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拆迁办”的重建之道--南方报业网

　　香港市区重建局这所与广东一水之隔的“拆迁办”，十分看重普通市民的幸福指数、历史记忆和乡土情怀

　　在许多内地游客眼中，香港是一座“说不清”的城市：这里有着数量排名世界第一的高楼大厦，也有上万处破旧的民居街巷。

　　“城非城”，让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成为香港政府多年间的呼声。9年前，香港市区重建局（以下简称重建局）在皇后大道中的新纪元广场正式挂牌，为“装帧”城市进行探索。这所与广东一水之隔的“拆迁办”，十分看重普通市民的幸福指数、历史记忆和乡土情怀。

　　“不想搬家”的记忆

　　香港，中环。暮色躲过遮天蔽日的高楼大厦，洒在依山而建的“唐楼”上，树影在泥黄色外墙上变得班驳起来。

　　晚饭时分，破落的“罗记鞋店”一如既往的安静。店主罗太太轻抚着小儿子的额头，慢慢地重复着一句话，“一切都会好起来，做人，总要（有）信（念）。”

　　…… ……

　　没有千军万马，没有3D技术，上述平淡如水的画面，却深深触动着观影者的心灵。2010年，一部反映上世纪70年代民众生活的电影《岁月神偷》公映，瞬间唤起了市民的记忆。

　　当香港人从坚忍、乐观的角色中品味着勤奋、自强的“狮子精神”，作为影片拍摄地的中环永利街，开始火遍整座港岛。几乎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旅客按图索骥，穿过金融楼宇的重重暗影，探询这条几乎被人遗忘的老街。

　　一时间，这条老街的价值已不限于几座年龄超过50岁的唐楼，抑或香港最早的华人小区。与《岁月神偷》一起，“永利街”化作了一个醇厚的符号，象征着充满梦想的年代。

　　而当扑面而来的往日情怀打开了香港人的记忆大门，后者却在浓浓的感怀后，陷入无尽的唏嘘中。早在12年前，这条原味的老街便已纳入到重建局的规划，被划定为“清拆重建区”，未来将被一座豪华会所和泳池所取代。

　　10年间，重建局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艰难地劝说这条街的业主卖掉旧宅。除了“你好”，永利街的老街坊最常听到的就是“开个价吧”。

　　在久居于此的原住民看来，政府给予的补偿并不算低，却很难补偿对故地的眷恋。“我住了40多年，重建局出1000万（港币）请我搬家。可这里是我的祖业，多少钱也不卖。”居住在永利街1号，开办“托儿中心”的李氏夫妇说。

　　1998年至今，永利街的“拆迁”举步维艰，而更令重建局感到“绝望”的，是市民坚持的力量。2008年，居住在中环的住户开始呼吁政府保护老街，留住城市的历史。以“中西区存眷组”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开始为相关居民组织讲座等活动，帮助他们认识到永利街在香港历史坐标中的重要性，甚至在媒体上打起了公益广告。

　　随着《岁月神偷》横扫香港，这场运动达到了最高峰。2010年3月，数百名永利街的居民举行了“黄丝带行动”。他们把“保住故地”的心愿写在黄丝带上，几百条黄丝带飘扬在街边的上山楼梯扶手上，蔚为壮观。

　　面对反对声音，重建局开始重新审视重建方案。2010年4月，已收购永利街一半业权的重建局，宣布把永利街剔除出重建范围，列为“原生态”保护区，保留12幢唐楼及附近环境。

　　在香港人看来，这样的结局是一次全面胜利，但事件的另一主角却并不承认失败。“现在提出全街保留的构思，是对社会要求的尊重和回应。政府拿出的方案未必就是最好的。”香港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表示。

　　拆，不是“拆迁办”的首要工作

　　一条老街牵动一座城市的神经，在内地或仅有广州的恩宁路改造与之相似。而对重建局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

