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黄宗羲的公私利害观探析(2009.1) - 浙江儒学 - 浙江省儒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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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长海*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他总结明亡历史教训和中国历代制度得失，提出社会改革方案，相继著有《留书》、《明夷待访录》两文。其中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和深化。吴光先生认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一语，可谓是贯穿黄宗羲公私利害观的主题词，也是笼罩全文的眼目。笔者深以为然。下面就以《明夷待访录》为例，参用《留书》的某些思想，谈谈自己对黄宗羲公私利害思想的学习体会。
一、 历史辩证之现象
黄宗羲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公私利害现象。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载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新版《黄宗羲全集》第一册。下引《明夷待访录》文字，只注篇名）认为远古时代，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要求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但是，“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原君》），此时利害虽然有公私之分，但是没有人出来领导公众兴利除害。到了三代，“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这“有人者”就是国家之“君”。但三代之后，君的角色发生了逆变，由“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的为天下兴利除害者，变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天下之大害者”（《原君》）。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公私利害异化：天下之公利私利归于一人之产业，天下之私害公害因于一人之淫乐。可见，公私利害自古就有，并且随着“君”的出现而发展变化，是一个历史现象。
公私利害又是一个辩证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其内涵既绝对又笼统，到了有君社会，则显得相对与具体。黄宗羲把有生之初的公私利害情形归结为“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私利的实现既完全又彻底，而公利公害的兴举去除却无人作为。在有君社会，公私利害的内涵丰富多样。具体内容在下文“富民便利之经济”“分权传贤之政治”中阐述，下面仅就“利”作一分析。“利”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单纯的私利。黄宗羲认为只要不参加政府工作，任何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与君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原臣》）。即使是有能力为君之人，也可以任由其“好逸恶劳”的常情，自主选择是否做君，如“去之而不欲入者”的许由、务光，“入而又去之者”的尧、舜，“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的禹。（《原君）二是单纯的公利。七十岁以上的清白士人和八十岁以上的无过犯庶民，有评判本地区政事得失的公利权。士子通过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郡邑佐、辟召、绝学、上书等途径，可成为政府官员，参与国家公利的管理工作。各地方也有自主权。通过封建制或方镇制，地方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并维护国家主权。在经济公利方面，黄宗羲认为必须以便利为要，田土要根据其肥瘠按等级统一征税；赋税之物要赋其所出；贷币要用钱钞。在教育公利方面，黄宗羲主张在郡县学官之下设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设教师，农村人口集聚之地也设经师，使当地的生童都能就学。百姓之子，凡十人以上则要组织接受启蒙教育。天子之子与三品以上官员的孩子十五岁就学于太学，六品以上官员的孩子十五岁入州县学学习。三是私利与公利互相结合的利。平民应当拥有维护生活的五十亩口粮田，富民“自有之田”和所占的“余田”也必须受到保护。同时，兴举公利的徭役和赋税也必须参与，当然要彻底改变三代以后“斯民之苦暴税久矣”的困境，实行轻徭薄赋。地方首脑可享受有条件的世袭私利，同时要承担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的公利义务。国君要为天下兴利除害服务，同时可保留娶三宫和使唤数十奄宦的私利。
二、主体职分之定位
黄宗羲公私利害思想的价值趋向源于其社会主体观。
