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恒：追忆盛澄华教授

－未名湖畔杂忆－
我是五五年八月底从大连市来北大的，上的是俄语系，就跟黄龙同一个小班，从这年起大部分文科都由四年制改为五年。 但两年后转入西语系法语专业，五年之后，即62年毕业后才各自走上工作岗位，我同他在未名湖畔一起生活、学习了长达七年之久。
记得刚进西校门的那一刻，心灵为之震动，这不是到了皇宫般的花园里了吗？到处是亭台楼阁、草坪、花丛和树木，令人心旷神怡，这不就如同在画中游吗？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绘的大观园也不过如此吧？
从进校门之后，七年之中我一直生活在校园内，俗话说：“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正是这样，开头一段时间还觉得湖光塔影，垂柳花丛，十分新鲜，日子一久，慢慢地就看得淡了。反倒是毕业之后，离开了那个优美的环境，有时倒很怀念，尤其离国二十多年之后，岁数大起来了，往往却回忆起当年未名湖畔的一鳞半爪。
就在俄文楼里俄语系的迎新同学展览会上，陈列着许多作品和手稿，最吸引我的便是曹靖华先生当年在苏联翻译的绥拉菲莫维奇的小说《铁流》手稿，是曹先生用自来水笔在直排的方格稿纸上书写的，上边还有鲁迅先生用毛笔对文稿的修改，我站在柜旁仔细观看，久久不肯离去，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两年之后，由于各地俄文院校办得太多，学生也招得太多，人材过剩，毕业生分配不出去。那时，我们这个大班二十余人，分为两个小班，每班十余人，上课时做练习机会较多。法文的教授中有原来北大的，也有从清华合并过来的，再就是由中法大学合并过来的人数较多。教授们绝大多数都是留学归来的，有的在国外留学时间还很长，许多都获得过学位。
这些老师大多数都教过我。给我留下不错的印象， 而其中印象最深，令我现在不得不写一点怀念文章的便是盛澄华教授。他是浙江萧山县人。
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是五八年，面还没有见过，先从西语系所在的民主楼所贴的大字报上知道了他。说什么他不肯教课，只想研究，写论文，这样好多拿稿费，另外，还有写他要同他妻子离婚，而追求系里年青的女秘书，等等。除了上述的大字报之外， 还有更令他为难的便是他同法国著名作家纪德的关系，后面再谈。
盛先生个子不高，面孔很尖而瘦削，带一付眼镜，四十岁上下，胡茬子满嘴。他来给我们上课，是采取座谈方式，全班十来个学生同他坐在一起，像聊天似的，启发式的教学，大家觉得收获颇大。我个人对他的印象渐渐好起来了。
那时，大跃进造成了物质供应的全面紧张，除了粮食定量缩减，蔬菜供应少，肉食当然就更少。日用百货也缺，而对于我们吸烟的人则是更紧张。盛先生这样烟瘾大的人，一天两包香烟（每包二十枝）都不够的人，买又买不到，实在令他难熬。有一回上课，上了一堂课，休息十分钟，我便拿出购得的香烟点起来抽。这时盛先生实在烟瘾大得忍不住了，走过来向我要一支烟，我赶快把整包递了过去，他点燃一支，把剩下的递回给我，我说：“就送给您吧！”他忙说不好意思， 我说我还有办法，宿舍里还有一包。他便不客气地收下了。以后每次上课休息时， 我都送烟给他，他若有烟时便不抽我的，若没有时便点燃一支。
后来。60年9月初，我们西语系的四、五年级学生全体下放劳动，我们班就在十三陵泰陵大队。我们都被安排住在贫下中农家，我和当时的班主席杨元华同系主任冯至和盛澄华教授四个人住在一位姓陈的下中农家。放下铺盖，就要学八路军的传统，为房东挑水和扫院子。杨元华就去拿大扫帚扫院子，其实院子扫的干干净净，完全不用扫，他还是在地上划来划去，为扫而扫了一番。我在这时先去把一条扁担和两个洋铁皮做的水桶挑起就向外走，女房东忙出来说，水缸都是早上刚挑满的， 不用挑了。我连忙说，再挑一担吧！此后每天就是我和杨轮番去挑水，两位老师抬一桶，磕磕绊绊抬到家，一桶水也就剩半桶多一点了。我们叫他们不必去抬水了，由我们包了，他们哪肯答应？说劳动锻炼是不能由别人代替的。
当时，全大队有一个食堂，这在当时被看成是人民公社化的主要成就之一，说是解放了妇女生产力，她们再不要围着锅台转了。过了两三个月后天气冷了，分散在各村的老师们都集中到另一个村子去了，所以冯、盛两位老师们就不再同我们住在一起。
