使大批干部和群众受到迫害。一批在解放后积极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工作中很有成绩的同志，被诬蔑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背叛了反动阶级和反革命阵营，并在革命实践中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的同志，被错定为"历史反革命"、"特务分子"；许多历史上曾经被捕、被俘，经过党组织多次审查，早已作了正确结论的同志，又被重新审查定为"自首变节分子"、"叛徒"；许多由于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对林彪和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的同志被认为是"恶毒攻击"而定为"现行反革命"；有些仅仅因为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是有海外和港台关系，被看作是“社会关系复杂”而不被信任，没完没了地审查；有些青少年因父母被定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而被看作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另眼相待；甚至有的人仅只是因为不同意某个帮派的观点而被划作"阶级异已分子"。这些人中有些被关进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他们的亲属和亲友也受到株连。
            随着“清队”运动的不断深入，"清队"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1970年以后，"清队"的主要内容是"打击反革命"和清查"五·一六"。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同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国开展"一打三反"（即: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据统计，1970年2月至11月，共10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逮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由于当时还在贯彻执行《公安六条》、杀人权一度下放给省、市、自治区，而省、市、自治区有时量刑不准等原因，所以不少案件属于冤假错案。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六”，有的单位1/7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防止在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这个文件说"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操纵下"，毫无根据，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也与事实不符。这个文件主要的精神是扩大打击面，也是主观主义的。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毛泽东批示“照办”。《决定》说，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查同群众运动检查相结合，中央决定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立即开始进行工作。"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中央的有关文件（包括这个决定）从来没有说清楚什么人是"五·一六分子"、什么组织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却在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不可能不造成极严重的错误。这个决定指出"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防止"左"右"两种倾向，似乎是正确的，但是除了北京人数极少的小组织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并不存在，而这个决定规定了“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其结果只能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普遍地揪"五·一六分子"是完全错误的。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清查"五·一六"的工作才告结束。在整个运动中，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滥用专政手段，严重践踏法制，破坏民主原则，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
            Quote:
            以下是引用跳涧虎陈达在2005-8-27
            2:02:03的发言：[BR]3、周恩来坚决扼制“三个突破”，有效地堵住“一个窟窿”。张春桥叫嚷：“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            十年“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发动，到1971年下半年，已进行到一半，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混乱的状况，几近崩溃的边缘。到1971年底，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三个突破”的不利局面。即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相继而来的货币发行量也发生了突破。于是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经济不稳的局面，国民经济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但是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致使国家的大、中型企业管理混乱不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劳动纪律松驰。出勤率很低，工作时间少，并且工作质量更低；二是经济核算工作削弱。很多企业到车间一级根本不搞核算；三是非生产人员过多。多数企业非生产人员一般占企业职工总人数的2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26-30%；四是产品质量下降。1971年末至1972年初，据对8737种产品的检查，产品合格率平均只有45%。商品煤炭灰分竟高达23·8%。1971年，全国由于煤炭中含硫率太高，等于多运了2万个车皮的石头；五是事故大量增加。1971年7月，据对八个部的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和设备损坏的严重事故2000多起，死亡达2400多人。当时，在大多数企业中，用人无定员、劳动无定额、岗位无专责、效率无考核、质量无检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到1971年底，周恩来尽管抓了一些具体工作，但由于忙于批林整风这项主要任务，"三个突破"的问题还未能采取得力的措施加以解决。直至1972年初，“三个突破”有增无减，职工人数达5610万人，比上年又增加了292万人，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加38亿元，达340亿元；粮食销量达927亿斤，比上年增加43亿斤。当年除增加净进口粮食外，还挖了库存，人们又比喻成"一个窟窿"。
            针对“三个突破”加“一个窟窿”的问题，周恩来在1971年底至1972年初的全国计划会议上严肃指出了企业管理的这种混乱现状，同时提到了“三个突破”问题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他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消除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他警告大家注意，货币发行已到了最大警戒线
            ，"三个突破"和"一个窟窿"的问题也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
            周恩来明确指出："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清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
            会议根据周恩来的上述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在国务院有关领导人的主持下，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加强工业整顿，尤其是企业管理整顿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在企业管理方面，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7项制度，即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经济核算制度等；明确了企业要抓的7项重要指标，即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指标。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工业企业的混乱状况而写的，但其中也涉及了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纪要》由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上报中央，却被张春桥从中作梗而否定了，但它对实际工作却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精神，国务院从1972年起，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力图解决这一问题，措施主要有：首先，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加强基本建设的管理。1972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减少了8。7亿元，并适当调整了投资结构。农业投资增加了3·7亿元，重工业投资减少了21·4亿元。其次，加强了劳动工资制度的管理。1972年后，国家重申了劳动工资大权归中央所有，强调劳动工资要集中统一管理。1972年6月，国务院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下达职工计划的同时，必须要同时下达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要报给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交当地人民银行)凡是未经批准而擅自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付。再次，努力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对此，1972年商业部专门召开了粮食工作会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加以解决，一是高度重视农业，大力发展粮食生产；二是认真整顿城市粮食统销，压缩一切不合理的供应；三是严格控制工人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四是在丰收地区多购一点粮食，以丰补欠；五是核减农村不合理的销量，压缩民工过高的粮食补助。另外，对导致"三个突破"的宏观决策一一“四五”计划纲要
            (草案)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四五"计划奋斗目标比原来有所降低。 ， :
            1971年12月15日和1972年1月21日，周恩来两次批示要把质量问题放到议事日程来解决。他针对援外汽车质量不合格的问题作出批示，严肃指出质量这样下降，如何援外，如何备战？责成国家计委将一汽、二汽、重汽、南汽的汽车质量抓上去。
            1972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敞开对外引进先进技术的窗口。
            1972年4、5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严厉批评"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使不少企业开始逐渐恢复和加强了质量、技术管理机构，注意发挥专业机构的作用，加强了企业的质量管理。
            7月30日，周恩来批示加强气象工作。9月11日，他在一封信中提出要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10月14日，他在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时说，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0月间，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农村部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精神，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当时出现的"三个一百亿"的问题，即同历史上的较好水平比，工业利税少收了100多亿元，工业流动资金多占用了100多亿元，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100多亿元。会议批判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等谬论，明确提出了"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会议要求各地要切实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会议拟订的加强企业的整顿和管理，扭亏为盈的措施有：一、加强经济核算，搞好清产核资，健全财会、统计、定额管理、计量验收、原始记录等制度，加强成本管理等；二、通过整顿，确定企业的产品方向、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资金数额、原材料来源和协作关系，落实企业的生产计划，做到生产指标、物资指标、资金指标互相协调；三、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对亏损企业实行计划补贴、逐级负责、限期扭转的办法，不能亏多少补多少；四、严格财经纪律，对违反财经纪律和工作严重失职，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要给予党纪和行政处分，情节十分恶劣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次会议对加强企业经济核算、扭亏增盈工作起了推动作用。
            此外，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还对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作了较大的调整。1972年11月，国务院决定将分散在军队各部门领导的一些电子工业企业，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1973年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领导几个军工部门及军工厂的工作。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起草情况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整顿方针要写清楚。”
            目的是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这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和企业下放以后所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的困扰，当时不少企业对执行国家计划不重视，不严格，以至于随便冲击国家计划，任意中断协作关系。还有很多地方和企业无视国家规定，乱上项目，给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多问题。对此，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过于分散，以及企业缺少责任制、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现象时，提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是：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统一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凡是经过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必须严肃对待，认真执行，决不允许地方各行其是；二、基本建设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提高投资效果。要对现有项目逐个审查，分类排队。不允许地方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三、职工总数和工资总额的控制权属于中央，任何地区、部门都无权擅自增加企业、事业的劳动力，要服从中央和省、市、自治区的统一调度；四、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要严格区分，分口管理。不允许用银行贷款和企业流动资金搞基本建设。银行要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所有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规定交纳税款和利润，决不允许拖欠挪用；五、主要物资的分配调度权力，要集中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各生产建设单位要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任务，按合同组织生产和交货，不得附加条件，不准随意中断协作关系；六、所有企业都要有一个集中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要使企业有章可循，纪律严明。所有企业都必须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七、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中央已经下放的大中型企业，要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直辖市管理好，中央所属的由各个部门管理好，不能再层层下放。中央已下放企业的产品若需改变方向，必须要经过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批准方可落实。对地方"五小"企业也要认真加以整顿；八、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实行正常的考工晋级制度，并可在少数单位对计时工资制加奖励和计件工资进行试点；九、凡是违法乱纪的，一律按照党纪国法给予处分和制裁，不能姑息纵容。各级党委要依靠群众，抵制歪风邪气；十、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坚持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企业主要负责人如果不抓生产，对生产漠不关心，就是失职。文件草稿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时，28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很赞成，唯有上海市代表在张春桥操纵下，表示反对。张春桥在会议上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并迫使文件草稿收回，而没有正式下发。
            关于农村工作，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为此，周恩来努力纠正农村中的一些"左"倾政策。林彪事件后，"穷过渡"、"扩社并队"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比如，江西省农村的社队组织已并掉了一半，全省自留地有2/3被取消了。浙江省实行大队核算的单位，一度占全省大队总数的1/4以上。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限制多种经营，把发展多种经营当作"重副轻农"、"金钱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大肆批判。造成很多地方把果树砍了，鱼塘填了。当时全国农村普遍存在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分光吃净"，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重申了农村工作依然要按照《六十条》的有关规定进行。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求各地区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取群众乐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劳动计酬办法。文件强调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文件指出，各地应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增加积累，但也不要一下子积累过多，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在增加生产的同时使个人收入也相应有所增加。1973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周恩来又比较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在农村强行"扩社并队"，大搞"穷过渡"和"一平二调"、没收自留地、乱砍家庭副业的谬论和罪行，重申了现阶段党在农村的一些基本政策，对于刹住农村"穷过渡"的歪风，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还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随着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突破，对外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周恩来在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坚决排除极"左"思想的影响，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税成就，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971年10月，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了恢复。1972年2月，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期以来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敌对局面，打开了中断20年的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1972年9月，中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这些举世关注的外交成就，对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我国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对外贸易也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促成了我国在进口贸易中发生重大变化一一技术设备的引进由苏联转向了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以后，由于大肆批判"崇洋媚外"、"爬行主义"，不仅进口额连续几年下降，而且引进工作到1968年甚至被中断了。一直到1972年，才恢复了中断多年的成套设备和新技术的引进工作。1972年至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了一米七轧钢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这些项目的引进，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我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而且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周恩来主持下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整顿工作，尽管受到江青等人的反对、干扰和破坏，但由于坚持了整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并在实际工作中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左"倾错误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因此在1972年和1973年两年中，工业生产开始逐年上升，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出现好转。
            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落实和执行结果，使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其中农业增长8·4%，工业增长9·5%。在主要农产品中，粮、棉、麻、糖、烟的产量都是历史上最高的一年。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也普遍有所增长。财政收入809·7亿元，比上年增长5·6%，财政收支平衡。经济效益也有所改善。1973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3·3%，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问题也有了转变。
            经过上述措施的执行和两年的认真努力，虽然经济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三个突破"和"一个窟窿"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全民所有制职工人数增长速度降了下来。1973年粮食收购968亿斤，粮食销售956亿斤，基本做到了国内粮食收支平衡。能取得这样的经济成就，说明整顿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经济工作已出现了转机。
            但是，截止到1973年底，经济工作中依然存在着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部分地区重点煤矿没有完成生产计划，由于煤炭生产欠帐，使主要用煤单位库存下降。二是运输问题依然很紧张。由于郑州和济南两个铁路局的问题，影响了京广、津浦两大干线的畅通，影响了重点物资的运输。三是基本建设战线依然拉得过长，投资效果差。四是企业亏损还很严重，欠交利润较多，全年亏损金额达57·8亿元，企业欠交利润27·1亿元。面对这些问题，计划于1974年和1975年两年，通过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发挥现有企业潜力上，狠抓薄弱环节，缩短基本建设战线，有计划地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加强经济核算等措施来逐步加以解决，并在1973年经济已取得好的转机的形势下，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一个健康的新的发展。