黄宗羲认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是颠倒了社会主客体地位的关系；“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正确的社会主客体关系。因之故，设君之道是“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的职分是为天下人服务，为发展天下公利和去除天下公害服务。（《原君》）由于天下太大，不是君一个人所能治理得了，于是又有了“分治之以群工”的臣。臣是“分身之君”，与君一样是“所以治天下也”。所以人们出仕为官，“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可见，君权臣权都是由其共同从事于治理天下，为天下人兴利除害的职分而存在。如果君臣歪曲了自己的职分，把天下当作私人“产业”、“娱乐之具”或“橐中私物”，那就是不君不臣。所以当夏桀、商纣暴虐人民时，商汤、周武对他们的讨伐诛杀，就是正义之举。对于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黄宗羲愤怒地反问：“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对于那些“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杀其身以事其君”的臣，黄宗羲斥为“宦官宫妾之心”“私暱者之事”，认为他们都是忘却职分，无视“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的不臣者。（《原臣》）
由于君臣具有服务于天下主体的同样职分，所以两者是一种共同合作的平等“师友”关系，没有贵贱之分。黄宗羲说：“出而仕于君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他对“师友”的特点作了如下表征：“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奄宦上》）即师友的本质特征在于有高尚的品性和睿智，师友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规谏别人的过失。而同为出仕者，官员之间也一样是平等的“师友”关系。如以不相隶属的学官和提学而言，应该“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学校》）。师友是君子之间的关系，而君子“必无朋”，因为君子是蹈行仁义，不会私结朋党。黄宗羲说：“仁义何常之有？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留书 朋党》）
三、治法先于治人之前提
黄宗羲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制，才有可能让贤能的人治理天下，也才有可能切实保障公私之利的施行和公私之害的去除。如果法律不公，就会束缚天下人的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如果法制完善，“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成为黄宗羲落实公私利害观的前提。（《原法》）
那么衡量“治法”的标准是什么呢？黄宗羲认为在于建立法制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如果出于为天下之心而立法，那是“天下之法”，是真正的法；如果出于为私心而立法，那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三代以上的法是天下之法，没有一丝一毫为君主一人的私利而制定的。“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天下之法的特点是“藏天下于天下”，既不见君主的利欲，也不见百姓的可恶，君民无贵无贱，结果 “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法愈疏而乱愈不作，可谓是“无法之法”。（《原法》）三代以后的法是一家之法，君主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所以“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一家之法的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箧”，即“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结果“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但是法愈密而天下变乱愈多发生，只是“非法之法”。所以只有怀着恻隐爱人之心来制定法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彻底革去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才能兴举天下之利，消除“生民之戚戚”。（《原法》）另外，黄宗羲还提出吏法的概念。认为吏胥只知道皇皇求利，由其制定的“文网”“科条”都是济其私利。无论是吏之法还是朝廷之法，虽利益主体有异，但都是出于私心，都是侵害和剥夺了天下之利，也都是“非法之法”。（《胥吏》）
四、富民便利之经济
在以上公私利害观下，黄宗羲提出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方法论（《原君》）。具体而言，在经济上对土地所有、赋税、金融等制度进行改革，在政治上恢复封建（方镇）制度，实施每日便殿议政，加强学校督政功能，保障君臣传贤。
在经济方面，首先要恢复井田制。黄宗羲说：“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田制二》）井田制可保护人民的经济权利，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黄宗羲对明代的卫所屯田与古代井田进行了比较。在田亩上，“每军拨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当时卫所屯田已经占了全国田土的十分之一，“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而这待推行的十分之九田土可由官田来承担。所以从社会现实上说，可以实行井田制。（《田制二》）同时，黄宗羲反对“限民名田”和“均田”之议，认为其结果总是“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田制二》）
