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年代（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非常年代（１９５６－１９６０）            　  《今古传奇·纪实版》                　1956—1960年，这是充满豪情的五年，也是充满曲折的五年。徘徊中向前发展的新中国，在这五年里，留下了太多值得铭刻的记忆：
            　　1956年，中共“八大”胜利召开，它明确指出今后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对立，而是经济建设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异，要求发展生产力，发扬民主，健全法制。这次大会像一盏明灯，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这一时期，志愿军从朝鲜撤军，标志着中国从国际战争中脱身而出。但金门两岸炮声的轰鸣，时刻提醒着人们，两大营垒的对峙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流，也深深影响着国内政治。
            　　“双百”方针的提出，整风运动的开展，激发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进攻，威胁到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反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不过“反右”扩大化却给55万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员干部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56年以降，随着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实现，手工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几条重要铁路的通车，原子反应堆的建成，三门峡水库的耸立，万吨巨轮的下水，众多工厂的投产等等，中国现代化的工业体系在此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经济建设成绩斐然。
            　　然而，1957年后的中国，开始出现令世人瞠目的经济神话！留给人们最深印象的，是一连串日日变、月月增的数字：亩产万斤粮、日产生铁20万吨……
            　　毛泽东一声“人民公社好”，掀起了神州大地的人民公社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短短几个月，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几亿农民在约26000个公社中，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爱国卫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的同时，全国男女老少齐动手，上捉下赶，令千万麻雀命丧黄泉，北京甚至喊出了“首都岂容麻雀栖身”的口号……
            　　这的确是一个“神话”时代：粮食“卫星”竞放，钢铁“元帅”升帐，全中国都在呐喊着十五年超英赶美。
            　　在河北省徐水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山东省范县“三年进入共产主义”的豪迈誓言中，在“一颗米粒煮一锅，一个玉米装一车，高粱杆上安电线，坐着西瓜过黄河”的夸张歌吟中，全国部分地区开始了副食品的凭票供应，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断粮现象。中共中央发出了关心人民生活的通知，然而自然灾害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雪上加霜的是，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合同，使得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三年困难时期”来临了！
            　　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元帅，在回乡视察期间，看见“大跃进”造成稻谷烂在田里无人收割、“共产风”夺去农民所有财产、公共食堂难以为继的人为灾害时，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同样也无法按捺自己的正义与理智。在庐山会议上，他向毛泽东递交了《意见书》。遗憾的是，真理遭到批判，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一场新的反“右倾”运动又展开了。
            　　在国内经济困难达到极点的同时，中苏两党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公开化，进而影响到两国关系。“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坚固的社会主义阵营，终于出现了分裂。
            　　内忧外困压不倒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大手一挥，宣布自己不吃红烧肉，号召勒紧裤腰带，也要挽弓射天狼。茫茫戈壁，中国导弹一箭穿空，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人民是不会屈服的！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前进中不断反思，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1960年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错误，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共和国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５６：中苏缘何围绕斯大林问题大论争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娄子
            　　
            　　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中共中央决定派遣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等5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
            　　然而，这次大会大出中共代表团的意料：赫鲁晓夫竟然大反斯大林。2月24日下午，“二十大”本已宣布闭幕，但在赫鲁晓夫的安排下，大会又通知代表们还要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以往斯大林在会上总是受到无以复加的赞扬，如今他成了被谴责的对象。
            　　当赫鲁晓夫在讲台上打开他的“秘密报告”文稿的时候，苏联的历史翻过了斯大林这一页，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这对中国代表团来说很突然，因为大会的计划中并没有这样的安排，中共代表团也丝毫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的任何信息。因此，中共代表团对批判斯大林一事不表态，不发言，持一种保留的态度。
            　　中共代表团回国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便在国际饭店大礼堂向全体苏联专家传达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苏共“二十大”的基本精神。当时气氛很紧张，窗帘拉上，服务员不许在场。传达后，分组讨论，逐个表态，统一思想。
            　　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是密切关注的。
            　　3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了书记处会议，会上大家议论纷纷。首先对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判斯大林很不满，认为这是对各国共产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娄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的两点意见实际上是作了“破题”。
