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师爷：＂精英经济学家＂（一）

一、伪自由主义的表演

　　生活垃圾好分辨，而历史垃圾则较难认清。因为历史垃圾常与时俱进：什么外衣华美，就穿什么外衣。各种各样的“主义”作为外衣，打扮过不少垃圾。近些年，国内令人厌恶的“主流经济学家”张维迎们穿的是什么外衣呢？是“自由主义”。他在自由主义回春而同时权贵经济又大力施暴的情势下，以自由主义观念迷惑知识界，同时以支持权贵抢劫迎合权贵，从而制造出令人目眩的历史垃圾。为此，舆论界朋友们打扫了好几年，至今还未打扫干净。

　　几乎无人不晓，张维迎们的“经济理论”的目标是实现私有化，通过发展私有化来增加社会财富，而且说起来振振有词，甚至是大声疾呼。在左倾阴霾还相当厚重的时候，这个目标在知识界升起的是一片彩霞。出于对“公有化灾难”的体悟，出于对没有财产权进而没有人身权和尊严感的痛苦体验，最终出于自由主义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国内知识分子望着张维迎们的这道霞光，把他当成同道者了，以为他们是勇者。这样的勇者，挑战的是红色意识形态与所有制，按说，他不被当成“异议者”而厄运连连，也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但你切莫担忧，他这个“异议者”不但没有厄运，而且大红大紫起来，成为影响决策的“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奇特，原因何在？原来他们解体公有制来发展私有化的途径是“权者先占”。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中国商业企业》网，卢周来：《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所以，张维迎害怕反腐败影响私有制进程，便特别强调说：“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同上）正当权者乘改革之机，面对公产——过去没收地主资本家的资产加上几十年全国百姓积累的脂膏——两眼发绿、血口大张、獠牙发痒而没有理论支持的时候，在国家经济大失血的时候，张维迎就成了他们最忠诚最可靠的师爷。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是指双方都爱益，起码不能损害另一方，而他们却以这个术语为掩护，先在竞争起点上制造不公：以损害职工生存基础为前提，为权贵资本主义搞原始积累。

　　他们玩自由主义，讨好了知识界；他们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了个“伪”字，成了权贵的坐上宾！

　　他们玩这一套，把自己玩臭了，特别是在04年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那场大辩论之后，他们的“学术形象”在严肃而科学的理论面前，在充满血泪的现实面前，越来越丑陋。网上谴责如潮，张维迎又用自由主义来为他们这群学者形象立牌坊。他说：“学者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包括大众。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能用公众投票的办法评价谁是真正的学者。”（2007年6月21日，第15期《南方人物周刊》）

　　是的，学者不应迎合何人，学者拥抱的是真理，这是自由主义关于学术独立的主张，在当下的中国，是很迷人的言说。可是这样的言说此时只是遮丑布而已：遮盖自己的丑陋和在大众舆论面前的孤立：那么多人谴责我们能说明什么？我们是真正的学者；不能因为反对我们的人多，我们就不是真正的学者了！此时的张维迎，就这样用自由主义的言说一方面来救他们自己，一方面贬斥受到大众支持的郎咸平教授不是真正的学者。

　　可是，张维迎如同孔雀开屏一样，只顾前面漂亮而不顾自己后面露出屁股有多难看。是的，学者不是民意代表，即不当民选的议员，也不能是官员及其腐败分子的代言人吧？可是看张维迎如何说。在当前工会有名无实、劳动部门相当不力的情况下，张维迎竟认为“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帐，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中青在线》：《专访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这样的攻击和歪曲代表的是谁？说“中国改革利益受损最大的是干部”（2006年2月27日《中国青年报》）代表的是谁？要为企业家免除原罪，并要用公产奖励他们，代表的是谁？正当郎咸平与疑犯顾雏军争辩达到白热化时，04年8月，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独自一人赶到“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力挺疑犯顾雏军，并说自己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代表的是谁？张维迎每年直接来自各类公司和企业的收入我们不知道，但早年出任光华学院副院长后，成为了亚信科技、天津家世界等知名民企的独立董事，则是事实。代表谁呢？还是樊钢说得直率痛快：“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中国经济学家语录》）

