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了解的王、关、戚的一些史实

                                        □ 王广宇 阎长贵　《党史博览》 2005年第12期
　　《党史博览》2005年第4、5、7期刊发的《王力沉浮录》、《关锋沉浮录》和《戚本禹沉浮录》,若干描述有误,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特对其中几点作些补正。
　　(一)《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了解情况。王力听说后,直接找到负责安排毛泽东行程的周恩来,要求到武汉去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还说,江青已经同意了。周恩来考虑,王力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这之前又到南方走了一趟,去向毛泽东汇报也好,就同意了。”
　　事实不是这样。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到云南、四川、贵州去,要他们找当地的军队和两派,就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谢富治、王力去西南时,随行的有空军政委余立金,还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名工作人员,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几个红卫兵。同年7月,毛泽东决定亲自去武汉,想就地解决武汉的问题。但毛泽东只是说天太热,想去武汉游泳。说:“天下之水,莫好于长江,长江之水莫好于武昌。”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7月13日晚,给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打电话(当时他和王力都在成都),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随行的红卫兵一起去,周恩来同意了。关于这件事情,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他因为毛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不想去武汉,他给在北京的关锋打电话,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回答: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这个情节,关锋跟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就这样,谢富治、王力于14日中午到达武汉。
　　(二)《王力沉浮录》说,(1967年8月)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周恩来一板一眼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这里叙述的时间和情节都有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即“请假检讨”,不是26日晚上,而是30日晚上;也不是中央警卫局的战士把王力、关锋带走,而是由戚本禹把王力、关锋由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楼)送到离十六号楼不远的钓鱼台二号楼。在送王力、关锋去二号楼前,戚本禹到中央文革办事组,让办事组的人,给王力、关锋各准备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及纸和笔,但没对工作人员说他们去二号楼干什么——这在当时是秘密的。
　　(三)《王力沉浮录》和《关锋沉浮录》都说到“戚本禹停职写检查”的事,也与实际不符。在1967年8月30日宣布王力、关锋“请假检讨”的时候,并没有同时宣布“戚本禹停职写检查”;戚本禹被抛出来,或者说被抓,是在1968年1月。1967年10月1日国庆时,戚本禹还作为中央各方面负责人的成员之一上了天安门(见1967年10月2日《人民日报》)。
　　在王力、关锋被抛出,即“出事”后,戚本禹作过一个检查。其目的,大概是他表示要和王力、关锋划清界限。但《戚本禹沉浮录》说,王力、关锋出事后,戚本禹强烈地批判王力、关锋,说他们是“野心家”,把三个人一起干的坏事,都往王力、关锋身上推。还说戚本禹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据我们了解,戚本禹没有写过这样的材料,也没见和听说他有过王力、关锋是“野心家”之类的发言。在“文革”中,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关锋、戚本禹)关系密切。按照戚本禹当时私下的说法,王力、关锋出了事,他“跳进黄河里也洗不清”。
　　戚本禹作检讨,是指他1967年9月4日给毛泽东写信。这封信不知道是谁叫他写的,很可能是他主动写的。在这封信中,戚本禹除讲王力、关锋犯的错误及其思想根源外,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觉察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这份检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有摘录,可以查阅。
　　对戚本禹这封信,毛泽东在1967年9月7日作了如下批语:
　　已阅,退戚本禹同志。
　　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
　　毛泽东九月七日
　　(四)《戚本禹沉浮录》说,1966年5月,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停职反省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位置,管政治秘书室,“掌握了中央办公厅的枢要大权”。这样说,基本上是对的。又说:“不久,戚本禹又成了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地位特殊”。“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这样说,不符合实际。戚本禹原在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工作,后取代田家英掌管政治秘书室。政治秘书室(“文革”中改称秘书局)是毛泽东的秘书班子,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并不是毛泽东的秘书,即他们没有这个名义。所以,戚本禹从来没有担任过(即没有被组织任命过)毛泽东的秘书。江青的秘书,戚本禹也没有担任过。“文革”前,江青没有专职秘书。“文革”开始后,江青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据戚本禹本人说,江青曾要他做秘书,他向江青表示,他比较粗,不行——他推荐别人给江青当秘书。至于说,戚本禹是“毛泽东、江青两个人的秘书”,既不是事实,也不合组织原则。说什么“当时,就连陈伯达、康生要见毛泽东,都要通过戚本禹”,关于此事,我们问过戚本禹,他说:“很不准确,但又事出有因。我当时是秘书局副局长,江青见主席,可以直接去,不需要通报;陈、康则需事先向一组的徐业夫或汪东兴,或其他值班卫士,或吴旭君电话约定。他们常常写个条子送一组,有时也用电话约。电话约,一是他们直接打电话,有时由他们的秘书打电话。情况紧急或特别重要时,他们则要我同徐业夫商量安排。因为在组织上徐业夫归秘书局管,他虽然是长征干部,比我级别高、资格老,但很谦虚,很尊重局领导,我对他也很尊重,我们经常有联系,相处很好。一般情况下,他对我的请求都能妥善安排。这就给人造成误解。其实陈伯达、康生是我的上级,他们见主席怎么要通过我呢!”         (五)《关锋沉浮录》说:“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
