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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海
《人民日报》 ( 2007-11-09 第15版 )
不久前举办的“启功联语墨迹展”上有一幅联语，文曰：“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启功先生用朴素的语言深刻揭示了作文、做事的要义，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对为人和治学提出的很高要求。
就拿联语的上半句来说，写文章要真能做到“简浅显”就很不容易，这是写作中的一种极高境界。
眼下，杜撰几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拼凑一些半古半洋的语句，堆砌成一篇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文章，在某些人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这可以说是当前文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坏风气也蔓延到研究生教育中。有人说：有的博士论文常常连博士生导师都看不懂。这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真实反映。记得去年一位教授曾大声疾呼：“在时下的青年学子中流行着一种不良的文风：写文著述晦涩难懂，夹缠梗阻，噎塞不通，句义不明，文义模糊，让人昏昏然不知所谓。”这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其实，朴实无华，明白晓畅，乃是一篇好文章的头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文学大家们曾经反复强调过。
梁启超要算是文章高手了。他在戊戌维新时办《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办《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不拘一格，俚语、韵语乃至外国语法均可入文，但前提是必须“平易畅达”、“条理明晰”。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他在别处有很好的说明。他说：“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读来犹如雾里看花，这不但表明作者心目中没有读者，而且也失去了作文章的本意。
梁启超强调好文章首先要做到“词达”。他说：“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这一段话，把“简、浅、显”三个字都包括进去了。“章无剩句，句无剩字”，就是“简”；“不再求深”，就是“浅”；“词达”，就是“显”。可见，启功先生强调“行文简浅显”，确实是指出了写好文章的关键。
“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称赞梁启超的文章“有很大魔力”，并且对产生这种魔力的原因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胡适对梁启超文章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对文章好坏的判断标准。他在评价黄遵宪的诗时，跳出所论的具体范围，谈了自己对于“做诗”与“做文”的一般性看法。他指出：“这种诗的长处在于条理清楚，叙述分明。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绝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求‘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连“通”都做不到，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让人“懂得”，哪里谈得上是好文章？胡适尖锐地批评一种论调：“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这实在是强词夺理！内容空洞、不可捉摸、不求人解、违背常识的东西绝不是“美文”，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吹捧或炒作成“美文”，那也不过同皇帝的新衣差不多。
对那些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文章，最深恶痛绝的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同志了。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里严肃批评有些干部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所以写的文章和文件只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有不足，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他呼吁全党要认真提高写作水平，改进文风。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把写文理不通的文章看做是损人寿命的事情，虽然不无调侃之意，却生动而又尖锐地揭示了文风不正的严重危害，表达了对于改进文风的殷切期望。时间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仍然有着重大的警示意义。
《人民日报》 ( 2007-11-09 第15版 )
不久前举办的“启功联语墨迹展”上有一幅联语，文曰：“行文简浅显，做事诚平恒。”启功先生用朴素的语言深刻揭示了作文、做事的要义，看似平常，其实却是对为人和治学提出的很高要求。
就拿联语的上半句来说，写文章要真能做到“简浅显”就很不容易，这是写作中的一种极高境界。
眼下，杜撰几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拼凑一些半古半洋的语句，堆砌成一篇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文章，在某些人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这可以说是当前文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坏风气也蔓延到研究生教育中。有人说：有的博士论文常常连博士生导师都看不懂。这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真实反映。记得去年一位教授曾大声疾呼：“在时下的青年学子中流行着一种不良的文风：写文著述晦涩难懂，夹缠梗阻，噎塞不通，句义不明，文义模糊，让人昏昏然不知所谓。”这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一针见血、切中时弊。
其实，朴实无华，明白晓畅，乃是一篇好文章的头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文学大家们曾经反复强调过。
梁启超要算是文章高手了。他在戊戌维新时办《时务报》，发表的文章“如人人意所欲云，江淮河汉之间，爱其文字奇诡，争传诵之。”“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办《时务报》和《新民丛报》，“（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不拘一格，俚语、韵语乃至外国语法均可入文，但前提是必须“平易畅达”、“条理明晰”。其所以如此的原因，他在别处有很好的说明。他说：“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读来犹如雾里看花，这不但表明作者心目中没有读者，而且也失去了作文章的本意。
梁启超强调好文章首先要做到“词达”。他说：“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这一段话，把“简、浅、显”三个字都包括进去了。“章无剩句，句无剩字”，就是“简”；“不再求深”，就是“浅”；“词达”，就是“显”。可见，启功先生强调“行文简浅显”，确实是指出了写好文章的关键。
“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称赞梁启超的文章“有很大魔力”，并且对产生这种魔力的原因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胡适对梁启超文章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对文章好坏的判断标准。他在评价黄遵宪的诗时，跳出所论的具体范围，谈了自己对于“做诗”与“做文”的一般性看法。他指出：“这种诗的长处在于条理清楚，叙述分明。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绝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求‘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连“通”都做不到，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让人“懂得”，哪里谈得上是好文章？胡适尖锐地批评一种论调：“有些人竟说‘美文’可以不注重内容，有的人竟说‘美文’自成一种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东西，不受常识与论理的裁制”，这实在是强词夺理！内容空洞、不可捉摸、不求人解、违背常识的东西绝不是“美文”，如果一定要把这样的东西吹捧或炒作成“美文”，那也不过同皇帝的新衣差不多。
对那些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文章，最深恶痛绝的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同志了。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里严肃批评有些干部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所以写的文章和文件只是将一些观点凑合起来，聚沙成堆，缺乏逻辑，准确性、鲜明性都有不足，文字又不通顺，更无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态。他呼吁全党要认真提高写作水平，改进文风。他说：“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冈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松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把写文理不通的文章看做是损人寿命的事情，虽然不无调侃之意，却生动而又尖锐地揭示了文风不正的严重危害，表达了对于改进文风的殷切期望。时间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仍然有着重大的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