其次，去除暴税，恢复三代的赋税制度，解决沉重的军役负担。黄宗羲认为当时的赋税制度存在三大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田制三》）解决之道是根据田土性质分类纳税，恢复古代任土作贡制度，并重定天下之赋，以最下的田土为衡量标准。在军役方面，黄宗羲认为当时的兵分于农、军分于兵的制度，使“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治之策应当是兵民统一，精简高效。兵从丁口中出，“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给养从户口中出，“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田制三》）这样，无养兵之费，无老弱之卒；役不为重，费不为难，于家于国兼为便利。
再次，改革金融制度，废金银，用钱钞。黄宗羲认为，至明代，金银演变成赋税市易的唯一流通货物，人民陷入了极度困顿之中。他主张改用钱钞作为流通之货。认为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这是钱钞的一时之利；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这是钱钞的久远之利。只要政府能放弃一时的眼前利益，舍得必要的投入，并参用宋代的提钞法，使“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财计二》），那么，钱钞法一定能够通行。
五、分权传贤之政治
在政治方面的兴利除害，黄宗羲首先提出改郡县制为封建制。他认为中国实行封建制时，夷狄祸患仅为侵盗；秦实行郡县制后，中国却为夷狄或所割，或所据，或耗于岁币，或耗于戍卒。究其原因，实行郡县制，兵民两分，以民养兵，结果天下不得不困。当边境发生战事时，“则征发之不暇，赋敛之无度”，甚至发生兵变之事。相反，实行封建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谓力役之征者，不用之于兴筑，即用之于攻守”。每个诸侯国一般都足以自立，即使某国较弱，但总有其他富强之国，夷狄的入侵不可能“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之易易”，而统治者则可把全副精力用于礼乐刑政，从而致治隆平。（《留书·封建》）黄宗羲又根据“封建之事远矣”的现实，认为可恢复方镇制度。在全国沿边建十一个方镇，首脑自主决定当地的军队、赋税、政教、官吏等项事务，既保卫国家，也产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的威慑作用。中央政权虽是最高国家机关，定期接受地方的朝贡，但不能集权专制。（《方镇》）
其次，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实施每日便殿议政。他认为天子世袭，而天子的子孙未必都贤能，所以需要依赖宰相来补救。明太祖罢去丞相后，再无贤人来补救天子过失。所以必须恢复宰相制度，君臣共议国是，共定国策。每天在便殿议政，“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然后由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由宰相批红，最后下达六部，由六部施行。而宰相另设政事堂，由新进士或待诏者主持，集中“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广开言路，及时了解民生疾苦。（《置相》）
再次，黄宗羲要求加强学校的督政功能。他认为学校既要养士，更要成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君主和各级地方官吏的机关。“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每月朔日，天子带着宰相、六卿、谏议临幸太学，听祭酒讲学，接受祭酒对政事的监督。每月朔望日，郡县缙绅士子举行大会，听学官讲学，对郡县官政事进行监督，“大会一邑之。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学校》）学官还要担负起地方上的文化整治、移风易俗等责任，要使民间吉凶按照朱子家礼行事，如果出现“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那就说明学官不够称职。（《学校》）
最后，黄宗羲提出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官，都应不传子而传贤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人事任用必须恢复“古者不传子而传贤”的传统，他对怀着“流俗富翁之见”的君主分析道：“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藤，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原君》）所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夫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要像尧、舜那样，有子而不传，而不要像宋徽宗那样，多子却“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奄宦下》）对于具体的人事制度，黄宗羲认为应以宽取严用为原则，“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倖进”，否则，“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取士下》）他提出取士八法，拓宽入仕途径。又认为胥吏应由士子担任，六部、院、寺胥吏分别由观政进士、任子和具有应仕资格的国学生担任，郡县六曹胥吏由享受廩食的秀才担任，以恢复汉代官员自辟曹掾的传统，去除当时社会胥吏由无赖子占据、贤能老死丘壑、铨部化为签部、父子兄弟相传等弊病。