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儒脉斜阳》之曾国藩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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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君 发表于 2007-5-14 9:53:00
1、“灭心中贼”——曾氏修身日记
曾国藩入翰林，拜唐鉴为师，开始写修身日记。
唐鉴要他像倭仁那样记日记，国藩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翻开他的日记，我们来看他每天怎样用理学的锉刀，修理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着老婆，一时烦闷缠身，体不舒畅，他立马警觉起来：
“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
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见了两女子，大概说了几句笑话，他便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对于这一个月，他做了一次小结，认为自己，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的过了一月，然后痛责自己：志之不立，可以为人乎！
这就是修身了，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
这种理想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两个字：“无我”。用“无我”来彻底否定现实之“我”。这样的否定，其实很残忍，在现实中“使人不成其为人”。
如果只有一个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它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你永远熬下去，要熬出一个圣人来。一月份过去了，再来看看二月：
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长沙会馆去敬神，然后拜客五家，太累了！
两眼发蒙，不能读书，他说自己苟且偷安，使身体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身是小体，其累如此，心是大体，其累亦如此。
他说自己“心不专一，杂而无主”，久而久之，“酿为心病”，也是因为居敬功夫不够，而伤了心之大体。然后，他指出，要以敬养体，自强不息。
末了，还不忘补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肠？”
这样自责，做人还有何乐趣？可他却乐此不彼，自己斗自己！没过几天，他又将自己揪出来，狠批了一次，自问：“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
皆因文人雅集，他的诗，有点滑稽，就用“诚”字来拷问自己。
修身也是养生，“仁”所以养肝也，“礼”所以养心也，“信”所以养脾也，“义”所以养肺也，“智”所以养肾也——以“五常”养五脏。
因此，修身好，自然身体就好，而他身体多病，那便是修身有缺了。
他不仅身体有病，要自责修身有缺，天有异象，他也要对照自己，做自我批评。有一天，他朋友来了，谈起天象，一连几夜，西南方有苍白气，有一匹布那么宽，长有几十丈，挂在天上，斜指天狼星，他说：“不知主何祥也。”
为什么一定就是“祥”呢？国难当头，天象示警，恐怕是凶多吧。
可他不这样说，只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朋友批评他三点：
一是傲慢，说他交朋友“不能久而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几副面孔”。这样的批评，是天人感应？
他叹曰：“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也。”
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大概有些醉意，观人围棋，忍不住攘臂代谋，被人指责。可他却屡惩屡忘，依然如故。事后，他痛责自己：“直不是人！”
倭仁对此评曰：要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都扫除掉，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要捉走的“心中贼”，便是“人欲”之我，要钻进里面安身立命，还要从其中另换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天理”之我了，新的我已脱胎，纯然天理。
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得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这样折腾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说法是“自虐”，修身修到这一步，理学也疯了？曾国藩自然不敢这样发问，但他毕竟还没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
2、曾氏父子怎样看林则徐
曾国藩会试，总裁是穆彰阿，穆赏识他，极力提拔。
传言，穆彰阿曾向咸丰帝推荐他，帝问他何能，穆曰：遇事留心，过目不忘。次日，他便接到召见的谕旨，至皇宫某处，等了半天，没人引见。
晚上，穆问皇上召见情况，他回答说：白白等了半天。
穆又问他：何所见？他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
他便起身，向穆一拜，曰：愚生不才，求恩师指点。穆召来仆人，命将400两银子送太监，嘱其将皇宫某处壁上的历朝圣训抄录出来。
他将送来的抄稿，连夜细读，背得烂熟。次日，皇上召见，见其奏对称旨，大悦，遂对穆说：汝说曾某遇事留心，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从此，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难免有些自负，说道：
湖南除他之外，“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他一升再升，扶摇直上，可穆彰阿却从此倒霉了。
咸丰帝亲自动手，下《罪穆彰阿、耆英诏》，诏曰：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而言其罪责，则为“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其中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穆彰阿以老迈之躯，承受如此诏谕，打击可想而知。可他说的话还是被应验了，林则徐确实是“柔弱病躯，不堪录用”，赴广西途中，抱病而死。
皇帝给林则徐平反，却将曾国藩的恩师一撸到底，曾惟有叹息。
后来，他的儿子曾纪泽出任英国公使时，在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日记里，谈到了对林则徐的看法，这些看法，其实就是他们父子共同的看法。
加上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见闻，可以说是兼采了东西方的观点。他说：
