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年参加滇中游击队阻击国民党26军 云大历史上任教大师传略汇集--netbig世界不大,网大

戴永年——真空世界的先行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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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2期]戴永年——真空世界的先行者
2004年12月21日 09时36分58秒
荣誉：
戴永年，1999年被评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是中国工程科学技术界最高荣誉性、咨询性的学术机构，其荣誉性和咨询性的基础是院士的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准。中国工程院自1994年成立后，已经有六百多名学术成就卓越、人品高尚的科学家当选为院士，因此，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一起成为我国科学界的“奥斯卡”，是当代中国科学家们终身追求的人生风标。
戴永年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展有色金属真空冶金基础理论研究和成果实际应用及推广的专家。他带领课题组研究成功的“内热式多级连续蒸馏真空炉”和“卧式真空炉”及“锂的真空冶炼新工艺”在工业上广泛应用，被国内外多家单位采用，创造产值约10亿元，新增利税超过3亿元，利润超过2亿元。因为戴永年在这一领域的突出贡献，1999年，戴永年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3年，戴永年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重奖300万元，成为继蒋志农、吴征镒后，我省第三位获此荣誉的科学家。省委书记白恩培向戴永年院士颁奖后感慨地说：“云南有9位像戴永年一样的院士，是云南的财富！”。
左：10岁时的戴永年 右：20岁时的戴永年
1929年，戴永年出生于昆明市景虹街，而他的祖籍是云南通海。为什么从通海搬到昆明呢，说起来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戴家在通海是大姓，戴永年的父母世代居住在这里，然而，上个世纪早期的通海，医疗条件非常落后，戴永年的哥哥、姐姐出生后不久多数都因病夭折了，只留下一个大姐。为了让将来的孩子不再遭受这样的厄运，戴永年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举家搬迁到省城昆明，在景虹街住，父亲在容芳照相馆工作，到昆明后生了二姐。到了1929年，戴永年出生了，成为他母亲生的最后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
抗战爆发后，1938年地处西南的昆明也遭到了日寇的空袭，为躲避战乱，戴家又举家回到了通海。在通海，戴永年完成了他的小学和初中课程。戴永年在通海读中学时，西南联大已迁至昆明，一些贫困大学生为了筹措学费，就到昆明附近的中学任教，半工半读维持学业，于是，通海的校园里出现了西南联大学子的身影。当时生活艰苦，但联大学子身上的向上精神和乐观主义在戴永年心中刻下了难忘的印记，戴永年说，当时学校里搞联欢，只要有联大学子在，那一定是一个很热闹的场面，联大学子们能文能武，唱歌、跳舞、朗诵、以及于乐器什么的都有所涉猎，“来自昆明的大学生”是当地人最佩服的。有幸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先进文化的启蒙和熏陶，在戴永年的心里，对大学生活充满了向往。
1944年完成了初中学业的戴永年又回到了昆明，他在云南大学附中就读了一年后，又转入省立龙渊中学，这都是当时云南最好的学校。
作为省城的昆明，和相对封闭的通海比起来是一个大世界，近代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个城市。戴永年的整个高中和大学时代，正是昆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作为那个大时代中众多莘莘学子中的一员，血气方刚的戴永年不可能置身事外，他积极参与了当时大部分的学生运动。在龙渊中学，他进一步接受了民主思想的洗礼，1948年在云大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云南民主青年同盟”，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19岁的戴永年视野更加开阔，行动也更加勇敢，他和同学们不顾反动当局对“七一五”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到南箐中学“夏令营”和钱局街的监狱看望被捕同学；他和同学们在大操场上亲耳聆听闻一多先生的演讲，接受民主思想的洗礼……他以青春的激情和热血积极投身于那个时代。不过，即使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戴永年也没有忽略学业，1947年，刚满18岁的他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云南大学矿冶系。
矿冶是一门艰深的学科。直到现在，我们还问戴院士，当初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冷门”而艰深的学科？因为我们听说，当时的云南大学还有航空、物理等更热门的专业可供选择。而他是这样回答的：“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云南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东川的铜、个旧的锡都闻名于世，矿业是云南的一大支柱产业，我学矿冶，就是想为号称‘有色金属王国’的家乡做点贡献”。是啊，云南自古是有色金属王国，出产的锡、铜等全国知名，冶金也为历代云南政府所重视，但矿冶工艺却一直处于原始而落后的水平，矿冶系更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不过，好在当时的校长熊庆来，一位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同时也是一位崇尚“实业救国”的教育家、数学家，他看到云南拥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却也痛心于云南落后的矿冶水平，于是他大力推广和建设矿冶系，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云南大学的矿冶系云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他们大都是从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等欧美强国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而且矿冶系的许多研究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当时的云南大学矿冶系可是名校中的“强校强系”，不是什么“冷门”。戴永年对当年的选择毫不后悔。
不过，即使身在“强校强系”学习，戴永年也一直没有放弃过他的“革命事业”。大学二年级，戴永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是在1949年，中国还沉浸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现在回忆起来，戴永年说，那时候入党可不是一件赶时髦的事儿，也不是对政治很热衷，他当时敢于这样做，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朴素的“爱国”情怀。他还说，在那样的时代，很少有正直的读书人能对“国事”无动于衷，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大都是把“家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段时间，戴永年甚至还“投笔从戎”。在“九九整肃”时期，他转移到家乡通海做地下工作，担任区长，在参加滇中游击队阻击国民党26军的战斗中，他颈肩部中弹，受了重伤，被迫返回昆明家中医治，伤愈后才返校读书。现在，当年的知情人还开玩笑说，如果子弹再偏这么一点，那我们云南就要少一位工程院院士了！
戴永年与赵瑞芳摄于50年前的结婚照
不久，戴永年和同学们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两年后，也就是1951年，戴永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1954年，戴永年被推荐到中南矿冶学院研究生班学习，受教于苏联列宁格勒矿冶学院的著名教授。1956年，适值全国院校调整，戴永年成为刚刚成立的昆明工学院（现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系的首批教师。从那一年开始，戴永年就没有离开过昆明工学院。
科学的道路是寂寞的。何况，戴永年从事的是一条更为冷清的路。矿冶是云南传统的优势产业，但“常压冶金”是一条走了上千年的老路，其缺点显而易见：流程长、消耗多、而且污染严重。怎样改变这一落后的生产方式，是摆在戴永年面前的课题。刚开始，没有任何可参照的资料，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先例，一切从零开始。在真空冶金试验室里，至今仍躺着一台扩大试验设备，这是戴永年研制的第一台“真空冶金炉”，就是这样一台设备，花了戴永年整整21年的时间。21年，是一个人从青年走向中年的最宝贵的岁月。在这21年里，经历了多少困难、失败、再失败，看过了多少冷眼、怀疑、猜忌……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坚定和执着，一般人很难坚持下来，但戴永年坚持下来了。回想起当年的窘迫，戴永年至今记忆犹新。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朴直的戴永年被视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一直受到冷遇，但他没有气馁，更没有放弃。为了他少年时代立下的志愿“想为号称‘有色金属王国’的家乡做点贡献！”不管外面风云如何变幻，他埋头做自己的试验，不能做实验了，他就进行理论研究。到了1970年，学校将戴永年和部分教师由工厂劳动调回学校搞课题研究，试制可以适用于生产的“真空炉”。终于可以做试验了！他高高兴兴地带着学生们到昆明冶炼厂开始课题研究，每天骑着自行车往返于离学校7公里远的昆明冶炼厂，风雨无阻。学校也从拮据的经费里拨出700元支持他的研究，这是他得到的第一笔经费。但这点钱只够做一个炉壳，差的钱怎么办呢？不善言辞的戴永年豁出去了，他大着胆子向省冶金局科技处求援，科技处同意借给他5000元，当时人们的工资普遍只有几十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啊。要是研究失败了，这钱可怎么还？戴永年心里也没有底，但为了“真空炉”，戴永年再一次豁出去了。他又向厂里借来一吨试料，实验终于得以进行。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能应用于生产的“真空炉”终于研制成功。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戴永年开始了事业的“井喷期”，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问世，他所著的《真空冶金》开我国有色金属真空冶金的先河，一系列科研成果获国家大奖，由他发明和研制的“真空炉”在国内外（巴西、玻利维亚等）近40个厂家使用，为国家创造产值近10亿元；1981年出任昆明理工大学冶金系主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重冶学委会副主任，中国真空学会真空冶金学委会副主任，1999年，因为在“真空冶金”领域的突出贡献，戴永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云南高校中唯一的院士。
回顾所取得的成绩，戴永年认为，这与研究所一直倡导的“团队精神”是分不开的。自从他主持真空冶金及材料研究所以后，全所10余人（有时达到30余人）团结协作，无论在工厂的，还是搞理论研究的都很努力，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在生活上相互关心，共同取得了很多成果，这让他有很好的环境来研究和发展真空冶金事业。戴永年确信，他所提出的真空冶金事业一定会后继有人，他的团队一定能在真空冶金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
在“人生70古来稀”的时候，戴永年终于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黄金期。然而，厄运也不期而至。2000年，戴永年被查出患上了膀胱癌。
