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重新做人:“经济人”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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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是重新做人:“经济人”批判
欧阳君山
[目录]
1.“经济人”何来
2.“经济人”何意
3.解剖“经济人”——自利不可否
4.解剖“经济人”——为何物自利
5.交锋“经济人”——批评与完善
6.证伪“经济人”——“注目礼人”
[内容提要]
“经济人”是什么意思?又如何来的?经历了怎样一个批评和完善的过程?未来该怎么发展?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寻思,本文对“经济人”作出了一个系统批判,明确指出“经济人”可用两个基本点尽写风采与风骨: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即追求财富最大化。第一点不容置疑,可能是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不证自明,第二点已被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所弱化,如今的含义是效用最大化,甚至更广义的偏好最大化。但对第二点的弱化也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什么都包含,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但什么都不是,毫无逻辑一致性可言,“经济人”已成为最猖狂的机会主义人。
本文旗帜鲜明地指出:经济学要真正成为科学,“经济人”必须发展成为——更准确地说是还原成为——“注目礼人”!从科学发展的逻辑看,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并不是否定或放弃“经济人”,而是为“经济人”作出了最明确的证伪,划定“经济人”的适用边界;从这一意义上,“经济人”也从此获得了真正的生命!
[关键词]
经济人、自利、效用、注目礼人
注:此文写于2007年3月,参考了“经济人”权威学者杨春学先生的文章《经济人的“再生”:对一种新综合的探讨与辩护》,特致谢意!文献索引暂略。
2004年8月,就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出生台北、留学美国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炮轰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在题为《顾雏军的七板斧——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中,郎先生不但毫不客气地指出,顾雏军是“借鸡生蛋”的骗子,而且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国企改革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并进一步对主流经济学家进行高调批评,从而引发持续近两年并且至今余音绕梁的“第三次改革论争”。
事实上,在第三次改革论争中,批评的高调不仅指向主流经济学家——这一点众所周知,而且也指向主流经济学家所仰仗的、所秉持的、所依赖的主流经济学——这一点鲜为人知,因为它可能没有在舆论上形成高潮。但的确一度剑拔驽张,2005年7月15日,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先生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发表长篇谈话,毫不客气地批评主流经济学,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它们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都格格不入!
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批,刘老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初步概括为四点,其中第一点就是“经济人”假设。这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经济人”假设构成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前提和基本核心,其他三点——从私有制到市场自由化到反对政府干预——都依赖或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正如一位叫亨利·勒帕日的法国经济学家曾说到的,“经济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
遗憾的是,刘老拔剑,但主流经济学阵营似乎没人接招。可能是觉得刘老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充满政治味,但更可能是认为“经济人”假设已经受时间的考验,虽不说天经地义,但至少颠扑不破。甚至有人还会要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在西方适用,而中国就不适合呢?真正的科学——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无国界的,不要再让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悲剧在中国重演了!
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年颁,但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和批评还是十分必要的,不只是中国要反思和批评,也包括西方在内,科学的历程已充分表明:科学是在不断的证伪中前进的!更何况西方经济史上已经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经济人”争论,为什么就不能够再来一次呢?
实际上,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对人性问题的新思考,甚至可说就是对“经济人”假设一次份量不轻的冲击。获奖者之一的丹尼尔·卡纳曼教授,原是心理学家,根本不是经济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奖励他将心理学的研究心得应用到经济学,特别是行为经济学。简单地说,卡纳曼的发现就是:人并非一贯的“经济人”,追求财富最大化,也存在“非物质动机”和“非理性”!
更重要的是,“经济人”不是一般的科学假设,而是一个对人性的假定——这可是个举足轻重的东西,比方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就绕不开对人性的拨乱反正。早在1975年8月,小平同志就指出:“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按劳分配原则的,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事实上,人性问题系天下大局,整个文明的问题不过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就是整个文明的问题。正如徐景安先生曾指出的:“什么样的文明产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文明。”
走笔至此,不得不提一下,已经逝去的冬天可说是春意盎然,候鸟懒得南飞,狗熊忘了冬眠,北京的最高气温一度蹿升到16摄氏度,莫斯科的温度一度比往年高到近20摄氏度……以至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都在严肃地谈论“后天”问题。不禁让人想起一句中国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类今天在生态环境上几乎陷于天诛地灭的困境,是不是正因为咱们人类在人性问题上铸成大错、并没有真正为己、反而是集体迷失呢?