西方人初入华境时，都很驯良，不敢乱说乱动。林则徐要禁烟，他们不反对，要阻白银外流，就接受用茶叶换烟土。可签了约以后，那些承办茶叶的官员，却用掺了恶草、粗纸的劣茶给他们，他们虽有违言，却还不敢决裂。
可林还要得寸进尺，对违禁贩烟者，要按照中国的刑法，处以死刑，英人不悦，亦勉强应允；林还是不满意，又提出贩烟之船，其他货物也要没收充公，船上的人都要治罪，这才导致英人坚决反对，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战火一起，英军船坚炮利，所向披靡，清军水师小艇不堪一击，顷刻之间，粉碎倾覆，死者无数，可林则徐却谎言胜利。其后事情明了，道光帝拿他问罪，他还不服，依然官服不改，悬旗鸣炮游于江淮之间，还逢人就诉冤曲。
伦敦有个蜡人馆，各国的名人像蜡塑在里面，本来英人敬他禁烟，将他的蜡像也放在里面，而且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后来知其讳败为胜，遂撤去。
有不知情者，对他极口称赞，谓林文忠如在，外患当不至此。还有为之讼冤，甚至以尸谏者，人心易欺如此，正所谓一唱百和，牢不可破耳。
一念及此，纪泽即叹曰：天下之是非岂易明白也！
3、曾氏曾经误解过徐继畬
林则徐是道德楷模，在士林很有号召力。
他在老家福州赋闲时，连福建巡抚也被他攻讦而去。
那位巡抚就是徐继畬，他被林攻击，主要是因为传教士。
他还写了一本书，名《瀛环志略》，是一本列国地理志，林也编过一本《四洲志》，两人虽然都在看世界，但观点却不一致，林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天下观里看世界，而徐继畬则用世界观来看世界，他为此而被人攻击。
在天下观里，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甚至模糊不清，连汪洋大海，都成了中国疆域的护城河。
不过，清以前，国人已知天下之外，别有舆地。
利玛窦来时，就发现中国人不知道有地球，而自以为居中，他带来中文版《山海舆地图》，想奉献给万历皇帝，又怕皇上嫌地图上“大明”不大。
可出乎意料，皇上竟然格外赏识，还命其复制，赏赐太子。
清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在天下观里自得其乐，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路行来，并未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行到徐继畬，才开始走向世界。
徐以“瀛环”称世界，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列国也；《瀛寰志略》，列国志也。“瀛环”一词，徐以前未见用，可能由他先用，似乎有点海权的意味。
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因为《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他所谓“海国”，乃环绕神州——中国之岛屿番国，还在天下观的藩篱里。
而徐的《瀛寰志略》，则将“瀛环”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洲，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国，而非“瀛寰”最大。
徐告诉当时的中国人，“瀛寰”之中，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最强的国家是英吉利，它们对中国的威胁最大，而最有希望的国家是“米利坚”，它打败了英吉利，而自立于世，他希望中国向美国学习，能像美国一样，打败英吉利。
就这样，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思想萌芽了，联美抗英！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看来，英国早已衰落，联美依然任重道远。对于一位曾经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这样的思想就像水到渠成。
他是那么意气风发的赞美华盛顿，使用了中国传统里面最高贵的字眼：“按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在中国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心动而已，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
他说，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不设王侯，不循世袭，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两段按语，于咸丰三年，由浙江宁波府镌刻，耶教信徒立石，落款为“合众国传教士识”，赠送美国，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至今依然。
他的屁股出了问题，他不仅“睁眼看世界”，还将自己的屁股——立场放到世界里，这一点，与同样“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迥异，林还在天下里。
他既不用“天下”，也不用“海国”，而是用“瀛寰”，为其书命名。
“瀛环”是个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也不属于“王土”，用天下观来看，这真是见所未见，匪夷所思了。可“世界”就是如此。
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州最强，亚细亚洲最大，而中国居其一。
因此，书一问世，就招来一片非议，政敌攻击他，自是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
书未出版以前，他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好友张穆看，张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於亚洲总图下，建议他将本朝舆图放在亚细亚图之上。
张穆说：春秋体例，最严的就是内外两字，要从华夷之辨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的信史时，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由此可见，时论已将他划入前明徐、李一流。
确是如此，有清一代，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较之前明徐、李，倒退何止千里！只有徐继畬是个例外，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新世界。
前明徐、李对世界的认识，集中在学术思想上，还涉及到个人的信仰，而徐继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在地缘政治上，他开始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而不以为然。
当时所谓“张大英夷”，其实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然谈不上卖国，但也算得上媚外了。他是怎样“张大英夷”的呢？与《海国图志》一比就清楚了。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而在《瀛寰志略》里，就没有这种华夷之别，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很少用“夷”字。
