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越：我所了解的《春秋公羊传》

文章来源：百度新宋吧

　　写下这篇简介，并非我敢自认为自己对《春秋公羊传》有多深的了解，我了解的，亦只是一些极其浅薄的东西。之所以写这篇《春秋公羊传》的简介，其原因，主要是在于大部分人的不了解。仅仅是不了解《公羊》，其实并非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原本就没有必要都去弄明白，否则做人未免太累。但是对于两种人，我觉得就多少有必要了解一下这儒家十三经之一，西汉时代最重要的经典，对中国文学性格和政治性格的形成起了极为深远影响的《春秋公羊传》了——其中一是那些喜欢动不动就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批评本来没有错，只是“无知者无畏”式的批评一方面误人子弟，一方面也是贻人笑柄，我们在批评之先，多少了解一下，是不会错的；另一种人则是那些有志于复兴中华文化的人，这些人同样应当有诚实的态度，不要动则说什么“四书五经”、“儒教原旨”，其实不过是看了几篇论文就人云亦云，自己却常常引喻失义，想要建新儒家，倒并非是什么坏事，但是文质彬彬，方谓君子，不了解儒家就胡乱批评儒家义理的人固然很可笑，但是不了解儒家的人就胡乱的夸赞儒家的义理，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这世界上，不虞之誉造成的伤害，有时候远甚于不虞之毁。

　　《公羊传》所传达的思想，主要有十来点，即：春秋新王、春秋王鲁、孔子为王、孔子改制、天子一爵、天人感应、夷夏之辩、经权说、张三世、大一统、通三统、大复仇。这中间有些是公认的，有些是董仲舒阐发的，有些是何休支持的，有些是康有为说的。

　　众所周知，《春秋》记事，有独特的笔法，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有所谓“七等进退赏罚之科”。有时候，《春秋》故意不称某人的氏，有时故意把某诸侯的爵降一级称谓，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据说这中间就有所谓的“微言大义”，隐晦的表达了孔子的道德理想。这些东西，在今天固然没有意义，甚至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如果事先不知道，也根本看不出来其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在当时而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却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春秋》中“非常可怪异之处”的，虽然他们不一定就能明白孔子想通过这些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却是肯定能够的领会到孔子在这里有弦外之音的。所谓“闻弦歌而知雅意”，当时尽有当时的贵族传统，孔子的这种作法，或者是符合贵族的礼仪习惯，也是说不定的。我们今天的人们要批评这种做法不够坦率，也无不可；但是如果能够尊重一下古人的习惯，了解到有可能古人特别古代知识界可能更愿意接受这种委婉（但是绝不是隐晦——正如我前面强调的，当时有当时的语言习惯）的说法，那么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无足深怪的。总之，一部《春秋》里面，有着无数的弦外之意，这是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或者也可以说，战国到西汉的学者们，相信其中有孔子的政治理想之寄托——我们后人相不相信无关紧要，反正孔子在今天也不见得是蛮有号召力的历史人物，但是当时的人们既然相信，就会对政治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而《公羊传》在长时期的时间里，就是被人们相信，是忠实的反映了孔子的真实意图的解释性著作。甚至有人认为，《公羊传》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很可能就是孔子学生的课堂记录。在孔子还有相当的号召力的时代，人们更加强化这《公羊传》是孔子课堂讲义的观点，以加强《公羊传》的权威。

　　以下就来简要的介绍一下，《公羊传》所传达的思想，这也是西汉的官方政治学说。不管我们今人见解如何，当时的人们对这是人类历史的最高智慧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正如我们今天对民主政治的观感是一样的。至于后世的人们评价我们，是不是和我们评价《公羊传》的学者们一样，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相信后世的人们应当能够比我们这些今天信仰民主政治的人们更加的公正与客观，如果他们竟然同样不能克服“现代人的傲慢”，那么对某些把民主政治意识形态化，以为民主政治是人类最高的政治理想的人们来说，实在是极大的讽刺。回过来头来介绍《公羊传》。

　　何谓“《春秋》新王”呢？即西汉的学者们深信，《春秋公羊传》是托事明义的治理天下的经法，《春秋》是在缺少尧舜的时代，行一道德上的“王”的作用。亦即认为《春秋》就是新王，这就有点把政治宗教化的意图，《春秋》就如同基督教的《圣经》，在上帝缺位的年代，起一指引的作用。因为古人同样有着对乌托邦的向往，那些传说中的王者们在当时尚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因此，承认《春秋》新王，就是表示当世的王者，应当以《春秋》的褒贬为褒贬。今天的我们，很难理解历史记载在当时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人们心中，史书的一笔，死后的谥号，都是相当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才有人不断的诛杀史官想改写史书，诛杀史官这种行为，一方面固然反映史官的生命没有受到足够的保障因此可能影响到史书的公正性，但同时这种极端的措施，也反映了当事者对史笔的恐惧，对把自己的行为载入史书中的绝望。所以《春秋》借史书而行褒贬，在今人看来不足一晒，在古人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明白这一层，才能明白何以《春秋》竟然可影响到中国的政治性格的形成。