　　事实有误。1956年以前,关锋在山东工作,因搞理论研究,写文章写书,在当时理论界有一定名气,被当时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发现,借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一段后,任哲学组组长,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思想界动态组,关锋任组长。《思想界动态》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名义编发的刊物,不是《红旗》杂志的刊物。名称叫《思想界动态》,不叫《思想理论动态》,也不是专供毛泽东参阅的,而是发给党内高层的刊物。1958年末,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社,他就把负责编辑《思想界动态》的任务交给了别人,他不再管了。在红旗杂志社,关锋担任编委,胡绳、邓力群还为他专门组建了一个由他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关锋除了参加编委会会议,为《红旗》写些文章,基本上不参加具体编务(他领导的整个中国哲学史组也这样,人讽“享受《红旗》的待遇,不做《红旗》的事”),主要从事理论研究,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六)《关锋沉浮录》说:“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一方面出去搞‘调研’,与红卫兵接触,发表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讲话、谈话,鼓动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也写一些文章和内部调研报告。由于关锋实在‘太忙’了,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了,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了,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写的文章和调研报告中,真正有分量的不多。”
　　 这段叙述值得推敲和斟酌。首先,文章的“分量”的评价标准是受时代制约的,特别是政论性文章都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文章“分量”轻重,很难有一成不变的标准。“文革”时期,关锋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是《红旗》杂志的常务副总编。说他“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更谈不上仔细修改文章”,此话不准确。在“文革”中,关锋确实因为“太忙”,再没有时间写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文章了,莫说“分量”,一篇也没有。而传达和宣传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思想的文章,却写了不少,可以说,他和王力是宣传“文化大革命”理论、制造“文化大革命”舆论的重要成员——在某种意义上说,在他们被抛出前,他们甚至是担任这种角色的主要成员。很多《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评论、重要文章都是他们二人共同起草的。现举几例:
　　——《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公布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论断;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根据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生日家宴上的谈话写成,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等;
　　——《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根据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上海“一月革命”的讲话精神写成,明确传达了毛泽东“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最新指示,从此全国各地立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面夺权”浪潮;
　　——《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是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和指示写成的论述“全面夺权”的纲领性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夺权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毛泽东对此文评价很高,批示:“很好”,还特地在这两个字下面打上了着重点;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批判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头文章,由王力、关锋起草,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还发专门通知,号召全党组织学习和讨论。
　　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因此,实事求是地讲,似不能说,关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就“抽不出时间来写文章”和“仔细修改文章”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要关锋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其重要目的、主要目的(或之一),就是要他写文章、修改文章,写“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修改“文化大革命”的文章,在这方面,关锋是尽了力,交了不错的答卷,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而获罪,正如“沉浮录”所说,也主要因为写文章——写“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
　　以上列举的几篇文章,若按“文化大革命”的标准,应当说是有“分量”的,因为它们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按今天的标准重审这些文章,只能说它们是为“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为动乱推波助澜,不仅没有“分量”,而且是对历史的反动。
　　以上意见,仅供作者、编者和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