　　“政府在立项之前，要进行大规模的居民咨询。即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民都可以提出各自意见，甚至挑战政府的决定。”在观塘协和街的重建局资源展示中心，一位林姓工作人员对《南方》杂志记者说。

　　事实上，民意对城市改造的影响之大，在重建局成立伊始就已得到制度保障。按照《香港市区重建局条例》，重建局必须吸纳包括业主、租户、区议员在内的民意代表，集纳各方面意见。

　　“商铺可能盼望重建，旧区老人因对原有环境的感情而不愿接受重建。这就需要协调各种矛盾，以谋求一个恰当的方法令重建顺利推行。” 重建局董事局成员兼观塘分区咨询委员会主席龙炳颐说。

　　由于对旧街区“推倒重来”需要与九成以上业主达成协议，重建局在多项工程中均举步维艰，一封咨询信，一次小规模的温和抗议，都可能止住政府的脚步。

　　“近年来不少项目都强调公众参与，我们会充分吸纳民意，对那些怀有很多故事的历史建筑，我们将尽力保留，并给予必要的修缮、加固。”龙炳颐说。

　　作为专责处理市区重建的法定机构，香港市区重建局于2001年5月1日成立。2002年起，香港立法会向重建局注资100亿港元，以推行各项重建计划。但对这个职能类似于内地拆迁办的机构而言，“拆”从来就不是重建局的第一要务。

　　在承担宣传、咨询等职能的资源展示中心，陈列在墙壁上的不乏推倒重来的重建项目。如简陋的旧式“笼屋”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居住小区，更多的仍是经过利益博弈后形成的保护工程。工作人员确认，相比那些拔地而起的现代化社区和商圈，市民看重的多是“拆迁”外的保护方案。

　　走出资源展示中心，湾仔茂罗街及巴路士街为这样的理念提供了鲜活样本。2008年，两条百年历史的老街被重建局的“保护”下来，成为创意及文化中心，面向市民开设文化艺术廊及开办兴趣班。

　　“重建发展、楼宇复修、文物保护和社区活化是市区重建局四项主要工作，而这些年香港的一些老区也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不是变得更新，而是变得更好了。 ”香港市区重建局行政总监林中麟说。

　　“从香港的经验看，适当进行改造或修缮，就可以满足提升居住质量的要求，同时也可以达到延续城市文脉的目的。”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规划师李江对香港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

　　“无视”效率的机构

　　重建局成立之际，香港建筑新旧杂糅的局面已呈严重态势。在市区面积仅相当于广州1/4的香港，楼龄超过50年的“笼屋”有1.8万幢，居住着近百万居民。

　　异常尖锐的人地矛盾，使香港旧城改造非常繁重，但重建局的工作节奏却显得有些“缓慢”。按一般流程，重建局完成一个重建项目需时6年至6年半。而成立近9年间，总共只开展了约50个重建项目。

　　这样“无视”效率的政务流程，根源在于重建局的施政特性。按照香港的惯例，当一个地区被纳入旧城改造的范围，一开始并不划下所谓红线范围，而是定期给重建局注入巨额资金。一旦有市民进行放盘，重建局便以交易的方式将其买下。

　　鉴于这样的工作模式，重建局的工作人员会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与旧楼业主的沟通乃至“讨价还价”之上。而按照香港对拆迁补偿的标准，“被拆迁”的业主将会获得“可在同区域买到一套7年楼龄、同等面积房屋”的补偿款。

　　“目前永利街的一些‘笼屋’，楼龄超过40年的市价为2万元（港币）／平方米，楼龄约七年的楼宇，平均价约为6万元（港币）／平方米，政府一般先按这个标准向我们开价。”李氏夫妇说。

　　尽管补偿金额不菲，许多市民仍不领政府的情。在中环西区，不少市民告诉《南方》杂志记者，大多数重建计划都会因为业主否定官方的补偿而陷入僵局。

　　面对众多的“钉子户”，重建局不仅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还推行了“自找麻烦”的举措。2001年起，香港推行了“拆迁补偿法律援助”计划，利用财政资金帮助“钉子户”与政府打官司。