　　所谓的“《春秋》王鲁”，和上亦是差不多的意思。即《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这个“新王”假托鲁国的十二世诸侯，行王者之事。（这里也有不同的说法，从略。）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可见《公羊》的学者们也认为，这里《春秋》有一寓言的性质，只是《春秋》是借助真正存在的史实来寄托自己的寓意，因此而更有说服力和权威性。可以说《春秋》走的是历史主义与柏拉图空想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历史主义则认为凡事需从历史和经验发现真理，柏拉图则纯粹基于虚构和逻辑来构建乌托邦，而《春秋》则有一种寓言式历史来体现他的思想。亦即，《春秋》并不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发现真理，而是用虚构真理去解释历史，反过来借助历史的权威性支持真理的合法性。这就是我以为的《春秋》的本质。《公羊》学者们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主义和乌托邦思想的存在，他们接受了这一点，并且致力于从《春秋》中分离出真理来指导现实的政治活动。《春秋》是否王鲁和为何王鲁，其实己不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也从来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而只是《春秋》新王说的附属性问题。之所以要在实际上诸侯中寻找一个王的隐性替身，有可能表达了这样的信息：让人们从中去寻找王者在某些问题应当如何行事。我们借用三位一体说，可以这样解释：《春秋》、《春秋》中的鲁公、孔子其实就是孔子政治理想中的三位一体。有时候《春秋》新王无法表达的地方，就需要通过鲁公来传递某些信息。这里边只是一个理解《春秋》新王要表达的思想的方法论问题。

　　故所谓的“孔子为王”，同样只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后世的《公羊》学者们，往往也借助这种说法，来制衡皇帝的权力。我这种说法未必能得到现代《公羊》学者们的认可，但是我这里要表述的，是希望较好帮助不知者来理解西汉的学者们是如何看待《春秋公羊》的。至于现代学者们如何解释《春秋公羊》，是另一回事。我所做的是，是表达西汉时代以及之后一些时代的人们对《春秋公羊》的认知。

　　至于说“孔子改制”，则是属于所谓的“公羊口说”，一般认为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究竟是孔子的本意还是后代公羊学者的发挥，在当时也许是个大问题，影响到一系列观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但是在今天，却变得毫不重要了。我们只需知道，在当时，这种说法同样流行，虽然遭遇一部分学者的质疑，但是至少在公羊做为官方主要政治学说的年代，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孔子改制”，公羊学者们往往称之为“春秋制”、“太平制”，《公羊》学者们通过公羊口说认为，孔子在《春秋》中通过讥、贬、诛、绝等条例，实际上改变了周制，孔子要实行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亦即“春秋制”。这种“改制”，包括公羊学者们认为，孔子改正朔，要行夏代的历法而不用周代的历法；规定了嫡子继承制；大一统制；亲迎制；三田制；三年丧制；三等爵制；七等官制；选举制；井田制；郊制等等。观察其中这些改制，有些是因袭周制，有些确有改变。至于是否改变，我们这里不必追究，由学者们去考据好了。我们只要知道，到了西汉中后期，这些制度成为了理想政治制度。因此我们只要了解这些制度的内容和其中暗藏的含义就够了。

　　嫡子继承制，是提出来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可能是孔子从春秋的政治现实中看到了反面的教训，而强调的一种礼法秩序。至于其利弊得失，严肃的作家有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有论及（我记得韦伯的《道教与儒教》似乎也有论及，不知是否记错）；通俗的作家田中芳树《银河英雄传说》也有论及，这些人都有肯定这种继承制度的正面意义，我就不多说。