　　张维迎转述杜维明的话说：“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西方的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2006年《中国企业家》，张维迎《和谐社会需要新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个学者来说，最难做到的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杜维明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思想家、学者不受传媒左右，要有反潮流精神。他丢掉了另一半：思想家、学者的真知来自哪里？难道来自对社会苦难的漠视和对达官贵人的依附？来自对利益对立的研究对象的一方偏袒和一方拒斥？来自对普世价值的颠倒？弄不清这一半而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几乎是宣布“与人民为敌”了！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需要为张维迎补说一句的是，贪官和御用学者都是历史垃圾，而所不同的是，千年之后，多数贪官都不为世人所知了，而御用学者却在史册的耻辱柱上特别醒目。所以，即使不为大众考虑而只为自己后代着想，也该“反求诸己”了。二、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有人要在月黑风急时入室行盗，他们公开为盗窃者指路；少数人要在多数人的白骨上建天堂，他们大声喊着说这很合理；有人要杀人，他们就为屠夫磨刀；有人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很必要……这就近二十年以来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和“科学思想”。历史不会忘记，现实在作证明：他们呼唤腥风血雨，打造人间地狱，确实建立了不朽的功劳。国家的艰危和人民的苦难与他们的言论丝丝相扣，难解难分，相互印证。不信？请看——

　　在权贵们有的虎视眈眈，有的对国产张开血瓢大口时，厉以宁说：“在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2007年9月9日《凤凰论坛？铿锵杂谈》：《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盛洪说：“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搜狐社区》：《九个骇人听闻的经济学理论》）张曙光说：“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2006年5月5日《新华网》转《新周刊》：《经济学家奇语录》）……

　　“精英”们支持权贵抢劫公产的理论相当多，如“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改革成本论”……其中，张维迎“吐唾沫论”独具流氓特色：公产是块馍，谁先抓到手就在上面吐上一口唾沫，没人吃了，这块馍就是他的了。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注意：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40——50年代出生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实际上，是流进了私人腰包。

　　“改革成本”当然由老百姓支付。工人因此而大遭劫难，有的还河上吊而死，活着的在饥寒交迫中挣扎。此时，厉以宁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同上）这就是有名的“改革代价论”。厉先生也许感到其面孔太狰狞了，此话后面又补了一句：“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但“用就业促进再就业”中的前一个“就业”，就是让抢夺公产的权贵先建立起他们的家业，然后再让下岗工人就业。这还是在为强盗逻辑辩护。值得注意的是，厉以宁原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尤其重要的是还担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对国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公产遭劫，工人被扫地出门，社会财富以丛林法则向少数人手上集中，贫富差距急遽扩大，超过国际警戒线，四处怨声载道，遭到普天下的谴责声讨。此时，厉以宁一方面否定贫富差距，叫嚷着还应该继续扩大差距，一方面把屎盆子往老百姓头上扣。他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同上）

　　近十多年来的一切社会恶果，都在于分配不公。而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其中包括社会资源的分配，公产的分配，竞争起点的分配，劳动报酬的分配。人们强烈谴责分配不公，是在端正改革的航向，同时也切入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生产和分配。但是，作为“精英”经济学家的张维迎却迎着人们的谴责进行无理而顽劣的对抗：“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那个“总量”是谁的？老百姓占多少？他说的“不管分配”是假，让权贵先占就是分配，而且是以抢劫的方式搞分配。

　　分配不公把百姓逼成什么样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失业者更是艰难，甚至没饭吃。这时，厉以宁说：“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同上）“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2007年9月8日《凤凰论坛？铿锵杂谈》：《谁为穷人说话？》）张维迎说：“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2007年8月25日《东风论坛》：《中国经济学家骇人听闻的语录大全》）

　　中国经济过热，全球有目共睹，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却说：“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2007年06月29日《中国发展门户网》：《萧灼基简介》）

　　面对城市建设规划鼠目寸光，折磨未来，一个叫刘伟的经济学家来了个文过饰非：“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2007年8月12日《法制论坛？网评天下》：刘建江《中国经济学家骇言摘录》）面对1998年的特大洪灾吞没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位刘伟先生又为死人和毁灭财富大唱赞歌：“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灾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同上）

　　就是这样的“学术”和“科学思想”，让全民震怒。04年和05年，网络上的声讨和批判空前激烈，主流经济学家的形象越来越丑陋，名声越来越臭。在此期间，张维迎站出来怒不可遏地叫喊道：

　　“大众传媒对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

　　到底谁有不可饶恕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