人们都知道，科学家的一生，常常是寂寞的一生，大多时候，荣耀是短暂的，而寂寞是长久的；在经历过漫长的寂寞以后，戴永年终于迎来事业的高峰期，然而，可怕的疾病又突如其来。不过，戴永年又是幸运的，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荣耀还是寂寞，即便面对的是生与死，戴永年的身边都有着夫人赵瑞芳的身影。有句谚语“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性。”这句话在戴永年身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赵瑞芳正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在赵瑞芳的精心照顾、团队精神的鼓舞下以及医院的全力医治下，戴永年终于奇迹般地从癌症中康复！
2004年春天，银丝如雪的戴永年院士与赵瑞芳教授度过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想起50年前那一场简单的婚礼，至今回忆起来还有一种甜蜜的感觉，戴永年非常庆幸当年的选择，就是那一次牵手，决定了他们半个世纪里相濡以沫的感情。
戴永年的夫人赵瑞芳是一位独立而杰出的女性，她的人生也是一本厚厚的书，不过，更多了些女性的温婉和韧性。和戴永年一样，赵瑞芳从小是在景星街长大，父亲是做木板箱的手艺人，家境属于小康，后来，因父亲早逝而家道中落，寡居的母亲历尽艰难才将她们姐妹三人拉扯大。目睹着那一代女性的艰辛与不幸，赵瑞芳立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愿意走家庭妇女的老路，于是，她刻苦读书，1946年，她考上了公费省立云南女子师范学校，1952年，她又考上了云南大学历史系，并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赵瑞芳在学业上的建树丝毫不亚于戴永年，1984年，赵瑞芳出任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成为当时云南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女性系主任，并在史学界卓有建树。不过，不要以为赵瑞芳仅仅是一位“女强人”，在繁忙的工作和琐碎的家庭生活中她也找到了平衡点，是一个人人称道的贤妻良母。在她的操持下，她和戴永年的三个孩子都学业有成，现在，长女与三子在美国工作，只有次子留在身边。
人们常说，幸福的人生都是一样的。很幸运，戴永年拥有的就是这样的人生:有着执着追求的理想，有着成绩斐然的事业，有着紧密配合的团队，有着相濡以沫的妻子，有着学业有成的子女……这样的人生，夫复何求！然而，在科学的道路上，戴永年并没有放缓求索的脚步，已经75岁高龄的他，仍以满腔热情投身于他所热爱的科教事业，孜孜不倦地指导着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进行着多个课题的研究，执着地在“真空世界”里寻求着科学的真谛。如今，刚刚走出医院的他，又回到了位于昆工的实验室，用切实的工作实践着他“人活一辈子总要为社会、为人类做点有益的事”的理想追求。
戴永年教授与他的学生们
采访后记：
在采访的间隙，我们和戴院士一起走在昆工静静的小路上，两边是黄叶铺满的小径，阳光从树顶温暖地射下来，小松鼠在大树的枝桠上欢快地跳来跳去，刚刚大病初愈的戴院士拎着公文包慢慢地上着台阶，他的白发在阳光下闪动着几乎透明的光芒。此时此刻，我们在心中默默祝愿，希望时光在这一刻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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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纳忠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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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2004年12月31日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阿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纳忠
齐明敏
2001年10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在巴黎总部宣布，首届沙迦阿拉伯文化奖颁发给中国的纳忠教授和也门诗人麦卡里赫。沙迦文化奖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沙迦酋长出资的全球性奖项
，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设立，以表彰在促进阿拉伯文化传播领域贡献突出的人士、团体或机构。沙迦文化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两名获奖对象，其中之一选自阿拉伯国家，另一对象选自非阿拉伯国家，奖金各为2.5万美元。2001年是首次颁奖，来自不同国家的五位评审组专家在21个国家的33位候选人中一致选定纳忠教授作为非阿拉伯国家的获奖人。评审组在颁奖决议中表明，将此殊荣授予纳忠教授，是为了“表彰他对阿拉伯语言与文化非同寻常的广博知识，肯定他研究阿拉伯文化的大量著述、尤其是有关阿拉伯历史著作的重要性。”纳忠先生获此大奖当之无愧，透过他享有的众多“第一”或“惟一”便可一窥全豹。
《清真铎报》创刊号
早在1929年初，年仅19岁的纳忠便在昆明担当了自筹经费编辑出版回民报纸《清真铎报》创刊号的工作。他在该报纸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论回教教育”。此后，他还为该报纸撰写过40多篇文章，宣传介绍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
第一位正式留埃公费生
年轻的纳忠在阿拉伯文化的学习和宣传工作中成绩骄人，21岁时便极为荣幸地与后来成为北大知名教授的马坚以及张子仁、林仲明等云南同乡一道被选送埃及著名的艾资哈尔大学学习，而且纳忠是四个留学生中惟一一位被“择优录取”为公费生，其他三位则是自费生。纳忠因此成为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位赴埃及留学的正式公费生。
惟一的“学者证书”
1931年时埃及高等院校的最高文凭还是旧学制的“学者证书”，大学生在通过毕业考试拿到大学文凭之后，再通过12门课程的严格考试，由埃及最高教育委员会批准授予。纳忠留埃期间，刻苦修习语言、文学、哲学、伊斯兰学，还特别选择了历史、地理两门课程。除此之外，他还如饥似渴地埋头图书馆博览群书，赶赴校内外聆听演讲；同时，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求贤问业。从名家大师那里，纳忠领悟了阿拉伯思想文化的真谛，为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纳忠将埃及著名学者哈桑·曼苏尔的《伊斯兰教》一书译成中文，3年后，又翻译了叙利亚著名学者穆罕默德·库尔迪·阿里的《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一书。
经过5年的寒窗苦读，潜心研究，纳忠终于在1936年过五关、斩六将，获得了“学者证书”，这是中国穆斯林学者获得的惟一一张“学者证书”，即最高学位证书。“考试后的第二天，《金字塔报》公布了考取者的名单。几天后，一名《金字塔报》的记者采访了纳忠，将他的照片及情况登了半版，北平的一份大报也作了转载。”
荣享盛誉的纳忠并未就此满足，而是继续留在埃及读研深造，专攻阿拉伯历史文化。在此期间，纳忠陆续翻译了被他尊为良师益友的埃及著名文化学学者艾哈迈德·爱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两本著作，还翻译了哈克里的《穆罕默德传》、哈桑的《伊斯兰教政治史》等书。
第一次演讲
1938年10月7日，全球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为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运动在开罗埃及国会大厦召开“国会高级代表大会”。出席大会开幕式的阿拉伯、伊斯兰各国代表约上万名，中国部分留埃学生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开幕式，纳忠在主席台就坐，并代表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出席阿拉伯国家的如此高规格的会议”，而且是中国穆斯林第一次在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上发出正义的呼声，“中国人一下子闯进了阿拉伯世界，闯进了阿拉伯人的心目中”。纳忠的这份演说词被收录进1938年10月28日在开罗出版的《国会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
除此以外，1943年纳忠教授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央大学首开阿拉伯语课程，编写出中国第一本阿拉伯语教材；1945年，在中央大学首开阿拉伯伊斯兰历史、文化课程；1981年，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阿拉伯历史、文化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出第一位阿拉伯历史专业的博士；1982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主持编写了我国第一套10卷本阿拉伯语本科精读课教材，并屡次获奖；……纳忠教授的“第一次”不胜枚举。
纳忠教授为在我国传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增进中阿文化交流70多年不懈努力，不仅享有众多“第一”和“惟一”，而且他还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立下了划时代的功劳，从而享有众多的终身荣誉。
1985年，叙利亚大马士革“阿拉伯语学会”推举纳忠教授为该会终身荣誉通讯会员；1991年，纳忠教授被评为国家级“对教育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颁发证书和“特殊津贴”；同年，他的名字分别被收录进剑桥国际名人中心的《国际名人录》和《国际知识界名人录》；1993年，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研究会授予纳忠教授“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突出贡献奖”；2001年，国家民委委托云南大学承办《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录》项目，在每个少数民族中选定一个家庭作为代表，纳忠教授之家被选定为回族的代表，记入《安拉子民》一书……
更为重要的是，纳忠教授笔耕不辍，他主编的教材以及译著、专著已成为我国阿拉伯语教学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重要文献。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是上个世纪阿拉伯世界最富盛名、最有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之一艾哈迈德·爱敏积四十年的辛勤劳动、用毕生心血完成的“前无古人”的鸿篇巨著，被称为“阿拉伯伊斯兰百科全书”。全书共分八卷，艾哈迈德·爱敏“在浩如烟海的阿拉伯史料中探索、考证、研究……”，用可靠的史料记述了不同的历史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承、发展、创造”的历史。埃及近代大文豪塔哈·侯赛因给予这部著作以极高评价：“这部巨著，是献给当今世界的一部最珍贵、最丰富、最不朽的宝藏。”