　　大一统制容后再述。

　　亲迎制，指天子以至庶人，在成婚时，男方必须亲自迎接女方，以完成婚礼。这种礼制上的道德规范，是为了确立夫妻之间的纯正关系。我们不必自欺欺人以为这是孔子尊重女权，这不过是为了确立嫡子的一种附属制度。至于强调天子亲迎，一方面固然同样是强调将来的嫡子地位，一方面，则似乎也有暗示天子一爵的意思，即认为天子不过同样是人间的一个爵位。同样要受《春秋》新王法的制约。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三田制，是限制天子打猎的时间。在之前，天子四季都可以出猎，公羊学者们认为《春秋》认为夏季打猎，有违天时，所以限制只有一年只能三季田猎。这里面在生态方面有积极的一面，主要是在政治上传递一种“仁”的信息。这里要指出，在古代，天子田猎，是一件大事，有保护庄稼、祭祀、练兵等多重含义，并非只是打打猎那么简单。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活动。

　　三年丧制传递的是“孝”的意思。但是就算在当时看来，也是负面意义多于正面意义。

　　三等爵制容后再说。七等官制无须多述，只有象征性的作用。

　　选举制则是反对世袭，主张选贤举能。所以汉代公羊学者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就提出要把察举制度固定下来的观点。并被采纳。所以《公羊》有所谓讥世卿，即认为卿世袭是非礼的，春秋之际，世卿是祸乱的一大表现。这种反面的教训，加固了选贤举能的思想。《公羊》学者在这里，不仅仅和古文经学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经历了东汉以至两晋南北朝的反动，但终于还是对中国历史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应当说，这是有正面意义的。

　　井田制亦不多述。不过是关注民生的一种技术性措施。汉代的公羊学者并没有追求形式上的井田制，因为汉代的赋税轻于井田制。这里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关注民生。

　　郊制，古代祭祀是和战争并列的大事情。孔子改变郊制，不过是希望天子定时祭天罢了。这是一种礼制，只有象征形的意义。公羊学者对这种定时郊祭的鼓吹，也成为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以上就是孔子改制的一些内容，也是公羊学者们从《公羊传》中发现的政治理念，这些理念有些在今天看来幼稚可笑，但是在西汉，却深深的影响着政治生活。我们从中间发生，这些公羊理念，绝大部分，是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制约统治者的。我们如果一定要说这是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也无不可，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个统治者的思想工具，主要还是为了约束统治者。我们无法否认《公羊》是一本政治精英教材，即便说它是工具，至少也是被动的工具，并且，对当时代的百姓来说，起了相当正面的作用。民主政治思想也被人污蔑是“统治工具”，欺骗手段，这时候，民主政治的信仰者无不气愤，但是等他们反过头来，照样会一盘污水倒在公羊学者们头上。这种讽刺性的画面，我们今天己经见怪不怪了。是为中国民主派之怪现状之一。

　　接下来说“天子一爵”，这是公羊学者给天子的定位，也是公羊排定的政治等级的一部分。这种思想主要来流传于公羊口说。或者说是公羊学者们的出色发挥，或者是孔子思想的流传，我个人怀疑很可能是后世公羊学者受了孟子思想的影响，而有贬天子为人间一爵的说法。这种政治理论，在今天还嫌保守，但是在当时，应当是相当激进的说法了。因为在此之前，天子是人间之神的神圣存在，是天之子，并非一爵，所谓“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但是公羊学者开始鼓吹天子亦是人间一爵，借《春秋》压天子，很有点把《春秋公羊传》宪法化的意思，同时又有所谓“屈君以伸天”，总之是公羊学者在寻求一个制约天子的工具。我们可以相信，公羊学者己经敏感的注意到了权力需要制约的问题。虽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看来如此的可笑，但是他们却仍然在认真的寻求这种制约力。并且公正的说，这个解决办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里不能不提古文经学的破坏作用，古文经学绝不承认有这种说法，实是深得天子之心，虽然这里对于古文学者们来说也有他们的原因，因为天子一爵论与天子受命而王的古老思想，有着深深的矛盾，公羊学者比较现实，可以忽略这理论上的破绽，但是古文经学者们却改不了他们的书呆子气，他们忽略不了又没有智慧新创，只好在中间做一抉择。而同时，西汉末期天文学有了重大的进步，对董氏的以天压君以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这个解决办法，还没有撑到西汉结束，就己经破烂不堪了，但是公羊学此后湮灭无闻，其后的学者们制约皇权，一方面是试图借助道德的力量，一方面依赖制度的惯性，一方面则祖宗皇帝的权威，同时，他们仍然还在用公羊学者们编织的己经破烂不堪的学说，他们己然缺少公羊学家们那种始创的勇气与智慧了。

　　“天人感应说”众所周知是董仲舒的重要思想，也是属于公羊思想的一部分，实际上本身就是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其内容无非是借用一些灾异，赋予政治意义，来吓唬皇帝。就是所谓的“屈君伸天”。一方面承认等级制度存在在现阶段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一方面又试图给最高等级的皇帝寻找制约力量，这是公羊学者们政治学说的最大特点。为什么我要加上“现阶段”的定词呢？后面会有讲到。这并非给公羊学者面子上抹金。

