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杨伟名致敬》

向一棵小草致敬

序

他是共和国大地上的一棵小草。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叫杨伟名。

43年风云掠过，这棵小草仍然蓬勃着旺盛的生命力。

1962年5月10日，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文书的杨伟名写出了《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为了能引起上级领导重视，杨伟名与村子另外两名党员共同署名，同时上报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最终惊动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同志。

1962年8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会议上严辞批评了《当前形势怀感》（以下简称《怀感》）。

1968年5月6日凌晨，杨伟名与续弦的妻子刘淑贞双双服毒自尽。

至今，围绕杨伟名和《怀感》的是是非非，仍波及着共和国的敏感神经。

一

1961年春天的某个傍晚，杨伟名坐在县城西郊的涝河岸，面对着一面稀薄的麦田，他拔下身边的一棵狗尾草在手里捻着。他的身后不时走过从渭北买粮回来的壮年男子。正值春荒，不少人家已无斗粮。四处买粮，已成为解决生计和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

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转动着草茎，忧郁的目光注向河心一绺似断似流的水。那棵小草颤动着他的灵魂。

本 地的农民四处寻粮食，而河南、甘肃等地的逃荒农民又大量流入土地肥沃的关中，一斗粮食换一个媳妇的事屡见不鲜。饥饿正困扰着整个中国。与此同时，报纸上却 整天刊登着莺歌燕舞的文章。对此，杨伟名深感忧虑，寝食难安。他在想，难道上级不了解农村这种现实吗？他动笔把自己的思考写成文章。他是大队文书，白天无 暇，只有晚上写。妻子嫌费电，他就躲到大队办公室。这一年，他写出了四篇文章：《有关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关于公购粮任务包干，办食 堂应坚持自愿和取消供给制等问题的建议》、《应该以“生产队”为基础——对<六十条修正草案>的 修正意见》和《谈关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在这些文章中，他主张：计划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应允许中小商业自由发展，农产品自由贸易。他在《谈关 于“一类物资”的开放问题》中，鲜明地提出：“我们应该把计划经济范围收缩到应有的程度，同时相应扩大非计划经济的范围。”

“从 理论上讲，我们的国家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的建设整整飞跃了一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时代，但所谓飞跃却不是绕过，而是一种自我的转 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时允许出现一个有条件的，但相仿于资本主义范畴的自由竞争时期……尽快建设具有现代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 国家，必须经过一个“自由竞争的时期。”

“贫富差距应允许存在，只要不出劳动致富的原则，富者听其‘面白米金，酒肉丰隆’，穷者让其‘缺米短面，瓜菜代食’（天灾人祸除外），这样富者可以再接再厉，穷者自会反躬自省。”

“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宜小不宜大，即便是仅占30%或40%，也绝不会影响其对70%或60%的领导作用。”

位卑未敢忘忧国。杨伟名乃一介布衣，是共和国大地上的一棵不起眼的小草，但他眼见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大厦已是千疮百孔时，他这个乡村哲人深思熟虑挺身而出，发表了自己真知灼见。他的见解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顾准的思想交相辉映。顾准在1956年写出了《讨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杨伟名仅仅只读过三年私塾。

他代表着几亿农民，甚至还有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他耳闻目睹的是农民的切身之痛，他用智慧的大脑窥一斑而见全貌，向这个民族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春雷。

他期望一个比他更有力量改变中国现状的人读到他的文章时会皱眉思考——那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抑或就能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杨伟名从涝河岸站起身，他用左手拍打着屁股上的黄土。而他的右手，仍然捏着那棵狗尾草。

他带着深深的叹息和期望走向属于他的家园。

二

用步子丈量，杨伟名的土屋距离县城钟楼不足三百步。这是明朝末年当时的知县张宗孟仿西安钟楼而建的。虽然年久失修，雕梁画栋，朱柱回廊已经漆皮剥离，经过雨水冲刷的古砖显出斑驳和灰旧。大块明砖砌成的台基四围，悬挂着一条条鲜红的标语：

“高举三面红旗，为实现大跃进的目标而奋斗！”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午后的县城中心没有喧嚣，没有风浪，稀落的行人个个畏首缩腰。西南角一家国营商店门可雀罗，营业员打着哈欠，眨动着惺松困倦的眼皮。没有春天的气息，没有县城应该具备的繁华景象。

杨伟名步履沉重地从家里出来走到钟楼。吃过午饭，他正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妻子却莫名地对他发了火：瓮里都见底了，你也不去买粮，看那些报纸能喂饱肚子？