纳忠教授在埃及留学期间便与艾哈迈德·爱敏先生结识，深得“真传”，早年就已将前两部翻译成汉语出版，80年代又在古稀之年主持了全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如今终于陆续告罄，将这份“不朽的宝藏”介绍给中国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者和广大读者，为中阿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是纳忠教授主持，与史希同和朱凯两位教授合作编写的一本学术专著，“主要是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阐述其历史条件、形成的原因、文化繁荣的重要方面及对东西方世界的影响。”本书参考了国内外大量有关著作，深入探讨了阿拉伯文化的渊源及其对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功绩，是国内有关阿拉伯文化较为精练又比较全面的一部权威著作，1993年一经出版，就成为广大阿拉伯语言文化界的学者和学生必备的参考书。1995年，该书荣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阿拉伯通史》上下卷，是纳忠教授“呕心沥血，积数十年功力完成的皇皇巨著”，“阐述阿拉伯人从氏族社会时代的游牧部落发展到封建社会时代的民族、国家，再发展成为今日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历程”。全书共分上下两册，8篇77章，在详述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着重探讨与当今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局势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对全面认识阿拉伯民族，认识和理解当今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矛盾和冲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堪称中国学者对阿拉伯文化、对中阿文化交流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学者研究阿拉伯历史的顶峰之作。”正因为如此，所以这部著作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纳忠教授今年已是94岁高龄，但老人壮心不已，仍在抱病继续著述。笔者国庆节前拜望老人时，喜闻老先生又一力作《埃及文化史》（暂命名）初稿业已完成，正准备校印出版。老人说，他还想将自己的生平完整记述下来，以飨后人。衷心祝愿老人健康长寿，这是国人、是阿拉伯文化、是中阿文化交流的福气。 ---- 老波淘就是老波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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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赵忠尧70年前应获诺贝尔奖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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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李政道:赵忠尧70年前应获诺贝尔奖 (2002年07月14日 18:02 大洋论坛)
大洋网讯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日前在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封信中透露，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中国科学家赵忠尧教授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近举办了纪念赵忠尧教授诞辰１００周年活动，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发来书面发言。李政道盛赞赵忠尧教授是“中国核物理的开拓者，也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透露，中国科学家早在７０年前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获奖者应该是赵忠尧教授。
据新华网消息，赵忠尧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解放前担任过清华大学教授，曾经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１９５０年回国，主要从事核物理的研究工作。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朱光亚、李政道等都曾受到他的培养。
据介绍，早在１９２９年，赵忠尧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时，就观察到硬伽马射线在铅中引起的一种特殊辐射。１９３０年５月，赵忠尧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正式发表了论文《硬伽马射线吸收系数测量》，首先向世界宣布：硬伽马射线通过不同物质的吸收系数是有很大差异的，通过轻元素时的吸收系数较小，而通过重元素时，吸收系数大得多。赵忠尧发现的重元素对于硬伽马射线有一种反常吸收，在反常吸收的同时，重元素放出一种特殊辐射，这就是人们最早观察到的正负电子对撞现象。
李政道在发言中说：“两年前瑞典皇家学会的Ekspong教授告诉我，当时瑞典皇家学会曾郑重考虑过授予赵老师诺贝尔奖。不幸，有一位在德国工作的物理学家在文献上报告了她的结果和赵老师的观察不同，提出了疑问。当然，赵老师的实验和观察是完全准确的，错误的是提出疑问的科学家。”
李政道遗憾地说：“３０年代初瑞典皇家学会以谨慎为主，没有授予赵老师诺贝尔奖，Ekspong教授和我都觉得赵老师完全应该得诺贝尔物理奖。赵老师本来应该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中国人，只是由于当时别人的错误把赵老师的光荣埋没了。”
李政道教授与杨振宁教授合作，于１９５６年共同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并共同获得１９５７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以中国科学家的身份获奖的。（记者 张曙光 周剑虹）(大洋网 www.day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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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校友回族历史学家白寿彝杨志玖简介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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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白寿彝(1909～2000)，回族，河南开封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12岁入开封教会学校圣安德烈中学。1925年考入上海文治大学，不久转学到河南中州大学文科二年级读书，受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的直接教诲。1932年获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哲学史硕士学位，旋即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及禹贡学会编辑。他的关于回教文化及历史的文章，受到当时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初步确立了他在中国回族史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1940年后历任云南大学、重庆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校历史系教授。其间，曾创办《伊斯兰》，主编《月华》、《云南清真铎报》等杂志，同时深入乡村了解回族风俗民情，探讨研究回族发展历史。建国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还当选为国家学部委员(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会长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出版了几十种专著，发表了百余篇重要论文，又是中国第一位系统地写出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回族史的杰出学者。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民委副主委等。2000年病逝于北京，终年91岁。著有《回教先正事略》、《回教人物志》、《中国交通史》、《中国通史纲要》、《史学概论》、《史学新论》、《新编中国通史》等。
杨志玖（1915-2002），字佩之，回族，山东淄博周村人。历史学家，曾长期任职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元史。193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1939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以一篇《元代回回考初稿》的论文考取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1941年从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留西南联合大学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曾借调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两年。抗战后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工作。生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主编等职。毕生从事隋唐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有《隋唐五代史纲要》、《元史三论》等。在他六十年治学生涯中始终与“马可•波罗”研究有关。他最先从中国史籍中找到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踪迹，考证出马可•波罗离华的确切年代。针对海外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疑问，杨志玖花了大量精力，史海钩沉，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一次次回答和驳斥了各种挑战，在对历史真象的反复追询中更坚定了研究的信念。
来源：宁夏新闻网，2005-7-7 1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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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早期女友张若名揭秘
2006年01月17日 14:44
1958年6月18日，昆明城外，56岁的张若名伫立在河边，目光呆滞、悲愤，她转过脸，最后望了一眼身后美丽的云南大学校园，纵身跃入盘龙江中。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被打成“右派”含冤而去的女性曾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爱国运动的先驱，是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导核心——“觉悟社”的创办人之一，也是中国留法学生中的第一位女博士。还有，她曾是周恩来早期亲密的女友。
“和你伯伯一起去法国的张若名，原来他们接触就比较多，我曾经认为，如果你伯伯不是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可能和她最合适了，别人也都这样认为。”——邓颖超与侄女周秉德的谈话
1916年，14岁的张若名考入天津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班同学。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爱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1920年1月29日，天津各校五六千名学生冒着刺骨的寒风，冲破军营的阻挡，到北洋政府直隶省公署门前请愿，要求取消卖国的军事协约，恢复被解散的天津学联。群众推出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四人为代表，去见省长曹锐，结果四人全部遭到逮捕。18岁的张若名被关在北洋军阀关押死刑犯的营务处达半年之久，她毫无所惧，坚贞不屈。同年7月，四人一起获释。这段时间的张若名与周恩来，既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又是亲密坦诚的朋友，她把自己的私人日记都交给了周恩来。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中，追叙了1919年“五四”时期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初次相遇，然后，她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但是，他并没有一见钟情，事实上，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