他称英国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
曾国藩对他的指责，出现在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左宗棠”的信里。
那时正是英夷跃跃欲试，准备发动新的战争时期，曾氏断定英夷犯了骄兵、贪兵二忌，必败无疑。可结果究竟如何呢？英、法二夷直捣京师，皇上逃往热河，郁郁而死，这样的皇上，跟华盛顿怎么比？王权主义的英明不过如此。
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
战争本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可农业文明却喜欢用计，喜欢鼓气。
曾国藩的必胜无疑说，便出于用计和鼓气。他虽然也提到了富强，但他对富强的理解却基于农业文明，他说：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
他不懂得地大不如市场大，国富要靠市场大；他不懂得人多不如船炮多，兵强要靠船炮多。开发市场就要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则要靠船炮的力量。
所谓国富，所谓兵强，归根结底，在于取得制海权，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他就是徐继畬。咸丰帝驾崩之年，曾国藩痛定思痛，阅《瀛寰志略》，他把目光放在南洋诸国和诸岛上，可能他认为，中国的危险就来自那里。
受了林则徐的影响，中国士大夫的目光只盯着英夷和俄夷。可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日本，他发现“倭奴”正在悄悄的撕开天朝的附属国体系。
这个人，就是徐继畬。老谋如曾国藩者，竟从未注意到“倭奴”兴起。
4、他跟皇上从天下观里走出来
夷人了解了中国文化，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个天下。
在天下里，有两种对立的政治文化，一个是“夷”，一个是“夏”。
按老例，“夏”为中心，居于中国，“夷”在化外，觊觎中华，而中国的使命，就是“以夏变夷”，使之同化。如果反了，“以夷变夏”，那就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了。顾炎武说过，亡国可以，国是王朝；亡天下不行，天下是文化。
过去的夷人，只要国家，不要天下，进入中国，便为中国所化，堂堂中华，虽有亡国，却从未亡天下。而新世界的夷人，他们不要国家，只要天下。
他们带来了一整套世界观，要中国走出天下，进入世界，接受西方文化。
他们不称“中国”为中国，而称“中国”为“china”，他们强迫中国人看世界地图，告诉中国人，中国不中，大清不大，地球是圆的，根本就没有中国。
在《中英天津条约》里，英国人再也不许清政府以“夷”来称呼他们。
如果硬要坚持天下观，那天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移位，强者居中，到头来，谁是夷，谁为夏？天朝上国的天子，只好放下自我中心主义的天下观。
在天下观里，天朝上国只有“剿夷”和“抚夷”的思路，而《北京条约》却逼着清政府面对西方的世界观，即作为一个战败的主权国家，来承担战争责任，接受战胜国的制裁。这样的规矩，在天下观里是闻所未闻，没有先例的。
按照天下观的规矩，统一是绝对的原则，而统一的手段则是兼并。一般来说，对立双方互不承认主权，战胜的一方从来不会适可而止，他们总是乘胜追击，吃掉对方，进而统一天下。毛泽东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此之谓也。
天朝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利可以让，而义不能丢。天朝不怕好利之夷，就怕好义之夷，好利之夷浅尝辄止，好义之夷则要你的命根子。天朝地大物博，不怕让利；而王权唯一，决不能让，这便是所谓春秋大义，天道根柢。
好在夷人对王权不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不循改朝换代的老例。有了避难热河的经历，咸丰帝再也不能像道光帝那样，埋头去编什么《大清一统志》，修补他那摇摇欲坠的天下，他也要睁开昏聩的眼睛，去看看世界了。
谈到咸丰帝，也还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联军打来时，曾下过勤王诏。
曾国藩闻诏，悲不自胜，驰折奏称：我恨自己军威不振，刚刚接手皖南防务，徽、宁就接连失陷了，又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
他建议，他和胡林翼二人，可饬派一人，带兵北上，以雪天愤。
又函致胡林翼，提出北援之议八条。其时，江南战剧，曾国藩命左宗棠部，转战之时，要筹备北上。可咸丰帝要强，他咬紧牙关，硬是挺住了。
谕曰：皖南、北地，都是吃紧的时候，你们一旦北上，就难保逆匪窜扰，殃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两地我都很担心，你们好自为之，都不要来京。
还勉励曾国藩：你刚接皖南防务，就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但毕竟还是筹画不够周密，要马上振作军心，再接再厉，勿以一挫之后，即损军威。
自始至终，皇上未从江南调一兵一卒，使战事按部就班，顺利进行。
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皇上驾陕，他都不动。此时，一动不如一静。皇驾一动，劳民伤财。当初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使人心大震，官民纷纷，徒行避难。不得已，还宫，命发还车马，人心稍定。通州一失，他轻驾而走，居热河而望京城。他不能再走了，夷人驻军京城，江南还有战事，他要扭转乾坤。
他不能扭转夷人，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从林则徐的影响中走出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从主战转向主和。
一个“和”字，带来了根本的转机，从此，联夷剿匪，洋务随之兴起，洪秀全错失了的良机，被他一手抓住了，作为杀手锏，予对手致命一击。
此后，曾氏守定一个“和”字，并将这“和”字诀，传给了李鸿章。当他重读《瀛寰志略》时，他再也不说徐继畬夸张夷势了，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地缘政治就更谈不上了。
5、他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前线
湘军掘地道入城，置炸药于地道中，轰陷金陵城垣二十余丈。
曾国荃督军屠城，搜杀三日夜，擒太平军首领李秀成、洪仁达。太平军死十余万人，堆尸如山，血溅似雨，腥风送来捷报，曾国藩喜极而泣，良久乃已。
用六百里加急，驰奏“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详细情形”折，称：
我军围攻金陵，两年多了，死于疾疫者，前后有万余人，死于战阵者，也有八、九千人，念来令人悲涕，真是不堪回首，可怜生灵涂炭，为时过久。
于此悲喜交加之时，他又想起了先皇，先皇命苦，自登基以来，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战争刚有转机就驾崩了，现在战争胜利了，他要告慰先皇在天之灵，请在天之灵保佑他善后，保佑他平平安安地裁军。可善后和裁军都要银子。