总而言之,不管从哪方面讲,科学的历程也好,文明的高度也好,新自由主义的是非也好,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深度思考也好,我们都非常有必要对“经济人”的来龙去脉作一个系统的梳理与分析,进而对系天下大局的人性问题作出澄清。
“经济人”何来
“经济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首先可能就是想到亚当·斯密,这是自然的,因为斯密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经济学之父怎么能够不论及作为经济学最基础的设定“经济人”呢?
但不幸的是,斯密的大作《国富论》中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之前而且是《国富论》之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中也找不到“经济人”的说法,这是不是反映斯密忝为经济学之父呢?
不!尽管没有“经济人”的说法,但斯密的著作中存在“经济人”的含义,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在论述分工的原因时,经济学之父说了这样一番话: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这是一段广为人知的名言,在论及“经济人”时,谁能不提到斯密这段名言!但作为严谨的概念,“经济人”的确不是出自斯密之手,按学界的共识,真正作出“经济人”假设并加以严格界定的是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当代英国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中明确指出这一点。
穆勒在1836年写了一篇题目叫《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的文章,被视为“经济人”的最初出典,他写道:“政治经济学预设了一个对人的任意定义,把人看作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
事实上,早在穆勒之前,英国经济学家纳骚·西尼尔差不多就这样论了,在经济学说史上,西尼尔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理论前提,它们属于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其中第一个前提就是:“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与穆勒的口径几乎一致。
在对“经济人”追根溯源时,人们常常还提到意大利社会学家维尔布雷多·帕累托,因为是帕累托把“经济人”这个说法引进经济学。但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一位荷兰人,他叫伯纳德·曼德维尔——这个被誉为“对人性好奇的研究者”其核心观点就是: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社会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只有顺应人的利己本性才能实现。按哈耶克的说法,正是曼德维尔第一个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利导致利他的重要思想,并在英国人的意识中取得支配地位。
提及曼德维尔,并不是因为存在考据癖,而的确就因为曼德维尔对“私人恶德即公众利益”——史称“曼德维尔悖论”——作了淋漓尽致的论述,不仅比斯密更有激情,而且也比斯密更加集中,更加透彻,更有历史感,曼德维尔并旗帜鲜明地指出:荣誉与尊严是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根本动力!
事实上,如果真要考据“经济人”的话,完全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早至中国的韩非子。事实上,对人性的洞察,韩非子丝毫也不亚于亚当·斯密,《韩非子》有话作证: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意思是说,做轿子的人希望人人富贵起来,从而好买他的轿子,并不就是做轿子的人仁慈;做棺材的人希望家家有夭亡,从而好买他的棺材,并不是就是做棺材的人刻毒。
完全可以肯定,对人性的“经济人”认识和描述,还能够往韩非子之前追溯得更早,只要是人,无论西方人还是东方人,也无论现代人还是古代人,都会对人心人情人性有所洞察,这是毫不奇怪的。
“经济人”何意
“经济人”是什么意思呢?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年年颁,但经济学是不是真正达到像物理学或化学那样的科学境界?这在“经济人”的含义上似乎就有充分的反映。
按约翰·穆勒对“经济人”的科学界定,不外乎三大点:自利、理性和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也是我们通常一提到“经济人”就会自然想起的基本内涵,追求财富最大化后来得到了一些拓展,是所谓“追求效用最大化”或“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在实际的使用中,最主要还是追求财富最大化,如果说效用,也最主要是指财富效用。
杨春学先生是研究“经济人”公认的权威学者,博士论文就专门分析“经济人”,按其系统分析,“经济人”假设应归纳为三个命题:
第一个命题是“自利”,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里有其内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根据。
第二个命题是“理性行为”,就是说,人是理性的,能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和自身利益作出判断,并使自己的经济行为适应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进而使利益尽可能最大化。
第三个命题是核心的,乃“经济人的灵魂”,这就是: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保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我们不敢苟同第三个命题是所谓“经济人的灵魂”,事实上,这一点就是所谓“看不见的手”的含义,把它作为“经济人”的灵魂,帽子似乎戴得有点大。如果要说灵魂,这一点几乎构成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灵魂——难道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灵魂除了“看不见的手”,还有别的?在西方经济学中,这一点的确也属于假设,但似乎没必要纳在“经济人”的假设范畴内。
我们也不赞同第二个命题——“理性行为”,还不是像赫伯特·西蒙那样反对“完全理性”而提倡“有限理性”,而是从根本上反对把“理性行为”单独作为“经济人”假设的一个命题,因为这可能属于画蛇添足,“理性”的含义已经包括在第一个命题“自利”之内,说“经济人”自利就不必再说“经济人”理性,因为自利原本就已经是一种比较,是一种选择,是一种算计,是一种理性,要不然,人怎么知自呢?更何以利自呢?
