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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笺证》的八大学术特点
六，收集、引证有关的文学方面的评论资料，可使读者对《史记》的文学性加深理解，并提高阅读文本的乐趣。
１，《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梁玉绳以为“阪泉之战”即“涿鹿之战”，黄帝只有与蚩尤作战，而无与炎帝作战之事。梁玉绳认为炎帝即神农氏，蚩尤反炎帝，炎帝无力征讨，黄帝乃助炎帝以败蚩尤。按：梁氏说与史公本文不合，应另作别论。凌稚隆引刘氏《外纪》云：“蚩尤为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禽蚩尤。”《集解》引《皇览》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袁珂曰：“炎帝兵败，又有炎帝的后裔蚩尤奋起，举兵为炎帝复仇，又在原来黄、炎作战的战场阪泉或涿鹿和黄帝开始了一场大战。黄、炎之战和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完全是同一性质、同一营垒的战争，既反映为神国两个系统诸神的大战争，又反映为两大部族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波澜壮阔，此起彼伏，历时绵长，比起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诸神在特罗亚城之战，并无逊色。”
２，《五帝本纪》：“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後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後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
袁珂曰：“舜的弟弟象，本来就是一头野生的长鼻大耳的动物象……舜服野象的神话，到后来就演变成‘舜服厥弟’了。在这里舜和二女都成了孝子孝妇，逆来顺受，毫无反抗地遵命去上圈套。在这里，神话性一点也没有了，二女的作用也看不见了，有的只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统治者的道德楷模。总之，舜服野象神话是最古的；舜在尧二女的帮助下和他那个傲狠弟弟象作斗争，可说是次古的神话；最后才是儒家之徒篡改神话为历史的家庭伦理故事。”
３，《项羽本纪》：“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
力拔山兮气盖世四句——朱熹曰：“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吴见思曰：“‘可奈何’、‘奈若何’，若无意义，乃一腔怒愤，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矣。”钱锺书引周亮工曰：“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歌数阕—— 一连唱了几遍。阕：段、遍。 美人和之——《正义》引《楚汉春秋》所载虞姬和歌云：“汉军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殆出于后人依托。《正义》引《括地志》云：“虞姬墓在濠州定远县东六十里。”按：今安徽灵璧县城东十五华里之宿泗公路旁有虞姬墓，墓前有一石碑，横额刻“巾帼千秋”。两旁对联为：“虞兮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向黄昏。”
４，《项羽本纪》：“项王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
乃自刎而死——李清照《项羽》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郑板桥《钜鹿之战》诗：“千奸万黠藏凶戾，曹操朱温皆称帝。何似英雄骏马与美人，乌江过者皆流涕。”按：韩信破项羽于垓下与项羽自刎乌江，在汉五年（前２０２）十二月。《集解》引徐广曰：“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生，死时年三十一。”又，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东南一公里的凤凰山上有项王祠与项王墓。项王祠建于唐代，其篆额“西楚霸王灵祠”六字为唐代和州的地方长官李阳冰所题。原祠有正殿、青龙宫、行宫等，祠内奉有项羽、虞姬、范增等人的塑像。祠前有一联云：“司马迁乃汉臣，本纪一篇，不信史官无曲笔；杜师雄真豪士，灵祠大哭，至今草木有余悲。”孟郊、杜牧、苏舜钦、王安石、陆游等均有题咏。１９８６年重修庙宇，巍峨壮观。祠后有项羽的衣冠冢，明人题曰：“西楚霸王之墓”。
钱锺书论项羽为人曰：“《高祖本纪》王陵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陈丞相世家》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至于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淮阴侯列传》韩信曰：‘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音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项羽本纪》历记羽‘拔襄城皆坑之’，‘坑秦卒二十余万人’，‘引兵而屠咸阳’；《高祖本纪》‘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骠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高祖本纪》于刘邦隆准龙颜等形貌外，并言其心性：‘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项羽本纪》仅曰：‘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至其性情气质都未直叙，当从范增等语中得之。‘言语呕呕’与‘（音恶）叱咤’；‘恭敬慈爱’与‘骠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嫉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分食推饮’与‘刓印不予’，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双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史记》写人物性格，无复综如此者，谈士每以‘虞兮’之歌，谓羽风云之气而兼儿女之情，尚粗浅乎言之也。”(《管锥编》)