            　　毛泽东在19日和24日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大家就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关系、个人崇拜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这两次会上，毛泽东着重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探索适合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4月6日，米高扬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在接见代表团时，毛泽东明确地告诉米高扬：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前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毛泽东列举了三件大事，说明了斯大林的主要功绩。第一，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第二，斯大林坚持列宁主义，在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使它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第三，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法西斯，为世界人民的革命和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说：“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的看起来他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赫鲁晓夫面对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束手无策，毛泽东以大局为重，帮助苏联迅速摆脱困境             　　
            　　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是揭了盖子，捅了娄子。随之发生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一个集中反应。
            　　1956年10月2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会议。他身穿睡衣，一开始就讲明：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利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的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
            　　毛泽东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这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大家认为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一致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在会议进行中，吴冷西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告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后来才知道这个代表团是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
            　　吴冷西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说：“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约半个小时后，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里接见苏联大使尤金。尤金是毛泽东的朋友，过去两人曾多次在一起谈论哲学问题。现在两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尤金似乎预感到这次紧急接见非比寻常。
            　　毛泽东直截了当地对尤金说：“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尤金满头大汗，迅速退走。
            　　此时在苏联国内，赫鲁晓夫面对波兰事件，不得不暂时停止对斯大林的攻击，转而寻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刘少奇、邓小平和王稼祥组成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调解。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也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的会谈。
            　　10月23日，刘少奇等人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当天晚上，刘少奇便同赫鲁晓夫就波兰事件交换了意见。
            　　经过激烈的辩论和耐心的说服，代表团终于完成了劝和的任务。
            　　苏波双方一致同意：尽快举行两党正式会谈，改善和加强苏波关系；苏联政府单独发表改进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承认苏联过去在这方面有错误；中国政府将发表声明予以支持。
            　　然而，无独有偶，正当苏波两党在中国共产党的从旁劝说下趋向和解之际，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
            　　从10月下旬起，匈牙利局势混乱，军警同示威群众不断发生冲突，反革命分子乘机挑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也大肆鼓噪。匈牙利政府出于无奈，邀请驻匈境内的苏军协助恢复秩序。但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决定从匈牙利撤出苏军。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获悉此事后，立即向北京报告。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导致了“一部分人民”反叛人民政府。参加匈牙利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人民”的范畴，不同意对大多数“人民”进行镇压。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匈牙利事件的导火索。
            　　10月31日，刘少奇在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时，严厉地指出：苏共这个决定是对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苏共中央如果抛弃匈牙利，将成为历史罪人。
            　　11月1日，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眉飞色舞地告诉他：苏共中央主席团开了一整夜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针对波匈事件，毛泽东强调：我们早就指出，苏共“二十大”揭了盖子，也捅了娄子。揭了盖子之后，各国共产党人可以破除迷信，寻求适合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捅了娄子的后果是全世界出现反苏反共高潮。帝国主义幸灾乐祸，国际共产主义队伍思想混乱。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不仅要顶住，而且要反击。             　　
            　　围绕斯大林问题的争论愈演愈烈，毛泽东认为在20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会有争论，中共准备长期论战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的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杀；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三，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捡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了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了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捅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毛泽东最后说，围绕斯大林问题，中苏两党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20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会有争论，因为这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围绕着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进一步促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一段时间以来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章中得到新的发展和系统化。