事实上,即便是加上“理性行为”这一条,其理性也存在程度上的强弱之别,而强理性还是弱理性则取决自利——一个人对自己利益的判断,如果没有对自己利益的高度判断,即便人自以为理性,实际上也属于非理性。举目四顾,生活中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大家都知道,精神病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
“经济人”因为添上“理性行为”这一条“蛇足”而备受批判,不只是西蒙批判说理性是有限的,也包括莱宾斯坦的人格批判——他指出存在理性的人格,也存在非理性的人格。最新的批判当然就属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纳曼了,有点针锋相对,他指出人存在许多的“非理性”。
总而言之,如果要对“经济人”进行严格的描述,我们认为一个两点论就行: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财富上自利,即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两个基本点写尽“经济人”风采与风骨,一点也不能少,也用不着再多一点。
解剖“经济人”——自利不可否
“经济人”是不是一个科学的假设呢?这取决于“经济人”所内含的两个基本点是不是具有科学性:人是自利的是不是科学?人是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科学?
人是自利的,这一点应该说毫无疑义,正如经济学之父在《道德情操论》中坦言:“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说句实在话,人不自利,“我”不关心“我”,还关心谁?!谁还关心?!
如果需要一个证明的话,不妨用反证法来证明一下:假设存在一个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那他利谁呢?这是他每时每刻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若他对对方有一个选择的话,那他凭什么标准来对对方作出判定呢?能定一个标准的人必定有“我”,必须自利,而这与他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相矛盾。
这一位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没别的法子,他只能不管对方是什么人,逢人便利,那他能利多久呢?一个人的资源总归有限,坐吃山也空,他还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吗?或许,在人类进化中的某一个阶段,的确存在这样一批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的人,但这样一批人最后都因为殚精竭虑而死悄悄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一批人都被生存竞争无情淘汰了。
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这就是所有的人都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而不只是某一个人或某一批人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如果是这样,那所谓的毫不利己而专门利人就是人心中的利。即是说,如果所有人都利他,那利他就是自利——这与所有的人都毫不利人而专门利己的社会没任何两样,而完全一个样:所有的人都利他的社会和所有的人都利己的社会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与其人人都需要别人来利,还不如让每一个人自己利自己,因为这样成本更低。
有不少的人——不只是乌托邦之流,包括我们身边不少的人,憧憬人性利他的美好社会,认为人人利他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君子国”。其实,这是没有细思量,只想到在人人利他的君子国,别人都会来利他,而没想到他也会去利别人——如果他不会去利别人,谁又会来利他呢?如果人不需要利,另当别论;但如果人作为生命需要利的话,最节约最划算的方式还是自己利自己——人性自利。
关于人性自利,有人拿基因来说事:基因是生命最基本的单元,基因的自私决定了人的自私,人的自私来自于基因的自私——问心无愧地自私吧!其实,就人性自利而言,根本不需要什么基因的根据,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不自私,人性也自利。
事实上,人身上真的就长着不自利的基因。以色列希伯莱大学心理学家爱伯斯坦领导的研究小组, 早在1995年就发现促使人类表现“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研究并显示:“利他主义”基因可能是通过促进受体对神经传递多巴胺的接受,给予大脑一种良好的感觉,促使人们表现利他行为。既有自利基因,又有利他基因,如果拿基因说事,那人性究竟是自利还是利他呢?