            周恩来经过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和对国民经济近两年的调整、整顿，使全国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所以整顿的影响十分深远。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整顿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争的态度。第二，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经过这次整顿，周恩来已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事实上转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里。第三，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为邓小平领导１９７５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另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极“左”思潮的这种批判虽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它的确已经触及到了极"左"错误所造成的恶果和危害，初步澄清了一些是非，教育和启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于纠正"左倾错误；扭转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但这些正确意见，一直遭到江青集团的极力阻挠和反对，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和执行。随后而爆发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一次把刚有所转机的我国经济推向了灾难。             第四篇 不伦不类的“批林批孔”运动            林彪与孔夫子，一个是现代人，一个是古代人，原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威望，从1974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硬要把林彪与孔夫子联系在一起呢？这是因为在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住处查出了一些林彪抄录孔孟言论的笔记、卡片和条幅。据此，毛泽东认为林彪反动思想的渊源是孔孟之道，所以就把批林与批孔联系起来了。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一伙，之所以对“批林批孔”的兴趣极大，其别有用心的目的是以死人压活人，借“批林批孔”的口号，要批“现代的大儒”，把矛头直指周恩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
            1、毛泽东说：“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所以，他主张批林也要批孔。“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还要批“现代的大儒”
            ，矛头直指周恩来            饱览古今，学识渊博的毛泽东，喜欢借古喻今，联想极其丰富。一向反对封建礼教的毛泽东，对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孔子的印象不是很好。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时，毛泽东就说其根源是孔子的封建主义文化思想。1967年3月，毛泽东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孔孟之道。1968年10月，毛泽东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反孔与尊孔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是反孔，但又说：“这是古董，我不劝同志们研究这一套。”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之后，办案人员从林彪的卧室内发现悬挂着"克已复礼"的条幅。"克己复礼"一词正是出自孔子之口。《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答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若能做到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周礼)的原则，就是"仁"。一旦能做到"克己复礼"，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还将"克己复礼"的内容归纳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挝番话是孔子针对奴隶主贵族破坏周礼的言行而说的，目的在于维护和恢复周礼。不过，从这个字面意义上理解，林彪信奉"克己复礼"，确实暴露了他的篡党夺权之心，暴露了他盼望着天下的人都归顺他统治的野心。另外，从林立果私自成立的“联合舰队”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发现，林立果一伙把毛泽东骂为“现代的秦始皇”。对此，毛泽东当然特别愤慨。
            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在编录《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编者按中写道:"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1969年10月到1970年1月，在不到3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追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林彪与叶群互赠的条幅内容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
            林彪一伙折戟沉沙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反感更加强烈了。
            1973年春，毛泽东就批评郭沫若的尊孔态度。当时流传着毛泽东的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接着，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5月，党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党的十大作准备，毛泽东在会上谈到批林问题时，讲到过要批孔。毛泽东说，只注意生产，不注意上层建筑、路线，不对。要批判孔子。
            5月的一天，毛泽东送给江青一本郭沫若写的《十批判书》，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又讲到批孔问题，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这次谈话，毛泽东还批评周恩来主管外交部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
            8月5日，毛泽东将江青召去，给她念了一首诗，即毛泽东所作《读(封建论)一一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砒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接着，毛泽东又详细讲了一些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问题，说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主张中央集权制，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是前进的。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娟，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开倒车的。
            8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批发的广东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一一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日，江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写入。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后之所以反复谈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着眼点仍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留恋和主张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做法的倾向，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这是毛泽东当时最关心的问题。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然而，毛泽东这一系列关于评法批儒批孔的谈话，却被江青一伙利用，成为他们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尚方宝剑"。江青等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
            此后，《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法批儒批孔"的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这些文章主要有: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石仑:《论尊儒反法》；康立:《读(封建论)》；罗思鼎:《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一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等。
            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文章先批孔子尊崇周礼，再批相传制礼的周公，说他是旧奴隶制的"政治代表"。指桑骂槐地以批周公来影射周恩来。以后，批周公就成为"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一个常用武器。
            9月15日，上海市委写作组按照姚文元的旨意撰写的《论尊儒反法》，在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署名百仑。文章批判孔子"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在称赞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说"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裸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家"，从而使"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影射周恩来及被周解放、起用的大批老干部。
            "四人帮"为影射攻击周恩来，特别热衷于批判“宰相儒”。他们把历史上一些宰相都扣上当代才使用的种种罪名，以借古讽今，发泄其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的仇恨情绪。
            1973年，《红旗》杂志第11斯刊登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一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这篇文章是按照姚文元布置写的。起草了8个月，未达到要求。姚文元只好直接出面，指示罗思鼎要突出批吕不韦的"要害"，说吕是折衷主义，"要批折衷主义"。于是，文章就把吕不韦说成是"奴隶主贵族的代表"，说他当上了秦庄襄王的苯相，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但由于当时法家占统治地位，"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文章出笼后，江青大为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是批吕不韦一一吕是宰相"，一语泄露天机。姚文元也夸奖作者:"这篇文章比上一篇进了一步。"指的是石仑的文章对吕不韦是一带而过，而这篇文章批到了"要害"。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甚至重新提出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叶剑英，这个批评说明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人是不满意的，他不允许批极左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江青挖空心思批林批孔，目的是要批“周公”，为其篡党夺权扫清最大障碍。于会泳作为江青在文艺界的鹰犬，必定要冲锋陷阵。
      谢振华自1969年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精神，被周恩来称为“对稳定山西的局势起了很大作用”。同时，谢振华对陈永贵在大寨施行的一些错误政策不同意不支持，这样，就惹怒了“四人帮”。
      “四人帮”认定，谢振华就是周恩来在山西的代言人。所以，要攻击周恩来，就要先打倒谢振华；要打倒谢振华，《三上桃峰》可成为突破口；而批判《三上桃峰》的理由，就是它为刘少奇翻案。“四人帮”    的如意算盘不可谓不“妙”。
      2月6日，于会泳等人急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楼小会议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芦梦和贾克参加。会上，于会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声色俱厉地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芦梦和贾克立即回去向剧团全体人员宣布，传达中央文革的决定，并要负责保证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并再三宣称责任不在下边，还声称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体进北京开会。当时，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
      2月8日下午，于会泳等召集了在北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参加华北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部分成员100多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于会泳说：“这个戏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会后，还派人到山西代表团驻地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戏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完不了的！”并动员号召大家揭发。
      2月9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由中直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天，给《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状”。
      《三上桃峰》被宣布为大毒草后，在参加调演的各演出团的驻地西苑旅社的满院、满楼和饭厅里立即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始都是泛泛地批判，后来，贾克在延安鲁艺的老同学、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说：“我到山西时，在胡正同志的家里曾亲口对贾克说：‘文革’中北京早已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匹马》报道是歌颂王光美桃园经验、给刘少奇翻案的。贾克明明知道此事内幕，偏要带到北京演出。”此人的揭发使《三上桃峰》事件的性质变了，变成明知是为刘少奇翻案，还故意拿到北京来演出的现行反革命活动。这样，立即引起爆炸性的轰动，更引起“四人帮”一伙的重视，从无意变成故意了。在揭批中，有人又贴大字报揭发贾克曾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还揭发当时有人反对演《三上桃峰》，而贾克说：“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甚至说“是毒草也要演”。还有人揭发贾克鼓吹“这个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些具体揭发前后对照，更加“证实”了贾克的老同学的诬陷，使有意为刘少奇翻案进一步成为铁证。因此，北京展览馆批斗大会上揭批发言的调门越提越高了，罪名越来越大。
      在华北调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又说：“这出戏不是一般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遥相呼应。”调演结束后，各代表团都离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团在京继续深入揭发批判。
      2月28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新闻的同时，《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初澜名的《评晋剧〈三上桃峰〉》。发表前，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十一处，姚文元批道：“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还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此文一经发表，将《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国，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场揭批所谓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运动。国外也在报道此事。据后来统计，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共有32家报刊，包括《参考消息》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为刘少奇翻案。他们将《三上桃峰》分别定为：“炮制者”是贾克，谢振华是“批准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芦梦、李蒙。并将贾克作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批斗。在北京批斗十余次后，即转回山西。火车一进娘子关，沿途大小村庄及火车站都贴满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其实谢振华从来没有看过省晋剧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乡时看过县剧团移植的同名剧目，剧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是分管文教的书记，也只看过一次，确实说过：“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话。而李蒙和芦梦则是省文教组和省文化局的领导，也被牵连进去了。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山西及至全国各地在初澜的文章煽动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热潮，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剧团的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就连看过演出该剧的观众都要检讨，还有凡请过剧团演出该剧的经手人和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到处分。连他们的子女和亲戚都遭到批斗，甚至毒打，株连之广，在全国各类政治事件中是罕见的。
      　　1973年，曾在忻州地区文化部门工作过的赵云龙同志调到省创作室时，带来一篇他自己写的论文，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欠妥当”。当时，省里正在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他将已在忻州文化局打印好的论文，在会上散发，并要求在座谈会上讨论。贾克主持的座谈会，认为赵云龙的论点值得研讨，就向省委写了请示报告，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张平化书记书面批示：“作为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地展开理论争鸣”。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在一次有二十几位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人参加的会上，用半天时间专门研讨了赵云龙的论文，赵云龙在会上也做了发言。会后，只作为学术理论问题研讨，没做任何处理。不料，《三上桃峰》被定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大毒草时，“四人帮”认为赵云龙的这篇理论文章是《三上桃峰》的反革命理论基础。《三上桃峰》剧组回到太原，在贾克被隔离后，由省文化局革委会召集的一次专门批判赵云龙的批斗会上，有人引证“四人帮”无限上纲上线的话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江青的。”因为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说过：“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这样，赵云龙的论点就成为政治问题了。事后，赵云龙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赵云龙是《三上桃峰》政治事件中，由“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受害人。
   
       2、江青说：“我特意穿着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谢振华！” 周总理对陈永贵交待：你们对谢振华可以批判，但中央责成你负责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3月8日，江青在首都二七剧场看演出结束后，接见演员时歇斯底里地喊道：“我特意穿着军装来看戏，就是要炮轰谢振华！” p`YJ#jw@u 
      3月18日，王洪文为了呼应江青对谢振华的“炮轰”，特意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了山西省委常委赴京汇报会，打响了“狠批猛轰”谢振华的“战斗”。当时，到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邓小平、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倪志福等12人，加上王洪文和因事请假晚到的周恩来，一共是14人，可谓阵容庞大，规格很高。山西省也来了12位省委常委。大家都很清楚，汇报会其实就是批判会，头号靶子就是谢振华。
      果然，会议一开始，王洪文就让纪登奎先讲，而纪登奎则让“炮手”陈永贵先讲。陈永贵便“当仁不让”地讲了起来，他说：“大家感到谢振华和曹中南的检讨不深刻，山西12个同志来北京开会快一个月了，从目前看，只能到这个水平。再往深揭，揭不开。回去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揭他们的问题。其他问题，还要请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会议一开始，王洪文就让纪登奎先讲，而纪登奎则让陈永贵先讲。陈永贵便说：“大家感到谢振华和曹中南的检讨很不深刻，山西12个同志来北京开会快一个月了，从目前看，只能到这个水平。再往深揭，揭不开。回去以后还需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深揭他们的问题。其他问题，还要请中央领导同志给我们作指示。”
      陈永贵提到的曹中南，是谢振华的搭档，时任六十九军政委兼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曹中南是河北景县人，比谢振华年长两岁，1933年入党，1938年参加八路军，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在山西“支左”和工作期间，曹中南无论与谢振华搭班子，还是在谢振华领导下，都认真配合谢振华的工作，两人关系也很融洽。对此，陈永贵看不惯。所以，批谢振华就要捎带上批曹中南。
      陈永贵说完以后，王洪文马上接着说：“你谢振华不批林，不批孔，却批什么极左思潮，你支持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谁指使你干的？谁是你的总后台？你要交待清楚。”
      谢振华立即顶了一句：“我没有后台。”
      王洪文企图以党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压谢振华就范，没想到谢振华不买他的账，大出他的意料，又狠狠地说：“你谢振华顽固到底，决没有出路。”      
      江青马上为王洪文打接应说：“我为什么‘炮轰’你，就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
      谢振华以不卑不亢的口吻回答：“我没有为他翻案，也不可能。”  
      江青见抓不着把柄，又转开话题问：“你是哪一年到山西的？
      谢振华回答：“是1967年初。”
      江青追问：“晋东南事件时，你在吗？”
      谢振华正面回答：“在。”
      江青以为抓着谢振华支一派，压一派，搞派性斗争的事实了。其实只是营救了劳动模范李顺达，谢振华指挥的部队没有卷入任何一派的争斗。
      江青说：“你还是镇压群众了，你要把来龙去脉根源挖一挖，说清楚。听说你还和陈伯达有过华北之行。”
      陈伯达当时是党的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他奉中央之命到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考察，作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谢振华，出面接待、陪同，纯粹是因工作关系，与陈没有一点什么个人的接触。后来，陈伯达私欲膨胀，反党反毛主席，成为人民的罪人。现在，“四人帮”想整倒谢振华，就千方百计把他与人民的罪人联系在一起。
      在江青的连续逼问下，谢振华仍不慌不忙地回答：“我只和他到内蒙古参加了华北协作会议。” 
      江青仍不罢休，还问：“我看到一个材料讲，演革命样板戏时，你说请我去，我也不去！”
      谢振华回答，“我没有这样说。”
      江青则说：“人家要革命的，你不叫人家革命。你是反攻倒算。”
      谢振华一句句反击：“我没有不让演《龙江颂》。”
      王洪文又追问：“你不学大寨路线，你学什么？ 
      谢振华回答：“大寨人很勤劳。我们学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好精神。”
      而后，王洪文又连续批谢振华的检讨过不了关。
      江青见邓小平一直在闷头抽烟不说话，用沉默来抵制他们卑鄙的所作所为，用沉默来支持谢振华，心中又陡生怒火，便又提起《三上桃峰》翻案的事，借机指桑骂槐，对着邓小平的脸说：
      “我看你谢振华也未必有这个胆量敢翻案，背后是有人支持你这样干的。你如果把后台交待出来，就算你立了功，我保证对你宽大处理。”
      面对江青的逼供、诱供，谢振华再次回答说：“《三上桃峰》这出戏是根据中央文化部核心小组的意见调到北京汇演的，根本没有什么后台！”
      江青的目的是想从谢振华口中说出自己的后台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但谢振华决不上当。何况他也没有后台，只是认真执行周总理和邓副总理的指示而已。这也是他应该做的。
      江青又接过话来说：“我想起一件事，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我到过谢振华那个组，他当时给了我一本《星火燎原》。这是毛主席批判林彪的一封信。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的油印本子。我交给了汪东兴。通过这个事情可以说你是知道林彪的，至于以后你是真批林还是假批林，我就不了解了。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1938年在延安马列学院时，你和我是同学，你还是我们学员队的大队长，那时你可真是凶得很哪！”
      江青这么一说，谢振华对许多事情恍然大悟。那时，江青刚从俗称“十里洋场”  的上海来到延安不久，成天穿着奇装异服、浓妆艳抹不说，组织纪律性也差。为这，谢振华在小组生活会上对江青进行过善意的批评帮助。想不到，事隔三十多年了，她还记着这笔老账。
      谢振华纠正江青的说法：“我们是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那时还与你是一个小组的。我不是大队长，是小组长。”
      江青又问：“在五台山给林彪修行宫的事，你不知道吗？”
      谢振华说：“我开始不知道。‘9．13’之后才知道，去年北京军区组织去看了一次。” 
      江青再问：“你不知道，那谁去修的？”
      谢振华回答：“那是总参直接下达的绝密工程，没有通知我们。”
      不等谢振华说话，江青又喊道：“你不要在那里顽抗，人家说你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挑动群众斗群众，还镇压造反派。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你知道吗？你的错误已经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哟！”