            　　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华时，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他同毛泽东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
            　　“苏共代表大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我看未必站得住脚。”毛泽东仿佛顺便说起来。
            　　“这个决议在我们党内和人民群众中都是没有异议的。”赫鲁晓夫针锋相对。
            　　“你们当然有权解决你们的内部问题，党内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不过，斯大林是世界革命运动的领袖，关于他的杰出作用，恐怕不是一党一国就说了算的，应该考虑到国际上的相互联系。”毛泽东说。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一个民族现象。它在苏联发生，也在苏联形成。我们自己有权决定自己的问题，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了。”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立场。
            　　“决议虽然通过了，不过内容是片面的，做法也不妥。你们把它当作一党一国的问题来解决，把它局限在一个地域内，这种看法太狭隘了。”
            　　“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有我们苏联共产党人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此时，气氛已经很凝重了。对峙了一会儿，毛泽东拿起桌上的茶杯，一口一口地呷着，然后放回桌上，再抬眼看着赫鲁晓夫，说：“谴责斯大林的决议是否过于匆忙和主观了呢？要知道他对许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对伟大的革命事业，包括中国在内，曾作过巨大的贡献。怎么能全盘否定或贬低呢？”
            　　“你说斯大林有巨大贡献，但是别忘记，我们党和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的独断专行，大规模地镇压和迫害，千百万人在集体化和伟大卫国战争期间送掉了性命，你怎么为他辩护呢？”
            　　“问题不在这儿。谁也不打算为斯大林在苏联集体化过程中的做法作辩护，这是你们的内务。这究竟是谁之过，是斯大林个人或者不仅是他一个人，这点你们最清楚。我说的是另一问题。斯大林的名字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尊敬，他树立了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崇高榜样，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的学说和经验，现在全都一笔勾销。这么一来，我们几十年来英勇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我们会失去共产党人的威信、失去信仰……”
            　　“我们说的是真话！”赫鲁晓夫强调道。
            　　“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使局势极端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两党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毛泽东严肃地说。
            　　此次会谈以双方不欢而散匆匆结束。
            　　中国共产党连续发出的“两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对斯大林要科学、正确地评价，其中的许多提法尽管与赫鲁晓夫的评价有所不同，有的地方甚至相差甚远，但是当时赫鲁晓夫为了应付国内外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还是对“两论”的评价甚高。特别是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苏联广播电台安排最有名的播音员广播，并数次放录音，以示重视。
            　　1956年12月3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新年宴会上，赫鲁晓夫在祝酒词中说：“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毛泽东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又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
            　　
            　　对于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为我们发展马列主义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惧的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将来在我们党内出现，重演‘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闹剧。”
            　　毛泽东还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很显然，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坚决地、完全地反对；而是有保留的、有同情的，甚至认为有些是“正确的”。这种保留、同情，为后来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总结斯大林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及时地提出了建立一定的制度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防止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的现象发生。
            　　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可惜的是，党的八大路线没有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毛泽东很快错误地改变了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致使后来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对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斯大林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在他逝世之前，也没有选拔接班人，最后致使赫鲁晓夫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造成了历史的悲剧。
            　　毛泽东一贯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并把这看成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大计。当然在选拔接班人的问题上，毛泽东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沉痛的教训。他先选拔刘少奇做接班人，后又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使林彪趁机当上了“副统帅”和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后来，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他又选拔王洪文做“接班人”，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都得到过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人民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斗争中，他和斯大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进行过密切的合作，尽管其中也有过分歧和矛盾。因此，当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在看到西方的和平演变使苏联面临危机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决然地高举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和平演变。
