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致命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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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主题:李鸿章的致命硬伤：极力反对左宗棠收复新疆！！！ [编辑][删除]
作者: 黑客无影 发表于: 2005-11-15 20:43:59
近来很多人想对李鸿章进行重新评价，实质是想对李鸿章进行翻案，这些评价中把李鸿章签定卖国条约说成忍辱负重，并以身为死去极力挽救条约所带来的损失。本人也在《读者》上也几次看到过类似对李鸿章的重新定论的文章，把一个民族有罪之人竟想说成一个民族有功之人，这是对历史进行颠倒是非，真是令人心寒。历史不能更改，让历史来论说李鸿章犯下的过错。
乾隆时代，清军平定西域大小和卓叛乱，收复全部土地，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把西域命名为新疆。新疆其实一点儿都不新，这是一片自汉代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同治六年（1867年），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封为王，自立国号为哲德沙尔汗国，宣布脱离清廷。俄国乘机占据了伊犁，英国也虎视眈眈，意图瓜分西北。 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图上形如虚设，新疆从大清的“实际版图”上已经消失。
十年后的一日早朝，权倾朝野的三朝重臣“李鸿章”向慈禧太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
陕甘总督左宗棠说话了：“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 左宗棠铮铮铁骨：“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 在左宗棠看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冠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胜固当战，败亦当战。倘若一枪不发，将万里腴疆拱手让给别人，岂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民族情感在左宗棠心里最为浓烈，最为深刻，当民族最危急的时刻到来之际，只有了一种选择，那就是为和平而战，为捍卫民族的光荣而战，直到最后胜利。
看起来是“海防”与“塞防”的分歧，是两个人的辩论，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比，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面对滚滚硝烟笼盖天山南北，一个是要紧快扑灭硝烟、平息浩劫；一个是听之任之，只求不伤元气。李鸿章有一批支持者，自从独掌淮军，平定捻军功居第一后，历任湖广、直隶总督，官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安徽合肥人，而左宗棠是湖南人。李鸿章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个湖南人，认为他三试不第，要想入阁拜相是不可能的事情。左宗棠不介意，在同治十三年开了个天大的玩笑。他向皇帝写奏章，准备赴京参加殿试。已是陕甘总督的一品大员，怎么可能去参加当官晋级的入门考试呢？两宫皇太后聪明，马上下道谕旨：特升东阁拜为东阁大学士。李鸿章闻讯丧气，无奈之下还要写信祝贺。
自古以来，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湘黔多坚毅不拔之人。江淮平原，水乡曲港，则人性柔和，其间也不乏圆滑怕死之辈。李鸿章属于后一种人。他说的话，他对祖国河山的冷漠，他以“海防”重于“塞防”来搪塞收复新疆之举，实在骇人听闻。生命一旦失去民族感，就会在瞬间变得卑贱起来，而无论物质上是如何殷实和富足，地位是如何高贵和显赫。虽然李鸿章后来热心洋务，以图自强，后人有过一些赞誉，但在收复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伤了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
中华民族已是忍无可忍了。在民族利益上的一味退缩，怎么可能换来和平与安宁？比如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滥杀无辜，向洋人屈膝讨好，换来的是侵略者的步步紧逼。左宗棠拍案而起，“中国有萧墙之忧，各国岂独无池鱼之类！”为此与曾国藩失和，他主张用战争换和平，用战争维护国家的统一。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强硬主张，终于得到了两宫皇太后的首肯。在朝廷看来，危急关心更能显示忠臣良将的忠君爱国的热忱，考验出他们的赤胆忠心。