我们认为,人性自利与基因毫无关系,即使生物学宣称基因完全不自利,人性也必须自利。人性若不自利的话,换句话讲,人如果不围着一个中心转的话,不可设想!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人,特别健忘,后语忘前言,后行忘前动,人们美其名曰“当下禅师”,意思是说他惟一有的是当下,过去过去也,未来未来也,当下就当下。
一天,当下禅师提着刀,兴冲冲地往前走,干什么去?到竹园砍竹子去。刚到竹园里,突然腹内嘀咕,大便要出世了。当下禅师立即把刀抛在地上,扯开裤子就来。园中竹子依依,一派苍翠,蹲在地上随便的当下禅师忍不住遗憾:“今儿我要是带把刀来了,那多好啊!”
随便完成后,当下禅师看到旁边的地上正躺着一把刀,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嘴里面叫道:“啊,吉人天相,不知道谁的刀掉在这儿呢?”他抓起刀来,装模作样,跃跃欲砍,没想到一脚踩在自己刚才“随”的大便上,狠狠地跌了一个“狗啃屎”。当下禅师伤心地从地上爬起,破口大骂道:“谁家狗娘养的种,在这道路正中撒大粪!”
这就是一个不自利的人,因为他特别健忘,根本就不能够形成一个运转的中心——自我,从而陷入一片混沌。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样的人可怕吗?刚刚请他大吃大喝一顿,他嘴巴一抹,就不认识你了,更可能把你臭骂一顿,甚至舞手弄脚的,咋办?
作为“经济人”的第一点,人性自利是无法批评的,按《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的论证,人性自利是这个天底下、这个世界上惟一有的不证自明,并对它作出全新表述:“我”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意在强调:人性自利是中性的,无所谓善,亦无所谓恶!
人性自利只是“经济人”假设的一个基本点,遗憾的是,很多人把这一点当成了“经济人”的全部,以为“经济人”假设不过就是自私自利。刘国光老前辈是如此,在《谈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长篇檄文中,刘老就把“经济人”假设理解成“认为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
无独有偶,张五常老前辈也是如此,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产权学派代表人物”的老先生曾写道:“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个人最大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这不也是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自私自利吗?
解剖“经济人”——为何物自利
“经济人”真正区别于“别”人的特质其实是在第二点,这就是“经济人”设定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穆勒对“经济人”的定义其重点正是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要这样做,穆勒解释说,“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的公认目的就是获取财富”。
人性自利不证自明,人在财富上自利是不是也不证自明呢?否!穆勒在他那篇最初提出“经济人”的论文中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但这种假设是这门科学研究的必要方法。”即是说,人在财富上自利仅只是一个假设。
人为什么要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甚至不惜为财利而赴汤蹈火呢?穆勒似乎并没有深究,反而把人在财富上自利当成是所谓“最接近真理的假说”。作为一种社会表象,这似乎并不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太公司马迁当年也这样说。
但事实上,追求财富最大化仅只是人自利的手段之一,经济学之父就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国富论》中写道,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拥有更多的财富,就拥有更好的社会地位,就获得更大的社会认可,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最大化,“经济人”并不是为追求财富而追求财富的。
《国富论》主要是经济学之父阐明经济发展的思想,目的是“富国裕民”。作为其前奏的《道德情操论》,主要是经济学之父阐明其伦理道德思想,目的是“公民的幸福生活”。正因为此,《道德情操论》费了大量的笔墨和篇幅论证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动机不是在别的,而就是别人和社会的认可——可诙谐地称之为“注目礼”。
斯密先生直截了当地问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辛苦和劳碌是为了什么呢?贪婪和野心,追求财富、权力和优越地位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提供生活上的必需品吗?那么,最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提供它们。”
不是为了生活必需,是为着什么呢?斯密先生再一次直截了当地问道:“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或快乐。”原来就是“注目礼”在“捣鬼作祟”。
有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殊不知,遇上注目礼,自由也让道!斯密先生写道:“尽管这(即为“注目礼”而辛劳而奔波而操累——笔者注)会产生一种约束力,使他随之失去自由,然而,人们认为,这使大人物变成众人羡慕的客观对象,并补偿了因追求这种地位而必定要经历的种种辛苦、焦虑和对各种欲望的克制;为了取得它,宁可永远失去一切闲暇、舒适和无忧无虑的保证。”对于“注目礼”而言,自由算个什么鸟!