到了快年底时，传来北大校内也吃代食品的消息，才知道粮食供应已相当紧张了。因为我们在乡下是同公社社员一起吃同样的伙食，早就在玉米粉中加其它代食品了，在校学生中有较多的人脚和小腿开始浮肿。有一天从公社方向开来一辆胜利牌小汽车，从车上走下一位大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带一幅金丝眼镜，身穿藏青色呢子制服，双肩披着一件海军呢大衣，颇有点派头。我们都不认识他。陪同来的小干部于是把我们北大师生召集在村口，听“崔雄昆教务长训话”， 这时我们才把这位延安老干部、原校党委付书记同现在的教务长联系起来，就是他呀？他先向大家问好，代表学校领导来慰问大家。接着他口气一转，说什么要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看一切问题，要以物质为基础，按热量办事。我们吃的东西不够多，就要搞好劳逸结合，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我们一听，感到同从前的口气大不一样，从前要求大家苦干、实干、大干、特干！
从那以后对我们的劳动要求不那么严格了，每天大家吃两餐饭，早餐吃玉米面加杏树叶的窝头，饭后差不多十点钟才去上工，主要是提着篮筐去山上杏树林中采集杏树叶，下午三点钟一过就回来，把杏树叶交到食堂的仓库。这就是我们将要吃进嘴里的代食品。下午四点钟开饭，吃的是玉米粉杏叶稀饭，一人一大碗，晚上睡八个钟头，要起床七次去小便。
盛澄华教授去另一村后，只要全体下放师生开大会就能见到他，每个星期总有两、三次，因为要加强知识分了的思想改造，就要多开会，虽然每次发言的内容重复的多，那还是照讲不误。盛先生这时多半是不提什么怪问题，我想是因为他的辫子已经够多了，不再给人家增加什么把柄了吧？我们一见面总要互相问候几句，互相间都很关心，究竟我和他是在一张小炕上滚过几个月的，互相能够体谅。
我问他们的主要劳动是干什么活？他说主要是积肥。就是这批老教授每人提一个粪筐，拿一把小铲子，看见路边无论什么粪便都拾到筐中去，然后集中到生产队的肥堆上。后来他们发现，路上并不能拾到多少粪。最有收获的是等在牛栏和马厩门口，因为里面的粪便是属于队里的，不要你去拾，牛马放出栏到山野去吃草时，一出门到了外边就屎尿一齐哗哗而来，尤其是牛群拉稀屎的多，掉到地上叭叭地溅得到处都是。这时我们的这批老教授就勇敢地冲上前去，冒险着鞋袜和裤脚溅满稀牛屎的危险，赶快把这些宝贵的肥料舀到筐里来，这样获得丰收的战果。
春节前夕，我们全体师生胜利返校。新学期开学后盛先生仍教我们。有时我和有的同学到燕东园他家去聊天。我去他那里谈得多了之后，他也不把我当外人， 也谈过一点法国留学的情况。 我八十年代来巴黎后，在这里认识了一位梁宗亨先生，他是广东新会人，是梁启超的本家，著名法国文学教授梁宗岱先生的弟弟。他30年代在巴黎留学时正好和盛澄华先生同学，还曾同住一处。梁宗亨先生听说我是北大毕业的，便向我打听盛先生，我简单向他谈了一些盛先生的遭遇，他听了之后感到不可理解，他认为这样一个好人，这样用功的一位学者，怎么竟会落得如此遭遇，而深为惋惜。
盛教授有关他自己的一些情况,也对我谈过一些, 例如：他抗战胜利之后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住在教授宿舍区洪深教授的住宅后边。有一天晚上，一批警察来洪深家搜捕一名学生领袖，洪深教授不准他们进去，发生了激烈争吵，四周邻居都闻声出来观看。盛先生就跑去劝阻警察行凶，然而警察人多势众冲进屋内绑走了那名学生领袖。盛先生义愤填膺，同洪教授一起据理力争，但被捕者终被带走。盛先生对我说：“那时我年青气盛，觉得警察这样抓人不对，凭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义愤，就在全校教员中领头发起罢教，随即受到大家响应，第二天全体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要求警察局放人。”一下子上海各报社闻讯来采访，他们又发表声明。几天之内上海各界都纷纷声明支持，声势颇为不小，后来警察局不得不放人，师生们的罢教、罢课获得了胜利。
不久之后，盛澄华在校内感到有些压力，洪深找到他说，要他设法去清华。这样他便回到了清华。很快，解放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清华园在49年初被解放，盛先生这时极其兴奋，清华园里的学生们积极要求参军参干。北京和平解放之后，要组织南下工作团，盛先生便报名参加了该团。49年7月武汉解放后，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盛澄华先生这时成了接管武汉大学的军代表之一。
