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速变革时代的文化冲击_[生活休闲]_华尔街日报

中国──加速变革时代的文化冲击
2007年11月08日17:24大 |中 |小
书
名：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先富起来──生活在变化的中国》）
作者：Duncan Hewitt
Chatto & Windus公司出版
页数：320；售价：21.07美元
这几天，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正在各地热映，影片根据作家张爱玲的同名小说改编。这位中国四十年代最著名的女作家曾在194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感叹：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落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
就一定程度上而言，时隔六十多年之后，张爱玲对时代变迁的这番感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能找到共鸣。
1986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邓肯•休伊特(Duncan Hewitt)首次来到中国，在西安学习中文。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新近出版的《先富起来──生活在变化的中国》(Getting Rich First: Life in a Changing China)一书以开放的胸襟和细致的表述，探究了中国人在大变革面前的各种不同表现──自从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七十年代末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看起来还是很让人振奋的。
就像书名所揭示的那样，这本书着眼于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记录的是受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人们的声音，他们当中，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被抛弃了；有些人保持着清醒，有些人仍在苦苦寻找张爱玲所谓的“斩钉截铁的事物”，或者说是确定性。
从表面上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的确已经脱胎换骨、借助城市规划和发展跻身于世界级大都市的行列。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经济，为此，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大量积淀着深厚文化内涵的历史遗迹、建筑和街道被重建──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破坏。
休伊特在开篇的两章中从文化保护的角度以批判的眼光分析了城市改造项目产生的影响。文中提到了赵先生一家，为了给新建的老干部活动中心让路，赵家居住的一幢有一百年历史的四合院被列入了拆迁范围。赵家的遭遇提醒读者，在城市宏大而光鲜的外表下面，掩藏着个人作出的多少牺牲。
“让人们迁出老屋意味着他们不仅要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而且还要割断与老友、街坊的多年感情，甚至完全放弃原来的整个生活方式。”然而，在效仿北京积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国各大中城市，官员们对这样的感伤毫无所动。
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甚至让中国人自己也感到困惑和不安。“有一个笑话说，北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们去餐馆吃饭前要打电话过去的地方，但打电话不是为了订桌子，而是为了确认餐馆是否已被拆迁”，休伊特在书中写道。
书中有一章重点分析了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的不平等和低效率，以及由此对农民生存质量造成的侵蚀。休伊特提到，医疗保健体系落后、教育经费短缺、赋税沉重、司法系统腐败等问题损害着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
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和打压，农民往往被剥夺了话语权。当然，中央政府近来对人民的呼声有所回应，比如开展医疗改革、增加教育拨款、取消多项苛捐杂税等，但毕竟积重难返，这些行动对于因多年来漠视民生而积累下来的问题并不能药到病除。作者也没能给出一个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但他认为，关键是要转变地方政府的态度，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决策过程，而不是只能被吆来喝去。
书中有一个小节描述了被休伊特称为“我”一代的年轻人在培养个体意识、挑战传统观念和信仰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产生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在另外一章，休伊特提醒读者，中国的“性解放”存在着摇摆不定的状况，它有时呼吁人们对性工作者的生活、特别是他们经常面临性病威胁、被盘剥和歧视的处境表示同情，有时，它又号召保护女性及同性恋者的权利、在媒体公开讨论这些以前属于禁忌的话题。
休伊特对每个话题都进行了透彻的研究，在写作上也作了精心构想,他总是以具体事例开头，随后用统计数字和调查结果加以佐证，不过，他的写法本身却存在一些先天缺陷。比如，在将年轻一代称为“我”一代的时候，休伊特是否只考虑到了都市青年，而忽视了中国广大的乡村人口呢？
对这些乡村青年，他对“我”一代的结论还能同样适用吗？随着财富分配的差距越来越大，同样的年轻一代是否已出现城乡分化？他所描述的日益加深的代沟、对现状的反抗等等是否只在急速变化的都市里存在，还是已经蔓延到农村？
尽管如此，书中的每一章都以批判的口吻提出了发人深省的问题。虽然有时问题显得太过沉重、以致会令读者怀疑是否还有希望，但休伊特鼓励人们，政府已基本意识到这些问题，并且正想法解决它们。不过，要想取得进步，付出的努力或许要比以往更大。
本书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过去二十多年来中国异常迅猛的变化速度、以及这些变化在普通中国人心理上留下的难以抹去的印记。有些人可能会说，书中讨论的问题大多从改革一开始就出现了。不过，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以及人们对进一步改革的愿望日益迫切，这些问题现在显得更加突出了。由此，休伊特在书的结尾给我们留下了问号。或许，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中国能否解决不确定性带来的所有这些痛苦的副作用。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自由撰稿人，现居上海，曾在《远东经济评论》实习。）
Jiefei Yuan
（本文译自《远东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