　　“拆迁赔偿拥有一个完善的机制，让‘钉子户’在法律上有途径可以挑战政府的赔偿方案，甚至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处资助打官司。虽然走司法途径可能会让重建延误一年半载，但这个程序非常重要，可以尽可能避免冲突发生。”张震远说。

　　事实上，这样不合常理的思路正是香港最引以为荣的经验。与内地轰轰烈烈的拆迁相比，香港一直没有发生过针对拆迁的官民冲突。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上，几乎看不到触目惊心的字眼。

　　而这样和谐的局面，越来越多地吸引着各方的注目。今年6月，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香港考察拆迁模式和经验时表示，香港民意咨询充分、拆迁赔偿合理、申诉机制公开透明的“和谐拆迁”模式，对广东的“三旧”改造工作具有示范意义。

　　“重建局在拆迁收购的透明度方面做得更好，当然工作效率就比私人发展商慢很多。这就是代价，却是香港选择的道路。”张震远表示。

　　记者观察

　　拆迁，与GDP无关

　　本刊记者 李焱鑫

　　香港“拆迁”看重的不是哪块旧街区的商业潜力最大，而是看哪些旧街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最差。内地一些城市能否放下“拆迁对GDP贡献大小”的考量，将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城市“更新”工作的主旨？

　　当香港的城市更新实践跨入第一百个年头，一水之隔的广东也开始了规模庞大的“三旧”改造。2010年，广东各级主政者相继到香港取经，重建局高层也不止一次赴粤授课。

　　而以内地官员习惯的眼光观察，香港拆迁之道并无多少“可取”之处。这里几乎看不到大刀阔斧的重建项目，也没有“三年拆掉半座城”的豪情，面对顽固的“钉子户”，这里也没有多少“好办法”。

　　一个看似“低能”的政府机构，何以成为广东学习的标杆？

　　在重建局的官方网站，一段亲和力的话语提供了答案：“重建局将缔造优质的城市生活，令我们的世界级都会充满朝气，成为美好的家园。”

　　这段话平和地介绍了重建局的职能，也点明了其设立主旨。在重建局看来，香港更新城市的目的，并不是重建后的地段为城市贡献了多少经济增长点，而是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我们看重的不是哪块旧街区的商业潜力最大，而是看哪些旧街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最差，最需要改善。”

　　基于这样的理念，香港对旧建筑的拆迁慎之又慎，尽量修缮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而重建局的经验也证明，拆迁可以实现地区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却未必能为居民提供幸福的居住环境。新老建筑并存，也许是更合理的方式。

　　在“破旧立新”之外，重建局的一项重点工作，集中在“旧楼复修”上。重建局成立后，利用政府注资开展了规模庞大的自愿楼宇复修试验计划，任何符合条件的旧楼业主都可以提出申请，获得来自政府的资金扶持和免费设计方案，改善自身的居住环境。

　　从不看重旧街区的商业潜力，到“砸钱”扶持市民改善居住条件，一条鲜明的主线勾勒出香港的“拆迁”之道。在这座城市，“拆迁”关联着居民的幸福指数，决定着城市的吸引力，却唯独与GDP无关。

　　这样的分析，或许可以解释香港为何屡次修改重建方案，为何习惯坚持高额的赔偿标准，为何向“钉子户”提供法律援助。

　　反观内地一些城市，以发展经济、招商引资为旗帜的“拆迁”近年来风生水起。这固然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群众居住条件，却也助长了政府对“卖地GDP”“建设GDP”的依赖。在一些城市，“大拆大建”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保障，甚至变成装潢主政领导政绩成绩单的“粉彩”。

　　我们是否可以效仿香港，将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作为城市“更新”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的理念正是香港重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对香港市区重建局及下辖四个地区办事处的采访中，工作人员对《南方》杂志记者提出的问题几乎每问必答，热情回应。而他们唯一表示无法回答的，就是“重建给香港政府增加了多少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