      老奸巨猾的张春桥也很快接上去说：“你们山西省委的报告说，你们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不赞成这句话。你谢振华是很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路线，用资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
      实在被逼得无可奈何了，谢振华只好说：“我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张春桥又恶狠狠地说：“《三上桃峰》流毒全国，贻害百姓。” 
      接着，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纪登奎等又说谢振华支一派压一派。
      这时，周恩来总理已来到会场一会儿了。看到会场上那不正常的气氛，周总理思虑万千，不安地在旁边走来走去。 "
      江青一伙只当没看见周总理，既不请他坐下，也不请他讲话。过了一会儿，周总理在旁边一个椅子上坐下了。到会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大多一声不吭，唱主角的始终是江青一伙。
      王洪文摆出了会议主持者的架势，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回山西后，要认真接受群众的批评，接受造反派的批评。” 
      谢振华赌气说：“好，批评什么我都接受。”
      听谢振华这么说，一直不出声的周总理严肃地说：“是你的，你就接受，不是你的，你也接受，怎么行呢？”
      江青一听，气急败坏地嚷道：“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讨，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成光杆司令。”并对陈永贵说：“回山西后由你主持对谢振华继续进行批判。”
      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周恩来满腔愤懑。“四人帮”对谢振华“审讯”式的批判将要结束时，周总理对陈永贵交待：“回山西后你们对谢振华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你负责保证。”
      这时，时间已到19日凌晨零点一刻，至此，长达3 个小时又45分钟的批判会才告结束。
      陈永贵表面上对周总理唯唯诺诺，但仍在背后搞小动作。他向支持他的造反派透露了谢振华要回太原的消息。造反派们闻风而动，准备在太原火车站组织上万人揪斗谢振华，高帽也做了好几顶。
      周总理对形势洞若观火，为了以防万一，派飞机送山西省委常委们回到了太原。
      造反派们在火车站的预谋最终没能得逞。陈永贵痛惜失去了一次整治谢振华的好机会，但仍对参见他的造反派头头交待：“对谢振华要像水缸里的葫芦，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来。”
   
       3、在批判谢振华的省委扩大会上，陈永贵称：要敢于“刺刀见红”。毛泽东在谢振华的汇报信上批示：到此为止      1974年3月下旬，谢振华回到山西后，实际上就已经有职无权，被罢了官。陈永贵坐镇主持，王谦极力协助，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了全省县团级以上干部和两大派头头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与会者达1760余人。太原市各个宾馆、招待所都住满了。所谓扩大会议，是陈永贵违犯党的原则，让“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既不是干部，又不是党员的造反派参加当打手的会议。按他们的话说是“拼刺刀”大会，要敢于“刺刀见红”。会议主要议题是批判谢振华，并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谢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后台是谁？三、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当追问到第三个问题，即所谓整陈永贵的黑材料时，造反派们对谢振华大喊：你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陈永贵也认为这一手可能对他有利。当时有个造反派头头向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点名让阳泉“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作交代：阳泉是怎样整陈永贵黑材料的？周问大会主席：“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主席团无人回答可否。周云涛便说道：“我一没搜集，二没有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
      周云涛接着把陈永贵当日伪军情报员的事说了出来。周云涛的话还没讲完，陈永贵作茧自缚脸色大变。担任会议秘书长的王谦一看，揭了陈永贵的老底，便只好喊周云涛不要再往下讲了。
      那些造反派们也傻了眼，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这哪是什么整黑材料？明明是谢振华按照组织原则为他陈永贵保守秘密，他却倒打一耙。王谦好长一段时间才回味过来，说一声散会。当日的批斗会草草收场不了了之。
      关于“整陈永贵的黑材料”问题，可以回溯到1968年初秋。
      当时，六十九军在负责山西的清队整党工作，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事情的起因是山西省“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多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队员的历史问题。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不能伤害一个好同志，但也不能有一丝疏漏。”
      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其他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由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一些线索。李观海是大寨公社武家坪人，1955年镇反时，他交代过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王久荣的档案材料。从中也发现王久荣的供认记录。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的王久荣也供认自己参加了日寇在当地的特务组织“兴亚会”的事实，并交代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的刘旭等人又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归顺释放”后当了日寇情报员，是“兴亚反共救国会”（简称为“兴亚会”）昔阳分会的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人对给日本人做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被叫做“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由共产党员担任村长的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他说：“当时日本人来了，总要有人出面，别人不敢，他胆大，他当了伪村长，参加了‘兴亚会’，可能为日本人提供的真假情报都有，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事，我看可以原谅。”后来，陈永贵终于保住了性命。
      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六十九军党委汇报。这时，党的九大要准备召开，中央指定山西“支左”领导小组负责审查出席九大的山西代表资格，谢振华为审查小组负责人。
      陈永贵得知此决定后，立即主动找谢振华交待自己的这段历史问题。谢振华与陈永贵的谈话地点在太原市迎泽宾馆第六层。 kwuo|eV` 
      陈永贵显得表情沉重地说：“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
      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问陈永贵：“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
      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驻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等待，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
      随即，谢振华召开六十九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
      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北京出席全国军工会议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指示说：“六十九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复印件可报中央。”
      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12月，六十九军正式以军党委的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请北京军区党委转呈党中央。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时，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汇报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九大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谢振华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同意报请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西沟的劳动模范李顺达和阳泉矿的劳动模范王体、大同矿的技术干部韩英分别作为山西的农民和工人代表出席党的九大。接下来，陈永贵、李顺达当选中央委员，王体、韩英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来，山西省也把他们四人选入了省委领导班子。
      从以上情况看出，谢振华对陈永贵还是很客观公正的，并没有打击或排挤他。
      对谢振华的批斗大会原定要开三个月。因为三个主要问题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在乱放空炮，广大干部纷纷自动退出会场，造反派也没了劲头，实际上就无法进行了。人们不是上街，就是坐在房里打扑克或者“吹牛”，而到了开饭时间，到会上来吃饭的人却特别多，因为只需交四角钱就能吃上一天三顿好饭，这就出现了开会人少，吃饭人多的现象，最多的时候，一天吃饭的人达到四五千。可见人们对陈永贵的整人运动是采取一种嘲弄的方式。
      陈永贵搞不出什么名堂，有时他回大寨，会议就自然休息。谢振华于5月31日向毛泽东写信，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及他被诬陷挨批斗的原委，也做了些违心的检查。
      毛泽东对党的干部历来是爱护的，尤其对一些有能力有成绩的干部更是如此。他知道谢振华能把山西省这个武斗升级派性成风，在全国很出名的省搞成这个样子，已属非常不易，若没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决不会把这个矛盾焦点突出的省搞好的。另外，允许人犯错误，同时，允许人改正错误。所以，毛泽东在谢振华写的信上亲笔批了四个大字：“到此为止”。并将他的批示转给了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接中央办公厅通知，山西省委常委再次被召到北京开会。在政治局委员接见时，李先念对谢振华说：“你给毛主席的报告，主席已批阅了，如果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批判你的问题就此了结。”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谢振华才得以避免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否则，“四人帮”和陈永贵一伙肯定要将他关进监狱，并殃及家属子女。
      1975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文字命令免去谢振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由王谦接任上述职务。
  
       4、《三上桃峰》平反了，谢振华问题却一拖再拖。有人拿着“十一条”到处打棍子、戴帽子。“反大寨就是反陈永贵，反陈永贵就是反毛主席树的大寨红旗。”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7月5日，随着全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中共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中共中央批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并发出文件宣布：当时“四人帮”围剿《三上桃峰》的种种罪名纯属诬蔑、捏造，中央认为《三上桃峰》事件应予平反，由此蒙受冤屈的演出团体和有关人员应予平反和昭雪。
      1978年9月中旬，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庆祝活动后，回国途经沈阳时，对沈阳军区进行了视察。军区党委指定由李德生司令员和谢振华向邓小平汇报战备情况。
      会议开始前，邓小平与谢振华热情叙谈。其中又谈到“四人帮”借《三上桃峰》对谢振华进行批判的事，邓小平说：“江青的妖炮猛轰你，幸亏你顶住了他们的‘狂轰滥炸’！”
      谢振华百感交集地回答道：“当时你和总理的处境也很难，他们是以整我为名来给你们施压。”
      邓小平说：“这也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谢振华连连点头。邓小平又问谢振华：“中央已给你们因《三上桃峰》事件受迫害的同志平反了，你个人也彻底平反了吗？” s 
      谢振华怅然回答：“我给山西省委写了不少申诉信，均未有结果。我也向中央写信报告过情况。”
      此时，陈永贵仍是国务院副总理，王谦已接替谢振华任山西省委的第一书记。在他们的操纵下，中共山西省委违背党中央关于在全国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部署和清查范围，继续大抓所谓的谢振华帮派体系。在省委抓了两名常委为首的帮派体系。这两位常委一位是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工业劳动模范王体，另一位是十届中央委员、全国闻名的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省委组织部58名干部中有15名主要领导被列为清查对象。各厅、局和地区也依照省委的做法抓各自的帮派体系。太原市抓了市委书记张华庭等四位市级领导。省公安厅抓了正、副厅长。许多县和基层单位也都照此办理，大抓帮派体系。谢振华和山西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仍然遭受不白之冤。
      山西向中央写的关于为《三上桃峰》平反的请示报告中不仅不为谢振华等人平反，反而说“推倒对《三上桃峰》的诬蔑不实之词并不影响谢振华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其错误的严重性。”
      1978年3月，山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正式工作报告中，仍然坚持执行1974年3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人接见山西省委负责人时发表的一个所谓《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简称十一条）为谢振华罗织的种种“罪名”。
      强加给谢振华的这种种莫须有“罪名”，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省领导人仍然在使用。山西许多干部、群众对此愤愤不平：“粉碎‘四人帮’都两年多了，还拿着‘十一条’到处打棍子、戴帽子，与中央拨乱反正的精神根本不符。”
      山西省领导人认为，“十一条”不完全是“四人帮”一伙搞的，而且也包含当时参加会议的其他10位中央领导的意见，既有周恩来、邓小平，又有华国锋，还有倪志福。但在实际上，“十一条”就是以“四人帮”为主搞的，他们根本不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商量，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等也根本不知情。
      当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五人负责解决山西问题，但是一切都是“四人帮”说了算，最后由江青拍板定基调搞出了“十一条”。纪登奎不会为谢振华说好话，陈永贵更是落井下石。
      纪登奎说六十九军“支左”办公室是“林彪的党办”、“特务机关”，“凌驾于省委之上”，是“枪指挥党”；“整陈永贵的黑材料”，“镇压群众”，“搞法西斯专政”。在制造这个冤案的过程中，王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捏造了办公室的许多罪名，如对他“盯梢”、“整动态”、“搞情报”等等。所有这些“罪名”，在当时影响甚广。“支左”办公室的人曾受其害。
      其实，早在党的十大之后，“四人帮”及纪登奎、陈永贵就开始制造舆论，说“山西有问题”。1973年冬，王洪文、纪登奎专门将王谦调京谈话。王谦回山西后，矛头对准谢振华、曹中南的大字报就开始贴上街头。到1974年春，“四人帮”终于借助《三上桃峰》事件，在山西掀起了“批谢、曹错误路线”的浪潮。
      听完谢振华的陈述，邓小平若有所思道：“看来极左思潮的精神枷锁仍然没有彻底打破。” ]ElVg};u" 
      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两个凡是”的思想和个人崇拜仍然有市场。但党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声越来越高。
      1977年11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决定：在《三上桃峰》事件中受牵连的赵云龙同志是被“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迫害致死，给予平反，并举行了赵云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当时，中央文化部已经专门成立了审查“初澜”写作班子的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党中央批发了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
      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四千余人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还宣读了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纯属诬陷捏造，据后来查清的事实是：《一匹马》通讯所歌颂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和大刘庄两个大队发生的故事，与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大队毫无关系，就因为剧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园》，桃园是王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四人帮”就抓住桃园两字，栽赃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义的人们都蒙在鼓里，谁又能想到是一场大阴谋呢！
      《三上桃峰》事件于1974年初，在北京被揭批，至1978年秋，党中央和山西省委给平反，近五年的时间。 5j^gubmARy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全会突破了原来只谈经济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会议中，邓小平、陈云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解放思想，克服思想僵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全会公报指出：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继续完成前任部长胡耀邦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的工作。一是抓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部署和督促，通过调查研究，制定政策，加强指导；二是加紧直接复查平反副省长、中央副部长以上领导干部的重大冤假错案，特别是集中力量复查平反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三办的案件。
      宋任穷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按照“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的原则，继续抓紧干部的政策落实。
      一顶“反大寨”的帽子压了谢振华六七年，直至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以后，这顶大帽子还没有完全从谢振华头上摘掉，其根本原因在于王谦抓住那套极左的东西不放。按王谦的说法，反大寨就是反陈永贵，反陈永贵就是反毛主席树的大寨红旗。
      谢振华去大寨实事求是宣传中央的指示，说大寨先公后私，不能说是大公无私，这就得罪了陈永贵。
      谢振华曾在宣扬大寨的先公后私精神时举例：“大寨有个羊倌，其爱人临产生孩子，当天正赶上生产队母羊也下羊羔，羊倌先照顾母羊生下羊羔后，才回家照顾自己的爱人。”其本意完全是赞扬大寨人先公后私的精神。可是，陈永贵却反过来说，谢振华反大寨。按陈永贵的说法，大寨是大公无私的而不是先公后私，并挑动群众给谢振华在太原大街上贴大字报。此事传到北京，周总理得知了，外国记者也知道了。周总理为了维护中央的精神，对外国记者韩丁说，谢振华同志闯了一个“乱子”，当然，先公后私这句话不是谢振华的发明，这是中央的说法。
      当时农村的社队体制，中央政策有明文规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在“四人帮”的鼓动下，掀起了一股批“唯生产力论”的高潮，他们用大寨这个典型开路，在全省农村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没收农民的自留地，强行取消农村集市贸易，强行合并自然村，搞几个村的大队核算，推广大寨的公社核算单位的经验。还在更大的范围内推行大寨实行的政治工分，这套极左政策已经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9年底，根据党中央提出的“拨乱反正、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中共晋中地委通知，免去陈永贵的昔阳县委书记职务，由刘树岗接任书记。从此揭开了陈永贵掌握昔阳县领导权13年中弄虚作假的盖子，仅粮食一项从1967—1979年虚报产量 2．6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
      刘树岗任昔阳县委书记后，根据中央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指示精神，对在“文化大革命”和学大寨运动中，因为不学大寨，贩卖牧畜、粮食等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对骂了几句、说了几句不满的话而被判刑的老百姓释放出狱。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起。
      对于谢振华的彻底平反问题，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及时将谢振华的申诉批转中央有关部门。
      1980年4月25日，新华通讯社在《国内动态清样（附页）》中，对“十一条”主要内容作了叙述，并纠正其错误和不实之词。 
      《国内动态清样》中说：“十一条”这个材料列举谢振华同志的主要错误，一共有七条：
      “第一条说：谢振华同志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在一段时间内，跟着陈伯达乱跑乱说，走错了路线。根据当时中央政治局接见山西省委负责同志时的讲话和谢振华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主要是指两件事：一是1970年陈伯达窜来山西，谢振华同志当时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曾陪他从太原到大同，然后又到了内蒙古，走了一段路。但是，在1974年省委扩大会议上揭批谢振华同志的错误时，始终没有找到他和陈伯达之间有过什么阴谋活动的事实根据。当时会上反映，陈伯达到太原时，谢振华同志和山西省委并未在车站组织盛大欢迎，陈伯达为此还很不高兴，这和陈伯达到内蒙古时曾受到夹道欢迎的情况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二是1970年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谢振华同志曾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决议（是经纪登奎修改定稿的），送给陈伯达看了，陈在决议上作了一些修改”。“在扩大会议上揭发这件事时，始终也没有发现谢振华同志在这方面和陈伯达搞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活动”。“后来把谢振华同志上纲到跟着陈伯达‘走错了路线’，显然是牵强附会。”
      “谢振华同志的第二条错误，按‘十一条’的说法是：‘在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运动中，先后犯过不批陈，不批林，不批孔，批极左，批个性，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的错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了斗争的方向。’这一条，特别是批极左这一条，现在看来，不仅不算错误，而且是正确的。谢振华同志主持山西省委工作时，确实在1972年到1973年期间，根据周总理指示的精神，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批极左的活动，只是在后来‘四人帮’不准批‘左’只准批右的阻挠破坏下，山西的批极左才停顿了下来。”
      “‘十一条’列举的谢振华同志的错误，还有一条是‘抵制和干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这一条也没有多少有力的根据。谢振华同志在检查中谈到关于阻碍农业学大寨运动发展的所谓错误时曾说，他抓学大寨是反‘就生产抓生产’，‘客观上助长了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对‘反大寨的言论，没有严肃地去纠正’。不难看出，当时强加给谢振华同志的这一条罪名，是经不起检验的。其实，谢振华同志所谓‘反大寨’罪名的真实含义，主要还是他曾经得罪过陈永贵，即整过所谓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的问题。其实，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根本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谢振华同志按组织原则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
      “谢振华同志的另一条错误，按‘十一条’的说法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这一条现在也完全不能成立。”
      “‘十一条’中列举谢振华同志的错误，另外还有三条：一条是说：拉山头，搞分裂，破坏了党、军队和群众的团结……另一条是说：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些地区造成了扩大化的错误……还有一条是说：搞一言堂，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但‘十一条’中这几句话，也是说得过重的。”
      “总之，1974年批判谢振华同志的错误，批判本身就出了偏差，以后这些年又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四五年了，还动不动就是‘揭与捂的斗争’。谢振华的账没完没了地算，拿着‘十一条’的棍子到处打……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谢振华同志以及曹中南同志本人的历史功过是非得不到澄清，而且山西还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被扣上的所谓谢振华的‘黑爪牙’、‘黑干将’、‘帮派势力’、‘亲信’、‘红人’等等或其他变相的种种罪名洗刷不掉，长期背着沉重的包袱。这对于山西的形势和工作将是个很大的隐患，对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极为不利。”