过了些时，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之后，盛先生来到北大任教，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他的思想那时是很进步的，有复旦大学领导罢教和当武汉大学军代表的光荣历史，他已入了党。但是后来却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我并不很清楚这个经过，也不知道根据什么理由。
66年我在宁夏四清时，有一天，听说北大出事了，北大校长陆平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学生运动，已经被撤职等等。我当时吓了一跳，我印象中的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是个非常“革命”的“大左派”，怎么他还“右”了，那么就该更加“左”才是，那怎么得了呢？我就想北大的老师们大概要倒霉了，其中当然包括盛先生。
我四清结束后回到北京，正赶上文化大革命的一月风暴，到处都是造反派夺权。北大也分两大派，但我一直没有听到关于盛先生的消息。到了后来知道北大许多师生下放到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去了，听说盛先生也去了，具体情况怎么，不得而知。直到最后，才听说盛先生在那里去世了。我听后十分震惊，多方打听，仍不甚了了。
据说盛先生在那里有一天上午病倒了，肚子痛得很，呻吟不止，当地的医务人员束手无策，提出送南昌城里的医院，但当时没有车，只得用担架抬上走，走到公路上好不容易拦了一辆拖拉机，将担架抬上去，一路颠簸着前进，送到医院时据说已经没有气了。一位大学教授，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
对盛先生同纪德的交往和他在法国文学上的成就，我在北大上学时，所知甚少，前面已经说过，仅知道一点就是盛先生解放初期学会了俄文，为的是有助于他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他在五十年代还出版过一本《法国文学简史》，不到一百页，是把苏联大百科全书中的“法国文学”这一条目的全文翻译成中文。这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法国文学的简史，对我们那时的学习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退休之后翻阅过一些书籍，其中有涉及到法国作家纪德的，才得知盛澄华先生与纪德的交往的确很深，关系非同一般，他对纪德的了解和研究也是很深的。盛澄华先生1934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通过美国人温德教授的课程《纪德》认识了纪德的作品，便如饥似渴地读纪德的书。35年他到法国留学后，花了几年时间通读了《纪德全集》，并且做了“1313页蝇头蟹文的笔记”。对纪德的作品这么用功，即使到今天只怕也没有人能够赶得上。
他还翻译了纪德的《地粮》、《伪币制造者》和《日尼微》等书和一些论文，都出版了。他翻译这些作品都是吃透了原作之后，所以他对纪德的理解是很深入的。
他到巴黎之后结识了纪德本人，二人过从甚密，成了忘年之交，时有书信往来。后来他发表在书中有13封纪德给他的信，纪德多次提到想来中国旅行，其中较晚的一信中说他自己患了心脏衰弱，“我真担心从此不能不放弃游历中国的愿望。我深悔当年生命充沛时错过了这机会！我来中国和你重聚的快乐正与我对你的深刻而忠实的友谊并增。我保存着我们相识以来你的全部信扎，而你对我的一贯同情是我一生中认为是最珍贵的。”盛先生与纪德如此熟悉、亲密，对他的理解就不是一般研究者可以达到的了。
1947年，纪德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第二年盛澄华就出版了“纪德研究”专集，共有9篇文章和两个附录，这些文章大部分从前发表过，而其中水平最高的当然是《试论纪德》，长达六万字，长达117页，他说：“文中材料取自读纪德全集时所作的1313页笔记，作为一本小说的译序，也许长得荒唐；但比较说，这是我论纪德的文字最花力气的一篇。”