没用风，没有月，也没有人送行，左宗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出京的，慈禧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为新疆军务，他要去兰州作出征的准备。这个刚毅、坚韧、雄心未老的湖南汉子，面对内忧外患，且“兵疲、饷绌、粮乏、运艰”，但信心百倍。
“六十许人，岂尚有贪功之念？所以一力承担者，此心想能鉴之。”他带着当年林则徐绘制的新疆地图，背负着千万中国人的重托，心胸燃烧着正义的烈火，他将要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
撤换了一批骄横荒淫的满洲军官，整训了队伍，左宗棠率领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了，这是光绪二年（1876）春天。总督府响起了三声炮响，左宗棠的队伍一路西行，浩浩荡荡。这是一条官道，车辚辚，马萧萧，汉唐以来，多少人在这里长途跋涉，远赴绝域，开辟了今天的疆域，祖宗遗业，岂能在我们这代人手中丢掉？ 左宗棠是真正的军事家，一是因为自身的天赋才能；二是在战场上与之对阵的大体上是处于同一层次的对手；三是收复新疆的石破天惊的功业。
当年在长沙，翼王石达开最大的遗憾是放走了偶遇的左宗棠，惊呼放虎归山，他日与太平军对阵的必定会是此人。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指挥部队与太平军、回军、捻军作战，双方的强悍使战争的品格相当不俗。姑且不去评价这些大战胜负的意义，单从进行战争的地域看，从两湖到两广，从淮南到淮北，数万大军互相对峙，这样壮阔的舞台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观。那战斗何等惨烈，马蹄击溅，金属碰撞，喷射的热血染成漫天彩虹。多少次化险为夷，左宗棠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投入战斗。 他是在绝望中诞生的强者，是善于扼住命运咽喉的伟丈夫。他从司令部的参谋做起，在万锋箭矢间逐步成为叱咤风云的统帅。
收复新疆的战争没有退路。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下，猎猎长风卷起了大纛。这不是一般意义的决胜负，这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的战争。征战的将士情绪高昂，出奇制胜。这是为祖国的统一和完整而战，于是冷血变得沸腾，怯懦者变成了红眼的怒狮。左宗棠引以为自豪，湖湘子弟在血雨腥风中冲锋陷阵，在追求和捍卫战争精神，实际上也是在重塑自己的民族精神。
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这是晚清历史最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是晚清夕照图中最光彩的一笔。
从当时的所处的周边环境（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海防”与“塞防”中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两个人各自所持的两条路线，中国军政用兵的重点绝对是“大西北塞防问题”，因为，那时候本属于中国行省之一的“新疆”已经被阿古柏占领和独立立国，沙俄也占领了新疆最富饶的伊犁地区，英国也参与到了妄图分裂中国大西北的行列中，如果中国再不出兵收复新疆，大西北这近两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时就很可能要被永远分裂出去了。
当然手心手背都是肉，中国台湾地区、及其藩属于中国的朝鲜地区和琉球王国，这同样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也至关重要，但是，自古以来用兵，都不可能多头出战，必须根据当时的急所和用兵条件而集中军政财力去先解决一方问题。台湾和琉球王国由于远在海洋中，而那时的中国刚刚才在组建南北洋海军，许多舰船都还处于购买的中途，南北洋海军部队也远没有组建好和训练好，所以，那时候即使中国集中国家的所有军政财力去守卫台湾和海防，也是办不到的！这就是说，无论从那方面推算，当时的左宗棠等抵抗派极力要求国家立即用兵收复新疆，都是正确和很实际的国策。但是，谁能够想到，李鸿章却一直是坚决反对左宗棠去收复新疆的主将，如果当时中国真的听从了李鸿章的如此卖国的决策，如今的中国，恐怕就没有新疆了，新疆也恐怕就是如今的第二个蒙古国了。
李鸿章认为”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甚至主张国家放弃对新疆的行省管辖权力，将新疆下降成云贵粤蜀之苗瑶那样的少数民族土司政权。且不要说当时新疆已经被阿古柏和沙俄占领和分裂立国，即使当时新疆还没有分裂出去，也不应该将其放弃为土司管辖，因为，土司管辖那是针对交通极其不便的山区少数民族的部落情况而言的，而这样的土司管辖历来就有许多弊端，不仅内存非常愚昧落后的奴隶制度，且有割据地方和导致地方多冲突的问题。这就是说，李鸿章当时阻止用兵新疆，且要放弃中国政府对新疆的行省管辖，就这一条，他李鸿章就已经够“卖国”的称号了！而且，如今的历史现实，也无情证明了左宗棠当时强烈要求和用兵收复新疆的行动是正确的，也无情证明了李鸿章当时就是“卖国”的！