      《国内动态清样》最后指出：谢振华所谓“反大寨”罪名的真实含义，主要是他在山西工作期间，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应当说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而“四人帮”却给他强加了一顶“反大寨红旗”的帽子，对他进行批判，是极不公正的。
    
       5、邓小平亲自批转谢振华的申诉材料。中共中央批复：“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陈永贵的错误都已经披露出来了，而仍在台上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却继续抓着谢振华“反大寨”的“罪名”不放，没有丝毫的积极态度落实中央的精神，实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邓小平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对山西问题十分关心，及时将谢振华的申诉批转山西省委。中央组织部也向山西省委发出了复议谢振华问题的通知。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山西任职前，邓小平找霍士廉谈话时曾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责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先后还派出了以毛择、刘家栋为负责人的两个工作组，协助霍士廉、罗贵波正确解决谢振华的彻底平反问题。
      但是，王谦不珍惜中央在他离任前给他妥善处理好谢振华冤案的机会，仍然执迷不悟，对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工作组设障阻挠。
      1980年6月11日，中纪委赴山西调查小组到达太原，并于当日先后向省纪委副书记赵维基、省委书记兼省纪委书记朱卫华说明来意，都明确谈到，调查组是奉中纪委指示来山西的，任务之一就是调查、了解关于谢振华的案件。9天后，6月20日，中央组织部给山西省委发来复议谢振华问题的通知。6月27日调查组了解到次日山西省委将复议谢振华的申诉时，当即请省纪委询问省委，调查组可否列席？省纪委回答说，省委办公厅办公室主任甘丁顺已回复：常委准备自己先做讨论。以此拒绝了调查组的正当要求。随后，调查组又请省纪委直接询问朱卫华，答说朱已回复：因常委会要讨论几个问题，谢、曹问题不一定讨论得上。又一次被拒绝。
      其实，中纪委赴山西调查小组为解决谢振华案件曾在北京、沈阳等地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研究，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同谢振华本人谈了话。到太原后，又向有关方面了解情况，6月23日还向省委书记王庭栋、省委常委王文章作了调查。但因山西省委复议谢振华案件的会议未让调查组列席参加，写复议报告时也未征求调查组的意见，调查组没有机会向山西省委汇报调查的情况以及对处理此案的意见，所以，调查组不得不经过自身认真努力的调查，于 7月 17日向中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写了紧急报告。报告中说：
      “一、我们认为谢振华、曹中南一案是个错案，谢振华同志没有‘走错了路线’，更不是‘路线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按构成谢振华错案的全部依据，就是所谓‘十一条’中列举的七条错误。其中‘跟着陈伯达走错了路线，批极左，抵制、干扰学大寨，搞《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等四条是主要的。现已查明，这四条中的首末两条纯属捏造，中间两条所指的事实，不但构不成错误，而且是正确的，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谢振华同志的其他三条错误，前两条属于部队支左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按华国锋同志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总的责任由中央承担，不追究个人责任。后一条属于工作作风问题，不能成为立案依据。因此，我们认为，谢振华同志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深刻认识，吸取教训，但不应影响为谢振华错案的平反。特别是构成谢案的四条主要错误，大多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并有纪登奎参与直接罗织的；批谢时，江青是穿着军装，亲自上阵，大喊大叫‘炮轰谢振华’的；领导批谢和立案的‘中央解决山西问题五人小组’成员又是王洪文、张春桥，还有纪登奎、陈锡联、陈永贵。因此，谢振华同志当时所以受到诬陷，是‘四人帮’直接插手和操纵的结果。山西省委报告中所说的受到了‘四人帮’的干扰，是不符合实际的。”
      “二、山西省委应毫不含糊地为谢振华同志摘掉‘路线错误’的帽子。……1979年5月31日，山西省委在给中央组织部并报党中央的《关于谢振华同志申诉问题的报告》中，除仍重述‘为《三上桃峰》平反并不影响他的错误性质及其错误的严重性’的观点外，又提出谢振华同志的其他错误‘是否应该全部平反，请中央考虑决定，我们不好直接答复谢振华同志本人’，此似委婉地表示了省委无意为谢摘除‘路线错误’的帽子。而在1974年批谢振华时，李先念副总理就不赞成说谢振华是路线错误。”
      “三、在为谢、曹平反的同时，必须强调因谢、曹错案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以及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都应一律平反。这是我们在山西听到的一个普遍呼声。我们认为这一呼声是合理的，正当的。但这个问题在省委的复议报告中只字未提。据了解，在山西，因谢、曹错案而受到株连的人，数量很大。把这批人从冤假错案中解放出来，团结一致搞四化，比为谢、曹二人平反更为重要。受谢、曹错案牵连的人数之所以很多，是因为1974年谢、曹错案形成之后，山西一直以肃清谢、曹路线的错误流毒和贯彻‘十一条’为口实。王谦在1978年3月下旬代表省委在山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山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是‘对省委前主要负责人谢振华的错误是揭呢？还是捂呢？是坚持贯彻执行‘十一条’呢？还是反对和干扰落实‘十一条’呢？这种指导思想必然会使大批无辜受到谢、曹错案的株连而遭到迫害。”
      “四、为谢、曹平反的工作绝不能草率从事。为了做好谢、曹平反的工作，省委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特别要做好各级领导于部的思想工作。要教育干部实事求是地纠正因谢、曹错案受株连的人彻底平反，决不允许顶住不办。要做好平反后的工作安排等各项善后工作……”
      1980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群众工作部编印的特刊第八期《对山西省清查和善后工作的一些看法》中指出： \Hx/}^ QV 
      “山西省领导清查的同志认为‘运动是正确的、健康的。稳妥的’，‘是根据中央政策办的’。但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扩大化’了，有些地方甚至存在‘倒清查’。”
      “一、严重地扩大化，伤害了许多人。全省究竟清查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确实数字。据省清查办公室负责人讲：全省可能达到3万人。而据一些干部估计，仅晋东南地区被清查的就达1万人。太原铁路局一个系统也有1万人。太原市被清查和强令‘三大讲’的达1万余人；北城一个区，有干部700人，被清查的就占226人。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无辜受到清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和李秉壁，刘胡兰烈士的母亲胡文秀等等也都被清查了。这些人被大会批、小会斗，不少人被关两三年之久。还有不少人被撤职、免职、停发工资。虽现已证明这些人绝大多数无问题，但单位领导还坚持说‘清查是应该的，正确的’，‘不清查怎知你无问题’等。”
      “二、违法乱纪刑讯逼供，甚至打死打残。不少单位确定审查对象，是先定性，后找材料；先关进‘学习班’，后逼供。为了使被审查者承认‘有罪’，便采取各种刑罚，如跪石子、跪砖头、跪三角铁。压杠子、火柱烫、烟头烧、皮鞭抽打，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仅铁路系统被打死逼死的就有十多人。”
      “三、有的单位领导人品质恶劣，派性严重，借清查之机，打击报复…·”
      “四、当年紧跟‘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的人，却受到保护，甚至成了清查工作的领导人……”
      “为何如此颠倒呢？主要原因是：
      “一、背离了中央规定的清查标准，自行一套。很多地区和单位把对大寨、对陈永贵和王谦同志的态度作为清查的标准。运城地区搞了6条，阳泉市搞了8条20项。全省因所谓‘反大寨’被清查者不知有多少，在山西成为一个‘谈虎色变’的问题。因所谓反王谦而被清查的也不计其数。例如
      1974年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王谦落选，那些未投王谦票的人，不但当时就受到打击，在这次清查中，还重复王洪文讲的‘共产党员不选共产党，是一个奇闻’的澜言，对他们大都进行了清查。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因所谓未给王谦发‘慰问电’，也成了清查他的一条‘罪状’。”
      “二、搞派性，把‘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和所谓谢振华‘帮派体系’混为一谈……”
      “三、把工作中的意见视为篡党夺权。1976年9月，王谦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会上，省委有几名常委在会上提了不少意见。会议结束时，王谦说：‘会是开得好的。去年一年，常委是团结的。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受到邓小平的干扰破坏，出了些问题，根子在邓小平身上。……我这个人很厉害，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还能正确对待，同志们对我提的意见我很感激。’但揭批‘四人帮’时，王谦一反常态，把这些人定为‘四人帮’伸向山西的‘黑手’，说这些人是从省委内部‘发难’，阴谋‘篡党夺权’。于是在山西，凡是给省、市或本单位领导贴过大字报或提过意见的，一律被认为是‘篡党夺权’，无一例外的都受到清查。”
      “四、根据中央规定，清查‘四人帮’的时间应以四届人大召开前后为准，但山西却着重在1976年七、八、九三个月。因为1974年谢振华下台，是江青、王洪文以及纪登奎、陈永贵造成的。如果按中央规定就会查到他们身上。王谦在这一时期完全按照‘四人帮’的腔调，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却比这些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王谦在杏花岭召开7万人的动员大会，声讨邓小平，以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邓小平是‘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中国的纳吉’。点名攻击谩骂几十次，还带头游行；组织百万人收听‘批判三株大毒草广播大会’；张铁生在大寨、太原、文水三地大肆放毒，是王谦同意的；还组织民兵两万人大游行反对邓小平。这在全国是独此一家，连上海和辽宁也未这样干。再如各地市普遍召开‘理论讨论会’，并在各个口组织宣讲团、出版黑书等，王谦都是批准者，这都不算问题，但别人给王谦提个意见，就算参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因此，在山西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执行‘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无罪，骂邓小平无罪，而反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有罪，给王谦或本单位领导同志提些意见就有罪。这是很不公平的。”
      “五、提出的‘划大线、切西瓜’的口号，在清查工作中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它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查清，而是‘一开两半’，一下子就把成千上万的人划了出去……”
      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同意华国锋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同时，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解除了陈永贵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1980年9月，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记者联合组成调查组，在大寨、昔阳县等地采访40多天，对10多年无人敢摸，无人敢讲的大寨和学大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调查，分专题写出了10多万字的内部报道，其中主要题目有《大寨走向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造反起家，帮派掌权》、《从帮派掌权到家庭统治》等。这些材料真实系统地揭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昔阳和学大寨运动中的问题。记者张广友在他的《学大寨中吸取教训》一文中写道：陈永贵当上一个10亿人口国家的副总理，主管8亿农民，这本身就是悲剧，无论对陈永贵还是老百姓。然而，陈永贵高高在上时，却无人敢讲。摘了他的“乌纱帽”后，揭发大寨问题，披露大寨真相的信件纷至沓来。“四人帮”利用大寨这个典型篡党夺权，陈永贵依靠“四人帮”造反夺权，在农村抓阶级斗争，抓所谓资本主义当权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等一套“左”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政治斗争，因而走向了反面。
      1980年9月初，中央也已决定由霍士廉同志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邓小平在霍士廉赴任前找他谈话时说：“谢振华对‘四人帮’不‘感冒’，他执行的是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比较恨他，所以‘四人帮’支持陈永贵和王谦夺他的权。你到山西任第一书记，罗贵波同志任第二书记兼省长，到职后要重视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组织部也向山西省委发出了复议谢振华的问题的通知，协助霍士廉、罗贵波，以解决谢振华的彻底平反问题。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霍士廉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免去王谦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职务，并调离山西，另行安排工作。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中共山西省委由霍士廉主持，对谢振华、曹中南的申诉信进行了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核实，并于1980年12月30日重新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为谢振华同志平反的报告。报告中说：
      鉴于1974年处理山西问题，“四人帮”直接插了手，山西省委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和“十一条”中所述谢振华、曹中南的主要问题，均不是事实，因此，省委决定：
      第一、为谢振华同志、曹中南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建议中央撤销“十一条”。
      第二，对于1974年以来，在省委的报告、文件、讲话中有关谢、曹路线错误的提法以及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
      第三，按中央有关规定，彻底清理和销毁山西省委三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的记录、简报、材料和档案。
      第四，对于1974年以来，凡因谢、曹问题而受株连的地方的、军队的干部和群众以及“支左”办公室的同志，一律予以平反，有关材料按规定处理。
      第五，一些地方和单位在贯彻执行“十一条”时发生的缺点和错误，责任在省委。
      中共中央1981年1月18日签发了为谢振华、曹中南平反的中发第十号文件，中共中央明确批复：“中央同意山西《关于为谢振华、曹中南同志平反的报告》。”
      中共山西省委根据中央的批复，于1981年1月21日在太原召开了6000多人参加的全省县团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为谢振华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山西省委书记兼省长罗贵波代表省委在会上作了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的讲话。
      《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均于1981 年2月2日分别刊登了题为《经中共中央批准，山西省委为谢振华、曹中南彻底平反》的报道。
      《人民日报》的报道说：所谓“抵制和干扰”农业学大寨运动和所谓“支持了大毒草《三上桃峰》”问题，现已证明，谢振华同志在山西工作期间，反对在农业上推行大寨那套“左”的做法，是难能可贵的。至于强加给《三上桃峰》和山西省委及谢振华同志的种种罪名，纯属捏造、诬陷。
      《光明日报》的报道称：“四人帮”插手炮制的那个《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讲话要点》（即十一条）由中央明文撤销。这个被颠倒了七年之久的大是大非，终于彻底改正过来了。
      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四人帮”一伙进行公开宣判。谢振华提前半小时就来到审判会场，他坐在被告进入法庭时必须经过的通道旁边第一个座位。
      江青被法警押到法庭后边的候审室时，正好从谢振华跟前走过。她认出了延安马列学院时的组长，真是冤家路窄，随即放慢了脚步，专门看了谢振华一眼，她还是那股狠狠的样子。此时此刻她是怎么想的？无人知晓。谢振华当时横眉冷对江青，并小声自语道，你也有今天啊！意思是，过去你作威时让人搀扶着走，今天是让人民的法警押解着走上被告席。这才是罪有应得，也应了古人的那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已到，必须要报。说到报应，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那个作恶多端首先攻击《三上桃峰》向谢振华开炮的于会泳，终因害人太多，自知罪责难逃，民愤极大，于1977年夏，在关押期间，乘人不备，拿了洗厕所的腐蚀性消毒液一饮而尽，自杀身亡。他是“四人帮”一案中唯一自杀的一个部长，真可谓死有余辜。
      参加完公审大会，谢振华回到家里，激动地将《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的社论《正义的判决》连续读了几遍，以抒发愤怒的感情： EEL |B" 
      198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长期影响山西安定团结的两大问题得到澄清》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
      编者按说：在“四人帮”横行时，由于所谓“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山西不少干部、群众吃过苦头。粉碎“四人帮” 以后，“谢曹路线”和“反大寨”问题又变成“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列为山西省清查运动的两个主要内容。许多受迫害的同志一再提出申诉，山西省委前某负责人坚持错误观点，拒不予以改正。现在，党中央正式发了文件，现任的山西省委已经采取措施，清理“左”的错误，解决这些问题。将颠倒了的是非终于颠倒过来，山西可望走上真正安定团结的道路。
      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冤假错案，本应在该平反时就平反，却又一波三折，一拖就是整整七年，可见真理与谬误之间的较量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捍卫真理，谢振华不屈不挠地斗争了七年。    
       第六篇 周恩来与江青围绕着国家人事安排的“组阁”之争 
      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规定，其任期一般为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大动乱的原因，导致四届全国人大的筹备与召开，像马拉松一样漫长。围绕着国家人事安排的“组阁”之争，也是波澜起伏，错综复杂。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先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林彪集团进行较量，并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接着，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又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和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确立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成为党内正义力量战胜邪恶势力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
      1、四届人大因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扰乱而久拖未开。江青曾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按正常顺序，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1970年1月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这样，一直到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才正式召开，比预期的时间整整延迟了5年，也就是整整一届。
      1970年3月，国内局势趋于平缓。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却酿成九届二中全会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杀”。野心日愈膨胀的林彪一伙，看准四届人大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机会，借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之际，公然向党中央发难，煽惑与会中央委员接受他们的意图。毛泽东识破了林彪的图谋，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了投靠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尽管中央全会上爆发了一场严重斗争，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从庐山会议林彪集团暴露到“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自取灭亡，短短一年时间里，中国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泽东，通过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解放干部和知识分子，扭转经济混乱局面，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使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起到他人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综观林彪事件前后，周恩来始终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在维护大局的同时着眼将来，捍卫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长远利益。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周恩来和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于是，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9月中旬举行会议，商议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估计这些工作“需在10月5日前进行完毕。”会后，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10月中旬，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稿。同时，各地、各单位出席四届人大的代表也陆续协商选出，人大会议的主席团和人大常委会的人选也拟出初步草案，待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四届人大似已召开在即。
      可是，由于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心术不正，总想捞大权，进而向周恩来等发动猛烈攻击。另外加上突发事件的影响，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江青等对国家最高权力的窥测由来已久。早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就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那些受到周恩来保护的老干部。江青一伙甚至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干预下，造反派才被迫撤离，中南海的安全得以维系。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刚起步，江青又私自召集会议，竭力攻击、污蔑周恩来，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覆灭后，江青一伙通过党的十大巩固并加强了自身势力，接着就瞅准四届人大，准备夺取更大的权力。在“四人帮”看来，周恩来是他们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十大召开前后，在他们授意和操纵下，全国报刊上所发表的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中，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并对准其他重要领导人和刚刚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
      1973年的最后一个多月里，党内军内接连发生的两件事，也影响了四届人大的筹备。一件事是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这是由此前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会谈所引起的。
      1973年，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先后在2月和11月两次访华。毛泽东均会见了他，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各自看法有所不同。会谈中，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这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在11月份的会谈中，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基辛格就“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探讨中美两国在各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商讨、修改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毛泽东以及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事先都已圈阅。就在这时，毛泽东听取了不正确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犯了错误。17日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一些成员开会，批评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又说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11月21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开次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会上，江青、姚文元等乘机向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严厉指斥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等等。会议连续开了几次之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了解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他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在此期间，毛泽东批示将两封批评江青、张春桥的群众来信印发政治局成员，并在批评江青的来信上写道：“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前，与陪同的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且说了宽慰周恩来的话，表示对周恩来仍是信任和支持的。以后，政治局对周恩来的批评就停止了。