1922年6月，张若名与郭隆真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在巴黎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恩来在“少共”内负责宣传，张若名经常担任主讲人。并撰写出版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4年，张若名的人生之旅出现了重大转折。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列宁追悼会，在会上慷慨陈词，暴露了身份，遭到法国秘密警察的追捕，险些被驱逐出境。她并不惧怕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但她渴望继续求学，渴望读书、研究，渴望在安宁的生活里完成学业。
而此时的周恩来正日夜奔走于法国、英国、德国之间从事党的宣传、组织等秘密工作，他所处的险恶环境与张若名渴求的安宁的留学生涯距离越来越远。
在一个绵绵的雨夜，她送周恩来踏上归国的行程，两人都明白，此番别离，相见已是遥遥无期。送走最亲密的战友后，张若名宣布退出少共。22岁的张若名，终于放弃了她少女时代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同时也意味着与相处了5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分道扬镳。
1928年，一个夏日的傍晚，法国里昂郊外中法大学的女生宿舍，突然来了位访客。此时的张若名，为了潜心读书，与外界切断了一切联系，隐居在大学里已三年之久，她想不出还会有谁能找到这里。她带着迷惑走进会客室，陌生人摘下墨镜，张若名看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周恩来！心情激荡，两人一时相对无言。
周恩来刚在莫斯科开完中共六大，取道法国回国，专程赶到里昂探望张若名。
尽管张若名没有同周恩来一样，同走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周恩来始终把她当做可信赖的朋友。张若名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革命志向表示敬佩，祝愿共产党早日成功。她向周恩来再次保证：永远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畅谈了一个多小时，中法大学的大门快要关上了，周恩来也必须赶快离开里昂。在咖啡馆门前的夜幕下，两人互道“珍重”，握手告别……1931年1月，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伏尔德学院教授的张若名回到了阔别了八年的祖国。此时，她已是留法博士、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学者杨堃的妻子。在此后的13年里，张若名一直在中法大学执教，讲授法国文学史、心理学。十几年里，她忠实地信守对周恩来的承诺——绝不泄露党的秘密。她从不对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人谈起过去，更不过问政治，拒绝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与党派，专心于法国文学的研究和中法文化的交流。这期间，她用法文大量地翻译了中国名著，尤其是现代作家鲁迅与郁达夫的作品，最早把他们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应云南大学邀请，张若名随丈夫举家迁到昆明，杨堃任社会学系主任，她执教于中文系，仍讲授法国文学。
1955年4月，在昆明郑庄一个宽敞的会客厅里，分别了整整27年的周恩来和张若名再次相见。27年前，里昂大学校园里那位美丽窈窕的女留学生，现在已是双鬓斑白的学者。27年前的那位年轻的共产党领袖已是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将去参加万隆会议，途经昆明，特意提出与故人相见。总理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进会客厅，他握住张若名的手，感慨地说：“多年未见了。”接着，又代邓颖超问若名姐好。等大家坐在一起，谈起1922年张若名在法国入党的事，总理简单、明确地说了一句：“你当时参加的是团，不是党。”张若名听了大吃一惊，愣在一旁，却无言以对。到后来，政治运动一个又一个，各种冲击接踵而至，张若名才明白了总理的一片苦心，退团的责任要比退党小得多——总理是为了保护她！
1955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教学、研究领域里运用自如的张若名却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悲剧。每次政治运动来临，她都积极热忱地投入，但最终反而被运动所吞没。她不仅自己“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而且把大儿子杨在道写给家里的信全部上交给组织，认为儿子思想落后，需要加强教育。她万万没有想到，正因为这些信，她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儿子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教养，21年后才恢复自由。最后，她在22岁时退出少共的举动，也被翻出来，被指责为不齿的叛徒。1958年6月18日上午，中文系召开批判会，要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她想不通。当她得知下午还要继续开会，批判还要继续升温，她不寒而栗，默默地咀嚼着苦涩的泪水……她来不及等候亲人，来不及为自己分辩，更来不及写下遗言，就匆匆走向自己生命的终点。
1980年，张若名的儿子杨在道结束了21年的劳教生涯，恢复了自由后，即写信给邓颖超，要求给母亲平反，邓颖超给云南大学写了信。随后，张若名被彻底平反，并肯定了她在爱国运动以及中法文化交流方面作出的贡献。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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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位留法女博士——张若名
张若名(1902一1958) 女，字砚庄，化名一峰，“五四”运动时期的天津学生领袖，觉悟社创建人之一，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旅法少共党员，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法国文学博士。1948年至1958年期间任云南大学教授。
1902年2月23日，张若名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温仁村的富裕人家。1916年考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1919年“五四”运动中，她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任该会评议部部长，组织妇女投入爱国民主运动。6月，天津各界联合会成立，任庶务科干事，并作为天津代表，奔走于平、津之间，进行宣传、联络、支援、营救、请愿等工作。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12月，当选为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委员会委员长，在《觉悟》期刊上发表“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提出:“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作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女子必得有一种革命精神去实行解放。”
1920年初，天津数万爱国群众在抗议日本人在福建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警察的集会及抵制日货活动中，20多名请愿代表被捕，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被封。1月29日，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4人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50多人受伤。被捕的代表，在狱中组织绝食斗争。张若名记述狱中斗争生活的日记，出狱后被周恩来编入他所写的《警厅拘留记》一书(1920年《新民意报》刊载)，1926年出版。经过半年的斗争，7月17日，全体代表获释出狱。出狱后，张若名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和爱国律师刘崇佑的资助下，于1920年11月，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她一面学习法文，一面以北京《晨报》特约通讯员身份，进行社会调查并撰写文章。她学习和运用法语的能力令老师和同学叹服，仅在1921年内就为《晨报》撰写了关于留法勤工俭学和一战后欧洲信形势等10余篇文章，体现出她观察和认识问题的敏锐能力。
1922年上半年，张若名加入以赵世炎、周恩来、李富春为首的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化名一峰，任支部执行委员，她以在一家云母片厂做工为掩护，努力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在少共内研讨、宣讲和交流，她撰写的《帝国主义浅说》一文，与陈独秀、周恩来等人的文章收入《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于1924年在国内出版。另与任弼时合著《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1924年1月，张若名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法共里昂支部召开的列宁追悼大会，以后，多次被法国警察跟踪、讯问。她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发生意见分歧，在经常受到打击与刁难，革命工作难以进行的情况下，她提出退党申请，下半年获准。这是发生在她22岁时的人生转折。
1924年，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1927年10月考入里昂中法大学获资助。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心理学者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
张若名退党后，周恩来曾于1930年春天，去莫斯科开会，取道法国里昂与其会面交谈别后经历，周表示要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会意而严守革命机密终生。1930年夏，她与河北同乡留学里昂大学的杨？也┦拷峄椤Ｍ？年底，夫妻经德国、苏联返回祖国。
1931年初，张若名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并著文《关于安德烈·纪德》(载《法国水星》杂志，1935年)、《佛朗西斯·若姆》(载《中法大学月刊》，1935)。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医邮苄芮炖葱３ぶ？邀，到云南大学执教，张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同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课程。云南解放后，她建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室主任。她在云大执教10年，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总是给予真诚而谦和的教诲。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尼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径昆明作短暂逗留时，召见了张若名、杨？曳蚋尽Ｖ茏芾泶？邓颖超向张若名间好，并互敬问候和鼓励。五个小时的亲切会面与交谈，使她受到极大鼓舞，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 1956)、《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张若名积极投身各项政治运动，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负荷，6月18日自沉于盘龙江中，享年56岁。在邓颖超同志的过问下，1963年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问题进行了甄别，并向家属赔礼道歉。1980年，云南大学党委为其彻底平反。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还是中国第一位法国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若名主要法语著作：