他向朝廷报告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从“金银如海”到“全无货财”，反差太大了，这样的报告，朝廷会相信么？可他确实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说，因为前方的将士们都这样说，而且他自己看到的也是如此，他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说。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赖前方的将士们，他们把命都扑上了，不信他们还信谁？多少眼睛盯着他，多少觊觎之心揣摩他，他只相信将士说的，和他亲眼所见的。他如此坚定，毫不犹豫，使那些别有用心，想说几句的人，无话可说了。
可他当时并不在前线，也许还有他没有看到的。是的，这没错，可将士们将他没看到的都报告给他了，是相信你的疑虑，还是相信前方将士们的经历？
那还用说！让那些云里雾里的疑虑都见鬼去。谁要不信前方将士，那就让谁去捅这马蜂窝，看你还能说些什么！只要前方将士众口一词，这就是历史。
他总说自己不能上前线，一上前线就打败仗，为什么？他不会没想过。
试了几次以后，他就不再上前线了，待在大本营里，制定战略，写写奏折，这样前线反而会打胜仗。曾老九围攻金陵，他不敢去，怕去了不吉利。
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吉利？分明是“不激励”！
以理学治军，以儒术用兵，那是“面子”，是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可或缺，但靠战争发财，那才是“里子”，是动力。“面子”要讲究，那是方向问题；“里子”要重视，那是动力问题。曾氏两兄弟，一个讲“面子”，一个要“里子”。
试想一下，他在前线死要“面子”，将士哪能受“激励”？
打了几次败仗，他就改变了，不到前线去，“面子”退居二线，高高挂起——放下天理，这样，老九才好用“里子”，行使“激励”——调动人欲。
因此，打下金陵时，他还在安庆，眼巴巴地望穿秋水，万分焦虑。
可捷报一传来，他就兴匆匆、喜洋洋，由安庆登火轮船，汽笛长鸣，急驶而下金陵了。“千里江陵一日还”，安庆至金陵虽无千里，但船行也要一日。
船行一日，天色已晚，泊采石矶。次日一早，便来到金陵大营。
先设酒于城内，宴犒众将士。然后，派人访求咸丰三年金陵城陷时殉难员绅的遗骨，表彰之，安葬之，于百废待举之时，他要先尽一个“礼”字。
真是万事唯此，治军以礼，导民以礼，不愧礼部侍郎的底子。
同时，他还声称，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
百业待举，使他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他提出，善后当务之急，一是抚恤灾民，一是安置满营，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提起湘军。
这显然是乡愿，想以此来讨好朝廷。结果呢？朝廷不买账。
满营得了实惠，依然心安理得，以为自己毕竟是主子，而朝廷呢？反而觉得被他小瞧。他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暗示了朝廷对他的猜忌之心。
关于金陵财宝，这问题过于敏感，谁也不想跟他闹翻，而且没有人能说得清，他说没有就没有。可是关于幼天王的去处，则不妨问一问，给他提提醒。
首先发问的，是他的老朋友左宗棠，因为他误信前方将士所言，奏称幼天王洪福瑱（此名误，原名洪天贵）于金陵城内自焚而亡，而左宗棠则向朝廷揭发“伪幼主洪填福，似已逃出伪宫”，其根据，便是李秀成的供词，从而引起争执。
事先，左宗棠也向曾国藩通报过，可曾国藩相信前方将士，不以为然。
可朝廷却借题发挥，严厉斥责，著其查明究竟逃走多少，并将防范不力者，从重参办。后来，幼天王落网，他无话可说，却依然为手下将士辩护。
他反诘左宗棠，斥其打下杭州时，贼军逃走十余万人都不自责，金陵城内逃出数百贼兵，就揪住不放。朝廷见他们互咬起来，就不追究了。
此次争吵，如演双簧，不管真假，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作用，当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在幼天王身上时，金陵财宝问题，就被搁置了，这也许是兵法。
裁军，说裁就裁，拖久了，会在他和朝廷之间制造麻烦，据说，当时就有人这样问他：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问得他心惊肉跳。
这样问的人多了，朝廷难免捕风捉影，为了省心，也要裁军。
朝廷给他，小鞋也穿了，鞋带也紧了，现在来削足适履，削湘军之足，适朝廷之履，湘军成了残疾，朝廷岂不快意？
朝廷以为得计，使湘军分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
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湘军据两江，而入闽浙，握东南半壁。其后，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来，似有三分天下之势。
李军通过剿捻，其势进入中原；左军通过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而他却依然坐镇两江，拥有东南半壁。就此而言，他不仅打下天京，而且还暗胜朝廷。
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人小骂大帮忙，纵横捭阖，鼎立天下，真是三个英雄一台戏，好看呢！
他虽自损自抑，给足了朝廷面子，但他还是保留了湘军的底子。
6、他只能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天津教案起，朝廷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
曾国藩病尚未痊愈，本来朝廷已赏假一月，可此案关系紧要，他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便要去，至于生死二字，那便由命了，听任之。
他知道，这一回，要忍辱负重，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可他宁愿被敌人的炮火打死，也不愿被国人的唾沫淹死。
不过，为国家计，他还得选择被国人的唾沫淹死，牺牲个人名节来保全朝廷，这便是他与林则徐的不同，不会以民心可用，拿国家来孤注一掷。
朝廷责令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舆情”是顺不了的，还是维持大局要紧，无两全之策，他只能顾一头。
他临行前，留遗言一纸，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自以负其初心。”
他到了天津，定下议结方案，恰逢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于是，调任两江总督，改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善后。对此，李鸿章说道：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
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刁；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泛指少数民族)，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没有差错，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这一段话，就在吴永写得《庚子西狩丛谈》一书里。
李鸿章从老师那里学了一个“诚”字，可“诚”要以实力为根基，以自信为前提，没有实力，自信是个屁，知易行难，他依然还打他的“痞子腔”。.
曾国藩说：李鸿章一心要当官。说得不错，可语焉不详。