      另一件事是，实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新疆、成都、昆明三个军区的司令员刚调去不久，没有调动。这是对各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次大调动。搞调动的目的是加强团结，巩固国防。这样，四届人大的事情又暂时放了下来。
    
       2、江青给一个农村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令江青大失所望
      1974年初，“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威望，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并别有用心地要批“现代的大儒”，把矛头直指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以扫除他们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最大障碍。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再三被打断。
      1974年3月，在两年前就已诊断患有癌症的周恩来，又因过度的操劳和遭到江青一伙不断的精神折磨，病情愈加严重了。这时，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100多毫升。医疗组决定对周恩来的病症做进一步检查治疗。3月8日，周恩来在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上作了详细阅改和批注，他特别提出：“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作手术切除。”随即，他又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
      11日至15日，周恩来到解放军三O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是癌症有新的发展。但周恩来毅然把个人的一切置之不顾，每天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坚持工作，而不同意住院做大手术。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在政治局内部，周恩来、邓小平等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围绕着“组阁”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
      3月中旬，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是各方面所瞩目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3月20日，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后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同一天，他答复江青的求见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3月24日，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重写的报告，立刻表示赞成。同日，毛泽东也圈阅同意这一报告。江青却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由于周恩来事前做了工作，在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成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处于孤立的江青仍固执己见，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第二天，得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示同意。27日，周恩来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一事给毛泽东写报告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担负的第一项举世瞩目的重大任务。周恩来十分明白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对各项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很细。3月底，周恩来先后召集外交部和民航系统负责人会议，研究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送迎礼仪和飞行安全等问题。4月初，周恩来又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会上的发言稿，批准中国代表团在联大期间的工作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借口“有病”，拒不参加会议。接着，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在联大发言稿的讨论修改情况。4日，毛泽东在周、邓两人信上批道：“好，赞同。”5日上午，周恩来立刻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江青一伙日后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
      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送行。在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个问题上，江青一伙以失败告终。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权代表，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邓小平出国后，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每天只靠输血和其他治疗维持体力，仍然坚持工作，在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即使这样，5月24日晚，周恩来仍在身体已非常虚弱的情况下会见美籍华人物学家李政道夫妇。5月29日傍晚，周恩来和李先念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同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会谈。为了预防意外，医护人员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同外国首脑举行的正式会谈。
      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手术。这个时候，由“四人帮”授意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周恩来感到，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比较，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于是，他想了一系列办法来限制这个运动，包括要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能上街、不要开大会等。他强调“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和同意下”来进行。他在术后病情有所好转，身体刚刚恢复之时，又开始挂念国内外的各种事情。
      6月4日，周恩来嘱托医护人员转告秘书。通知有关部门保护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以免运输途中因刮风下雨而遭受损失。不久，他又要工作人员写信给即将出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的天津医学院妇科主任俞霭峰，要俞遵循中央制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不卑不亢，以礼相待，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和妄自尊大，搞好学术交流工作。
      周恩来住院后，他的两名卫士守在医院值班，另外两个秘书留在办公室。秘书按照他的交代，每天把挑选出来的重要文件交给邓颖超带去医院。年已七旬的邓颖超天天去医院，有时为了及时把文件送到，需要上下午各跑一趟。承受着身心双重巨大压力的邓颖超，毅然担当起这个责任来。 
      在周恩来最需要人安慰的时候，江青却往他的伤口上撒盐。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对“现代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讲“批现代的儒”、要“批党内的大儒”，这是重点。她还故意渲染一则外国电讯。电讯说江青是“激进派”，周恩来是“温和派”，以暗示周就是所说的“现代的大儒”。她甚至给一个农村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要“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夺权创造条件。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江青等“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周恩来从医院赶去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还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批评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又指着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话说得那样重。是个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对江青主要是批评的同时，  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这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就南下武汉休假了。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周恩来抓住时机，抱病继续进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进行的外事活动，多由邓小平、李先念等陪同外宾，从北京直接飞抵武汉参加会见。外事活动后，毛泽东常常要与邓小平、李先念等交谈，了解情况，作出指示。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谈到周恩来的健康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
      8月，周恩来的病情出现反复，做了第二次手术。从此以后，他的病情日益严重，就住在三0五医院里，一边治疗，一边工作，一边与江青一伙进行顽强斗争。
      10月4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武汉休假的毛泽东报告说：“10月3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显然，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
      王洪文回京后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毛泽东这个决定，对江青等人来说，无异是当头一棒。江青听了，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原来，江青想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个人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成员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子上去。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团的预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来已久的图谋。看着邓小平复出工作，看着邓小平的职位越来越高，看着邓小平管的面越来越宽，看着邓小平经常会见外国政要，看着邓小平还能因为陪外宾经常见到毛泽东，江青集团早就既恨又怕了。这次毛泽东又要让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这不就等于说，将来邓小平就可以接周恩来的班吗？对于江青集团来说，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会对他们极为不利。但是，毛泽东亲自作出的决定，不传达也不行。王洪文拖了两天，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中央政治局和周恩来。听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周恩来非常高兴。
      10月6日，周恩来特意约邓小平谈话。希望把自己未竟的事业全都托付给邓小平。当晚，江青却迫不及待地赶到三O五医院。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刚接待完外宾还没有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同江青谈了整整两个钟头。例如，江青提的总参谋长人选，周恩来没有表态支持。她就面带愠色地说：“我保留我的提名观点。”事情很清楚：因为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是邓小平，“四人帮”就把“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盯得紧紧的，但又碰了壁。“四人帮”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排除邓小平。有一天，江青跟王洪文发牢骚说：“我去看了总理，他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10月11日，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2日夜里，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武汉，前往长沙。
      在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的通知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3、张春桥心怀叵测地说：“我其实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王洪文飞赴长沙告黑状，诋毁邓小平。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总理。
      这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快了他们图谋“组阁”的步骤。
      10月14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立刻挥笔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这件事“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也不过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四人帮”多次攻击买船，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坚决主张买船的。6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恩来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对此，“四人帮”觉得抓住了周恩来崇洋媚外的把柄，而“风庆”轮事件可以成为突破口。
      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1973年，我国上海江南造船厂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由交通部所属的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承造。1974年春根据交通部的决定执行远航欧洲，投入远洋运输的任务。因为这是我国自行生产的第一艘百分之百国产的万吨巨轮，所以在轮船出航之前，国务院领导非常重视，曾明确指示：“既要使这条船不带缺陷去远航，又要造成良好的国际影响，一定要好好检查。”为此，交通部的远洋运输总公司，专门派工作人员验收并接船，并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实际上也被造船方所采纳。但是不久，这些意见竟全被别有用心的“四人帮”一伙歪曲了。他们根据风庆轮有关部件的质量问题，结合“批林批孔”运动，嗅出了诬蔑交通部，进而攻击周恩来的信息。譬如接船方发现主机的一个汽缸套磨损较大，提出造船厂应将这个汽缸套换下来修理，这条意见当时是被接受的。但以后却被无中生有地歪曲成：“有人提出风庆轮要远航，就要换下国产主机，装上进口机。”又如试航中雷达发生了一点问题，接船方提出意见后，造船方进行了修理，接船方复验后认可。以后也被歪曲成：“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五大件进口货（雷达、电罗经、起货机等）才能远航。”这就是“四人帮”的嘴脸，先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歪曲，使之变成错误的，然后猛加批判，扣上“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大帽子横加指责，以达到他们诬陷诽谤别人的目的。
      1974年5月9日，风庆轮从上海港启程远航。为了保障航行安全，交通部特地安排了一艘远洋船与风庆轮结伴航行；派了李国堂和顾文广两位远洋总公司的干部随船工作，并让李国堂担任副政委，以加强远航领导。但是“四人帮”一伙也把他们的党羽朱栋安插在风庆轮上担任政委的要职。于是，斗争就开始了。“四人帮”的党羽要在远航中组织船员批所谓买船问题，说买船就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李国堂、顾文广则坚决反对，并据理反驳，说在目前国内造船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买一些外国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以摆脱长期租用外轮受制于人，使大量外汇流失的局面，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周总理1973年的决定，毛主席最后同意的，怎么能以此来批崇洋媚外？8月间，风庆轮通过好望角抵达罗马尼亚时，张春桥指使在上海的亲信“要把洋奴哲学好好批一批”。《解放日报》立即发了一封约稿信给风庆轮，要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回击洋奴哲学”。接着，“四人帮”的黑指示也传到风庆轮上，朱栋更加肆无忌惮地大搞批判，并对李国堂、顾文广进行政治陷害。9月9日，风庆轮离开毛里求斯在印度洋航行时主机增压器发生故障，不得不停下来修理两昼夜。期间漂离航线52海里。美国军用飞机三次飞临风庆轮上空盘旋。鉴于情况严重，李国堂建议向公司发电报，如实报告情况。船长也按制度规定起草了电报。但是，朱栋公然违反规定强行压下电报不准上报，并反诬蔑李国堂“胆小怕死”，“强迫船长发求救电报”，还使致人在黑板报上辱骂李国堂是“假洋鬼子”。顾文广对此提出批评意见。朱栋却在第二天亲自在黑板上写出“你们这些假洋鬼子，跳海去吧！”故意激化矛盾。李国堂和顾文广暂未予理采。风庆轮到新加坡时，顾文广利用党支部会议的机会，对黑板报一事提出了质疑。朱栋竟恼怒地拍着桌子说：“你们的问题现在不说，到上海再给你们弄清楚。”由于平时李国堂对王洪文、姚文元、王秀珍之流确有一些微词，“四人帮”的党羽在返航到上海之前，就写好了一篇万言黑文，共罗列了8大问题，54条。其内容完全是颠倒黑白，污蔑栽赃。9月30日，“风庆轮”一回到上海，李、顾二人便被就地扣押，遭到猛批狠斗达数十次。江青一伙依据诬告材料就借此将其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这是闹剧的序幕。接着，就是闹剧的第二幕，由江青大闹政治局。
      10月17日晚，江青等在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首先站起来就“风庆”轮一事质问邓小平，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词反驳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张春桥竟心怀叵测地说：“我其实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当夜，“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一起碰头密谋，最后决定由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抢在10月20日邓小平陪外宾去毛泽东那里之前诬蔑陷害邓小平。目的就是搞臭邓小平，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和总参谋长。
      10月18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当天上午，王洪文又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说：“邓小平出来工作，一直对文化大革命不表态。这次又与江青同志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邓小平情绪那么大，与最近在总参谋长人选和总政治部主任人选问题上，同江青同志的意见分歧有关。”王洪文还想说风庆轮问题，被毛泽东岔开了。王洪文又诬告叶剑英挑拨江青与他的关系。毛泽东不听，让他讲国内经济形势。王洪文之所以在乎这些“关系”，目的是让毛泽东对周恩来、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产生不信任，好由他们“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与此同时，江青在18日中午找王海容、唐闻生到钓鱼台，要她们陪外宾到长沙时，把17日晚政治局会议的斗争情况及“四人帮”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的话，如“国务院那些人借谈工作搞串联”的话转达给毛泽东。
      18日晚，从长沙回京的王洪文立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汇报了长沙碰壁的情况。当晚9时，如江青之约第二次来钓鱼台的王海容、唐闻生，也见到了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这次谈话的主角是张春桥。他说这次邓小平与江青同志争吵是“二月逆流”的重演。而且国内财政收支对外贸易中的逆差都是由国务院领导人“崇洋媚外”造成的。江青再次让王海容、唐闻生把这些情况报告毛主席。谈话间，王海容、唐闻生也知道了王洪文已偷偷地去过长沙的情况。
      10月19日，周恩来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三0五医院，对她们讲了政治局会议的真实情况。并说他得知“风庆轮”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清楚了事件的经过，说这事情不像江青她们所说的那样，而是她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周恩来通过王海容、唐闻生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
      10月20日，在毛泽东会见外宾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真实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同时，也报告了“四人帮”与她们谈话的全部情况。毛泽东听了之后很生气，说风庆轮问题本来很小，而且李先念已经在办，江青不应该那样做。又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负责，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于11月上旬在医院里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的问题。频繁的会客、谈活和批阅文件，使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医疗组不得不再次写报告给政治局有关成员，提出：“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可是，周恩来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重了。
     
       4、毛泽东说邓小平和江青各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答道：“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针尖对麦芒。毛泽东和周恩来促膝长谈，最后一举定乾坤
      11月6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写信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再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对自己的病情，周恩来在信中表示：“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同意。”
      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待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情况后，肯定了邓小平的做法，并且批评了江青。毛泽东幽默地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主席也知道了。毛泽东点点头：好！邓小平认真地回答：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毛泽东望着邓小平说：我赞成你！邓小平一提起江青，仍然面露不悦，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严肃地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他又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邓小平回答：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喜欢邓小平的坦诚，又点点头道：这个好。听到毛泽东的表扬，邓小平感到更有了压力，他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充满信任地对邓小平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
      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
      12月17日，邓小平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与毛泽东会谈。之后，他又与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12月20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病中的周恩来同叶剑英商量，要去长沙见毛泽东。叶剑英考虑此时正是筹备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周恩来能去，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是十分有利的，他同医疗专家商议，制定了保护医疗方案，并且向随行医疗小组叮嘱：“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安全，这是政治任务。”