1）《纪德的态度》（中文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6年 L''Attitude D''Andre Gide 北平中法大学丛书之一 1931年
2）《关于安德烈·纪德》（Sur Andre Gide） Le Mercure de France 1935
3）《佛朗西斯·若姆》（Francis Jammmes） 中法大学月刊第9卷1 期 1936
4）《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 中法大学月刊第11卷4、5期合刊 1937
5)《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La Vie De L''Enfant En Chine） 北平法文（L''Ami）月刊第3卷4期 1939年
6）《法语直陈时态的用法》（L''Emploi Des Temps L''Indicatif En Francais ） 《法文研究》杂志 1939—1940年连载
7）《纪德的介绍》 北平《新思潮》月刊1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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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蛰存七十年文选(散文)
怀念云南大学
昆明终于被轰炸了，云南大学终于也轮到了。据无线电报告员的说法，它已经“Smashed”了。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我感受了一种奇异的情绪的紧张。因为云南大学是最后一个未迁移的国立大学。是最后一个被炸毁的国立大学，尤其因为是我在抗战三年来所任职的地方。我看见云南大学怎么繁荣起来，我看见它怎样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一个最高学府，现在，当我离开它不久，它也终于遭逢到这悲壮的厄运。虽说是早已预期着的，
但是一旦竟实现了，却总不免使我感到甚大的悼惜。
云南大学的校舍，在抗战以前，恐怕是全国国立大学中最不好的，但是，在抗战以后，无疑地它成为全国国立大学中最好的了。
民国十二年唐继尧省长独资建造的会泽院大楼，是云南大学的主要校舍，它那法国式的杰阁崇楼，是使迁徙到西南去的大学生意想不到的。一个从统一考试分发到云南大学去的江西学生，曾经在他的作文簿上天真地表示了他的惊讶。他以为西陲边僻之区，那得有这样堂皇的建筑物。近二年来，这雄踞在昆明城北，而俯瞰着翠湖的会泽院，不但为数千学生攻读之所，而且举凡一切关系着抗建大业的学术会议，差不多全是借它做会场的，中国工程师学会年会，中国科学社年会，中国经济学会大会，民族学会成立大会，尤其是最可纪念的集会。然而，现在，我想第一个炸弹一定是落在这大楼上的。
国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省立云南大学，省立云南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陆大学——这是唐继尧省长出资创办的，唐自署东大陆主人，故学校即名“东陆”——而私立东陆大学的前身则为贡院。除掉会泽院及科学馆两座大楼是新造的以外，其余的校舍都是就旧有贡院房舍修葺改造的。这些屋舍，虽然显得破旧，但是从历史意味上讲起来，其对于云南文化的价值，却比那两座洋楼重要得多了。袁树五先生所著滇绎谓“数百年科举人
才皆出其中”，而光绪年间又曾“添号舍至五千”，可见当时规模之大。现在这五千间号舍虽已无存，但那画栋雕梁的衡鉴堂与至公堂却还是庄严地存留着。
至公堂现在是云南大学的大礼堂，又兼作大教室用。二梁上还留着一块匾额，文曰“乾坤正气”。我何以还能很清楚地记得这块匾额呢？这是应当提到同事某君的妙语了。
某君是教历史的。因为他的功课排在清晨第一小时，多数学生常常迟到。一个冬天，某君到至公堂去上课，一个学生也没有。等了一二十分钟，才陆续地赶到了。某君便指着这个匾额对学生说：“这里本应该有乾坤正气。可是我来的时候，既不见一个‘乾’，也不见一个‘坤’，只有我这么一团‘正气’而已。”这是至今还流传在学生口中的幽
默话，现在呢，我想这孕育乾坤正气的大堂也该毁于敌机了吧。
在会泽院之东，校长住宅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六角亭子，这是风节亭。我常常劝在那亭子里温读功课或晒太阳的学生抬起头来读一读那块小匾额上的文字。原来这是明末滇贤王锡衮殉节之处。王锡衮，禄丰人，天启壬戌进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致仕后适逢沙定洲之乱。沙定洲把他拘禁起来，逼他草奏表，请朝廷正式任命他为云南
藩镇。王锡衮不屈于威逼虐刑，在这风节亭上作诗一首，绝食而死。这可以算是云南文人之不为伪组织恶势力所移的一个典型。当此国难时期，这个凛凛有生气的亭子屹立在西南一大学府中，实在是对于青年颇有意义的事。然而这个亭子早已欹斜了，早已用三根木头支撑着危局了。经过了这一次的炸震，我想，它即使没有直接受到炸弹，也该已倒坍了吧。
明末永历帝到云南的时候，这贡院又曾经做过这个末代帝王的最后一个行宫。云南大学所可以纪念的倒并不是这一段使人感慨的史实，而是改作行宫的时候所张挂的一副门联。这也是袁树五先生告诉我们的。那联语曰：“文运天开，风虎云龙际会；贤关地启，碧鸡金马光辉。”我觉得这副对联很表示了当时的云南，真是一个中兴根据地的气象。如果吴三桂稍稍有一点国家民族观念，而不演出金蝉寺那一幕叛逆的悲剧来，明朝是不会亡的。然而，明朝终于还是亡掉了。贡院的行宫又冷落下去成为清朝的贡院。渐渐地这贡院又热闹起来，许多文士想从那里在新朝中求官觅爵。热闹了二百余年又冷落下去，到最近又成为抗战建国的文化机关。如今这个文化机关又被摧残了。抱着残书，不免要开始过一种艰苦的流离迁徙生涯的一二千大学生，现在正作何感想呢？如果一想到五华山上，平西王的宫殿也已成为陈迹，我想他们总应该毅然地决定其前路吧。我在这里寄予无限的同情。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施蛰存简介：
生于杭州，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抗战爆发后，他曾先后执教于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1952年以来，他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执教。
施蛰存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作了小说《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小珍集》等作品。他主编的杂志《现代》在当时影响广泛，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就是在《现代》上发表的。
在长达8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施蛰存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学术史，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的《唐诗百话》、《词学论稿》、《宋元词话》、《历代词籍序跋萃编》、《北山集古录》和《水经注碑录》等著作，在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创办并长期担任主编的《词学》也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学术专刊。
鉴于施蛰存先生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的重大贡献，他曾被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和“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人民日报》 (2003年12月08日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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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2-27 17: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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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园丁 ——云南大学著名校长李广田教授
freesky001 | 2005-03-21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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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学者·园丁 ——云南大学著名校长李广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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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05-03-21 15:23
李广田于 30 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同时步入文坛，成名于 30年代中期。抗战时期，他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复员北上，先任教于南开大学，后接受朱自清先生邀请，任教于清华大学。教书之余从事创作，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和北大、清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广田先是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和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开始发表诗作。同时发表诗的，有当时外文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这三个先后迈进“汉花园”的青年，时时都在关切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把对人生真谛的探索表述在自己的诗里，心心相印，步步耕耘，并互相倾吐自己的思想。何其芳在《还乡杂记·序》里说，“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在字斟句酌地翻译着一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位同学也很勉励，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放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稿纸……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这两位同学指的就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卞之琳在云南版《李广田散文选·序》中说：
“当时，每天清晨，我注意到我们前边的有小树夹道的狭长庭院里，常有一位红脸的穿大褂的同学，一遍消消停停地踱步，一边念念有词的读英文或日文书。经人指出，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广田。同时，在‘红楼'前面当时叫汉花园的那段马路南边，常有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同学，后来认识，原来这人就是何其芳。”“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碛》（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字已横排了）。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各有家乡风味（《红砂碛》是四川万县的一个地名）。我把两位主编先生拉到一起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广田不愧为老大哥。”
