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理要让人

茅于轼 天则经济研究所
我国已经告别了群众专政的时代，那是不需要讲理的。只要群众决定（其实是少数领导决定，借群众之名），什么违法的事都干得出来。把国家主席整倒，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进入到讲理说法的时代。按理说。只要大家守法，一切事情可以井井有条。但是事实上现在的纷争反而越来越多，法院里的官司层出不穷。尤其奇怪的是双方都觉得自己有理，认为官司必胜无疑。一旦宣判败诉，一百个不服气。至于马路上吵架的事几乎天天都能看见，双方面红耳赤，青筋爆裂，理都在自己这边，别人统统都错了。按理说，真理只有一个，总不见得对立的双方全都站在真理的一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问题在于“得理不让人”。如果懂得得理要让人，大部分的纠纷都不会发生，事情会顺利得多，既少了气恼，又省了时间和精力。这种纷争无论对个人，对社会来讲都没有任何一点好处。
为什么得理要让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能被双方同时接受的客观的理是不存在的。各人立场不同，经验不同，教育和家庭背景不同，判断是非的标准也不同。岂但抽象的“理”不同，连对客观的事实也会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认定。例如美国辛普森案民事判决和刑事判决截然相反。他或者杀了人，或者没杀人，二者必居其一，这是事实，但是判决却根据不同的物证推导出不同的结论。刑事审判认定他没杀人，无罪释放；而民事审判认定他杀了人，要赔偿损失。“理”既然没有一个绝对的是非标准，即使大家都认为自己是按理办事，冲突仍然难免。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习惯于坚持自己的理由，对对方的理由根本不于考虑，采取的是驼鸟政策。或者虽然知道对方有他的道理，但不愿去替对方着想。似乎不替对方着想对方的理由就不存在了。这样的思想方法导致了我们经常看到的得理不让人。这种态度难免会碰壁，因为这个世界终究是由许多个个体组成，不是一个人能说了算的。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得理不让人，它又如何给大家带来损害的例子，就是在马路十字路口的彼此抢道。当红绿灯从绿转换成黄又变成红的时候，往往有些司机抢道，不肯及时停下，而是跟着前面的车闯过去，结果就妨碍了绿灯方向车辆的行驶。绿灯方向的司机如果等十秒二十秒，让那些抢道的车先过去，耽误也就是十秒二十秒。但是绿灯方向的司机大多数是得理不让人，不让抢道的车痛痛快快地通过，只给它留一条极窄的缝，这时耽误的时间就不是十秒二十秒，而是半分钟，一分钟了。这样做当然是有理的，既然显示的是绿灯，就有走的权利，没有必要为抢道的车让路。可是客观的结果是大家都被耽误了。闯红灯的车固然不得不在一条窄缝中通过，绿灯方向的车也还是得等闯红灯的车慢慢通过以后，自己才能通过。他也被自己这种得理不让人的做法耽误了。既损人又害己。这就是得理不让人的结果。
我们并不是鼓励闯红灯，而是说，要用合乎理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对于闯红灯的车自然要要管制，情况严重的要处罚。但是用两败俱伤或损人不利己的办法行事，总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应该做的。这里讲的是马路上十字路口发生的事，企业和企业之间，领导和职工之间，同事互相之间，乃至夫妻之间发生的矛盾，多半是各有各的理，不像闯红灯那样是非明显，所以更容易发生得理不让人的情绪。结果是小矛盾发展成大矛盾，就会有〈醒世恒言〉中的故事“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这种事的现代版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小则恼得一肚子气，大则大打出手，甚至闹出人命。人间的许多悲剧就是双方得理不让人造成的。
在当今强调法治的大潮下，容易出现过于相信法律而忽视道德的倾向。法律的主要目的就是界定彼此的利益界限，似乎只要遵守法律利害冲突的问题都能够解决。其实法律多半是模糊的，所以要有法官和律师来解释法律，判别适用哪一条法律，采用哪些人证物证。可见只强调法律倒是引起纷争的原因之一。真正要息讼，还得靠道德，得理要让人。当然，得理要让人并不是没有是非，怎么干都可以，而是说不要犯片面性，采用非理性的办法解决问题。
习惯于得理不让人的人，有时候人叫他们刺头，说明这种人不受欢迎。他们习惯于斤斤计较，寸利不让，而且从来不作自我检讨（但是经常要求别人做自我检讨）。和他们打交道很困难，因此很少人愿意跟他们交朋友，躲得远远地。他们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原因就在于认为自己占了理，他们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按照规矩办事。殊不知你有你的规矩，人有人的规矩。什么是规矩并不那么清楚。只有自己的规矩，经常看到的是别人的错。他们的错误之所以难以改正，也正因为自己认为有理。理，本来是疏解矛盾的原则，可是到了得理不让人那里，反而成了矛盾难解的原因。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理，只强调自己的理，反而使得矛盾难以解决。设身处地，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方案，倒可以减少纠纷，增加合作的机会。
得理还让人，可以使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更为融洽，更为友善，而且更为富裕的环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