      12日23日中午，周恩来以重病之躯，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身体十分衰弱的状况，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王洪文也另机到达长沙。24日，在毛泽东的住地，湖北省委九所六号楼，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很惦念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接着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意思是说自从罗荣桓病逝之后，还没有更合适的总政治部主任。
      从24日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
      鉴于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并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毛泽东又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谈话中还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周恩来拖着病体辛劳奔波到外地，对健康是很不利的，会使病情恶化。医生曾经这样劝告他。周恩来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他考虑的是政治需要，以国事为重，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这次到长沙，周恩来还带了要在四届人大提出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院各部部长备选名单。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关于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毛泽东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对郭沫若很关心，还嘱咐“问候郭老”。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天，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韶山看一看。把周恩来留下来进行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促膝长谈中，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他们还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
      27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和王洪文进行最后一次交谈。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两本。我也是啊。”谈话到此结束。
      这次谈话，铁定了毛泽东不可能把党和国家的大权交给“四人帮”一伙。
      长沙之行，周恩来不辱使命。毛泽东通过对江青等人的多次批评、警告，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并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就在实际上打破了“四人帮”的“组阁”美梦，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这对于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后，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2月29日晚，在回京后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传达发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我向毛主席提出了是否可“补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主席说可以“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在报告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12月30日，江青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暇时可以一阅。”毛泽东所说的文学史，是指刘大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       5、四届人大“组阁”揭晓，党内健康力量取得了胜利。“四人帮”不甘心失败，影射实现“四个现代化”将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先同邓小平、李先念谈话。接着，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拟定人选报告。
      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尽管“四人帮”提名由迟群任教育部长，但在周恩来一再坚持下，最后报周荣鑫任教育部长。
      5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8日到10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5年1月13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大会再次展示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一宏伟蓝图，令饱尝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精神振奋。的确，建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迅速向前发展着，但“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四人帮”则利用“文化大革命”，抛出一种又一种谬论来搞乱人们的思想，为夺取权力制造舆论。周恩来的重申目标，不啻是拨开浓雾见晴天，使人们认清了方向，坚定了信念，看到了前途。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最早可追溯到1971年8月，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周恩来列出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写有“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内容。同时，提纲还就“四五”计划的设想提出近期发展目标：“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商业网“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正视国情，实事求是，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正是晚年周恩来由衷的心愿。
      1974年冬，鉴于周恩来的身体情况，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在邓小平领导下，起草小组克服阻力，最终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稿中。同年12月20日，周恩来审阅同意这一《报告》稿。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大会最后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等22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12人为副总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的确定，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同时也标志着“四人帮”组阁阴谋的彻底破产。
      事后，美国《时代》周刊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为此，他们把文章的题目取名为《胜利属于周恩来》。还有一家外国新闻媒体的评论称：“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顶点。”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产生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它以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并没有被摧毁，还能够保持统一和开展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党和人民克服困难、战胜内外敌人的基本条件。其次，周恩来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和指明了一个时期工作的方向，它给予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信心和希望。从广义上说，它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跨世纪“三步走”宏伟蓝图的最初构想。第三，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集中了相当一批革命家和老干部，他们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们恢复工作，掌握实权，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也为后来党和人民继续斗争并最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领导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证。
      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周恩来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一天，召开了国务院各部、委一百多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四届人大后的国务院，“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了，以后的事情“还要副总理们多做”，“以小平同志为首”，“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李先念常务，主管财政、贸易”。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周恩来的这些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l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以讲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由，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实际是影射攻击周恩来等人。张春桥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张春桥还露骨地指责周恩来在1972年开展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影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将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同日，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梁效）的人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还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对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叫她们不要搞“四人帮”。会后，又经毛泽东、周恩来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5月4日至5日，周恩来写了一个书面意见，讲了在中央的“工作和手续问题”，针对江青胡作非为指出：“凡要议大事，先在政治局常委会谈一谈”，“个人交换意见，不能以个人或机关名义下达下送文件”，“个人通信，不能以指示口气写信和通电”，“政治局同志有意见（除小事急事外）需提交政治局”讨论的，请“先向主持人在两三天前提出”，“个人除自己管辖的单位外，其他需下达的事，必须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或主管部门同意后以机关名义下达”。针对江青一伙提出的“反经验主义”，周恩来写道：“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这下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人就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
      这期间，周恩来与张春桥还有一次直接的交锋：
      5月21日，周恩来写了一封致王洪文转政治局传阅后给毛泽东的信，讲“四人帮”发动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信中说，王洪文讲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是在姚文元文章中，而不在张春桥文章中，但实际上，是张春桥在3月1日总政治部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会上提出的，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这个讲话，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的讨论情况中也可看出来。这封信传阅到邓小平处时，邓小平加了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这封信传到张春桥时，张春桥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这封信经过传阅退到周恩来处，5月27日，周恩来给张春桥写了一封信，指出：“你在3月份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周恩来在信中讲了经过情况，然后说：“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在周恩来严肃的质问下，在事实面前，一向狡诈虚伪、造谣歪曲的张春桥只好写道：“不再改了。”
      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I1月政治局扩大会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对“四人帮”的批评，使他们稍有收敛，从而为当时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还没有第二个人。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又一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党、政、军主要领导工作的第一线。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争的结果，是党内健康力量取得了胜利。   
       第七篇 邓小平治乱抓整顿
      四届人大后，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已经病重得不能再坚持工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点名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出来支撑局面，整顿面临崩溃的政治、经济秩序。毛泽东认为  “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周恩来的病重，张春桥、王洪文的难以胜任，这样，坚毅果敢的邓小平，肩负着毛泽东赋予的重托，为实施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共产党员勇挑革命重担的革命胆略，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在各方面的有力配合下，对各条战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一度使全国混乱的形势明显好转。       1、邓小平帅旗一举，众将紧随出征，一场“治乱”战役在全国打响。整顿首先从铁路开始，交通紧随其后
      1975年1月，比预期推迟了五年的四届人大终于召开。这次大会不仅选出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人选，而且在时隔10年之后重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也标志着“四人帮”“反周组阁”的阴谋遭到了失败。
      泱泱中华大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洗礼”，造成了一片混乱。到1975年初，国民经济的状况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何把整个国家机器再纳入到正常运转的轨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这是摆在邓小平面前最大的课题。好在具有兴邦治国之才的邓小平，目光锐利，高屋建瓴，一下子能看到问题的实质，一下子能抓住矛盾的焦点。于是，“整顿”这个词就成为1975年的关键词，而且整顿不是一个点或一个面，必须加上“全面”这个副词。可见邓小平的魄力和雄心。
      第一次提出“整顿”这个词是在1975年1月19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召集各大军区负责人开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
      为了阐释“整顿”的概念，邓小平把目光关注在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总参谋部。1月25日，他向总参谋部机关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了《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军队臃肿不堪”，。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此后中央军委开始为整顿做准各工作。但军队整顿工作的正式展开却是以6月底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为标志的。
      整个国家的工作千头万绪，局面复杂，矛盾众多，“整顿”的号令已经发出，从哪里入手？邓小平纵观全局，冷静分析，构成复杂局面的诸种矛盾中，必有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于抓到了处理矛盾的主动权，而主动权是领导者驾驭全局的关键。邓小平认为，造成经济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文革”的错误发动，应当举起讲团结讲大局的旗帜，以治理整顿为手段，以军队和工交系统为突破口，打一场围歼派性的大决战，以便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正常秩序，努力把生产搞上去。工交系统是国民经济的动脉，只有动脉畅通了，才能带动其他部门。而铁路运转又是工交部门的关键。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派性的纷争，近年来造成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路局运输的长期阻塞，影响了津浦、京广、陇海、浙赣等4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地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成为国民经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邓小平决心首先解决铁路运转这一突出的薄弱环节，以此为工交整顿的起点和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的“整顿”决策，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齐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了。
      邓小平帅旗一举，众将紧随出征，一场“治乱”战役在全国打响。
      1月28日，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约见刚刚走马上任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和交通部部长叶飞，进行铁道、交通分成两个部的谈话。
      万里是邓小平在晋冀鲁豫军区时的老部下，所以向邓小平汇报起来也是实话实说，目前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十分复杂，不少单位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邓小平听后，尽管忧心忡忡，但他必须面对现实，果断解决问题，攻克“堡垒”，于是，对万里说：“看来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应当实行铁路运输的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归纳起来说，铁路是半军事化，要建立规章制度。”
      万里接着汇报说：“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很严重，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运输及派性问题。”邓小平听后，立即指出：“不行，不能拖，不能等，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叶飞也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当年第二、三野战军驰骋华东战场时，邓小平是总前委书记，叶飞是兵团司令。对比起铁路部门来，交通战线还不是最严重的。由于周恩来亲自抓疏港、买船、建港，又令粟裕和谷牧分任建港小组正副组长，尽管仍有许多干扰，海洋运输毕竟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所以，叶飞汇报起来，要比万里轻松一些。但是，叶飞也不得不说：“压船压港现象严重，内河航运，则处于空前萎缩的时期。由于航道失修，全国可利用的航道已经大大缩短，最佳内河航道长江的航运利用率仅及远小于长江的莱茵河的l／4。江上船少船旧，滚滚长江空自流。公路交通，几乎是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目前既不能满足经济需要，也不能满足国防需要。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百废待举的局面。关于派性问题，造反派们只知有派不知有党，只知争权夺利，不知为人民服务。有的造反派掌权，甚至提出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口号。”
      听完叶飞的汇报，邓小平对说：“交通政策性强，目前吞吐量小，装卸慢，经常罚款。远洋船舶目前不能满足需要，要有一千万吨船。以后要有二千多万吨到三千万吨才能担负起外贸运输任务。”
      2月6日晚，邓小平和纪登奎、王震等继续听取万里汇报，并指示铁道部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要写清楚有关方针政策，文件不要太长。
      2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文件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精神，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团结，落实政策，反对派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1975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文件的下达，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迅速引起强烈响应，成为全面整顿工作的开场锣鼓。
      2月11日，这天是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也顾不上休息，专门约谷牧、万里等到家里研究解决铁路问题。万里汇报说：“我们打算在3月召开以解决铁路问题为重点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这时，邓小平连连摆手，表示：“不行，不行，太晚了，时间不等人，要在2月25日就开。”同时，邓小平要求抓紧把铁路整顿的文件搞好，并口授了文件的主要内容，强调铁路要集中，要实行军事化管理。
      2月15日是大年初五，叶飞刚一上班，就召开交通部临时领导小组会议，提出了在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中所归纳的12个问题：一、部、局的领导班子要抓紧配好；二、落实政策是安定团结的大问题，否则，影响干部的积极性；三、机关工作要建立制度，提高效率，指挥一定要灵；四、抓好港口建设，三年改变港口面貌，今年是最后一年。已建成的港口码头，要抓好配套；五、大力抓提高装卸效率，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抓重点，抓典型；六、修造船问题，要立足于国内。交通部的船厂要坚持“修造并举，以修为主”方针；七、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公路、内河运输主要靠地方，部机关要支持。交通运输也有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的问题。直属船队好比野战军，地方运输好比地方军，民间运输、短途运输是民兵；八、抓好劳动组织、劳动纪律和安全。必须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规章制度一经制定，必须严格执行。要开展劳动竞赛，抓好劳动纪律，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劳动生产率要提高，要定时考核；九、劳动工资和职工生活问题。必须关心职工生活，不能把什么都看成物质刺激，经济主义；十、要考虑改变长江航运落后面貌的问题。十一、要抓紧学习，学理论要结合实际。十二、学大庆也要结合实际，抓住各自特点，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对叶飞的发言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尔后，就这些工作作了一些分工。作为部长，叶飞主要抓带全局性的工作，就是搞好整顿。  
       经过紧张的准备，从2月25日起中共中央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集中研究解决铁路运输问题。 'kHiC Ox 
      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时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直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3月5日，邓小平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开始前，许多与会代表要与邓小平握手表示问好，邓小平却恢谐地说：“今天就不拉手了，现在工业情况还不好，等你们工业搞上去了再拉手。”大家都听从邓小平的意见，也憋着一股劲要把整顿搞好，把工作做好。会议开始后，邓小平作了总揽全局的讲话。他开宗明义地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接着，他尖锐地指出，当前工业生产的形势不好，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根据中央的决定，邓小平着重强调了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坚决反对派性等三条整顿方针。他说：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还必须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还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全场多次热烈的掌声，与会的党委书记们说，有好几年没有听到这么振聋发聩、催人奋进的讲话了。
      后来，邓小平这个讲话的大部分都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3月8日，这次为期12天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圆满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审定的《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当时著名的中央9号文件。《决定》强调，整顿中要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安全运输正点；对少数派性严重，经教育批判仍不改正的干部，应及时调离；对蓄意制造交通事故，煽动停工停产，哄抢、盗窃物资和器材的反革命分子，坚决依法惩处。