后来，卞之琳把他们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 1934 年交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由于《汉园集》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便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
写诗的同时，开始写散文。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于 1936年出版。李广田的老师周作人为该书写了序言，赞扬作者“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廊集》中的文字，都是从作者的故乡这一特定的“画廊”里“一些平常而又杂乱的年画”中，向人们诉说一个太狭太小又太缺少华丽的世界，一个朴野的小天地里童年的梦幻。李广田把这些过往的时光拾掇起来，贮藏在记忆中，然后再开始长途跋涉，就好像骆驼贮藏了水，是为了长远的沙漠之行。
《画廊集》中有几篇文章是专门介绍用英语写作的马尔廷、怀特、何德森三位乡土作家的。他认为，马尔廷等的散文充满田园的诗趣、泥土的气息，反映的淳朴的人生和诗的静美，宛如一朵野花、一粒原野的细沙那么平常而亲切，使人能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与真实，给人以新的感印。李广田还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人格的记录”、“永世的乡土文学”。当他的注意力转向日本文学的时候，正是他醉心于周作人一派提倡的散文小品的时候。周作人译介过石川啄木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李广田也翻译过啄木的作品，十分赞同啄木的诗论。在某一点上，马尔廷的艺术理论与晚了一个世纪的石川啄木的诗歌理论达到了和谐的默契，而这种契机正是李广田自己早年的创作所追求的。马尔廷要探寻“原始的真的诗之诞生”，他说：“有多少顶可宝贵的诗歌，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真正的作者是人民，恰恰是这种诗歌，生命最久长；石川啄木则提倡“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艺术，不是贵族宴席上的肴馔，离人民的生活十分遥远，而是像生活的椒盐一样和人民须臾不可分离，是一种“可以吃的诗”。两个不同的国度，又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家提出了多么切近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当然，两个作家的不同是明显的，“啄木是一个抱有社会思想的诗人”，马尔廷、怀特他们不过是用艺术之手描绘了造物之奇丽，而啄木则用自己的诗歌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李广田不仅在理论上译介、比较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和风格，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同时汲取了双方面的营养。
从《银狐集》开始，李广田的散文“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抗战爆发前出版了《雀蓑记》；之后，便是战争，把他和他所带领的学生抛向流亡的旅途，两年的流亡生活，八千里路云和月。穷山荒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这就是他们流亡途中的路程标。“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所以这些记行的文字集书出版时叫《圈外》，再版时才改成《西行记》的。《西行记》里的文字记载了生活在荒山僻野中的百姓，衣不蔽体，是不果腹，住的是绳枢翁牖，即便是城镇上，也是妇孺丐者遍街巷；也记载了土匪、兵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抓丁抽粮，数不尽的罪恶，看不尽的黑暗。
1941年，李广田辗转到达昆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西南联大，总校在昆明。大批民主教授、进步学者荟萃，各种社团空前活跃。李广田除在中文系任教外，还担任了文艺社导师，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领导学生的文艺活动，办刊物，出周报，举行各种集会，宣传抗日，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他从乡土出发，越走越远。思想的成熟带来了创作的丰收，这一时期出版了自选散文集《灌木集》、《回声》、《日边随笔》、，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论文集《诗的艺术》和以自己生活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引力》。
《引力》是他唯一的一篇长篇小说，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在东邻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概因为它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后来，《中国语杂志》又发表了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 1952你那，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截至 1959 年 4 月，一连再版了 11次。接着，日本学术界和文艺界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有的把《引力》中的梦华比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诸都德的《最后一课》，有的探索了小说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中岛健藏先生指出：“冈崎俊夫在 1952年翻译的李广田的《引力》，是日本读者受到强烈的感动。那是有矛盾的《腐蚀》翻译出版之前，许广平的《夜记》和郭沫若的《亡命十年》等作品尚未翻译的时候，李广田的这部作品，对日本读者起了‘苦口良药'的作用，乃是当然的事了了。”这部小说它所表达的反侵略、反压迫、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主题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共鸣，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早已把和平、友谊的种子播在了两国人民的心田。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大地上被内战的烟云所笼罩，人民用留血换来的胜利霎时间被内战的炮火所断送。 1945 年 12 月 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联大、云大、师院等校的学生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李广田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参加各种演讲会、时事晚会、为四烈士守灵和路祭活动。李广田写下杂文《不是为了纪念》和诗《我只见有人控告我》，毅然用真名发表。后来，他在《日边随笔》的序中写道：“从一二。一惨案以后，就连那座古老的近日楼也变成了战场，这正应了我们时常引用的那句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昧着良心造谣中伤，一边是青年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人民说话。这一斗争，今天还在坚持，正在扩大，这成了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一二。一”惨案是全国政治的缩影。昆明的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昆明的斗争，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现实擦亮了他的眼睛，他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坚定了信心，抛弃了“日边清梦断”的幻想，投入到巨大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终于写下《日边随笔》中那些揭露或讽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战斗文字。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经过长期英勇抗战、流血奋斗的全国人民，渴望过安定和平的生活。但是，严峻的现实打碎了人们的幻想，事隔半年，闻李惨案发生，李广田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尤其是闻先生的死，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事实，也确定了我更大的信念。”这更大的信念，就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习和人民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念既反映在这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在这时期完稿的一部理论著作《文学论》中。
《文学论》，写成于 1946 年 5月，动笔当比这更早。此前，，《文艺书简》、《创作论》、《文学枝叶》等书都是《文学论》中的一支，都是枝叶的部分，树干则是《文学论》这部著作。但它的全貌当时没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书稿产生在他大量艰苦的创作实践之后，是他文艺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多年从事文学教育的产物。在《文学论》中，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学现象，阐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引用古今中外作家作品达一百二十余种，在抗战时期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
关于文学的基本特质的论述是《文学论》一书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严密的逻辑推理完全是在纵横比较中进行的。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形象的表现，通过比较研究，清楚地看出什么是具体描写、本质描写；什么是非本质、非典型的表现。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二是艺术的手段，作者把明白确切与含蓄暗示想比较、刻意描写与朴实陈直相比较、自然成文与剪裁结构相比较，说明艺术的手段属于形式问题。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三是通过艺术形象勾勒一个完整的世界。作者以梵乐希的诗《命运女神》为例，认为它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意境，相反，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虽是名句，却只制造了一个和谐的意象，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墨雷在《纯诗》中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是经验的集中；雷达的《论纯诗》中说，诗由互相矛盾的东西组成；梵乐希在《论诗》中说，诗境是新世界焕然觉醒所致。综合比较这些说法，作者指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经验的集中和融化，最终造成一个完美的世界。