曾、李两人都当官，可曾把官当学问做，李把官当生意做。
官当学问做，不仅把政治做成文化，连实业也做成文化。
官当生意做，不仅把政治做成商业，而且连文化也做成商业。
曾有圣人气象，而李则更象个徽商，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近代湖湘之民，如秦耕战之士；近代湖湘之士，多是子贡、子路辈。
其民，非豪杰不能用；其士，非圣贤不能聚；文正兼而有之，故能聚其士而用其民，开洞庭圣化之风，启岳麓帝王之钥，而使湖湘崛起。
湖湘之人文，乃儒脉斜阳也。由王夫之开其山，以英雄末路之悲愿开山，故具英雄性格；曾国藩集其成，以圣贤精神集成，故具圣化境界；毛泽东大而化之，以帝王气象大之，以斗争哲学化之，故具天命意识和革命精神。
自曾国藩以来，湖湘之地，英雄辈出，有蔡锷高举共和之剑起于西南，有黄兴以革命纵横天下，连青年毛泽东也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而安徽出皖学，亦出徽商，连学者也带三分商人气，何况官僚？
故李合肥善与商人打交道，观其兴实业之种种举措，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两者交替并用，总之不离一个商字。商字更有近代气息。
以官为体，以商为用，这八个字，便是他的政治哲学。
这种哲学在天津最有市场，天津本来就是天子码头，官僚商埠。在北京当官，在天津行商，成为京畿之地一大风水，北洋军阀深得此中三昧。
连外国人都知道，与清廷打交道，要到天津去谈判。
天津不仅是耀武扬威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是权钱交易的便利场所。
因此，老外总是在天津放出胜负手，天津成了北京的辫子，牵一发而动之。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的八国联军，天津都成为全局的要点。
这样一个要点，其实不需要做学问的圣人，它需要一个会做生意的商人。
于是，曾国藩又冒着国人的唾沫，抱病南下了。
庄子说：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
1、“灭心中贼”——曾氏修身日记
曾国藩入翰林，拜唐鉴为师，开始写修身日记。
唐鉴要他像倭仁那样记日记，国藩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翻开他的日记，我们来看他每天怎样用理学的锉刀，修理自己。
随便翻开一页，道光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雨雪交加，老婆一直生病，他陪着老婆，一时烦闷缠身，体不舒畅，他立马警觉起来：
“余今闷损至此，盖周身皆私意私欲缠扰矣，尚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炉也，痛与血战一番。而半月以来，暴弃一至于此，何以为人！”
第二天，他去朋友家赴喜筵，见了两女子，大概说了几句笑话，他便自责：“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对于这一个月，他做了一次小结，认为自己，自正月以来，日日颓放的过了一月，然后痛责自己：志之不立，可以为人乎！
这就是修身了，用圣化的模子来铸造自己，校正自己，日日修理。修身的秘诀，是将人的标准定得很高，纯然一个理想人，用理想人来否定现实人。
这种理想人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两个字：“无我”。用“无我”来彻底否定现实之“我”。这样的否定，其实很残忍，在现实中“使人不成其为人”。
如果只有一个月，熬一熬也就过去了，问题是，它无休无止，无穷无尽，让你永远熬下去，要熬出一个圣人来。一月份过去了，再来看看二月：
初一日，他一早便到长沙会馆去敬神，然后拜客五家，太累了！
两眼发蒙，不能读书，他说自己苟且偷安，使身体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身是小体，其累如此，心是大体，其累亦如此。
他说自己“心不专一，杂而无主”，久而久之，“酿为心病”，也是因为居敬功夫不够，而伤了心之大体。然后，他指出，要以敬养体，自强不息。
末了，还不忘补充一句：“言出汝口，而汝背之，是何肺肠？”
这样自责，做人还有何乐趣？可他却乐此不彼，自己斗自己！没过几天，他又将自己揪出来，狠批了一次，自问：“直是鬼蜮情状，遑问其他？”
皆因文人雅集，他的诗，有点滑稽，就用“诚”字来拷问自己。
修身也是养生，“仁”所以养肝也，“礼”所以养心也，“信”所以养脾也，“义”所以养肺也，“智”所以养肾也——以“五常”养五脏。
因此，修身好，自然身体就好，而他身体多病，那便是修身有缺了。
他不仅身体有病，要自责修身有缺，天有异象，他也要对照自己，做自我批评。有一天，他朋友来了，谈起天象，一连几夜，西南方有苍白气，有一匹布那么宽，长有几十丈，挂在天上，斜指天狼星，他说：“不知主何祥也。”
为什么一定就是“祥”呢？国难当头，天象示警，恐怕是凶多吧。
可他不这样说，只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朋友批评他三点：
一是傲慢，说他交朋友“不能久而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几副面孔”。这样的批评，是天人感应？
他叹曰：“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也。”
有一天，他喝了一点酒，大概有些醉意，观人围棋，忍不住攘臂代谋，被人指责。可他却屡惩屡忘，依然如故。事后，他痛责自己：“直不是人！”
倭仁对此评曰：要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都扫除掉，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
要捉走的“心中贼”，便是“人欲”之我，要钻进里面安身立命，还要从其中另换出来的那个人，当然就是“天理”之我了，新的我已脱胎，纯然天理。
这样的“我”，是理学的“试管婴儿”，将天理的胚胎植入自我的躯壳，然后从自我里面生出一个新的我，像朱熹说得那样，用“抱鸡卵”的功夫，将新我孵化出来，用“猛火煮”的功夫，将旧我熔化掉，这便是理学的新陈代谢了。
这样折腾自己，用精神分析的说法是“自虐”，修身修到这一步，理学也疯了？曾国藩自然不敢这样发问，但他毕竟还没有修到倭先生那地步，只是收敛了一些自己身上的豪杰气概，湖湘文化中的帝王气象，依然是他生命的底色。
2、曾氏父子怎样看林则徐
曾国藩会试，总裁是穆彰阿，穆赏识他，极力提拔。
传言，穆彰阿曾向咸丰帝推荐他，帝问他何能，穆曰：遇事留心，过目不忘。次日，他便接到召见的谕旨，至皇宫某处，等了半天，没人引见。
晚上，穆问皇上召见情况，他回答说：白白等了半天。
穆又问他：何所见？他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
他便起身，向穆一拜，曰：愚生不才，求恩师指点。穆召来仆人，命将400两银子送太监，嘱其将皇宫某处壁上的历朝圣训抄录出来。
他将送来的抄稿，连夜细读，背得烂熟。次日，皇上召见，见其奏对称旨，大悦，遂对穆说：汝说曾某遇事留心，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从此，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难免有些自负，说道：
湖南除他之外，“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
他一升再升，扶摇直上，可穆彰阿却从此倒霉了。
咸丰帝亲自动手，下《罪穆彰阿、耆英诏》，诏曰：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