            　　总之，纵观这一时期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交往的历史，不难发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科学地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是非问题，力图减少赫鲁晓夫在国际上造成的被动局面，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大力支持和协助赫鲁晓夫和苏联共产党的。
                  １９５６：中国“两弹一星”计划风云始动秘闻               　毛泽东虽笑称“原子弹是一只吓唬人的纸老虎”，建国后却不得不应对美国的原子弹威慑
            　　
            　　1946年，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
            　　在延安窑洞前的一张石桌旁，时年六十一岁的斯特朗女士和五十三岁的毛泽东进行了一场饶有兴味的谈话。在谈到战后世界将形成新的战略格局，以及美国和苏联很可能由盟友转为敌人这一问题时，斯特朗对毛泽东认为国际力量会阻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判断并不以为然，说道：“原子弹的威力世人皆知，假如美国再使用原子弹呢？美国可以从冰岛、冲绳和中国的基地去轰炸苏联，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唬人的一只纸老虎。”毛泽东听完陆定一的翻译后，对斯特朗笑着摇了摇头，“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种新式武器！”
            　　这就是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著名论断问世的经过。斯特朗后来称颂这一论断“照亮了世界大事的进程”，“是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斗转星移，三年后，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入主中南海，有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则逃到了台湾岛。然而，还没等毛泽东睡上几天安稳觉，朝鲜战争便爆发了，紧接着又是台湾海峡危机。新中国几次受到美国的原子弹恐吓，蒋介石也趁乱派出自己的夫人宋美龄，向美国政府游说，想让美国援助原子弹，以便一举完成“反共复国”大业。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战略思想。原子弹虽被毛泽东蔑称为“纸老虎”，但如果只是手无寸铁地面对它时，它就会成为一只真老虎。很显然，没有一根打虎棒，那就只能是束手待毙。
            　　1952年8月，朝鲜战争正激烈进行中，斯大林虽然同意对装备落后的中国更广泛地增加军事援助项目，以便中国能继续同美国打下去，但有一点却非常明确，苏联并没有作出利用自己的核能力来反击美国威慑的保证。这样，中国面对美国原子弹，便不能不有所顾忌。
            　　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是活不下去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1952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了有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等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讨论到后来，几位久经战火考验的领导者们就发展中国自己的特种武器，进行了初步酝酿。事后，又分头向有关科学家征询意见，开始创造各种条件。1953年，钱三强也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初步建议。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翌年3月6日，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在军事技术研究方面，要争取尽快赶上先进国家军队的装备水平。目前，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中国尚不能生产的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其他新式武器。隔了没几天，毛泽东便两次在另外的场合，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充满感染力地预言道：“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6年10月，聂荣臻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以发展中国导弹事业的方针，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予了批准和支持。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一些著名科学家也很受鼓舞，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次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上，宣誓一般大声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至此，在外部强大压力的逼迫下，中国的“飞天计划”紧锣密鼓，开始登台演出。
            　　
            　　志愿军劲旅神秘失踪，引得美国惶惶不安；恰逢“大跃进”，秘密基地定名为“东风”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彭德怀等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成立导弹研究院。10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京西郊原解放军第四六六医院的小礼堂，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
            　　五院成立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在研究和仿制苏式导弹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五院提出了建设导弹试验靶场的问题，提议一边研制导弹，一边建设靶场，二者同步进行。否则，等导弹研制出来以后，却没有一个做试验的地方。聂荣臻在听取了钱学森等人的汇报后，表示同意，并要五院抓紧给军委专门写个报告。
            　　在中国，搞导弹是前所未有的，建设导弹综合性试验基地，也是第一次。军委的老帅们自然是时时过问，极其重视。国防部长彭德怀亲自主抓，为靶场建设调兵遣将。早在1956年初，他和陈赓在会见苏联军事顾问时，就提出了请苏联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方面的图纸资料问题。同年1月20日，彭德怀在主持中央军委会议时说：“目前即使苏联不帮助，我们也要自己研究；苏联帮助，我们就去学习。”
                为了建设好中国第一个导弹基地，彭德怀曾一度指定聂荣臻为试验基地的总负责人，并要黄克诚协助聂荣臻做好这件事。
            　　此时的彭德怀决不会料到，这也是他被赶下台之前所抓的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了！
            　　1958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彭德怀就把负责找基地的炮兵司令陈锡联和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叫到了他家里。彭德怀开口便说：“苏联来了一些专家，帮助我国建设一个导弹试验靶场，你们两个是负责陪同专家勘察选场的，要把这件事办好，一定不能出任何差错。”
            　　经过反复勘察，靶场的选址定在了内蒙古。同时，彭德怀决定让赴朝参战的志愿军二十兵团回来，先搞个兵团架子。于是，在朝鲜的志愿军二十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也奉命秘密回国。