遗憾的是,经济学之父的这一些洞见和真知并没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所注意。或许是因为现实富国裕民的需要,人们更多地是盯住了《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但金子总是会闪光的,斯密先生所提出的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的思想后来还是被人发扬光大了,这就是被誉为“制度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
在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非常系统地分析了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他所谓的“金钱竞赛”——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别人的“注目礼”——他所谓的“歧视性对比”。不过,我们想特别指出的是,凡勃伦的这部大作问世时已经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这是不是反映了西方思想界的迟钝?!
事实上,早在经济学之父之前,曼德维尔就旗帜鲜明地、激情澎湃地、旁征博引地指出,人真正需求的是别人的“注目礼”,他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写道:“一个人最大的愿望,能占据整个人心的愿望,乃是自己被全体世人看做很好,乃是获得全体世人的喝彩和赞美,不仅在当世,而且直到后世永远。”
交锋“经济人”——批评与完善
人性自利是无法批评的,它是绝无仅有的不证自明,我们根本无法设想一个不自利的人。但“经济人”设定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完全可以狮子大开口,大批特批!
不幸的是,历史上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眉毛胡子一把批”,批评者没有对“经济人”进行细致的分析,而是把孩子连同脏水给泼了。当穆勒对“经济人”进行正当性论证时,美国经济学家亨利·凯里就针锋相对提出批评,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考虑和提供的“政治—经济人”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而把人的高尚情感看作是对所谓理论体系的干扰,这是对人大大的亵渎——可把这样的批评称之为“亵渎论”。
“亵渎论”是西方经济史上对“经济人”假设最主要的批判,后来者的批判或许感情更强烈,分析更细致,但总体上应该没超出凯里的亵渎论。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学派是如此,就是今天对“经济人”的批判也是如此,马克·卢茨是一位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人”假设的批判仍然是——或许也只能是——老调重弹,称“经济人”假说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只注重人的“低级”需要的满足 ,而忽视了人更高层次的追求。
哪里有批评,哪里就有反弹,支持者们毫不犹豫地为“经济人”假设进行辩护——这构成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比如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就一再申辩:“经济人”仅仅是对人的经济行为的一种抽象,其运用范围也严格地限于经济市场领域;经济学家也没有假装这一抽象适用于对“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可把这一辩护称之为“局限论”,大部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都有意无意地认为,对“经济人”假设的“局限论”辩护是强有力的!
如果说“局限论“的辩护也强有力的话,那根本就毋需对“经济人”进行批评了,因为穆勒在界定“经济人”时就强调:“经济人”只是一种简单化抽象,没有人事实上认为人就是“经济人”,但在科学研究上是必要的。可问题是在于:即便是科学上必要的假设,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更好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远离荒唐一些呢?为什么不能够假设得接近现实一些呢?我们为什么要以亵渎人来成全什么科学呢?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尤其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出现,也包括在一阵阵的批评声中,“经济人”假设后来得到了相当的完善。这首先是表现在第二个基本点的弱化上,即是说,“经济人”假设对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大大地放松了约束,被替之以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这里面的效用或利益可以是政治的,可以道德的,可以是制度的,可以是文化的,而不再单纯是财富效用或利益最大化。
看一看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市场”的“经济人”分析,读一读曼瑟尔·奥尔森对国家兴衰和集体行动的经济学解读,看一看道格拉斯·诺思等人从“经济人”角度对产权变迁的透视,看一看加里·贝克尔等人对习俗与传统乃至时髦现象的经济学分析,我们就能够扎扎实实地感觉到,“经济人”的确今非昔比,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点已被大大弱化,“经济人”的分析能力大大拓展,经济学的帝国大厦蔚为壮观
第二个基本点的弱化可能直接导致第一个基本点的修正,事实上,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人性自利也有了全新的描述,这就是把自利表述为“偏好函数最大化”,从而超越一般的自私和利他。至于偏好的具体内容,完全不作特别的规定,可根据所需分析的特定对象具体解释。甚至可根据需要把个人利益的概念拓展到对他人福利的关心, 从而对利他主义行为也进行游刃有余的分析,以至杨春学先生宣称:即使是在利他主义的分析领域,我们也无需以“道德人”来取代“经济人”!