５，《赵世家》：“（武灵王）犹豫未决，故乱起，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乎！”
锺惺曰：“武灵王规画始末止于强国，探鷇饿死与齐桓公‘尸虫出户’同一结局。若武灵王者，人臣之才略有余，帝王之识量不足。”沈长云等曰：“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一位名声显赫的君王，他统治赵国时期，进行了胡服骑射改革，出兵灭掉中山，向北方扩地千里，赵国历史进入最辉煌时期。在其功烈余荫下，赵惠文王东伐强齐，西败强秦，赵国成为东方军事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沙丘之变，武灵王之死，使生气勃勃的赵国活力顿失，强赵对秦的威胁不复存在，在秦赵对抗中赵由攻势转为守势，开始被秦国削弱侵夺。”俞樾曰：“《屈原传》叙事之中间以议论，论者以为变体，余读《赵世家》云‘以至父子俱死，为天下笑，岂不痛哉？’《魏世家》云‘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国不分者，二家谋不合也；若从一家之谋，魏必分矣。故曰君终无嫡子，其国可破也。’皆于叙事中入议论，与《屈原传》同。”泷川曰：“此法不创于史公，《战国策》已有之。不独《国策》有此法也，《左氏》《国语》引‘君子’、引臧文仲、引孔子者，亦皆叙事中间以议论者。”
６，《伯夷列传》：“遂饿死于首阳山。”
按：说伯夷为饿死于首阳山者始于庄周，其《盗跖》云：“伯夷叔齐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其《让王》云：“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早于《庄子》之《论语·季氏》只言其“饿于首阳之下”；晚于《庄子》之《吕氏春秋·诚廉》亦只言“至首阳之下而饿焉”，皆未云饿死。首阳山盖有多处，伯夷、叔齐墓遂也到处都有，大抵皆望风影附。如，今甘肃渭源县东南三十四公里有首阳山，山上有伯夷、叔齐墓。墓冢高七尺，直径丈馀。墓前有清代左宗棠题写的石碑一通，上书“万世之师”与“有商遗民伯夷叔齐之墓”。两侧另有陕西书法家王霖题写的对联一付，曰：“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横额曰“高山仰止”。墓后有始建立于唐代的“清圣祠”。
７，关于《卫将军骠骑列传》所写的卫青与匈奴的漠北之战。
杨慎说：“自‘日且入’至‘二百余里’，写得如画。唐诗‘胡沙猎猎吹人面，汉虏相逢不相见’；‘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皆用此事。”又引凌稚隆曰：“千年以来所无之战，亦千年以来所无之文，而骚人墨客共得本之以歌出塞、赋从戎，未尝不令神驰而目眩也。太史公绝世之姿，故《汉书》不为增损一字。”又引茅坤曰：“青武刚车之战，气震北虏，而去病斩馘虽多，非青比也。太史公特抒愤懑之词，无限累欷。”又曰：“大将军此战极为奇绝，以不得并骠骑益封，故太史公尽力描写，令人读之凛凛有生色。”
８，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孙月峰曰：“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又曰：“凡文字贵炼贵净，此文全不炼不净。《中庸》称‘有余，不敢尽’，此则既无余矣，犹哓哓不已。于文字宜不为佳，然风神横溢，读者多服其跌宕不群，翻觉炼净者之为琐小。意态豪纵不羁，其所为尽而有余。”又曰：“粗粗卤卤，任意写去，而矫健磊落，笔力真如走蛟龙，挟风雨，且峭句险字，往往不乏，读之但见其奇肆，而不得其构造锻炼处。古圣贤规矩准绳文字，至此一大变，卓为百代伟作。”孙执升曰：“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原评云：史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作《史记》一腔抑郁，发之此书。识得此书，便识得一部《史记》。盖一生心事，尽泄于此也。纵横排宕，真是绝代大文章。”(《评注昭明文选》引)
９，司马迁与《史记》。
鲁迅说：“（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汉文学史纲要》）毛泽东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意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李长之说：“常有人说中国没有史诗，这仿佛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大憾事似的，但我认为这件大撼事已经由一个人给弥补起来了，这就是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司马迁的受刑，在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太大的不幸，然而因此他的文章里仿佛由之而加上浓烈的苦酒，那味道却特别叫人容易沉醉了！又像音乐中由之而加上破折、急骤、悠扬的调子，那节奏便特别酣畅淋漓，而沁人心脾了！”（《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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