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分析“经济人”

摘要：“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基本的假设。无论哪个经济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无论他们从词句或感情上对“经济人”赞同与否，但事实上“经济人”总是他们的理论起点。
可是人们对“经济人”的理解却不准确。他们加上“理性”限制，却没有理解什么是经济人的理性，即：所谓“理性”，究竟是“愿意”自利，还是“能够”自利，把经济人自利的“愿望”和“能力”混淆。
本文经过定性分析后指出，设有某个自利的经济目的。经济人的“理性”，就是愿意并能够实现这一目的；反过来说，所谓“经济人”，就是符合这种理性标准的自利人。
因此：1、经济人只能“完全理性”，没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2、对从“有限理性”出发的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应该大加改进，变为从经济人“完全理性”出发；3、高尚或卑劣、守法或违法均和“经济人”不矛盾；4、“经济人”是共产主义的前提。
关键词：定性分析 理性 经济人
“经济人”一直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前提。无论哪个经济学派（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无论他们从词句或感情上对“经济人”赞同与否，但事实上“经济人”总是他们的理论起点。
但是这个基本假设的定义很不严格，使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本文试图对“经济人”的概念进行严格定义。并以该定义为基础，以信息经济学为例，说明“经济人”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一、我理解的“经济人”
若说经济人，那么首先，“经济人”能否做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任何科学都是有前提的，经济学也是一样。多少年来，“经济人”就是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前提。可是现在由于“经济人”概念不够准确，竟使一些人们提出“经济人”不能当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但是我认为，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是不妥的。
废止“经济人”前提之不当，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如果“经济人”不能当前提，那么就必须提出一个新前提。新的经济学前提是什么？如果不是“经济人”，那就只好反过来，是“公利人”。但是“公利人”能当经济学的前提吗？姑且不说“公利”本身就是和经济学主旨相违。退一步说，凡是提倡废除“经济人”的，所持论点都是“人的两重性”：既有公利性，又有私利性。“经济人”只说私利性，就不合人性现实。那么“公利人”只说公利性，难道不是同样不符合所谓“两重性”，不合经济学所谓“人性”现实吗？
那么干脆以“人的两重性”作为经济学前提？但这同样不妥当。这是因为，一个学科如果有不止一个前提，这些前提不能是矛盾概念。而“人的两重性”含有公利性和私利性，两者就是矛盾概念。显然，所谓以“人的两重性”为经济学的前提，换句话说，就是以“公利”和“私利”这组矛盾概念作为经济学的共同前提，而这显然是不行的。
我认为，“经济人”是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前提之一（另一是稀缺）。当然，这不是当前人们认为的经济人，而是经本文重新定义的经济人。
任何生物都希望尽多获得有利的存活条件，就是生物的趋利性。
避免不利也是趋利。所以生物的趋利性，可以说是“趋利避害”。
作为生物的一种，人也同样有趋利性。不过和一般生物不同的是，人所趋之利，有“他利”（公利）和“自利”两种性质。
人和其它生物趋利的另一个不同是，其它生物由于是无意识的，所以其它生物都是下意识趋利。而人是有意识的生物。所以人的趋利，有“有意识”和“下意识”两种。突遇飞来的石头会下意识地躲避，是人的下意识趋利。周末通过欣赏音乐获得享受，是有意识地趋利。
任何生物不但趋利，而且有相应的趋利能力。鹿既有能力找草吃，见到猛兽也有能力逃命，就是鹿的趋利能力。人的趋利也要有能力。如果文化素养不够，没有欣赏音乐的能力，就无法通过音乐获得享受。
人的趋利能力，也有“有意识”和“下意识”两种。
我们所研究的，1、人有意识地趋利；2、人的有意识的趋利能力。
人有意识地趋利，就是人愿意趋利，也可以说，人有趋利的欲望。
如果人不但愿意趋利，而且有趋利的能力，就是人能够趋利。
愿意而且能够趋利的人，就是理性的趋利人。西方经济学经常说“愿意而且能够”、“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等等，就都是理性的趋利。
趋利能力，是在指合理的成本（财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条件下。
应该指出，所说“趋利能力”，未必是该能力一定能够实现趋利。具有趋利能力，只是有获得该利益的可能，而不是必然能获得该利益。王楠有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能力，但并不是说她必然能获得冠军。
不但有趋利的欲望，而且有趋利的能力的人，才是理性的趋利人。没有可能性的“趋利”不但不是趋利，而且由于这种趋利是无效消耗，所以反而是“趋害”，所以趋利能力不足的趋利人不是理性的趋利人。
反过来说，理性趋利人具有充足（或曰完全、对称）的趋利能力。趋利能力不充足（或曰不完全、不对称）的趋利人不是理性的趋利人。
如果某人自己的趋利能力不足，但添加别人帮助，就使能力充足（当然，同样是在合理成本条件下），也算该人自己的趋利能力充足。相对某人的趋利欲望和趋利能力来说，这里的“别人”称为“第三方”。
和某项趋利的欲望相比，如果某人自有的趋利能力（自力）充足，是他的这项趋利能力对称。如果自力不足，则是这项趋利能力不对称。
当趋利能力不对称时，如果添加第三方，就使他的趋利能力充足，就是趋利能力相对不对称。如果即使添加第三方，也不能使能力充足，就是他的趋利能力绝对不对称。
我们说了理性的趋利人。那么，如果这种理性趋利人仅仅是自利，而且，这种自利仅仅限于经济领域，就是本文说的“经济人”。
由于对理性趋利人的能力充足性认识，所以具体到“经济人”，就是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或者说能力（例如信息）充分（或曰对称），没有所谓“有限理性”的经济人。
“经济人”概念仅仅限于经济领域中，离开经济领域自然失效。一些同志想用“革命先烈”来反证“经济人”不成立，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革命先烈”的概念不属于经济领域，所以自然不是经济人。
所谓“经济人”不是指某人，而是指某人的某行为。例如江姐，她在敌人面前是英勇的共产党人，而不是经济人。但是当她作为家庭主妇上街买菜时，却一定挑新鲜的、便宜的，这时江姐就是经济人。
二、举例：信息经济学
在各种经济学分支中，唯有信息经济学是以经济人“不完全理性”为前提。但本文认为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和当前信息经济学不一致。