而言其罪责，则为“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其中之一，就是“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穆彰阿以老迈之躯，承受如此诏谕，打击可想而知。可他说的话还是被应验了，林则徐确实是“柔弱病躯，不堪录用”，赴广西途中，抱病而死。
皇帝给林则徐平反，却将曾国藩的恩师一撸到底，曾惟有叹息。
后来，他的儿子曾纪泽出任英国公使时，在光绪五年八月二十日的日记里，谈到了对林则徐的看法，这些看法，其实就是他们父子共同的看法。
加上曾纪泽出使欧洲的见闻，可以说是兼采了东西方的观点。他说：
西方人初入华境时，都很驯良，不敢乱说乱动。林则徐要禁烟，他们不反对，要阻白银外流，就接受用茶叶换烟土。可签了约以后，那些承办茶叶的官员，却用掺了恶草、粗纸的劣茶给他们，他们虽有违言，却还不敢决裂。
可林还要得寸进尺，对违禁贩烟者，要按照中国的刑法，处以死刑，英人不悦，亦勉强应允；林还是不满意，又提出贩烟之船，其他货物也要没收充公，船上的人都要治罪，这才导致英人坚决反对，并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
战火一起，英军船坚炮利，所向披靡，清军水师小艇不堪一击，顷刻之间，粉碎倾覆，死者无数，可林则徐却谎言胜利。其后事情明了，道光帝拿他问罪，他还不服，依然官服不改，悬旗鸣炮游于江淮之间，还逢人就诉冤曲。
伦敦有个蜡人馆，各国的名人像蜡塑在里面，本来英人敬他禁烟，将他的蜡像也放在里面，而且放在很显眼的位置，后来知其讳败为胜，遂撤去。
有不知情者，对他极口称赞，谓林文忠如在，外患当不至此。还有为之讼冤，甚至以尸谏者，人心易欺如此，正所谓一唱百和，牢不可破耳。
一念及此，纪泽即叹曰：天下之是非岂易明白也！
3、曾氏曾经误解过徐继畬
林则徐是道德楷模，在士林很有号召力。
他在老家福州赋闲时，连福建巡抚也被他攻讦而去。
那位巡抚就是徐继畬，他被林攻击，主要是因为传教士。
他还写了一本书，名《瀛环志略》，是一本列国地理志，林也编过一本《四洲志》，两人虽然都在看世界，但观点却不一致，林像传统士大夫一样，在天下观里看世界，而徐继畬则用世界观来看世界，他为此而被人攻击。
在天下观里，宋代的《华夷图》和《广舆图》，都将中国画得很大，而四夷则微，甚至模糊不清，连汪洋大海，都成了中国疆域的护城河。
不过，清以前，国人已知天下之外，别有舆地。
利玛窦来时，就发现中国人不知道有地球，而自以为居中，他带来中文版《山海舆地图》，想奉献给万历皇帝，又怕皇上嫌地图上“大明”不大。
可出乎意料，皇上竟然格外赏识，还命其复制，赏赐太子。
清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又退回到了《中国论》和《华夷图》时代，在天下观里自得其乐，从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到魏源的《海国图志》，一路行来，并未走出天下观和《华夷图》的视野，行到徐继畬，才开始走向世界。
徐以“瀛环”称世界，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列国也；《瀛寰志略》，列国志也。“瀛环”一词，徐以前未见用，可能由他先用，似乎有点海权的意味。
魏源的《海国图志》没有以海权立国的思想，因为《海国图志》里面没有中国，他所谓“海国”，乃环绕神州——中国之岛屿番国，还在天下观的藩篱里。
而徐的《瀛寰志略》，则将“瀛环”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洲，而中国居于亚细亚洲，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国，而非“瀛寰”最大。
徐告诉当时的中国人，“瀛寰”之中，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最强的国家是英吉利，它们对中国的威胁最大，而最有希望的国家是“米利坚”，它打败了英吉利，而自立于世，他希望中国向美国学习，能像美国一样，打败英吉利。
就这样，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思想萌芽了，联美抗英！虽然有些一厢情愿，但其战略眼光何等高远？今天看来，英国早已衰落，联美依然任重道远。对于一位曾经参与抗英战争的老兵，这样的思想就像水到渠成。
他是那么意气风发的赞美华盛顿，使用了中国传统里面最高贵的字眼：“按华盛顿异人也……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之推举之法，几於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与诸国异。”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理想，在中国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心动而已，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
他说，美国合众以为国，疆土万里，不设王侯，不循世袭，国事付之民议，此乃华盛顿“创古今未有之局”，“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两段按语，于咸丰三年，由浙江宁波府镌刻，耶教信徒立石，落款为“合众国传教士识”，赠送美国，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至今依然。
他的屁股出了问题，他不仅“睁眼看世界”，还将自己的屁股——立场放到世界里，这一点，与同样“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迥异，林还在天下里。
他既不用“天下”，也不用“海国”，而是用“瀛寰”，为其书命名。
“瀛环”是个世界，而非“天下”，列国自有主权，也不属于“王土”，用天下观来看，这真是见所未见，匪夷所思了。可“世界”就是如此。
世界有四个洲，欧罗巴州最强，亚细亚洲最大，而中国居其一。
因此，书一问世，就招来一片非议，政敌攻击他，自是不必说了，就连他的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
书未出版以前，他将已刻好的头三卷请好友张穆看，张批评他把皇清一统舆图置於亚洲总图下，建议他将本朝舆图放在亚细亚图之上。
张穆说：春秋体例，最严的就是内外两字，要从华夷之辨上来谈海外异闻，谈到各国的信史时，最好用存疑的口气，不要像明朝的徐光启、李之藻那样，亦步亦趋，“遂而负谤至今。”由此可见，时论已将他划入前明徐、李一流。
确是如此，有清一代，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较之前明徐、李，倒退何止千里！只有徐继畬是个例外，他从天下观里走出来，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的新世界。
前明徐、李对世界的认识，集中在学术思想上，还涉及到个人的信仰，而徐继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在地缘政治上，他开始深入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可惜的是，他对世界的了解，往往被人误解。政敌断章取义，以他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而故意将“西方”二字隐去，欲将其置于死地也就罢了，就连曾国藩，也说他的书“颇张大英夷”，而不以为然。
当时所谓“张大英夷”，其实是一顶不小的帽子，虽然谈不上卖国，但也算得上媚外了。他是怎样“张大英夷”的呢？与《海国图志》一比就清楚了。
在《海国图志》里，只要谈到外国，统统一“夷”以蔽之。而在《瀛寰志略》里，就没有这种华夷之别，除了引用他人之语，很少用“夷”字。
他称英国为英吉利，称英国领事李太郭为英官，而不叫做英酋。