      会后，叶飞代表交通部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你像抓铁路战线一样抓我们交通战线的整顿。”邓小平说：“目前我首先要抓钢铁、煤炭、军工，还有教育。你们不要等，不要误了时机，好在整顿的方针已经明确，你放手去做。”
      铁道部以万里为部长首，派出工作组，在有关省、市委的配合下，立即开始对全国铁路系统进行整顿。万里亲自到徐州，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开万人大会传达党中央9号文件，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对于坚持错误不肯改正的派性头头要一批二撤三调离。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头头顾炳华抓了起来，得到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系统内的第一个大肿瘤被快刀所切除，接着，铁道部又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情况立即改观。
      3月22日，邓小平和国务院有关领导人听取万里关于解决徐州铁路分局问题的汇报，决定万里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进一步汇报。25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专门检查研究9号文件的贯彻情况，重点听取万里关于徐州铁路分局情况的汇报。万里讲到平反冤假错案时，邓小平插话说：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万里接着汇报在军队和铁路系统有的干部有支持搞派性的言行。邓小平指出：属于军队的，军委下命令调走；属于铁路系统的，铁道部赶快调走。中央、国务院下了决心，从4月1日开始行动。犯错误我们承担，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汇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作总结讲话。他指出：中央九号文件发下去之后，铁路运输迅速好转，对各行各业都有很大影响和推动。他们的主要经验，就是只要放手发动群众，同派性进行坚决斗争，生产就能搞上去。铁道部门这方面做得很突出，徐州以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值得大家很好地学习。又指出：铁路一通，就暴露出冶金、电力等各行各业的问题。各部都要自己打算打算，怎样工作，怎样解决老大难问题。下一步的中心是要解决钢的问题。
      由于邓小平的宏观把握，万里的真抓实干，至4月，铁道部严重堵塞的路局全部疏通，全国二十几个路局除南昌局外者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日装车平均达到53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1万多；煤炭日装车达到7800多车，是5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
      铁路运输连接东西、贯通南北，铁路的整顿立即对全国发生了重要影响。动乱多年了，老百姓深受其害，人们渴望稳定。顺应民心，国家必治。一时间，神州大地生机渐舒、曙光频现，福州、武汉、郑州……到处在批派性，讲团结，组建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到处在讲大局，抓生产，恢复健全规章制度，   此后，整顿迅速在整个工交部门展开。随着整顿的开展，全国工业生产开始打破停滞不前的局面。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在一次讲话中深刻地指出：9号文件在各地引起的强烈反应，表明了党心所向、人心所向。由于这个做法深得人心，而且党中央9号文件是毛主席圈阅同意的，所以“四人帮”敢怒而不敢言。
      比铁道部动手晚一点的交通部，也由叶飞牵头先抓北方的天津、青岛、大连三港和三地的部直属企业的整顿。由于天津是“江青的点”，如果把天津港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抓住了关键，找到了突破口，也就能打击“四人帮”的嚣张气焰。于是，北方港三地之中的重点，叶飞就选定在天津。并决定尽快派工作队进驻天津港。
      此时，天津港的领导权实际上是操在几个造反派头头手里。这几个人原来是港里的中层干部，“文革”开始以后，他们得到了江青一伙的赏识重用，就飞扬跋扈起来，谁也不怕，只听命于“四人帮”及其党羽。由于他们只抓“革命”，不抓生产，天津港曾出现过严重的压船压货压车情况。根据这个情况，叶飞确定了几条工作方针。一条叫做死死抓住令箭不放，令箭是毛泽东圈阅、邓小平起草的党中央9号文件，凡是工作队的重大举措都不离党中央9号文件范围；还有一条叫做不挂不联，这就是只整顿交通部直属的天津港，不沾天津市，不沾天津驻军支左。就港说港，就事论事，切出一块来整顿，最终达到目的。
      交通部工作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找到了天津港问题的原因，就是领导班子里的派性问题。听汇报后，叶飞说了两点意见：一是现在要向群众说明了，天津港的这次整顿，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和派性问题；二是领导班子问题的实质也就是派性问题。
      工作队根据这个意见，从此就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工作，准备5月10日左右召开天津港职工万人大会，贯彻党中央9号文件，放手发动群众，解决派性问题，解决领导班子问题。但是天津市委内部的意见却不一致，有些人极力阻扰叶飞解决天津港的派性问题。直至5月8日，经过多次协商，仍解决不了分歧。
      会议期间，叶飞去找王震汇报天津港的情况。王震说：“你老兄懂不懂天津怎么回事？”叶飞说：“我懂，是江青的点。”王震说：“你是太岁头上动土啊！”叶飞说：“我只搞港口，也不搞别的。”王震说：“你懂就好。你打算怎么办？”叶飞说：“我们不撤，只好你不准搞，我也不撤兵，顶在那里。”王震点头称是：“你老兄还是有办法。”
      的确，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的全面整顿，百般阻挠，设置障碍。1975年2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33条语录在全国发行，标志着学理论运动的全面展开。江青等人打着宣传学理论指示的旗号，干扰破坏全面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同样重申张春桥反经验主义的观点。
      4月初，张春桥又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提出"打土围子"，是把那些反对"左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
      邓小平同江青等人进行了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4月，邓小平就张春桥等人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请示，提出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觉察到江青"积怨甚多"和他们继续搞帮派活动的问题。
      4月23日，毛泽东对"四人帮"反对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提出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5月3日，毛泽东又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反复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等，并警告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同时，又肯定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功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和指示，5月27日、6月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1973年底以来多次违背毛主席指示另搞一套；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还坚决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的"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明确指出，你们的问题40%也没有讲到，有没有20%也难讲。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进行严肃批评，在“文革”以来还是第一次。这对长期以来骄横跋扈的"四人帮"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邓小平等在政治局内与江青一伙进行的这场政治较量，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保证了整顿的初步开展，并为整顿的全面展开，打开了通路。
     
       2、“钢铁元帅”升帐，《工业20条》影响巨大。针对“四人帮”的捣乱，叶剑英说，要警惕大小野心家，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
      铁路运输整顿的初战告捷，也有力地推动了钢铁、煤炭、交通、国防工业等整个工业战线的整顿，使形势有了可喜的变化。1至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了19·4%。但是钢铁工业的仍然不乐观，1975年前4个月，全国钢铁欠产195万吨，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铁厂的生产上不去，欠产较多。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5月8日，中央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着手解决1974年以来严重欠产的钢铁工业的问题。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解决的条件也成熟了。各个行业都要支持。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接受中央的支持，敢不敢按中央这次批示的要求去办。不管是哪一级的领导，不能总是怕这怕那。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毛主席讲矫枉必须过正，解决老大难问题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更重要的是，要严格，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调，该批的批，该斗的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像铁道部这样采取坚决措施，损伤面很小，保护面很大。我赞成这个文件门，要给你们“尚方宝剑”。像鞍钢这样的大企业，有管理问题，也有个体制问题。大的钢铁厂整个生产过程从上到下是一环扣一环的，要有一个指挥生产的好办法。公司必须单独有一个班子，不是管油、盐、酱、醋、柴，而是指挥生产的，有一个单独的系统。领导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那么复杂，没有懂行的，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不打败仗才是怪事哩！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我们强调劳动生产率，强调科学技术，不能算作“唯生产力论”。如果不讲这些，还能谈得上社会主义总路线吗？我们总是要把革命和生产都搞得好才行。
      5月29日，钢铁工业座谈会结束，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强调：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大家回去后，要很好发动群众，把中央文件同群众见面。只有这样做，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事情办好。
      关于钢铁工业的整顿，邓小平在讲话提出了4条方针: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傲，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第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严些。
      邓小平关于钢铁工业整顿的讲话概括了初步整顿的经验，明确提出了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5月29日当晚，叶飞参加完钢铁工业座谈会后，就在电话里向工作队队长陶琦传达了邓小平讲的“四个必须”的要点。叶飞在电话上向陶琦一条一条传达，请他记下，先在工作队照本传达，让他告诉市委，交通部认为应按此执行。
      6月18日，天津工作队的第三阶段工作正式开始。叶飞提名谭松平为天津港务局党委书记。谭松平到任后，立即召开了有五千多人参加的深入贯彻党中央13号文件的动员大会。局党委决定集中一个月时间，在全港范围内，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议论、大落实党中央9号和13号文件的群众运动。按照市委指示，重点解决好领导班子和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两方面的问题。没有号召批判派性，也没有点名批判个别派性头头。
      邓小平肯定了叶飞的这种办法叫做在曲折中前进。
      在邓小平大刀阔斧抓整顿的同时，“四人帮”却仍在背后耍暗刀子，施展新的阴谋，与邓小平等唱对台戏。5月至6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几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批评之后，虽然他们的阴谋活动有所收敛。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遏制的，他们仍然一意孤行地伺机进行反扑，对全面整顿制造障碍。
      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结束以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国务院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十三号文件《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批准下发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中央还批转了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中央9号文件情况的报告。
      按照中央的精神和的要求，全国各钢铁企业和各工业企业进行了整顿。与此同时，上述文件和报告的批转，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工交整顿的深入发展。
      钢铁企业经过近1个月的整顿，生产逐步有了回升。到6月底，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400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自从邓小平狠抓了整顿工作以后，1975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的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从3月份以来，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其中原煤、原油、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5、6月份均创造了历史月产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有了可喜的转变。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情况是:原油49·8%、原煤52%、钢产量42·2%、木材51·3%、铁路货运量48·9%，全国工业总产值完成47·4始，全国财政收入完成43%。这一切成就已有力地证明，整顿大得人心，整顿卓有成效，是非常及时和正确的。
      在全面整顿已初见成效，国民经济申的"长脖子"薄弱环节也得到了加强的基础上，通盘考虑经济工作的整顿和解决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就很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75年6月16日，国务院召开了一次计划工作务虚会，对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会议指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还是"乱"和"散"。必须进行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企业管理的全面整顿。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上而下、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管理办法。国家计划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意减少。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凡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远洋航运，重要的科研设计单位、专业施工队伍以及大油田和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要由中央各部委为主管理，其余的可由地方管理，但也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通用物资，各专业部门管理专用物资。在财政管理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中央集中20-30%。会议要求，要整顿软散的班子，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当顾问。"在企业中要建立健全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各项生产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大中型企业的非生产人员不得超过职工总数的18%，中小企业不得超过10%。此外，务虚会还就如何发展钢铁工业，调整机械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安排好轻工市场，发展科学技术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设想。以上这些设想和意见，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认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为了抓好对整个工业工作的整顿，国务院还决定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在邓小平亲自指导下，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在整顿国民经济、改进经济体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达到的认识水平。8月18日，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草稿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的谈话，又提出了7条具体意见。即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其中，他大胆地提出，要把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作为一个大政策。他还针对当时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批判，明确指出，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这个文件体现了邓小平谈话和国务院务虚会的精神，是一个在经济领域治"文化大革命"之乱的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定稿后从原来的14条改写为20条，所以简称《工业20条》。概括了工业初步整顿的经验，提出了发展工业和许多正确或较为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文件当时曾在较大范围内征求意见，得到普遍的赞同，并对当时工业的整顿发生了直接的积极的影响。
      《工业20条》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发展我国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它不仅是整顿工业企业，而且也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文件。
      首先，《工业20条》强调要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和建设。文件严格要求限期改变"软、懒、散"状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精干而不是臃肿的、坚强的而不是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明确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7项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全面考核并切实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8项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文件要求每个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强有力的、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搞好企业的日常生产和经营，不能事无巨细，都由党委直接来管，妨碍党委抓大事。
      其次，《工业20条》强调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文件要求，凡是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重要物资的分配、主要商品的收购调拨、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等，必须要由中央集中决策，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其是。国家在制定年度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时，要着重搞好综合平衡，重点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安排好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设备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关系等等。同时，计划的制定还要广泛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然后经过逐级协调平衡，订出全国的统一计划。除此以外，对于中央已经下放给地方的企业以及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应由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领导，不能再往下放，并且中央各部对这些企业仍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管理。
      另外，对于如何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如何密切科研工作同生产的结合、如何有效地实施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以及如何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等问题，《工业20条》都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意见。
      可以说，它是继1961年的《工业70条》之后，对我国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又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对于工业的全面整顿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这一重要的文件草稿，由于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而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但它对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却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起草《工业20条》的同时，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还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先后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对农业、商业、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整顿相继全面展开，并收到较好效果。
      7月20日至8月4日，经中央批准，又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在国防工办领导下进行整顿并取得初步成效，这次会议后，生产情况更明显地全面好转。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除再次强调，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外，又提出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等重要意见。他深刻地指出:"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叶剑英在讲话中指出，现在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他们争权夺利，搞得党不安宁，我们要警惕。这个讲话事实上是不指名地批判了江青一伙。李先念在讲话中提出要建立和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他们的讲话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3、整顿全面展开，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关于科学研究，胡耀邦说：这个风要吹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
      在工交整顿深入开展的同时，整顿工作迅速在其他方面展开。
      军队整顿。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酝酿己久的军队整顿问题。同时，准备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问题。这是继首先解决铁路问题之后，邓小平等走出的又一步具有战咯眼光的棋。当时"四人帮"一伙极力插手军队，对军队的争夺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焦点。
      7月1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他尖锐地提出，军队建设要解决"肿"、"散"、"骄"、"奢"、"惰"5个字，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懒、"散"的问题。为此，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并且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他还提出，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7月15日，叶剑英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