            　　孙继先抓紧时间了解了一下情况，很快给军委写了个报告，要二十兵团立即做好回国的准备。随后，他给兵团发了封电报，要兵团按照总政治部要求的政治条件好、身体条件好、有文化这三条标准，对兵团领导机关干部进行严格审查，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等回国后，再调往其他部队或转业。
            　　1958年3月，没有鲜花，没有欢呼，在一种神秘的气氛里，征尘未洗的二十兵团将士们来到位于复兴路25号的炮兵司令部大院和通县保安胡同一号，开始了组建导弹试验靶场和组织导弹试验的秘密历程。
            　　时隔不久，嗅觉灵敏的美国中央情报局便向白宫呈送了一份报告，内称：中共驻西海岸的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突然于近日秘密失踪，现去向不明……
            　　1958年10月，由于军队科学研究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复杂，中央和军委批准了聂荣臻关于将航空工业委员会与国防部五院合并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武器装备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由聂荣臻元帅兼任主任，陈赓大将、刘亚楼上将、张爱萍上将、万毅中将任副主任。10月20日，为了加强保密，国防部正式授予导弹试验部队零零二九部队番号，停止使用二十兵团番号。基地组建后，便在大漠深处与北京三总部建立了有线长途电话指挥通信。根据全军有关的通信业务规定，为了确保有线电话长途通信秘密，基地长途台作为总参长途台的一个用户，需要编拟一个长途电话通信的单位名称代号，这个代号又不能与基地的真实番号、部队代号相同和混用。在当时中国一派“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的大跃进年代，通信部门觉得“东风”这个词叫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更具有一种特殊意义，便报请总参通信兵部批准，开始在基地对总参的军用长途通话中使用“东风”这个电话代号。后来，经总部批准，基地便正式将“东风”作为这里的名称。             　　
            　　苏美炮制“戴维营精神”，共同遏制中国；面对世界两大强权，毛泽东坚决说“不”               　1960年10月的一天，雨后方晴，美国外交官鲍尔斯在新德里接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一封请柬，邀请他和夫人前往总理私邸共进晚餐。
            　　餐桌上，在谈到中国和苏联这个话题时，尼赫鲁表达了和美国人完全不同的见解：“从历史的逻辑和地理的现实来看，中国和苏联是注定迟早要发生冲突的。”
            　　尼赫鲁看着鲍尔斯颇感困惑的神态，笑了起来。他对自己基于中苏两国历史、文化以及民族个性的分析和判断深信不疑。时间至少部分证实了尼赫鲁的非凡预见。
            　　五十年代初，中苏间如胶似漆的“蜜月”关系，暂时掩盖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这种矛盾，既有历史上的，也有现实当中的。
            　　毛泽东入主北京后，中苏两国出于一种互为依存的战略需要，签约结盟，双方都表达了一种摒弃前嫌，开辟新途的真诚愿望。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仅仅靠某种良好的愿望而向前推进的。
            　　1958年夏天，因为苏联提出共建联合舰队和无线电长波台的问题，刚刚在一场宫廷权力斗争中获得胜利，并夺取了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赫鲁晓夫第二次来到北京，同毛泽东正式撕破了脸皮。毛泽东在会见中怒不可遏，用手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大声斥责，使做贼心虚的赫鲁晓夫支吾其词，难堪之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于不再犹豫，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曾答应的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企图限制中国发展尖端武器。
            　　1959年9月15日至28日，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了美国，四处周游，同艾森豪威尔前往离华盛顿一百公里的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三天的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炮制了所谓的“戴维营精神”。赫鲁晓夫以决然牺牲自己的盟友中国作为见面礼，送给了窃喜不已的艾森豪威尔。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刚刚离开美国，就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最后一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盛大庆典。在同毛泽东会谈时，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大谈他的美国之行，毫不掩饰地描述美国人有多么富有。在国庆宴会上，赫鲁晓夫发表演说，称赞艾森豪威尔总统是爱好和平的，而热衷于冷战的人们正将人类推向世界战争的深渊。随后，他隐讳地谴责中国对金门进行炮击一事。就在这天晚上，赫鲁晓夫还再次指责中国不应该和印度发生冲突，为此惹得陈毅元帅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和他大吵了一顿。可想而知，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些举动，会招致毛泽东什么样的愤怒！
            　　第二天，赫鲁晓夫在毛泽东陪同下，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望着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景象，赫鲁晓夫觉得该向毛泽东显露一些什么了。
            　　“毛泽东同志，为了维护戴维营会谈的成果，不给西方帝国主义制造任何口实，在导弹原子弹这些问题上，我们可能不好再帮你们什么忙了。苏联现在有许多专家在中国工作，我们正在考虑撤回问题。”
            　　毛泽东细细品味着赫鲁晓夫这席话的多种含义，表面上不冷不热地回答道：“这几年来，苏联同志对我们帮助很大，我本人是希望他们能留下来的。当然，实在要走，我们也不阻拦。不过，我希望双方签订的协议大家都要执行！假如你们不愿意帮助，那就是你们考虑的事了。”
            　　此时，毛泽东背后的中国，已经不是此前一百年中的“东亚病夫”了。尽管它现在还很虚弱，但它那曾经习惯于跪着的双腿如今已不会打弯了。在当今世界两大强权的面前，毛泽东坚决地大声说了“不”！
            　　1960年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前夕，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代表团极其突然地采取行动，向各国党代表团散发或宣读苏共中央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在坚持严肃斗争的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仍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苏联随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苏关系的步骤，使中苏本属两党间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
            　　从此，在西方对年轻的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和全面封锁的同时，莫斯科变友为敌，对中国实施遏制的大幕渐渐开启，并且愈演愈烈，直至演变成了长达近三十年之久的全面对抗。
            　　中苏关系日益恶化，隔岸观火的美国对此自然是拍手称快，兴奋不已。他们不失时机地加紧活动，企图将手中的绳索牢牢地套在中国的脖子上，并逐渐一圈一圈地拉紧，直至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
            　　
            　　周恩来对孙继先说：“老大哥靠不住，你要胸中有数！”没有苏联援助，中国导弹还是成功试射，一箭穿空
            　　
            　　1959年夏，基地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到北京汇报工作。周恩来特意说道：“中央每次开会都要议到靶场的事，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
            　　孙继先当然知道自己所负的责任有多重大。基地自从组建以来，中央各位领导人都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在第一线决不敢有丝毫懈怠：“我们正进行‘以场为家，以苦为荣’的思想教育，号召大家扎根戈壁，艰苦奋斗，效果很不错。”