　　“夷夏之辩”影响之深远，到了今天，仍然没有消除。这是《公羊》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最初萌芽之一。夷夏之辩在《公羊》中处处可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并非是以血统种族区分夷夏。夷夏是野蛮与文明为界的。这是一种对自己文明的自信与保护，可以说是一种高傲的自卫心态。和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态度略有不同的是，基督教有的是一种进攻的姿态，他们少了一点文明核心应有的矜持，这也许与基督教初起时并非是文明核心有关。我感觉上和希腊文明对野蛮民族的态度更像一点。《春秋》对于夷夏之变，一方面是基于自信的矜持，一方面则是以文明与否做为评价标准。所以《公羊》认为，《春秋》绝不认为夷狄有资格和中国相提并论，一方面却在如泌之战这样的具体事件中，肯定为夷狄的楚，否定为诸夏的晋。这样的事例甚多，充分表明了公羊学在这方面的态度。这种文化本位论，其中开通与进步之处，只有比较不同的文明，才能体会得到。这种强者抛弃种族主义，只以文明与否为取舍的思想，就算是今天的强者也不能做到。可以说，夷夏之辩并没有成为诸夏民族的民族主义，但是却成为了诸夏文明的保护者，中国文明能传承至今，略经患难而不灭亡，夷夏之辩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的。这种思想对今天的民族主义，会不会有一定的启示，是值得深思的。

　　“经权说”同样的是《公羊》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公羊》区别于其他儒学的一面旗帜。经权说的意思是指，在遵守最基本的公羊原则或者说春秋大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从权的实际行动。也就是说，《公羊》并不认为需要事事符合经典理论，只要大的原则不违背就成了。这种思想被人讥讽甚多，甚至认为他们不是儒家，而是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但是却忽略了一点，就是公羊学者们承认有基本原则的存在。经权说的表现之一，就是“实与文不与”的春秋笔法。也就是说，《春秋》对某些事情，认为它从大义上讲是错误的，从理想乌托邦来讲是错误的，并不认可这样做，但是在某些现实的条件下，这样做起了正面的作用，所以《春秋》在实际上，仍然承认这样做的正面意义，对其表示肯定。这是经权说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为什么西汉一世的公羊家们，很少有迂夫子出现的原因。这一点同时也与西汉的王霸道杂治暗合。很可能这一点也是公羊学在皇帝“纯用儒政”后逐渐事实上失宠的原因之一。这里要注意，这种经权说，和马基雅维里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措手段”是不同的。马氏理论是以用目的的正确与否来评断手段的正确与否；而公羊的经权说则是用行为结果的正确与否来评断行为本身的正确与否，同时把这种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原则之内。我们应当可以理解到，目的和结果，是两码事。何者更加公正，我们可以自己评判。我本人信奉马基雅维里主义，不便妄置评语。我要指出的是，儒家除公羊一派之外，大抵不知变通，后世能够记得《公羊》还有这样的经权说的人，只怕很少了。

　　“张三世说”，这也是公羊口说的理论。所谓“三世”，就是指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我们通常说的小康世就是升平世，大同世就是太平世。这种说法，包含了两个含义：一是对现实的不满，寻找一个历史信仰或者说构建一个乌托邦为基点，来为批评现实的政治现状提供支持平台；二是认为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道德的演进。做为这种乌托邦提出的主要依据，就是《春秋公羊》的学者利用了当时人们流传的历史传说，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对“神话时代”一定有着美好的传说，他们利用了这种传说，肯定的说那时候存在过太平世，并且人类社会的演进，必然是回到那种美好的太平世——这注意的是，这主要是从道德上说的。同时，《公羊》的经权思想，也有这方面的因素，他们认为太平世的道德才最高道德，可是同时他们也承认自己生活据乱世或是升平世，不能完全遵行太平世的道德规则。所以这时候，他们需要有经权说。