杨伟名没有和妻子吵。前妻在他32岁那年死了，为他扔下一儿两女，37岁那年他又娶了后妻。她不容易啊，为他拉扯着儿女。他不顾家，妻子所能做的，也就是把树叶、野菜、麸皮掺合在一起，为全家做三顿饭。就凭这，他没有理由责备妻子。没有粮食做饭，不发火才是疯子呢。

杨伟名夹着报纸来到大队办公室。

他 从桌子抽斗里取出正在撰写的那篇《目前农村工作问题十谈》，拧开了钢笔帽。写了两个字，便煞起了眉头。他忽然觉得这篇文章的立意有些肤浅，囚于表面的论 述。要解决目前的现状，必须触及更深刻的命题。按他原来的构思，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赋予生产队以家的形态，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但在当时的 意识形态下，在各种政策的禁令下，生产队的主动权、创造力又在哪里呢？他烦躁地合上了笔帽，中断了这篇文章的写作。

绕 过钟楼，杨伟名又来到涝河岸。这里是他少儿时代的乐园。那时伙伴们光着屁股在水中嬉耍，只有他一个人坐在河水旁发愣。他的光脚伸在河水里，屁股下坐着茂盛 的青草。他拔下几株草扔向河水，看着它们飘出好远，才捧起身边的《幼学琼林》读了起来。他那时正在北街的一家私塾馆读书。

偌大的涝河一片清静，只有几只鸟儿在草丛中出没。岸上的小麦已经秀穗，在风的吹拂下形成一波波绿色的浪。注目着那些麦浪，杨伟名豁然开朗。一个大胆的念头闪入脑海：从政策和体制入手，写一篇切入时弊的文章。

杨伟名一反平日慢腾腾的步点，大步流星地走回大队办公室。

在寂静、四面徒壁的办公室里，杨伟名冷静地思考着，写作着，偶有搞不清的问题，他就四处请教。

比如“撤离延安”，他请教过邻居谢志安。谢志安小他一岁，但读的书比他多。

比如“并发症”，他请教过老中医。

思维停滞时，他就走向涝河岸。坐下来，低头俯视着一棵棵小草。面对着一棵棵小草思考，成为他的习惯。思路渐渐畅通时，他便拔下一棵小草在手里捻着。他起身前，会把那棵拔下的小草插进土里。也许，一场雨后，它会扎根呢。

思考，不是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征，在一种理念的驱动下，盲从成为一种习惯。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却有一个农民坐在一条河边，面对着一棵棵小草在思考。

半个月里，杨伟名完成了近乎万言的《怀感》。黎明，杨伟名用冷水抹了把脸，精神抖擞地吼了几句秦腔，走出大队办公室，来到涝河岸下的一块麦田。他蹲下身子拔下一棵带着露珠的小草，用手指轻轻地弹着。露珠晶莹地落在扬花的麦穗上，向他欣慰地笑着。

他把那棵小草含在嘴里，眺望着秦岭山顶的一抹晨曦。

三

让我们翻开《怀感》。

全文由前言、后记和正文十一节组成。文章处处显示出杨伟名扎实的经济理论功底，精湛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推理以及预见性、洞察力。

“前言”中作者直言不讳：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在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

杨伟名窥一叶而知何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拿了合作化前和现在比，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

四个“代替”概括了形势的恶劣，而这正是这个民族在那个时期的真实写照。面对报纸上的莺歌燕舞，杨伟名也许比彭德怀元帅更有资格说话。他的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如何扭转恶劣的形势，杨伟名用了我们党抗战时期“主动撤退延安”的实事求是做法，主张“全面彻底”地“调整”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和方针，直到克服困难而后止。

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状况。“腰带过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想到这个比喻时，杨伟名沿着那条弯曲的田埂走向涝河。他脱下鞋子垫在屁股下，俯视河水边的一丛小草。那些草永远滋润着不息的河水，而不息的河水又养育着它们隐在泥水中的根须。

对于急功近利的社会主义改造，他写道：“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 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事。”“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 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写到这里，杨伟名曾止笔叹了口气。他知道这样的言词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神经。可他没有别的选择。与其绕着圈子，不如一刀刺开毒瘤，让新的细胞在其中生长。

这里，我们不能不惊佩杨伟名对于国情的分析。80年代中期，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正式见诸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时，我们才茅塞顿开。那么，杨伟名呢，这个从土地里走出的农民，这个玩泥巴长大的草民，又如何得出社会主义初期的结论呢？