正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做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局限论”事实上已经远远被超越,凯恩斯那样的对“经济人”的辩护已经显得小儿科,“亵渎论”的批判可以说已经失效,因为“经济人”已经不低级了,都已经能够分析利他主义了。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不应该视而不见!
反观批评甚至否定“经济人”假设的阵营,从穆勒以后的一百多年来,事实上仍停留在“亵渎论”的阶段,虽然也提出过种种概念,社会人、管理人、道德人乃至历史人,但都没有像“经济人”这样明确地定义过,更没有像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样建立起庞大的理论体系。这就注定了否定的无效与批评的不济,不破固然不立,不立也就不破,没有建设性的新东西登台,老东西是不会自动离开的——毛主席说得好,扫帚不去,灰尘怎会自动跑开?对这一点,否定甚至反对“经济人”假设的人更应该胸中有数!
证伪“经济人”——“注目礼人”
留下来的当然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踌躇满志,一方面,他们仍然承认“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经济人”都会存在它的难题;另一方面,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洋洋得意,英国当代经济学家肯·宾默尔就说了,“它(指“经济人”假设)唯一的优点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更差”。如果凯里还在世的话,岂不七窍冒烟?
难道真的就没有比“经济人”更好的替代物?请别洋洋得意,仍然回到“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基本点——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尽管这一点而今已被更宽泛的追求效用或利益最大化乃至更广泛的“偏好函数最大化”所替代,乃至通过实际运用建立了经济学帝国,但在宽广化的同时也带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缺乏逻辑一致性:一下子把人当社会人,一下子把人当道德人,一下子把人历史人,一下子提倡人人为自己,一下子利他主义,一下子认为人追求财富最大化,一下子认为人存在非物质动机……五彩缤纷,精神分裂,各说各话,这样的“经济人”究竟是什么“人”?
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混乱,不要说不符合逻辑简洁的科学精神,也不要说不合符简洁逻辑的美学原则,就是连最基本的形式逻辑的关都过不了,乃任何严肃的科学所不允许——眼下远不是经济学帝国主义踌躇满志的时候!
鉴于经济学之父斯密指出过追求财富只是获得更大社会认可的手段,鉴于制度经济学之父凡勃伦强调过人天性就追求“歧视性对比”,鉴于最早使英国人认识到“看不见的手”的曼德维尔激情论述过荣誉和尊严乃人之所以为社会人的根本,我们试着作一假设:人是“注目礼人”!
像“经济人”一样,“注目礼人”也可用一个两点论概括:第一点,人是自利的;第二点,人是在“注目礼”上自利,即追求“注目礼”最大化。这两点也就是拙作《天下事——中华文明的经济学证明》中所谓的一个“逻辑原子”和一个公设:
逻辑原子:“我”就是“我”,人是围绕“我”的一种圆运动;
公设:“我”这一圆运动的圆心是别人对“我”的“注目礼”。
显而易见,“经济人”与“注目礼人”的区别是在于第二个基本点:“经济人”在财富上自利,追求财富最大化;“注目礼人”在“注目礼”上自利,追求“注目礼”最大化,如此而已!