对于某些官员，黄宗羲还提出了民主选用与罢免的主张。如太学祭酒，从当世大儒中“推择”而来。郡县学官，由郡县公议，请名儒担任。其人不拘已仕未仕，只要“稍有干于清议”，诸生就可以“共起而易之”。郡县官如果年少无实学，妄自尊大，势压老儒，那么士子也可以“哗而退之”。（《学校》）(2009.1)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他总结明亡历史教训和中国历代制度得失，提出社会改革方案，相继著有《留书》、《明夷待访录》两文。其中后者是对前者的扬弃和深化。吴光先生认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一语，可谓是贯穿黄宗羲公私利害观的主题词，也是笼罩全文的眼目。笔者深以为然。下面就以《明夷待访录》为例，参用《留书》的某些思想，谈谈自己对黄宗羲公私利害思想的学习体会。
一、 历史辩证之现象
黄宗羲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视角来考察公私利害现象。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明夷待访录·原君》，载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新版《黄宗羲全集》第一册。下引《明夷待访录》文字，只注篇名）认为远古时代，个人的社会地位是独立自主的，个人的要求和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但是，“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原君》），此时利害虽然有公私之分，但是没有人出来领导公众兴利除害。到了三代，“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原君》）。这“有人者”就是国家之“君”。但三代之后，君的角色发生了逆变，由“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的为天下兴利除害者，变为“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天下之大害者”（《原君》）。于是出现了严重的公私利害异化：天下之公利私利归于一人之产业，天下之私害公害因于一人之淫乐。可见，公私利害自古就有，并且随着“君”的出现而发展变化，是一个历史现象。
公私利害又是一个辩证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其内涵既绝对又笼统，到了有君社会，则显得相对与具体。黄宗羲把有生之初的公私利害情形归结为“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原君》），私利的实现既完全又彻底，而公利公害的兴举去除却无人作为。在有君社会，公私利害的内涵丰富多样。具体内容在下文“富民便利之经济”“分权传贤之政治”中阐述，下面仅就“利”作一分析。“利”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单纯的私利。黄宗羲认为只要不参加政府工作，任何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与君没有任何依附关系，“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原臣》）。即使是有能力为君之人，也可以任由其“好逸恶劳”的常情，自主选择是否做君，如“去之而不欲入者”的许由、务光，“入而又去之者”的尧、舜，“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的禹。（《原君）二是单纯的公利。七十岁以上的清白士人和八十岁以上的无过犯庶民，有评判本地区政事得失的公利权。士子通过科举、荐举、太学、任子、郡邑佐、辟召、绝学、上书等途径，可成为政府官员，参与国家公利的管理工作。各地方也有自主权。通过封建制或方镇制，地方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并维护国家主权。在经济公利方面，黄宗羲认为必须以便利为要，田土要根据其肥瘠按等级统一征税；赋税之物要赋其所出；贷币要用钱钞。在教育公利方面，黄宗羲主张在郡县学官之下设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设教师，农村人口集聚之地也设经师，使当地的生童都能就学。百姓之子，凡十人以上则要组织接受启蒙教育。天子之子与三品以上官员的孩子十五岁就学于太学，六品以上官员的孩子十五岁入州县学学习。三是私利与公利互相结合的利。平民应当拥有维护生活的五十亩口粮田，富民“自有之田”和所占的“余田”也必须受到保护。同时，兴举公利的徭役和赋税也必须参与，当然要彻底改变三代以后“斯民之苦暴税久矣”的困境，实行轻徭薄赋。地方首脑可享受有条件的世袭私利，同时要承担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的公利义务。国君要为天下兴利除害服务，同时可保留娶三宫和使唤数十奄宦的私利。
二、主体职分之定位
黄宗羲公私利害思想的价值趋向源于其社会主体观。
黄宗羲认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这是颠倒了社会主客体地位的关系；“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这是正确的社会主客体关系。因之故，设君之道是“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的职分是为天下人服务，为发展天下公利和去除天下公害服务。（《原君》）由于天下太大，不是君一个人所能治理得了，于是又有了“分治之以群工”的臣。臣是“分身之君”，与君一样是“所以治天下也”。所以人们出仕为官，“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可见，君权臣权都是由其共同从事于治理天下，为天下人兴利除害的职分而存在。如果君臣歪曲了自己的职分，把天下当作私人“产业”、“娱乐之具”或“橐中私物”，那就是不君不臣。所以当夏桀、商纣暴虐人民时，商汤、周武对他们的讨伐诛杀，就是正义之举。对于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黄宗羲愤怒地反问：“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豈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对于那些“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杀其身以事其君”的臣，黄宗羲斥为“宦官宫妾之心”“私暱者之事”，认为他们都是忘却职分，无视“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的不臣者。（《原臣》）