纪德是二十世纪法国文学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是法国现代作家中最充满矛盾而又最富于变化的人物。他出生富有的资产者家庭，先信新教，后又改信天主教，还是男同性恋者，写作了许多影响大的小说，到了1930年又赞同共产主义，他的转变受到左派的热烈欢迎。他还说：“为了保证苏联的成功，如果需要付出我的生命，我会立刻献身。”他发表反对资本主义的演说和文章，担任反纳粹大会的主席，到柏林去要求释放德国共产党领袖台尔曼……
1936年纪德以苏联国宾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了高尔基葬礼,并对苏联进行了访问，回法国之后发表了《从苏联归来》，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他仍然信仰共产主义，却又描写了苏联的普遍贫困，商店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卖的，工人生活比资本主义国家差得多，人们缺乏独立思想。他说他仍然拥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十月革命，却否定了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整个社会。左派说他诋毁苏联，右派指责他根本不该去苏联。盛澄华教授是真正了解纪德的思想与为人的，他认为纪德从理性与理想两条大路跑向苏联，后来还是循理性与理想两条路跑出苏联。纪德真正关怀的并非苏联和共产主义本身，而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正因为过去他以苏联作为理想与幸福的代表，苏联才在他心目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位置；同时也正因为他发现苏联并不能代表他的这种理想，他才迫切地觉得有发表那本《从苏联归来》的必要。我们现在经过了六十多年后再回过头来看，现在苏联已经不存在了，当时的苏联和后来的苏联的真相我们也了解得比较多了以后，纪德的看法和盛澄华的解释，恐怕就未见得完全不对了吧？一个外国作家对苏联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一棍子打死吗？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家，在上世纪40年代末，当纪德还健在之际，写出了一本材料丰富翔实，立论准确而充满个性色彩，论证严密的《纪德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恐怕还没有人达到这个水平，就是纪德的本国同胞中，达到这种水平的纪德研究也是不多见的吧？
盛澄华先生去世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他故去时年龄才五十多岁，如果假以天年，他可以多做多少事？其实他故去前的十多年中也没有多少机会做他想做的事，如果那时有祥和的环境，让他做他愿意做的研究工作，该可以做出多大的成绩来？        ( 李升恒)
---------------------
李升恒，1937年生于长沙，祖籍湖南岳阳，55年考入北大俄语系，57年转入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62年毕业后分配在外文出版社人民画报法文组工作。81年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法兰西文学系留学，并获艺术硕士文凭。84年来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系学习，翌年获深入研究文凭（DEA），85年在《欧洲时报》任翻译、记者、编辑， 91－97年参与创办法文月刊〈丝绸之路〉任主编，后因经费困难停刊，后仍任《欧洲时报》编辑，直到200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