            　　“嗯，很好，应该从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入手，否则是干不成事业的。”周恩来赞许地点了几下头，“你们提出的那个口号，‘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就很豪迈嘛。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精神！”
            　　孙继先直到死都没忘记这当年的誓言。1990年他在北京去世前，特意在遗嘱中提出要葬在自己亲手创建的基地。
            　　谈了一会儿，周恩来带孙继先去见毛泽东。
            　　毛泽东对孙继先说：“你是打仗出身，现在我们搞建设，形式有了一点变化，但搞尖端武器也是打仗嘛。要取得这个战斗的胜利，你就得多学习，把外国的技术学到手。”
            　　“是，主席。”孙继先能够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我们正通过办教导队和向苏联专家跟班作业的方式，争取多掌握些知识。”
            　　“科学技术发展了，我们的国家就强大了。”毛泽东停顿了一下，眼睛盯着孙继先说，“你身上的担子很重啊！你要多学习。我也在学，不学习是要落伍的呀！”
            　　周恩来问了问基地选调干部的事情后，提到了苏联专家的情况：“你们那里专家比较多，要多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们远离国内亲人，也不容易。”
            　　周恩来又非常细心地了解了一番苏联专家们的情况，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孙继先说：“你看，我们靠‘拐杖’走路有多难呀！老大哥靠不住，你要胸中有数，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
            　　按照中苏双方1957年10月15日签署的新技术协定，苏联先后共向基地派出了三批技术专家，近二百人。实事求是地讲，苏联专家多数对中国是很友好的，尤其是前两批专家，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大都能诚心诚意帮助中国做好打基础的工作。许多专家在华工作期间，都处在苏联某些方面的压力之下，但他们仍认真工作，和中国同行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但是苏联政府从根本上讲，并不想把最先进的东西给中国。苏联在国防新技术产品上不仅总是要让中国落后几代，而且提供的一些并不先进的东西，许多还是他们淘汰下来的。
            　　1960年3月，经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批准，决定在西北导弹试验基地进行近程地地导弹的发射试验。中央军委对第一次导弹试验极为重视，聂荣臻特意强调说：“要安全稳妥，确保顺利完成任务。宁可慢一些，一定要好一些。”
            　　但是苏联却不断横生枝节，故意不输送必需的液氧燃料，导弹迟迟不能发射。由于基地导弹试验的决定权掌握在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手中，所以，尽管中国自己生产的燃料质量很好，完全合格，仍无法进行导弹发射试验。
            　　苏联专家不但不让发射，连点火合练都不批准，无奈之下，基地只好将这些液氧全部倾泻在戈壁滩上。看着国家生产的各项指标都完全符合要求的燃料白白浪费掉，大家既心痛，又气愤。
            　过了几天，基地接到了总参谋部和国防科委的通知：苏联专家即将全部奉召回国，关于基地的工作，一切希望都要建立在自己拼命去搞的精神和工作安排上，不要存在任何外来援助的幻想，哪怕是微小的一点打算，在目前都不适宜，也达不到任何目的。随后，苏联政府即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至9月10日的一个月内，撤回1390名全部在华专家，终止343项专家合同和257项科研合同，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购买苏联的武器装备所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回国时，基地出于友好，热情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宴会，给每个专家赠送了一枚“中苏友谊”纪念章和一些小礼品。上飞机前，许多专家和夫人显得很激动，久久地与中方送行人员握手拥抱，难舍难分。有一位专家坦率地对孙继先说：“苏联政府这种对华政策，不是苏联人民的政策。假如赫鲁晓夫死了，一切都会改变。”
            　　1960年8月24日，在华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当时，中央正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听了李富春的汇报后，大手一挥，硬骨铮铮地大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毛泽东言出有因——为了向苏联偿还债务，他早已带头不吃肉了。             　　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虽然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尖端事业造成了极大的被动和难以估量的损失，但也使中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放手致力于自己的事了。周恩来鼓励大家说：“苏联政府采取卡脖子的办法，想把我们的火箭事业扼杀在摇篮中，那是办不到的。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富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会难住我们。”
            　　在国防科工委召开的会议上，激愤得用烟斗猛敲桌子的贺龙元帅，提出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最大的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要求。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用国产燃料发射导弹，并指定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去现场主持这次发射任务。
            　　初秋时节，张爱萍乘坐的军用专机降落在了基地十四号机场。刚走下飞机，他的帽子就被风给刮跑了。张爱萍幽默地说：“嗬，这么厉害呀！现在全世界都在刮大风，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站住脚了！”
            　　1960年9月10日凌晨，凉风袭人，戈壁滩一片寂静。阵地上的高架探照灯把发射场照耀得如同白昼，草绿色的导弹矗立在发射台上，翘首待发。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发射操纵员按下点火键，只见导弹尾部蓦然闪射出强烈的火光，继而发出震撼大地的轰鸣声。在人们充满期待的目光里，使用了中国推进剂的导弹腾空而起，朝着预定目标飞去。
            　　苏联专家撤走后仅17天，这枚本应一年前就发射的导弹在天空中拉出了一道洁白的烟云，似乎在和阵地上的人们一齐纵情欢呼，庆贺胜利。
                  １９５７：“苏报案”与“大跃进”有何关系               　毛泽东喜爱《革命军》一书另含深意。他屡次指示领导干部重读此书，要求人们不要做“小脚女人”             　　
            　　建国后，毛泽东曾请了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担任自己的英语老师。这以后，学习英语的间隙，毛泽东多次向章含之提到对章士钊的评价。
            　　有一次在等待开饭前，毛泽东问章含之：“你对你父亲怎么看啊？”章含之不假思索地说：“他是代表旧的剥削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我是共产党员，他既是我的父亲，更是统战对象。”毛泽东认真地望着章含之问道：“你什么时候入党的？”章含之回答：“1957年1月。”毛泽东很严肃地说：“你既然是个党员，你要懂得怎样对待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加入了共产党，我高兴，挖了你父亲的墙脚，不过这是指的思想，他的后代也跟共产党走了。其实行老也高兴，他知道你跟共产党走有出息。但是你要了解行老才能团结他。你是你们家里唯一的共产党员，还是党代表哩！你如果不正确对待行老，他会对共产党有意见，认为是我们把他的女儿拉走了。”