　　“大一统”是《春秋公羊传》形成时代的一个梦想。现在普遍认为是对长时间无秩序的厌恶，是大部分民众的精神诉求。表现在《公羊传》，就是开篇就提出“大一统”。现代人对“大一统”的批判，主要是因为董仲舒天人三策提出独尊儒术时，就是借“大一统”的名义发难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公正一点来说，我认为独尊儒术的危害性是被夸大了。且不说实际上，至少到宋代为止，中国在技术上仍然处于领跑地位；在政治上，从汉到宋，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是发生不断的改变。在思想上，汉代的各种思想照样活跃，而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没有因此而失传。况且在事实上，任何一统一之政府，都需要一官方之指导思想，共产党政府不去说了，就算是今天之民主政府同样有一官方思想，争鸣只发生在此思想的内部派别之上。而两汉在此思想内部的思想辩论，也是客观存在，甚至表现相当激烈的。况且独尊儒术，并没有打击迫害其他的思想派别。坦率的说，我觉得这只儒家的一种体面的胜利，主要则是公羊派的胜利（但是公羊派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其他的诸子百家，不过是被历史淘汰了。指责儒家不应当胜利？岂非笑话奇谈？！那各种思想到了必须依赖官方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被淘汰也是理所当然的，毫无生命力的东西，何必保留？后人的指责，不过是基于一种天真的浪漫情怀罢了。人们不过是在责怪为何儒家没有发展出民主政治，因此就希望诸子百家的争鸣继续下去，能够产生民主政治的温床，这种幼稚园小可爱的想法，实在让我无话可说。诸子百家的争鸣既然在统一的情况没有了社会基础，儒家的胜利是迟早的事情，那么是不是应当为了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诞生，让中国把战国时代延续下来？我担心如果那样，只怕民主政治还没有诞生，我们的祖先就全部死于战火了。所以我认为，民主政治的未能产生，至少是不能归咎于独尊儒术政策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认为与蒙满二蛮族的扰乱有极大的关系。但是满独势力的存在，让我在开口详谈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加倍的谨慎。我不愿意授人以柄。

　　“通三统”的思想和大一统是相关的。所谓三统，就是黑统、白统、赤统。这中间提供了一种暗示，暗示天下非一家独有——公羊家则把这种暗示说明白了。通三统是对大一统的补充，就不承认某家可以千秋万世，这也是一种施压促其行德政的历史观宣传。而同时，通三统理论亦告诫后任的统治者对前任统治者的后代，要结予较好特遇，反对血腥的清算。西汉有两个痴儿，就跑去上书西汉皇帝，说他们推算汉室气运己衰，应当退居百里，让贤逊位。这里面，就有通三统的理论。只是这个痴儿过于乌托邦了，白白送了性命。

　　最后就是“大复仇”。放到最后介绍，并非因为它相对不重要，相反，这也是公羊派一大特色理论。“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赞许、推崇。《春秋公羊传》凡有复仇事，必然大书而特书，可以说这是公羊派的“侠客背景”。公羊赞许的复仇，主要是涉及家国大事，有三种复仇是公羊赞许的：其一，国君复国君杀祖杀父之仇，这样，就算是九世以后再来复仇，公羊也认为可以，“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矣。”但是《公羊》认为这种百世复仇之义，只限于为国复仇。其二，个人复国君杀父之仇。《公羊》推崇君臣以义合的观点，并不认为臣子对君主要绝对效忠。也不讲什么大义灭亲——这是《春秋左氏传》的观点。《公羊》认为，事君只是“义合”，事父是“天属”，义合的关系，在父亲无罪被杀的情况下，就自动消除了，义合的关系不存在，所以可以复仇。但是如果父亲是有罪被杀，则君臣之义仍然存在，就不能复仇。这种精神，是《公羊》独有的。其三，臣子复乱贼弑君之仇。《公羊》认为臣子为君复仇，也是一种责任。

　　 《春秋》对耻辱看得极重，这一点影响中国数千年。儒家对耻辱的看重，可能受到士的风气的影响。而对耻辱的看重，必然影响到对复仇的推崇。同时，春秋时代秩序的混乱，正义不能申张，《公羊》同样深耻之，因此他们推崇复仇的精神，鼓励用极端的手段去讨回应有的公道。《公羊》对公正的追求可以说相当的执着，当他们认为政治不存在公正的时候，他们毫不犹豫的赞成人们去追求自然公正。

　　公羊派可以说是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似乎并不相信什么来世与上天，他们的眼里只有现在与历史。因此他们把复仇的责任加在现实中的人的身上。鼓励人们去讨回自己的公正。我最欣赏《公羊》的，一就经权说，一是大复仇说。武帝要对匈奴用兵，许多公羊家们反对，但是一旦端出九世复仇之义，就没有人再出声。这种精神，就是血性。

　　阿越按：这是一篇旧作，根据笔记整理而成，并非是我读《公羊春秋》独有发现，其中实引叙了不少学者之意见。但是因为不是论文，故不注明出处与索引。勿怪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