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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外交战线上，初有胡适博士下水使美；继有蒋宋美龄女士应邀访美，看来似乎是“珠联璧合”，构成中国抗战外交上两大亮点。然而其中背景复杂、情况曲折、涉事人也志趣迥异。本文作者当年任职于外交部情报司和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熟悉其内幕隐情。本文即为这段往事之回忆。其中需要引用的资料均有出处可查，如胡适文集(日记、演讲稿)，宋美龄之行见当时中外电讯报道等等；整篇的构筑及来龙去脉则有赖于作者之记忆力和后半生对文史的研究。可憾者，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时写时辍，费时近年，始克完成。

本文作者之主要文史著作有：《我在蒋介石侍从室的日子》(1995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台湾周知出版社)。《侍从室回梦录》(1988年上海书店出版社)。以后十余年所写的文史资料多篇散见于港、台、大陆报刊杂志(包括《世纪》)不一一列举了。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风光十足

胡适是一位著名学者，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一向在文化界领袖群伦、关心政权：提倡民主、自由、平等、理性。他一生只做过一次官(大学校长、研究院长应属其本行职务而非官职)，即在抗日战争初期，受蒋介石一再怂恿，担任过一任中国驻美国大使(1938年10月～1942年9月)。说起这次下水从政，主要原因是他自己所说的“挽救民族危亡，共赴国难”。因此摒弃了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独裁政策的批评(此前，他曾办过《独立评论》数年)。而蒋介石所以一再邀请他出任外交使节，也是想利用胡适博士在欧美诸国的文化学术声誉，借以一新耳目，改善中美关系。

在胡适担任大使期间，和胡适打交道最多的是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认为：胡适大使是一位十分坚持己见的人。从胡赫两人多次谈话记录中，很可以看出胡适的择善固执、胸有成竹的外交风度和赫尔对他容忍让步的感佩心理。赫尔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和胡适的公务接触。他说：“在遇到有关中国事务商讨时，如果与胡适大使的想法不合的时候，总会使我感到十分为难与困惑。”当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后，赫尔又在记者会上公开赞扬这位中国大使：“胡大使是华府外交团中最有能力、工作效果最高，又最受人敬重的一位外交使节。”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四年，正是国际局势大变动时期。美国罗斯福总统却在这个时期连任达三届。胡适曾就美国对远东战争的政策作过如下的分析：

“第一期策略”：我国抗战开始正系美国《新中立法》成为法令的第三个月，其策略在于不承认中日战争，因此不适用中立法，不承认日本有交战国的权利，使美国公民、船只、货物可以往来远东，使美国政府对远东战事有过问之权和应付的自由。

“第二期策略”：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我方危急。罗斯福于10月25日武汉失守之夜，给我国以《桐油借款》。1940年12月中旬，罗斯福三任总统当选后，发表两个通牒，其主旨为：每当我国战事吃紧或暴日横行之时，美国辄予我相当的援助，对中国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而其形式都是依据现行法令，不致引起美国国内和评论者之反对。如：道义上的对日本禁售飞机、废止《美日商约》、禁运卖给日本的飞机零件、汽油和废铁等；而对我国则有锡、钨借款等等经济上的支援。

“第三期策略”：罗斯福三任总统胜利当选之后，乃敢明目张胆的援助(欧亚两个地区)的作战国家，即令是向侵略者挑战而在所不惜。

1940年11月，罗斯福连续三次当选总统，这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创举。此举说明，在美国处于阴云密布的欧、亚大战的险峻的国际环境下，已经取得全国人民最大信赖和热烈的拥护。因此罗斯福在当选后乃敢不顾孤立派的干扰，在1941年1月6日在对国会的咨文中，毅然提出：以美国全国生产力甘心作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的豪语；而且还有：凡美方供应的战争物资不必付现偿还，留待将来战后抵还即可之建议。并在两个月之后(1941年3月11日)正式提出《租借法案》拨款70亿美元，实践这一诺言。这正是日本决心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七个月的形势。

从以上笔者所摘录的一些记载，足见胡适作为外交大使官对国际形势之演变可以说是洞若观火。

此外，足以一提的是：1942年5月4日，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呼号为X.G.O.A)邀请胡大使从华盛顿向国内人民发表第一篇为纪念“五四运动”的广播演讲。那时中国对日抗战已经历四年多了。美国自珍珠港事变时向日本宣战也已有半年的时间了。胡适在广播中告诉国内同胞，他最近三个月内，旅行美国各地15000哩，亲眼目睹美国全国上下一致从事战时生产工作的努力；亲眼目睹美国全国的和平工业在短时期内改组完成为战时工业：军火、飞机、坦克的生产量已经赶上轴心国家的生产了。就连最困难的造船工业，美国也在拼命发展。美国今年可造船800万吨，明年可造1000万吨。这样的生产力量，又有这样的运输力量相配合，我们同盟国的最后胜利绝对无可置疑了。

他在广播中说：“这20多年世界和平的局面是被日本‘九·一八’一炮打碎的。全世界抵抗强暴、抵抗侵略者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流血所建树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坚持抗战，四年多来已取得了全世界敬仰的地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在今年4月28日广播中说：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民族起来抵抗日本的，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负担相当的责任!”(笔者按：在65年后的今天，这个预言证实了。)

胡适大使在作这个广播的时候，心情是十分愉快的；因为他出国五年，这是第一次用祖国语言向国内同胞说话，表达他对国事和世局的乐观看法。他以前说的“和比战难，只有苦撑待变”，这句话如今成为事实了。

中国抗战已成为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