也显而易见,“注目礼人”和“经济人”并不就是两种人,人们追求财富只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在追求别人的认可,“注目礼人”是对“经济人”的本质还原,“经济人”是一种特殊的“注目礼人”。
从来源上,我们也可以把“注目礼人”理解成对“经济人”的第二个基本点进一步实施弱化的结果,但这个弱化已经大大超越制度经济学所进行的宽广化或者说放松约束,如果说宽广化,它构成最大的宽广化。
原因就在于“注目礼人”绝非等闲假设,它回答了哲学社会科学一个基本问题: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呢?或者说,人为什么是社会人呢?答案正在于“注目礼”——它不像吃喝住穿,大自然不能够提供,蚂蚁不会向人注目致礼,老虎也不会向人注目致礼,向日葵不会向人注目致礼,蜡烛也不会向人注目致礼,太阳不会向人注目致礼,万物都不会向人注目致礼,“注目礼”只能够来自于人那里,而人则在社会上,这就决定了人必须步入社会,做一个社会人。说白了就是,要是没有“注目礼”这玩意儿,人与人根本就不会走到一块;即使一时因某事——比如说共同的敌人或共同的困难——走到一块,也不可能长久呆在一块,就像一个人不会与蚂蚁或任何一种非人的东西真正长久交往一样。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认为,“注目礼人”与“经济人”相比,是一种更好的假设,一种更理智的假设,一种更成熟的假设,一种更接近现实的假设,一种就在人心的事实——与其说“注目礼”是一种假设,或一个概念,不如说它就是一个常识,每个人扪胸自问,马上就能够心知肚明。
将“经济人”还原为“注目礼人”,也不是要否定或放弃“经济人”,而是要为“经济人”作出最明确的证伪,确定“经济人”的适用边界;在追求财富最大化——“制度经济学之父”凡勃伦所谓的“金钱竞赛”——的范围,“经济人”是完全有效的。这完全符合托马斯·库恩所谓“科学发现的逻辑”,更是波普尔证伪理论的有力佐证。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人”之上,如果把“经济人”置换为“注目礼人”,那会得到什么结果呢?从“注目礼人”的逻辑原子和公设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能够推演出十三个重要定理,涵盖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面,乃至演绎人类的全部历史:
第01级推演:注目礼争夺战!
第02级推演:暴力无效用!
第03级推演:养人方能服人!
第04级推演:人生的终极意义是征服自己!
第05级推演:社会舞台,文化游戏!
第06级推演:不在一条直线上的三方确定一个均衡!
第07级推演:无私实现自我!
第08级推演:领导人是持续均衡的保证!
第09级推演:窝是暴力的边界!
第10级推演:产权模糊(组织化)导致“宏观窝里斗”!
第11级推演:道法自然!
第12级推演:工业文明前途不妙!
第13级推演:人类未来必须大力以中华文明为师!
以上就是我们对“经济人”的一个分析和批判,但我们更感觉,重要的不是理论上的批判,而是在资本主义文化下,在工业文明下,最原始、最狭义和最肤浅的“经济人”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人;这一点可借用电视片《大国崛起》在讲到英国崛起时提到的一句新教徒名言来表示:“弄钱乃人生要事。”这才是真正的“经济人”!
唯有当整个人类一起重新做人,回归人的本性,以至于“美德乃人生要事”成为我们的名言和座右铭,那才是真正的“经济人”批判!
[“注目礼”正式论文]
[“注目礼”启蒙文章]
“注目礼人”的是是非非
细致深刻准确理解人性自利
 我们都是“瘾君子”
不是“注目礼人”,不是人
“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就是“注目礼”这一点点事
“注目礼”的本质也是分享
“注目礼”才是硬道理
谁人不要“注目礼”
[“注目礼”专深思考]
关于“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数学化(上)
关于“注目礼”思想体系的数学化(下)
“注目礼”能否纳入效用或偏好函数
[国外“注目礼”理论动态]
集中论述或应用“注目礼”的四本国外专著
1:《历史的终结》
2:《身份的焦虑》
3:《嫉妒与社会》
4:《为承认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