《文学论》一书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价值等都进行了比较研究。遗憾的是，这部 40 年代脱稿的比较文学论著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直到 80年代才得以和读者见面，从完稿到出版，历时 36 年之久。当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去世已 14 年了。如果 36年就能够面世的话，也许能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中较早地留下一个印迹。西南联大复员后，李广田在南开大学任教，由于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五二○”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为形式所迫，转至清华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创作很少，他的兴趣转到了文学批判方面，认为“今天应当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以配合今天的政治文化工作”。《论文学教育》等均在此时结集出版。这些评论文章，产生在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之后，饱含着他对创作甘苦和文学教育的体味与认识。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李广田调任云南大学校长。他重返昆明，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 16年。繁忙的教育行政事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他仍然坚持在中文系任教，坚持创作。云南大学在他领导的十余年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建设骨干和科技人才，事事处处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心血。人们都说，“李广田是用诗人的气质办大学”，人们又说，“他把教育家的热情写进了他的诗里”。
李广田晚年创作不多，有诗集《春城集》、自选集《散文三十篇》、《花潮》、《山色及其他》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此外，他整理了德宏傣族叙事长诗《线秀》，重新整理并修订了撒尼人长诗《阿诗玛》，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作为文学家，他留给后人的丰厚的文学遗产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格的忠实记录；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诗篇”将在继往开来、万古长青的教育事业中永留芬芳。
.第 17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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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于 30 年代初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同时步入文坛，成名于 30年代中期。抗战时期，他任教于昆明西南联大，胜利后复员北上，先任教于南开大学，后接受朱自清先生邀请，任教于清华大学。教书之余从事创作，兼教授、学者、作家于一身。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学校，和北大、清华、南开结下了不解之缘。
李广田先是在戴望舒主编的《现代》杂志和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开始发表诗作。同时发表诗的，有当时外文系同学卞之琳和哲学系同学何其芳。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这三个先后迈进“汉花园”的青年，时时都在关切着祖国的命运和前途，他们把对人生真谛的探索表述在自己的诗里，心心相印，步步耕耘，并互相倾吐自己的思想。何其芳在《还乡杂记·序》里说，“就是在这时候我开始和两位同学常常往还……在那两位同学中，一个正在字斟句酌地翻译着一些西欧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另一位同学也很勉励，我去找他，他的案上往往放着尚未读完的书，或者铺着尚未落笔的稿纸……于是我开始了不分行的抒写。”这两位同学指的就是卞之琳和李广田。卞之琳在云南版《李广田散文选·序》中说：
“当时，每天清晨，我注意到我们前边的有小树夹道的狭长庭院里，常有一位红脸的穿大褂的同学，一遍消消停停地踱步，一边念念有词的读英文或日文书。经人指出，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广田。同时，在‘红楼'前面当时叫汉花园的那段马路南边，常有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一边走一边抬头看云，旁若无人的白脸矮个儿同学，后来认识，原来这人就是何其芳。”“其芳先在大学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红砂碛》（格式仿《语丝》和《骆驼草》），广田较后办过一个同人小刊物叫《牧野》（字已横排了）。两个小刊物的名字叫人看得各有家乡风味（《红砂碛》是四川万县的一个地名）。 我把两位主编先生拉到一起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当中，在为人处世方面，还是广田不愧为老大哥。”
后来，卞之琳把他们三人的诗合编为一集，题名《汉园集》， 1934 年交商务印书馆， 1936 年出版。由于《汉园集》在新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便被现代文学史家称为“汉园三诗人”。
写诗的同时，开始写散文。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于 1936年出版。李广田的老师周作人为该书写了序言，赞扬作者“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廊集》中的文字，都是从作者的故乡这一特定的“画廊”里“一些平常而又杂乱的年画”中，向人们诉说一个太狭太小又太缺少华丽的世界，一个朴野的小天地里童年的梦幻。李广田把这些过往的时光拾掇起来，贮藏在记忆中，然后再开始长途跋涉，就好像骆驼贮藏了水，是为了长远的沙漠之行。
《画廊集》中有几篇文章是专门介绍用英语写作的马尔廷、怀特、何德森三位乡土作家的。他认为，马尔廷等的散文充满田园的诗趣、泥土的气息，反映的淳朴的人生和诗的静美，宛如一朵野花、一粒原野的细沙那么平常而亲切，使人能在平庸的事物里找到美与真实，给人以新的感印。李广田还把他们的作品称为“人格的记录”、“永世的乡土文学”。当他的注意力转向日本文学的时候，正是他醉心于周作人一派提倡的散文小品的时候。周作人译介过石川啄木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李广田也翻译过啄木的作品，十分赞同啄木的诗论。在某一点上，马尔廷的艺术理论与晚了一个世纪的石川啄木的诗歌理论达到了和谐的默契，而这种契机正是李广田自己早年的创作所追求的。马尔廷要探寻“原始的真的诗之诞生”，他说：“有多少顶可宝贵的诗歌，是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的”，真正的作者是人民，恰恰是这种诗歌，生命最久长；石川啄木则提倡“把两脚立定在地面上而歌唱的诗，是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间隔的心情歌唱出来的诗”，艺术，不是贵族宴席上的肴馔，离人民的生活十分遥远，而是像生活的椒盐一样和人民须臾不可分离，是一种“可以吃的诗”。两个不同的国度，又并非同一时代的作家提出了多么切近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当然，两个作家的不同是明显的，“啄木是一个抱有社会思想的诗人”，马尔廷、怀特他们不过是用艺术之手描绘了造物之奇丽，而啄木则用自己的诗歌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李广田不仅在理论上译介、比较了他们的思想、理论和风格，而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同时汲取了双方面的营养。
从《银狐集》开始，李广田的散文“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抗战爆发前出版了《雀蓑记》；之后，便是战争，把他和他所带领的学生抛向流亡的旅途，两年的流亡生活，八千里路云和月。穷山荒水、饥饿寒冷、盗匪疾病——这就是他们流亡途中的路程标。“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吧，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所以这些记行的文字集书出版时叫《圈外》，再版时才改成《西行记》的。《西行记》里的文字记载了生活在荒山僻野中的百姓，衣不蔽体，是不果腹，住的是绳枢翁牖，即便是城镇上，也是妇孺丐者遍街巷；也记载了土匪、兵燹、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抓丁抽粮，数不尽的罪恶，看不尽的黑暗。
1941年，李广田辗转到达昆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西南联大，总校在昆明。大批民主教授、进步学者荟萃，各种社团空前活跃。李广田除在中文系任教外，还担任了文艺社导师，和朱自清、闻一多等共同领导学生的文艺活动，办刊物，出周报，举行各种集会，宣传抗日，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他从乡土出发，越走越远。思想的成熟带来了创作的丰收，这一时期出版了自选散文集《灌木集》、《回声》、《日边随笔》、，短篇小说集《欢喜团》、《金坛子》，论文集《诗的艺术》和以自己生活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引力》。
《引力》是他唯一的一篇长篇小说，先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由晨光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在东邻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概因为它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先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出版了冈崎俊夫的节译本，后来，《中国语杂志》又发表了吉田浩的另一节译本。 1952你那，岩波书店出版了冈崎俊夫的全译本，截至 1959 年 4 月，一连再版了 11次。接着，日本学术界和文艺界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有的把《引力》中的梦华比诸老舍《四世同堂》中的瑞宣，有的把它比诸都德的《最后一课》，有的探索了小说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的原因。中岛健藏先生指出：“冈崎俊夫在 1952年翻译的李广田的《引力》，是日本读者受到强烈的感动。那是有矛盾的《腐蚀》翻译出版之前，许广平的《夜记》和郭沫若的《亡命十年》等作品尚未翻译的时候，李广田的这部作品，对日本读者起了‘苦口良药'的作用，乃是当然的事了了。”这部小说它所表达的反侵略、反压迫、愿中日人民世代友好的主题引起了日本读者的共鸣，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早已把和平、友谊的种子播在了两国人民的心田。
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大地上被内战的烟云所笼罩，人民用留血换来的胜利霎时间被内战的炮火所断送。 1945 年 12 月 1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联大、云大、师院等校的学生为反对美蒋发动内战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李广田支持学生的罢课斗争，参加各种演讲会、时事晚会、为四烈士守灵和路祭活动。李广田写下杂文《不是为了纪念》和诗《我只见有人控告我》，毅然用真名发表。后来，他在《日边随笔》的序中写道：“从一二。一惨案以后，就连那座古老的近日楼也变成了战场，这正应了我们时常引用的那句话：‘一边是荒淫无耻，一边是严肃的工作'；一边是昧着良心造谣中伤，一边是青年们冒着生命的危险为人民说话。这一斗争，今天还在坚持，正在扩大，这成了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一二。一”惨案是全国政治的缩影。昆明的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昆明的斗争，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一部分。现实擦亮了他的眼睛，他在斗争中提高了觉悟，坚定了信心，抛弃了“日边清梦断”的幻想，投入到巨大的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去。他终于写下《日边随笔》中那些揭露或讽刺国民党法西斯暴行的战斗文字。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百废待兴，正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经过长期英勇抗战、流血奋斗的全国人民，渴望过安定和平的生活。但是，严峻的现实打碎了人们的幻想，事隔半年，闻李惨案发生，李广田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他说：“尤其是闻先生的死，使我了解了更多的事实，也确定了我更大的信念。”这更大的信念，就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学习和人民必胜的信心。这种信念既反映在这时期的创作中，也反映在这时期完稿的一部理论著作《文学论》中。
