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通达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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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2-19 作者:郑湧 来源:文汇报
朱光潜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同为北京大学教授,一个教西语,一个教东语;虽有东、西之分,但都是教外国的语言。不过,他们两个人虽同归,却殊途。比方说,他们的学习历程就大相径庭。
小时候,朱有严父,在父亲的肉体鞭挞声中,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金则有慈嫂,在大嫂的铜钱奖励下,接受她的“家教”。对于朱先生来说,必读书是四书五经,《西厢记》等等只能“偷看”;而金先生呢,弹词《再生缘》《白蛇传》等堂而皇之成为大嫂主政的家教根基。
朱先生从小学开始,中学、大学、出国读硕士、博士,一点也没有拉下,全学历。在英国的大学里,朱先生学习了英国语言和文学,还学了生物学和心理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教育和学术的方向。而金先生呢,只有小学的学历。他的教育和学术方向,起源于他小时候向大嫂的“学说话”,来自大嫂所教的她那种对语言的不写只说之中。
即便如此,在朱先生那里,也能学到一些中国的传统或者说是“土办法”。例如,朱先生也强调朗诵、背诵,以把握文章的气势、神韵。他还提倡边读书、边写作。我曾尝试照着做,很有收获。不光是动脑,还得动嘴、动手,哪怕只是把书中一些感兴趣的段落念出来或者摘抄下来,印象也会更深刻,甚至能进而连接书中的气脉,打通自己的思路。动嘴、动手、肢体的动作,对于记忆、思考和理解问题,其重要性绝对不能轻视。由此可见,教、学都不只是精神的,不能没有肉体的参与,所以才有了“言传身教”之说。
在北京大学我所认识的教授之中,朱先生是我接触最多、也是忘年相交最深的一个。在他身上,我感受最突出的,是他对人生的悲剧观念和由此而生发的勤奋、通达与对真理的坚持。
碰到不少北大的老师,都说朱先生很勤奋,甚至是最勤奋的一个。对此,朱先生解释说,这种勤奋,并不是出于明白,而恰恰是出于自己的不明白,因为有许多事情不明白而想尽快地搞明白;尽管如此,有些事情却始终未能搞明白。例如,关于生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并不了解。但是,又不能等了解了再去生活。只能是边生活,边了解。
朱先生批评那种坐而论道,“不抓住每一顷刻在实现中的人生,而去追究过去的原因与未来的究竟”,做“无穷追溯”的倾向。“这道理哲学家们本应知道,而爱追究最初因和最后果的偏偏是些哲学家们。”这是“不通达”。他认为,应该恰恰相反,求诸于抓得住的现在,而不是渺茫不可知的未来。
他有理想,但很现实;他重悲剧,但不悲观:“孔子看水,发过一个最深永的感叹,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生命本来就是流动,单就‘逝’的一方面来看,不免令人想到毁灭与空虚;但是这并不是有去无来,而是去的若不去,来的就不能来;生生不息,才能念念常新。”
和朱先生来往频繁而密切,转折点是我的那篇《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美学思想》在《美学》杂志上的发表。我去他家里,朱先生主动和我谈起了那篇文章,他说:你把哲学基础的问题挑明了。过去,我们自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后来,我写的关于马克思美学思想的文章,在朱先生的鼓励下结集出版。朱先生写了给我的一封信代序,这封信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我体会到了,这是朱先生对我的“力挺”。
在此期间,朱先生常常提醒我:挑明问题,辨明是非,消除分歧,加深理解,这本是读书人责无旁贷的事情;但是,做好这种事情并不容易,得有出世的精神,要以出世的精神来做这种入世的事业。
朱先生在其处女作《无言之美》中,就已经提出了他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他认为:人生有价值,正因其有悲剧。他还说:“我们所居的世界是最完美的,就因为它是最不完美的。这话表面看去,不通已极。但是实含有至理。假如世界是完美的,人类所过的生活……便呆板已极,因为倘若件件事都尽美尽善了,自然没有希望发生,更没有努力奋斗的必要。人生最可乐的就是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而得的快慰。世界既完美,我们如何能尝创造成功的快慰?”
人生中碰到麻烦和痛苦,这是免不了的,即便是在自己的家里,即便是出于爱。不过,对于人生,总体上朱先生是很达观的,对不如意的事情看得很开。
在文人圈子里生活,又会有一些特别的麻烦,有那种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对于这些,他是既反感又无奈,深感小鬼难缠。他回顾说,年轻的时候,自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但是,你想躲避是非纠纷,是非纠纷却非敲你的门不可。而事实上,最容易得罪人的,就是说真话、做实事,特别是做成功了点什么,有了一点名气,你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就容易成为靶子。
朱先生也曾谈及:读书人,为什么偏要为难读书人呢?说是“文人相轻”,总觉得过于笼统。细想之后发现,文人群中也会有一些喜欢欺负、攻击甚至伤害他人的人,他们不敢惹比自己强大的人,总是拣那些比他善良或柔弱的欺负;而最根本的,是读书人所特有的自残、自虐的本性,这在中国近现代的一些读书人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他们对同类的伤害,正是其自残、自虐从自身向外的“扩大化”,是他们所自造的一种悲剧。
在那大张旗鼓的全国性的美学大辩论中,尽管朱先生已是“千夫所指”;但他依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并不正确的批评。他保持着他那挑明问题、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读书人准则。他的精神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不辜负世界的恢弘和人生的丰富,不勉强一切人都走一条路。
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一点发展到了极致:他尽其可能去发现批评他的人的优点。比如上世纪80年代前期,他有一次曾拿出胡乔木给他的亲笔信让我看。我感觉这封信突出地表达了对朱先生的敬意。当时,朱先生正受到批判,心情很不好,常常吃不下饭,也不做事,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朱先生忧心的是:我们民族的伤痛还没有从“文革”的灾难中痊愈,怎么可以再往伤口上撒盐呢?朱师母叫我常去陪他说说话。围绕着这封信,我们讨论了很多。尽管许多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对朱先生口诛笔伐;但是,主持批判的人对他仍不失尊敬。朱先生认为:由此可见他们的了不起;所以,被批判的人,气量可以大一点,不必有太多的抵触。
后来,我自己的岁数也在慢慢增大,经历也多了起来,我也看到了人生中的悲剧的因素。我很想把自己的体会告诉朱先生;然而,这时他早已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