      这次会议批判和清算了林彪反党集团反军乱军的罪行，确定对一些重要单位领导班子要整顿和调整，对于"四人帮"篡党乱军阴谋也是一个沉重打击，对稳定和巩固军队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为军队整顿指明了方向。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军队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从而为最终解决"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做了重要的准备。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会议精神经短时期贯彻就取得了明显成效。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一是对军队各大单位的班子迅速、果断地作了调整；二是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从而有效地稳定和巩固了军队。1977年叶剑英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正是这两方面的成果对于我们后来顶住“四人帮”的篡权阴谋起了重大作用。
      科技整顿。"文革"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把科技工作搞上去。
      早在5月下旬，邓小平就指出，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一个月。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当时有名的两派闹派性达9年之久的"老大难"单位出现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这样，国防工业形势有了好转。
      科技教育战线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许多方面的科研和技术工作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为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工作的被动局面，中共中央选择了中国科学院作为突破口，派胡耀邦去科学院主持工作。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后经过深入调查研究，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这个风要吹起来"，"刮8级不行，得刮12级台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行政工作、政治思想工作，都要围绕这个转。”
      接着，胡耀邦采取了一系列果断的措施，坚决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经过短期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胡耀邦又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主持起草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界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文件强调:要在短时期内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让科技人员不钻研科学技术是不对的，应当让他们朝着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要充实加强专业科研队伍和科研机构，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科技"。《汇报提纲》针对"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影响，还提出了加强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和具体政策。
      9月26日，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的汇报时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是适用的。充分肯定了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惟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 与此同时，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1)科研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现在是拖整个经济的后退。(2)  要爱护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给他们创造搞好科研工作的条件。要从保证时间、配备班子、专业对口、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等多方面创造条件发挥研究人员的作用。现在是不务正业，少务正业，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3)又红又专。“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闹派性的、拖后腿的人好得多。(4)科技事业要后继有人，中心是办好教育。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5)教师地位问题。只挨骂，几百万教员怎么能调动积极性?科技人员叫生产力，就是劳动者。要尊重教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邓小平的讲话和 《汇报提纲》，使迫受极"左"路线摧残、迫害最为惨重的科技文教部门及其广大知识分子感到莫大的安慰和鼓舞。
      会后，《汇报提纲》经进一步修改就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邓小平立即提出马克思这样讲过，坚持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这一文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导致毛泽东事实上不满意而未能下发。但它在实际工作中，在科教文化界仍然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时的文艺工作，重新强调党的百花齐放方针，解除了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开始改变近10年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的局面。
      农业整顿。9月15日至10月1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同时提出了对农业进行整顿的任务。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他着重强调了搞好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四化，更加费劲的是农业，如果搞不好，很可能拉国家建设的后腿。在讲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的问题，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要整顿，我们的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是整顿。"
      当邓小平讲到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马上把她顶了回去，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此外，他还提出要配备好农村领导班子、落实农村干部政策等重要意见。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首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进行全面整顿的任务，给予与会者极大的鼓舞。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全国各地区很快抽调了上百万干部到农村帮助社队进行整顿，开始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为了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当时中央还下发了关于发展养猪业的文件，强调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所有这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应指出的是，农业整顿当时强调的是学大寨，虽然就其重视农业，坚决要把农业搞上去这一面来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一主题毕竟是"左"的，再加上农业整顿起步不久即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所打断，因而未能像工交、军队等方面的整顿那样取得更明显的成效。
      教育、文艺整顿和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斗争。这三方面是"文革"的"重灾区"，又主要为"四人帮"所把持，斗争条件更为艰巨，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这些方面的整顿也以不同的方式逐步展开。
      早在四届人大期间，周恩来、邓小平等就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机智的斗争，终于否定了"四人帮"对其骨干分子迟群的提名而任命老干部周荣鑫为教育部长。随着整顿在各方面的开展，周荣鑫在教育部门根据中央进行整顿的精神做了许多工作，他反复强调要全面研究马列和毛泽东的教育理论，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于教育提出的许多重要意见，还对当时教育界存在的老师挨骂、学生不读书的现象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但在较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公开提出对教育进行整顿。9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对各个方面进行整顿并特别点了教育的问题后，教育部门也公开地加入了整顿的行列。10月，教育部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进行彻底整顿。与此同时，周荣鑫在许多讲话中尖锐地批评了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讲话一时广为流传，受到广大教师和学生家长的欢迎。
      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要调整文艺政策的问题，邓小平抓住时机，开始对文艺工作进行整顿。他一面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一面不动声色地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7月底，毛泽东先后对文艺界的两封来信作了批示。根据这两个批示，政治局立即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给了"四人帮"迎头一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界许多干部群众开始起来对文化部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公开提出文化部是一个有后台支持的“大行帮”。与此同时，有关江青等人挨批的消息开始在群众中传播，很快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舆论。以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也陆续重新公演，10月底还举行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所有这些，打击了江青一伙独霸文艺阵地的嚣张气焰，使文艺领域开始出现了新气象。
      为了打破"四人帮"在宣传理论领域的一统天下，邓小平采取了另起炉灶的办法。6月，根据他的建议，国务院设立了政策研究室，主要成员为胡乔木等老的理论工作者。8月，根据国务院决定，长期停止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恢复业务活动，军、工宣队撤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两者都迅速开始了工作。特别是国务院政研室，当时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参加了《毛选》编辑工作，并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文件和文章的起草，包括后来被"四人帮"诬为"三株大毒草"的《论总纲》（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工业20条和《汇报提纲》等，很快成为邓小平进行宣传理论斗争的得力助手。其中《论总纲》一文是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和当时的斗争形势自8月开始起草的，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从斗争策略考虑，又作了较大修改。这篇文章以实现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三项指示作为实现四化的纲领，并对其中每一项指示赋予新的含义，尽量作了较为正确的解释。文章集中地概括了整顿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工作作风，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邓小平当时并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后来，他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说:“‘三株大毒草’中的《论总纲》确实最近才看到。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此文原准备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的第一期上发表。而筹办这个刊物本身就是同"四人帮"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重要斗争。
      10月6日，胡乔木在谈到这一刊物的办刊方针时讲得非常明确，他说:现在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刊物就要反映。这个刊物无论从任务和内容上说，都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这是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办好。
      对于争夺宣传理论阵地的斗争，最有意义的是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9月底，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对整理《论十大关系》一文极为重视。7月上旬文稿由胡乔木主持整理出来后，他致信毛泽东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表示同意，但提出暂时不要公开。
      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是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这个问题的提出，一针见血的点破了多年来存在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症结，打中了"左"倾错误的要害，实际上已涉及到党的思想路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党的整顿。随着各方面整顿的开展，邓小平还自7月起提出并越来越突出地强调了党要整顿的问题。他明确指出，现在党的领导削弱了，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党的领导，因此，必须对党的领导、党的思想、党的组织和党的作风等各方面加以整顿。7月17日，党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做法。邓小平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了整顿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以整党为核心，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又提出整党主要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根据中央的精神，当时各地区、各部门在整顿中突出了对领导班子的整顿，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对一部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人作了处理，并对一大批"火箭干部"采取了挂职下放的措施。党也要整顿的任务的提出，表现了斗争的深化，预示了反对"左"倾错误和"四人帮"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对各方面的整顿起到了促进作用。
      6月到10月，各方面的整顿接连展开，迅速连结成一个整体。《论总纲》、《工业20条》、《汇报提纲》三个文件的制定，以整党为核心的九个方面整顿任务的提出，特别是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清楚地表明，邓小平等进行的全面整顿不仅是要恢复起码的生产和社会秩序，也不仅是同"四人帮"斗争的问题，而且是要力图系统地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当时，邓小平等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毛泽东能同意《工业20条》、《汇报提纲》等纲领性文件，以便在1976年据此进行更深入的整顿。
      在此期间，"四人帮"一度在政治上处境十分狼狈，但是，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很快又加紧活动，进行反扑。8月底，他们利用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经毛泽东同意，开始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接着，一段时间内销声匿迹的江青又在农业学大赛会议上重新露面，她大谈所谓评《水浒》的问题，公然提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毛主席。”她还说什么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专门造她的谣，她现在要大反攻。特别是在10月毛远新当了毛泽东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以后，他们更加紧了对邓小平的攻击。整顿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入已使斗争趋向白热化。双方都在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当然，邓小平等是力图用毛泽东的正确方面来纠证他的错误方面，而“四人帮”则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
      1975年的全面整顿，尽管有江青集团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但由于整顿方针的坚决贯彻执行，经济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开始转为回升。1974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3年仅增长1·4%，而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却比1974年增长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主要农业产品产量除棉花比上年略有下降外，其它都有明显的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1271亿元，此上年增长9·2%。进出口贸易额为147·5亿美元，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水平。1974年生产严重下降的钢、原煤、棉纱及铁路货运量等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与此同时，科学、教育、文艺等领域开始打破严重沉寂混乱的局面，出现了新气象。这一年尽管还存在着基本战线过长，积累率过高，财政收支出现赤字，职工人数增加过快等问题，但从总体形势来看，1975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比较好的。事实证明，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在摆脱了停滞倒退局面以后又走向了恢复和发展。这是继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取得的转机被"四人帮"破坏之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
      整顿中，各级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加强，各条战线的生产、工作秩序逐渐好转，许多地区的严重派性和武斗受到抑制，落实干部政策及其他方面政策的工作取得较大进展，全国的社会秩序逐渐趋向安定团结。整顿带来的明显变化，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等实行的方针政策的正确，使长期遭受"文革"苦难的广大干部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精神为之一振，使人心归向四化，归向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实际上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着手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      4、毛远新谗言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啊。整顿工作受挫
      邓小平等进行全面整顿提出的基本方针及其实践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和革命者为了人民的利益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这是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眼看着邓小平把全面整顿的新风吹向全国，“四人帮”既恨又怕，于是，他们利用毛泽东在8月14日应北京大学女教师芦荻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这一机会，立刻抓住不放，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晃盖，架空晃盖”的邪说，再一次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诬指他们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话斥为"放屁，文不对题"，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毛泽东一开始是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的，但是随着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和做法进行系统的纠正，加之"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恶意汇报，使毛泽东感到邓小平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这自然为他所不能容忍。
      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喽。”“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泽东“要使全国知道”的忠告，实际上是要周恩来、邓小平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则就是修正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林彪一类。周恩来当然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他随即让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作为整顿的“纲”，雷厉风行进行“整顿”。毛与周在起用邓小平这个共同点上是有严重分歧的。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有限度的整顿，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周恩来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的整顿，这必然要否定“文化大革命”。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进手术室前，拉着邓小平的手，字字千钧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然而，“四人帮”一伙却对邓小平取得的改革成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9月底到11月初，江青通过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联络员毛远新，借向毛泽东汇报的机会，攻击、底毁邓小平。毛远新谗言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此外，毛远新在汇报中还竭力否定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整顿取得的成绩。毛远新在几次汇报中挑拨主离间、搬弄是非，还是对毛泽东发生了影响。但根本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革"的基本方针，因此，他在不断听到毛远新等人的汇报，并经过自己的思考后，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革"之嫌，他的态度就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毛泽东不无感慨地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还是“白猫、黑猫”啊。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的论断正好被"四人帮"加以夸大、喧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0月20日前后，毛泽东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指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偏袒刘冰。根据这一指示，11月初由清华大学发起，教育界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内对邓小平展开批评。起初，他仍希望统一认识，要邓小平主持对"文革"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邓小平却提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表明自己不技成作这样一个决议的态度。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还曾对毛远新的攻击给予严正驳斥，指出: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坚持正确立场的态度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于是一场所谓"批邓、反击有倾翻案风"运动被发动了起来。从1975年11月开始，运动愈演愈烈，把整顿说成是"复辟"，《工业20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当作"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11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正式对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至此，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被迫中断。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饱经磨难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了。并且各级经济机构又被冲击、改组，大批干部随着邓小平下台而遭到批斗，而被打倒，机构重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很多法令和规章制度被废除，刚刚恢复正常不久的经济秩序遭到很大破坏。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又陷入混乱，经济形势再度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