            　　毛泽东又问：“你说行老是剥削阶级，你有什么根据？”章含之说自己父亲当过教育总长，镇压过学生运动，连鲁迅都骂过他。后来他同蒋介石的关系也不错，1949年他是代表国民党来同共产党谈判的。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地摇头制止了章含之，问道：“你只知道行老做的错事，有些还不见得是错的，譬如他参加国共和谈。我先问你，你知道多少行老革命的事迹，知道多少他做过的好事？”章含之回答不上了。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对一个人要看他全面的一生，更何况对自己的父亲。共产党并不是要你盲目地六亲不认啊！你要正确认识行老，他的一生很不简单。我今天只问你一件事，你知道行老年轻时《苏报》一案是怎么回事吗？”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你知不知道他青年时反对清王朝的历史？他很激进呢！你父亲在历史上做过几件错事，那是很早的事。但是，他为《苏报》坐过牢，流亡日本，和孙中山一起推翻清王朝，这些都是革命的，你作为小辈应该知道。”
            　　见章含之惭愧地低头不语，毛泽东又说：“你参加共产党，我高兴，这是好事。可见得行老相信共产党，把女儿交给共产党他放心。”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特地发给与会者一本他亲自编写的书，书名为《苏报案》。             　　20世纪初，中国报界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苏报案”。1903年夏，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出版、由章士钊任主笔的《苏报》，因发表一系列鼓吹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民主革命的先驱邹容出版了宣传小册子《革命军》，《苏报》除发表邹容为该书写的自序外，还刊登了章太炎写的《序〈革命军〉》和章士钊写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加以推荐。6月29日，《苏报》又发表章太炎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驳斥康有为“只可行立宪，不可革命”的主张，指责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就在该文发表的当天，外国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的要求，拘捕了章太炎和邹容，随后又查封了《苏报》。当时清政府极力主张杀害章、邹二人，但租界会审时迫于舆论压力，初审时判决他们终身监禁，以后又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三年、邹容两年徒刑。
            　　建国后近十年了，毛泽东为什么屡次重提“苏报案”呢？其用意是什么呢？特别是在1958年“大跃进”那样特殊的时期，毛泽东号召人们重读邹容的《革命军》，又有什么深远的含义呢？这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思考。
            　　原因之一：思考如何使中国快速富强，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
            　　在《革命军》中，邹容拟定了25条革命纲要，被毛泽东称之为“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邹容写道：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构；全国无论男女，皆为国民；人人当致忠于此新国家之义务；定名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
            　　这一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实现了。所以当毛泽东在1949年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他并没有忘记那些“从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之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那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毛泽东对《革命军》一书的喜爱，表明了他对邹容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的赞佩。
            　　当新中国到了1955年和1956年的时候，“大跃进”的序幕已经拉开：1955年春天，全国的初级社由1951年的300多个发展到67万个。全国形势发展之快，人民群众的劳动干劲之高，令毛泽东无比高兴，他在考虑如何进一步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到全国各地巡视。为此，毛泽东还开始研读农业合作化的材料，并亲自编撰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104条按语。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办公室的灯光每天彻夜长明，早上总有一堆修改好的文稿让秘书拿走誊写。两个月后，这本巨著就与读者见面了，为当时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
            　　对于那些唱反调的人，毛泽东曾说：“我们的某些同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品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时，写下了著名的诗词——《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这首词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
            　　于是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竟达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在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运动迅速发展。到了1956年底，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82.2％的私营商业户，都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历史已证明：这是一次真正显示了党的团结、胜利的大会。大会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
            　　然而，就在这年6月28日，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紧接着，10月至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骚乱者甚至一度占领了布达佩斯，这就是所谓的“波匈事件”。这些事件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感到不安。
            　　在中国，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思想更为活跃。也有极少数人，借机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行攻击。这一切，对于刚刚执政7年的中国共产党，应当说是非常严峻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讲话。3月12日，毛泽东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可否认这是引起“大跃进”的一个直接因素。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同时参加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同1949年相比，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6亿人的温饱初步解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但是，这就够了吗？
            　　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多次说道：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即东风和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然而，毛泽东又是忧郁的，他到苏联访问之际，适逢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时。苏联的成就对于毛泽东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但同时，对于毛泽东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不可不说是一种鞭策乃至刺激。             　　