《文学论》，写成于 1946 年 5月，动笔当比这更早。此前，，《文艺书简》、《创作论》、《文学枝叶》等书都是《文学论》中的一支，都是枝叶的部分，树干则是《文学论》这部著作。但它的全貌当时没能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书稿产生在他大量艰苦的创作实践之后，是他文艺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他多年从事文学教育的产物。在《文学论》中，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解释文学现象，阐明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全书结构严密，逻辑性强，引用古今中外作家作品达一百二十余种，在抗战时期那种艰苦的生活环境和学术环境中实属难能可贵。
关于文学的基本特质的论述是《文学论》一书的核心内容，可以看到，作者严密的逻辑推理完全是在纵横比较中进行的。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一是形象的表现，通过比较研究，清楚地看出什么是具体描写、本质描写；什么是非本质、非典型的表现。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二是艺术的手段，作者把明白确切与含蓄暗示想比较、刻意描写与朴实陈直相比较、自然成文与剪裁结构相比较，说明艺术的手段属于形式问题。文学的基本特质之三是通过艺术形象勾勒一个完整的世界。作者以梵乐希的诗《命运女神》为例，认为它呈现了一个完整的意境，相反，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露上青天”虽是名句，却只制造了一个和谐的意象，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墨雷在《纯诗》中说，诗是经验的传达；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诗是经验的集中；雷达的《论纯诗》中说，诗由互相矛盾的东西组成；梵乐希在《论诗》中说，诗境是新世界焕然觉醒所致。综合比较这些说法，作者指出，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作家经验的集中和融化，最终造成一个完美的世界。
《文学论》一书对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文学的价值等都进行了比较研究。遗憾的是，这部 40 年代脱稿的比较文学论著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直到 80年代才得以和读者见面，从完稿到出版，历时 36 年之久。当书出版的时候，作者已去世已 14 年了。如果 36年就能够面世的话，也许能在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历史中较早地留下一个印迹。西南联大复员后，李广田在南开大学任教，由于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的“五二○”运动，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为形式所迫，转至清华大学任教。这一时期，创作很少，他的兴趣转到了文学批判方面，认为“今天应当建立一种严正的文学批评，以配合今天的政治文化工作”。《论文学教育》等均在此时结集出版。这些评论文章，产生在多年的创作实践和教学实践之后，饱含着他对创作甘苦和文学教育的体味与认识。
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李广田调任云南大学校长。他重返昆明，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 16年。繁忙的教育行政事务占去了他很多时间，但他仍然坚持在中文系任教，坚持创作。云南大学在他领导的十余年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建设骨干和科技人才，事事处处渗透着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心血。人们都说，“李广田是用诗人的气质办大学”，人们又说，“他把教育家的热情写进了他的诗里”。
李广田晚年创作不多，有诗集《春城集》、自选集《散文三十篇》、《花潮》、《山色及其他》是他留下的最后几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此外，他整理了德宏傣族叙事长诗《线秀》，重新整理并修订了撒尼人长诗《阿诗玛》，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做出了贡献。
作为文学家，他留给后人的丰厚的文学遗产诗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他的人格的忠实记录；作为教育家，他的“教育诗篇”将在继往开来、万古长青的教育事业中永留芬芳。
.第 18 楼.
2006-03-02 16:4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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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田，曾用笔名曦晨、黎地、洗岑等，山东省邹平县人。1906年10月出生在一户王姓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取名锡爵，不久“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改姓李，名广田。1968年11月，被极左路线迫害致死。
他先后出版过八本散文集，以及散见于报刊的不少篇什，计有一二百篇之多。他的散文，篇篇都是“独立的创作”（何其芳语），都发人深思，融会了“诗的圆满”和“小说的严密”，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的名字可以和朱自清、冰心等散文家的名字排列在一起。
他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教师中有杨晦，同学中有臧克家、邓广铭。
1929年秋季，李广田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先读预科二年，后读本科四年，攻读巩，还跟周作人学习日文、自修法文。
1935年秋北大毕业后，他到济南，在一所中学任教。
从李广田最早发表作品的1930年初开始，到离山东开始流亡的1937年底止，可以算他创作的前期。这个时期，散文结集：《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记》（《雀蓑记》虽是1939年出版的，但其中各篇却都是1937年6月以前写作的）。诗结集一本：《汉园集.行云集》，还有一些散见于集外的篇什。
他这个时期的创作，主要取材于童年和故乡的生活。
总观李广田的前期散文，人题材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乡土文学”。李广田前期作品丰富了“乡土文学”园地。在艺术格调上，李广田的悲剧氛围，人物的悲剧命运，又给李广田前期创作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
1934年，他把自己的诗结集为《行云集》，与卞之琳的《数行集》、何其芳的《燕泥集》合为《汉园集》，交商务印书馆，作为郑振铎编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于1936年出版。
在“汉园三诗人”中，卞之琳的诗淡泊，何其芳的诗绚丽，而李广田的诗则相对地浑厚些。也许因为李广田不刻意求工，更多注意真情流露的缘故。
1941年春，李广田由卞之琳介绍，转至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任教，为时五年之久。这期间，他在中文系教文学概论。他与朱自清、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过从甚密，并同为联大学生中影响最大、活动时间最长的“冬青社”的导师。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国和反内战的民主运动。
1946年夏秋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他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1947年秋，应朱自清邀请，转往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48年8月，朱自清病逝，他继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并着手选编《朱自清选集》和《闻一多选集》。同年，即北平解放前夕，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7月，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文协（作协前身〕理事。
从1937年全面抗战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止，是李广田创作的中期。他在创作上也获得了丰收，计有散文集三本：《圈外》（再版时改名《西行记》）、《回声》和《日边随笔》（此外还有《灌木集》）。短篇小说两本：《欢喜团》和《金坛子》；长篇小说《引力》；论文集六本：《诗的艺术》、《文学枝叶》、《创作论》、《文艺书简》、《论文学教育》和《文学论》（出版于1982年11月，完成于1946年5月）。
李广田中期散文，比较前期，题材更加多样，思想更富战斗性，个人伤感或身边琐事几乎绝迹，社会的时代的印记处处可寻；朴实、自然、真挚、亲切的基本格调未变，但文风却趋于明朗、犀利了。
李广田的散文注重题材、人物的典型性，有时和短篇小说不大容易区别开来。
新中国诞生后，李广田继续在清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从北京调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副校、校长，一直到1968年去世。这十九年，即李广田的创作后期，恰好与前、中期时间和相等，但论创作数量却远不能相比。这十九年只创作了薄薄的一本诗集《春城集》，以及少量散见于报刊的散文等。
于1957、1958年中，受到当时形势的触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二十多首诗，编成《春城集》出版。这些诗，歌颂了平凡的趔，平凡的工作，平凡的人，表现了诗人一贯的朴实、浑厚、真挚、亲切的风格。
《春城集》与《行云集》相比，后来未能居上。思想前进上，艺术上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跃进来，这种文学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仅李广田一个有，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总结。
1962年里，李广田又以高昂的情绪，创作了他一生中的最后几篇散文《花潮》、《山色》、《不服老》、《同龄人》等。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李广田是当之无愧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决抗拒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迫害狂潮，被监禁，被拷问，被上台批斗，被挂牌罚跪，被拳打脚踢......，他绝没有屈服。
1968年11月2日夜里，他突然死在昆明市郊外的莲花池内，头部被击伤，满脸是血，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腹中无水......，待人发现时，他已直挺挺地站立了好几小时，死而不倒！“昂了首，望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