我认为，把当前国内外的信息经济学统一到和其它经济学一致的“完全理性”前提上，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信息经济学，按理，是研究怎样使经济人信息由不对称转为对称，即研究信息“是否对称、转化条件、怎样转化”3项。但是如此研究，必须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信息能够实现对称性转化”，也就是说，必须以“信息能够从不对称转为对称”为前提。然而“信息能够转化”，就是说，经济人在信息领域具有完全的趋利能力。即使不能自力趋利，也可以通过“添加第三方”的方法而实现趋利。然而依本文前面所说，经济人具有这样的趋利能力，就是经济人（在信息领域）完全理性。
可以展开地说说。某经济人有某趋利欲望（例如要开发某市场）。为实现这个欲望，在合理的成本（财务成本和机会成本）的条件下，这个经济人无非有这样3种可能之一：1、只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开发（自力开发）；2、虽然无法自力开发，但是添加第三方（例如代理商）就能开发；3、即使添加了第三方也无力开发。
这3种情况对该经济人来说，分别就是：1、他的信息对称；2、他的信息相对不对称；3、他的信息绝对不对称。而在这3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自然是“完全理性”。第二种情况表面看来不是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但由于添加第三方就能使这位经济人信息对称。而这种添加无论来源如何，无论是该经济人自己找来或是他人引见，总算是该经济人具有“获得第三方，从而使自己的信息对称”的能力。而由于这种能力可能使他实现自己的趋利欲望，所以就是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至于第三种情况，尽管该经济人有若干相关的理性，但是由于这位经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的信息对称，换句话说，他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趋利欲望，根本不具有实现这项趋利能力。所以相对于该项趋利欲望来说，他现有的那点理性实际上没有用处。而对没用处的理性，我们认为是“无理性”，而不是什么“有限理性”。
而且显然，信息经济学对上述第三种情况（即：信息绝对不对称）没有研究的必要。
简单地说，依据我们前面对经济人的理性定义，信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实际只有两种，信息对称和信息相对不对称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信息绝对不对称者没有本文前述“理性”可言。而同样依本文前述，无理性趋利虽然也是趋利人，但却不是经济人。
这就是说，依本文的道理，信息经济学也应该和其它经济学一样，都是以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为前提，没有什么“有限理性”。
但是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却非如此。由于他们无论学科基础（信息定义、信息与知识的关系、知识差距等）还是学科的内在规律（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相对与绝对不对称等）均未建立且更无研究，所以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不但只能说信息不对称，而且只能假定：信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可能由不对称转化为对称。既然如此，那么经济人一旦信息不对称，就将永远处于不对称状态而无法改变。这就是说，经济人一旦信息不对称，就只能处于有限理性，而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转变为完全理性。
还要说说研究的方法。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实际是“三级跳”：没有研究“信息一般”就直接跳到经济信息，再直接跳到信息经济，更直接跳到市场经济。因此他们虽然看到市场某些商家信息不对称，但却无力深入研究，只能说些“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趋劣选择”似更好些）一类简单的叙述，更不可能分析信息（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能否转化、转化条件、转化方法”等等（转化为完全理性的）内容。
三、再举例：经济人是共产主义的前提
为使本文论点更鲜明，不妨以一个被人们认为“两个极端”的例，说明经济人普适于经济学的所有学科，是所有经济学的一般的前提，而不仅仅是某些经济学分支（例如商品经济）的特殊前提。
我们想举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经济。以“经济人”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自利人，却能说明“共产主义”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公利经济，不但更能说明经济人对各种经济学来说的一般性，同时也能看出，经济学完全可以“用经济说明经济”，那些靠道德、法规等非经济因素说经济、靠数学去“证明”经济，是多么苍白无力。
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为什么？据说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合人性”。什么人性？又据说，人都是自私的，而共产主义却是“大公”社会。
但我们却可以说，用经济人证明共产主义，就是由至私证明至公， “利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前提。
经济学以“利己”为前提，这是不错的。而共产主义是大公社会，这同样不错。可是这看来显然是两个极端的现象，作者怎么竟然说，自利却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前提？
这其实就是经济人和公有制的关系。
有一场典型争论，那是十九世纪初，李嘉图批评欧文“合作公社”，因为人的利己性，就使公有社会不可能实现：“难道几千年的人类史，不是都在反对欧文先生的理想吗？”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不以为然。
问题在于本文所说，经济人不仅是自利人，而且是理性的自利人。所为“理性”，就是不仅有趋利的欲望，而且有趋利的能力。换言之，就是知道“怎样”自利，怎样对自己最有好处。
既然每人都知道怎样才能对自己最有好处。那么，人们就知道，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参加一个更大的组织，忠诚努力地为组织工作，就可能比“单干”对自己更有好处。例如球员，他们都是为了荣誉、奖金等等私利打球，但是他们每人都知道，只有忠诚地为球队打球，才有可能（虽然不是必然）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所谓“共产主义”，不是天堂般的文学描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而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知道，只有忠诚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单干或假公济私，才是获得私利的好方法。这难道不是和其它（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毫无二致的“经济人”吗？然而这样极端自利，却是共产主义的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