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为什么会出现黑五类现象

焦国标：为什么会出现黑五类现象2010-09-17 07:38 黑五类贱民现象，在中国不以为非、不以为罪地合法存在了三十五年（1949-1984）。这一罪恶和苦难涉及的人口超过1亿人。编了两个多月的《忆旧》，我不幸地发现，研究这个问题的学者和文章实在太少了，网上能搜索到的也就三四人篇而已。李若建教授和他的《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研究初步》，杨奎松教授和他的《新中国土改背景下的地主富农问题》，属于这三四人篇中的扛鼎之人和之作；而李教授文章中探讨四类分子现象的社会成因部分，则更是我所浏览到的绝无仅有的几段探讨前后持续了35年、使上亿人蒙受苦难的丑恶现象的社会政治文化根源的文字。

李教授的这几段论述，恐怕至今仍然局限在有限的学术圈子里。今天我做一回学术掮客，把它从学术圈扛到更普罗的读者面前。当然，这里的一些尖锐措辞是我的，不是李教授的。这一点是需要告知读者诸君的。

黑五类现象固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然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绝非它的唯一根源。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一样，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可是那里却不曾存在大规模的类似中国黑五类的政治贱民群体。这就说明，黑五类现象是中国固有传统文化根性和国民性上长出的一个特有的巨型社会政治肿瘤。

首先，中国本来就是一个惯于制造贱民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像印度那样有一个庞大的贱民阶层，可却从来不缺贱民群体。 中共建国后，二流子、破鞋、吸毒者、赌徒、地痞流氓、小偷小摸等等被新政府认定为新的贱民阶层，不问现状，不加审查，全都列入特殊户口管理，可以任意剥夺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部分人被歧视、受欺凌，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黑五类现象之所以能在中国存在30多年的社会传统基础。

其次，毛泽东工具主义的政治逻辑制造了黑五类贱民。毛几十年的革命运动，总体说来是属于工具主义的。说白了就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主义。几十年来，无论中国社会的哪个阶层，毛泽东要用它时就抓来或哄来一用，用过随手就扔，甚至随手就杀。中共立国前，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可是“一阔脸就变”，拿到政权马上翻脸。建国以后，中共对四类、五类分子的政策和态度也是屡随其政治需要而改变。想整就整一阵，想松就松一阵，无法无天，目中无人，完全由着自己的政治感觉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个案是六十年代初山西平陆“61个阶级兄弟”中毒和抢救事件。61人有不少是地主富农子弟，还有个别是反革命家属，他们当然不是阶级兄弟。可是为了“做文章”的需要，为了突出社会主义中国的阶级兄弟之爱，这些出身不好的人的家庭成分都被填成下中农或中农，暂时享受了阶级兄弟的待遇。可事件过后，他们又全部被恢复了原来的家庭成分。曾经享受一时的阶级兄弟待遇，在后来的阶级斗争和文革中都被“倒找回来”——有的被毒打致残，有的被迫自杀，更多的是娶不到老婆。

再次，追求非法的社会稳定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从土改起，制造敌人就成为毛控制中国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单位都制造出一小批敌人，然后让每个村子、每个单位内的大多数人与小少数人彼此为敌，于是中国成为无数个内部自成敌对关系的小国，于是中南海就在这无数小国的内战中享受着惬意的稳定统治。每个村子、每个单位的大多数人都高度戒备，避免自己进入敌对的政治贱民群体。黑五类虽然人口数量很大，但相对于全体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少数。在黑五类贱民蒙受苦难和屈辱的同时，百分之八九十的其他中国人仍然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相对幸运的，因此对社会也是相对满意的。既然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感到相对满意，这个社会能不稳定吗？

第四，寻找替罪羊的倾向制造了黑五类政治贱民。寻找替罪羊倾向是人类的普遍天性，而在毛泽东的中国，这种天性发挥到极致。1979年四类分子评审摘帽时，有些农村干部主张：“东庄留个地主，西庄留个反革命，到时候拿出他们来镇唬镇唬。”这表明，四类分子已经成为农村干部以杀鸡吓猴方式统治农村的那只鸡。70年代李若建教授所在的那个村子，某年春耕时节，许多农民在一个集市日去赶集而不到集体田里劳动，驻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员大为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可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批斗大会，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们的儿子代替。”“批判老地主的效果很显著，农民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农民不出工去赶集，是对大集体消极怠工的一种表现，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黑五类就是这样的替罪羊。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万事一收拾黑五类就大吉大利。

四类分子摘帽前，地富分子死了，子女要接班改造。一些公社、大队开会时，煮饭、取暖用的烧柴全靠四类分子无偿背来，老子死了，儿子继续背。地富子女成为某些特定领域的生产主力军，离开他们，社会几乎无法运转。某些偏远地区，马帮的驿道维修主要靠四类分子。1979年四类分子摘帽后，无人负责维修，道路状况迅速恶化，摔死摔伤驮马的事故频繁发生。中国社会已经离不开政治贱民。今天，社会底层贱民的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当年的四类分子阶层。当年社会对四类分子的歧视与冷漠，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对象改变了，比如变成对贫困者和对农民工的冷漠。今天的北京，引进的海归或其他人才，孩子可以马上入学，可以参加北京中考、高考，可是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却长期上不了学，现在可以在北京上小学了，却仍然无法在北京参加中考、高考。中国啊中国，你不制造贱民就无法显示你的文明和强大吗？

原载《黑五类忆旧》第4期
五柳村2010年9月16日收到