我无法给出答案。

在 这篇文章中，杨伟名还用了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双程轨道。他用此来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广大群众的 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字里 行间，杨伟名强调的是民主。他论述着：“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 现出的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如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它！”

从现象到本质，杨伟名为一个民族交出了一份答卷。这个答卷也许并不完美，但它令人深思，催人警醒！如果这个民族的最高权力机关那怕采用其中的一条，无疑将会使这个民族受益。

这是一个农民的呼唤。他不敢想像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般的名垂史册，他只想让一个民族从昏迷中清醒。

四

1962年5月10日，杨伟名在征得村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同意并共同署名后，将《怀感》分别寄给了城关公社党委、户县县委、咸阳地委、陕西省委以及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日报》。

一天，伟名正在麦场打麦时，收到了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的信。去年，王世俊曾多次给他的文章复信。

王世俊的信中写道：

“杨伟名同志：

最近又接到你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敬礼

王世俊

6月23日

应该说，王世俊是一个具有较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深刻体察民情的地市级领导干部。他对杨伟名的文章是赞赏的。

先后，户县县委整社办公室，西安市市长刘庚，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分别给杨伟名回了信。6月21日，陕西省委宣传部《宣教动态》第12号副页上刊登了《怀感》，发送书记处各同志、中央、西北局宣传部。6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题为“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摘要章节为：“忆撤退延安”“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等。7月28日，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又刊登了对该文作者的调查。

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读了这篇文章，即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墉和户县县委副书记曹文青找杨伟名座谈。

由此可见，《怀感》引起了上级党组织和有关领导一定程度的重视，尽管有的没有明确表明态度，但起码没有对写信人及其观点上升到敌我矛盾。

杨伟名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他从善良的愿望出发，希望《怀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这期间，他被聘为咸阳地区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西北局内刊《西北建设》通讯员。

形势是在8月6日逆转的。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怀感》并作了阶级定性。他措词严厉地说：

“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

毛泽东的讲话是由陕西省委书记赵伯平在10月27日省委三届五次（扩大）会议上传达的。赵伯平强调道：“主席问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此前，赵伯平在北戴河参加会议期间就给省委打电话询问三个党员来信的情况。8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怀感》送常委们传阅。9月7日，陕西省委秘书长蒋锡白及咸阳专署、户县县委有关领导先后四次找三个党员谈话，指出他们的错误观点。

迫于压力，户县县委上呈了调查报告。报告中说：“思想观点是错误的，但根据他们只是向党的上级组织反映意见，没有实际行动的情况，再不做组织处理。”

但紧随其后的陕西省委的定性调子就高了许多：这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并借此向全省党员深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

尽管如此，杨伟名及贾生财、赵振离仍没有受到纪律处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杨伟名违心地写出了《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我的认识、检查》。他的检查情真意切，痛彻骨髓。这样，既保护了自己，又保护了另外两位署名的党员。

实事求是的说，在毛泽东的严辞批评下，省地县三级党委对待这件事是较为冷静的。在其后三年多的时间里，杨伟名倒也相安无事。

五

杨伟名的悲剧命运的导火索来自于一个叫刘景华的年轻人。

《怀感》风波过后，杨伟名表面上远离了政治，沉湎于《水浒》《三国》之中，但细心的人们发现，他仍然每天和饥似渴地阅读着报纸，眼神中透出的忧郁似蛇的阴影。他的妻子和孩子常常看见他莫明其妙地叹气，乡亲们一次次地阅读着他更加孤独的背影。

杨伟名不再动笔了，但他的思考却一刻也没有停止。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杨伟名并未受到冲击。他不属于“走资派”的范畴，造反派并不知道《怀感》。

然而，刘景华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67年10月的一天傍晚，杨伟名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文革统一指挥部”下辖的“刘澜涛专案组调查团”的负责人，在整理刘澜涛的材料时，他意外地发现了《怀感》。阅读中他被文章中的立论和论据所折服。于是，他来到了户县。那年，他23岁。

杨伟名从警惕到欣慰，与刘景华促膝长谈。杨伟名嫌家里谈话不方便，带着刘景华来到涝河岸。他们从个人崇拜谈到政治体制，从中国的现实谈到民族的命运。两颗心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刘景华走了，在杨伟名的启发下，他带着觉醒和憎恶，跳出了文革的泥淖。他在一夜间贴出了几十张大字报，公开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质疑。

刘景华对刘澜涛态度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让造反派们目瞪口呆。为了进而索取力量的源泉，刘景华二赴户县，就个人崇拜问题又一次同杨伟名深谈。刘景华走后，杨伟名觉得言犹未尽，亲赴西安同刘景华再次会面。