左宗棠如何顶着李鸿章来自各方面的阻挠而坚持用兵新疆的艰难，提示一点伊犁问题就可以折射出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大局观及其两人的爱国和卖国表现：
1872年和1874年，由于李鸿章阻挠，左宗棠无法用兵新疆，英国和沙俄不仅开始承认阿古柏伪政权，还和其签定了各种政府组织间的协定。这就是说，在李鸿章阻挠左宗棠用兵的几年期间，中国丧失了许多时间，新疆分裂后果已经强烈显示，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才意识到了问题有多么严重，1876年，已经高龄和浑身是病的左宗棠终于得到清廷的许可和财政支持，他开始带领湘军主力进攻新疆，很块，左宗棠军队就收复了新疆大部，1877年，分裂势力阿古柏自杀。但是，沙俄却赖在伊犁不走。
左宗棠非常明白一个真理，在强盗面前没有多少道理可谈，况且沙俄吞并新疆的野心已久，所以，他主张立即乘胜收复伊犁，不给沙俄任何幻想和机会。但是，由于当时李鸿章已经主持了中国对外外交和军事大权，在李鸿章一惯的“和戎”和一相情愿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指导思想下，清朝命令左宗棠停止进攻伊犁，派遣了崇厚去与沙俄进行收复新疆的外交谈判，1879年，并不懂外交方略的崇厚在被沙俄愚弄的情况下擅自与沙俄签定了《交收伊犁条约》，条约中有许多不平等内容，不仅要付给沙俄的巨额“代守”费用，还丧失了几条重要河流和重大军事要塞，收回的伊犁“已经弹丸孤注，控守弥难”（《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约，就连清廷皇族也不满意这份条约，但是，满朝文武中，只有李鸿章主张承认这份条约，他说：“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则师不壮。……倭人畏俄如虎，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以慑倭……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李鸿章：《筹议交收伊犁事宜折》）
李鸿章最坏的还在于，他明知一生戎马和高龄多病的左宗棠已经收复新疆大部，且将兵力压境伊犁，但是，由于他坚持自己的投降主义外交和军事路线，他在得知左宗棠怒斥“崇厚条约”且要出兵武力收复伊犁以后，他还攻奸左宗棠说：“左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西征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不久，一向听命于李鸿章的清廷将左宗棠调离新疆，派遣曾纪泽赴俄罗斯，于1881年与俄罗斯签定了《中俄伊犁条约》。这份条约比起屈辱的“崇约”有了一些改进，这，与左宗棠调离前一直用重兵压境伊犁有很大关系，当时，沙俄军队已经经受不起这样的对峙，已经内部打算退步了。1882年，中国收复伊犁，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真正在伊犁地区驱逐了俄罗斯势力，还是1949年中国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后了。
通过以上新疆塞防战事介绍，我们应该明显看到，当时的李鸿章和左宗棠的所谓塞防海防之争，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国方针，也是两种不同的对外军事外交路线之争。左宗棠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国和军事外交路线，李鸿章则坚持自己主观迂腐的“和戎”和“以夷制夷”的对外军事外交路线，他不仅利用自己的高职权内打左宗棠等人，外则一味曲膝，当时，如果不是左宗棠等坚持收复新疆，如果清廷真的听从了李鸿章的放弃新疆奏折，那么，结果会是什么呢？！这点，今日的人们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
其实，李鸿章也就是在新疆事件上开始表达出自己的投降主义的军事外交路线的。由于太平天国战事结束以后，李鸿章掌握了中国对外军事外交大权，所以，他个人的对外军事外交思想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走向，导致了中国在后来的一系列对外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从而把中国送入了衰败的穷途。所以，现在一些为李鸿章翻案的人，将中国清朝末期一系列的军事外交失败推委到当时的“大势、国家专制体制、内部牵制，清流派的制肘，抵抗派的干扰破坏”，这都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也是对历史的无知表现。
（文章由本人参考文献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