由于君臣具有服务于天下主体的同样职分，所以两者是一种共同合作的平等“师友”关系，没有贵贱之分。黄宗羲说：“出而仕于君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他对“师友”的特点作了如下表征：“所求乎师友者道德”，“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奄宦上》）即师友的本质特征在于有高尚的品性和睿智，师友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规谏别人的过失。而同为出仕者，官员之间也一样是平等的“师友”关系。如以不相隶属的学官和提学而言，应该“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学校》）。师友是君子之间的关系，而君子“必无朋”，因为君子是蹈行仁义，不会私结朋党。黄宗羲说：“仁义何常之有？蹈之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留书 朋党》）
三、治法先于治人之前提
黄宗羲认为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制，才有可能让贤能的人治理天下，也才有可能切实保障公私之利的施行和公私之害的去除。如果法律不公，就会束缚天下人的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如果法制完善，“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成为黄宗羲落实公私利害观的前提。（《原法》）
那么衡量“治法”的标准是什么呢？黄宗羲认为在于建立法制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如果出于为天下之心而立法，那是“天下之法”，是真正的法；如果出于为私心而立法，那是“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三代以上的法是天下之法，没有一丝一毫为君主一人的私利而制定的。“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天下之法的特点是“藏天下于天下”，既不见君主的利欲，也不见百姓的可恶，君民无贵无贱，结果 “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法愈疏而乱愈不作，可谓是“无法之法”。（《原法》）三代以后的法是一家之法，君主没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所以“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一家之法的特点是“藏天下于筐箧”，即“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结果“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但是法愈密而天下变乱愈多发生，只是“非法之法”。所以只有怀着恻隐爱人之心来制定法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彻底革去一家之法，恢复天下之法，才能兴举天下之利，消除“生民之戚戚”。（《原法》）另外，黄宗羲还提出吏法的概念。认为吏胥只知道皇皇求利，由其制定的“文网”“科条”都是济其私利。无论是吏之法还是朝廷之法，虽利益主体有异，但都是出于私心，都是侵害和剥夺了天下之利，也都是“非法之法”。（《胥吏》）
四、富民便利之经济
在以上公私利害观下，黄宗羲提出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方法论（《原君》）。具体而言，在经济上对土地所有、赋税、金融等制度进行改革，在政治上恢复封建（方镇）制度，实施每日便殿议政，加强学校督政功能，保障君臣传贤。
在经济方面，首先要恢复井田制。黄宗羲说：“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田制二》）井田制可保护人民的经济权利，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黄宗羲对明代的卫所屯田与古代井田进行了比较。在田亩上，“每军拨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当时卫所屯田已经占了全国田土的十分之一，“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而这待推行的十分之九田土可由官田来承担。所以从社会现实上说，可以实行井田制。（《田制二》）同时，黄宗羲反对“限民名田”和“均田”之议，认为其结果总是“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田制二》）
