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牺牲的我军日本籍战士---渡边

1943年夏，中国抗战已度过了最艰苦的时期。我当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三分区定唐支队下属的武工队任指导员兼队长。在老红军钟天发支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接连打了几个漂亮仗，唐县东南以及定县以北敌人的炮楼和 封锁沟，被我们端的端、填的填，收拾得差不多了。
　　但是，扎在南店头的一个鬼子据点，却成了我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南店头村子不小，有600余户人家，敌人的炮楼建在村北，在其四周200米之内，是一片开阔地，什么障碍物和藏身之处都没有。村北鬼子只准老百姓种低矮作物，炮楼周围还有大小若干个火力点，再往外就是壕沟和铁丝网等障碍物。这个据点里全是鬼子，共有26人。鬼子的头头是一个叫二木佳男的上士军曹。此人长一双三角眼，竖眉毛，宽鼻子下面留一小撮方形日本胡，穿马裤，挎军刀，脚蹬带马刺的大皮靴，是个无恶不作的魔鬼。他们的火力配备很强，有4挺机枪，4个掷弹筒，每个鬼子手里都是崭新的三八大盖。
　　这样一个据点，只能智取，不可强攻。钟支队长召集我们与地方干部一起，研究出了一个绝妙的智取方案——军民配合“演大戏”。
　　这出戏我们整整演了一个多月。其间，武工队扮演的角色是封锁和骚扰敌人，断粮、断水，并不断展开政治攻势。为使政治攻势更有效，钟支队长从军区请来一位叫渡边的日本人，他是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我就这样认识了他。
　　渡边是我以朋友的身份接触的第一个日本人，那天一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个子不高但非常精神，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岁数在30岁左右。他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声音不高不低、不快不慢，显得和气友善。这样一个形象，与我平时见到的凶神恶煞般的日本鬼子根本联系不到一块儿。
　　有了渡边，我们就常常在据点附近用大喇叭向鬼子喊话。只要渡边“哇啦、哇啦”的一喊，总能把鬼子气得哇哇乱叫。那个二木佳男就在炮楼顶上骂渡边是“日本国的叛徒”，还不时地用望远镜寻找，向渡边打枪。
　　一次，钟支队长见二木太猖狂，就说：“能不能教训他一下？”渡边接过话茬说：“没问题，给我一支三八大盖，说打他的左耳，就给他左耳穿个洞！”
　　“有把握么？现在可不要把他打死了。”钟支队长问。
　　“你就瞧好吧。”渡边说着，就喊起话来。果然二木又站到炮楼顶上用望远镜找喊话人。
　　渡边端枪略一瞄准，“巴勾！”一枪就打出去了。只见二木突然用手捂住左耳，把头一低，就再也没露头。没想到渡边是个神枪手！这使我增加了对他的几分敬佩。
　　我们这边封锁、骚扰，伪村长马子祥和情报员贾六子(两人都是地下党员)“忠心”为鬼子服务，送物资送情报，有时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行事。鬼子在忍饥挨饿、惶惶不可终日中能不断得到伪村长和情报员的接济，很快就把他们当成了“自己人”。
　　机会终于来了。
　　麦收后期的一天，马子祥带着十几个老百姓，背着粮食、猪肉，挑着水，抬着酒，还准备了四副麻将进了据点。进去后就对二木说，这几天好不容易松快了，八路也走了，今天来给你们包饺子，让你们玩一玩。二木非常高兴，看看四周居然出现了一个多月以来少有的平静，平时昼夜紧张的心一下子放松了。
　　马子祥在据点组织人手又是擦桌子，摆凳子，又是剁馅，和面，劈柴，弄水。鬼子多少天都没有这么放松了，一时都从炮楼里出来，连哨兵都没有落。在院子里打麻将，或在一旁看热闹，有的还摔起跤来。
　　马子祥对二木说，我的腿脚不太好，想拿个凳子出来。二木点头同意，马子祥就进了炮楼。
　　这次进去可不是找凳子。他到一楼看看，没有武器，就顺着梯子登上了二楼。果然所有武器都在这里。从窗孔向下一看，敌人玩得正在兴头上。他回过身，悄悄把梯子抽上了楼，然后把楼口的翻板一盖，随手就从窗口扔出去一个手榴弹。
　　“轰”的一声，把所有的敌人都吓懵了，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埋伏了五六个小时的突击队架着梯子就冲了上来。两挺机枪拿在手中，一起指向了鬼子。战友们一拥而上，二十几个鬼子统统被活捉。
　　只有那个二木还负隅顽抗。说时迟，那时快，渡边从我身边一跃而出，一个扫堂腿，二木应声摔倒。几个战士不由分说，用绳子把他捆得结结实实。这时我特意看了看他的左耳，果真在上耳廓处有一个洞！
　　很快，《子弟兵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我们这次战斗的经过。到后来连在延安的新华社也通过广播发了这条消息，搞得全国都知道了。3反报复战斗的头天晚上，我和渡边同睡在一个炕上，一直聊到大半夜。这使我早上醒来比预定时间晚了近一小时，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部队进入阵地时天已大亮，而敌人也脚跟脚地追上来了。按设想，敌人应扑蔡庄，但他们却直向我们的阵地扑来，于是我们武工队成为正面阻击的分队，一队变成了侧击。钟支队长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派通信员命令我们边阻击，边撤退，方向是贤马。
　　渡边真是好样的。这时他问我，队里有没有掷弹筒？我说有。他说好，你给我留下两个人做助手，我负责阻击，掩护你们撤退。我开始没有同意，但看着他信心十足的样子和一再的请求，又想到他的能力，我同意了。我带着大部队往后撤，边走边回头看。渡边拿过机枪，非常熟练地架起就打。他准确而有节奏的射击一下就把敌人压住，我们很快撤退了一大段路。紧接着又见他熟练地拿起掷弹筒，咚、咚、咚，就是几炮，敌人再不敢轻易往上冲了，他熟练的战术动作使我放心了。
　　部队迅速翻过了北面的山头，脱离了敌人的追击。我开始担心起渡边来。可是他一直没有出现。到了下午，连我们派给他的助手、负伤的两个战士也都下来了，仍然没有他的影子。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是出事了。
　　太阳偏西时，敌人已经撤退。我带人回去找他，在一处高地找到了他，但已经牺牲了。两处枪伤是致命的，一处打在心脏，一处击中头部。他那苍白的脸上淌满了血迹，但却显得十分安详。他身边已没有了武器，往山下看时，只见被砸坏的机枪和拆卸的掷弹筒散落一地。
　　战士们都失声痛哭，我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个敌国的人，为了帮助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抗侵略，无怨无悔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精神是高尚的，他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老八路赵铁良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