            　　毛泽东说，要学习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的“不怕”精神
            　　
            　　毛泽东重提“苏报案”的原因之二：提倡并学习那时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要有生气。
            　　毛泽东通过《革命军》及“苏报案”，以及阅读大量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办的报刊后，认为那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最有生气，很活跃，有朝气。
            　　这个观点，毛泽东不止谈过一次。他曾说过，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了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还曾说过：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就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
            　　1958年春天，“三面红旗”正在全国展开。此时此刻，毛泽东这么推崇邹容、章太炎，这么强调“不怕”问题，是不是他自己准备冒点风险，不怕失败呢？
            　　1958年3月30日，在开完成都会议后，毛泽东乘船去武汉。快过西陵峡时，毛泽东和吴冷西、田家英的一次谈话中，又一次谈到了邹容的《革命军》及“苏报案”的一些情况。
            　　毛泽东说，“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邹容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阵地，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
            　　毛泽东强调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在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就此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自己称之为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的章太炎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当时才20岁。《苏报》的主笔章士钊当时倒没有被捕。
            　　毛泽东盛赞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骨气，他说：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用浅近通俗的文言文写成。《革命军》就很好读的。可惜邹容英年早逝。
            　　毛泽东还谈到了章士钊：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他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洲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的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是“反动而不反共”。
            　　毛泽东这一番对清末民初几位政论家的议论，显然更多的兴趣在于这些政论家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与文风。由此可见，“苏报案”在他心中激起的波澜。
            　　同年4月8日，毛泽东在武昌同田家英、吴冷西又谈到：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激进的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成了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和《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少，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和《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几次谈到并称赞近代资产阶级的宣传文章和报刊，主要是为了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写文章办报刊要有朝气，要有勇气，要有胆识，还要有牺牲精神。邹容、章太炎等莫不如此。二是说明舆论工具的重要性。
            　　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4月8日同吴冷西、田家英的谈话中，讲得很明确：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提倡“五不怕”精神，企图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
            　　
            　　毛泽东重提“苏报案”的原因之三：共产党要提倡“五不怕”精神，尤其是要有坐牢的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把《苏报案》发给与会同志，同即将到来的“大跃进”局面是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希望全党同志学习邹容、章太炎的革命精神。资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尚且不怕坐牢，不怕杀头，无产阶级就更理当如此了。
            　　1957年6月3日，毛泽东找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说，想调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不知他愿不愿去。吴冷西听后感到很突然，因为事前一点风声也没有，他说：“我毫无思想准备。”毛泽东向他说明，调他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任新华社社长，给他10天时间考虑，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6月13日，毛泽东又找到吴冷西，可见毛泽东为人办事的用心和守时。毛泽东告诉吴冷西，中央已经决定派他去《人民日报》，而且今天就要去，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
            　　毛泽东一再要求吴冷西，要他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属实，是否有道理。
            　　然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他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毛泽东顿了顿，说：“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处分的考验，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
            　　接着，毛泽东又说：“我在江西苏区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王明讥讽我，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那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反而可以多读点书，我利用空闲时间，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
            此时，毛泽东又问吴冷西：“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吴冷西答：“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人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毛泽东同吴冷西谈话半个月后，“反右”斗争就开始了。报纸的喉舌作用、舆论工具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现出来了。想来，吴冷西当时也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了。毛泽东那时谈“五不怕”，也许意在“不怕”天塌下来！
            　　很显然，毛泽东想用“五不怕”，通过“反右”斗争，唤起人们对“大跃进”的热情。这“五不怕”精神，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更大的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