曾国藩对他的指责，出现在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致左宗棠”的信里。
那时正是英夷跃跃欲试，准备发动新的战争时期，曾氏断定英夷犯了骄兵、贪兵二忌，必败无疑。可结果究竟如何呢？英、法二夷直捣京师，皇上逃往热河，郁郁而死，这样的皇上，跟华盛顿怎么比？王权主义的英明不过如此。
曾国藩不可谓不知兵，他熟读兵书，久经战阵，可他一肚子兵法，毕竟是天下观里的兵法，逐鹿中原还可以，尊王攘夷也凑合，对付英夷却不灵。
战争本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可农业文明却喜欢用计，喜欢鼓气。
曾国藩的必胜无疑说，便出于用计和鼓气。他虽然也提到了富强，但他对富强的理解却基于农业文明，他说：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
他不懂得地大不如市场大，国富要靠市场大；他不懂得人多不如船炮多，兵强要靠船炮多。开发市场就要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则要靠船炮的力量。
所谓国富，所谓兵强，归根结底，在于取得制海权，当时，中国只有一个人懂得这一点，他就是徐继畬。咸丰帝驾崩之年，曾国藩痛定思痛，阅《瀛寰志略》，他把目光放在南洋诸国和诸岛上，可能他认为，中国的危险就来自那里。
受了林则徐的影响，中国士大夫的目光只盯着英夷和俄夷。可只有一个人注意到了日本，他发现“倭奴”正在悄悄的撕开天朝的附属国体系。
这个人，就是徐继畬。老谋如曾国藩者，竟从未注意到“倭奴”兴起。
4、他跟皇上从天下观里走出来
夷人了解了中国文化，知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有个天下。
在天下里，有两种对立的政治文化，一个是“夷”，一个是“夏”。
按老例，“夏”为中心，居于中国，“夷”在化外，觊觎中华，而中国的使命，就是“以夏变夷”，使之同化。如果反了，“以夷变夏”，那就不仅是亡国，更是亡天下了。顾炎武说过，亡国可以，国是王朝；亡天下不行，天下是文化。
过去的夷人，只要国家，不要天下，进入中国，便为中国所化，堂堂中华，虽有亡国，却从未亡天下。而新世界的夷人，他们不要国家，只要天下。
他们带来了一整套世界观，要中国走出天下，进入世界，接受西方文化。
他们不称“中国”为中国，而称“中国”为“china”，他们强迫中国人看世界地图，告诉中国人，中国不中，大清不大，地球是圆的，根本就没有中国。
在《中英天津条约》里，英国人再也不许清政府以“夷”来称呼他们。
如果硬要坚持天下观，那天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移位，强者居中，到头来，谁是夷，谁为夏？天朝上国的天子，只好放下自我中心主义的天下观。
在天下观里，天朝上国只有“剿夷”和“抚夷”的思路，而《北京条约》却逼着清政府面对西方的世界观，即作为一个战败的主权国家，来承担战争责任，接受战胜国的制裁。这样的规矩，在天下观里是闻所未闻，没有先例的。
按照天下观的规矩，统一是绝对的原则，而统一的手段则是兼并。一般来说，对立双方互不承认主权，战胜的一方从来不会适可而止，他们总是乘胜追击，吃掉对方，进而统一天下。毛泽东诗曰：“宜将剩勇追穷寇”，此之谓也。
天朝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的，利可以让，而义不能丢。天朝不怕好利之夷，就怕好义之夷，好利之夷浅尝辄止，好义之夷则要你的命根子。天朝地大物博，不怕让利；而王权唯一，决不能让，这便是所谓春秋大义，天道根柢。
好在夷人对王权不感兴趣，他们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不循改朝换代的老例。有了避难热河的经历，咸丰帝再也不能像道光帝那样，埋头去编什么《大清一统志》，修补他那摇摇欲坠的天下，他也要睁开昏聩的眼睛，去看看世界了。
谈到咸丰帝，也还真有令人佩服的地方，联军打来时，曾下过勤王诏。
曾国藩闻诏，悲不自胜，驰折奏称：我恨自己军威不振，刚刚接手皖南防务，徽、宁就接连失陷了，又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且愧且愤，涕零如雨。
他建议，他和胡林翼二人，可饬派一人，带兵北上，以雪天愤。
又函致胡林翼，提出北援之议八条。其时，江南战剧，曾国藩命左宗棠部，转战之时，要筹备北上。可咸丰帝要强，他咬紧牙关，硬是挺住了。
谕曰：皖南、北地，都是吃紧的时候，你们一旦北上，就难保逆匪窜扰，殃及完善之区，江西、湖北两地我都很担心，你们好自为之，都不要来京。
还勉励曾国藩：你刚接皖南防务，就连失两郡，虽因饷绌兵单，但毕竟还是筹画不够周密，要马上振作军心，再接再厉，勿以一挫之后，即损军威。
自始至终，皇上未从江南调一兵一卒，使战事按部就班，顺利进行。
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皇上驾陕，他都不动。此时，一动不如一静。皇驾一动，劳民伤财。当初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使人心大震，官民纷纷，徒行避难。不得已，还宫，命发还车马，人心稍定。通州一失，他轻驾而走，居热河而望京城。他不能再走了，夷人驻军京城，江南还有战事，他要扭转乾坤。
他不能扭转夷人，只好扭转自己，使自己从林则徐的影响中走出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一转，臣下跟着都转，从主战转向主和。
一个“和”字，带来了根本的转机，从此，联夷剿匪，洋务随之兴起，洪秀全错失了的良机，被他一手抓住了，作为杀手锏，予对手致命一击。
此后，曾氏守定一个“和”字，并将这“和”字诀，传给了李鸿章。当他重读《瀛寰志略》时，他再也不说徐继畬夸张夷势了，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对于各国之名都茫然无知，更别说各国的国情了，地缘政治就更谈不上了。
5、他为什么不能亲自上前线
湘军掘地道入城，置炸药于地道中，轰陷金陵城垣二十余丈。
曾国荃督军屠城，搜杀三日夜，擒太平军首领李秀成、洪仁达。太平军死十余万人，堆尸如山，血溅似雨，腥风送来捷报，曾国藩喜极而泣，良久乃已。
用六百里加急，驰奏“克复金陵全股悍贼尽数歼灭详细情形”折，称：
我军围攻金陵，两年多了，死于疾疫者，前后有万余人，死于战阵者，也有八、九千人，念来令人悲涕，真是不堪回首，可怜生灵涂炭，为时过久。
于此悲喜交加之时，他又想起了先皇，先皇命苦，自登基以来，就没有过上几天好日子。战争刚有转机就驾崩了，现在战争胜利了，他要告慰先皇在天之灵，请在天之灵保佑他善后，保佑他平平安安地裁军。可善后和裁军都要银子。
他向朝廷报告说：“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在意计之外。”从“金银如海”到“全无货财”，反差太大了，这样的报告，朝廷会相信么？可他确实只能硬着头皮这样说，因为前方的将士们都这样说，而且他自己看到的也是如此，他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和看到的说。
在这一点上，他完全信赖前方的将士们，他们把命都扑上了，不信他们还信谁？多少眼睛盯着他，多少觊觎之心揣摩他，他只相信将士说的，和他亲眼所见的。他如此坚定，毫不犹豫，使那些别有用心，想说几句的人，无话可说了。
可他当时并不在前线，也许还有他没有看到的。是的，这没错，可将士们将他没看到的都报告给他了，是相信你的疑虑，还是相信前方将士们的经历？
那还用说！让那些云里雾里的疑虑都见鬼去。谁要不信前方将士，那就让谁去捅这马蜂窝，看你还能说些什么！只要前方将士众口一词，这就是历史。
他总说自己不能上前线，一上前线就打败仗，为什么？他不会没想过。
试了几次以后，他就不再上前线了，待在大本营里，制定战略，写写奏折，这样前线反而会打胜仗。曾老九围攻金陵，他不敢去，怕去了不吉利。