杨伟名的出现引起了造反派的警惕。刘景华的家被抄。他的家中，杨伟名的《怀感》和“反动”信件大白于天下。造反派如获至宝，杀气腾腾地从西安赶到户县，很快和户县的造反派联手向杨伟名伸出了屠刀。

一时间户县城黑云迷漫，县城的钟楼和北街贴满了批判“杨、刘***集团”的大字报，杨伟名一次次地被揪上台批判、游街，受到了非人凌辱。

又是5月。6年前的这个日子，阳光是那样灿烂，虽然杨伟名腹中空空，但他却拥有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他在奋笔疾书《怀感》。

6年后的5月， 阴雨绵绵。杨伟名从批判大会的会场走向涝河。他不顾岸上的泥泞，一屁股坐在地上。正在扬花的麦子被阴雨淋着。他顺手拔下河岸边的一棵狗尾草，那棵草那般熟 而亲切，向他点头致意。杨伟名把那棵草放在鼻前嗅着。那带着雨珠的小草颤动着，像是诉说着他灵魂深处的悲愤，以及一个民族欲哭无泪的一段岁月。

“杨伟名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他的耳畔回响着震耳欲聋的叫嚣声。与此同时，他知道了刘景华被判了死刑。

希望泯灭了，杨伟名带着小草仰天长叹。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个念头庄严地在杨伟名心头升起。

杨伟名用手指轻轻地折断了那棵草，泥人般地回到了家。

家 人惊异地迎接着浑身泥泞的杨伟名。从前，每次遭受批斗回来，他总要向妻子和三个孩子描述批斗会的情况，但这回他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神色异乎寻常地冷静。 深夜，屋外的雨仍在淅沥，正在睡觉的孩子们迷迷糊糊地听见母亲说了句“我取点东西。”母亲上楼了。后半夜，母亲在拉风箱，“你爸要洗脚，我烧点水。”黎明 前夕，当孩子们被狂烈的风雨声惊醒时，他们听见了父母屋里的呻吟声。

杨伟名和妻子双双洗净了身体，换上了干净衣服，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服毒自尽！

杨伟名的自尽源于理想的破灭和人格的凌辱，他的妻子刘淑贞呢，这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随丈夫共赴黄泉，她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风雨中，一辆牛车载着杨伟名夫妇的棺材缓步走向钟楼。棺材上贴着横七竖八的标语。

“杨伟名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

六

1979年6月29日，中共户县县委组织部下发了《关于给杨伟名同志平反昭雪的通知》。文中说：《怀感》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如否定三大改造，否定合作化运动，把整个形势说成漆黑一团等。

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完全肯定杨伟名是不现实的。

“平反昭雪”就让人皱眉了。任何一级组织都没有给杨伟名任何处分，“平反”从何说起！

1987年4月，《户县志》出版，《怀感》附录于后，并加了编者按。

1995年7月，户县总工会干部仝德普出版了《乡村哲人》一书。该书后半部分以报告文学形式详细记录了杨伟名的生平和《怀感》的背景和价值。此后，报刊上有关杨伟名的文章其基本史实都引用了《乡村哲人》中的描述。

1997年第2期《共产党员》杂志刊登了雷敬轩、王一七的《户县三个党员来信的处理经过与反思》。

1998年3月，《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出版了《大国寡民》，附录了《怀感》。此后，他曾两次赴户县拜谒杨伟名，并建议户县以杨伟名的名字命名正在筹划中的户县图书馆。

一时间，关于杨伟名的文章遍及全国各地报刊。

历 史学学者雷颐在《令人震惊的“一叶知秋”》中说：“在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真正称得上‘光辉’的文献之一。在当代思想史上，这份文献应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 置。作者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阐述深刻生动，对社会主义‘阶段性’论述的精辟和‘先见’都令人叹止。”“杨伟名作为‘思想家’是当之无愧的。”

2002年7月，户县民间成立了杨伟名思想研究会，并决定召开有国内著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全国性的杨伟名思想研讨会，但是有关方面和领导人的沉默，终使研讨会成为泡影。

200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但这部书的出版，却费尽了千般周折。

关于杨伟名的评价，也许还有更为漫长的路要走。

近日打开网页，在一份文革中部分死亡名单中，我看到了杨伟名的名字。在那份50人的名单上，杨伟名列第36位，而第一位是当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杨伟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思想的光辉却照亮了一个民族。

他是共和国大地上的一棵小草，但我们应向他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