其次，去除暴税，恢复三代的赋税制度，解决沉重的军役负担。黄宗羲认为当时的赋税制度存在三大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田制三》）解决之道是根据田土性质分类纳税，恢复古代任土作贡制度，并重定天下之赋，以最下的田土为衡量标准。在军役方面，黄宗羲认为当时的兵分于农、军分于兵的制度，使“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对治之策应当是兵民统一，精简高效。兵从丁口中出，“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给养从户口中出，“调发之兵十户而养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田制三》）这样，无养兵之费，无老弱之卒；役不为重，费不为难，于家于国兼为便利。
再次，改革金融制度，废金银，用钱钞。黄宗羲认为，至明代，金银演变成赋税市易的唯一流通货物，人民陷入了极度困顿之中。他主张改用钱钞作为流通之货。认为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这是钱钞的一时之利；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这是钱钞的久远之利。只要政府能放弃一时的眼前利益，舍得必要的投入，并参用宋代的提钞法，使“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财计二》），那么，钱钞法一定能够通行。
五、分权传贤之政治
在政治方面的兴利除害，黄宗羲首先提出改郡县制为封建制。他认为中国实行封建制时，夷狄祸患仅为侵盗；秦实行郡县制后，中国却为夷狄或所割，或所据，或耗于岁币，或耗于戍卒。究其原因，实行郡县制，兵民两分，以民养兵，结果天下不得不困。当边境发生战事时，“则征发之不暇，赋敛之无度”，甚至发生兵变之事。相反，实行封建制，兵民不分，“君之视民犹子弟，民之视君犹父母，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所谓力役之征者，不用之于兴筑，即用之于攻守”。每个诸侯国一般都足以自立，即使某国较弱，但总有其他富强之国，夷狄的入侵不可能“一战而得志于天下如此之易易”，而统治者则可把全副精力用于礼乐刑政，从而致治隆平。（《留书·封建》）黄宗羲又根据“封建之事远矣”的现实，认为可恢复方镇制度。在全国沿边建十一个方镇，首脑自主决定当地的军队、赋税、政教、官吏等项事务，既保卫国家，也产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的威慑作用。中央政权虽是最高国家机关，定期接受地方的朝贡，但不能集权专制。（《方镇》）
其次，黄宗羲主张恢复宰相制度，实施每日便殿议政。他认为天子世袭，而天子的子孙未必都贤能，所以需要依赖宰相来补救。明太祖罢去丞相后，再无贤人来补救天子过失。所以必须恢复宰相制度，君臣共议国是，共定国策。每天在便殿议政，“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然后由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由宰相批红，最后下达六部，由六部施行。而宰相另设政事堂，由新进士或待诏者主持，集中“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广开言路，及时了解民生疾苦。（《置相》）
再次，黄宗羲要求加强学校的督政功能。他认为学校既要养士，更要成为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管理、监督君主和各级地方官吏的机关。“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做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学校》）每月朔日，天子带着宰相、六卿、谏议临幸太学，听祭酒讲学，接受祭酒对政事的监督。每月朔望日，郡县缙绅士子举行大会，听学官讲学，对郡县官政事进行监督，“大会一邑之。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期会，不至者罚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学校》）学官还要担负起地方上的文化整治、移风易俗等责任，要使民间吉凶按照朱子家礼行事，如果出现“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那就说明学官不够称职。（《学校》）
最后，黄宗羲提出无论是君主还是百官，都应不传子而传贤的思想。他认为，政府人事任用必须恢复“古者不传子而传贤”的传统，他对怀着“流俗富翁之见”的君主分析道：“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藤，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 （《原君》）所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夫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要像尧、舜那样，有子而不传，而不要像宋徽宗那样，多子却“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奄宦下》）对于具体的人事制度，黄宗羲认为应以宽取严用为原则，“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倖进”，否则，“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取士下》）他提出取士八法，拓宽入仕途径。又认为胥吏应由士子担任，六部、院、寺胥吏分别由观政进士、任子和具有应仕资格的国学生担任，郡县六曹胥吏由享受廩食的秀才担任，以恢复汉代官员自辟曹掾的传统，去除当时社会胥吏由无赖子占据、贤能老死丘壑、铨部化为签部、父子兄弟相传等弊病。对于某些官员，黄宗羲还提出了民主选用与罢免的主张。如太学祭酒，从当世大儒中“推择”而来。郡县学官，由郡县公议，请名儒担任。其人不拘已仕未仕，只要“稍有干于清议”，诸生就可以“共起而易之”。郡县官如果年少无实学，妄自尊大，势压老儒，那么士子也可以“哗而退之”。（《学校》）(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