其实，哪里是什么不吉利？分明是“不激励”！
以理学治军，以儒术用兵，那是“面子”，是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不可或缺，但靠战争发财，那才是“里子”，是动力。“面子”要讲究，那是方向问题；“里子”要重视，那是动力问题。曾氏两兄弟，一个讲“面子”，一个要“里子”。
试想一下，他在前线死要“面子”，将士哪能受“激励”？
打了几次败仗，他就改变了，不到前线去，“面子”退居二线，高高挂起——放下天理，这样，老九才好用“里子”，行使“激励”——调动人欲。
因此，打下金陵时，他还在安庆，眼巴巴地望穿秋水，万分焦虑。
可捷报一传来，他就兴匆匆、喜洋洋，由安庆登火轮船，汽笛长鸣，急驶而下金陵了。“千里江陵一日还”，安庆至金陵虽无千里，但船行也要一日。
船行一日，天色已晚，泊采石矶。次日一早，便来到金陵大营。
先设酒于城内，宴犒众将士。然后，派人访求咸丰三年金陵城陷时殉难员绅的遗骨，表彰之，安葬之，于百废待举之时，他要先尽一个“礼”字。
真是万事唯此，治军以礼，导民以礼，不愧礼部侍郎的底子。
同时，他还声称，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
百业待举，使他左支右绌，欣喜之余，翻增焦灼。他提出，善后当务之急，一是抚恤灾民，一是安置满营，耐人寻味的是，他没有提起湘军。
这显然是乡愿，想以此来讨好朝廷。结果呢？朝廷不买账。
满营得了实惠，依然心安理得，以为自己毕竟是主子，而朝廷呢？反而觉得被他小瞧。他以这种不经意的方式，暗示了朝廷对他的猜忌之心。
关于金陵财宝，这问题过于敏感，谁也不想跟他闹翻，而且没有人能说得清，他说没有就没有。可是关于幼天王的去处，则不妨问一问，给他提提醒。
首先发问的，是他的老朋友左宗棠，因为他误信前方将士所言，奏称幼天王洪福瑱（此名误，原名洪天贵）于金陵城内自焚而亡，而左宗棠则向朝廷揭发“伪幼主洪填福，似已逃出伪宫”，其根据，便是李秀成的供词，从而引起争执。
事先，左宗棠也向曾国藩通报过，可曾国藩相信前方将士，不以为然。
可朝廷却借题发挥，严厉斥责，著其查明究竟逃走多少，并将防范不力者，从重参办。后来，幼天王落网，他无话可说，却依然为手下将士辩护。
他反诘左宗棠，斥其打下杭州时，贼军逃走十余万人都不自责，金陵城内逃出数百贼兵，就揪住不放。朝廷见他们互咬起来，就不追究了。
此次争吵，如演双簧，不管真假，客观上都起到了掩护作用，当人们的目光都聚集在幼天王身上时，金陵财宝问题，就被搁置了，这也许是兵法。
裁军，说裁就裁，拖久了，会在他和朝廷之间制造麻烦，据说，当时就有人这样问他：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问得他心惊肉跳。
这样问的人多了，朝廷难免捕风捉影，为了省心，也要裁军。
朝廷给他，小鞋也穿了，鞋带也紧了，现在来削足适履，削湘军之足，适朝廷之履，湘军成了残疾，朝廷岂不快意？
朝廷以为得计，使湘军分而治之，曾、左、李三分湘军。
曾家一军，其势难以发展，兵分三支，湘军据两江，而入闽浙，握东南半壁。其后，曾军虽裁，但左、李二军发展起来，似有三分天下之势。
李军通过剿捻，其势进入中原；左军通过西征，从东南贯通西北；而他却依然坐镇两江，拥有东南半壁。就此而言，他不仅打下天京，而且还暗胜朝廷。
朝廷虽然还是朝廷，可天下已悄然转移，不知不觉地都落在湘军手里。三人小骂大帮忙，纵横捭阖，鼎立天下，真是三个英雄一台戏，好看呢！
他虽自损自抑，给足了朝廷面子，但他还是保留了湘军的底子。
6、他只能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天津教案起，朝廷谕：“曾国藩着前赴天津，查办事件。”
曾国藩病尚未痊愈，本来朝廷已赏假一月，可此案关系紧要，他只要活着，还有一口气，便要去，至于生死二字，那便由命了，听任之。
他知道，这一回，要忍辱负重，冒着国人的唾沫前进了。
可他宁愿被敌人的炮火打死，也不愿被国人的唾沫淹死。
不过，为国家计，他还得选择被国人的唾沫淹死，牺牲个人名节来保全朝廷，这便是他与林则徐的不同，不会以民心可用，拿国家来孤注一掷。
朝廷责令他“务当体察情形，迅速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舆情”是顺不了的，还是维持大局要紧，无两全之策，他只能顾一头。
他临行前，留遗言一纸，云：“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之初，自誓效命疆场，今年老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自以负其初心。”
他到了天津，定下议结方案，恰逢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于是，调任两江总督，改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善后。对此，李鸿章说道：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
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刁；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泛指少数民族)，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个钉子，受了这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老师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没有差错，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这一段话，就在吴永写得《庚子西狩丛谈》一书里。
李鸿章从老师那里学了一个“诚”字，可“诚”要以实力为根基，以自信为前提，没有实力，自信是个屁，知易行难，他依然还打他的“痞子腔”。.
曾国藩说：李鸿章一心要当官。说得不错，可语焉不详。
曾、李两人都当官，可曾把官当学问做，李把官当生意做。
官当学问做，不仅把政治做成文化，连实业也做成文化。
官当生意做，不仅把政治做成商业，而且连文化也做成商业。
曾有圣人气象，而李则更象个徽商，一方水土一方人物。
近代湖湘之民，如秦耕战之士；近代湖湘之士，多是子贡、子路辈。
其民，非豪杰不能用；其士，非圣贤不能聚；文正兼而有之，故能聚其士而用其民，开洞庭圣化之风，启岳麓帝王之钥，而使湖湘崛起。
湖湘之人文，乃儒脉斜阳也。由王夫之开其山，以英雄末路之悲愿开山，故具英雄性格；曾国藩集其成，以圣贤精神集成，故具圣化境界；毛泽东大而化之，以帝王气象大之，以斗争哲学化之，故具天命意识和革命精神。
自曾国藩以来，湖湘之地，英雄辈出，有蔡锷高举共和之剑起于西南，有黄兴以革命纵横天下，连青年毛泽东也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而安徽出皖学，亦出徽商，连学者也带三分商人气，何况官僚？
故李合肥善与商人打交道，观其兴实业之种种举措，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或两者交替并用，总之不离一个商字。商字更有近代气息。
以官为体，以商为用，这八个字，便是他的政治哲学。
这种哲学在天津最有市场，天津本来就是天子码头，官僚商埠。在北京当官，在天津行商，成为京畿之地一大风水，北洋军阀深得此中三昧。
连外国人都知道，与清廷打交道，要到天津去谈判。
天津不仅是耀武扬威最有效的地方，而且是权钱交易的便利场所。
因此，老外总是在天津放出胜负手，天津成了北京的辫子，牵一发而动之。两次鸦片战争，还有后来的八国联军，天津都成为全局的要点。
这样一个要点，其实不需要做学问的圣人，它需要一个会做生意的商人。
于是，曾国藩又冒着国人的唾沫，抱病南下了。
庄子说：寿者多辱，久忧不死，何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